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三个月，我再次来到莫斯科转机，准备飞往以色列地中海沿岸城市特拉维夫。通宵转机的我萎靡不振，想趁着登机前的间隙再睡一会儿，但身边的犹太青年开口与我搭起了话。他叫汤姆，来自特拉维夫北边的小城市内坦亚。汤姆脸形修长，留着干净的寸头，一双大眼睛黑得发亮。他刚结束在中国七个月的交流项目，打算回家待一两个月后再回中国申请大学，并考虑留在中国。

我好奇他为何不愿留在以色列，他的情绪突然激动起来，低沉的声音里注入了一丝愤恨。他告诉我，他出生在加拿大，自小过着世俗生活，没有宗教信仰。与父母一起搬到以色列后，他发现这个国家过于宗教化、教条化，与他的想象相去甚远。安息日¹当天，大部分店铺关门歇业，公交车停运，他几乎无处可去。每个适龄年轻人都要服兵役，为了不当兵，他开了一张假的病例证明。

在以色列的主流历史叙事中，犹太人被描绘成一个苦难的民族，他们历经几个世纪的大流散、欧洲排犹运动和纳粹大屠杀后，终于建立起自己的主权国家。然而，汤姆对悲情与苦难不屑一顾，谈起以色列当下的社会问题，他滔滔不绝。

“等你到了以色列，不要光看好的一面，也要关注这个国家的问题。耶路撒冷充斥着各种派别的犹太教徒，其中，极端正统犹太教徒不纳税，不服兵役，只过宗教生活，生育率极高。另外，以色列虽然是一个以犹太人为主体民族的国家，但实际上，犹太人也分三六九等，来自欧洲的犹太人自觉高人一等，来自非洲、印度等地的犹太人则享受不到平等的待遇，隐形的歧视无处不在，我家所在的小城市尤其如此。虽然这种情况正在好转，但我还是不想留在以色列。”

听汤姆滔滔不绝地批判了一小时以色列后，广播通知说我的航班开始登机了。排队时，汤姆还在给我分析以色列的政党矛盾。到登机口时，他漫不经心地把机票递给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用扫描枪扫了一下，把头埋到电脑屏幕前反复确认，随后，工作人员告诉汤姆，他走错了候机厅，他的那班飞机已经飞走了。汤姆突然陷入沉默，眼里的光芒迅速黯淡下来。几秒钟后，他向后急转，飞奔出了候机厅。

飞机落地本-古里安¹机场时，机舱里响起阵阵掌声。坊间传言称，俄罗斯航空的飞行员都是驾驶战斗机出身，技术了得，鼓掌是为了“感谢机长不杀之恩”，但实际上，鼓掌主要是为了表达对机组人员的尊重和到达目的地的喜悦。俄罗斯航空最值得称道的是他们几乎从不晚点，甚至经常提前抵达。

进入入境大厅，海关工作人员翻了翻我的护照，问道：“你为什么去伊朗？”

我告诉他，我对中东历史、文化、宗教很感兴趣，计划走遍中东，说罢，我补充道，我不仅去过伊朗，还去过黎巴嫩。

一听到“黎巴嫩”，工作人员挺直了腰板，警惕地瞥了我一眼，转头与隔壁窗口的同事小声交流了起来。以色列与伊朗素来不和，与黎巴嫩爆发过战争，有以色列签证的护照不被允许入境这两个国家，但好在以色列一般不会拒绝游客。我如此诚实的“招供”多少消除了工作人员的戒心，他转过头再次问话时，神情轻松了不少。

“你为什么来以色列？计划去哪里？”

我如实汇报了旅行目的和行程计划后，他点点头，往护照上盖了章，随口说道：“祝你玩得开心。”

机场大厅视野开阔，圆形的喷泉周围摆放着供人休息和办公的桌椅，四周商店林立。机场外秩序井然，出租车在候客区排成一列，安静地等待乘客。我跟随指示牌，找到了开往耶路撒冷的大巴。大巴的座椅软硬适中，格外舒适，每个座位边都配有USB充电插口，车上速度稳定的Wi-Fi给还没买电话卡的我解了燃眉之急。

