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nley从未如此伤心过。“他最在乎她为什么要相信她(算命师)，然后让这个人来左右他的未来,”Mandy说，“他不明白。”或许最让Stanley崩溃的是，他的妈妈，曾经那个自由、独立、务实的妈妈，竟然如此轻易地决定抹杀他一生中最热爱的事情。

几天后，当他和女友回到位于太子的工作室时，房间大门上贴着一张逐客告示。他愣住了。一周后，Stanley离开了香港:来到了欧洲。这又是一场逃离。他很想念这个家，但是他不能再回去了。一个月后，他给父母写了一封4000字的长信。他在信中写道:

这封家书的落款是他原本的名字，吴家。他更喜欢这个旧名字。这个名字里承载着他最纯真的记忆。

算命师的无稽预测让他忌惮，却没有让他恐惧，更不会因此改变自己的生活轨迹。如果他在27岁时真的会在攀山过程中莫名其妙地死，那就死吧。对于Stanley来说，不去才会死。他最常阅读的一本书是《不去会死!》，一名日本旅行者辞去高薪工作，骑车环游世界的故事。他时常拿在手边的另一本书是《阿拉斯加之死》(台版书名，中文版为《荒野生存》)，一名美国青年从名牌大学毕业后，抛弃一切，孤身前往阿拉斯加，在山野中寻找自我而死的故事。如果三年后真的会死，Stanley宁可死在路上。他写完这封家书后，又在脸书上建个公共主页，戏谑地把它命名为“Don't Freak Out, Mom!”(别吓坏了，老妈)!他在笔记本电脑里写下游历冒险时的见闻与思索，再选其中若干篇文章发布在公共主页上。

Stanley总是在每次旅程之后写下一篇文字。他的笔记本电脑里面保存了所有文字的草稿。其中每一篇，包括他在脸书上发布的那封4000字家书，都经过反复锤炼、字斟句酌。他喜欢华丽而繁缛的文风，还喜欢造词，或许是受到他读过的张爱玲早期文字的影响。他的英文表达早已纯熟，但中文书写常常出现错别字，因此女朋友时常会帮他校对。他希望能把自己写过的文字结集成书，等到时机成熟再出版。可是，他经历的故事越多，文章也越攒越多，时机似乎永远都不成熟。

在城市里，Stanley的日常除了去岩馆抱石，就是带着笔记本电脑，找一家咖啡馆看书，撰写、整理未来某一天或许会出版的文集。在女朋友眼中，他似乎是个“很有距离感的人”除了攀山的圈子，陌生人很难走进他的世界。在与中学同学聚会时，听着他们聊些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他听不下去、也聊不下去。他就安静地坐在旁边”。

他的浪漫主义气质从他的生活渗透进心灵，进而成为他的思考原点。他的理想简简单单，甚至可以说是没有理想:和熟悉的朋友们待在山上，攀登、旅行、喝酒、聊天，爬上一座又一座山峰。即便是当女朋友问到他们两个人的未来规划时，Stanley的回答也如出一辙。“想要带我看他走过的全部世界。他说哪里多棒啊。我们就去白朗峰(勃朗峰)。你可以做什么工作，我可以做什么工作。我们不用赚很多钱。我们可以在一起总之他就是像我讲的这种很浪漫的人,”Mandy说，“但是对我来说，怎么可能说走就走?真的赚得到钱吗?我们怎么活下去?”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Stanley这样衣食无忧、没有顾虑的生活。每次与男友度过了一段美好而浪漫的旅程之后，Mandy就要回归台北朝九晚五的繁忙工作中，“你会觉得跟这个人在一起，常常听起来很棒，心里会有憧憬，但是久了之后会争吵”Stanley从香港逃离后，一度过着他理想中的生活。在之后的半年里，他和女朋友、家人几乎没怎么联系。就连为数不多的联络也大多都是争吵。他在一封信中总结道，这半年里“舍弃了身边的所有，头也不回地跑到法国的阿尔卑斯山脉。在那高山峻岭中追逐梦想，颠簸了半年，把自身的界线推到一个意想不到的高度，将梦想化成现实，但我却不知何去何从”

