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差点翻车或撞进湖里。就在傍晚那奇妙的时刻，那头鹿快而无声，出现在车道上。她不由得惊呆了。有一瞬间亟欲飞奔，竟想不顾一切，挣脱地心吸力而去。

这些年来，当她看着学生们伏在桌上沙沙书写时，脑中就浮起野生探索频道的画面，一群看似温驯的麋鹿互相依偎聚在草上。她从来不知道它如何生长、如何繁殖，但自从电视上看过，就经常想起。想象它有栗色的外皮，彼此亲爱，性情警觉，从不出声，至少人类听不见，喜欢嚼某种叶子，也许亦无可避免长了跳蚤，毕竟所有动物都有。也许这些想象全都不对，全都错了。没有一个符合现实，生物这科从来就不是她的强项。

没有任何人犯规。除了从桌位升起的低低絮语，偶尔也吵得像海涛，或菜市场。有时一个问题就使全班沉默。有时一把跃跃欲试的声音敲破死寂。

“我不相信事情有主人公讲得这么糟。”

“为什么？”

“叙述者太过沉醉诉说自己的痛楚，像个过度夸张妄想的受害者。小说开头就写，‘恐惧折磨我，使我几乎快要发疯’。所以从一开始就是疯女人的自言自语。”

“可是小说的语调很冷静。有什么理由你非得认为这都是心理病的妄想呢？”

“可是，我倒是赞同，受害者。”另一把声音又冒起，“也许成为受害者很有快感？受害者的故事是否比较容易说？”

“比较容易博得同情。”一个同学说。

于是班上冒起一阵笑声，一阵叹息，有人点头，有人摇头不同意。

来一场短促的争执。至于那些无法参与的，窸窣低语从桌椅间升起。她扬起手，轻轻一压，仿佛指挥乐队。

“为什么要急着决定呢？难道小说对此有明确的答案吗？难道这结尾不是开放的吗？”

她喜欢和他们说话。他们的发言在课室内此起彼落，像蝉忽东忽西上上下下地跳动。

“可是，说出真相有那么困难吗？小说非要这么模棱两可吗？”

“所以我不喜欢什么后设小说，”一个同学把书本都收拾好了抱在胸前赶着走，还回头说一声，“这太不好懂了。”

连叹息与抱怨听起来也像休止前的拨弦低鸣。

窗外可见一座电讯高塔。透过窗帘隙缝望出去，高塔显得又远又小，像一枚滑入视线的装饰贴纸，烟霾浓时几乎一无所见。但晚间在外环高速公路上开车飞驰时，远远看见它，发亮的顶端分外触目，像一座移置到陆地的灯塔，远离底下大片灯海，冷冷清清嵌在夜空一角。

我们都靠它来生活了，偶尔她会这么想，真是不可思议。若没有它，我们就会更加孤独。但一座塔是不会了解它自己一天里发出的千千万万个讯息的。

很长的一段时间，她一直小心避免职场上触礁。年过卅五，在大学任职已经四年，但感觉还像刚学爬的婴儿。说最多话时，便是在课堂上。偶尔也会揣想，年幼温驯的麋鹿究竟如何领略她说的话呢？一天又过去了，今天又说了什么？是否不够小心，是否说了什么使人误解，是否这些话违背了真正的心意？打从第一天开始，就已经听到这类出奇慎重的警告。

“他们很年轻，正在成为大人，但心里仍是小孩，对许多事，不懂分辨是非，不知自己做的将引起什么严重后果。所以教师说话，务必谨慎。”

她几乎想笑，那话说得太严肃。但会议室里没有其他人觉得好笑。几个讲师合约到期了，不被续约。那天会议就报告了这件事。是报告，而不是讨论，委员会已经做了决定。寥寥数语，念完句子循例有人附议。会议仅是例行公事，根本不会有人反对，事情也不会改变。

身边的同事轻轻叹息，一阵细小低语絮絮从座位升起。她听见，有个人侧身来对她说，瞧，在这里，别搞什么问题，他说，像那个，像这个，被投诉、被解聘了……好像跟你也是同届？你跟她熟不熟？

呃，我不确定，可能有见过面吧。她说。

在前方，主持会议的院长仍然语重心长。

“要尊重别人，不要去踩你踩不起的火线。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的学生，他们是非常敏感的，我们也非常非常地敏感。”

