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幻高山团队以成都为中心，聚拢了众多新生代的自由攀登者。在同一时期，距成都市区20公里外的温江，自由之团队也在为李宗利那个疯狂的计划而齐心协力。

自由之巅的90后小教练们从李宗利那里学到了一切，唯有一样他们还没有学到 ---自律。仅凭这点，李宗利确实有些骄傲的资本。即便他早已告别竞技运动员生涯十多年了，但还是保持着对自己严苛的要求:每天晚上9点准时关掉手机睡觉，起床、吃饭、训练时间精确控制，即便是他最爱喝的酒，喝到一定量之后，说停就停。

李宗利决定在2018年秋天和小海重返贡嘎山，他又把平时那股子狠劲儿全都加倍地用在了训练上。他为自己和小海制订了三个阶段的计划。第一阶段，力量训练。在头两个月里，他坚持负重深蹲、卧推等器械力量训练。过度训练导致严重的乳酸堆积，他时常因肌肉酸痛而下不来床。李宗利的母亲不懂训练，但还是能明显地感受到儿子对自己的狠。儿子在外面吃饭越来越吃不饱，她就给儿子包鲜肉饺子。“这么大个儿，一早上就要吃20个!纯肉的!”李宗利用手比画着一只碗。

第二阶段是耐力训练。他每天都坚持要跑个10公里，风雨无阻。在小海看来，老师有时还会给自己增加训练量。李宗利希望自己的身体能像瑞士手表一样，每一秒都精确无比，每一分都全力以赴。在攀登前两个月，李宗利发了一条让大多数国内攀登者都摸不着头脑的朋友圈:“现在基本进入一个平衡的状态中，提高和突破可能需要更多时间的训练。而体重的消耗在65(公斤)的时候处于有结余的状态，64的时候身体需要供给才能继续。而极限攀登时需要增重3公斤左右，达到67时应对24个小时以上的攀登应该可以胜任。”若是把身体当作极限登山中最强大的装备，那么他已经把这件装备的重量调试到了以斤为单位。在高山上，每多一斤都是累赘，每少一斤都会更快。而更快，就意味着更安全。

第三阶段是海拔适应训练。他利用带商业登山活动的机会在最后两个月里攀登了四川日果冷觉峰、青海阿尼玛卿峰、新疆博格达峰，并以此适应海拔高度。博格达峰是他阿式攀登精神的起源地。他还在这里死过一回。2013年，他在博格达三峰攀登时坠落了400多米。当他被救援队找到时，整个人奄奄一息:右肺部受挫，右膝盖韧带拉伤，双脚麻木，左臂严重擦伤。多年以后，他又在这座历经死亡的山峰上涅槃重生。李宗利在新疆博格达峰上扎营了15天后，又和小海来到四川雀儿山。他们在顶峰下的平台上宿营了三天，只为了适应海拔6000米的高度。在这白雪茫茫的冰原地带，没有手机信号，没有人烟，师徒俩只能靠闲聊打发时间。“我们俩把能聊的全都聊完了，有的甚至聊第二遍了。没啥可聊的了,”小海说，“什么都聊，男人、女人、钱、车子，什么乱七八糟的话题都聊了。

李宗利和小海从雀儿山下来的时候，已经准备好了再次面对贡嘎山的压迫感。李宗利认为自己的体能达到了空前的状态，“我的力量达到身体重量的150%的强度”。一周后，自由之的兄弟们已经遍布在贡嘎山的北壁:二师兄华枫等人在海拔4050米的大本营驻守，小师弟阿楚等人在海拔5050米的一号营地接应，大师兄小海和老师李宗利向贡嘎主峰发起冲击。他们选择了贡嘎山北壁转东北山脊的路线。无论是这座山峰的海拔高度，还是攀登路线的体量--足足2500米长的技术路线，相当于爬完一座幺妹峰之后，还要再爬一遍，此时距顶峰还有几百米--均为自由攀登者有史以来挑战过的最宏大的路线。

真正的攀登从一号营地开始。从一号营地到二号营地的路线相对“轻松”。从二号营地到三号营地是60度至75度的雪坡。这个坡度在非登山爱好者看来近乎垂直。这段路全程由小海领攀。这一晚，他们又来到了海拔6700米的三号营地。李宗利回想起了两年前险些把他们吹落千米悬崖的飓风，“我们只能挖挖到足够深，也足够平……我们不可以有一点疏漏，一定要确保万全”。大本营、一号营地、二号营地、三号营地，每天上升900多米，李宗利和小海几乎没有贪恋多余的时间。10月18日凌晨5点左右，他们从三号营地出发，冲向顶峰。

