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耳其东部和中部旅行了20天后，我坐上了从黑海沿岸小城阿玛斯拉开往伊斯坦布尔的大巴。身旁的姑娘不停地用翻译软件与我“交谈”，这是她第一次去伊斯坦布尔，她打算投奔亲戚，在那里找个工作，在她的想象里，伊斯坦布尔是“大城市、现代、时尚、热闹、工作机会多、酒吧、高级”的代名词，她向我保证：“你一定会喜欢伊斯坦布尔的。”

我丝毫不怀疑她对伊斯坦布尔的溢美之词。法国诗人阿尔方斯·德·拉马丁写道：“一个人若只能看这世界一眼，这一眼应该看向伊斯坦布尔。”拿破仑曾说：“如果世界是一个国家，伊斯坦布尔必定是它的首都。”

五小时后，马尔马拉海出现在车窗左侧，我和姑娘默契地停止“交谈”，呆呆地望着缓缓落入海平面的一轮红日。距离伊斯坦布尔还有两小时车程，堵车就开始了，大巴被困在长长的车流中，纹丝不动，正好给了我们欣赏夕阳的机会。

抵达伊斯坦布尔时，天已经完全黑了，路灯发出微弱的光，还没照到路面就奄奄一息了。大巴开着大光灯，穿梭在漆黑无人的街道上。土耳其的汽车站一般位于城郊，看起来，这里与东部小城无异。

长途旅行难免疲劳，但第二天一大早，我还是迫不及待地起床了。刚出门，一只橘猫就把我叫住了，它肥头圆耳，毛发梳理得干净顺滑，看起来活得非常滋润。我蹲下身想与它打个招呼，它一个箭步跳到我的腿上，眯起眼睛开始睡觉，我就近坐到街沿边，充当它的人形床榻。不一会儿，它就肆无忌惮地打起了呼噜。二十分钟后，我自觉再这么下去会耽误行程，只好把它轻轻抱到人行道上。它打了个哈欠，瞅了我一眼，就去寻觅下一个床榻了。

伊斯坦布尔地势崎岖，从我住的贝尤鲁到主路，要走一段石板路下坡。狭窄的街道两旁排列着大红、鲜绿、橘黄、粉红、淡紫、天蓝色的多层小公寓，公寓的欧式小阳台种满了花花草草。有的建筑外墙布满爬藤植物，有的被巨幅涂鸦填满。

拐到主路后，我走进街角的一家餐厅，点了份土耳其早餐。土耳其人的早餐通常是面包搭配各种小食，如橄榄、煎蛋、奶酪、奶油、蜂蜜、果酱。餐厅的早餐更是夸张，服务员端来了大大小小十来个碟子，示意我每一口面包都能搭配不同的风味。

我刚吃了几口，邻座的毛绒坐垫突然动了一下。定睛一看，那根本不是什么坐垫，而是一只正在酣睡的白猫。服务员说，它是这一带的流浪猫，经常到店里吹空调、睡觉、混吃混喝。白猫珠圆玉润，一点儿也不馋我的早餐，它翻了个身，就继续睡了。

吃饱喝足，我沿着主路向博斯普鲁斯海峡走去。有轨电车慢悠悠地穿梭在弯曲的街道上，汽车也不紧不慢，一点儿都没被早高峰影响心情。

过了一条街，路边又出现了一只狸花猫和一只黑猫，它们旁若无人地在人行道上快步行走，与赶去上班的人类一样步履匆匆。一家刚开张的书店里，一只黑耳白毛猫正慵懒地倚在一堆书里，像是垂帘听政的老佛爷。走进一家卖瓷质餐具的小店，地毯上和篮筐里横七竖八躺了七八只猫，我问店主担不担心这些野猫大爪一挥，把餐具都砸了，她笑笑告诉我，现在天冷，她敞开大门让猫咪进屋取暖，这些小家伙很懂事，知恩图报，不会搞破坏。

中午，我路过一幢居民楼，一位小伙子急匆匆地从巷子拐进来，从包里掏出一小包猫粮。居民楼门口，一只叫“帕慕克”的灰色小猫已经在此恭候，它的毛发蓬松干净，双眼泛着淡淡的绿色。小伙子一边往碗里添加猫粮，一边对我说：“帕慕克只认我，每天这个时间，它都会到这里找我，吃我给的猫粮。”添满猫碗后，他宠溺地看着帕慕克，仿佛正在与它热恋。

