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辆挂着明尼苏达州车牌的旧旅行车开进了窗外的停车场。一男一女坐在前座，两个男孩坐在后面。七月，气温在一百度以上[此处为华氏度，华氏一百度约等于37.7℃。]。这几个人的样子就像是刚被打了一顿似的。车里挂着衣服，各种各样的手提箱和盒子堆在后面。后来我和哈利才弄清楚，自打明尼苏达州的那家银行没收了他们的房子、小卡车、拖拉机、农具和几头母牛后，车里的这些东西就是他们所剩的全部家当了。

这几个人在车里坐了一会儿，像是正在努力振作起来。我们公寓里的空调开到了最大风量。哈利在后面除草。车内坐在前座的女人和男人交谈了几句，一起下了车，向公寓的前门走过来。我拍了拍自己的头发，确定发型没乱，一直等到他们按过两次门铃，才打开门让他们进来。“你们是想找公寓吧？”我说，“进来吧，里面凉快。”我带他们走进客厅。客厅是我工作的地方，我在这儿收房租，写收据，和当事人交谈。我也给别人理发。我管自己叫发型师。我的名片上就是这么写的。我不喜欢美容师这个词，太老派。我在客厅的一角放了椅子，烘干机可以从椅背后面拉出来。几年前哈利在那里装了个洗头池。椅子旁边，我摆了张桌子，放了些杂志。杂志是旧的，有的连封面都没了。但人们在脑袋套上烘干机后，什么东西都看得下去。

男人说出了他的名字。

“我叫霍利斯。”

他告诉我她是他的妻子，但她只是看着自己的指甲，没有看我。她和霍利斯也不坐下。他说，他们对带家具的套房感兴趣。

“你们几个人？”我只是习惯性地问道。我知道他们有几个人。我看见后座上坐着两个男孩。二加二得四。

“我，她，还有两个男孩，一个十三岁，一个十四岁。他们可以住一个房间，一向如此。”

她的手臂抱在一起，拉着上衣的袖子，盯着椅子和洗头池看，就好像从没见过一样。可能她真的没见过。

“我也给人理发。”我说。

她点点头，然后看了一眼我的祈祷树[祈祷树（prayer plant），一种常见的竹芋科室内观赏植物。]。那上面就剩下五片叶子了。

“它需要浇水。”我走过去，摸着一片叶子说，“这里的所有东西都缺水。这里的空气也缺水分。赶上好光景，一年也才下三次雨。但你们会习惯的。我们已经被逼得习惯了。不过这里到处都有空调。”

“这个地方多少钱？”霍利斯想知道。

我告诉了他。他转过身，看她怎么想。但也有可能他只是看着墙壁。她没有回看他。“我想，我们得麻烦您带我们去看看房间。”他说。于是我便拿了17号房的钥匙，和他们一起走出来。

还未见到哈利，我就先听见了他的声音。

然后他出现在楼之间，跟在电动割草机后面，穿着百慕大短裤[百慕大短裤（Bermudas），一种长至膝上两三公分的短裤，最初为百慕大岛的男士配半筒袜穿，故得此名。]和T恤衫，戴着他在诺伽勒斯[诺伽勒斯（Nogales），美国亚利桑那州南部城市，与墨西哥交界。]买的草帽。他把时间花在除草和一些零碎的维修工作上。我们为同一家公司工作，富尔顿·特拉斯股份有限公司。这地方归他们所有。要是有什么大件儿坏了，比如空调出了问题，或是水暖设备发生了故障，我们有一张单子，可以拨打相应的维修电话。

我挥了挥手。我不得不这样做。哈利一只手松开割草机的扶手，向我打招呼。然后，他把帽檐拉下来盖住前额，将注意力重新转移到他的活儿上。这边割到尽头，他就换个方向，向街道那边割回去。

“那是哈利。”我不得不喊着说。我们从楼的侧门走进公寓，顺着楼梯往上走。“霍利斯先生，您是做哪一行工作的？”我问他。

“他是种地的。”她回答。

“不再是了。”

“这边的农场可不多呀。”我脱口而出。

“我们以前在明尼苏达州有个农场，种小麦，也养些牲口。霍利斯还懂马。只要是关于马的事，他都门儿清。”

“行了，别说了，贝蒂。”

这下，我明白了个大概：霍利斯失业了。这不关我的事，而且若果真如此—后来发现，的确是这样—我也只能替他们难过。但当我们在一套公寓门前停下时，我还是不得不说：“如果你们决定好了，得先交第一个月和最后一个月的房租，再加上一百五十块钱的押金。”说这些的时候，我看着楼下的游泳池，有人正坐在折叠躺椅上，也有人泡在水里。