他们在黑夜中出发，从凌晨一直熬到了天亮。阳光照射在宏伟的山体上，连绵数百公里的山川都被贡嘎山的庞大山影所笼罩着。贡嘎倒影所在之地，皆为蜀山之王的国土。有那么一段时间，李宗利甚至认为蜀山之王是“平和的，让人接近的”很快，暴君就露出它的真正面目。

下午，风势渐大，漫天雪雾，能见度不足50米。这狂风中还夹杂着雪粒，钻进登山者身上的每一处缝隙。李宗利和小海越逼近顶峰，体能消耗就越大。到后来他们都有些退意。趁着停下来喝水的间隙，他们讨论着还要不要继续爬。一番商讨后,师徒二人反而变得更加坚定，“虽然时间有一点晚，但是我们绝不动摇，我们来这里的目的和这几年以来的准备都是为这个”。他们顺着山脊继续往上爬，爬到了贡嘎山的肩膀上。脚下的路越来越窄。所剩无多的体能还在消耗着，他们的速度越来越慢。他们爬到了贡嘎山的脑袋上，看到左侧出现了巨大的雪檐。他们知道顶峰近在咫尺。此时的能见度不足20米。他们看不清前方的路，只能在白茫茫的天气中坚定地往前走。走着走着，前面的路反而变得平坦起来。他们走到了这条路的尽头。下午4点45分左右，他们发现四周已经没有更高的地方了。

李宗利一屁股坐在顶峰上，疲累得完全说不出话来。喘了一会儿后，他和小海轮番拿出赞助商的旗子拍照合影。风太大了。小海刚拿出一面旗子，就被风吹跑了。李宗利站在了顶峰上，反而有些焦虑。这里的能见度太低了，他们很难通过照片证明自己登顶了贡嘎山主峰。他尝试用手机软件测量海拔，“但是我尝试了很久失败了，气温太低了我的手机很快关机了”。李宗利对小海说，你需要把我们四周的情况录下来，否则没有人能看清我们登顶没有。

拍摄完毕后，李宗利和小海立即下撤。再过两个小时，天就要黑了。在狂风四起、空气稀薄、体能消耗殆尽的寒夜里，贡嘎山上危机四伏。这是他们冒险冲顶的代价。他们太疲倦了，李宗利双腿发软，极度虚弱，每走三五步就要停下来喘口气，再休息个10分钟。山上的高空风就像刽子手手中的刀片一样把他们活剐。雪粒就像鞭炮一样在他们的脸上爆开。他们摸黑往下攀爬，不知道下降了多久，始终找不到海拔6700米处的三号营地帐篷。最后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回不去了。就在这时，李宗利的视线中只有一片模糊的白色。他失明了。

李宗利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他担心情绪波动会带来恐惧，而恐惧则会带来更致命的危险。他想起来刚刚路过的两块大石头，或许可以躲在那块大石头下挨过一晚。小海并不认同老师的看法。他执意撤回营地。这里处处都是危险。在李宗利的坚持下，小海还是爬上去找到了一块大石头。就是这里了。这已经是他们的极限了。李宗利和小海靠在这块冰冷的石头上。李宗利不停地颤抖，意识渐渐模糊。他依稀听到有人对他说，他的安全带把衣服弄得皱皱巴巴，这样容易失温。他正躺在锋利的冰爪上，冰爪硌得他极不舒服。他的胸腔还感受到了挤压。但李宗利管不了这么多。他只想躺下来休息。他的双腿已经不听使唤。手套不知道掉在哪里，而另一双备用的羽绒手套早已打湿。他把双手伸进背包里避风。李宗利和小海哆哆嗦嗦、半睡半醒地熬到了天亮。

李宗利感觉到了光线映入眼中。他的眼睛还是看不见。他呼唤起小海。小海就在他的身后。李宗利没有力气转身。他问小海，能不能看见我们的营地。他感觉到小海起身离开了他。整个世界只剩下了他自己。他没有了视觉，没有了搭档，或许在一瞬间他也没有了信念。他感受到了一丝孤独。他努力不让这孤独和恐惧吞噬自己。他明白感到恐惧比恐惧本身更可怕。就在这时，小海回来了。小海找到了回营地的路。营地只有100多米远。