她垂下视线，翻一翻眼前的会议报告，最末一页底下，印了一行政府公务部门的标语：为国家与民族奉献。

她的父母亲也是公务员，母亲是小学教师，父亲是小学校长。家里时不时就出现一些新的杯子、毛巾、雨伞、钢笔、文件夹，写着同样的字眼，是他们去参加假期培训营之后带回的纪念品。她以前不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雨伞会坏，毛巾会发霉，杯子会打破。第一次，她觉得这句子闷在胸腔，又硬又实，像石头。

“记得这一点：你们要比他们更敏感。”

我也是很敏感的，她想。这种像刺一样的感觉，躲藏在额头底下，随时从唇边穿出，足以扎破空气中冒泡的笑声与闲聊。唯一能做的就是小心绕过它，万一不小心触礁了，那还真不知该怎么办。经常停泊在阴凉的树下，经常坐在车厢里，坐在驾驶座上发呆。车窗摇下，世界便如海涛涌来。但此处内陆，平静、无浪。风慢慢吹过停车场，吹皱了生物系养鱼的池水。

她的记忆力很好，随口就可吐出书名、年份与作家生平，在白板写下长长的一串，用来唬人还挺管用。也许正是由于记忆太好了，那些听来的事往往也得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松开钳制的力量。

“我们都要学习忘记一些不值得去记的事。”她母亲对她说。

她回答：“我现在只有一大堆东西必须记得。”

看着她母亲杀鱼。其实那鱼早已死了，她对母亲说，死鱼不能再杀第二次。

“不要纠正我。”她母亲用一把薄薄的刀子把鱼腹剖开，把鱼鳃和肠子拉出来。她记得小时候曾经问过母亲，为什么鱼的眼睛不会闭上。当时母亲说，正因为鱼的眼睛总是睁得大大的，所以吃了才会变聪明。

“结果还不是任人鱼肉。”

“去读你的书，做你的正经事，”她母亲说，“去，去忙你的。”

她到阳台那里去陪她父亲，他正抽烟，一边眺望四周熟悉的风景，看见她来了，就满意地看着她。在斜坡上有一间华文小学，那里传来断断续续的单簧管奏曲。母亲常说，连麻雀都要比他们起劲。但她现在喜欢听这些声音。有时候学校的播报器会呼唤一两人——黄伟兴，过来。或者，叶韵欣，叶韵欣，你在哪里？——结果这地区里每个人都听过了他们的名字，知道这些人正被找寻、被叫唤。她可以想象那里有某个老师抓着广播器在小学生的队伍前面叫喊，而那些华小的学生也许都排着队伍，规规矩矩，像小党员，以前，修道院的同学们都这么说。她不认识他们。他们仅是飘扬在斜坡上的声音，那声音有时被附近的小孩尖叫或电视声浪所淹没。她不知道以前为何那么抗拒，现在却幻想那是比她目前所面对的，更为轻松、更为单纯的工作。

“如果他们不听话，就得好好教训他们，”她父亲说，郑重地传达经验，“杀一儆百，绝不能手软，绝不能嬉皮笑脸。”

在餐桌上，他们聊起亲戚的近况，谈起和她同龄的堂表兄弟姐妹，哪些有出息，哪些是混日子过，哪些是最没希望的。

“连兄弟姐妹都不想见，”母亲说，“以前还只是吊儿郎当，现在真正是烂泥一块，也不知道做什么到处都跟老板吵架，哪里都做不久。”

“这种人，老不长进，专门跟给他饭吃的人有仇。”父亲说。

有些人她已经许久没见了。听他们谈起，仅想起些微印象，像梦醒后的片段。她很奇怪，父母对她的无情善忘竟不惊异，因为有些人还曾是她小时的玩伴。她华小没念完，就跟着父母调职转去国小，中学念修道院女中，然后他们一家人就和那些人疏远了。他们全都成为不一样的人了。她很难想象他们竟都会变成这些挺着头衔看起来成功的人，或者变成大家认为很有问题且失败的人。

“怎么知道他们的事呢？”她纳闷地问，“谁告诉你们的？”

“反正就是有人会说。”

