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度的金犀牛最佳攀登成就奖是历年来最有争议的一次。在结果公布的时候，民间登山界一时议论纷纷，阿左等人都没有料到自己能获奖。毕竟在过去七年里，何川与孙斌五次尝试方才成功的布达拉峰北壁攀登，堪称史诗级。

也有人认为何川与孙斌在七年里一共尝试了六次。2012年8月，何川与孙斌准备首次尝试布达拉峰。万事俱备，何川却在婆缪峰下撤的时候受伤了，紧随其后的布达拉峰攀登也因此出师未捷。

2013年8月，何川与孙斌第一次挑战这座高海拔大岩壁。这也是他们第一次搭档攀登。经过了激烈的磨合后，他们在距顶峰300米的地方遇到了难点，几次尝试后，还是决定下撤。这次攀登虽然失败了，但奠定了二人长达数年的搭档关系与稳定的攀登节奏。

2014年8月，何川与孙斌第二次挑战布达拉峰北壁。他们刚爬了一天，攀登了200米。夜里10点，他们突然接到伍鹏在附近婆缪峰出事的消息。何川与孙斌第一时间赶到事发地，肃穆地把伍鹏带下山。从那时起，孙斌越发敬佩何川。只要有何川在，孙斌心里就很踏实。他相信如果以后自己在登山时出事了，“你会觉得心里有底的，有人会把你给弄下来”。

2015年8月，何川与孙斌第三次挑战布达拉峰北壁。他们赶上了雨季，在大本营里等了十天，最后遗憾地放弃了这次攀登。

继幺妹峰之后，布达拉峰成为拦在孙斌面前的另一道坎。这一年，何川历时八天八夜，独攀华山南峰大岩壁，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大岩壁独攀的纪录。

2016年8月，何川和刘洋--另一名成熟而低调的自由登者 --搭档，计划连续挑战四姑娘山三座高难度的岩石型山峰，女王峰、野人峰与布达拉峰。这三座山峰的山脊相连。他们计划沿着长达4公里的岩石山脊纵走，爬升近4000米。这是一条颇有想象力的攀登路线。当然，它也过于超前。在计划中的第一座山峰，凶险的女王峰上，他们吃到了苦头，就连想全身而退都要使出浑身解数。“女王峰整个攀登过程，就像是在鬼门关口徘徊,”何川后来写道，“基于女王峰攀登带来的强烈心理冲击，我决定放弃随后的布达拉攀登。”这一年冬天，何川又与刘洋完成了获奖影片《寻找圣诞树》的拍摄。何川的名字连同这部影片、圣诞树冰瀑一同声名远扬。

2017年8月，修炼一年的何川与孙斌第四次挑战布达拉峰北壁，经验丰富的攀岩者、户外摄影师Rocker一路跟拍摄。这一次，再没有任何客观理由。这对搭档势在必得。这也是历年来他们最接近顶峰的一次。在距离顶峰200米的地方，何川突发冲坠,“但不只是往常顺滑的坠落后制动的感觉，似乎中间有顿那么一下”。他当时还以为，左脚不过是稍微扭了一下，歇一会儿还能继续爬。哪知在下撤到吊帐的路上，他的左脚越来越痛，等钻进帐篷里的时候，左脚已经肿胀到无法脱下靴子了。在孙斌的帮助下，何川把靴子割开，固定好小腿，又吃了一点消炎药，接着就要严肃解决从高海拔大岩壁下撤的难题了。

孙斌还没等到何川把自己从山上“给弄下来”的那一天,他要先把搭档给弄下来。何川的攀爬能力虽强于孙斌，但要论近二十年的绳索操作与山地救援经验，孙斌的经验绝不逊色甚至更加熟练。特别是在五年前，孙斌在白马雪山攀登时坠落了30多米，胸口被一块大石头击中，几乎丧失了行动能力。他连吃6粒止痛片，一度以为“这一次我可能要挂掉了”。后来在搭档的护送下，他们一段段下降，终于熬过来了。此刻，何川正在经历同样的情况，或许还更加危急。

