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格鲁吉亚海滨城市巴统陆路进入土耳其后，我计划先前往帕慕克¹的小说《雪》的故事发生地——位于土耳其和亚美尼亚边境的小城市卡尔斯。小说的主人公——卡——在德国流亡了12年后重返故土，以记者的身份前往卡尔斯调查少女的自杀浪潮，当时，政府为了推行西化政策，禁止戴头巾的女大学生进入课堂，有的女生因此选择了自杀。这样一个传统生活与现代思潮激烈碰撞的故事，就发生在距离伊斯坦布尔1400多公里、远离土耳其政治文化中心的东部边缘城市。

大巴行驶在曲折的山路上，灰铅般肃穆的乌云压迫着广阔的天地，枯黄的野草和嶙峋的怪石覆满山岗。土耳其有97%的土地位于亚洲，这里被称作安纳托利亚地区，也称小亚细亚。自古以来，安纳托利亚便是欧亚大陆间的交通要道，曾先后被阿卡德、波斯、马其顿、拜占庭、奥斯曼等帝国统治。罗马时期，这里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地区之一。

大巴上除了司机，还有一位男性工作人员，他推着餐车，给乘客们分发饼干、糖果、小蛋糕，随后，他用饮料、茶壶和咖啡壶再次把餐车填满，给乘客们一一斟上茶水。山路崎岖，一到拐弯处，他就把双脚站成肩宽，斜靠在椅背侧面，用双手死死按住茶壶。小桌板上的茶水左摇右晃，每当邻座大叔的红茶晃荡到杯口时，我就恨不得劝工作人员别再冒险提供热饮了。不过，土耳其的大巴公司竞争激烈，为了招揽顾客，他们只能提高服务水平，供应各种饮品和零食。有的公司票价略高，座椅的宽度、舒。适度和服务也就相应更好。

到达卡尔斯时，天色阴沉，到处都是尚未完工的楼房、七零八落的工地和杂乱无章的街道，中老年女性大都戴着头巾，没有人会说英语。人们神色冷漠，步履懒散，与这恼人的天气一样颓丧。宾馆老板有气无力地问我来这里干什么，我提起帕慕克的小说，他一脸茫然。

在一家小店吃晚餐时，一位土耳其姑娘走上前来，问我是不是来卡尔斯出差的，我说我只是游客，她瞪大了眼睛，在她看来，这个边境城市根本不值得游玩。我大致描述了《雪》的故事，这位叫多嘉的姑娘拿上刚买的晚餐，坐到我的对面。她穿着时髦的短款皮衣，长发飘飘，一双大眼睛神采奕奕。多嘉在伊斯坦布尔上大学，最近家里有事，只好请假回来处理。她告诉我，正如小说所写，东部地区的思想观念非常保守。

“阿塔图克实行世俗化改革时，一度禁止女性佩戴头巾外出，听说有的女人因为感到羞耻而整整六年足不出户。”多嘉绘声绘色道。

阿塔图克指的是现代土耳其的奠基者穆斯塔法·凯末尔。土耳其建国后，国会通过了一项要求所有土耳其人取姓的法律，凯末尔被赐予“阿塔图克”一姓，意为“土耳其人之父”¹。

“一战”后，阿塔图克领导人民与英法等列强展开斗争，于1923年建立土耳其共和国。在他看来，只有政教分离、奉行世俗主义，才能把土耳其发展成欧洲式的文明国家。建国后，他大力，甚至有点激进地推行世俗主义政策，他取消了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废除哈里发制度和宗教学校，禁止任何基于宗教的服饰，消除伊斯兰教在国家政治、法律、教育等领域的广泛影响。他推行文字改革，用拉丁字母取代波斯——阿拉伯字母体系，大大提高了土耳其人的识字率，加速了土耳其教育的发展。

除此之外，阿塔图克还推动了一系列提高女性地位的改革，包括废除一夫多妻制、废除休妻制度、确立离婚制度等。曾被认可的“荣誉谋杀”——家族中的男性有权杀死失去贞操的女儿或妹妹——也被宣布为非法。他努力保障女性在教育、就业、参政及财产继承上的权利，鼓励女性积极参与国家生活。1934年，修改后的土耳其宪法规定21岁以上的女性拥有选举权，30岁以上拥有被选举权，这项惊世骇俗的举措甚至早于包括法国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

