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通过沙发客网站联系到拉娅时，她谨慎地告诉我，她和丈夫都65岁了，让我认真考虑是否与他们同住。

拉娅的家位于特拉维夫富人区，附近的街道干净雅致，行人稀少，到处开满鲜花。我一番寻找，来到一栋蜜色双层别墅门口，按响门铃。不一会儿，铁门打开了，拉娅迎上来，给了我一个热情的拥抱。她个头矮小，有一头棕色的卷发，戴了一副酷似哈利·波特的圆框眼睛。与网络上谨慎严肃的语气不同，她的脸上始终挂着稚气未脱的笑容。我问起为何强调年龄，她说，有的年轻人喜欢和年轻人一起泡吧玩乐，如果事先不说清楚，可能会导致双方都不愉快。

推开别墅大门，眼前是一个洒满阳光的客厅。地面铺了米色的大理石，摆了一组蜜色皮质沙发、一组灰色布艺沙发和几张浅蓝色的沙发椅，墙上挂着优雅的装饰画，茶几上有几个造型不同的银色茶壶和一束红色的郁金香。从客厅的落地窗望出去，是一个私人游泳池，泳池边有一张圆桌和一组户外沙发。院子里的紫藤树正值花季，一簇簇紫色的花朵盛开在泳池上方，泳池对面是拉娅老公的私人办公室。拉娅为我安排的住处是一个有独立入口、带独立卫浴的半地下室。这里曾是她女儿的房间，如今，女儿已远赴欧洲留学。

拉娅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但她把每天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上课、健身、做志愿者、游泳、听音乐会、与朋友聚餐。用她朋友的话说，她像“疯子”一样精力充沛，永远有学不完的东西、做不完的事。

第二天，拉娅要去市区上健身课，开车顺道把我载到了市中心。3月的特拉维夫阳光明媚，道路两旁种满树木，地上绿草如茵，粉色的三角梅簇拥着遍布大街小巷。以色列曾是一片以沙漠为主的土地，为了改善环境，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犹太国民基金种下了2.5亿棵树[参见《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第355页。]。如今，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沙漠正在逐渐减少的国家。

一条缓缓向上的道路通向雅法老城。蜜色石砖砌起的房屋错落有致，米色的钟楼屹立在老城高处，精品店、咖啡馆、酒吧、古董店、创意工作室、画廊隐匿在错综复杂的街头巷尾。雅法港口边，密密麻麻的小渔船和小帆船连同一碧如洗的天空一起倒映在沉静的港湾。这里曾是朝圣者前往耶路撒冷的登陆点，也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开启建国梦的起点。

1897年8月29日——距离犹太人在世界各地离散了一千多年后，来自英国、美国、俄国、法国等地的197名[参见《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第14页。]犹太人代表响应西奥多·赫茨尔的号召，前往瑞士巴塞尔参加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大会确定了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国家。从那以后，一艘艘载着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船只相继泊进雅法港，一段新的历史拉开帷幕。

1906年9月7日，本-古里安登陆雅法，港口的肮脏、恶臭和贫穷震惊了这位未来的以色列国父。三年后，在雅法港北郊，一群犹太移民建起一座新城市——特拉维夫。以色列建国后，雅法和特拉维夫合并为特拉维夫——雅法市。

如今的雅法港早已告别了贫穷、肮脏和恶臭。锈迹斑斑的铁皮仓库被改造成酒吧，人们点上一杯啤酒，围着吧台谈天说地。餐厅把桌椅摆到港湾边，支起遮阳伞，铺上雪白的餐布，供应美酒和美食。一支打击乐队摆开阵形，欢快地沿着港口巡演。

从雅法港沿着地中海海滨一路向北，14公里长的公共海滩边有各式各样的座椅——遮阳的、不遮阳的、直角的、平躺的、半躺的、奇形怪状的。周末的午后，人们在海边找一个中意的位置坐下，或谈天说地，或闭目养神，或安静地看书。我找了个木质躺椅躺下，阳光穿过遮阳顶棚的缝隙，在沙滩上留下栅栏般的斜影，海水从水蓝过渡到宝蓝，向着远处无边无际地延展。