关于小时候的假期，她记得一件事，在外婆家，聚在岸边和其他小孩一起看舅舅跳进水里。那是又大又深的湖。那里的人都撒网在渔排周围养鱼，一排排竹条紧缚，把湖面分成了一国一国。她的表弟和表妹对她说，他们的父亲有本事潜在水里修补渔网。他在腰间绑着一条粗绳就跳下去了。她问那些守在湖边的大人们，问他们舅舅什么时候才会上来。他们告诉她，只要再等一会儿。

她蹲在湖边，看见有个人的头颅从水中霍地出现，从湖中心泛起涟漪，圈圈叠累着扩大开来直至没入岸边湿泥里。她搞不清楚哪个先出现，是涟漪，还是人。

他们说，你舅舅有很好的“斯塔咪纳”[斯塔咪纳：stamina，意为“耐力”。]，要补渔网的破洞可不是简单的事，因为他得屏住呼吸，在水中视物，找到破洞之后，还得在水里一针一针地把破洞补起来，所以必须有足够的“气”长时间待在水里。那个下午，耀眼的阳光晒得她头晕目眩。她忘了舅舅到底浮上来几次，每次他冒出来时，总是对着天空把嘴张得老大，好像要把天上的云都吸进肺里。

她问他们为什么不把这张渔网拉上来，表哥说，这很难，因为这张网又大又重，他们已经在湖底用绳子与钉子固定了位置，若把渔网拉上来，只会扯出更多破洞，所以呢，这网动不得。

既然说得太多是危险的，她选择少说话，且只限于解释，必要的说明。唯独对麋鹿们她竟比较轻松，她喜欢他们活泼、经验不足、聪明机灵。喜欢他们对她表现的尊敬，也喜欢他们发问，喜欢看见他们对她服从。发现自己和他们一样，喜欢悠闲，憎恨压力。她发现，再也没有比从他们身上更能看出自己的矛盾了。

问他们喜欢谁，他们说毛姆、瑞蒙·卡佛、托尔金、哈利·波特。没有人提起托马斯·曼、海明威、福克纳，或者吴尔芙。问起原因，他们只是抿嘴讪笑。

“海明威的对白散散漫漫的，又不懂有什么意思。”他们说。

“生词太多，人物太多，关系太复杂了。”他们又说。

如果缄默的那些都不反光，而把那些响亮的提问、假设、推论、反驳都各自涂上不同颜色，此刻班上便是一块色彩斑斓的毯子。不是不得意的，织这么一张活泼泼的毯子。她不知道如果在其他地方，别人会否给她机会织这样的毯子。有时她把声音听成一片森林，在聒噪的林里有阴影伫立，各种生物躲在其间彼此呼唤。试图引诱那些害羞的麋鹿露脸。当然首先必须容许它们沉默聆听。它们将不复美丽，如果树林被统一成单一的颜色。

有时这片喧哗如此诱人，以致使她忘记那些当初自保的座右铭。起初她想自己只是风，隐形地，退后一步，指挥别人的演奏。班上的学生英语腔调各自不同。印裔学生与华裔学生最多。马来学生最少，只有四个人，在班上静得像影子，在他们当中只有一个男孩比较活泼，他身材纤细，装扮时髦，热天里穿一件紧身衬衫与及膝三苏骨裤[三苏骨裤：比膝盖稍长，长至小腿中间的裤子。三苏骨译自马来语，苏骨（suku）意为四分之一。]来学校，足蹬一双细尖的鞋子，说起话来比手画脚，手腕上一条银铃链子清脆响。

他来自戏剧系。

“如果有一天这小说搬上舞台，那么这个威尼斯的美少年非我莫属。”

有人吹起口哨。有人喝彩，有人喝倒彩。

他抚摸自己的卷发，“没有人比我更适合”。

“不要忘记你的头发是黑色的，”班上掀起一阵笑声，“你年纪也太大了！”

她容许他放肆，她宠爱并乐意原谅所有才华洋溢的学生。她教他们诵读E. E.卡明斯，“春天就如可能之手，而且／不打碎任何东西”。

他们非常愉快，她高兴地发现自己在他们之间仍然感到年轻。那美丽的孩子如歌唱般富有节奏地朗读：“我喜欢喜欢我的身体。”由于还剩下十分钟，所以她便容许他。她完全没有想太多，既然这首诗如此美丽。她对所有美丽的事物都无法抗拒。