阿塔图克的一连串超越时代、富有远见的改革把土耳其一脚踹入了现代化。

在多嘉看来，她能够独自前往伊斯坦布尔读书、工作、恋爱、泡吧，而不是早早结婚生子，都要归功于阿塔图克为土耳其女性铺下的康庄大道。

“我很感激他，对我来说，阿塔图克就是神。”多嘉满怀深情道。

如今，“阿塔图克”遍布大街小巷，他以雕像的形式出现在城市广场上，以照片的形式出现在明信片和冰箱贴上，他成了机场、高速公路、桥梁的名字，没有他，就没有现代土耳其。

与土耳其东部的所有小城一样，清晨5点多，清真寺的宣礼声准时在卡尔斯的大街小巷响起。周五是主麻日¹，这天，卡尔斯最大的清真寺——乌鲁清真寺外门庭若市，男人们铺上自带的地毯，整齐划一地跪拜祷告。

乌鲁清真寺对面的拱北清真寺空无一人。这座由铁灰色玄武岩建造的建筑肃穆深沉，光线从狭长的拱形小窗照到明艳的红色地毯上，一盏小巧的吊灯从高耸的穹顶垂下，落在俄罗斯人添加的柱廊前方。这座建筑很小，却浓缩了卡尔斯近千年的历史。10世纪中期刚落成时，这是献给巴格拉提德王朝²国王阿巴斯的使徒教堂。1064年，塞尔柱人³征服卡尔斯，把这里改为清真寺。19世纪末，俄国占领卡尔斯，把这里恢复成教堂。1922年，苏联与土耳其划定边界，卡尔斯重归土耳其，教堂又被改为清真寺。

离开卡尔斯的那天，多嘉过来送我。她告诉我，办完事后，她会马上返回伊斯坦布尔。阿塔图克的改革在偏远地区收效甚微，但她庆幸自己还有别的去处。

我在哈桑凯伊夫的桥头下车，走进不远处的一家招待所。招待所老板把我带到二楼的三人间，房间里有三张小床，暗黄色的柜子是20世纪的风格，阳台的水泥地面蒙了一层薄薄的灰。虽然条件简陋，但这家招待所却紧邻底格里斯河。

两河文明孕育了世界上第一批城市，最古老的文字——楔形文字，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汉谟拉比法典》。然而，两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经的大部分区域都在连年战乱的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几乎不可能造访，我只能退而求其次。

老板似乎想起了什么，让我原地等待。不一会儿，他提着一个灰色的小板凳来到阳台，指指板凳，指指河水，又指指眼睛，竖起大拇指，邀请我坐在这里看风景。

我坐在小板凳上，打开一听可乐，望着近在咫尺的底格里斯河。河床看上去只有几个车道的宽度，倒映着蓝天白云的河水携带着泥浆缓缓流淌，幽蓝中夹杂着几缕褐色的波纹。岸边有几家用瓦楞铁皮搭建的茶馆，一家茶馆在靠近河岸的水面上搭了个架子，铺上地毯和枕头，又用铁棍支起凉棚，盖上枯草，简陋得令人提不起消费的兴致。白天的河岸边游人寥寥，茶馆的桌椅胡乱垒在一起，经营者不见踪影。

相比于扎眼的蓝色、白色铁皮顶棚，河对岸的洞穴倒是与姜黄色的山体和枯草浑然一体。位于安纳托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交界处的哈桑凯伊夫曾是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中心，建在绝壁上的洞穴曾是人们的住所。

如今，只有一位老人居住在半山腰的洞穴之中。为了改善生活，他把大小不一的石头垒起来，封住洞口，装上木门和木窗，把洞穴改造成了“石屋”。“石屋”位置不高，运送食物和水却着实不易。老人把空了的水桶用尼龙绳绑起来，缓降到地面，再步行下山，拎着空桶去打水。打完水后，他回到“石屋”门口，用绳子把水桶拉上去。一位正在帮老人提水的青年告诉我，老人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对自己的小屋恋恋不舍，但两年后，哈桑凯伊夫将被大坝工程淹没，老人不得不离开洞穴，迁往他处。

即将淹没哈桑凯伊夫的伊利苏大坝工程属于东南安纳托利亚项目，是土耳其最大的工程之一。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发源于土耳其境内的安纳托利亚山区，水坝工程旨在控制两河上游的水流，改善土耳其缺水缺电等问题。然而，两河的主要河段位于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土耳其建设水坝、阻断水流，势必导致两个下游国家处于被动，许多矛盾冲突也就因此而生。

