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耶路撒冷的阿拉伯长途汽车站，我坐上了开往巴勒斯坦城市伯利恒的大巴。大巴没有Wi-Fi，没有充电口，座椅的布质椅套被磨得露出了毛边，与以色列的大巴相去甚远，但价格倒是相当便宜。

自2002年6月起，以色列沿着1967年六日战争前的巴以边界线修建了一堵安全隔离墙，旨在将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彻底隔离，阻止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成员袭击以色列。相隔10公里的伯利恒和耶路撒冷就这么被一堵灰墙隔开了。

游客可以持以色列签证进入巴勒斯坦。沿途有一个巴勒斯坦士兵驻守的站点，但无须盖出入境章，无须接受复杂的检查。

下车后，我根据沙发主蕾拉发来的地址，步行至一家木雕店。推开门，坐在角落的蕾拉向我招了招手。她个子很矮，身材微胖，一头浓密的卷发束在脑后，黑灰色的眼影顺着夸张的眼线晕开，薄薄的嘴唇上抹了浓重的红色口红。这样的外形很符合她在网站上的自我介绍——“我是一个派对动物”。

“中国人应该更爱绿茶吧？”蕾拉问我要喝红茶还是绿茶，我说我更喜欢红茶。

木雕店的货架和展示柜上摆满了不同尺寸的耶稣雕像。伯利恒是耶稣出生的地方，是基督徒心中的圣地，这些木雕都是卖给朝圣者的。

泡好茶，我和蕾拉聊起了家常。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大部分年轻人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蕾拉也不例外，但我不太敢畅所欲言，因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矛盾重重。对于历史和现状，他们时常有迥异的看法。在犹太人的视角里，以色列的历史是从大屠杀到重生的民族解放故事，他们倾向于通过探讨移民的原因和意图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在巴勒斯坦人的视角里，近代史是抵抗侵略者和殖民者的历史，他们侧重于用结果来证明自己受到了侵犯。双方各执一词，我夹在中间，既渴望交流，又担心说错话，好在蕾拉主动打开了话匣子。

以色列建国后，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蕾拉的父亲年轻时不堪忍受动荡的生活，辗转去国外打工，与一位来自尼加拉瓜的女子生下了蕾拉。回到故土后，他与大量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一样失去了公民身份，作为女儿，蕾拉也只能沦为“黑户”，她没有护照，不能出国，就连去以色列都是非法的。自打有记忆起，她只冒险去过一次埃拉特和特拉维夫。

“万一被抓到怎么办？”

“被抓到可能要坐牢，所以我后来就不敢了。”

如今，蕾拉的父亲生活在巴勒斯坦城市拉马拉，母亲早已回到尼加拉瓜，与他们断绝了往来。用蕾拉的话说，她是“自己长大的”。小时候，父亲不怎么关心她，长大后，她也很少回去看望父亲。

时间已经接近傍晚，蕾拉和朋友打了个招呼，就带着我离开了。我们走在一条上坡的小道上，街道空无一人，没有车辆经过，路边的小店基本大门紧闭。

蕾拉带我走进一家还在营业的碟片店。除了墙上贴着的几张电影海报外，这个15平方米的店铺几乎没有任何装饰。老板把脸埋在电脑屏幕后面，丝毫不关心我们两个客人。架子上摆满了经典电影的盗版碟片，大部分外壳都被磨得失去了光泽，有的还积了一层厚厚的灰。

“中国没有碟片店吗？”见我拿起手机拍照，蕾拉诧异地问。

“小时候有，现在大家都在线观看或下载电影了。”

蕾拉在货架前来回踱步，挑出几张泛黄的碟片，走到柜台前，递给老板。她告诉我，老板会把客人选中的电影资源刻在一张光盘里，每部电影售价约人民币5元。在人均月收入约1500谢克尔（当时约合人民币3000元）的巴勒斯坦，这个价格算不上便宜。

