在刘兴离开的那一年，另一名年轻的登者走进了梦幻高山团队的世界。国内登山者从未听说过他的名字。“我自己认识的，在香港会自己去阿式攀登的，可能十个都没有,”Ken说，'Stanley(吴茄)已经是全香港在阿式攀登方面(数一数二)确实是一哥。”

Ken与这名“香港阿式攀登一哥”的相遇看似是一次偶然的巧合，却是命运中的必然。2018年初，Ken来到双桥沟冰，这已经是他的第四个冰季了。这一天，Ken和阿左、昊昕等人来到一条叫作“翅膀”的冰瀑下训练。他们看到“翅膀”上竟然有人在攀爬。一名身手矫健的攀登者正在上面领攀。Ken兴奋地发现，这帮攀冰者竟然都是香港人。从香港地区来四姑娘山攀冰的人极少，而在同一天、同一条冰壁下巧遇老乡更是罕见。最让Ken惊讶的是--“啊，你们竟然认识。”--阿左和其中一位攀登者竟然还认识。

早在半年前，阿左和昊昕正在岩馆为幺妹峰备战的时候，他们就认识了来自香港的Halu(吕思)。当时Halu和朋友慕名来四川攀登四姑娘山的玄武峰。下山后，他们来到成都，在网上找到了一家岩馆练习攀岩，就这样遇见了正在训练的阿左和昊昕。Halu对阿左说，今年冬天我们还来找你们攀冰。半年后等Halu和朋友再来到四姑娘山攀冰时，阿左和昊昕已经登顶了“蜀山之后”，并在中国登山界名声大噪。“我心里戚戚焉，竟然能够认识到那么厉害的高手。”Hal后来回忆道。

一番交谈后，Ken终于把这前因后果串了起来。他这才知道，刚刚那名身手矫健的攀登者叫Stanley。与Halu相比，这名长着娃娃脸的年轻人话不多，比较沉默，可一旦聊起自己的攀登经历时，他又变得热情洋溢。听Stanley讲起在霞穆尼的登生活，大家羡慕极了。Stanley比阿左还要小三岁，却已是一名有着丰富攀登经验的登山者--从阿尔卑斯山到喜马拉雅山，从海拔2000米的技术路线到海拔6000米的大山。这似乎是一名水平不亚于阿左的高手。“当然内地也有很多很牛的人。当时我看到一个这么厉害的香港同乡，我就有一点崇拜的感觉。Ken说。

Stanley是一名充满热情而纯粹的攀山者，正如他在脸书上的签名，“I am a climber, nothing more and nothing less.”(我是一名攀山者，仅此而已。)Stanley的攀登生涯和任何一名自由攀登者都不太一样。17岁那年，家里人把他送到英国上学。这名香港少年拎着半满的行李箱，尝试融入英国社会。他住在英格兰南海岸的寄宿家庭，说着支离破碎的英语，过着孤单的生活，性格也变得沉静。一年后，他考上了华威大学的系统工程专业。在课余时间，他背上背包畅游欧洲各地。“旅途上往往只有大自然带给我最大的感动与共鸣，而人所给予我的是无限的疑惑。”Stanley写道。与复杂的国外社会相比，反倒是与自然之间的对话，滋养了这名少年孤独的心。

Stanley刚上大学就接触到了野外攀岩，很快就成为一名崇尚技术的攀山者(港、台地区把登山称为攀山)。他的攀山启蒙之地是苏格兰。苏格兰山区的海拔只有2000多米，但到了冬天多变的海洋性气候造就了群山中复杂的技术地形，山里还时常出现暴风雪与白茫天气。恶劣的环境与高难度的技术地形淬炼出了许多像老布、米克·福勒这样的世界级登山家，而这名初次接触攀登技术的中国少年却在苏格兰山区苦苦挣扎。他和搭档又飞去法国的霞穆尼小镇精进技术。他懵懵懂懂地来到世界登山胜地。

“第一次来的时候，真的看那些山，那些冰川，那些很恐怖，你没有信心，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种恐惧感反过来变成我的动力。”Stanley说。

在之后的几年里，他频繁来到苏格兰、北威尔士和阿尔卑斯山攀登。他在山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他在登山小镇的生活也极其简单。只要有面包、浓缩咖啡和一点啤酒，就可以度过数个月。旅行、攀登、冒险成了他生活的重心。他对山野与浪漫主义充满了向往，同时山野与浪漫主义又塑造着他的生活。他几乎没有为生活发过愁。他的父母在香港开一家宠物用品店，大哥在法国读书，全家人过着较为富裕的生活。

在兄弟俩小的时候，他们最爱听父母讲述年轻时背包旅行的故事:在荒野中徒步去看天葬，在恒河边目睹人们在上游烧尸、下游洗澡，在喜马拉雅山上得了高山症，又在深山中听见老虎的长啸。这个故事里的完满结局是，爸爸妈妈在旅途中相识，又靠着穷游的方式经历了一段又一段惊险的旅程，最后走到了一起。他们回到香港后，靠着自己的努力闯出一片天地父母的故事从小就根植在Stanley的心中。他时常骄傲地对朋友说，他的父母也是背包客。直到有一天，他眼中的母亲变了。

在他18岁那年，母亲找来一名算命师，改掉了父亲、哥哥和他的名字。从此，“吴家傑”成为“吴茄”，而父亲的新名字复杂到他始终无法准确地记住。他心目中的母亲，从未这般迷信过。新名字刚用了三年，算命师又有了新的预测。那一天，算命师坐在他对面，警告他不要从事任何高危登山运动，不然会有性命危险。他觉得这很荒谬。无奈母亲也在一旁，他只好先口头敷衍着与算命师的对话，满脑子里尽是他“未完的攀山计划”