沙滩上，穿比基尼和泳裤的年轻男女分立在黄色球网两侧打排球，一旁的小女孩眼睛追着球转，对着空气做出扣球的动作，用意念加入球赛。两位面容英俊、身材匀称的青年手牵着手，在不远处的长凳坐下，一位取出吉他，在琴弦上轻轻撩拨，另一位循着旋律低声吟唱。孩子们坐上秋千，来回荡漾。遛狗的人沿着沙滩一路小跑，狗摇着尾巴跟在身后。一对对情侣——同性的、异性的——依偎在一起，静静地望着海平面。

我脱下运动鞋提在手里，光着脚踩上沙滩。细腻的沙子被太阳晒得温温的，棕榈树伸展着叶片，浪花轻拍沙滩，海鸟与风筝一起在空中飞舞。几块冲浪板和两艘帆船搁浅在沙滩上，两位比基尼姑娘躺在垫子上，享受着日光浴。

以色列税收高昂，但公共设施完善。海滩边，每隔一段距离就有免费的卫生间、更衣室、储物柜、淡水冲淋设备和健身器材，沙滩与公路的交界处有冲脚的水龙头。沙滩上的一摞摞躺椅供人们自行取用，倘若不愿暴晒，可以把躺椅搬到一旁的遮阳亭下。提供躺椅的区域配有瞭望塔，救生员在此照看海滩。

傍晚，天幕由蓝而紫而红。几位青年正迎着落日，踏板冲浪，不远处，一条与海滩平行的自行车道上满是骑行的男女老少。少年们在浅滩边奔跑，争抢一只足球，牛高马大的兄弟旁若无人地练习单手倒立，年轻女子踩着滑板从人行道一路滑向海滨，如古希腊雕塑般健美的帅哥们赤裸着上半身，在健身器材区切磋引体向上。

犹太复国主义者曾渴望创造一种“新犹太人”，一种不同于苍白、懦弱、如同牲畜般被关进集中营的、任人宰割的犹太人。短短一百年后，热爱运动、坚韧自信、活力四射的“新犹太人”遍布特拉维夫海滩。

太阳缓缓落入海中，晚霞染红海水。“新犹太人”们陆续起身离开，前往街头巷尾的餐厅和酒吧。

“二战”前，反犹主义盛行于世界各地，犹太人在苏联受到迫害，在波兰遭到歧视和排挤，在伊斯兰国家被视为二等公民，在欧洲被禁止务农、禁止从事手工业。希特勒上台后，反犹主义被推向巅峰。共同的苦难将犹太人前所未有地团结在了一起，他们渴望建立一个主权国家，防止遭遇排犹浪潮和种族灭绝时无处可去。

建国之初，以色列自然资源贫乏，基础设施薄弱，食品只能定量供应，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为了挽救这个年轻的国家，奉行实用主义的以色列国父本-古里安力排众议，接受德国的战争赔款和外国捐助¹，改善住房条件，修建公路和通信系统，建立电力网络，修建全国输水系统。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色列超越德国和日本，成为全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数据来源：《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第226页。]。几十年间，犹太人以欧洲的“花园城市”为模板，把特拉维夫打造成了一座现代化大都市。

以罗斯柴尔德男爵²的名字命名的道路中央开辟了一片街心花园，人行道和自行车道位列两侧，中间是一片狭长的草皮。绿色的共享自行车整齐地停成一排，十几张躺椅摆在花园中央。阳光穿过浓密的树荫，洒在人行道上，散步至此的人们找个躺椅躺下，连接上随处可见的高速公共Wi-Fi，享受周末的悠闲时光。

道路两旁满是四五层的公寓，它们的外墙大多白得耀眼，水平和垂直的线条构成不对称的网格，勾勒出建筑的轮廓，长方形的窗户无边框地嵌在外墙上，没有一丝冗余的装饰。这些包豪斯建筑，让特拉维夫有了“白城”的称号。

德语“包豪斯”一词由德国建筑师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创造，意为“房屋建造”。1919年，国立包豪斯学校在德国成立，但创办仅14年后，这所学校就因自由、前卫的办学理念而被贴上“堕落”的标签，被纳粹强行关闭。