霍利斯用手背擦了擦脸。哈利的割草机噼里啪啦地开走了。更远的地方，有辆车在佛得街上飞驶而过。两个男孩已经下了车，其中一个立正站着，腿并在一起，手放在身体两侧。但就在我看着他的时候，他开始上下扇动自己的胳膊，跳着，像是想要腾空起飞一样。另一个男孩在车子的驾驶室旁边，练着深蹲。

我扭过头看着霍利斯。

“我们进去看看吧。”他说。

我转动钥匙，开了门。这就是一套带家具的小两居室，最常见的那种。霍利斯在卫生间待了一会儿，试了试抽水马桶。他看着，直到水箱里重新蓄满水。过了一会儿，他说：“这间可以作我们的卧室。”他在说那间能看见外面泳池的卧室。在厨房里，女人扶着沥水台，盯着窗外看。

“那就是游泳池。”我说。

她点点头。“我们以前住过一些带泳池的汽车旅馆。但有一个游泳池，他们往里面放的氯气实在是太多了。”

我等着她继续往下说。她却打住了。我也想不出有什么可说的。

“我想，我们就别再浪费时间了。就要这套吧。”霍利斯一边说，一边看着她。这次，她和他对视，点了点头。他从牙齿间呼出一口气。她也没闲着，开始用手指敲打台面。她一只手仍扶着水池旁边的台子，另一只手开始不住地敲打。吧嗒，吧嗒，吧嗒，就像在叫她的狗，或是想引起谁的注意。然后，她停了下来，用指甲划过台面。

我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霍利斯也一样。他的脚动了动。

“我们回办公室吧，把事情敲定下来。”我说，“我很高兴。”

我是真的高兴。每年这个时候，我们总有很多空房，这几个人看上去还信得过，只不过是运气不好罢了，这没什么丢人的。

霍利斯付的是现金：头一个月的，最后一个月的，还有一百五十块的押金。我看着他点数五十美元面额的钞票。虽然这样的钞票他肯定见得不多，但还是像老朋友似的管它们叫“美国格兰特”[指五十美元面额的纸币上印着的格兰特将军的肖像。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Grant，1822-1885）是美国内战时期著名的将军，战后曾任美国第十八届总统。]。我开出收据，交给他两把钥匙，说：“都齐了。”

他看了看钥匙，递给她一把。

“好了，我们到亚利桑那州了。你从没想过会来亚利桑那州，是不是？”

她摇摇头，摸着祈祷树的一片叶子。

“缺水了。”我说。

她松开叶子，转向窗那边。我走到她身旁。哈利还在割草，只不过现在割到楼前面来了。因为刚才提到过种地的事，我突然想象着哈利身前的机器是一架耕犁，而不是他那台布莱克和戴克[布莱克和戴克（Black and Decker），美国马里兰州一家著名的电器公司，创建于1910年。]牌电动割草机。

我看着他们从车上卸下盒子、行李箱，还有衣服。霍利斯抱着什么东西，从那上边耷拉下来几条皮带。我愣了一会儿，才看出来那是个勒马的笼头。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做点儿什么。我什么都不想干。我把那些“格兰特”从钱匣子里掏了出来，其实我是刚把它们放进去的，但又拿了出来。这些从明尼苏达州来的钞票，谁知道下周的这个时候它们会跑到哪儿去呢？可能会去拉斯维加斯。我对拉斯维加斯的所有了解都是从电视上看来的，加在一起也就芝麻粒那么点儿。我想象得出，这些“格兰特”中会有一张循着某条路跑到威基基海滩[威基基海滩（Waikiki Beach），位于美国夏威夷州火奴鲁鲁市。]，或是别的地方，迈阿密，纽约，新奥尔良。我想象着其中某一张钞票在狂欢节中转手。这些钞票可能会去任何地方，因为它们，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我用钢笔在老格兰特的宽脑门上，用印刷体工工整整地写上我的名字：玛吉。我在每一张上面都写了。就在他浓密的眉毛上面。人们会在消费的时候，停下来琢磨琢磨：这个玛吉是谁？他们会问自己：谁是玛吉呢？

哈利从外面走进来，在我的洗头池里洗了手。他知道我不喜欢他这么做，但他不管，照洗不误。

“那几个从明尼苏达州来的人，”他说，“那些瑞典人，他们离家可真够远的。”他用一张纸巾擦干手。他想让我把自己知道的都告诉他。但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们长得不像瑞典人，说话也不像。