当他高兴地读着那些带电的诗句时，她感到他确实是个漂亮的孩子。他的睫毛很长，随着每个句子溜过而颤动。她想，如果诗人在世，大概也没有理由拒绝像他这样的人来朗读。她感觉到那孩子正以舌尖吐出的音调弹拨身体的脊柱，那声音有时像一根弦那样紧绷，有时又像一封信那样摊开来。她甚至并不注意有哪些人离开教室。

那是四月，四月很快就过去。风刮起枯叶，枯叶在地上竖起来走路似的成群结队。偶尔她也会感到放松且稳定下来了，像一丛扎根地上的植物，再也不需要担心降落的问题。她在园子里拔草，看嫩芽抽长。至于那些早前种下的，本来已经快枯死了，一场雨后竟然顽强活下来，蜘蛛在茎枝间漫漫编织。

对面山坡上的小学放假了，可以听见钟声从空荡无人的校舍传来。蚊蝇降落滑过池塘的混浊水面。

当她监考时她就看着那片刈得齐整的草坪，一群鸟低低飞过，听不见一丝啁啾，只见几道迅疾的黑影在半空中画出凌乱的虚线，忽高忽低四窜飞舞，抢在雨来之前捕捉昆虫。远处一排修剪过的树，天上是压得低低的云。光线变得昏暗，草坪蒙上泛黄的灰色。窗口像一幅画。

在学生入场之前，她和一位马来教师就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纯粹出于习惯，她随口问问：你从前在哪儿教书？

对方回答她，玛拉学院大学。

她呆了一会，在心里研磨，一字一字，像数米粒。盯着教室里那些标了座号的桌子，一列列空的椅子，不禁就问：那么，当你在那里教书时，有教过任何华裔学生吗？

对方垂下眼睛，没看她。颇为小心地考虑一会，才答道：没有，那里应该百分百都是马来学生。

她还是为这明知的答案震惊，同时感到这样的明知故问确实是太无聊了，对方会否感到困扰呢？她会认为这是个怀有敌意或故意找麻烦的问题吗？不知道这人心里是怎么想的，当她回答时仿佛只是平静地说一件事。从那双眼睛里什么也看不出来。得体的语调谨慎的表情，安定如一池静水。

这以后对方就转移话题了，谈起数天前有学生作弊，怎么给机警的老师当场发现抓包，至于惩罚嘛，当然就是被学校扔出去啦，言下不胜唏嘘之感。她嗯嗯嗯地回应，言不及义地答腔，继续看着窗外被雨拍湿的风景，草坪模糊一片茫茫。

空调很冷。起床实在太早了，她打了呵欠。

打从以前开始，她就喜欢马来文中的“表情”这个词语，air muka[air muka：表情，直译此词含有“水面”之意。]。脸上的表情，掩不住的心情。有风就起皱了，或许所见者实是旁观者自己的心影也说不定。

话题，有恰当的，也有最好别提的。有些人仿佛可以从不失守地把握分寸。

该藏在水平线底下的就不会暴露在空气中，尽管人们状似放肆地哈哈大笑，但声音最响亮的那些，眼睛并不笑。他们害怕如果不那样笑，人们就不再靠近他们。那些眼睛不知给什么囚禁起来，像核壳般防守坚硬，眼神如穴，一看就知道，什么也不会流露出来。不过知道也就只是知道。知道并不能阻止老毛病不犯，比如忘记分寸，忘记绝不逾越的警惕。因为逾越，过后无论怎么修补都是不对的。过后就渐渐变得孤独，有一条线指明到此为止，那一条由过去留给她的座右铭。

她开始对自己感到厌烦，对画线这件事也感到厌烦。

五月来了，季候风转向。在出来之前，她必须提醒自己把窗关上。有一天她忘记了，回去以后发现办公室内一角有薄薄的积水，这才发现这地板倾斜，而平时并不察觉。

湿气侵入水泥墙内，雨天里空调也太冷了。她瑟缩着肩膀走进他的办公室。他正在阅读一封信，像往常一样严肃地从桌上抬起头来。

“听学生说你在班上颂扬同性恋？”他问她，“而且还叫一个特定宗教的学生朗诵同性恋的诗？”

她不是不想分辩，但一想到那可是E. E.卡明斯啊……竟然还得如此费力解释，便不由得感到疲倦、羞辱与愤怒，以至于一句话也吐不出来。

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我收到投诉。他说，我不用把话说得很明白，你应该知道我们这里是怎样的地方，有些人不喜欢看见这种事情。当然你要教什么都可以，文学，啊，我也懂得文学不能与政治混为一谈……但是，现在有这问题，要跟别人说明是很困难的。坦白说，如果没人投诉，我才懒得理。