有一天，Stanley浪游到土耳其，坐在海边，望着火，冒出个荒诞而大胆的计划:从伦敦一路骑自行车到香港，再到台湾。这段路程长达16000公里，接近地球赤道周长的一半。或许是《不去会死》的故事启发了他，或许这又是一段拓宽视野、认知世界的旅程，或许是他想用这种大胆的方式感动女朋友，挽回这段岌岌可危的感情。无论如何，他真的去做了，并且像往常一样，说到做到。

他从英国朴次茅斯港口出发，坐轮渡到法国，之后平均每天骑行三四百公里。他骑过法国的港口与村庄，骑过暴风雨与风和日丽，骑过夜晚和黎明。坚持不住的时候，他就自言自语地念叨着，多骑一会便好了，再多翻越一个山丘，再扛一会……他又继续往前骑，经过土耳其的清真寺、哈萨克斯坦的热情人家与无垠草原、俄罗斯零下25℃的冻土、狂风与极寒,他终于骑到了中国境内，进入了新疆，来到了乌鲁木齐。他在半年里，跨过了11个时区，双脚踏过了小半个地球。由于家人的强行召唤，他被迫中止了这段历经风雨的旅程。他和女友的感情依旧时好时坏。所谓的感动女友，最终不过是感动了自己。

他回到了熟悉的香港。他觉得这钢筋水泥格外陌生，摩肩接踵的行人比他去过的荒漠更显冷漠。“我喘不过气，感到窒息。”他说。他回到阔别已久的工作室，把行李丢在地上，在沙发上疲惫地昏睡过去了。

在回港后的10天里，Stanley依旧沉浸在在路上的生活，过了很久，才逐渐从旅途过后的情绪中平复下来。他开始反思过去几年的生活。他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渴望自由却不懂何为自由的小屁孩，抱着满脑子的浪漫主意，误以为背起背包就可以获得真理。然而当一段段逃避性质的旅行结束，他只感到了虚无。唯有攀山，攀山让他发自内心地感到充实而快乐。

“我回到香港，我看看城市里边，什么都没有，只有大楼。身边没有一群人跟我分享我喜欢的东西，阿式登。”Stanley后来说，“我尝试写，在网络上建立了一个平台，分享我的故事解释一下这边是什么样的世界”。

他又在脸书上建了个新的公共主页“多走半步”，写写在路上遇到的人，写写他的冒险，写写他的攀山与生活。自从他沉浸在攀山的世界以来，他已经在欧洲的群山中历练了上百次。他的攀山生活就是在阿尔卑斯的山峰与霞穆尼小镇中游荡，重复前人的经典路线，没有固定的攀山搭档，也没有明确的攀山目标。直到他在他的攀山偶像、世界顶级登山家乌里(UeliSteck)的纪录片中，发现了一座山峰。乌里说，喜马拉雅山脉中的乔拉杰峰(海拔6440米)的北壁，就像是喜马拉雅版的艾格峰北壁。Stanley的心被这句话--或者说这座山峰--击中了。

艾格峰北壁是阿尔卑斯黄金时代最艰险的三大北壁之一而喜马拉雅山脉则云集着这个星球上最宏伟的山峰。乔拉杰峰北壁似乎结合了阿尔卑斯山的险峻与喜马拉雅山的雄壮。他翻阅了所有能找到的关于这面北壁的资料，比对了多张照片之后，认定自己能开辟出一条新的路线。他立即约好搭档，整理好装备，一周后就来到了尼泊尔，徒步走进喜马拉雅山。