“他们不是瑞典人。”我告诉他。但他表现得就像没听见我说的话一样。

“他是干什么的？”

“农民。”

“你怎么知道？”

哈利摘下帽子，放在我的椅子上，用手挠了挠头发。他看看草帽，又戴上了。他最好用胶水把它粘在头上算了。“这周围可没多少农场。你告诉他这个了吗？”他从冰箱里拿出一听汽水，坐在躺椅上，拿起遥控器，按了一下，电视咝咝响着打开了。他又按了几下上面的按钮，才找到他想看的，是个关于医院的节目。“除了种地，瑞典人还干什么？”

我不知道，所以我什么都没说。哈利已经开始看电视节目，他可能都忘了刚才问我的问题。警报响起来。我听见轮胎的尖叫。屏幕上，一辆救护车在急救室的入口前停了下来，红色的顶灯闪烁着。一个男人跳出来，跑过去拉开了车后的门。

第二天，男孩们借了浇水用的软管，从里到外地清洗那辆旅行车。过了一会儿，我看见那个女人开车出去了。她穿着高跟鞋和一套不错的衣服。我猜她是去找工作了。又过了一会儿，我看见男孩们穿着游泳衣，在泳池那儿折腾起来。其中一个从池沿跃入水里，一口气游到对面，才从水下抬起头，吐出水，甩了甩脑袋。另一个男孩，就是前一天练深蹲的那个，在泳池的另一边，趴在一块浴巾上。水里的男孩一直游着，从泳池这头游到那头，再从那头游回这头，摸一下墙壁，轻轻踹一下，掉头。

还有两个人也在外面，躺在泳池两边的休闲椅上遥遥相对。其中一个叫欧文·科布，在丹尼斯饭店[丹尼斯饭店（Denny's），美国最大的连锁家庭饭店，常年24小时营业。]当厨子。不过他管自己叫斯帕兹[斯帕兹（Spuds）意为马铃薯（复数）。]，人们也习惯叫他斯帕兹，而不叫他欧文或是别的什么绰号。斯帕兹五十五岁，秃顶。他看上去已经像块牛肉干了，却仍想多晒点儿太阳。现在，他的新太太琳达·科布在K超市[K超市（K Mart），美国大型连锁超市。]上班。斯帕兹上晚班。不过，他和琳达·科布总是能安排好他们的工作时间，凑到周末一起休息。康妮·诺瓦躺在另一把椅子上，现在正坐起来，往腿上抹防晒霜。她几乎全身赤裸，只有单薄的两件套泳装遮住必要的地方。康妮·诺瓦是个送鸡尾酒的女招待，六个月前和她那个所谓的未婚夫——一个酒鬼律师——一起搬进这里。不过，她已经把那个人甩了。现在她和一个长头发的大学生住在一起。我碰巧知道，那个名叫里克的大学生眼下不在这儿，他去看望父母了。斯帕兹和康妮都戴着墨镜。康妮的手提收音机开着。

斯帕兹在大约一年前搬进来的时候，刚成为鳏夫没多久。不过，重回单身状态还没几个月，他就娶了琳达，一个三十多岁的红发女人。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碰到一块儿的。几个月前的一个晚上，斯帕兹和他的新太太请我和哈利一起去他家做客，斯帕兹做了一顿很不错的晚餐。饭后，我们坐在他们的客厅里，用大玻璃杯喝甜饮料。斯帕兹问我们想不想看家庭录像。我们说，当然。斯帕兹便支起屏幕和放映机。琳达·科布又给我们倒了些那种甜饮料。我对自己说，看看也无妨吧？斯帕兹开始给我们放录像，拍的是他和他已故的妻子去阿拉斯加旅行的事。开头是那个女人在西雅图上飞机。斯帕兹一边控制放映机，一边给我们讲解。这位已故的女人那时有五十多岁，虽然有点儿胖，但仍然很漂亮。她的头发很好。

“那是斯帕兹的前妻，”琳达·科布说，“第一任科布夫人。”

“她叫伊夫琳。”斯帕兹说。

第一任夫人在屏幕上待了很久。这样一边看着她，一边听他们谈论她，很有意思。哈利向我递来一个眼神，我知道他也有些想法。琳达·科布问我们还想不想再喝一杯，或是来一块杏仁饼。我们都说不用了。斯帕兹又谈起他的第一任科布夫人。她还站在飞机的入口处，乘客们不得不绕过她才能登机。她微笑着，嘴一动一动地说着什么，但你能听见的只是胶片穿过放映机的声音。她一直朝摄像机挥手，一直朝着坐在斯帕兹客厅里的我们挥手。她挥了又挥。每次第一任科布夫人出现在屏幕上，新任科布夫人都会说：“伊夫琳又来了。”