Stanley喜欢那种在山上的感觉。在极度寒冷的攀登过程中他四肢僵硬、浑身颤抖，头脑却必须保持冷静，因为攀登愈逼近自己的极限，就越没有犯错的余地。即便是到达了顶峰，路程不过是刚刚过半。登顶带来的短暂兴奋过后，他必须忍受着极度的疲倦，沉静心神，竭力坚持到下山。待回到镇上的青年旅舍，他往往会拖着酸痛的身躯，气若游丝地走进公共浴室，打开淋浴，再合上双眼，感叹过去36个小时是如此漫长。这就是他的攀登生活。痛苦、疲倦、危险的攀登生活。“无奈，这是我最为热爱的事情。” Stanley写道。

Stanley总是无法向母亲解释清楚，他到底有什么理由必须冒险攀山--他当然解释不清楚，两百多年来没有人能清晰地说出人类为什么热爱登山。他最爱的攀山就像个钉子，死死地锲在了原本坚如磐石的母子情感中，锲出了一道无法弥合的裂隙。母子每争吵一次，这钉子便加深一分，裂隙里也多了几道蛛丝密布的缝。每每此时，他的契妈就成为填补这裂隙的介质吴茄磔刚出生时，有人告诉他的母亲，这个宝宝注定命运多舛，最好上契，找个“契妈”(干妈)，用她的八字改变孩子的命数。母亲起初非常抗拒这个说法，但转念一想，宁可信其有，为了儿子一生的平安，只好硬着头皮去求自己的老同学。从此，吴茄便有了个契妈。也许，这就是母亲迷信的源头。

找契妈、改名字、算命理、阻止他攀山，随着母亲越发执迷，Stanley也越来越失望:这还是那个独立、自由、充勇气的母亲吗?他不明白，为什么母亲一定要听算命师的话。她也不理解，儿子为什么为了攀山，竟执拗到不惜伤害自己。攀山再重要，能有母亲重要吗?

“父亲、母亲与高山、汪洋同样是我生命里不可或缺的元素，前者赋予我生命，后者给予我存在的意义,”Stanley后来解释道，“倘若要我跟随她(算命师)写下的剧本，不再去挑战这崇山峻岭，不再去置身于那浪涛之中，要我放弃与之的交流，拒绝去感受它脉搏的跳动，我将会失去那份让我活着的平静。”

到了后来，他与母亲之间除了争吵，便是一些在他看来可有可无的对话:“--吃了吗?--嗯,--工作还好吗?-嗯，--没有生病吧?--没,--不缺钱用吧?--嗯。”后来他与母亲最有效的深人交流不是面对面，而是通过文字。母子之间开始用几千字的长邮件往来，这是他们唯一能心平气和的沟通方式。

本科毕业后，Stanley又在华威大学读了一年硕士。等到毕业的时候，他已经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攀山，甚至为此没有参加毕业典礼。母亲的反对与算命师的预言，似乎给了他许多个义无反顾地去攀山的理由:逃避不可理喻的家庭，沉浸在单纯的大山，证明唯有自己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他学会了逃避。旅行是一种逃避，冒险是一种逃避，攀山也是一种逃避。2015年秋天之后，Stanley又多了一处可以逃避的地方，台湾。

Stanley在台湾旅行时，认识了台北姑娘Mandy(沈季桦)从那时起，除了一年四季的攀山计划之外，Stanley的生活轨迹几乎就是往返香港和台湾两地。在Stanley的熏陶下，Mandy也开始尝试攀岩。他们还在台湾垦丁认识了一帮可爱的朋友。垦丁没有高山，却有让Stanley忘记烦恼的大海。他喜欢那里的阳光，沙滩与海浪。他说那里是他的第二个家。

他在香港的家是个一室一厅的屋子，位于九龙半岛最繁华的太子地区。他习惯把这间屋子称之为“studio”(工作室)。工作室里有间一两平米的储藏室，里面堆满了他的各种攀山装备。几乎与储藏间同样大小的卧室里放着许多书籍和一张床铺。台湾和香港的朋友时常在客厅里喝酒、聊天。玩累了，他们就在客厅里睡到天亮。这间工作室离父母的家有半小时车程。半小时足以避开他与母亲的争执。

2015年底，一家四口人在哥哥结婚之际，来了一趟难得的日本家庭之旅。这逼得他必须时刻面对母亲的耳提面命。他好不容易熬到了这趟旅行的末尾，没想到母亲竟然先爆发了。母子在机场争吵起来。后来Stanley在一封写给母亲的家书中回忆道:“当日本的旅程结束时，连最后沟通的平台也瓦解了。你在机场情绪失控，说你究竟做错了什么，让我对你的态度如此恶劣，我无言以对，面对这样的你我已经揪不起任何情绪，冷言呼敷数句就不想多作理会。”他一度以为，只要消极对抗母亲的态度，只要自己对攀山保持恒久的热爱，似乎就可以逃避一切，直到算命师再次做出了新的预测。

2016年1月的一天，母亲把这个预测，告诉了刚满24岁的儿子，就好像下达了最后的通牒。也许这是Stanley人生中最灰暗的时刻。如果说在此之前他和母亲还维系着一丝微弱的情感纽带，这纽带在这一刻便啪的一声崩断了。Mandy说，那一天Stanley眼神空洞地回来，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情。到了晚上，他哭了，哭得很惨。

原来，母亲坚决不让他再攀山了。这次母亲有了个绝不退步的理由。算命师预测道，如果Stanley继续攀山，他将在27岁时--2018年12月3日至2019年12月3日期间---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