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那天我还是去了小城。

一开始买的是飞机票，后来又改成高铁，二等座。买二等座的时候，二等座变成了一样真实存在的东西，此前买商务座的时候，世界上仿佛就只有商务座。

只坐飞机的时候，世界上仿佛就没有高铁。

并且在高铁站，那种古老的闷罐火车也似乎早就不存在了。

坐进二等座车厢要等很久才能安定下来，因为要等前后左右的人都来了，把行李放好，把活泼的小孩和行动不便的老人都安排好，再从行李架上把吃的拿下来，列车开动，里侧外侧前前后后的人拿上茶杯出去，倒满水回来，中间列车员查票，一上车就想上厕所的人出去上厕所，列车员再回来把因为上厕所、倒水而漏查的人再补查一遍，之后才算安稳。

我仍无法确定上一次坐在商务车厢里的感觉是什么，仅仅是觉得强烈的、莫名的不对劲。那一次在我坐定以后，人群才涌向站台，迅速的动乱与商务车厢内部的安静平和形成对比，像两面巨大的镜子，它们互相映照，两边都不真实。

二等座车厢里没有社交距离，如果我把手肘搁在扶手上，那我的邻座就只能把他的手放在膝盖上；而当前座把椅背猛放下来时，我差点被自己的咖啡泼一脸。

“哐”的一声。

我听见几十年前我的头磕在火车餐桌上的声音。

不对劲的感觉被磕碎了，尽管仍然不舒服，我还是老老实实地缩在我的座位里，在火车的行进中慢慢睡去，我梦见手里的项目出了问题，甲方一定要撤掉摩天大楼顶部的风阻尼器，理由是这个大铁球太丑，我不得不反复向他们解释楼越高越怕风的道理，说得口干舌燥，可他们是一群狂人，拒绝任何不符合他们审美标准的东西存在，工程眨眼动工，我急得发疯……

一连睡了好几觉，下车时脖子和肩膀都疼得不能碰，小城临海，我本来想当天去看海，结果到了酒店，往床上一趴就起不来了。

第二天下午我才出门，去的时候带上了母亲的手机。

手机里有几张黑乎乎的照片，乍一看像是误触了拍照键，前两天我想把手机格式化了卖二手，最后一遍翻相册的时候，这几张黑色图像来回映出我面无表情的脸，仰角向上，把鼻孔映得深邃无比，乍一看像脸上长了四只眼睛。相册里的照片大多是风景和花草，这些黑照片穿插在闲情逸致的风景照中，每隔十几张就出现一次，四只陌生的眼睛浮在照片上，盯着我，其中两只冷漠而困惑，另外两只不怀好意。

我终究是调出一张照片，把亮度调到最高，发现这并不是误触的照片，而是一张海边风景照。

所有的黑色照片都是海边风景，是夜里的海，照片里偶尔有一只毛发蓬乱的雪纳瑞，我母亲养的狗，巧巧。

不知是天气还是海水成分的问题，我去的时候是阴天，海天一色，都是灰的。小城的旅游季在盛夏，一月份这里寒风刺骨，冷得宽广透彻，海边一线浅浅的沙滩，沙地外沿铺满碎石子。没有人，浅海处漂着两只破败的小艇。

我在木头长椅上坐了一会儿。椅子冷成了铁，半分钟后，我的屁股就成了两块冻火腿，迅速地麻了，在想走而动不了的时刻，一个初中同学发来消息，她帮我打听到了初中语文老师的电话。

蹒跚回到酒店，我坐在窗边拨通了老师的电话，非教师节联系几十年没问候过的老师，实在是尴尬，家传的冷漠这时候又发挥了用场，我跳过虚伪的寒暄，直接问老师：“有一次开家长会，我妈去的，您以为她姓江，您还记得吗？”

老师困惑地回忆着：“哦……想起来了，对的，有这么一回事情。你妈妈还好吧？”

“她还好，”我说，“黄老师，那位姓江的跟我妈妈长得像吗？”

老师说：“……粗看倒是不像，但细看看，又有一点，主要是那副眼神——”

“眼神？”

“就抬起头看人的样子，那时候我站在讲台上，你妈妈抬起头，我一看，一下就想到那张照片了。”

又是照片。

窗外黄昏将尽，玻璃窗变成了涂银的镜子，室外风景逐渐虚幻，我看着自己的脸映在窗上，轮廓越发清晰，没来由地想起不知在哪里看见的话，说的是人一辈子不可能看见自己的面孔，我们看见的只是镜像、倒影、照片、录像。

一旦认识到这些图像是酷似本体而又非本体的拟相，人就获得了意识，混沌的思维中浮现出一个难以界定其概念，但又绝对确定其存在的，自我。

我的照片，与无字的信纸。

母亲的照片，与封死的衣服衬里。

黄老师说，她所说的照片是一张她从旁人手中见到的肖像照。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黄老师师范毕业分配到一所小学，从实习老师当起。那时的城市尚属前现代的遗存，一辆皇冠面包车半小时能兜完一圈，上街碰到二十个人，其中十个人有点面熟，另外十个攀谈上三句话也能够沾亲带故。在那样一座城市失踪一个人，一个青年女教师，消息很快就在熟人圈子里传开了，过上一个休息日（那时还是单休），礼拜一重新上班，同行之间也在互相打听问询，有谁见过这位教语文的小江老师，她有两个礼拜没去学校上班，上周她父母开始寻人，到如今已经急坏了。