斯帕兹的录像本来可以放映一整晚，但我们说我们得走了。哈利编了个借口。

我想不起来当时他是怎么说的了。

康妮·诺瓦仰面躺在椅子上，墨镜盖住了半张脸，腿和肚皮都油亮油亮的。搬进来后不久的一个晚上，她办了一次聚会，她称之为新居“暖房”。那时，她还没有把那个律师轰走，还没有和那个长头发的好上。她请了我、哈利，还有一大帮人。我们去了，但不在乎还有谁参加。我们在门边找了个地方坐下，一直到走也没挪动。不过，我们总共也没待多久。康妮的男朋友搞了一项幸运抽奖活动，奖品是为办理离婚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谁离都不要钱。他递给大家一个碗，谁要是愿意，就从里面抽一张卡片出来。碗传到我们这边的时候，大家都笑起来，我和哈利交换了眼神。我没拿。哈利也没拿。但我看见他往碗里瞟了一眼那堆卡片，然后摇摇头，把碗传给旁边的人。连斯帕兹和新任科布夫人都各抽了一张卡片。获奖的卡片背面写着：“持此票据者可免费办理一次协议离婚”，后面是律师的签名和日期。那个律师是个醉鬼，但我还是得说，日子不能这么过。除了我们，所有人都把手伸进了那个碗里，好像那真的很好玩似的。抽到获奖卡片的女人还拍起手来，就像这是个什么游戏节目。“天哪，这可是我第一次抽到奖！”有人告诉我，她的丈夫是个当兵的。不知道她现在是仍和那个当兵的在一起，还是已经离了婚，因为和那个律师分道扬镳后，康妮·诺瓦也换了一拨朋友。

抽奖一结束，我们就出来了。对于这场聚会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我们无话可说，只有一个人说了句：“我真不敢相信我都看到了些什么。”

可能是我说的吧。

过了一个星期，哈利问我，瑞典人——他是说霍利斯——有没有找到工作。我们刚吃完午饭，哈利拿着一听汽水坐在椅子上，还没来得及把电视打开。我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等着看他还有什么要说的。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摇了摇头，像是在想什么事。之后，他按下按钮，电视活了。

那个女人倒是找到了工作，在一家意大利餐馆当服务员，跟这里隔着几条街。她轮班工作，午餐后回家，晚餐时间再去上晚班，成天进进出出。男孩们整天游泳，霍利斯一个人待在公寓里面不出来，不知道都在屋里做些什么。有一次，我给那个女人理发的时候，她告诉我了一些事。她说，她高中刚毕业就做了服务员。她就是在餐馆里遇见霍利斯的。那还是在明尼苏达州，她给他送上几块煎薄饼。

那天早上，她从楼上走下来，问我能不能帮她个忙。她想让我帮她在中班后做个发型，赶在晚班前弄好。我能做吗？我跟她说，我得查查我的时间表。我请她进屋来，外面肯定有一百多度了。

“我知道这有点突然，”她说，“我昨晚下班回来，一照镜子，看见我的发根都露出来了，我就跟自己说：‘我得做做头发了。’除了你这儿，我不知道还能去哪儿做。”

我找到了星期五，八月十四日，那一页上什么都没写。

我说：“我两点半能做，要不三点也行。”

“三点吧。”她说，“我现在得赶紧走了，否则就迟到了。我的老板可是大浑蛋。待会儿见。”

两点半的时候，我跟哈利说，我有个顾客要来，他得到卧室里去玩他的棒球游戏了。他抱怨了几句，但还是卷起电线，把一整套东西推到后面，关上了门。我确定一切准备就绪了。我把杂志放到好拿的地方，坐到烘干机旁边，打磨起自己的指甲来。我穿着理发时穿的玫瑰色制服，一边不时地抬起头看看窗口，一边继续锉我的指甲。

她从窗口旁经过，按响了门铃。“进来吧，”我喊道，“门没锁。”

她还穿着上班时穿的黑白相间的制服。我发现我们都穿着制服。“请坐，亲爱的，咱们开始吧。”她看了看那个指甲锉，我解释说：“我也给人修指甲。”

她坐下来，深吸了一口气。

我说：“头向后靠，对，就这样。现在，闭上眼，好吗？放松点儿。我先给你洗头，然后从发根染起。你能待多久？”

“五点半前我就得回去。”

“没问题，我们做得完。”