小海带着老师往营地走，只用了20分钟左右就回到了三号营地。他们还在半路上找到了掉落的手套。李宗利钻进帐篷里，努力喝了点水，吃了点东西。阳光照进来，把整个身子晒得暖洋洋的。李宗利和小海在帐篷里睡了一整天。醒来后，他们慢慢撤到二号营地，李宗利的视力恢复了一点。他们再用一整天撤到了一号营地。李宗利的视力又恢复了一点，见到了前来接应的阿楚等人。几天后，李宗利终于回到了熟悉的城市。他的视力完全恢复了。他始终不明白山上的短暂性失明是如何引起的。“我相信在晚上12点以后失明一定不是因为雪盲，哪怕是晚上我们也需要戴着眼镜攀登，主要是为了防止大风对我们的眼睛造成直接伤害。”李宗利后来在攀登报告中写道。

李宗利和小海登顶贡嘎山的消息早就传开了。距上一次国人登顶贡嘎山已经过去了61年之久。从小众的户外媒体到主流的官媒，从“10万+”爆款文章到微博热搜,“时隔61年中国人再次登顶贡嘎”成为各大新闻平台的头条。李宗利和童海军成了媒体报道中的民族登山英雄，而新闻照片中李宗利那冻得发黑的鼻翼和脸颊就好像英雄负伤归来的勋章。

即便抛开民族情怀，只看这次攀登的水准--无论是用阿式攀登的风格挑战贡嘎山，还是在7500米级巨峰上开辟了新路线 --这都是一次里程碑式的攀登成就，甚至比登顶本身更有意义。身在瑞士却依旧关注国内登山界的老布评价道，这是迄今为止最让他印象深刻的中国攀登成就。这次登也毫无悬念地获得了当年的金犀牛奖，并且入围了金冰镐奖的长名单。

也有一些登山者提出过质疑，李宗利和小海是否真的站在了贡嘎山的顶峰上。毕竟他们手机测得的海拔数据(海拔7495.9米)与贡嘎山的传统海拔数据(海拔7556米)并不相符而他们拍摄的照片和环拍视频也并不清晰。几天后，“相关部门经过了严格的把控和考证，才最终确定了我们的登顶认可并颁发了登顶证书”。李宗利写道。这确实打消了其中一部分人的疑虑。也许环拍视频并不清晰，但对于官方来说已足够鉴定登顶与否。

李宗利把这条新路线命名为“无畏”。“无畏”是李宗利攀登生涯的得意之作。“我可以骄傲地说一句，贡嘎这次攀登，明显我就拉出国内其他登山者一大截了,”李宗利说,“自由攀登者里面，有谁能够在(平均每天)10个小时、7000米的海拔，一天上升900米，往返。”说这话的时候，李宗利还沉浸在登顶的激动与晒伤的恢复过程中。接下来便是短暂的休养与疯狂的庆祝。自由之巅又摆了一道生死局，李宗利和兄弟们喝得天昏地暗。

等过了这段兴奋期之后，李宗利学会把这种狂傲隐藏在心底。在之后的几年里，他努力表现出内敛与谦逊。只有偶尔与好友把酒言欢的时候，狂傲的真实性情才会再次展露出来。

与李宗利相比，登顶贡嘎山之后，小海显得格外平静。或许有点过于平静了。

“你一直想做一个这样的事情、想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你不知道上去会是什么。你登完之后，你发现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很普通。”多年以后小海总结道,“你只是登顶那一刻很嗨而已，下来之后你就觉得很失落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为啥。有点像空虚那种的感觉……就像你一直期盼彼岸，到彼岸之后操，跟那边也没啥区别的那种感觉”

这种失落感在小海的心里回荡了一阵，起起伏伏。一个月后，刘兴遇难。小海平静的心再起波澜。他读到了《户外探险》杂志上一篇纪念刘兴的文章，文中写道:“据说人的细胞平均七年会完成一次整体的新陈代谢，第七年可能会因生活的平淡规律而感到乏味，进入倦息期便要经历一次危机考验。而刘兴的登山梦，从开始到结束，也正好七年。”

小海看到这段话后陷入了沉思，一边思考着自己的未来一边坐在自由之巅的客厅里喝着闷酒。阿楚看到师兄正独自饮酒，问他怎么了。小海对阿楚说，他也正好到了七年，感觉到了瓶颈，刘兴选择了突破，结果出事了，那么他自己该怎么选择?小海更像是在扪心自间。其实他已经有了答案。只不过:这个答案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在23岁的年纪登顶了贡山，却在24岁选择回到家乡，在青海的草原上做一名普普通通的牧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