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天，我的母亲去世了。她的遗物我一直没有好好整理，葬礼过后，我就把房子卖了，连同那些早就过时却被保养得过分精细的家具、电器、装饰摆件，只带走了那些不得不弄走的东西，它们仅占一个半纸箱，大部分属于母亲。我父亲十多年前就死于脑梗，到我母亲去世，我发现父亲遗留下来的东西比巧巧的还要少——巧巧是我母亲养的狗，一只娇气的雪纳瑞，直到母亲去世，我都还以为她养的是只猫。

我和父母的关系虽然说不上好，但也不算是不好，只能说我的父母都比较淡漠，我认为在抚养我的过程中，他们都尽到了他们的责任，当然，母亲尽的总要多一些，但总的来说，我的成长过程健康、安逸而平稳。我的母亲是一位全职妻子，我的父亲曾是化妆品销售，通过个人努力在退休前坐上了区域总经理的位子。除了父母去世过早，令人惋惜，我的家庭可以说毫无特别之处——过分好的和过分坏的都没有。

卖掉父母的房子纯粹是为了减少麻烦。大学毕业后我去了上海的建筑设计院工作，此后再没离开。父母则在退休以后搬去了一座海边小城，这样做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是小城风景优美，空气清新，对我父亲的关节炎和偏头痛大有裨益；二是小城的房价比我家原来所在的城市低不少，父母用卖旧房的钱在小城买了一套精装修的两室一厅，买房后钱还剩不少，这些钱加上我自己的工作积蓄，够得上一套上海两居室的首付。

不急于整理母亲的遗物，一方面是因为那一阵我正好工作忙，经常深夜回到家，洗个澡倒头就睡，第二天闹铃一响，出小区门的时候门卫也才打着哈欠出来买早饭；还有就是我母亲虽然很爱惜物品，把家具和电器都保养出了古董的光泽，但对于物质本身她却并不执着，也看不出偏好，老年人常见的囤积癖在她身上一点影都没有，衣服够穿就行，首饰更少，严格说来只有一条珍珠项链，式样与成色都很一般。我父亲生前倒是有一套专用的紫砂壶茶具、两个他特别喜欢的打火机，定制西装、宝石领带夹、机械表、名牌墨镜也有一些。但母亲去世后我收拾那个曾共属于父母的家，父亲的宝贝却都消失不见，这种彻底的程度，别说是母亲变卖，就是直接扔掉也有可能。因此我也从来没有兴起过电影里的那种念头，比如满怀思念地整理亲人的遗物，聊以慰藉之类。

如果不是国庆节的旅游计划因一点小意外而黄了，我可能真得十年后才能再次想起那些零碎，或者楼上装修把下水道捅裂了，水淹了我的储藏室，我才会去收拾那两个也不太占地方的纸箱子。

今年国庆，我好不容易把年假和节假凑到一起，凑出来十一天，因为疫情，出国旅游就不考虑了，我定了海南的酒店，打算彻底度一个放纵的长假，但可能是前一阵总熬夜的关系，肠胃被不规律的饮食和数不清的浓缩咖啡搞得太脆弱了，出门前一天晚上我吃了碗螺蛳粉，图爽快放了好多辣椒，结果当天晚上就在厕所七进七出，第二天天不亮又折腾两回，长假头一天，迎着初升的朝阳活活误了班机。

上吐下泻到中午总算止住了，吃了药，到下午基本痊愈，第二天一觉睡醒，又感到阳光、沙滩、海浪和泳裤帅哥的八块腹肌在召唤我，我查了下机票，时间都不合适，最后想来想去，还是订了一张高铁车票。

我已经很久没有坐过火车了，忌避这种交通工具的时间几乎跟我本身的年龄一样长，并且说不上原因。母亲生前倒是提过一句，说我小时候在火车上撞到过头，肿了好大一个包，从此以后看见长节的车厢就哇哇大哭，一开始连公交车都不肯坐。这事发生在我三岁以前，所以我完全不记得了，不过十几岁的时候看见地铁还会感到不高兴，莫名想踹两脚。