不远处，一家餐厅老板正在往门口的碗里添加猫粮和水，谈起与附近猫咪的关系，他一脸骄傲：“附近的猫都认识我！”每逢周末，他都会煮一锅鸡肉。附近的猫咪摸清规律后，一传十、十传百，每当鸡肉出锅，赶来加餐的猫咪就络绎不绝。

我的住处距离海峡只有两公里多，短短半个小时的路程，我却走了整整一天。沿途总有猫牵绊住我，它们出没在一切地方——咖啡店的柜台上、公交车站的长凳上、化妆品店、古董店、餐厅、服装店，密度之高，令人叹为观止。我去超市买了点香肠，一路走一路喂，一路补给再一路喂，忙得甚至把伊斯坦布尔都抛到了脑后。

伊斯坦布尔被称为“爱猫之城”，这里之所以有这么多猫，一方面是因为奥斯曼帝国时期兴建地下水道，引发了鼠患，每家每户不得不养猫防鼠，另一方面是因为船员们喜欢在船上养猫解闷，待船停靠港口，猫就永久留在了这里。

伊斯坦布尔人爱猫可不是耍嘴皮子，街头巷尾，给猫咪准备的水盆、饭碗和猫窝随处可见，其中，既有政府放置的，也有居民自发提供的。街坊邻居分工合作，定时定点添加猫粮、鸡肉、罐头和水。冬天，人们在公寓门口铺上小毯子，供猫咪取暖。有的水杯边，写有严肃的警告：“此杯只供猫狗使用，如果来世不想苦于连一杯水都喝不到，请勿触碰。”有的小店设有专门的捐款箱，店主承诺把这部分资金用于购买猫粮或给猫看病。在伊斯坦布尔当一只猫，根本不愁吃喝。

土耳其算不上富裕国家，大学应届毕业生的工资不过人民币2000元左右，但爱与经济条件无关，哪怕收入不多，也不影响伊斯坦布尔人对猫咪的温情与善意。在这里，猫与人类的生活没有界限，它们出现在商场、机场、清真寺、博物馆、码头、渡轮、奢侈品店，与人类一样，它们也是这个城市的居民。

终于抵达博斯普鲁斯海峡时，正值夕阳西下。狭长的海峡连接了黑海和马尔马拉海，把伊斯坦布尔分隔在亚洲和欧洲。历史上，这里曾屡次上演舰队间的战斗，就连海风也一再在战争中充当重要角色，帮助船只扬帆起航，乘风破浪。

海峡边一条狭窄的水道深入欧洲大陆，把伊斯坦布尔的欧洲区一分为二，这里被称为金角湾。20世纪70年代，金角湾一度因污染而臭不可闻，直到2000年实行整治，才重新清澈起来。横跨金角湾的加拉塔大桥上站满了来此钓鱼的男人，他们风雨无阻、冬夏如常地站在鱼竿边，沉默地望着海平面。顺着加拉塔大桥望去，苏莱曼尼耶清真寺挺立在山丘之上，俯瞰着船来船往的金角湾。

苏莱曼大帝在位时期，从巴尔干到波斯边境，从埃及到黑海，都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他热衷于用宏伟的建筑装点伊斯坦布尔的天际线，帝国的首席建筑师米马尔·希南成了他雄心壮志的实践者。希南一生共设计了321座建筑，其中的85座至今仍屹立在伊斯坦布尔，眼前的苏莱曼尼耶清真寺便是他最壮观的作品。

苏莱曼尼耶清真寺延续了拜占庭时代的建筑结构，用四个粗壮的柱墩支撑起高耸的中央穹顶，看上去开阔、没有遮挡，环绕在穹顶和四周的彩色玻璃窗引入光线，使得空间明亮通透，超大号的吊灯垂直而下，优雅庄重，尽显帝国风范。希南设计这座建筑，是为了比肩伊斯坦布尔的另一个地标——圣索菲亚大教堂。

奥斯曼帝国定都伊斯坦布尔之前的1100余年间，这座城市一直被唤作君士坦丁堡。330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迁都至此，395年，罗马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又被称为拜占庭帝国¹。一千多年间，拜占庭帝国统治着半个已知世界。532年，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下令建造东正教的中心——圣索菲亚大教堂，五年后，工程竣工，在此后超过千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建筑。

苏莱曼尼耶清真寺的结构模仿的正是圣索菲亚大教堂。不同于古罗马柱式风格，拜占庭建筑创造性地使用粗壮的墩柱和附属的半穹顶共同支撑起高耸的大穹顶。站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底部抬头仰望，直径33米的大穹顶被安置在60余米的高空中，看上去遥远、肃穆、崇高。