第二天清晨，我沿着底格里斯河步行到岸边的遗址群。门口的指示牌显示，由于落石危险，这里不对外开放。我找到一位工作人员，表明自己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希望进去看看。他一路小跑回门卫室找出钥匙，并告诉我，他有段时间没见到外国人了。哈桑凯伊夫距离土耳其与叙利亚的边境不远，近年来，由于冲突频发、难民涌入，这里游客稀少。

遗址群建在一个高约135米的姜黄色崖壁上，崖壁布满巨大的洞穴，每一层都有不同的功能。最底层是一条明显的道路，道路两旁，碎石垒起一个个矩形地基，地基上的小店早已坍塌。半山腰是人们的住宅洞穴，最高处是可以俯瞰底格里斯河的城堡。工作人员告诉我，在这个建筑群里，有乌拉尔图王国¹、罗马、阿尤布王朝²、奥斯曼帝国等时期的遗迹，考古学家从这里挖掘出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物。

为了避免被落石砸中，我们参观得很快。回到大门后，工作人员递上一杯红茶，邀请我坐一会儿。

“这几年，居民正在慢慢往高处迁移，再过两年，这个遗址和小镇就要彻底变成历史了。”他低着头搅拌红茶，落寞地说道，“以后，我的后代要是问起我们来自哪里，我只能指着大坝说：‘我们来自水下那座古城。’”说完，他陷入了沉默。

晚上，我坐在阳台上，吹着晚风，聆听底格里斯河孱弱的水流声。顺着这条河流一路向下，可以抵达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核心地带——伊拉克。几千年来，战争与和平反复在河岸边上演，不同民族的人们来了又走，不断建立起文明，又毁灭文明。如今，又有一座小镇即将覆灭于历史的车轮之下。

我在内姆鲁特山半山腰的一家客栈下车，这是小巴可以抵达的最高点。陈旧的攻略告诉我，第二天一早，我可以在这里与其他游客拼车，前往12公里外的山顶观赏日出，据说，那里有两千年前的巨大石刻头像。

我走进客栈，隐隐感到了不妙。院子积了一层厚厚的灰，椅子横七竖八地倒扣在桌上，盆栽植物耷拉着脑袋，半死不活的样子。无论是院子、前台还是大厅都没有人，看上去很久没有营业了。我等了好一会儿，老板才从院子外慢吞吞地走进来，问我要住店吗，我点点头，咨询他明天可否拼车上山看日出。

“你看这里像是可以拼到车的样子吗？现在形势不好，几乎没有游客，今天晚上只有你一个客人。”老板无奈地耸了耸肩。我问他包车多少钱，心想，如果价格可以接受，就包车吧。他摇了摇头说，他不想那么早起床。他看上去意志坚定，仿佛早起会要了他的命。

我沮丧地去房间放下登山包。思前想后，留给我的只有一个办法，我回到大厅，问老板半夜步行上山是否可行。他像是见到了鬼一样，眼睛瞪得溜圆，连连摇头：“不行，不行，虽然沿途是公路，但晚上可能有狼，你一个女人，不行的。”

我没想到他会给出如此消极的回答，但不能拼车、不能包车、不能步行，那我又为何要住在这里呢？

我走出客栈，沿着公路向上步行了半个小时。柏油马路路况良好，沿途都有路灯，整座山看上去人工痕迹明显，没有深不可测的原始森林和危机四伏的荒郊野地。察探一番后，我决定半夜步行上山，为此，晚上7点我就睡了。

凌晨2点半，我小心翼翼地开门、关门，木门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像是初学者在万籁俱寂的田野拉小提琴，格外刺耳。才走了半个多小时，路灯就消失了，夜幕吞没了山脉和公路，一钩弯月刚刚升起，提供不了多少光亮。我戴上头灯，继续前进。

走了一会儿，我转转头，想看看四周的环境。头灯扫过道路右侧，几张桌椅仿佛隐匿在鬼火之中，在视线里忽明忽暗。我定了定神，又把头转向桌椅的方向。原来这是一个供人休息的小卖部，桌椅的尽头有一个放满饮料的透明冰柜。我盘算着在冰柜边放几块钱，拿走一瓶可乐，但店主对我这种半夜闯进来的“贼”早有防备，一个铜锁，就把我和可乐隔绝在了两个世界。我只好悻悻离开，继续上山。走过几个弯道，风越来越生猛，逆风步行，长发和冲锋衣在狂风的鞭挞下激烈摩擦，像是一群厉鬼在山间嚎叫。