票买了商务座，纯粹是为了让旅途尽可能顺利一点，商务座能从贵宾室直接走快速通道先上车。我在贵宾室里喝了杯速溶咖啡，其中的甜苦两味半点不兼容，从我舌尖一直撕打到胃里，一直到我进车厢坐定，它们还没完，甜得我舌根发腻，苦得我耳朵根发酸，我就在这种难以言喻的滋味里透过车窗，目睹后上车的人们乌泱乌泱地压过来。

等人陆陆续续都上了车，站台又安静下来，只剩几个老烟枪在抽最后一根，即将关闭车门的提示音悠长地响起，这时两三个迟到的乘客拖着行李箱匆匆赶来。也许就是那几点不自在诱发了某种情绪，加上天生对火车的厌弃，我看着那几个人越走越近，看了大概有五六秒钟，等关闭车门的提示音第二遍响起，我到行李架把自己的箱子拖出来。列车员正好经过，问我有无需要，我说没有需要，便拖着行李出了车厢。

在站台边站了站，我转身走了。

这之后我打网约车回家，一辆别克商务，司机开得很稳，上了车我就低着头退订酒店，退海钓团、浮潜团，等都搞定了，我锁上手机丢回拎包，忽然一阵恶心猛地冲到喉咙口。

司机从后视镜里瞥我一眼：“你还好吧？”

我捂着嘴摇头：“没事，有点晕车，不严重。”

然而我从没晕过车。

要不是这两天反胃和呕吐轮番上演，我可能都不知道一瞬间涌到喉咙口是什么感觉，说不定会以为是一阵奇怪的紧张，因为那种五脏六腑收缩又翻腾的感觉，胳膊上冒出来的鸡皮疙瘩，还真有点像人在恐惧状态下的身体反应。

接着我似乎听见沉闷的撞击声——老式闷罐车在轨道上行驶的声音，我不禁从车窗向外望，随即就意识到不可能，这里是市区内的宽阔主路，别说老式的铁轨，连新式的高铁架桥都离得很远，不过在汽车拐弯的时候我看到一片被蓝色铁皮围挡起来的工地，不知道在建什么，也许那一瞬间从耳边闪过去的哐当哐当的声音来自某种建筑器械。

回到家我感到很疲惫，尽管这两天什么都没干，却如同熬夜赶项目。到家我倒头就睡，梦里面母亲带我坐上一列闷罐车，“啤酒花生瓜子”的叫卖声由远及近，又渐渐远离，我感到很不舒服，列车内的臭气、闷热和妈妈敷衍的怀抱都让我浑身难受，我挣扎起来，把身体在襁褓里挺直，两手在空中乱抓，终于，列车一个摇晃，我一头磕在座位前的餐桌上，“哇——”

我醒过来，天竟然还没有黑，时间不到下午两点。

这个时间我本应在海南的遮阳伞下捧着大椰子，边喝个痛快，边物色艳遇的对象；我刚刚交掉一个项目，团队由我一手筛选组建，为了其中一两个骨干人选，还跟领导交涉了一番——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乱中有序，有目的，有手段，没有空窗。现在阳光直射在床脚的被面上，尽管灿烂，却不是海南，我忽然不知道要干什么。

这时候我才觉得自己在高铁车门前掉头就走是不是疯了。

我在想什么呢？

我什么也没有想，那时我仿佛一下变成了一个任性的青春期少女，甚至都不是我自己的青春期。我的青春期基本上同我之前、之后的生活一样，没有过叛逆的乱流，但今天上午站在高铁车门前，烦躁突如其来，一瞬间，我绝不愿再钻回到狭长密闭的运输工具里去，好在我早已成年，不会被心疼钱的家长揪着领子硬搡回去、摁进座位，因此我拉上行李箱，掉头就走。

我忽然意识到我的母亲去世了。

我并不在这一刻感觉到彻底的孤独，我不是那种家庭观念很强的人，我只是忽然特别真实地领受到了母亲的死亡，虽然我此刻坐在我的床上，和母亲去世前任何一个坐在床上的时刻都没什么两样，但对于母亲这个人而言，她却是彻底地消失了。

我给自己泡了杯黑咖啡，想到才上吐下泻过，往咖啡里扔了几粒枸杞，端着杯子进了储藏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