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死于车祸。

事后回想，她的死亡颇具传奇性。

搬到小城十多年后，她回原来的城市探望朋友，过马路的时候闯了红灯，被一辆皮卡把她撞倒。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件事是前因后果，命中注定。

探望朋友是不得不去，因为那个朋友确诊了胰腺癌，时日无多。她们年轻时是同一家工厂的工友。当年母亲带着我，还没和父亲结婚，为了贴补生活，她曾和那位工友一起批发了鸡蛋，下班后拿去菜场卖。她们把鸡蛋放在小竹篮里，一次只摆一篮，自称是附近农民，鸡蛋是自家母鸡吃五谷杂粮下的草鸡蛋，一天只得这一筐。一筐卖完，她们再装满下一筐，如法炮制。

前几年小米搞限量发售的时候，我就总想到母亲的那筐蛋。

钱是赚了一些的，但终究引起了同行的妒忌，别的蛋农——卖鸡蛋、鸭蛋、鹅蛋、鹌鹑蛋和鸽子蛋的全都出离了愤怒，联合起来戳穿了她们的骗局，甚至当场打了一架，最后满地流黄，两个女人同另外几个男女撕扯一番，狼狈地被赶出了菜场，有很长一段时间甚至不敢去那里买菜。

这些事情连父亲也并不知道，他遇到母亲的时候，母亲已经是那家化妆品公司的出纳，她是自学考上的会计证，这样的能力在她的工友中间被目为天才，同她一起销售假冒草鸡蛋的阿姨就多次表达过钦佩，因为阿姨自己“看个报纸标题就能睡着了”，母亲当年的工友很多年后也依然在工厂当工人，大家一起经历下岗、买断和改制，时代的浪潮中，母亲的会计师资格证总能帮助她很快找到新工作，但有一天她忽然决定在家里当全职太太，时机上正好也合适，父亲那时候升到中层，当上了销售部门主管，出差范围从全国扩展到全球，母亲全职顾家正是所有人都需要的。

其实父亲在升职前就向母亲提过全职太太的建议，被母亲一口回绝，她甚至动作麻利地雇了一个家政阿姨，以免纷争。当她宣布辞工回家，家政阿姨已经干了好一阵，父亲也接受了这项安排——对自己的突然变卦，母亲没有做出任何解释。

或者说她的解释是“我想通了”。

父亲的回答是“真搞不懂你”，但好在结果是他所希望的，因此他也就欣慰地不再试图搞懂。

母亲的家务做得马马虎虎，烹饪水准则比家政阿姨差了一大截。父亲享受了一段时间“全职妻子”的照顾后，美式中产梦和日式贤妻梦双双破碎，不久就把家政阿姨又请回来了，这是后话。

在浮皮潦草地把家务糊弄完后，母亲全职在家的大部分时间在看书。

母亲很能看书。

市图书馆的借书卡一次能借出三本，母亲每次抱三本书回家，几天就看完了。后来她把我的借书卡也拿去，还拿走父亲的身份证又办了一张借书卡。每次她的买菜兜底下放着沉甸甸的九本书，上面横着一把小葱，葱尖冒出袋口，邻居看见她，说：“语冰妈妈，买菜回来啊，买了这么多哦？”她便点头微笑。晚上我回到家，厨房里一尘不染，我就知道晚上又要吃母亲拿手的一分钟速成菜——炒鸡蛋，如果当天她竟然还有心去菜场买把葱装装样子，那就是葱炒蛋。

我正处在想象力旺盛的年纪，便把母亲倚窗阅读的样子当作素材，演绎出一个天才少女出身农村，家境贫寒而不得不辍学的悲剧故事，这故事还有个尾声，就是少女自尊自爱，虽然没能读大学，却毅然考到了会计证，并且一有机会就如饥似渴地读书。

我把这样悲惨而动人的故事写到作文里，成为范文，获得了老师的点名表扬，并要求原型即我的母亲在下一场家长会时务必到场，当面接受赞美。

母亲却说：“不去。”

我问为什么。

母亲说：“不想去。”

为什么不想去。

“不想看见你们老师，不像好人。”