大巴司机如同一台精密的计算机，近乎刻板地保持着匀速行驶，哪怕变道或转弯，他也极度克制。在他的把控下，大巴平稳得如同一座岿然不动的大山。

观察了一路后，我发现司机的座位底下设有弹簧，一旦变速或急转弯，他的身体就上下左右晃个不停，像是一尊活体弹簧玩具。为了让自己保持静止，他不得不采取稳健的驾驶风格，乘客也因此而更安全、更舒适。

短短一个小时后，大巴停在了耶路撒冷中央汽车站。汽车站外人声鼎沸，行人们仿佛来自不同的时空——有衣着西化的年轻男女，有穿着西装、戴着礼帽、神情严肃的犹太教徒，有戴着头巾的穆斯林，有扛着枪、穿着绿色军服的士兵。

以色列是一个全民皆兵的国家，除了阿拉伯公民、极端正统犹太教徒等特殊团体外，大部分以色列人都在18岁时被征召入伍，女性服役两年，男性三年。接受完集中的基础训练后，士兵会被分配到具体的岗位。在城市服役的士兵可以在休息时间正常回家，因此，扛着枪坐车下班的士兵在以色列随处可见。

我刚站到有轨电车车站的售票机器前，一位头戴基帕帽¹的青年就上前询问是否需要帮忙。他熟练地在机器上一通操作，把车票递给了我。

有十节车厢的灰色有轨电车缓缓驶入车站，电车上没有检票员，偶有查票员，买票主要靠自觉。外墙崭新的蜜色石砖建筑和郁郁葱葱的树木在街道两旁此起彼伏，有轨电车规律地发出“叮叮叮”的响声，拨开人群，向东南方向行驶。

我住在耶路撒冷老城外的一条步行街——雅法路的附近，街道两旁满是超市、餐厅、咖啡店、商店。步行了没多久，街边飘来一阵欢快的小提琴声，一位身穿黑色长裙、头戴红色头巾的女子正闭着眼睛，含着下巴，沉醉在自己的演奏之中。一行十几位头戴基帕帽的犹太青年突然停下脚步，高举双手，随着音乐扭动身体。来了这么一大群“伴舞者”，演奏者兴致更为高涨，她的左手飞速地在琴弦上按压，琴弓划过，音符如精灵般跃动而出。青年们相视一笑，默契地加快舞步，双脚有节奏地敲打地面，发出错落的声响。

我顺着电车的轨道步行至耶路撒冷老城。狭窄的石板路两旁摆满了琳琅的旅游纪念品，店主们坐在店门口，懒洋洋地东张西望，打着哈欠，游客们成群结队，来来往往。

从岔口拐入小巷，旅游氛围荡然无存。蜜色石砖砌起的房屋外立面崭新，褐色的双开百叶木窗典雅素净，石板巷道干净整洁，四通八达，树丛和爬藤从拐角探出脑袋，野猫神出鬼没。一个小型广场上，乐队正在搭建舞台，准备排练，刚放学的犹太孩子们扒拉着栏杆，闪着光的眼睛凝视着五花八门的调音设备。

不一会儿，安宁雅致的犹太街区消失不见，叫卖声不绝于耳，人群熙熙攘攘，巷道两旁的矮墙染了一层油腻的污垢，小贩们推着装满货物的推车穿梭其中，阿拉伯人就聚居在这里。

虽然近在咫尺，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几乎从不闯入彼此的街区，假装对方并不存在，有的阿拉伯聚居区入口有以色列士兵把守，有时，士兵会以“时间太晚了”或别的什么理由禁止游客入内。这是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冲突愈演愈烈的结果。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国。被纳粹屠杀了三分之一人口[数据来源：《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第3页，[以色列]丹尼尔·戈迪著，王戎译、宋立宏校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后，犹太人终于建立起了自己的主权国家。然而，犹太人的建国给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带去了劫难，以色列独立战争期间，约有70万阿拉伯人流离失所[数据来源：《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第175页。]。此后，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一直就难民回归、耶路撒冷归属、巴勒斯坦国边界等问题争论不休，巴以冲突时而缓和，时而升温。

