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斯坦布尔飞抵贝鲁特国际机场时，已是午夜。黎巴嫩的物价远超我的想象，最便宜的招待所要几十美元，机场去市中心短短十几分钟车程，打车却要十几美元。为了省钱，我决定在机场将就一夜。顺利入关后，我找了一排座位，把登山包缠在手上，摄影包枕在头下，就睡着了。

早上6点多，我迷迷糊糊醒来。虽然困意尚存，但我还是强撑起精神，想尽早赶去市区。网上的信息称，贝鲁特机场外有前往市区的班车，但没有说明在哪里坐车、坐哪辆车。我一筹莫展地走出机场，天已经亮了，地平线被初升的旭日染得一片通红。机场外空空荡荡，连一个保安都没有。我正准备返回机场找人问路，一辆面包车突然停在了眼前，一位年轻男子拉开车门，探出脑袋，嘴里嘟囔着什么。我本能地觉得这和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的面包“公共汽车”异曲同工，便当机立断跳上了车。

车上清一色都是不苟言笑的男性。我不确定黎巴嫩的陌生男女可否同坐一排，但眼下只剩一个座位，我没有选择。我拿出打印好的招待所信息，把上面的阿拉伯语指给邻座的大叔看。他理解了我的意思，和司机咕哝了一句，向我比了个“OK”的手势。没想到进城竟如此顺利。

贝鲁特很小，才开了十几分钟，面包车就停在了路口，司机示意我下车，指了指招待所的方向。我不知道该付多少钱，只好给他一张1美元的纸币，他熟练地从零钱篮里挑出一堆黎巴嫩硬币递给我。

招待所隐身在小巷中一栋不起眼的大楼里。大楼年久失修，水泥地面脏兮兮的，墙根上有几个灰扑扑的脚印，楼梯扶手上的漆掉了一大半。

按响门铃，睡在沙发上的小哥起身开门，他告诉我，入住时间是中午12点，不能提前入住。我问他能否让我在大厅里上一会儿网，他点点头，指了指贴在墙上的价目表——50MB要1美元，200MB要3美元，逐次递升。无奈之下，我只好把登山包寄存，向小哥打听哪里有卖电话卡。卖电话卡的小店8点以后才开门，我索性开始闲逛。

地中海边艳阳高照，许多公寓的户外阳台包裹了一层厚厚的卡其色窗帘，但即使这样，贝鲁特也给人一种热情洋溢之感。通向主干道的楼梯被喷绘成不同的颜色，两旁满是涂鸦。到处都有鲜花和爬藤探出墙头，簇拥在露台和小巷中。有的写字楼在中间楼层开辟出一片“空中花园”，种满花草树木，几棵椰树直指苍天，一口气跨越了三四层楼的高度。虽然正值11月，我却宛若置身春暖花开的5月。

太阳渐渐升起，路边的小店陆续开张营业。我一路咨询，发现电话卡的售价统一在35——40美元。我只计划在黎巴嫩待一个星期，自觉没必要花这么多钱购买电话卡。正犹豫着，小店的电视播放起了美国大选的新闻。原来前一天晚上，特朗普打败希拉里，当选为美国总统。小店的老板和两位顾客哀叹：“这下完蛋了，完蛋了。”大概是对大选结果不太满意，我一冲动，买了一张35美元、包含1.5G流量的电话卡。

阳光开始洒满刚刚苏醒的贝鲁特。精心修剪的树木整齐地排列在街道两侧，汽车赶着早高峰、排着长队奔波在干净的街道上，玻璃外立面的写字楼映照着城市天际线，长长的藤枝从露台垂下，几簇粉色的三角梅点缀在枝头。

我穿过市中心，向贝鲁特国家博物馆走去。市区的摩登感渐渐消失，狭窄的街道两旁停满了车，临街店铺拉着卷帘门，四层楼高的居民楼渍迹斑斑，几道污水留下的深色污垢顺着外墙蔓延下来。再往前走，一栋烧焦的平房赫然眼前，它的墙壁被熏得漆黑，窗户早已被炸碎，只剩两个硕大的窟窿，像是一张被挖去双眼的人脸。

