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母亲遗物的时候，我还在想，会不会发生那种情节：死去的母亲表面过着乏味的老年生活，是个一般意义上的“老太婆”，实际却怀揣着让人瞠目结舌的秘密，出轨、私生子，甚至另有一番热血事业。

但也只是想想。

整理遗物就是整理另一个人的私人物品，无趣凡俗的物品，别针、手绢、包（拉链生锈发涩）、多年不穿的呢子外套，衣料被虫蛀出小眼。别针是纪念香港回归的图案，我拿在手里想了一会儿那一年我在做什么，母亲在做什么，结果什么也没想起来，一点感慨都发不出。整理遗物实际上是在做垃圾分类。

分好类以后，该扔的扔，该烧的烧，送人的送人。衣服我大部分送给了公寓里搞楼道卫生的阿姨，我跟阿姨没有什么交情，她工作时上演一个人的群殴，天天如此，还不分春夏秋冬把楼道的窗开得直挺挺，谁讲都没用，三九天风从门缝钻进家里，吹得地暖只暖到地上三寸。衣服给她只是我懒得跑远，图省事。

但这个阿姨又很讲义气，我头天送她旧衣服，第二天她就掏出一个桃子给我吃，笑着说：“你以后还有旧衣服，我都要的哦！”

我愿意答应她，但不愿意要那个青黄不接的小毛桃，她便硬塞，塞完还往兜里掏，看样子桃子竟不止一个。我吓得直摁电梯，被她拉住不放，眼睁睁看她的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手心里不是桃子，是一个纸包：“衣服里面找到的，还给你喏。”

我有点意外，那些衣服的口袋我都掏过，却没掏干净。阿姨说：“这个是缝在衣服里面的，那件呢子的短上装，豆沙红的，你阿记得啦？有个内袋喏，缝死了的，我以为是假口袋，摸摸嘛里面又有点硬，我想是不是内衬老化了，就剪开来，一看，里面就是这个。照片蛮漂亮的。”

我把纸包带到公司，午间吃过饭，我把它拿出来，端详两眼，决定拆开。里面包着一张小照片——一寸宽，两寸高，人工着过色，现在褪了个七七八八，但的确是母亲年轻时的样子。照片上没有照相馆落款，背面也光光的，没有留字。

我准备原样包好，行政的顾大姐走进我的办公室，自然而然把头凑过来：“谁的老照片啊？”

“家里的亲戚。”我说。

顾大姐眯着眼仔细看了看：“这种大波浪，那时候老流行的哦！”

我笑笑，把照片包好：“好像是的。”

顾大姐来找我们组的小王，他中秋晚会表演节目的礼品到现在还不领走，钉钉上留言也不回复，行政部都开始准备元旦活动了，账不能再拖。但这次仍然扑空，小王的工位空着，只好嘱咐我转达。

顾姐前脚走，小王后脚端着杯奶茶进来了，我让他去领礼品，他朝我扬扬手里的奶茶：“我排好久队才排到这个新款，饭还没吃呢，礼品不急。”

可是顾姐很急。我把桌上的毛桃塞给他：“先吃个桃子，去拿礼品。”

相片跟着我一阵手风落到地上，纸包散开，露出里面的人像。小王捡起照片：“夏姐，这是你妈妈吗？大美人哦！”比着照片又看看我，“长得和你真——”

他嘬了口奶茶。

又嘬了一口，咽下去，说：“夏姐，我猜你长得像你爸，对不对？”

我问他：“你风洞试验做完了，报告呢？”

他一缩脖子溜了。

我又一次把照片包起来。

母亲很少拍照，遗物里只有几张她用剩的证件照。不光不喜欢摄影留念，她对于这个世界的冷淡是全方位的。小学的时候，有段时间我患上了小孩常见的异想天开症，忽然感觉自己曾经被人贩子骗走过，记忆自行编造了一段故事并且信以为真了，我仿佛真记得有个面目模糊的女人把我骗走，我母亲发现后追了上来，两双手把我夺来抢去，扯得我浑身疼。我揪着这个问题一遍遍地问母亲，我想一般的母亲一定会如临大敌，儿童的异常行为大多有深层原因。但我母亲仅仅是明确地回答我“没有”——“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

