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亚巴克尔的沙发主麦汀嘱咐我在一个圆形大商场的门口下车。我自拍了一张照片发给麦汀，便打量起了宽阔的道路、环岛、银行和高楼大厦。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的小城镇旅行了十来天后，眼前的车水马龙一下子把我拉回了繁荣的都市生活。

麦汀从身后拍了拍我，她和我一般高，有一头棕色的卷发，戴了副黑框眼镜，看上去像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她的家位于一个体面的街区，房子都是七八层高的公寓，外立面崭新，街区中央有一片绿地，宽阔的草坪间有一条笔直的塑胶跑道。麦汀是医学院的学生，她开门见山地告诉我，她家是库尔德家庭。

库尔德人是中东地区跨境居住的族群，人口总量仅次于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土耳其人¹，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世代居住的土地、共同的历史记忆和神话传说。“一战”后，奥斯曼帝国瓦解，英国和法国罔顾地理、民族、宗教等因素，把库尔德人分隔在了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和伊朗境内，为库尔德人日后的生活埋下了隐患。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约占土耳其总人口的23%[数据来源：《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第18页，敏敬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迪亚巴克尔是库尔德人的聚居地，也是冲突频发的地区。

我们坐电梯上楼，一开门，麦汀的妈妈和姐姐就迎了上来，满脸笑容地打招呼。听到声响，麦汀的初中生弟弟和大学生哥哥也从房间里出来与我握手问好。麦汀把我领到弟弟的房间，说这个小家伙自告奋勇把卧室腾给了我。弟弟的房间有一张单人床、一个简单的书桌和一个柜子，地上堆了些杂物，书桌上堆满了课本。弟弟紧随我们进来抓起几本书，挠挠头道：“不好意思，我没收拾房间。”

放下包，麦汀带我参观厨房。除了双开门冰箱和气派的料理台外，厨房里还有一个可供八个人一起用餐的大方桌。妈妈和姐姐正忙着准备午餐，麦汀打开冰箱，寻觅用来拌沙拉的蔬菜。双开门冰箱里塞满了大罐的果酱、腌菜和大包蔬菜，冷冻室里肉类满满。麦汀告诉我，他们家有六口人，亲戚也常来串门吃饭，家里缺什么都不能缺食材。她拿出西红柿、黄瓜、生菜洗了洗，用一把小刀熟练地把它们切成小块。

母亲在灶台前煮菜，见我杵在那儿，就让麦汀问我会不会做中国菜、中国菜好不好吃。我知道母亲在暗示让我露一手，我耸耸肩告诉她，中国很大，不同地区的中国菜味道迥异，但我不会做饭。

母亲停下手里的活儿，转过头来，眉毛高挑道：“不会做饭？中国女人不做饭的吗？”

我笑笑告诉她，我来自上海，上海一般是男人做饭。

麦汀和姐姐也停下了手里的活儿，惊呼：“天啊！世界上竟然有男人做饭的地方？你太幸福了吧！我们这里都是女人做饭，不会做饭的女人嫁不出去的。至于男人嘛，”麦汀指了指瘫在客厅沙发上的弟弟和哥哥，一脸嫌弃，“除非吃饭，否则从不踏进厨房。”

母亲一边照料灶台上的两个锅，一边直摇头，她叫麦汀把我带到客厅里坐着，嘴里振振有词：“天啊，我活了大半辈子，居然遇到了一个不会做饭的女人！正好让家里的男人看看，女人不是必须在厨房里忙活的，女人也是可以不做饭的！”

哥哥和弟弟正坐在沙发上看手机，见我坐下，哥哥穆斯塔法主动与我搭话。他穿着白色的T恤和牛仔裤，身材匀称，一头茂密的卷曲短发和精心修饰的络腮胡勾勒出他硬朗的脸形，浓密的眉毛下，一双清澈的大眼睛仿佛能拨云见日。穆斯塔法在伊斯坦布尔的大学学习医学，最近请了几天假回家办事。提起横跨欧亚大陆的伊斯坦布尔，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不喜欢那里。几年前，他满怀期待地打算在伊斯坦布尔开启大学新生活时，房东却给了他一个下马威。本来在网上谈得好好的，但看房时，房东发现他是库尔德人，立马收起笑容，拒绝把房子租给他。下一位房东表示可以租房给他，但要价却高于市场价。最近正值竞争激烈的实习期，土耳其人报团取暖，试图独揽资源，穆斯塔法几经周折才从一位库尔德学长那里得到了实习机会。如今，他租住在伊斯坦布尔的库尔德社区，与库尔德同学来往，对他来说，伊斯坦布尔不过是迷你版的迪亚巴克尔。

我们正聊得兴起，麦汀过来说开饭了。餐桌上的食物非常丰盛，主食有馕、调味米饭、用酸奶和酱汁拌的意大利面，除此之外，还有一份沙拉和一大盆西红柿、洋葱、青椒、卷心菜乱炖。

库尔德人曾是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关心食物是否易于携带、能否快速补充能量，而非配菜是否丰富。即使已经定居城市，游牧的饮食习惯还是多少保留了下来。在他们的饭桌上，“菜”只是可有可无的陪衬，主食才是无可替代的主角，倘若宾客满堂，主人通常会准备两到三样主食。对我来说，一边吃米饭，一边吃意面，手里还拿着一块馕，简直像是一口气吃了三顿饭，但当我告诉他们中国人喜欢做一桌菜并只配一碗米饭时，他们也百思不得其解。