“我可以在上班时吃饭。但我不知道霍利斯和孩子们的晚饭怎么办。”

“你不在，他们也能过。”

我打开热水时，发现哈利把一些土和草蹭在了水池上。我把它们擦干净后重新开始。

我说：“他们要是愿意，可以走到街那头，去那家汉堡店吃饭，那也不坏呀。”

“他们不会去的。再说，我也不希望他们非得去那儿才行。”

这不关我的事，所以我没再多说话。我弄出一团不错的洗发泡沫，开始工作。洗完了头，冲洗干净，又做好发型后，我给她罩上烘干机。她闭着眼，我想她可能是睡着了，便拿起她的手。

“不用修指甲。”她睁开眼，把手抽了回去。

“没事，亲爱的。第一次修指甲都是免费的。”

她把手递给我，拿了一本杂志，放在大腿上。“他们都是他的孩子，”她说，“他前妻生的。我碰到他的时候，他已经离了婚。不过我爱他们就像爱我自己的孩子。我太爱他们了，爱得不能再爱了，就算是他们的亲生母亲，也不会比我爱得更多。”

我把烘干机调低了一个挡，好让它只发出很低很轻的声音。我继续修剪她的指甲。她的手放松下来。

“十年前的新年那天，那个女人甩下霍利斯和男孩们，跑了。他们再也没听到过她的消息。”我看得出来，她想跟我聊这些事。我不介意。来做头发的人只要坐在椅子上，都喜欢聊天。我继续锉指甲。“霍利斯离了婚。那之后，我们开始一起出去玩，后来就结婚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有自己的生活，虽然起起落落，有好有坏，但我们觉得我们还是在朝着某个目标努力前进。”她摇摇头，接着说，“但后来，出事了。我是说，霍利斯出事了。主要是他迷上了马。特别是有一匹赛马，他买了下来，你知道，先交点儿首付，然后每个月再付贷款。他把它带到了赛马场。他还是每天天没亮就起床，像往常一样，干点儿杂活。我以为一切都挺好。但我其实什么都不知道。说真的，服务员的工作，我做不好。我想只要我给那些意大利人随便一个理由，或是根本什么借口都不用，他们随时可以辞掉我。要是我被解雇了怎么办？以后怎么办？”

我说：“别担心，亲爱的。他们不会解雇你的。”

没多久，她就拿起另一本杂志，但没有翻开。她只是拿着它，继续对我说：“先不管那些，接着说他那匹马，‘胖贝蒂’。叫它贝蒂只是为了好玩。但他说，只要给马取我的名字，那匹马肯定能赢。好吧，大赢家。但其实呢，每赛必输。每一场比赛！‘没戏的贝蒂’，当初应该这么叫它才对。起初，我还去看过几场比赛。那匹马的赔率总是九十九比一。赔率就是这样。但霍利斯除了顽固，没别的本事。他就是不认输，在那匹马身上赌了又赌。二十块赌它赢。五十块赌它赢。再加上养它的花销。我知道听起来好像没多少，但积少成多。而且，当赔率是那种情况的时候——你知道，九十九比一——有时他会买张联合券。他常问我知不知道要是那匹马赢了的话，我们能赚多少钱。但它赢不了，我也就不再去看了。”

我接着干我的，集中注意力在她的指甲上。“你的角质层很好，”我说，“看看你的角质层，看见这些小月牙形的东西了吗？表明你的血液很好。”

她把手抬起来，凑近了看。“从这上边你能知道什么呢？”她耸了耸肩膀，又把手伸给我。她还没说完。“我上高中时，有一次，辅导员把我叫进办公室。所有女生她都叫了，每次叫一个。那个女人问我：‘你有什么梦想？十年后你希望你在做什么？二十年后呢？’那时我十六七岁，还是个孩子呢，我想不出该怎么回答。我就像个傻子一样坐在那儿。那个辅导员有我现在这么大岁数。我那时觉得她很老。她老了，我对自己说。我知道她的人生已经过半。我觉得自己知道一些这个老女人不知道的事，一些她永远也不会明白的事。一个秘密，应该没人知道，甚至没人谈论过。所以我只是摇摇头，安静地坐着。她肯定把我当成一个笨蛋了。但我什么都不能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觉得我知道一些她猜都猜不着的事。要是现在有人再问起我那个问题，关于我的梦想之类的，我会回答他们的。”

“你会怎么说，亲爱的？”我拿起她的另一只手，但没有修剪她的指甲，只是拿着，等着听她说。

她在椅子上向前蹭了蹭，想把手抽回来。

“你会怎么跟他们说呢？”

