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左在剪片子之余，难得放松下心神的片刻，大概就是去阿楚那里练习干攀了。最近阿楚在自由之公司楼下打造了一面干攀墙，阿左几乎隔天去一次，爬到筋疲力尽才回家。每次去干攀，筋疲力尽的他就像是挨了一顿打，但肉体的残总好过精神的折磨。在爬的时候，他把全部的注意力都转移到那面墙上，暂时忘掉了一切烦恼。一同加入干攀训练的还有小刘，Ken和杨小华。新冠病毒疫情让这些年轻的自由攀登者暂时失去了自由，干攀墙却把他们汇聚到一起。阿左说，他们一开始爬的难度不大，大家一起进步，之后爬得越来越难，“以前几乎不可能的路线、我们自己定的线，现在背着沙袋都能爬”。这帮年轻人的攀爬能力也飞速增长。

大家爬累了，就坐在干攀墙下闲聊。一开始，他们聊的话题还以攀登技术居多，探讨着如何才能爬得更好。聊着聊着，阿楚(陈楚俊)就撺掇大家一起做一些很酷、很厉害的事情。阿楚是阿左的老乡，也是乐山人。他大学考上了四川旅游学院的户外专业，比小刘大了一级。他是班上的团支书，同学们都叫他“书记”。大学时期，阿楚未来的理想不是成为一名潇洒的自由攀登者，而是想挣大钱、做大官。他在学校的学生会体系里混得游刃有余，“他们就觉得我以后肯定是去混官场的那种”

上大二时，阿楚被朋友叫去登山公司帮忙做活动的后勤。学校里的专业课从不教大家去高海拔登山，只教最基础的攀岩技术。他满怀期待地来到雪山下的大本营，在高海拔营地刷碗。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不会呼吸了,“像死了一样”

毕业前夕，阿楚已经决定好回乐山创业，开一家户外拓展公司，但他需要先完成一段实习期。在朋友的介绍下，他和同班同学一起来到了川内最有名气的登山公司之一，自由之。

阿楚刚来公司没多久，小海就被李宗利召唤回来。当时李宗利正在为贡嘎山而全力训练，无心教徒，索性把教授入门技术的任务交给了小海。阿楚说，当时小海的定位类似于师兄，帮李老师把该教的技术都教了，同时也担任一个哥哥的角色。如果说小海、华枫是自由之巅的大师兄、二师兄，那么阿楚作为团队中年龄最小的员工，则是攀登基础最薄弱的小师弟。2017年底，在师兄们的指导下，这名小师弟第一次挥起冰镐,攀向冰壁。

很快，阿楚就领略到了李宗利亲自下场的授徒风格。李宗利经常对着兄弟们训斥道，是骡子是马，拉出去遛一才知道，不行就给老子滚。有一次，阿楚在连冰锥都不知道怎么用的情况下，就被扔在一处冰壁上。阿楚问师兄，这面冰壁怎么上去。师兄说，爬就行了。阿楚年轻气盛，自然不服气，心想，不管怎么样我都要顶起来，而且顶在最前面。阿楚凭自己的直觉摸索着打好冰锥。等李宗利爬到这处保护站之后，怒骂道，这他妈谁打的冰锥，冰锥都咬不进去。

“那根冰锥就是我打的。完全不懂，一点都不会,”阿楚后来说，“我当时爬了下来我就想，这他妈太难了。当时心里就-个感觉，太难了。”阿楚从山上下来以后，准备提出辞职，但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忍住了。他一直坚持到实习期结束，坚持到成为自由之巅的全职教练。他对登山依旧没有特别的热爱倒是自由之巅兄弟们之间的真挚感情打动了他。他舍不得离开这帮兄弟。

“兄弟”是阿楚口中最频繁蹦出的词。他在自由之历经日复一日的锤炼，也难免熏染出一身的江湖气息。与此同时，阿楚也锻造了一副强悍的体格。他渐渐理解了李老师对自己、对员工的狠劲，特别是在李宗利正式攀登贡嘎山前夕，小海、华枫、阿楚等六名年轻教练的组合，凝聚成自由之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团队精神。“没有事情不能给李老板解决，你说什么事，我们都能给您解决掉。真的超级强。”阿楚说。李宗利和小海成功登顶贡嘎山之后，自由之巅的团队就像是一群朝气蓬勃的夏尔巴，在川西群山上攻无不克。2019年，小海、华枫和阿楚开辟了阿妣峰的新路线，还获得了当年金犀牛奖的提名。自由之巅的小教练们为李宗利打下了铁桶江山，看起来牢不可破。直到有一天，这铁桶上的螺丝开始脱落。

最先离开的兄弟说要回家生孩子。之后离开的是与阿楚一起加入公司的同班同学。再之后是大师兄小海和二师兄华枫。短短一年之内，牢不可破的六人组就剩下了阿楚和另外一个兄弟。兄弟们离开的理由各不相同，但又心照不宣:如果你想立志成为一名像李老师一样的自由攀登者，登山公司当然是个不错的选择，如果你想谈个女朋友甚至成家立业，登山公司或许并不适合你。归根结底，还是工资太低了。像自由之与领攀等成都登山探险公司的工资结构，大多是底薪加活动提成。小海作为这帮兄弟们的大师兄，他的底薪力拔头筹，每月2500元。这可能比当年阿左在领攀时的工资还要多100元。至于活动提成，“可能一个月有个一单，有的时候一个月一单都没有，全靠底薪”。再赶上2020年之后的疫情，阿楚的兄弟们几乎都走了有的甚至都已经离开了登山行业。