1453年，随着奥斯曼帝国攻破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灭亡。苏丹¹穆罕默德二世将此地更名为伊斯坦布尔，下令将圣索菲亚大教堂改为清真寺。东正教的祭坛、祭典用的器皿等被移去，马赛克镶嵌画被覆盖在灰泥之下，四座宣礼塔拔地而起。

1935年，阿塔图克将其改为博物馆，对公众开放参观。如今的圣索菲亚大教堂里，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的痕迹遥相呼应。拜占庭皇帝加冕时的登基石和朝向麦加方向的伊斯兰礼拜龛相隔不远，基督、圣母玛利亚等精美的马赛克镶嵌画重见天日，写有伊斯兰教先知、四大哈里发名字的鎏金阿拉伯书法圆匾高高挂起。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唯有伟大的建筑和艺术作品得以接近永恒。如今，无论从教堂底层仰望，还是从附近的顶楼咖啡店远眺，都不会怀疑圣索菲亚大教堂那君临天下、睥睨一切的威严气势。

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隔壁是临海傍山的奥斯曼帝国宫殿——托普卡帕宫。与其他气势恢宏的奥斯曼建筑相比，托普卡帕宫低调而朴素，清冷的瓷砖加剧了冬日的寒冷，让人不禁对这里曾上演的腥风血雨不寒而栗。

为了避免权力斗争，奥斯曼帝国规定苏丹上任后有权把自己的兄弟和侄子全部处死。1595年穆罕默德三世继位时，19具被丝绳或手帕勒死的王侯尸体从宫廷中被抬出。这残酷的“弑亲法”确保了没有叔叔伯伯、表兄表弟、侄子外甥挑战苏丹的权威。直到1603年艾哈迈德一世即位后，弑亲法才被终止，苟活的王子们被软禁在后宫，了却残生。

为了避免大权易手，欧洲国王使用终身不婚的教士，中国皇帝采用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罗马人和波斯人使用阉人，而奥斯曼帝国采取的是进贡男童制度。

希腊和巴尔干村庄的基督徒男童¹被挑选前往伊斯坦布尔，他们在那里皈依伊斯兰教，接受教育，随后，根据对综合素质的评估结果，他们被派往不同的部门为苏丹服务。这些遍布全国的奴仆充当了苏丹的眼睛、耳朵和双手，虽然他们有机会掌握大权，但由于已经皈依伊斯兰教，他们的后代便不能继续为奴，这确保了奴仆在获得权力后无法将其传承给后代。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权力的稳定，但最终导致后宫女性、宦官、权臣当道，国力日渐衰弱。奥斯曼帝国在欧洲列强的瓜分下迅速解体，当代中东的框架就此形成。

帕慕克写道：“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参见《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第5页，[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著，何佩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冬日的阴雨天，帕慕克笔下的伊斯坦布尔跃然眼前。平日里色彩斑斓、生机勃勃的巷道像是被泼了脏水，黯然失色，人们蜷缩在大衣里，低着头匆匆赶路，就连大海都泛着一层阴郁的灰色。海浪比晴日里更加汹涌，垂钓的人们面无表情，一言不发。整座城市像是一位萎靡不振、不停咳嗽的老人，弥漫着帕慕克笔下的“呼愁”。土耳其语的“呼愁”指的是内心深处的失落感，是某种集体而非个人的忧伤。

12世纪的君士坦丁堡和17世纪的伊斯坦布尔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如今，历史的痕迹随处可见，苏丹艾哈迈德广场上，屹立着来自埃及卡纳克神庙的方尖碑，方尖碑的南边，矗立着来自希腊德尔斐神庙的蛇柱。在文明的废墟之间，土耳其人心怀帝国不再的忧伤，继续生活。

不过，颓丧和破落倒是赋予了伊斯坦布尔另一种气质。漫步在阴冷、灰暗的海峡边，我总会想起帕慕克的文字：“你会发现博斯普鲁斯海峡尽管忧伤，却十分美丽，不亚于生命。”[参见《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第206页。]

我想象不到有哪个比伊斯坦布尔更迷人的城市，这里有山，有海，有猫，有帝国的遗迹，也有现代的街道、美术馆，东方和西方在这里对视、融合。此后，伊斯坦布尔成了我往返中东的休息站，四年间，我五次到访。把著名景点都去遍后，我就不怎么喜欢住在游客扎堆的欧洲区了。海峡另一侧有一片满是酒吧、超市、菜市场、商店的区域——卡迪廓伊，这是土耳其年轻人钟爱的去处，也是我最喜欢的住处。