“不过我喜欢看电影，所以无所谓了，周星驰、成龙的电影我都看过。”

说话间，老板已经刻好了光盘。蕾拉把它放进包里，心满意足地带着我离开了。

蕾拉的家位于一处山顶。这是一栋蜜色石砖砌起的平房，外墙崭新，白色的铁艺门小巧别致，门旁簇拥着几丛黄色的野花。

一进屋子，气氛一下子变了。偌大的客厅里堆满了挂钟、木雕和画，客厅的门四通八达，通往几个小厅，小厅里依旧是没完没了的工艺装饰品。与其说这是一个家，倒不如说是一个仓库。几个小厅没有主灯，只有墙上几盏昏暗的壁灯提供照明。在暗黄的灯光下，桌上的动物、人物塑像面露凶光，像极了侦探小说的案发现场。

蕾拉接待过不少沙发客，已经习惯了外人对这个家的诧异，她笑着告诉我，“他”在隔壁开了一个木雕厂，厂里堆不下的东西就被搬回家里。聊了一会儿，我才明白“他”是蕾拉的男朋友，但她似乎很忌讳说出“男朋友”这个词，总是以“他”来代称。阿拉伯文化普遍保守，一般来说，女性不被允许自由恋爱，婚前不能有性行为。然而，蕾拉的这位男朋友不仅与她维持着非法同居的关系，而且几乎与她的父亲同龄。

蕾拉与父母疏于联络，一度在难民营独自居住了两年。在巴勒斯坦这个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地区，留给女性的工作机会本就不多，她只能靠打零工艰难度日。如今，算得上是她人生中最安逸、最快乐的时光。

蕾拉是一个不需要提问就可以滔滔不绝的姑娘，短短一会儿，她就把她的亲戚、前男友都向我介绍了一遍，当我顺着话题追问他们的现状时，得到的答案经常是“他们在战争中去世了”。提起亲人和爱人的离世，蕾拉总是一笑置之。她像是困在飓风中的纸屑，除了随遇而安，别无他法。

“他”突然打来电话，说马上要回家，让蕾拉准备点食物。

厨房像是刚刚准备完一场百人派对，油腻的餐盘和切了一半的蔬菜堆得到处都是，与摆满工艺品的家一样混乱无序。蕾拉在冰箱里翻找了一会儿，取出一点谷物，配上橄榄油和香料，煮成一锅热汤。我一边给她打下手，一边问起她对巴勒斯坦的看法。

“我最喜欢巴勒斯坦的一点是，这里没有无处栖身的人，即使你没有家，也可以去住难民营，无论白天有多少人在街上乞讨，晚上也没有人睡在大街上。”蕾拉骄傲地说。

热汤已经煮开了，但“他”迟迟没有回来。

“可能又去忙别的事了，他经常这样。”蕾拉盛了一碗热汤递给我。在这冷冰冰的阴森宅邸里，一碗热汤一下子驱散了我的寒意。

蕾拉挑出一张碟片，和我一起坐到沙发上看成龙的电影，她告诉我，伯利恒是个无聊的地方，她在这里没有亲戚，晚上无处可去，大部分夜晚，她只能看电影打发时间。蕾拉很喜欢接待沙发客，因为她希望晚上能有人陪着她，哪怕不说话也行。直到我陪她看完两部成龙的电影，“他”也没有回来，蕾拉也没有打电话去问。

蕾拉为我准备的客房凌乱不堪，各个季节的衣物杂乱地堆在床上，黏糊糊的化妆品尘封在梳妆台上，几个装满杂物的塑料袋倚靠在墙边。我把床上的衣服堆到一边，清理出一块地方，就倒下睡了。