那一阵，阿楚与阿左等人在自由之楼下的于攀墙苦练,墙外疫情肆虐，他们几个却挥汗如雨。“我们就像疯了一样，每天在那儿训练,”阿楚说，“每天练，每天练。每天下午就在这儿挥霍时光，晚上天黑了就回家。”爬累了的时候，阿楚就和阿左闲聊。这两名在成都生活的乐山青年之前并不熟，是疫情与干攀把他们凑到了一起。阿楚有意无意地对阿左说，他有点想离职，他还挺喜欢拍东西的。见阿左无动于衷，阿楚后来说得更直接，半开玩笑地说，我们两个都是乐山人，乐山人必须干一下。让阿楚失望的是，阿左并没有接话。他明显感觉到，阿左还陷在低落的情绪中。

这几个月来，那些碎片化的视频素材与时有时无的梦困扰着阿左。他平常总把“无所谓”挂在嘴边。在小树看来，他有时并不是真的无所谓，而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心理防御状态”这一次，他没法再被动地防御这些负面情绪了。为了昊昕和Stanley，也是为了他自己，他必须主动走人这些哀伤的回忆中用自己心中最敏感的部分去狠狠地迎接它。历经大半年的剪辑:当片子制作完成后，阿左终于松了口气，即便这意味着他再也不会梦到他们了。

阿左把剪好的片子发到群里，问Ken、王培嘉和小刘等人，这部片子取个什么名字比较好。小伙子们给出的答案让阿左哭笑不得。最后还是小树一锤定音。她从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微斯人，吾谁与归?”中取材，把这部片子命名为《吾谁与归》。“这个标题好像一语双关,”阿左说，“我觉得既在说他们,也在说我们自己。”

《吾谁与归》为阿左赢得了许多山地电影节的奖项。许多登山爱好者都含泪看完了这部时长将近半个小时的获奖影片。阿左在片子里的表达很克制，但《吾谁与归》依旧是他剪过的最长的一部片子。周鹏看完这部片子后评价道:“高海拔探险是一场绝对真实的生命游戏，大多数时候被这场游戏本身的魅力所吸引，有时也怀疑自己以及这些志同道合的人，为何要用生命去参与如此真实的游戏?”也许再没有其他自由攀登者比周鹏更能理解阿左此刻的心境了。失去黄金攀登搭档，无异于失去了生活的重心，甚至是失去了生命的一部分。对于阿左来说，打开自己的心扉，对快乐的回忆说声再见，这比攀登本身需要更多的勇气。

2020年11月，阿左与Ken、杨小华搭档，再次尝试攀登达多曼因卫峰。杨小华也是生活在成都的攀登者，她还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女性自由攀登者。十年前，她师从法国高山向导高宁(Serge Koenig)，系统学习攀登技术。如今，她的爬能力不亚于Ken。这名身材细挑的姑娘，性格活泼开朗，插科打诨的能力与昊昕不相上下。她就是通过昊昕认识的阿左。半年前的干攀集训又把她带人了这个充满活力的成都登山小圈子。Ken终于也走出了过去一年来的阴霾，打破了“再也不爬6000米山峰”的冲动誓言。Ken、杨小华决定与阿左重返达多曼因卫峰。阿左在山上一路领攀，Ken与杨小华跟在后。一个又一个的难点让这座梦幻的高山变得真切而清晰。他们在达多曼因卫峰的西壁上，勾勒出一条简洁而优美的线条，完成了这座未登峰的首登。阿左把这条路线命名为“再见快乐”

“说再见有时候真的很难，甚至都没有这个机会，对自己来说，我永远没法知道在站上山顶的那一刻，自己会被什么样的情绪牵动。”2021年元旦，阿左在攀登报告中写道，“往前这五年中的每一年，都会送走一位生命中至亲的人，爸爸、奶奶、爷爷、刘兴、吴昕，要是我知道有那么一句话是此生的最后一句，在那一刻我一定不会那么简单地讲出，还有好多话都还没说呢，过去的这两三年也和Ken一起经历了很多，对大家来说都不容易，尽管2020年那么不易，但对自己来说也算是平静了一些好像打破了一个魔咒，那在这一刻，让我们对自己的亲人和兄弟，好好说一声再见快乐吧。明年说不定就是我了呢?”

阿左一边流下眼泪，一边在电脑前敲下这最后一句“明年说不定就是我了呢”。他心想，哇靠，我的人生怎么就这么难。他离开电脑桌前，走进浴室去冲了个澡。他想冷静冷静。他还犹豫着要不要把最后这句话删掉。毕竟，对于一名攀登者而言，这个预言也太不吉利了。他洗完澡，从浴室出来后，还是决定，“发吧，删个锤子”。

阿左当时并不认为这次成功的首登会给自己的人生带来任何变化。下山以后，他依旧在那种不确定的生活与不自信的状态中摇摆不定。然而在小树的观察中，达多曼因的完攀“还是挺有意义的。其实就是有个交代，对于昊昕前面几年的事故有个完结。他自己也跨过了一道坎。因为他如果想要继续攀登的话，他这个坎是必须跨越过去的。而且这个山也是之前他跟昊昕想要去爬的山，也相当于完成了一部分约定，或者说共同的目标”。或许阿左自己都还没意识到，他已经完成了一次痛苦的蜕变。剪辑制作《吾谁与归》、流畅地完成首登的同时，他也摆脱了沉重的心灵枷锁，与过去的自己最后说声再见。

达多曼因卫峰首登，为阿左赢来了攀登生涯的第三个最佳攀登成就奖。第一次获奖时，阿左还是个初入登山界的新人，第二次获奖时，阿左找到了合拍的搭档与攀登的自由。第三次获奖时，阿左失去了曾经的搭档，却重拾了登的勇气。三次获奖，一次提名，历史上从没有自由攀登者获得过如此殊荣。属于梦幻高山的时代终于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