20世纪30年代，包豪斯的几位重量级导师离开德国，700余名学生流亡海外，其中，19位建筑师漂洋过海，登陆雅法港，把刚建城不久的特拉维夫作为大展宏图的画布。短短十几年间，超过4000座造价低、简洁、实用的现代建筑拔地而起。犹太科学家和大量移民入住其中，用他们的知识和双手改写了这片土地的历史。

一天晚上，拉娅听完音乐会回来，终于有时间坐在厨房里和我谈谈她的人生了。她出生于1951年，也就是以色列建国后的第三年，当时，国家资源匮乏、财政紧张，只能施行食品定量供应制度。她记得小时候有段时间根本吃不饱饭。

拉娅的成长过程伴随着四次中东战争，她印象最深的是1967年的六日战争。战争爆发前，以色列人心惶惶。当时以色列的军事实力不占上风，一旦输掉战争，可能会遭遇灭国之灾。那段时间，学校的体育场被征用为墓地，酒店被征用为急救站，全国高度戒备，进入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当时，拉娅每天出门都要携带防毒面具，因为有谣言说阿拉伯“邻居们”会使用化学武器袭击以色列。每当防空警报拉响时，拉娅和家人朋友们只能躲进防空洞，警报解除后，再继续日常生活。

如今，拉娅和丈夫已经具备了雄厚的经济实力，但他们从未想过移民。说起原因，拉娅坦言，她的上一代人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血淋淋的教训让他们明白，如果以色列这个国家不复存在，那么面临排犹浪潮时，犹太人会再次无处可去。虽然如今她可以去全世界旅居，但只有以色列才能让她心安。

我问起拉娅如何看待犹太年轻人对国家的不满和移民欧美的愿望，拉娅喝了一口茶，面无表情道：“现在的年轻人和我们不一样，他们出生时，国家已经走上正轨了。他们不理解上一代人在经历了大屠杀的恐惧之后可以在自己国家扎根的幸福，也不理解我们这一代人拼命保住这个国家的艰难，更不曾在国外遭到过赤裸的种族歧视。”

我以为拉娅马上就要批判这些年轻人“不懂事”了，但她却露出了慈祥的微笑，“可是，我很高兴他们没经历过‘二战’，没经历过五次中东战争。他们出生在和平年代，可以尽情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这是世界上每个年轻人本该拥有的权利。老一辈人开拓疆土，为的不就是让后代过上无拘无束的生活吗？”

“但是，”拉娅补充道，“每一代人的经历不同，对于我们这一代犹太人来说，以色列是奇迹，是我们没有办法离开的、永恒的家园。”

汤姆来特拉维夫办事，与我相约在海边见面。那天错过飞机后，他改签了当天晚些时候的航班。他问我去了哪些地方，我提起巴勒斯坦，他一反过往的滔滔不绝，沉默了好一会儿。他告诉我，虽然近在咫尺，但犹太人一般不会前往巴勒斯坦。我问起原因，汤姆说，有的人对自己生活之外的一切都不感兴趣，有的人把巴勒斯坦人等同于恐怖分子，敬而远之。

“至于我嘛，”汤姆顿了顿，低下头，“我在刻意保持‘理性的无知’¹吧。”说完，他目光呆滞地望着地中海。

沉默良久，汤姆叹了口气说：“我们真的可以因为被纳粹迫害而理所当然地迫害巴勒斯坦人吗？我们宣称这里属于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赶走原住民吗？这不算侵略吗？我说服不了我自己。”为了避免被良知拷问，汤姆只好对巴勒斯坦视而不见，假装她并不存在。

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始终植根于犹太人心中，他们从未停止对过去和未来的争论，这类争论时而温和克制，时而针锋相对，演变为政党间的论战。如汤姆般质疑以色列建国正当性的言论近年来屡见不鲜，在学术界，他们被称为“新历史学派”。传统观点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一场犹太民族的自我解放运动，但在“新历史学家”们看来，这是一场由犹太人发起的殖民运动。特拉维夫大学历史学教授施罗默·桑德²更是对犹太人这个族群本身提出疑问，在他看来，“犹太民族”和“以色列地”都是虚构的概念。