摸着良心讲，那位语文老师是真正不可多得的好老师，她耐心、宽容，体谅每一个人的难处，即便我的家长会从此以后全都是家政阿姨代开的，她在看到我的哭丧脸之后也再没有苛责过一句。

现在我回想母亲忽然宣布全职在家，似乎就是在开过一次家长会之后。

其中的关窍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那场家长会没发生任何值得谈论的事，会后的自由交流部分有个传统，各科里最好和最差的学生携家长到讲台前接受表扬或批评。新来的语文老师——表扬我作文好的这位——期待且鼓励地望向我，我转头寻找我的母亲，却发现她竟然趁会后人流混乱溜走了。

于是轮到我到讲台前，我就像个丢了尾巴的壁虎，感到自己又秃、又短、又难过。语文老师问我：“夏语冰，你妈妈呢？”

我说我不知道，刚刚还在的。

开会时家长都坐在学生的位子上，学生搬个塑料小凳子坐旁边，因此老师知道我母亲的确是出席了家长会的，我并没有撒谎。

老师也伸长脖子找了找，没找到，她拍拍我的肩膀：“没关系。”又问：“你妈妈是不是姓江？”

“没有啊，”我说，“我妈妈跟我一样，姓夏。”

老师没有再问别的。

那天回家，我打开家门，母亲便向我走来，样子像是之前正坐着，也许就坐在她常看书的窗边。

我很愤怒。

我说：“你干吗突然走了？所有同学家长都没走，就你走了！连挨批评的家长都没走，只有你走了！”

她没有说话，也不再向我走近。她转身去了厨房，不久，传来爆锅的声音。

我回到我的小房间，把笔袋、课本、练习册一样一样从书包里掏出来，乒乒乓乓往写字桌上砸。

厨房炒菜的声音均匀而恒定。

书包掏空了。

我把包往地上一摔，冲到房门口大喊：“我不是你女儿吧？我一直都觉得我不是你女儿！你也不是我妈！”

我听到“嗞啦”——一大把青菜扔到油锅里的声音。这个声音盖住了一切声音。

我昏了过去。

昏倒的原因是青春期贫血。

我醒的时候母亲在打电话，那时父亲刚下班，正巧没有开单位拨派给他的车回家，坐公交回来的，人刚到小区门口，我母亲尖声命令手机另一头的父亲拦截出租车。同时她的另一只手举着家里的座机听筒，在跟120急救中心交涉，要求他们快派急救车。

因此我和母亲的这场争吵就被随后的动乱给替代掉了。

等一切结束，从医院回到家，我大概是不知道说什么，就对母亲说：“赵老师问我，你是不是姓江。”

“你怎么回答的？”母亲问。

我感到莫名其妙：“我说你姓夏啊。”

“老师还问什么了？”母亲那时候在饭桌上整理我的看病收据，似乎只是随口问问。

我说：“没问什么。你反正走了，她还要跟别的家长说话呢。”

“那时候我摸到钱包没在身上，以为丢了，急得出去找。其实是没带出门，在家里。”母亲说。

“你去了哪里？”我问。

“马路上、家里，就是我今天去过的地方。”她说。

但我问的不是这个。

也许是昏厥的后遗症，头脑还没彻底清醒，或者醒过来以后又被医院抽了好几管血，加重了头晕。昏倒的时候，我仿佛回到小时候，有人抱着我坐在火车上，火车开起来，我看见母亲在玻璃窗外的站台上追着车跑，边跑边向我挥手，不知道是和我再见，还是要我回去。

因此在饭桌边和母亲说话时，一瞬间我有点恍惚，又想到了昏倒时做的梦，梦里面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火车要去哪里，母亲又会去到哪里，深深的困惑直到醒了那么久，似乎还缠绕在我身上，使我脱口而出，问：“你去了哪里？”我问的是梦里的人和旅程。

可能孩童的生活太简单了，对现实记得很泛泛，却对一个梦念念不忘。我后来也问过母亲这趟火车之行，母亲说她抱着我坐火车是真的，因此她在车窗外追我是不可能的，而我就是那次在火车上撞到了头。