我正想探头向里张望，一位光头大叔走到我的跟前，压低声音道：“这一带比较危险，你把相机收起来，看完博物馆后马上离开。”我怔怔地点了点头。

黎巴嫩教派众多，目前，被官方承认的有18个教派[数据来源：《真实的黎巴嫩真主党》第13页，[叙利亚]肖克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根据黎巴嫩宪法，总统由马龙派¹基督徒担任，议会议长由什叶派穆斯林担任，总理由逊尼派¹穆斯林担任。以色列1948年建国后，与巴勒斯坦冲突不断，随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总部搬到黎巴嫩，以及大量巴勒斯坦难民的涌入，黎巴嫩原本平衡的宗教格局被打破。1975年，黎巴嫩爆发了一场为期15年6个月的内战，整片整片的街区沦为死城，布满弹孔的建筑和被炸毁的楼房随处可见，许多地区的基础设施彻底瘫痪，连最基本的供电和供水都难以保障。据估计，内战期间，约有15万人遇难[数据来源：The New York Times （2012）. " After 2 Decades，Scars of Lebanon's Civil War Block Path to Dialogue".（https：//www.nytimes.com/2012/07/12/world/middlecast/ after-2-decades-scars-of-lebanons-civil-war-block-path-to-dialogue.html）]，20万人受伤，90万人流离失所。[数据来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E%E5%B7%B4%E5%AB%A9]

贝鲁特国家博物馆所在的大马士革路是内战时期东西贝鲁特的军事分界线。内战期间，这条从北到南贯穿贝鲁特的街道一度污水横流、野草疯长，像是城市中一片无人问津的“丛林”。穆斯林和基督徒在“丛林”的两端隔岸相望，鲜少往来。

博物馆附近拉着警戒线，士兵们严阵以待，端着冲锋枪四处巡望。路上人影寥寥，仅有的几位行人都低着头，缩着身子，快步穿行。

博物馆刚开门，几乎没有游客。宽阔的双层展厅布置了柔和的黄色灯光，不同时代的文明遗产比邻而居，在它们无声的讲述中，黎巴嫩的文明脉络徐徐展开。

黎巴嫩地处欧亚非交通要道，西临地中海，山麓修长，平原广阔，降水丰沛，气候宜人。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居住。约5000年前，善于航海和经商的腓尼基人¹在此培育出商业文明的萌芽，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罗马、阿拉伯、奥斯曼等政权先后统治了这里。

如今的博物馆如同一座与世无争的孤岛，但内战时，由于地处烽火线，这里遭到了持续不断的枪击和炮轰，一度沦为战斗人员的兵营。当时的策展人艾米尔·马吕斯·切哈珀心急如焚，他与妻子在短暂的休战期潜入博物馆，用沙袋保护雕像，把最易受损的小件文物转移至地下室，把入口全部堵上。在交战最激烈的1982年，石棺、马赛克等展品统统被浇筑上混凝土封存。1991年停火时，博物馆已经奄奄一息，外墙布满弹孔和枪眼，地下室被雨水浸没，屋顶被击穿，建筑内满是民兵留下的涂鸦。展品的命运也没有好到哪里去，由于积水严重、通风不畅，它们被不同程度地腐蚀，有的已然面目全非，地图、照片和文档也都付之一炬。万幸的是，仍有相当一部分展品大体保存完好。1999年，博物馆重新开放，展品得以重见天日。

参观完博物馆，我匆匆返回贝鲁特市中心。持枪士兵仍在到处巡逻，但没有人紧张兮兮地催我离开了，我长舒一口气，漫步在星星广场边。星星广场以钟楼为中心，向四周延伸出六条步行街。蜜色的欧式建筑排列在街道两旁，铁艺栅栏围起小巧别致的阳台，木质的百叶门半开半合，在外墙投下一道道狭长的影子。连柱拱廊内精品店林立，精致的咖啡店、餐厅随处可见，成群的鸽子漫天飞舞，穿着时尚的年轻男女气定神闲地散步、购物。顺着街道望去，远处的地中海隐约可见。