饭后，穆斯塔法带着弟弟、麦汀和我一起出门。开往市中心的公交车上挤满了穿着黑袍的老妇人和吸溜着鼻涕的孩子，孩子们的脸上蒙了一层污垢，衣服脏兮兮的，破洞随处可见。麦汀小声告诉我，他们都是来自叙利亚的难民，有些人没被土耳其政府登记为难民，只能以“黑户”的身份在温饱线挣扎，根本买不起体面的衣服。

在市中心下车后，穆斯塔法提议先去喝一杯茶。我们在路边的茶摊坐下。土耳其遍地都是茶馆，有的老板在巷子边摆上几个小板凳，就算是“开业”了。土耳其人习惯用一种两头宽、中间窄的透明小玻璃杯喝红茶。茶上来后，穆斯塔法喝了一口，大舒了一口气道：“茶是我的命，我一会儿不喝茶就浑身难受。”他反复向我强调迪亚巴克尔的茶比伊斯坦布尔的好喝，每次回学校前，他都会买上许多家乡的茶叶。

我们很快喝完了茶，拐进一旁的乌鲁清真寺。用铁灰色玄武岩建造的乌鲁清真寺看上去庄重沉稳，清真寺中央是一个阿拉伯风格的矩形中庭，四周被拱廊环绕，拱廊的柱子上保留着精致的雕刻。穆斯塔法告诉我，这是安纳托利亚地区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据说它模仿的是大马士革清真寺。

从清真寺出来，穆斯塔法提议再去喝一杯茶。我们找了一家黑白相间的石砌方形集市，在底层的庭院里坐下。一喝上茶，穆斯塔法的脸上就洋溢着舒缓的神情，他再次强调喝茶有益身体健康。

“你一天一般喝多少杯？”

“我也没数过，十杯总有的吧。”

“每天喝十杯茶，每杯加两块方糖，你自己是学医的，应该知道吃太多糖不利于身体健康吧？”

他愣了一下，呷了口茶，笑笑说：“开心就好，做人嘛，别太在意细节。”

我把手机地图上标记的几座清真寺给穆斯塔法看，他皱着眉头告诉我，这些地方都关闭了。

喝完茶，我们步行前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迪亚巴克尔城墙。用黑色玄武岩建造的城墙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基本保存完好。登上城墙时，正值夕阳西下。一座残破的望楼在落日余晖中茕茕孑立，大大小小的碎石七零八落地排列在一起，杂草前呼后拥，从石缝里冒出头，在斜阳下摇曳生姿。站在城墙上，可以远眺城东的底格里斯河和郁郁葱葱的平原。我感慨了一句真美，穆斯塔法昂起头，满脸自豪。

“对了，中国的长城和迪亚巴克尔的城墙相比，哪个更壮观？”穆斯塔法突然话锋一转。

我从欣赏美景的情绪中抽离出来，面对这总长约5.8公里、建在平地上的城墙，琢磨着该如何得体地回答。考虑一番后，我小心翼翼地问他是否看过长城的照片，他摇了摇头。口说无凭，我打开手机，找出绵延在山间的长城图片。穆斯塔法看了一眼，嘴角抽搐了一下，就没再继续这个话题。

看完城墙，穆斯塔法果不其然提议再去喝一杯茶。我问起穆斯塔法以后的打算，他斩钉截铁地说，他打算毕业后回家乡工作。在伊斯坦布尔，他不是没有尝试过与土耳其人交流，但作为主体民族和既得利益者，土耳其人很难对库尔德人的遭遇感同身受。挣扎了那么多年，他累了。

库尔德人之间流传的一句谚语很好地诠释了他们的处境——“除了连绵的群山，我们没有朋友”。

麦汀和弟弟在一旁聊别的话题，年纪尚幼的他们没经历过现实的打击，对这些话题没什么兴趣。穆斯塔法慈爱地看着弟弟妹妹，苦笑道：“我希望他们长大后不用为这些事烦心。”

和弟弟妹妹在一起时，穆斯塔法是和蔼、亲切、一直在身后默默付钱的好哥哥，但一谈到库尔德人的遭遇，他脸上的笑容就消失了。

回到家，妈妈和姐姐正在厨房准备晚餐，麦汀也过去帮忙了。坐在客厅看电视的爸爸起身与我问好，我顺理成章地与爸爸、穆斯塔法和弟弟一起瘫坐在沙发上，等待开饭。

晚饭时，麦汀和姐姐用刀叉敲打餐盘，敲锣打鼓般兴奋地对爸爸说：“他们上海都是男人做饭！”

爸爸愣了一下，把手中的馕放到一边，郑重地托麦汀向我确认：“这是你们的传统吗？不可能吧？男人是被强迫的吗？”

我告诉他，上海男人并非被迫，而是乐在其中，他们热衷于交流买菜心得，分享最近发明的新菜，我们的爸爸认为厨房是油烟之地，不能让自己的宝贝女儿进去。

“我们以后嫁到上海去吧！”麦汀和姐姐摩拳擦掌，互相打趣。穆斯塔法和弟弟面无表情，一言不发。爸爸听完翻译，脸色铁青，他拜托我别再说下去了，以免他的妻女罢工示威。

离开迪亚巴克尔前，爸爸、穆斯塔法和麦汀带我前往城南一座底格里斯河上的古桥。古桥建于1065年，黑色的火山石在河床上搭建出十个大小不一的拱门。为了保护它，桥上禁止车辆通行。古桥边，一对库尔德新人正在拍摄婚纱照，新娘身穿钩着金边的宝蓝色婚纱，裹着头巾，依偎在新郎的怀里。

底格里斯河的水位很低，河的一边是光秃秃的山脉，另一边是被杂草和树木包围着的露天茶位。由于时间有限，穆斯塔法没有提议去喝一杯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