她一言不发地听着。

你那个学生搞自拍，把自己的录影传上网，又在网站上念这首诗，又搞了同性恋出柜的告白。你应该上去看看，看看有多少人在那里留言威胁说要杀死他……

我也希望他们不要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他说。我不知道委员会有什么话，如果有人鸡蛋里挑骨头，少不了还得费唇解释，你可以想想看要怎样说。

她想如果能保持缄默让事情静静过去，那有多好啊。在其中一封公文上，那上头烙着浮凸有致的徽章图案。那红色的弥封盖章印记，也像一个神秘的符咒。当她出来时，她可以感觉到有一种尖锐的死寂几乎震聋她的耳朵，食堂里，她偶然遇见那天一起监考的马来女教师，互相打了招呼，对方一贯平和地迎面微笑。不过她知道吗？她会告诉别人说，这个女人确实有这种专找麻烦的、不满现实的倾向吗？整个下午恍恍惚惚，心不在焉地教了一堂课，迟到十分钟，脑筋像驳错的电路。表格填错了，填了又填。

晚餐时间，电视声浪填满屋子。连续剧，广告，新闻，连续剧。他们无聊地看着电视，无聊地看着她，或许他们感到满意，或许也不尽然满意，她不是很确定。然后他不看电视了，他执拗地说着，眼睛看着她说，怎样树立权威。她是他最佳的听众了，在他孤独的晚年里，只有她依然能从这个家里联系外界，他所缅怀的往日校长的岁月。他不喜欢母亲对生活的观点。母亲说，人要晓得如何应付生活，这就是生活，这话她说了几十年。她帮母亲收盘子，洗碗时也耐心听着，母亲寂寞的生活。关于生活，总是别人的故事。

全部都是别，人，的，故，事。

等到她终于一个人时，她就只是坐着，完全不想动。既不想上床，也不想刷牙，只想要那样继续坐成一个巢穴。很久以后她才想到要搜索那个视频网站，试了好几个关键字。最后终于找到了，但仅能看到题目，短片已经被封锁了。

读到一行字：此片已严重威胁他人安全，不再播放。

她背脊冷了下来。

一个星期过去了，两个星期也过去了。脊梁寒意未退，继续走进与走出课室，也没想该怎样对纪律委员会解释，反正也没人叫她去开会。没有人提起这件事。事情已经过去了吗？就这样被遗忘了？有人下令噤声了？还是他们早已做了决定，故此连解释都不必费了？

直到月底她才听到消息，审查委员会把她的事情搁下了。他们的焦点都落在另一个更加年轻也更多麻烦的老师身上。据说，她在课堂上谈到了宗教对女性仪容的要求，她说那是一种试图与世俗区别以成其神圣的做法，实际上却是对身体的制约……这触怒了一些宗教学生，起初他们到办公室找她讨论，然后发现她“态度不当地对待经典”。学生发信向院方投诉，于是各种责备与抨击排山倒海而来。适逢她聘约到期，院方便决定不再给她续约了。

忙碌整天，上完课走过校园，沿着斜坡走，像往常一样绕过生物系前的养鱼池塘拾级而上。六月，凤凰木烧得满树火红。没再看到那戏剧系的马来男生，到处都看不见他。

她经过那扇门。门打开，透出一截光照亮走廊，不禁侧头往内望，那位极年轻的女老师正在收拾，地上散乱一堆箱子，听见脚步声才抬起头来，看见站在门外的她，便打了照面，嗨一声。

于是，门外的她便也回应一声，嗨。有点歉疚，为着竟然因此庆幸自己脱难，而稍微感到有点内疚。

跑进室内，表示友善，七手八脚地帮忙，胶纸撕，拉，贴。对方也不拒绝。论文，英文，马来文，还有好几本中文书，封面上有几个字她还懂得，压抑着好奇心，一本本装箱。直到她看见那本掀起轩然大波的烫金封面，盯着看，没动。对方若无其事地把它抓起来就直接摆进箱子里，在那上头又继续叠上一大堆参考书。

“没有关系，这里没有别人看，你要怎么拿，都没有问题。”这女人说，“不过，就算有人在前面，我觉得应该也可以随自己的意思，不必畏惧什么人。”