不过，纵观历史，类似的冲突和矛盾对耶路撒冷来说简直是家常便饭，历史上，亚述、巴比伦、波斯、埃及、罗马、阿拉伯、突厥等都接手过耶路撒冷，血腥的战争、残酷的杀戮和耸人听闻的暴力反复在这里上演。

虽然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奉耶路撒冷为圣城，但回溯历史，这座城市时常被描述得肮脏不堪。T. E.，劳伦斯¹说耶路撒冷是既脏又乱的城市，果戈理也对这座城市感到失望，因为他想象中的圣地实际上充满污秽和粗俗。就连犹太复国主义²运动的发起人西奥多·赫茨尔³也说道：“哦，耶路撒冷，将来记起你时，我将不会产生任何高兴的情绪。两千年来由残忍、偏执、肮脏而形成的腐朽沉淀物，就在那散发着烟臭味的小巷里。”[参见《耶路撒冷三千年》第469页，[英]西蒙·蒙蒂菲奥里著，张倩红、马丹静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

如今的耶路撒冷算得上是两千年来最干净、最体面的时期，即便是相对混乱的阿拉伯市场，也能维持一定程度的秩序与整洁。虽然宗教、民族引发的冲突不止不休，但按照作家埃利·威塞尔¹的说法，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全都可以在这片圣地上自由地礼拜。[参见《耶路撒冷三千年》第631页。]

在犹太人的建设下，耶路撒冷已经极为现代化，但她的内核仍是一个宗教之城。穆斯林周五休息，因为是主麻日，犹太人周六休息，因为是安息日，基督徒周日休息，因为是礼拜日。三大宗教遵循各自的教义，在同一个空间里过着时而交错、时而平行的生活。

周五是感受耶路撒冷宗教氛围的最好机会。中午，穿过气派的大马士革门，穆斯林在狭窄的小巷推搡前进，去往圣殿山参加集体礼拜。时间一到，阿克萨清真寺²的宣礼声响彻老城。下午，神父带着基督徒重走耶稣苦路³，他们扛着足有两人高的十字架，在途经的十四站停留、唱经、跪拜，去往圣墓教堂，基督徒们普遍认为这个教堂建在了耶稣被钉死的地方。傍晚，犹太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到犹太教第一圣地——西墙，在这里祈祷、聚会、唱歌跳舞。

对三大宗教来说，耶路撒冷是重要的、不可失去的圣地，历史上，耶路撒冷被犹太人独占了一千年，被基督徒独占了约四百年，被伊斯兰教徒独占了一千三百年[参见《耶路撒冷三千年》第636页。]。在各方的角逐中，这座城市不断被毁灭，又不断被重建。

然而，耶路撒冷并不具备兵家必争之地特有的战略优势和战略地位，她耸立在悬崖、峡谷和犹地亚¹的山峦碎石之间，远离地中海贸易路线，夏天酷热，冬日严寒，缺水，不适宜居住。

最初，耶路撒冷只是一个小村庄，随后，当地的土著把她建成了小型要塞。随着人类历史发展，耶路撒冷渐渐成为三大宗教的信仰中心，唤起了各方强烈的独占欲。究其原因大约是，当新的先知阐述新的宗教时，必须向大众解释历史，在不断的阐释和争夺中，耶路撒冷渐渐被捧上圣坛。对于统治者和宗教领袖来说，耶路撒冷是一针强心剂，她既可以团结人民，也可以捍卫政权的合法性。

而千百年来，人类之所以难以放下对宗教的迫切需求，大抵是因为人类需要感受一种比渺小的自身更强大的力量，需要寻求一种方法解释生死、解释世界，需要找到一种渠道寄托对意义的渴望，摆脱存在的虚无。

如今，耶路撒冷实际处于以色列的控制之下，但巴勒斯坦拒不承认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主权。争论这片土地的归属权时，三大宗教甚至把考古学当成了政治工具。深埋于地下的文物不再仅仅代表过去，而是成了决定未来的筹码。人们不断从历史和神话故事中寻找有力的证据，佐证自己对这片土地的所有权。耶路撒冷的历史或多或少被政治化了。