为此我甚至把故事重新给自己编了一遍，我想事情会不会是这样，母亲才是真正的人贩子，她把我从我真正的母亲手里抢过来，所以她才如此冷淡而坚定地否认这回事——“没有”。一旦有了这种想法，我忍不住悄悄地观察母亲，越观察，越觉得她真像个人贩子，怎么看怎么像，她——尤其是在我更小的时候，小学低年级和幼儿园——母亲经常把我抱到腿上端详。有些事情不想不觉得，一想起来处处都飘起疑云，我想起母亲曾把我抱在膝盖上，那盯看的眼神似乎并不能美化为“慈祥的母亲，爱怜地看着孩子”，而是真正地、仔仔细细地端详，仿佛检查一件器械，检查一个小机器人造得是否完美，有没有不为人知的小瑕疵，是否能够骗过世人的眼睛，伪装成一个真的小孩。

不光如此。

这之后，母亲会拿起双眼皮贴，把她的单眼皮改造成双眼皮，又拿起眼线笔、眼影、睫毛膏，对着化妆镜仔仔细细地描摹，边描摹，边不时地看我一眼。

我一度以为我的母亲是个极端爱美的女人，因为她曾经三百六十五天雷打不动地化妆，每天起床，刷完牙洗完脸，第一件事就是化妆，之后才是铺床叠被和烧水做早饭。

她开始领养老金之后过了两年，那时候她和父亲刚卖了房子，搬到海边小城，我去看望他们，发现母亲完全地素面朝天，连润唇膏都没有擦。一开始我以为是搬家累了，无心打扮，但那次我和他们住了四天，母亲一天都没有化妆，并且有一次我找牙线，把卫生间的镜柜打开，里面属于我母亲的化妆品只有一罐美加净面霜。新房里母亲连只梳妆台也没放，她早上起来，刷牙洗脸，拿梳子把花白的短发唰唰梳两下，把美加净拿出来，捻一坨在手心，往两边脸颊横竖一抹，就好了。

那时候母亲才六十出头，脸上皱纹不多，皮肤仍算饱满而富有弹性，但她忽然就不化妆了。

老照片上的母亲烫着大波浪，画着时兴的细长而深黑的弯眉，耳朵上戴着香港女明星一般的椭圆形镶水钻的大耳环，她是如此年轻而时髦，但她的单眼皮的眼睛上没有贴假双眼皮，这双眼睛狭长而微微上挑，是美丽而自知的一双眼睛，同嘴角一起微笑着。

而我年幼时那个在梳妆镜前打扮个没完的母亲，却用双眼皮贴、眼线笔和眼影把一双美丽的丹凤眼乔装成了双眼皮的圆眼睛，她画几笔，抬起女儿的脸看一看，最终把她的眼睛化得和我一模一样。

她画眉也不是把眉毛化成老照片上的样子，而是用刮眉刀把细长的眉毛刮短、加粗，把眉峰刮平，找新的位置画上新的眉峰，最后她端详镜子，确定这双眉毛和我的一模一样。

然后她扑粉，打阴影，把自己圆脸的脸颊两侧打出模仿高颧骨的阴影，把鼻头增大一些，下巴拉尖。

那时候我还小，旁观母亲化妆如观赏一场表演，我不知道她创造出的那副脸孔来自什么人。

化妆的时候，化妆之前和之后，她都不笑。画完以后，她盯着化妆镜，认真地检查，确认一项工程被精确地完成。

我的记忆里她也从来没有留过大波浪，她总是一头齐耳短发，用一个黑发卡把刘海别到头顶，过节时额外戴上她仅有的首饰，那条珍珠项链。

我从未见过照片上的母亲，也从未见过照片上她依偎着自己胳膊的温柔甜蜜的笑容——那个时代经典的拍照姿势之一，是城市里常进电影院看电影的时髦青年的流行pose，看的不是乡下露天广场的《英雄儿女》，是城里新上映的《庐山恋》。

而我母亲是从乡下进城的打工妹。

照片上的母亲绝不超过十八岁，而母亲说自己二十六岁才进城打工。

那十八岁以前她在乡下，不太可能拍一张如此洋气的影楼照。即便拍了，她笑的时候，也应当是我记忆里那种样子，一笑就露出牙花，两边颧骨往上耸，她一辈子都这样笑，不可能在十八岁的照片里笑得如此矜持而娇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