孙斌在前方开路、架设绳索，Rocker背负所有装备，二人护送着何川，一段段慢慢下降。大岩壁救援行动的节奏很缓慢，何川不时要痛苦地手脚并用才能发力。偶尔遭遇山上掉下的落石，何川根本没有能力躲避，“那一刻真的体会到认命的感觉根本无从挣扎，躺在那里听从发落吧”。有惊无险地下撤到岩壁根部后，前来接应的村民把何川裹在担架上。六名当地的藏族壮汉喊了一声“走起”，便飞也似的冲下山。村民负重飞奔的速度之快，让在场的后勤人员和何川女朋友拼了命也追不上。

何川很快被运出双桥沟，运到了四姑娘山镇，之后又被送往成都的医院。所幸其中每个环节都很顺利，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医生诊断何川为胫腓骨粉碎性骨折与腓骨骨折，急需手术。医生还说，他以后不能再攀岩了，也不能运动了，甚至可能无法正常走路。对于这名浑身是伤的攀登老炮而言，这还好。在事故之后三个月，何川写道:“经过术后漫长的康复治疗和训练，重回布达拉指日可待。”这次颇为惊险的大岩壁事故，就这么被他轻描淡写地翻篇了。

2018年8月，恢复了一年后，何川与孙斌本应该第五次挑战布达拉峰北壁。这一次，何川准备好了，孙斌却从高处“跌落下来，深陷于人生的谷底。

在2018年之前，单从公司营业额来看，孙斌的峰探游也许是中国最成功的民间登山公司。这家公司不像自由之专做阿式攀登风格的登山活动，不像领攀致力于登山技术培训，也不像刃脊探险集中开发未登峰和新路线。他们的核心业务均为客单价极高的商业登山活动，诸如七大洲最高峰攀登与南北极徒步探险。其中相对“便宜”的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峰登山活动，报名费近6万元。爬一次北美最高峰麦金利峰也不算“贵”，报名费需15万元。费用最高昂的要数南极最高峰文森峰的登山活动，每人要缴纳70万元。

孙斌曾简单计算过，按照平均客单价15万元，每年招来200名客户，年营业额就有3000万，再拿出一半利润分给公司的教练。“这是孙斌希望巅峰探游达到的完美状态，甚至在五十年、一百年后，公司依然存在。”一家商业体育媒体曾在2016年写道。

孙斌的规划没错，公司的营业额连年攀升，与日俱增的还有他络绎不绝的应酬和体重。2018年，公司全体成员在京郊开年会，十几名教练共同瓜分巨额奖金池。其中一名中层教练:只一人就能拿到40万元的奖金。即便阿左在领攀耗费全部的青春时光，也远不如在巅峰打工一年赚得多。就连峰团队里收入最低的25岁小教练，一年也能赚个二三十万。“我觉得我们当时团队兵强马壮，我们是中国收入最高的一拨登山向导。

孙斌说。可是他设计好了公司的未来发展，却没法规划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孙斌曾经的合伙人，那名曾在白马雪山把他九死一生地救下山的搭档，因利益分配问题与孙斌断然决裂了，还一纸诉状把他告上法庭。孙斌一审胜诉，却输掉了名誉。昔日的好友在网络上公开发帖，怒骂孙斌的作为。对方还专门组建了350人的微信群，全天候在群里招呼他。孙斌过去十年来在商业上所建立的信誉、二十年来在登山界积累的口碑，以及他在心中建立的全部自信，几乎毁于一旦。

商战与官司的败果也渗透进了孙斌的家庭生活。正当他准备带妻子和孩子回老家时，才发现买不了飞机票和高铁票了:由于二审败诉、拒不履行，孙斌上了失信人名单。他和家人转而乘坐24小时的绿皮火车回家。他只买到了硬座车票。当他一手拉着孩子、一手拎着行李追赶火车，只为了抢着给娘俩补一张卧铺车票时，当他在夜晚听着铁轨声，望着终于躺在卧铺上的儿子，思考着捉摸不定的未来时，他的妻子先崩溃了。二十多年前，孙斌就乘坐这趟绿皮火车，从浙江的小山村一路来到北京上学的。如今，这名刚过不惑之年的男人在北京奋斗了半生后，又从人生的巅峰坠人低谷，原路回到二十年前的起点。他觉得这似乎是命运跟他开了个巨大的玩笑。“那天真是非常可怕的一天。”孙斌说。