她叹了口气，向后靠去，任凭我拿着她的手。“我会说：‘梦啊，你知道，不过是你从中惊醒的东西。’这就是我要说的。”她抚平大腿上的裙子，接着说，“要是有人问起，我就会这样说。不过，没人会问的。”她又叹了口气，问我：“还要多久？”

“快了。”我说。

“你不会知道那是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知道。”我说。我把凳子拉到她的腿跟前，正准备告诉她，我们搬到这儿以前是什么样子，而现在仍然是什么样子。偏偏哈利挑了这个时候从卧室里走出来。他没看我们。我听见卧室里电视正传出嘈杂的人声。他走到水池那儿，接了杯水，仰头喝了下去，喉结上下移动。

我挪开烘干机，摸了摸她两侧的头发，稍稍拉起一缕卷发。

我说：“亲爱的，你看起来焕然一新。”

“我不正希望如此吗？”

每天，男孩们还是从早到晚地游泳，一直游到开学。贝蒂继续上她的班，但再也没来做过头发。我不知道原因，可能是她不喜欢我的手艺。有时，我躺着睡不着，身旁的哈利却睡得像块磨盘，我会试着把自己想象成贝蒂。真不知道，如果身处她的境地，我会怎么办。

九月和十月的第一天，霍利斯都派了一个男孩来付房租。他还是付现金。我从男孩手里接过钱，当着他的面数清，开出收据。霍利斯也找到了某份工作。反正，我猜他是找到了。每天他都开着那辆旅行车出去。我看见他一大早就走，傍晚才回来。而贝蒂总是在十点半经过我的窗前，下午三点回来。如果看见我，她会冲我轻轻地挥手，但不微笑。五点钟，我会再次看见贝蒂，她正返回餐馆。过一会儿，霍利斯就会开着车回来。一切就这样继续着，直到十月中旬。

这期间，霍利斯夫妇认识了康妮·诺瓦和她的长发男友里克。他们也遇到过斯帕兹和新任科布夫人。有时，周日下午，我能看见他们几家都坐在泳池周围，手里拿着饮料，听着康妮的手提收音机。哈利说，有一次，他在楼后面的烧烤区见过他们，他们也都穿着泳装。哈利说，那个瑞典人的胸脯像牛的一样。哈利说，他们吃热狗，喝威士忌。他说他们都醉了。

那是一个周六，晚上十一点多。哈利躺在椅子上睡着了。过一会儿，我就得起来，把电视关了。我知道，等我关电视时，他准会醒来。“你干吗把电视关了？我正看着呢。”他会这样说。他总是这样说。反正，现在电视还开着。我头顶着卷发夹子，腿上放着杂志。偶尔，我会抬起头看看，但这个节目我实在看不下去。他们全在外面，围在泳池边，斯帕兹、琳达·科布、康妮·诺瓦、长发男子，还有霍利斯和贝蒂。我们有规定，晚上十点后就不能进泳池区了。但今晚，他们可不管什么规定不规定的。哈利要是醒过来，会出去说几句。我倒觉得他们乐一乐也没什么关系，只是现在到了该打住的时候了。我不时站起来，走到窗边。除了贝蒂，所有人都穿着泳衣。贝蒂还穿着制服，但鞋已经脱了。她手里拿着玻璃杯，和其他人一起喝酒。我一直拖着没关电视。后来，有人喊了句什么，另外一个边起哄边笑起来。我看见霍利斯喝光了酒，把玻璃杯放在泳池边。他走到池边的小屋前，拉过一张桌子，爬了上去，然后不费吹灰之力就翻到了屋顶上。我想，他的确够壮的。长发男子鼓起掌来，好像为霍利斯欢呼叫好。剩下的人也都嗷嗷起哄。我知道我必须出去制止他们。

哈利歪倒在椅子上，电视还开着。我轻轻推开门，走出来，带上门。霍利斯还站在房顶上。他们正怂恿他。他们说“跳啊，你能行”“别让肚皮先砸在水上，跳吧”“我谅你也不敢”之类的话。

然后我听见了贝蒂的声音。“霍利斯，想清楚你在干什么呢！”但霍利斯只是站在那儿，站在房檐上。他看向下面的水，像是正在计算需要多长的助跑才能跳进去。他向后一直退到房檐边上，往手上吐了口唾沫，搓了搓手。斯帕兹叫着：“行了，老兄！现在就跳吧。”

我看见他砸在泳池的边沿。我也听见了那一声。

“霍利斯！”贝蒂尖叫着。

他们都跑到他身边。等我赶到那里，他已经坐了起来。里克正扶着他的肩膀，冲着他大喊：“霍利斯！哎，伙计！”