黎巴嫩算得上是中东最西化、最开放的国家之一，内战前，这里是中东的金融中心。由于曾被法国委任统治，贝鲁特被誉为“中东小巴黎”，一位阿拉伯青年骄傲地告诉我，黎巴嫩人的阿拉伯语带有法语口音。

红街是我与沙发主诺瓦约定见面的地点。在沙发客的个人主页上，她说自己正在学习电影制作，梦想是成为一名导演。到黎巴嫩的第二天晚上，我到约定的路口等待诺瓦。红街不宽，两旁满是酒吧、餐厅、服装店。发型精致的阿拉伯男人和穿着短裙、化着浓妆的阿拉伯女人三三两两，在街头漫步闲谈。

诺瓦从转角拐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她的头发刚过肩，眉毛画得很粗，一双深邃的大眼睛像晨露一样剔透晶亮。她带我走进附近一家灯光昏暗的酒吧，酒吧只有六七张桌子，播放着舒缓轻柔的音乐。酒吧的老板是诺瓦的朋友，他和我打了个招呼，递上一大杯啤酒。诺瓦告诉我，贝鲁特并非表面看到的那般和平、安定，实际上，这个城市被不同宗教、不同派别严格划分成了不同区域，人们几乎互不往来，我们所在的红街是全城唯一一个乐于接纳所有人的地方。

“那你呢？你属于什么派别？”我顺势问道。在宗教派系复杂的地方，先搞清楚对方的身份，可以避免我说错话。

“哦不，我来自叙利亚，我家在阿勒颇，你知道那里吗？”

我点点头。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大量难民涌往世界各地，“伊斯兰国”¹趁机发展壮大，震慑全球。作为战争的焦点城市，阿勒颇时常登上国际新闻头版头条。

我问起叙利亚的现状，诺瓦头也没抬，轻描淡写道：“正常。”

酒吧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顾客们推门而入，到吧台与老板打个招呼，寒暄一番，再三三两两地落座。诺瓦告诉我，他们都是附近贝鲁特美国大学的学生，是这里的常客，他们的生活方式极其西化——白天上课、晚上泡吧、半夜啃书。

一杯啤酒下肚，诺瓦打了几个电话，示意我跟她回家。她带我穿过几条巷子，来到一家服装店的门口。一位姑娘摇下车窗，招呼我们上车。

夜晚的红街灯火通明，快节奏的音乐从酒吧里传来，紫色、蓝色、粉色、绿色的灯光高速切换，年轻男女在酒精的鼓动下疯狂甩动头发、摇晃身体，喝得半醉的人们在街上喧哗打闹，垃圾桶里堆满了空酒瓶。

不一会儿，灯红酒绿被甩到身后，汽车一头栽进漆黑的夜色之中，明亮的路灯和闪烁的招牌消失不见，连开业的商店也所剩无几。十几分钟后，汽车停在了一家空空荡荡的小卖店门口，老板正颓丧着脸准备打烊。我和诺瓦下车，一起回她租住的公寓。

推开公寓大门，伸手不见五指，诺瓦嘟囔道，又停电了，我们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借着微弱的光亮上楼开门。诺瓦告诉我，如今，黎巴嫩局势大体稳定，但基础建设远没有跟上脚步，这一带经常停水停电，有时停几小时，有时停好几天，能不能洗澡全看运气。说着，她一一检查厨房和厕所的水龙头，叹了口气说，只有厨房有水。

透过手机的光亮，我打量着这个两室一厅的老旧公寓。一个房间被诺瓦当成了储物间，另一个用作卧室。客厅摆了一张沙发床，地面铺了米色的水磨石地板砖，白色的墙壁有几道裂纹，木窗和木门的边缘已经开裂，弃置的家具堆积在一旁。厨房看上去闲置已久，盘子和碟子东倒西歪地躺在置物架上，几口锅被塑料袋套了起来，排列在搁板上，深褐色的地柜老气十足。