对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个两难的困境。倘若不建立主权国家，历史的悲剧便可能再度上演，倘若无中生有建立一个新国家，必然会与原住民发生矛盾，即使原住民不是巴勒斯坦人，也会是别的什么人。

对于犹太人面临的困境，以色列前国防部部长摩西·达扬的答案诚实而坦率。谈到巴勒斯坦人的命运，他坦言：“我们为何要抱怨他们对我们恨之入骨？八年来，他们一直坐在加沙的难民营里，眼睁睁看着我们把他们祖祖辈辈栖身的土地和村庄变成我们的财产。”提起犹太人的做法，达扬同样单刀直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战斗。”“没有钢盔和火炮，就无法种树或造屋。”[参见《敌人与邻居》第175页，[英]伊恩·布莱克著，王利莘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

汤姆对这种困境心知肚明，在他看来，当生存与道德相悖，选择生存无可厚非，但“二战”已经远去，排犹浪潮和种族灭绝的威胁不再迫在眉睫，这种时候再以“生存”为由，罔顾道德，就很难令他心安。他想不到解决的办法，只好选择离开这里。

身旁一位小学生冷峻的声音打破了我和汤姆的沉默，他戴着黑框眼镜，表情严肃，仿佛在开一场新闻发布会。他用字正腔圆的英语告诉电话那头的父亲，今天的历史课上，老师说犹太人是靠着共同的语言、信仰、传统和历史故事而相偎成一个民族，但他对此并不认同。

“我不喜欢说希伯来语，不信仰犹太教，不去犹太教堂，安息日不点蜡烛，但我却被定义成了犹太人，可是一个人如果不信仰基督教、不去教堂、不做礼拜，就不会被定义为基督徒。我是犹太人仅仅是因为我妈妈是犹太人，和别的因素无关。”孩子总结陈词。

犹太人分为两种，一是皈依犹太教的信徒，二是由犹太母亲所生之人，前者是宗教意义上的犹太人，后者是种族意义上的。孩子察觉到了老师说辞的漏洞，意识到自己仅仅是种族意义上的犹太人。

汤姆笑了笑，向孩子投去赞赏的目光。如此一般的“小大人”在以色列的街头巷尾屡见不鲜，他们通常有着与年龄不匹配的思辨能力和表达能力，说起观点总是头头是道，逻辑严谨。汤姆说，这是他心中以色列为数不多的优点之一。

犹太人视学习为神圣使命，尊重知识和智慧。建国初期，国家财政极其困难，但政府不惜投入大量资源，为所有5——13岁的孩子提供免费教育。犹太人的教育鼓励好奇心、批判精神和自主学习，自出生起，犹太人就被教导要挑战所有既成之事。正是这种教育，培养出了热衷于逻辑思辨、挑战权威、思维不受约束的犹太人，这种个性在其他民族看来或许显得咄咄逼人、不近人情，但却孕育了学术研究和科技创新的优质土壤。建国后的60年间，以色列的经济总量翻了50倍，科技水平领先世界，工程师、研发中心和初创公司的密度位居世界第一[数据来源：《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第366页。]。诗人和作家在以色列家喻户晓。倘若犹太男人有幸与女博士结婚，会被认为是家族的荣耀。部分反思和批判以色列建国的书籍不仅没有遭到冷遇和禁止，反而有可能成为畅销书，甚至被收入高中教材。

“特拉维夫”（Tel Aviv）是赫茨尔的乌托邦小说《新故土》的希伯来语翻译，意为“春天的小丘”¹。在1902年出版的《新故土》中，赫茨尔描绘了一个田园诗歌般的社会，在那里，原本的沙漠开满鲜花，破败的街区改头换面，现代城市拔地而起，不同信仰的人们和谐相处，到处都是知识分子、发明家和作家。

经过一百多年的建设，如今的特拉维夫多少接近了赫茨尔的理想，这让人不禁想起《新故土》中的题词——“如果你渴望它，它就不是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