窗帘都拉开了，满室明亮。对方从皮包抓出一包烟，眼神示意，她摇头。对方就自顾自地叼根烟，垂头，几乎近在一绺发下，点了火。置身于此，在午后日光里，烟草味弥漫室内，稍微呛鼻，微觉难受，只觉肺里几乎也塞满了杂物。

“我很抱歉，我有听到。”她欲言又止。

“听到什么？”

“听到一点，”她说，“但不是很清楚。”

对方若有所悟，从袅袅上升的白烟中好奇地看她。一会儿，坐在自己的椅子上，踢开地上的杂物，把椅子拉近桌面，示范一遍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她说，拉开左边下角的抽屉，弯腰，虚拟地取出某物，把一团空气拢进怀里，摆在膝盖上，“他们说，我的身体弯下来时，越过经典，是不对的。”

噢，屎，她说，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眼前书本收了七八箱，日光西斜，暂时也只能收拾到这地步了。架子上还有许多书。

“该走了，一天收不完的，”对方说，狠狠地吸最后一口烟，“虽然我想走得越快越好，嘿。”

把烟捻熄，把烟灰缸清理掉，味道仍然萦绕不去，沾了一头一身。

她感到六月的尾声在耳边震荡。

“你住在哪里？我送你，”她说，忐忑不安地，“这个时间搭车麻烦了。”

年轻的女老师住在首都北区，近国家动物园的郊区。她知道路怎么走，曾去过那里，看过那些关在笼里死气沉沉的动物。她载她一程，并感到自己的心神分了一半在左边。她和她之间，说熟不熟，但也不是全然陌生。这位非常非常年轻的女老师似乎才刚来不久，她们的办公室相隔几间，经常在走廊上擦肩而过，一起开过会，在课堂交接的教室外互相等待过。现在她竟然变成一个勇敢的标志了，感觉很不可思议。她想此刻适宜保持静默，又想此人也许心情不佳，但路途还有一小时之遥，于是零零碎碎地聊着，嘲讽了电视台的无聊节目，抱怨了数十年糟糕如一日的公共交通，直到她们从电台里听见有个人在开记者招待会，炮轰烂得像垃圾般的体制与不公对待，安安静静地听了好一会。

“以后想到哪里去呢？”驾驶座上的她问。

乘客席上的她耸一耸肩，“不知道啊。”

“他们是怎么跟你说的呢？”

“他们现在聪明得多了，”她说，“话都说得十分文明。就说合约到期了，最近因为课程改革，系所发展要改变方向，故此不需要我了。完全没有提到任何跟学生投诉有关的批评……”

“竟然是这样啊……这一来就真的很不好说啊。”

“说什么呢？”

她缄默不语。

“说我是个受害者？”她说，“但我不想摆出那样的姿态。”

事情还要更加复杂，乘客席上的她说，非常、非常地复杂。

下班的车子如潮，一辆接着一辆长长地堵塞整条外环高速公路，使得六条大道看起来像是巨大的露天停车场，汽车喇叭焦躁地一声接着一声。车子一吋一吋地移动，排着队好不容易熬了大半小时经过收费站，耀目的斜阳里，车海蔓延望不到尽头。

“我想我会申请出国，就找个什么计划出去。”乘客席上的她有些闷闷地说，“你怎样？应该还好吧？还可以留在这里吧。”

驾驶座上的她犹疑地略略点头，又摇头，声音苦涩，“不知道，希望是好的。希望会很好。”

“那部短片我看了，根本不关你的事，只是有些人爱讲屎话。”对方说，“英文文学基础介绍本来是最最安全、最最无关一切的。只不过是有些人没事做，就是想找机会吓人，杀一儆百。”

她静静听着感到无话可说。确实是无话可说，甚至觉得这话听起来就是事实。最最安全且与现实的一切也最最无关。远得很，她想。确实是比海岛与海岛之间的距离更远啊。

到了，她们挥手道别。由于疲倦，话也不多说，立刻就开车回家。

车子从外环高速公路拐进车道，攀上斜坡，穿过城北那片绿郁苍茫的树林，天色已近黄昏。最后一丝天光兀自在树梢流连。狭窄的车道弯弯曲曲地蜿蜒上坡，树皮漆黑，树影朦胧，车道两旁都是浓郁的枝丫与灌木丛，从这片密密匝匝的绿墙中蓦然出现一道板墙，立着整排地产发展商的公告板。