霍利斯目光呆滞，他的额头上裂了个口子。斯帕兹和里克把他扶到椅子上。有人递给他一条毛巾。霍利斯拿着毛巾，却像不知道该拿它做什么一样。又有人递给他一杯酒。但霍利斯也不知道该拿这杯酒怎么办。大家一直在跟他说话。霍利斯用毛巾擦了擦脸，然后把毛巾拿开，看着上面的血。但他只是看着。他看起来似乎什么都理解不了。

“让我看看他。”我绕到他跟前。情况不妙。“霍利斯，你怎么样？”霍利斯只是看了看我，眼神涣散。“我觉得他最好赶快去急诊。”我说这话时，贝蒂看着我，开始摇头。她又看了看霍利斯，给了他另一条毛巾。我想，她还清醒。剩下的人都喝醉了。除去醉了，没有别的更好的词能形容他们。

斯帕兹接起我的话说：“我们送他去急诊吧。”

里克说：“我也去。”

“我们都去。”康妮·诺瓦说。

“我们最好一起去。”琳达·科布说。

“霍利斯。”我又叫了一次他的名字。

“我不能去。”霍利斯说。

“他说什么？”康妮·诺瓦问我。

“他说他不能去。”我告诉她。

“去哪儿？他说什么呢？”里克也想知道。

“再说一遍？”斯帕兹说，“我没听见。”

“他说他不能去。我猜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呢。你们最好送他去医院。”我说。然后我想起了哈利和那条规定。“你们不应该待在这儿的。任何人都不许。我们有规定。现在，快走吧，送他去医院。”

“我们送他去医院吧。”斯帕兹说，就像这是他刚刚想出来的主意。他可能是醉得最厉害的一个。首先，他站都站不直了，摇摇晃晃的。而且他一再抬起脚，又放下去。灯光从泳池上方打下来，照得他的胸毛一片雪白。

“我去开车，”长发男子说，“康妮，给我车钥匙。”

“我不能去。”霍利斯说。他把毛巾挪到下巴上，但裂口在他的额头上。

“把那件毛巾浴袍给他。他不能就这样去医院。”琳达·科布说，“霍利斯！霍利斯，是我们呀。”她等了等，从霍利斯的手里拿过那杯威士忌，喝了一口。

我能看见有人站在自家窗前，望着下面的骚乱。灯亮了起来。“睡觉去！”有人喊道。

最后，长发男子把康妮的达特桑[达特桑（Datsun），尼桑旗下的一个子品牌。]从楼后开到了泳池跟前。大灯亮着，发动机轰鸣。

“天哪，都回去睡觉！”那个人又喊了一遍。更多的人走到窗前。我以为哈利随时会出现，戴着草帽，火气冲天。但后来我想，不会的，他会一直睡下去的。还是别管哈利了。

斯帕兹和康妮·诺瓦从两边架起霍利斯。霍利斯走不直，七扭八歪的。一方面是因为他醉了，但肯定也是因为刚才那一下把他摔坏了。他们先把他放进车里，然后都挤了进去。贝蒂是最后一个上车的。她不得不坐在别人的腿上。车开走了。刚才喊着让大家睡觉的那个人，重重地关上了窗户。

接下来的一整个星期，霍利斯都没出门。我想贝蒂肯定是辞了工作，因为我再没看见她从窗前经过。有一次我看见男孩们从门前路过，便走出来，直截了当地问他们：“你们的父亲怎么样了？”

“他把脑袋摔伤了。”其中一个回答说。

我等着，希望他们能说得详细点儿。但他们没有。他们耸耸肩，带着他们的午餐饭袋和文件夹，上学去了。后来，我有点儿后悔没问他们继母的情况。

我在外面看见霍利斯的时候，他缠着绷带，站在他家的阳台上。他连头都没有点一下，仿佛我是个陌生人，他不认识我，或是不想认识我一样。哈利说，霍利斯对他也是这样。他不太高兴。“他是怎么回事？”哈利想知道。“可恶的瑞典人。他的脑袋怎么了？有人用皮带抽他了，还是怎么的？”哈利说这些的时候，我什么都没说。我根本不搭理他。

后来，在那个周日的下午，我看见一个男孩抱着一只盒子走出来，放进那辆旅行车里。他走回来，上了楼。不一会儿，他又抱着一只盒子走下来，也放进车里。那时，我明白他们准备搬家了。我没跟哈利说。反正，他很快就会知道的。