但梦的感觉太真实了，使我一想起母亲，就会想起她在站台外奔跑挥手的虚拟形象，使得母亲在我的印象中从此和奔跑就密不可分了。后来，当我在上海接到电话，说母亲死于车祸，首先映入我脑海的，也是那个倾身向前、两臂在空中挥舞的形象，只不过是被移植到了斑马线上，既动态，又静止，直到肇事的皮卡把她撞飞。

母亲的死亡是她和父亲搬到海边小城就注定了的。

那座城市空气清新，风景宜人，民风淳朴。城市交通守则里有这样一条：一切车辆无条件避让行人。

因此那座城市里没有行人指示灯。

一切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只要看到斑马线上有人，必定会减速让行，此规定适用于一切情况，无论是直行还是转弯。

在小城里住了十多年后，母亲回原来的城市探望朋友，在过马路时，她下意识地遵循了自己日常的交通习惯，她没注意到行人指示灯正鲜红地亮在对面，她径直穿了过去，皮卡呼啸而来。

由亲人的死亡而产生的感慨如果不是悲伤的，仿佛就不能算是人话。

我的确是悲伤的，但悲伤之外，还感觉到如此意外而果断的结局竟和母亲一生的气质非常契合。这并不是说我认为母亲死得好，我只是觉得这场悲剧虽说是意外，却让人有种幻觉，仿佛这不过是母亲一辈子所作所为当中的一件，一贯的干脆利落，没有解释。

我本人在上海工作，父母去世后就和小城再无交集，因此举办葬礼的同时，我一边整理父母房子里的遗物，一边挂牌卖房，价格定得比均价稍低一点，加上房子被母亲收拾得简单而干净，附赠大量保养得当的家具、家电和装饰摆设，很快就敲定了买主。

买主确定老人的确没有死在房子里以后，就彻底放心了，我们去房产中心办完托管过户，他开车送我回去。买卖敲定了，路上他和妻子才向我吐露真心话：“我看了那么多房子，你家是最整洁的，我们第一眼就看中了。”

我想说那是你运气好，赶上了我母亲讲卫生、爱打扫的阶段，但一闪念间，似乎的确感觉到哪里不太对劲。

一个人变老以后就变懒了，这是可以想象的。

一个人散漫了一辈子，即便全职在家也能心安理得地天天做炒鸡蛋，想到要多吃蔬菜就做个葱炒鸡蛋；父亲曾嫌干洗店洗衣服不细致，要把他一百二十支棉的高级衬衫在家里洗，母亲就把衬衫和买菜的尼龙袋子泡在同一盆肥皂水里。父亲去世前，母亲始终是这样的。

这次回小城兵荒马乱，使我忽略了那间房子有多整洁，也许是过于整洁明净了，润物无声，以至于等到别人提起，我才猛地注意到——家具大大减少了，摆设的位置却异常合理；床上四件套是白底撒碎花，花色粉蓝；窗帘由我父亲喜欢的《千里江山图》换成了浅灰色的细纹格。

“我最喜欢窗台上那盆碗莲。”买主的妻子说。

我想起那盆碗莲了，养在一只白瓷笔洗里，笔洗是仿宋造型，名师作品，父亲生前珍惜得不得了，放在酒柜里最显眼的位置，轻易不舍得碰。顺带着我想起父亲的酒柜，这次我压根没看到它，还有那些酒瓶和酒杯，似乎仅有一只江户切子，出现在茶几上，里面是几粒母亲出门前忘记倒掉的枣核。

那天我回到房子里，认真审视了一番母亲的布置，我想到很久以前母亲靠在窗边看书的样子，即便看书时她的表情也并不很享受，眉头微微蹙起，嘴抿着，说不清是不耐烦还是不舒服，我想到我那篇优秀作文错得有多离谱，世界上不会有哪个热爱阅读的天才妇女看起书来是这副表情。我还想到那个窗台——母亲固定用来看书的窗台，曾经家里布满生活的凌乱痕迹，但那个窗台周围半尺内的东西，都被母亲踢到一边，她看书的时候，就坐在那半尺见方的空旷之中。