就是在这里，那头动物，或许是麋鹿，至少看起来很像麋鹿，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就这样猛然出现在驾驶座旁边的车窗外。

她一转过头去便看见了它，那奇妙的鹿角，在车窗外像风一样跑动。风景在后退。或许那不是麋鹿，而是普通的鹿，她不是很确定，因为生物向来不是她的强项。

无法看到全貌，只能看到局部，一部分头，一部分身体，激烈起伏的身体，像被猛兽追赶，又像是脱出牢笼那样雀跃。有那么数秒钟她完全忘了自己在开车，无法收回视线，那头活力勃发的动物竟然那么近，就在她驾驶座旁的窗外，身上的绒毛仿佛触手可及，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抓到它头上的角，比起电视上镜头摄猎的麋鹿，那一对角看起来更短也更小，有点像断枝，经过风吹日晒后变得粗硬灰暗。它的颈项颇长，头颅上的眼珠子仿佛正从侧边盯着她瞧，与此同时它的身体却又铆足劲奔向她所不知与看不见的前方。

在短促的时间里他们共同奔跑在寂静的车道上，道路两旁树荫覆罩如巢，在暮色泛蓝的光波中仿佛腾云驾雾逾越边界进入梦域，日常的知觉剥落了，另一种异样的知觉如海潮奔涌而至，强大得使她整个人仿佛就要飞起，仿佛可以就此脱离地表，冲刷至地平线之外，以后就不属于任何时间、任何地方。

但这只是一刹那的事。当车子就快被巨大拐弯的离心力抛掷，那一瞬间忽然惊觉，猛踩刹车。车轮发出尖锐的吱叫。那头轻盈的动物，就在她回返现实的刹那越过了车子，随心所欲地在这巨大的转弯道上继续奔跑，一眨眼就把她抛在背后，只剩灰溜溜的小点，消逝在路的尽头。

车子在原地转了大圈，越过路墩，超出车道，冲向湖水前面的荒地。在她来得及发出惊恐的尖叫以前，这场失控就已经终止。

她缓过神来，仍惊骇未息，呆在座位上。一会儿才小心地察看倒后镜，后方的马路无车，于是掉转驾驶盘慢慢倒退。后座的轮胎陷入一片烂泥的凹沟里。任凭引擎怎么咆哮，那轮胎还是只能在原地打转。

她熄掉引擎下车，一群飞蚊扑来，耳边充塞蟋蟀虫鸣。一片闪烁发亮的水光，她可以看见那里堆着一些被扔弃的旧家具。有一张沙发如此靠近湖边，仿佛坐在上面一伸腿就可以碰到水面。它是那么诱人，像一个假期那样朝她招手，但当她走过去时才发现那张沙发是不可能靠近的。它被一堆木材和各种残破的垃圾所围绕。她审视这堆凌乱潮湿的杂物，想从中找出一个可以垫在轮胎底下的木板。

天空迅速暗下来。她的四肢已经被蚊子叮出了好几个包包。她回到车里再次发动引擎。但是一直等到天空与湖水都变黑了，还是困在那里，拼命打电话找人，却偏偏收讯不良，只听见电讯公司传来刻板机械、重复又重复的回答。

她懊恼极了。四周一盏街灯也没有。

她知道自己坐着的地点离湖其实还很远。但由于什么也看不见，好像变成了一个睁眼的瞎子。彻底纯净的黑暗取消了远近的距离感。她想到那种开天辟地的神话，想到那种让人敬畏的、会把混沌撕开的英雄，想象那种不可思议的非凡勇气。想象当他们看见第一道光时的惊讶，他们必然到那时才发现自己有眼睛。她知道只要一扭亮大灯就能驱散黑暗，但她不知道究竟是开灯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存在，抑或继续隐匿在黑暗中，哪个做法才更安全些。

在这一刻里她静静坐着，留神谛听，听着黑暗中传来的各种不知名声音，在树林里和虫鸣长短错落地交织成一片和声，继续面对这片漆黑的混沌，她听见湖上刮着大风，风刮过她的车子，刮过灌木丛与野草，并疲倦地想着，这就是了，就是这里，暂时休息一会。

---原刊《短篇小说》第二期，二〇一二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