起初，以色列王国由大卫王创建，他的儿子所罗门接班后，开始着手建造父亲计划中的上帝居所——耶路撒冷圣殿。如今，这座第一圣殿的痕迹已无处可寻。第二圣殿完工于公元前515年。公元前37年，在希律王的扩建下，第二圣殿镶满金片，光彩夺目，这就是耶稣见到的圣殿。公元70年，随着罗马指挥官提图斯摧毁第二圣殿，此后的近两千年间，犹太人再也没有统治过耶路撒冷。

西墙是第二圣殿仅剩的一道围墙，是犹太教的第一圣地。在犹太人看来，耶路撒冷的每块石头都在诉说着历史，西墙是耶路撒冷最神圣的石头。回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总会到这面石墙前低声祷告，哭诉流亡之苦，西墙故又被称为“哭墙”。

以色列建国后的19年间，西墙处于约旦国王侯赛因的统治之下，犹太人不被允许来此祈祷。那时，西墙前是一条拥挤的小巷子，小巷旁有个脏乱的棚户区。1967年六日战争¹后，以色列取得了对西墙的控制，他们拆除棚户区，建立广场。近两千年后，犹太人终于得以回到西墙祈祷。

如今的西墙24小时开放，进入西墙前，要接受以色列士兵严格的安全检查。正方形或长方形的蜜色石块垒起高约18米的西墙，零星的杂草钻出石缝，沐浴在阳光之下。一道围栏把西墙前的广场一分为二，男左女右，男性必须戴帽子进入祷告区。巨大的石块凹凸不平，缝隙和裂纹随处可见，犹太人把愿望写在小纸条上，卷成纸卷或折成豆腐块，塞进缝隙，借此向上帝传达心愿。他们在西墙前或坐或立，低声吟诵经文，安静地亲吻、抚摸石墙。

过分强调犹太人的宗教属性并非以色列国父本-古里安的初衷，以他为代表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最初想把以色列建设成一个极度世俗的国家，然而，事与愿违，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犹太教对于犹太人的群体认同始终至关重要。

周五傍晚，西墙广场人山人海，身穿军服的士兵、西装革履的教徒、穿着便服的犹太人齐聚一堂，在西墙的两边唱歌跳舞、聚会聊天。

身穿黑色长款外套、留着鬓发、戴着礼帽的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远离载歌载舞的人群，在角落默念经文，他们又被称为哈瑞迪人（Haredim）。这些男性至今仍保留着“二战”前东欧封闭式的生活方式，他们无须工作，无须纳税，不服兵役，全靠政府发放的补贴和妻子的收入生活。自幼儿园起，哈瑞迪人便执行男女分班。14岁后，男孩不再接受世俗教育，他们每天前往宗教学校研读犹太经典，过着以宗教为中心的生活，不看电视，不上网。以色列有专供哈瑞迪人使用的手机和电脑，这些设备屏蔽了电影、电视和网络，只保留最基本的功能。

不同于大部分优雅、体面的犹太人聚居区，哈瑞迪人聚居的梅阿谢阿里姆社区（Mea She' arim）街道狭窄，垃圾零落，水管、空调管线、电线沿着建筑外墙飞檐走壁，道路两旁贴满小广告。隔街相望的阳台挨得很近，床单被套从窄巷上空垂下，蹭着脏兮兮的外墙随风飘荡。

由于教义禁止节育，几乎每个哈瑞迪家庭都育有6——15个孩子。他们总是神情严肃，不苟言笑，尽量不与外人接触，尤其是异性。

在世俗犹太人看来，生育率极高又不事生产的哈瑞迪人可谓“文明毒瘤”，为了供养他们，政府不得不从纳税人所缴的高昂赋税中抽取一部分，为了填补他们造成的兵役空缺，其他以色列人不得不承担更多的兵役。