在适应这稀薄空气的同时，Stanley和搭档计划先爬两座难度不大的6000米级山峰。这两座成熟的商业山峰，岛峰和罗布切峰，被当地人称为徒步山峰(TrekkingPeak)。顾名思义，这些山峰技术性不强，有的甚至徒步就能走上去。对于Stanley来说，这倒是个不错的开胃小菜。纵然他攀登了上百条阿尔卑斯山的路线，却几乎没有上过真正意义上的高海拔。为数不多的一次是在五年前。他在印度列城，爬了一座6000米入门级山峰浅尝了高海拔攀登的体验。这天傍晚，Stanley和搭档正窝在岛峰营地的帐篷里，只听见帐篷外又来了一支队伍在这里扎营起初，他并不以为意。等到夹杂着粤语的话音透过帐篷传到耳边时，他才努力爬出睡袋，拉开帐篷的拉链，探出脑袋张望。Halu是一名田径出身的竞技运动员，曾在国际大赛上拿到过不错的名次。前不久，他刚结束了长达八年的竞技生涯，尝试转型成为一名登山者。他和朋友来喜马拉雅山放松心情，刚走到岛峰下的这处营地，一顶帐篷早已孤零零地在这里扎营了只见那顶帐篷的拉链突然拉开，一个小脑袋探出来，还是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亚洲人。更让Hal等人惊讶的是，这名山者竟然和他们一样操着一口流利的粤语。Stanley和Halu就这样偶遇了。两个人简单聊了一会儿。待天边的火烧云烧得正旺，黑夜将至，阵阵寒风从珠峰的方向袭来，两个人又躲回各自的帐篷里，回归到各自的生活轨迹中。

Stanley和搭档刚来喜马拉雅的时候还是深秋，等他们在山中不停地爬上爬下了两个月，山里已然是寒冬了。他们完成了两座简单的6000米级山峰，在正式尝试终极目标乔拉杰峰的前夜，搭档突然食物中毒，这次精心准备的攀登计划提前结束了，Stanley不甘心，独自攀上乔拉杰峰北壁，可他只爬了不到300米就退下来了。他们没有再往上爬，取而代之的是，在附近一座6000米山峰(Kang Chun，海拔6063米)的东山脊上开辟了一条新路线。

这条新路线所带来的成就感远不如乔拉杰峰，但却是华人登山者在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区开辟的仅有的几条新路线之一乔拉杰峰的攀登计划则埋藏在Stanley的心底，成为他未来几年的攀登目标。每当他想起那名有些腼腆的瑞士攀山家念叨着乔拉杰峰的攀登过程，“当下我手心冒汗，心跳加速。这不单是我的梦，亦是他的梦，在瞬间仿似和他的灵魂系上了羁绊”

Stanley回港后和Halu保持联络。Halu曾在成都的岩馆邂逅了阿左与昊昕，约定好了冬天去四川四姑娘山攀冰。Stanley慕名四姑娘山许久，也加入了这支前往四川攀冰的香港小分队，并成为这几名香港登山爱好者的攀冰教练。当他对身边的朋友们提起要去四川攀山时，朋友们还有些莫名其妙:为什么要去四川攀山?为什么不去西藏呢?四川有山吗?对于这些问题,他也只是一知半解。

2018年春节，Stanley收拾好装备，来到香港机场。这还是他头一次不带护照就去攀登。他有些恍惚，我真的是要远行吗?对在国土拾起冰斧的概念依然感到一点奇妙。

从香港到成都的航程只有两个多小时。Stanley等人走出成都双流机场，面对着来来往往的黄皮肤、勉强可以理解的四川普通话，他们觉得这片土地熟悉又陌生。从机场到青年旅舍的路上，他望着车窗外繁华的成都街道市井，却思索起200公里外的四姑娘山区。那里的山峰以及山峰上的攀山者更吸引他 --

“在思绪中，再次纠结在中国登山界的定位问题上。他们对'山’的取态和视野距离国际到底有多遥远，还是另一场犹如国王的新衣般的闹剧，陶醉于媒体褒彰出来的伪装，仅尝他的温柔，却无视他之残酷，止步于探索之前。他们对高度的追求过去没有?在难度方面的追逐他们又达到了什么程度?这片土地的发展潜力会有多大?以上这一切之上，最大的碍力是什么?”Stanley写道,“我欲要寻求一个答案，一个我想看到的答案。”

在Stanley的观察中，港台地区的主流社会普遍认为一座山的高度决定其难度，珠穆朗玛峰等 8000公尺山峰的登活动才是大众宠儿。唯有“阿式攀登”反其道而行之，真正带领着整个运动前进。他所谓的“答案”，与其说是探究阿式攀登文化在大陆地区的发展程度，不如说他隐隐渴望此行能遇到几名像他一样对阿式攀登充满无限热情的青年攀山者。

我需要更多，不是训练，不是技术，反过来是身边的一个搭档，那个是最重要的部分。”Stanley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