第二天中午，蕾拉带我前往靠近隔离墙的阿依达难民营（Aida Camp）。这个建于1950年的难民营占地0.71平方公里，接收了来自耶路撒冷和希伯伦西部35个村庄的难民[数据来源：http：//www.unrwa.org/sites/default/files/aida refugee camp.pdf.]。从外表看，阿依达难民营只是个不起眼的居住街区，帐篷已经被改建成永久的水泥住宅，这里有一所学校，一公里外有一家医院。

刚来伯利恒时，蕾拉就住在这里。由于难民太多，每个人分到的房子面积有限。蕾拉分到的房子小得如同牢房，把生活用品安置妥当后，就几乎没有转身的空间了。房间里没有家具，她只能捡一些破地毯铺在地上，吃饭和睡觉都在地毯上完成。房间几乎没有采光，仅有的一扇小窗紧挨着隔壁一栋楼的水泥墙壁。有的大家庭实在住不下，只能在原有的建筑上加盖一层危房。

供水和供电一直是棘手的问题。如今，每两周有两天供水，居民会在这两天囤好半个月的生活用水。夏天是最缺水的季节，有时，居民不得不花十倍的价钱额外买水。停电也是家常便饭，一到用电高峰，电网便会过载、跳闸。大部分人赚到一些钱后，就会搬离这里。

白天的难民营冷冷清清，几乎没有行人。狭窄的街道还算干净，水泥房屋的外墙裹了一层淡淡的污垢。小卖部里货架空空，一眼望去，只剩五个鸡蛋、十来个罐头、三个打火机和几盒饼干，但价格倒是经济实惠。有的阳台外挂满了一家老小的旧衣服，有的墙上涂了各种各样的颜色，写着巴勒斯坦人美好的愿望——“为了巴勒斯坦的自由”。

难民营外的路边是一整块一整块的涂鸦墙，每一块墙壁都画了一个巴勒斯坦的村庄——有的傍水而居，有的坐拥田野和森林，有的被群山环绕。每幅画的上方都写了这个村庄的名字。蕾拉说，这是迁居至此的巴勒斯坦人画的，他们画下家乡的模样，既是为了寄托对故土的思念，也是为了警示后代，希望他们不要忘记曾经的家园。

“不过，很小就搬到这里或出生在这里的孩子根本没有‘家园’的概念，他们把难民营当成了‘家’。你知道的，时间可以抹去一切。”蕾拉叹了口气道。

“家园”这个词在这片土地上意义迥然，对犹太人来说，这里是历经大流散和大屠杀之后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应许之地”¹，但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家园”却是面目全非的、再也回不去的故乡。

难民营的入口处有个横跨街道的拱门，拱门上方有一把巨大的钥匙，它喻示着巴勒斯坦人带着家乡的钥匙和褪色的地契来到这里，终有一天，他们会拿着钥匙回归故土。

难民营距离隔离墙很近。隔离墙高达8米，完工后全长约750公里，配有带刺的铁丝网、电栅栏、瞭望塔、狙击塔。它像是一个刺眼的灰色混凝土怪物，把这片土地硬生生分成了两块。从结果来看，隔离墙确实减少了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自杀式爆炸行动，但这种“减少”究竟归功于隔离墙的建立，还是长期驻扎在巴勒斯坦城市内外的大批以色列军队，还没有定论。可是，隔离墙的建立却实实在在影响了20万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数据来源：《现代巴勒斯坦史》第252页，[以色列]艾兰·佩普著，王健、秦颖、罗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他们之中，有的被迫放弃农田，迁居别处，有的再也不能去隔离墙的另一边上班、上学。

隔离墙上满是各国人民留下的涂鸦。有的人在墙上画了一个裂缝中的耶路撒冷地标——圆顶清真寺，暗示如果没有隔离墙、没有故意挡住视线的建筑，从如今的巴勒斯坦，可以眺望到巨大的金色圆顶。有的人写下“做鹰嘴豆泥，而不是建隔离墙”¹，呼吁放弃冲突，重归和平。有人模仿中国的拆迁，在圆圈里写下“拆”字。