不过，一位耶路撒冷朋友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他告诉我，自出生起，哈瑞迪人的命运就板上钉钉了。有的男孩打从心底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毕竟现代社会近在咫尺，他们知道耶路撒冷有酒吧，有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可是，他们自小接受宗教教育，不学习数学、英语、科学等学科，与主流社会完全脱节，不具备在世俗社会谋生的技能，更何况，离开原生环境意味着抛下父母、家庭、朋友和宗教领袖。面对过多的困难和过高的代价，他们只能蜷缩在原地，不敢反抗，无从逃离。

耶路撒冷是一个被历史和传说塑造的城市，每个宗教和派别都执着于自己的宗教故事和宗教经典。耶路撒冷也是一个被未来塑造的城市，三大宗教的教徒都渴望在末日审判时在这里获得重生。不过，西化的年轻人才不理会宗教的繁文缛节，对他们来说，当下的快乐才是最重要的。

普珥节¹的晚上，雅法路上张灯结彩，人声鼎沸，迎面而来的，是踮着脚蹦蹦跳跳的“鬼怪”、到处吓人的“僵尸”、手握权杖的“非洲部落酋长”、背着武士棒的“忍者神龟”。汉堡店里，“蜘蛛侠”正在吃薯条；面包店里，“钢铁侠”正在结账。四个小孩打扮成加勒比海盗的模样，摆出酷酷的表情，簇拥在父亲身边。

大约是穿上了盛装并喝了酒的缘故，犹太人比其他任何时候都开朗、活泼、热情。听说我来自中国上海，他们用蹩脚的中文大喊道：“我是犹太人！”随后不忘加上一句“I love China”.

打扮成古埃及法老的小伙子激动地对我说，当犹太人被纳粹屠杀、无处可去时，是上海对他们伸出了援手。

“没有上海人，就没有今天的我！”“法老”放下王者风范，握着我的手拼命致谢。

一位DJ站在面包车的顶棚操弄设备，热烈的音浪滚滚而来，密密麻麻的犹太人围绕在面包车边高举双手，跟着音乐疯狂蹦跶。淘气的小孩在我身边放了个划炮，我本能地缩起肩膀，躲开几步，脑中闪过人员密集场所爆发恐怖袭击的画面。然而，除我之外，没有人表现出担忧和恐惧。人们全然不顾日常礼仪，直接坐在地上啃食比萨，或拿着酒瓶躺在路边。平日里整洁的大街，此时一片狼藉。

在群魔乱舞的人群中，偶尔能瞥见一两位哈瑞迪人安静地坐在一边喝酒。不能与外界交流的他们不会加入狂欢，但普珥节是一年里唯一一个允许哈瑞迪人喝醉酒的节日。这个夜晚，或许是他们与现代生活、与西化的犹太人最近距离接触的时刻。

第二天的雅法路颓废得如同宿醉的大汉。满地的垃圾和酒瓶已被清理干净，奇装异服的人们形单影只，很难掀起昨夜的风浪。节日氛围戛然而止，耶路撒冷又恢复了往日的肃穆、深沉。我按照计划，坐有轨电车前往大屠杀纪念馆。

电车一路爬坡，越接近纪念馆，人烟越稀少。我和车上最后几位乘客一起在终点站下车，车站附近一片荒寂，我正犹豫该往哪里走时，一位犹太大叔主动上前，问我是不是要去大屠杀纪念馆，随后指了一条小径。

存完包，我跟随人流一起踏入这栋灰色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三角形的通道笔直向前，两侧的灰色墙体倾斜而上，汇聚到尖顶，只留下一道可以望见天空的缝隙。通道两旁有十个展厅，600万犹太人被纳粹屠杀的历史徐徐展开。

屏幕上正在播放老人们对大屠杀的回忆。故事往往围绕饥饿和死亡展开，一位目光呆滞的老人平静地提起自己曾亲眼看着朋友被枪杀，另一位老人流着泪承认他曾为了生存而出卖了同伴。有一位老人讲述集中营的故事时始终面带微笑，仿佛是在讲述隔壁邻居家的趣事。最后，他说：“很多人问我为什么笑得出来。”说罢，他收起笑容，目光空洞地望着远方说：“正是因为可以笑，才让我在大屠杀中活了下来，不然我会永远哭泣。”屏幕黑了一会儿，继续播放下一个故事。