最后收拾的地方是储藏间。

我把母亲囤积的洗衣液、新拖把头都理出来，留给买主，最后从吊柜最高一层的隔板上找到一只铁皮月饼盒，里面是一叠证件：父亲的死亡证明、他的大专毕业证、母亲的会计师资格证、父母的结婚证和户口本。

我的父母是重组家庭，母亲是带着我这个拖油瓶跟父亲结的婚，父亲样貌不佳，个子矮，向母亲求婚时尚未发达，这段婚姻是他权衡之后的最优选，并且我总觉得他和母亲没生一个孩子，不是出于他自愿，是身体方面的原因。至于母亲，她从来不提上一段婚姻，我也就从来没想到要问。结婚证翻开平平无奇，我看了一眼，把它和户口簿一起丢进收纳的纸箱，轻轻的啪的一声，白色的一角从户口簿里滑落出来，是个信封。

信封没有封口，打开来，先看见我穿着学位服的研究生毕业照。

照片下面压着一张信纸，展开来是一片空白。

这不太像是一封母亲写给我的信，在人生的暮年絮絮叨叨地给女儿写一封充满温情的家书，和母亲的脾气不符。信封上没有贴邮票，因此也无法判断要寄多远。只有照片确定无疑是我，正如那张老照片确定无疑是她。不过她自己的照片是一定不要人看见，因此缝进了呢子上装的内衬里面，我的毕业照却是要给人看的，要寄出去。

这个人是谁？

母亲一贯是个不多费事的人，她给人寄我的照片，那这个人一定很愿意看见我的照片。我却从来不知道这样一个人的存在。

很容易想到这可能是我的亲生父亲，母亲的前夫，但关于这个亲生父亲我唯一知道的消息是，母亲嫁给我父亲前的婚姻状态不是“离婚”，是“丧偶”。

那还能是谁？

那天我捧着铁皮月饼盒，把里面的证件翻了个遍，又把堆好的两个纸箱全都翻乱，还在那一堆夹杂着杂志、报纸、超市小票和话费收据的废纸堆里大大翻检了一通，我想找到母亲往年的体检报告，哪一年的都行，我想知道母亲的血型。

我本人的血型是B型血，只要知道母亲的血型，再想办法弄清我亲生父亲的血型，这三个血型的匹配程度就能告诉我点什么，比如我母亲到底是不是个人贩子。当然这样说不对，我母亲不可能是人贩子。

但她是谁——我的母亲是谁？

我是谁？

真正生我的人又是谁？

信封放了很多年了，已经泛黄。所以很多年前，也许就是我拍这张毕业照的时候，照片一拍出来，我母亲就打算把它寄给一个人，只是最终又作罢了。

离奇的是，我在废纸堆里找到了母亲五年前配老花眼镜的视力检查单，找到了她没扔干净的父亲的一份体检结果，找到了她看养生节目记的笔记，上面写着“每天早上六点整拍脑门三十三下”，还有各种鸡零狗碎的票据和纸笺，唯独没有找到母亲的体检报告。仿佛在我心血来潮想找这东西之前——的很多年，母亲就知道我总有一天会这么干。因此每一年的每一份体检结果，她都扔得干干净净。

这一切仿佛科幻小说里的认知过滤器，它向我层层施法：最开始我没注意到房子被收拾得这么干净，后来我没注意到自己竟从不知道母亲的血型，最后我没注意到这么多年，我始终在这些重大条件缺失的前提下平稳而安逸地生活，生活得如同童话，仿佛几十年前母亲把我抱上火车，我们就一起驶向了一个云遮雾绕的幻象国度。

这不是亲人死亡后你发现她原来过着你所不知道的精彩人生。

这更像是牛顿三定律宣告破产，人类发现地球竟然真的被一只宇宙乌龟驮在背上。

因此我的反应也同所有目睹异象的人类一样：那天我什么都不再找了，我卖掉了废品，收拾好一箱半的遗物，第二天上午办完水电煤气过户，下午飞机回了上海。回去后的第三天，遗物托运到了，我把它们搬进我自己家的储藏室，蹬了两脚，把它们扎扎实实地蹬进很深的角落，再也没去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