墙上张贴着一则则巴勒斯坦人的短故事。其中一则写道，在拉马拉的一处难民营，当木头燃尽，女人只能燃烧旧鞋子和破布。以色列士兵过来把火焰扑灭，一个女人大叫道：“去告诉你们的长官，无论你们对我们做什么，我们都不会让孩子饿肚子，我们需要用火来烤馕。你们别妄想摧毁我们的意志。上帝创造的东西，没有人可以毁灭！”

每个故事大抵都在控诉犹太人对巴勒斯坦人施加的暴行，诉说巴勒斯坦人的愤怒和无助。

巴勒斯坦在世界上毫无疑问是失语的，正如著名的美籍巴勒斯坦裔文学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所说：“我们没有著名的爱因斯坦、夏加尔、弗洛伊德和鲁宾斯坦²，用他们遗留下来的显赫成就来保护我们。”[参见《最后的天空之后：巴勒斯坦人的生活》第21页，[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金玥珏译，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

当全世界都在同情犹太人在“二战”中惨绝人寰的遭遇时，巴勒斯坦人一定想不到，他们将为之承担后果。以色列建国后，100万巴勒斯坦人中约有四分之三沦为难民[数据来源：《现代巴勒斯坦史》第118页。]。不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以色列惯用强硬手段，他们插手生活的方方面面，全面抹杀巴勒斯坦人的共同记忆。巴勒斯坦村庄被推土机夷平，村庄的阿拉伯语名字被希伯来语替代，一个个家庭被分割在了停火线和隔离墙的两端。加沙艺术家法斯·加宾因为在一幅画作中使用了巴勒斯坦国旗的颜色，被判入狱六个月。纳布卢斯的纳贾赫大学因举办了一场巴勒斯坦文化展览，被迫关闭四个月。

冲突、杀戮、苦难、重建反复上演，在这大浪淘沙中，受苦最多的，永远是渺小的百姓。对此，萨义德描述道：“我们在边境被拦挡，被成群地赶进难民营，被禁止重新入境和定居，被组织从一处到另一处旅游，我们的土地被夺走更多，我们的生活被蛮横干预，我们的声音不能传达给彼此，我们的身份被局限在令人恐慌的小岛上，周围则是由更强大的军事势力组成的冷漠环境。”[参见《最后的天空之后：巴勒斯坦人的生活》第25页。]

如今，约旦河西岸和加沙是留给巴勒斯坦人的最后一片土地，不过，随着犹太定居点的不断增加，这片仅有的土地也正在被蚕食。巴勒斯坦作家拉贾·舍哈德¹悲观地写道：“究竟是我还是巴勒斯坦会首先消失，还没有答案。”[参见《漫步巴勒斯坦：记录一片正在消失的风景》第1页，[巴勒斯坦]拉贾·舍哈德著，马永波、杨于军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记录和讨论的缺失，让巴勒斯坦的苦难不被世人关注。

在隔离墙的两边，我总能听到截然不同的描述。对同一片土地，巴勒斯坦人的描述是：这座曾经繁荣的巴勒斯坦城市于1948年被犹太人摧毁。犹太人的描述则是：一度被废弃和摧毁的空城如今正在犹太人的建设下欣欣向荣。双方都在截取有利的片段，来佐证自己对这片土地的合法占有。呼吁和平虽然听上去政治正确，但却像极了苍白无力的呐喊。巴以冲突的背后，是对有限土地和资源的争夺，是国际关系的角逐，是残酷的政治斗争。

蕾拉对这一切早已麻木，没有向我抱怨过什么，对她来说，生存已经很不容易，任何额外的情绪都是一种负担。她总是表现得乐观、豁达，满足于每一点食物、每一位朋友、每一次交谈。比起愤怒和不满，她更愿意与他人分享快乐，毕竟，在这片动荡的土地上，活着就是幸运，又何必给自己平添烦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