一个巨大的投影幕布正在播放人们处理尸体的黑白画面。几乎瘦成骨架的裸体如同毫不起眼的货物，被搬运、堆积到一起，随后，推土机缓缓前进，一股脑把尸体推入事先挖好的大坑。

在大荧幕上目睹这场规划缜密、有序执行的种族灭绝行动，令人感到生理不适。画面一遍遍循环播放，人们一遍遍处理尸体，他们双目空洞，动作机械，看不出任何情绪。根据汉娜·阿伦特¹的分析，这些大屠杀的执行者并非一群嗜血之徒，而是一群再正常不过的普通人。起初，他们或许对执行这“违背本能”的任务有着天然的不适和抵触，但在纳粹的教导、迷惑和强权之下，他们为了成为“守法公民”，为了唯命是从，不惜一切代价，甚至克服了自己不愿杀人的本能。

纪念馆尽头的一边是姓名厅，锥形的拱顶上满是犹太遇难者的照片，它的入口处写着——“男人，女人，孩子，一个曾经存在却被摧毁的犹太世界”。

纪念馆尽头的另一边是一个黑暗的展厅，展厅里只有一个屏幕。伴随着低沉哀伤的音乐，一行行句子缓缓浮现在黑色的屏幕上。

“当务之急不是杀德国人，而是救犹太人。”

“有时，旅程只是三五个小时，有时，同样的路，却走了一生，直至死亡。”

“渐渐地，我们重新走进生命的大河，但我们从未痊愈。”

走出大屠杀纪念馆时，黑云压城，冷冽的风如同密密麻麻的小针，不停地往脑袋上刺。

大屠杀并非纳粹的独有行径，历史上，屠杀过犹太人的有罗马指挥官提图斯、罗马皇帝哈德良、俄国沙皇等。大屠杀也绝非“二战”中的偶然产物，历史上，丧心病狂的屠杀、对女性大规模的强暴、对文物的大肆毁灭屡见不鲜，近有“伊斯兰国”对雅兹迪人¹的屠杀，远有南京大屠杀、卢旺达大屠杀等。在更遥远的年代，“征服”更是时常伴随着屠城，伴随着毁灭一切人与物。

即使科技的脚步一路飞奔，也阻止不了人类反复踏进同一条血的河流。

顺着大马士革门外的阿拉伯聚居区，可以一路步行至橄榄山。从圣经时代到今天，橄榄山一直是犹太人的墓地。《旧约》中说，橄榄山将是末日审判时耶和华降临的地点，犹太人相信，葬在这里可以优先进入天堂。每天清晨，零星的犹太人早早来到这里念诵经文，凭吊故人。一座座石棺和墓碑紧凑地排列在一起，仿佛排着队等待末日审判的到来。

从墓碑间，可以望到神在尘世的居所——圣殿山。日落时分，耶路撒冷的地标——圆顶清真寺沐浴在夕阳之中。金色的穹顶宛若一团永恒的火焰，昭示着这座城市的命运——没有人能分开火焰，也没有人能熄灭这永恒之火。历史上，定居者、殖民者、朝觐者不断厮杀，耶路撒冷屡次生灵涂炭、尸横遍野。近一百年来，缓和冲突的机会一再丧失，不同宗教和不同民族的人们如同在刀尖上跳舞，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脆弱的和平。

每周六，耶路撒冷都有不同主题的免费城市步行导览。一个周六，志愿者带我们参观了1948——1967年间被以色列和约旦分治的街区。那时，街道的一边住着阿拉伯人，另一边住着犹太人，人们有时互相递送报纸、分享信息，有时又因大事小事而起冲突。这里像是耶路撒冷的一个缩影，在很小的区域里，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宗教信仰、政治主张和身份认同。

耶路撒冷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需要宽容，但和平、包容谈何容易，哪怕是昨日笑脸相迎的邻居，明天也可能兵戎相见。个体的命运就这么被时代和政治裹挟着，很难置身事外、独善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