在狂风中步行了两小时后，天渐渐亮了。转过一个弯，一栋诡异的灰色哥特风格水泥建筑出现在了眼前，在灰暗的清晨，它像是一个被废弃的秘密基地，看得人瘆得慌。我抵挡不住好奇心，推门而入。一个破落的前台显示这是一家酒店。白霜似的晨光透了进来，铅灰色的四壁冒着寒气。地面积了一层薄薄的灰尘，狭长的前台空无一人。我唤了一声“你好”，声音扶摇直上，回荡在高耸的空间里。

距离山顶不到两公里时，汽车声突然从身后传来。回头一看，一辆白色的轿车正在减速，精准地停在了我的身边，车里的一男一女摇下车窗，让我搭他们的车上山。我坐上车，觉得自己有些可笑。如果早知道有人开车上山，我又何必折腾一夜，还在沿途反复吓唬自己呢？

无论如何，我终于在5：45到达了山顶。山顶狂风呼啸，挥发的汗迅速加剧了寒意，我赶紧添加衣物，防寒保暖。

地平线上出现了一道红色的霞光，巨大的石像排成一排，静静地望着托罗斯山脉¹。这里是公元前62——前38年在位的科马基尼国王安条克一世为自己修建的建筑群，好大喜功的他为了证明自己的不朽，把他的头像与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之王宙斯、太阳神阿波罗、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命运女神堤喀，以及石狮和老鹰并列，证明自己与众神平起平坐。但他终究不是神明，抵挡不了地震的破坏。如今，雕像已经身首分离，高8——9米的身体在后方正襟危坐，2.5——3.5米高的头像在前方排成一排，地震甚至让安条克一世的头像摔掉了鼻子。混合了希腊人的面部特征和波斯人发式的头像静穆、庄重，他们瞪着硕大的眼睛，如两千年来的每一个清晨般等待朝阳升起。

回到停车场时，正巧有一辆下山的车，车主毫不犹豫地把我载上，送回了客栈。

我刚到汽车站，打算购买前往坎加尔的车票时，手机突然断网了。售票员指指自己的手机和电脑，耸肩摊手，表示他也断网了。柜台前的几位男士绞尽脑汁，用贫乏的英语单词和肢体语言告诉我：一个叫托克特的城市发生了枪击，全国断网一天。

我本打算上车后再预订酒店，但现在上不了网，到坎加尔至少要晚上10点，我忧心忡忡，担心到时找不到旅馆。越担心，事情就越往我担心的方向发展。司机一路在各个站点停车，开得格外悠闲。天黑后，沿途的小镇只剩零星的灯光，几乎见不到明亮的“Otel”（宾馆）招牌。

到坎加尔时，已是晚上11点，司机让我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路口下车。网络尚未恢复，我也没有提前加载地图，下车后，面对空无一物的漆黑街道，我一筹莫展。我循着微弱的光亮向镇里步行，才走了两分钟，一辆车就停在了身边，车里的小伙子探出脑袋，用英语问：“这么晚了，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担心他不怀好意，但一时也找不到别人问路，只好向他说明来意。他皱着眉头沉思了一会儿，说道：“这里只有三家宾馆，这么晚不知道还有没有房间，你上车吧，我带你去问问。”

我坐到后座，警惕心没有减弱，我仔细记下沿途经过的道路，以便情况不妙时拔腿就跑。小伙子没顾上与我寒暄，拐了几个弯后，他把车停到一家宾馆门口。暗黄的灯光从宾馆的窄门里透出来，一个裸露的灯泡在门口忽闪忽闪。他让我在车里稍等片刻。过了一会儿，他摇着头出来，说满房了，只能去另外两家看看。

第二家也满房了。当他走进第三家宾馆时，我的疑心越来越重。果不其然，他回到车上，告诉我这家也满房了。正当我盘算着该如何是好时，他提议道：“要不我送你去警察局吧？”

我顿时松了一口气，连连点头，对他表示感谢。他边开车，边念叨：“我们这个小镇的宾馆太少了，经常满房，但还是欢迎你来！希望警察可以帮到你！”

小伙子把车停在警察局门口，替我把登山包背了进去。他用土耳其语向三位值夜班的警察说明情况，警察们面面相觑，解释说局里没有可供睡觉的地方。我提议让我在办公室坐上一夜，毕竟我坐着也能睡着。他们有点为难，但也不好意思把我扔回街上。查验了护照后，他们勉强答应收留我一夜。离开前，小伙子不断告诉我：“你放心，这里很安全。”