第二天早晨，贝蒂派一个男孩送来一张便条，说她很抱歉，但他们不得不离开了。她给了我她妹妹在印第欧[印第欧（Indio），美国城市，位于南加州的沙漠地带。]的地址，说我们可以把押金寄还到那里。她指出，他们在租期截止前八天就会搬走，但房租已经付了。虽然他们没有按规定提前三十天通知我们，但她还是希望会有退款之类的补偿。她说：“万分感谢。也谢谢你那次替我做头发。”她在最后签上：“诚挚的，贝蒂·霍利斯”。

我问男孩：“你叫什么名字？”

“比利。”

“比利，请告诉她，我真的很难过。”

哈利读了她写的便条，说要是他们能看见富尔顿·特拉斯还给他们钱，那才是见了鬼呢。他说，他不理解这些人。“这些人活着，就像是这世界欠着他们一样。”他问我他们要去哪儿，我一无所知。可能回明尼苏达州吧。我怎么知道他们会去哪里？但我又想他们不会回明尼苏达州了。我想他们会去别的地方碰碰运气。

康妮·诺瓦和斯帕兹坐在椅子上，还是老地方，泳池的两侧。时不时地，他们会看看霍利斯家的男孩们搬东西出来，放到车上。然后霍利斯自己走了出来，胳膊上挂着一些衣服。康妮·诺瓦和斯帕兹大声叫着，冲他挥手。霍利斯看着他们，就像不认识他们一样。接着，他举起没拿东西的那只手。只是举起手，仅此而已。他们又挥了挥手。霍利斯这才挥了起来。他一直挥着手，在他们停下来后还挥着。贝蒂下楼来，捅了捅他的胳膊。她没有挥手。她连看都没看那些人。她跟霍利斯说了些什么，他便继续往车那边走去。康妮·诺瓦重新躺回椅子上，伸手调高了手提收音机的音量。斯帕兹拿着墨镜，看了霍利斯和贝蒂一会儿，然后把墨镜架在耳朵上。他在休闲椅上躺好，继续晒太阳，努力把自己老皮革一样的身体晒成褐色。

最后，他们把东西全都装好，可以上路了。男孩们坐在后座，霍利斯坐在方向盘后，贝蒂紧挨着坐在他的右边。一切就像他们开到这里的时候一样。

“你看什么呢？”哈利问。

他正在休息，坐在椅子上看电视。他站起来，走到窗户边。

“噢，是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要去哪儿，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些疯狂的瑞典人。”

我看着他们开出停车场，拐上一条通往高速的公路。我又看了看哈利。他坐在椅子上，拿着一听汽水，戴着他的草帽，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或是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一样。

“哈利？”

当然，他没听见我叫他。我走过去，站在他的椅子前面。他吃了一惊，不明白我什么意思。他向后靠着，就坐在那儿，看着我。

电话响了起来。

“接电话，去呀。”他说。

我没搭理他。我干吗搭理他呢？

“那就让它响着吧。”他说。

我去找来拖把、几块抹布、S.O.S牌清洁布，还有一个水桶。电话不响了。他还坐在他的椅子上，但把电视关了。我拿着万能钥匙，走出来，上楼来到17号房。我打开门，穿过客厅，走进他们的厨房——曾经是他们的厨房。

台面已经擦过了，水池和壁橱也是干净的。情况还不赖。我把清洁用品放在炉灶上，去看了一眼卫生间。没什么东西是钢丝球对付不了的。然后我推开那间能看见泳池的卧室的门。百叶窗拉了起来，床上的被褥已经撤下了，地板亮得发光。我大声说了句：“谢谢了！”不管她去哪儿，我都祝她好运。“祝你好运，贝蒂。”办公桌的一只抽屉开着，我走过去想把它关上。在抽屉最里面的角落里，我发现了那个勒马的笼头，就是霍利斯刚来的时候，拿进来的那个马笼头。肯定是他们匆忙之中把它忘了。但也可能不是。也可能是他故意留在这儿的。

“马笼头。”我说。我把它拿到窗边，借着亮光观察它。没什么特别的，不过是个深色皮革做的老旧的马笼头。我不太懂这种东西。但我知道其中一部分是要放在马嘴里的。这部分叫马嚼子，金属做的。缰绳从马头上绕过来，拉到马脖子上方，被人攥在手里。骑马的人向这边或是那边拉缰绳，马就扭过头，调转方向。容易得很。马嚼子又重又凉。要是你不得不把这东西咬在牙齿之间，我猜你马上就会明白了。当你感觉到它拉动你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时间到了。你就会知道，你要去某个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