“你不做饭吗？”通常来说，阿拉伯女性总是把厨房打理得井井有条。

“不做啊。”诺瓦把刚买的牛油果对半切开，挖掉果核，填满白砂糖，递给了我。

“做饭太浪费时间了，我没时间做饭，也不喜欢做饭。”她干脆利落地说道。

时间不早了，第二天，诺瓦要上课，我要去别的城市游玩，再加上没水没电，于是我们就此打住，各自回房睡觉。

黎巴嫩国土面积很小，即使去别的城市游玩，当天也可以往返。

早晨，我问诺瓦该如何前往比布鲁斯这座古老的海滨城市，她没多说什么，只叫我跟着她一起出门。值得庆幸的是，早上来了水，我终于可以洗把脸了。

8点多，我们一起穿过小巷，步行到车流如织的街道上。诺瓦伸手拦了一辆面包车，与司机交谈了几句，便招呼我上车。她没来得及解释什么，只是嘱咐我无须担心。面包车才开出去没多久，司机就拦下了另一辆面包车，他与另一位司机交接了一下，示意我换车，我掏出一堆黎巴嫩硬币问他多少钱，他摇摇头，让我直接上了另一辆车。过了一会儿，司机突然按响喇叭，正在等红灯的大巴车司机也按了按喇叭以示回应。他们打开车窗交流了几句，大巴司机示意我上他的车，嘴里念叨着“比布鲁斯”。

我就这样莫名其妙坐上了开往比布鲁斯的大巴。大巴沿着海滨公路行驶，路的另一旁，一个又一个城市接连不断地出现，45分钟的路程几乎没有城市到乡村再到城市的过渡，我仿佛只是从贝鲁特的一端走到了另一端。

下车时，我指了指大巴停泊的地点问司机：“贝鲁特？”他点点头。看来，我可以从这里坐大巴回去，至于大巴会停在贝鲁特的哪里，又要如何回诺瓦的家，我还是先别去想了。

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腓尼基人的领导下，比布鲁斯成了地中海东部最繁忙的贸易港口，上等的木材经由这里运往埃及，供法老修建神庙和陵墓，产自埃及的纸莎草经由这里运往希腊。为了记录贸易往来、订立契约，比布鲁斯的缮写员们发明了一份由22个字母组成的字母表，如今的阿拉伯字母、希伯来字母、希腊字母、拉丁字母等，都可以追溯至腓尼基字母。

登上比布鲁斯的十字军东征城堡，地中海沉静碧蓝的海岸线尽收眼底。城市仿佛刚刚被雨水涤荡，清澈透亮，红顶石砖建筑连绵成片，鲜花盛开，绿树成荫，宛若欧洲的中世纪小城。

之后一天，我被诺瓦以相同的方式送上面包车。莫名其妙辗转了四辆车后，我抵达了古罗马建筑群遗址——巴勒贝克。公元前2000年左右，腓尼基人因崇拜太阳神巴勒而修建了这座神庙，从此，这里便成了祭祀中心。公元前64年，巴勒贝克被罗马征服，此后的两百多年里，罗马人在这里建造了规模巨大的宗教建筑群。

由于地处真主党¹行政中心，巴勒贝克算不上绝对安全，遗址外开小店的大叔嘱咐我看完赶紧离开。在紧张的局势下，巴勒贝克游客寥寥。

经过两个只剩零星石柱的小神庙后，高高的石柱和硕大的广场赫然眼前，广场被残损的建筑环绕，堆满了散落的石砖和柱头。穿过广场，朱庇特神庙那高达22.9米的六根科林斯式² 柱子直冲云霄，其余的48根柱子和屋顶因地震和人为掠夺而被破坏，横梁和柱头散落一地，横梁上的狮头栩栩如生，每一缕毛发都清晰可见。

朱庇特神庙的对面是酷似希腊帕特农神庙的酒神庙。四周的42根接近20米的科林斯式柱子撑起屋顶，大门上方雕刻着精致的水果和谷物。白色大理石和花岗岩历经长时间的氧化，在阳光下泛着优雅的黄色。据说，全世界，包括罗马，迄今都找不到比巴勒贝克更完整的古罗马神庙遗址。