值班办公室不大，有一个三人皮质沙发和两张办公桌，桌上堆了几沓文件。我在沙发上坐下，打开电子书。才看了一会儿，眼皮就重重地压了下来，毕竟从半夜2点半起床上内姆鲁特山至今，我已经有二十一个小时没好好睡觉了。我实在没力气装模作样，只好收起电子书，趴在登山包上闭目养神。

三位警察小声嘀咕了几句，进进出出，脚步声急促又匆忙。过了一会儿，一位警察推了推我，让我拿上包跟着他走。他把我带到走廊尽头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有一张办公桌和几个办公柜，门口的右手边贴墙摆着四张黑色皮椅，警察指着皮椅和一条毯子，做了个睡觉的手势，问道：“OK？”我感动地点了点头。他递上一瓶矿泉水，指了指值班办公室，示意我——有事随时去那里找他们。随后，他向我挥了挥手，把门关上。我枕着摄影包，很快就睡着了。

早上，警察敲了敲门，邀请我加入他们一起吃早餐。他们在值班办公室的茶几上摆了馕、黄瓜、西红柿、奶酪，还端来了几杯滚烫的红茶。一位刚刚上班的领导问我要去哪里，我答曰迪夫里伊，他耸耸肩，困惑地看着我，我解释说我想看乌鲁清真寺著名的雕刻。他难以理解我长途跋涉并在警察局将就了一晚后竟只是为了看一个清真寺，但他没有多问。与几位手下确认了小巴时刻表后，他让我先吃早饭，随后安排人手把我送去汽车站。

汽车站的工作人员见我是被警车送来的，格外客气。候车室只有小卖店大小，两边靠墙摆了两排灰色的联排座椅。仅有的几位乘客个个大包小包，不一会儿，这里就挤得无处下脚了。等了三小时，小巴终于来了，司机问我要去哪里，我答乌鲁清真寺，他皱了皱眉头，双手在胸前交叉，示意那里已经关闭。我像是挨了一记闷棍，脑袋嗡嗡作响。难道我一路折腾到这里，居然要止步于此吗？算了，既然距离不远，不如去碰碰运气。

迪夫里伊荒凉得宛若世界尽头。建筑和阴沉的天空一样脏兮兮的，街道上没有行人，仅有的几家餐馆奄奄一息，连灯都舍不得开。司机告诉我返程车的时间，指了指清真寺的方向，就径自离开了。

乌鲁清真寺的门口写着“正在维修，不对外开放”，整座建筑被石墙围了起来，只能从远处瞭望。我绕着外围步行，发现有一个半开的铁门，推门而入，是一幢办公楼，看上去，这里是负责清真寺修复工作的地方。上到二楼，一间办公室的门半开着，两位女士正在小声交谈。我敲门进去，说了几句英语，她俩一脸茫然。我打开翻译软件，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打出几行字——“我听闻乌鲁清真寺是伊斯兰建筑中独一无二的杰作，你们可否带我参观一下？”两位女士点点头，其中一位从抽屉里翻出钥匙，示意我跟着她走。她打开清真寺的侧门，带我绕到正面。

乌鲁清真寺是第一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土耳其建筑。资料上说，这个建筑的入口“大得惊人”，但我那一波三折的旅途也实在惊人，多少提高了我的期待阈值。清真寺的入口在我看来算不上大，但门上的石雕极为繁复、浓密、严谨。一扇门上雕满了精密的几何图案，另一扇门上刻满了繁茂的植物图案。伊斯兰教不允许偶像崇拜，只能以图案、阿拉伯书法、植物藤蔓等装饰建筑，在艺术表现力上有时不免让人感到千篇一律。然而，乌鲁清真寺大门的雕刻不仅想象力惊人，还透露着一丝科幻感。

这座清真寺兼具医院的功能。早期，疾病的治疗一直与宗教、艺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穿过14米高的医院大门，工作人员带我来到朴实无华的穹顶之下。穹顶的正下方是八角形的小水池，水池中有一个螺旋形的溢水口。在高耸宽阔的空间里，叮咚作响的水流声仿佛来自遥远的天国。除了药物治疗外，这里是当地率先采用音乐治疗心理和精神疾病的机构之一，人们相信，水流声对身体康复有好处。

我打开翻译软件，问工作人员这里何时能够完成修复，她摇摇头表示不确定。

安纳托利亚东部远离国家中心，再加上与叙利亚、伊拉克交界，安全局势时常受到邻国影响。即使坐拥迷人的自然风景、历史遗迹和艺术瑰宝，这片土地也如同眼前的世界遗产一样无人问津，仿佛被世界遗忘在了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