两周后，孙斌回到了公司。他先还了欠款，解除了强制执行法令，又把公司全体成员召集到一起。他解散了一手建立起的团队，缩小了公司的规模，只维持少数几个项目的运营。又过了两周，孙斌发了一条看似开悟了的朋友圈 --“人生只有三大矛盾:与环境的矛盾，与人的矛盾，与自己的矛盾。从现在开始，尝试面对第三个矛盾。”然而，与自己的矛盾，似乎并不是他要面对的唯一矛盾，他还没有走出人生的谷底。孙斌的父亲到了癌症的最后阶段。等他后来从南极带队回来时，母亲也检查出来癌症晚期。他把父母安顿在同一间病房。几个月后，他在大年初二送走了父亲。他没有时间悲伤，他还要每天煎10个小时的药，在病床边守候一连昏迷37个小时的母亲。

经历了事业与人生的双重打击后，孙斌放缓了脚步，反而想明白了一些事情。他失去了事业、名誉、金钱、亲人，如今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了。他无力回击全世界向他涌来的非议。他只想在意他真正想在意的人。想明自这一点后，他身上的压力小了很多。他还记得，他是一名自由攀登者。

2020年8月，他准备与何川第五次来到布达拉峰脚下。没有了工作上的压力，这次孙斌的步伐更加轻盈。他已经在北京训练了三个礼拜，又与何川在双桥沟适应好了海拔。他终于准备好面对“与自己的矛盾”，接受布达拉峰的洗礼。然而在正式攀登前四天，母亲病危。他马上从四姑娘山赶回浙江老家，用三天时间送别母亲，再用一天时间赶回双桥沟。第五天，孙斌与何川开始第五次尝试攀登布达拉峰北壁。

何川恢复了三年，如今他比伤前更加强悍，在布达拉峰北壁上一路领攀，攻克了所有的难点。孙斌一路跟，辅助何川完成所有的后勤保障与物资拖拽。Rocker全程跟攀拍摄，记录这一里程碑式的高海拔大岩壁攀登。整面北壁上，不时爆发出孙斌爽朗而轻松的笑声。在风雨中攀登了四天后，三名自由攀登者化作大岩壁上的三个小点，缓缓地朝着布达拉峰的穹顶攀去。他们冲顶的画面被转播到赞助商的直播间。全中国的登山爱好者们以70多万次播放量的盛况，关注着何川与孙斌的冲顶时刻。他们的速度并不算快 -- 7个小时才向上挪动了90米--但足够坚定而稳健。他们的攀登与他们的人生捆绑在一起。当他们用身体划过这条路线的轨迹，也践行了当年山野井泰史开辟这条路线时所起的那个朴素的名字:加油。

“七年来从摸索尝试到历经种种艰难困苦，我们努力前行不放弃，抓住了这次天时地利人和的机会，终偿所愿。”何川下山后写道。“艰辛恐惧不安从起步持续到登顶，佩服山野井泰史十五年前的开创之举，惊叹他的能力、毅力与勇气，无法想象他一个人是怎么做到的。”作为中国大岩壁攀登的先锋，何川窥见到了自己与山野井、中国与世界级攀登者之间的差距，这差距似乎在逐渐缩短。一年后，山野井泰史获得了亚洲第一位，史上第13位金冰镐终身成就奖，这差距似乎又被拉大了，

“布达拉峰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是一次救赎,”孙斌说，“当我们能把这个事情干成的时候，我内心非常激动。通过这件事情，能够让自己重新站了起来……好在有了这么一个大的事件，让我重新看到了自己还是可以去做成一些事情。”

何川与孙斌历时七年攀登布达拉峰的故事，即民间登山者攻克技术性山峰的事件，竟罕见地获得了不少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此前，只有国家级珠峰登山活动与惨重的民间登山事故才能获得如此厚待。或许人们也渐渐意识到，有时难度比高度更重要，有时获取结果的方式比结果本身更有意义。

当孙斌与何川得知他们的“加油”布达拉峰，最终没有获得2020年度的金犀牛奖，他们自然也非常惊讶。转念又一想，他们已经收获了远比登顶更重要的东西，也许是心灵的救赎也许是永不放弃的勇气。攀登所给予他们的东西，完全超越了他们被攀登所夺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