消息最后从火车站传回来，有人在那里看见过她，但调查下来，她似乎并没到窗口买过票。

小江老师的父母为了寻人，把小江老师的近照洗印了好多份，托人散发。

黄老师向我描述照片上的小江老师和我母亲的神似之处，说她在家长会上第一次看见母亲时，心中就泛起疑虑。我站在看不见夜色的窗前，听黄老师说“单眼皮”“长眼睛”“港台明星那种式样的耳环”“对的，椭圆形的”。挂了电话，我加上黄老师的微信，拍了母亲的小照片传过去，黄老师用语音回复我：“好像就是这么一张！”过了两分钟，又回：“不过真的记不清了，那时候的照片都是这样子拍的，拍出来都差不多，你要么还是问问你的妈妈……”

酒店落地窗正对一片海面，天擦黑了，我关上所有的灯，镜子的幻术结束了，我的脸庞与玻璃一起消失，我看见灰色的海水变成深蓝，变得墨黑，天上升起一钩弯月，浓云却飘过来，遮住月亮，再没有离开。

那天晚上我又去了海边。

街灯昏黄如雨。人行道的铺路石呈长方形，表面有一种黑白灰交织的驳杂花纹，斑点状，在路灯的照映下粼粼反光，在干燥冰冷的夜晚营造出盛夏雨夜的虚幻氛围，使人越走越无法分辨真实与虚幻：皮肤感觉是寒冬，眼睛却看到潮湿的夏夜。

沿着南北向的海滨大道，道路东侧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条直通往海滩的砖砌坡道。

我伫立在马路对面。

我想到许多个夜晚，母亲牵着小狗，路况同我现在所见的一样荒凉，零星有车辆呼啸而过，不是骇人的货运大卡车，就是灰扑扑跑长途的小汽车，都开得飞快，母亲等这些车都过去，等到一个安全无虞的空档，才牵着小狗横过马路，走进那条漆黑看不到尽头的坡道。

坡道两旁是森森的树木，路灯参差其中，从枝桠间垂出白色的灯球。灯球的光照范围非常有限，反而把漆黑的道路映得更加幽深不可测。坡道向前延伸，也向下倾斜，因此站在我这一边，只能看到一小段入口，再往前就是纯黑色的天空。在城市里见多了被人造光晕染成深红或深紫的夜空，乍一看这里路尽头的黑色夜空，竟产生了不能够辨认的异质感，呼吸也憋闷起来，仿佛穿着宇航服观看外太空。

我脑海里始终上演着我假想的一幕：母亲站在镜前，把一头长卷发齐耳剪断。

这种想象时而滑稽，时而又真实得可怖，它自发地与记忆中母亲坐在梳妆台前贴双眼皮贴的画面重合到一起，使这个女人在江月华与夏招娣之间妖异地变幻不定。

那天我终究没有走入那条漆黑的坡道。

小城位于中国东面，它的旅游名片之一是中国日出最早的地方，夏季的游客定好闹钟，清早赶到海边与日出合影。

夏招娣却在夜里独自观赏伸手不见五指的海景。

我没有走入那条母亲夜里看海的道路。

沿原路返回时，粼粼的路面依然给我下雨的错觉，大车在耳边隆隆地开过去，从远处来，到远处去。

我在想我到底看见了什么：我曾梦见一个母亲抱着我上火车，另一个母亲在站台上追，站台上的母亲留着齐耳短发。

地上的水光不是真的水，踩上去的干燥回声总让人失望；来时的高铁上，在几十年不曾回味过的泡面与饭菜的浑浊气味、嘈杂的人声与一站站的停与走中间，我睡了好几觉；我想起我一度梦见站台上奔跑的母亲，随着她挥手奔跑，她的短发在风里生长，长成了一头披肩及腰的大波浪。

酒店里温暖如春，一瞬间的冷热替换让我打了个大喷嚏。

手机轻微地震了一下。我以为是黄老师的微信，翻开屏幕，却是一条来自陌生号码的短信：语冰你好，我是周小菊阿姨，听说你妈妈过世了，我才知道这件事，你一切都还好吗？

周小菊阿姨。

父亲荣升区域总经理时，有一阵我发觉家里起了某种不大明显的变化，过了一阵子，我才琢磨出来那到底是什么，我问母亲：周小菊阿姨怎么好久没到我们家来玩了？还有许玫华阿姨、唐惠阿姨，还有……所有母亲可以称之为“小姐妹”的阿姨们，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都不再上门了。

母亲只淡淡地应了一声，我也就没当回事。

直到好几年后，大学暑假，我和同学约好去打电动，在约见面的综合商城门口，偶然遇见了同样在等我母亲的两位阿姨，她们热情地拉起我的手问长问短。那天晚饭桌上，我再一次问母亲，阿姨们怎么不来家里了，母亲回答：“你爸爸觉得那些阿姨档次太低，把我们家弄得乱七八糟的。”

父亲跟了一句：“还有她们身上有股味道。我早就想说了。”

那些阿姨此后仍旧不来我们家做客。

直到周小菊阿姨这次联系我，我才发觉多年过去，母亲和那些阿姨已失去了联络。

静谧的酒店套房里，我思考着，母亲是个很能忍让的女人吗？从《千里江山图》的窗帘，到对闺蜜下逐客令，她的平静让我在落地窗前抱起自己的胳膊，感到指尖有种陌生的、微微的战栗，我不觉得那是忍让，那是和忍让表面相似但实际完全不同的东西，是冷漠。

她在照片上甜美地笑。

她在我记忆里露出牙龈粗俗地笑。

我却才触碰到她一直未曾掩饰过的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