令人欣慰的是，这两天的旅程结束后，我都能鬼使神差地回到贝鲁特红街，与诺瓦会合。黎巴嫩到处都没有Wi-Fi，我很庆幸特朗普的当选让我冲动消费了电话卡。

工作日，诺瓦每天从早上8点忙到晚上9点，没有多余的精力与我交谈。直到周日晚上，她才终于有时间坐下来和我聊聊。

谈起叙利亚内战，诺瓦告诉我，外界对叙利亚充满误解，仿佛他们的生活除了炮火和逃难外一无所有，然而，战争并非每时每地都在上演。在诺瓦的描述中，首都大马士革几乎没有受到内战的影响，晚上，酒吧里人头攒动，年轻人抽烟喝酒，唱歌跳舞，一直玩到深夜。

“有机会你应该去一趟叙利亚，我相信你会喜欢大马士革的。”诺瓦轻松地说道。

内战爆发前，诺瓦做过一年记者，对库尔德问题、中东问题、女权问题等都有过深入了解。后来诺瓦辞去工作，创办了一家旅游公司。

不久，内战爆发了，她的家乡阿勒颇战况激烈，她原本富裕的家庭一落千丈，家庭的支柱——她的父亲伊萨姆——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工作，赋闲在家整整五年。战况最激烈时，阿勒颇时常停水停电，面包和牛奶被抢购一空，肉价飞涨。起初，诺瓦的母亲和姐妹不愿接受现实，她们每天照常在院子里喝茶、喝咖啡、吃点心，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炮火时不时从天而降，家里地动山摇，但父亲却在电话里告诉诺瓦“一切都好”，仿佛战争从未降临。

诺瓦神色木然地望着窗外，平静地解释道：“在突如其来的战争面前，人的心理变化是你很难用正常逻辑去理解的，一切发生得太快、太突然了，你很难相信那都是真的。”

她低下头，咬了咬嘴唇说：“有一天，我和往常一样约了朋友见面，他从街角向我走来时，突然一颗炸弹击中了他，我眼睁睁看着他被炸成了碎片。”说到这里，诺瓦的眼眶泛起了泪水。

她深吸了几口气，轻声说：“我不信仰宗教，但我理解人们想要从宗教中获得慰藉的心态。当亲朋好友在你的面前去世时，如果你相信他们去的是一个更美好的天国，心里会好受一些。”她哽咽了一下，“但我知道，他们就是死了。”

为了躲避战争，诺瓦独自来到黎巴嫩，好在她的母亲是黎巴嫩人，她无须申请成为难民。战争爆发后，叙利亚镑大幅贬值，父亲无法给她提供经济上的援助。刚来黎巴嫩的三个月，诺瓦每天打两份工，像是被抽着转的陀螺。第一份工作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第二份从晚上8点到清晨5点，一周六天，每天如此。周日，她会睡上整整一天，为下一轮连轴转养精蓄锐。

内战爆发后，大量叙利亚难民涌入黎巴嫩，给黎巴嫩造成了极大的经济和安全负担。黎巴嫩人认为叙利亚人抢占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双方的矛盾和敌意越积越深。诺瓦告诉我，她曾在一次面试中被老板赏识，但一听说她来自叙利亚，老板口气骤变，把工资从1500美元降到600美元，摆出一副“爱做不做”的表情。这样的事对迁居黎巴嫩的叙利亚人来说司空见惯，诺瓦虽然心里不服，但为了生存，只好忍气吞声。即便如此，老板也可能因为国籍而随时解雇她。

虽然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但诺瓦没有丧失对生活的希望。日子渐渐稳定下来后，她想起了本已熄灭的新闻理想。既然记者无法自由策划选题、自由写作，她决定另辟蹊径。在打工之外，她开始着手申请大学的广播电视专业。如今，她半工半读，难得休息的周末都用来看书、做作业。她希望外界能够通过纪录片了解叙利亚战争，了解战争中艰难求生的阿勒颇人民，了解阿拉伯女性面临的困境。她已经有了几个构想，正在学习如何把它们付诸实践。

谈起纪录片，诺瓦疲惫的双眼泛起了平日里少见的光芒。临别前，她神采奕奕地对我说：“我才27岁，我还有很多想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