从我的住处步行五分钟，有一个热闹的菜市场。伊斯坦布尔虽然滨海，但菜场里的鱼虾品种单调，几乎没有贝壳类海鲜。海产品不仅种类稀少，烹饪方法也让人不敢恭维，鱼的做法主要是油炸，除了撒一点点盐和胡椒，不添加任何其他调味料。相比令人失望的水产店，卖橄榄、奶酪和熟食的杂货店就诱人多了。橄榄是中东家庭的必备食物，几乎每餐都会出现。腌制后的橄榄味道微咸，很适合当作配菜。

我最喜欢的土耳其食物莫过于果仁蜜饼（baklava）。甜品店总是把果仁蜜饼堆成小山，诱惑来往行人。这种甜品起源于宫廷，曾只供皇亲国戚享用。它的酥皮层层叠叠，包裹着核桃、杏仁等馅料，再撒上一层绿色的开心果粉，淋上糖浆或蜂蜜。果仁蜜饼甜度惊人，相比之下，加了三块方糖的红茶显得淡而无味。

从我的住处步行十五分钟，是一片寂静的海滩。大小不一的灰色、浅褐色礁石沿着海岸线排开，礁石尽头屹立着一座斑驳的白色灯塔。房屋和清真寺在对岸的山丘上此起彼伏，日落时，时常泛着淡淡的青色。渡轮和货轮来来往往，在透蓝的海面上留下一道道白色的长尾，海鸟成群地飞过，发出阵阵啼鸣，野猫神出鬼没，对礁石间的千沟万壑了如指掌。

我每隔一天就会买点猫罐头和香肠前往礁石滩。在海边站定、拆开包装后，敏锐的猫咪们从礁石间探出脑袋，迅速朝我聚拢。有的猫一看就是受气包，不仅脸上破了相，神情和动作也犹豫不决，它们颤颤巍巍地躲在远处，眼睛跟随我抛出香肠的弧线转动，却不敢向前一步。为了照顾这些受气包，我动了不少脑筋。一开始，我直接把香肠抛给它们，但流氓猫总是一个箭步冲过去抢食，有的还会顺手揍一拳受气包，简直欺猫太甚。几次后，我才摸清了这一带猫咪钩心斗角的门道，也想出了对策。我先用香肠引开流氓猫的注意，趁它们低头一顿猛吃时，再偷偷扔一块肉给远处的受气包。

伊斯坦布尔的几个码头都有为游客准备的海峡游轮，但在我看来，穿梭于海峡两岸最经济实惠、最有趣的方式是坐通勤渡轮。伊斯坦布尔的公交车、地铁、有轨电车时常人山人海，然而，哪怕是早高峰或晚高峰，通勤渡轮上永远都有空位。

上船前，我总会买上一个面包圈，一边自己掰着吃，一边在二层夹板上喂海鸥。伊斯坦布尔的海鸥早就洞悉了人类的活动规律，它们总是蹲守在即将出发的渡轮边，一路跟随船只飞到对岸。

有猫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海鸥的地方也是。有的胖海鸥一看就是纵横天空的老司机，它们胆大包天、目中无人，时常飞到我的跟前，不停地对我使眼色，就差开口说：“我已经准备好了！快交出面包啊人类！”

它们不仅有勇气，也有谋略。通常来说，它们会只盯着一个投喂水准还算可靠的人类，比如我，因为它们明白，如果目标太多，容易分散注意力，最终颗粒无收。它们一边飞、一边斜眼看着我，待我把一小块面包抛入空中，它们便身姿轻盈地用嘴接住。

有的瘦海鸥就缺了这一点心机，它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到处都想捞一点，却总是被别的海鸥捷足先登。最终，它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别的海鸥越吃越胖。

一天傍晚，我坐在渡轮的二层。楼下突然传来一位女性的歌声，我循着声音下到一层，一个三人乐队正在卖唱。主唱的年轻女子有一头飒爽的短发，穿了鲜黄色的毛衣。她的声音时而如同雨后黏稠的空气，时而如同穿透迷雾的朦胧之光。渡轮慢悠悠地路过清真寺、宣礼塔、船只和乌云，有那么一会儿，我听得神志恍惚，甚至希望这趟船没有终点，音乐不会结束。

我对大海没什么偏爱，但却尤其喜欢伊斯坦布尔的海，因为它立体而有边界——海的对岸是城市，城市的尽头又是海。在伊斯坦布尔的海边，所有烦恼似乎都不足为道，正如帕慕克所写：“生活没什么大不了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随时都能漫步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参见《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