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坐船从约旦亚喀巴湾前往埃及西奈半岛的。船靠岸时，已是凌晨1点，我担心独自打车去市区既昂贵又不安全，便和同船的两位欧洲游客约好一起拼车进城。

码头被包裹在夜色之中，广阔的海域黑得无边无际，海浪有规律地拍打船只，像是浑厚沉闷的钟声，令人昏昏欲睡。码头大楼里，工作人员仿佛清晨的啼鸟，精神抖擞，步履轻盈。一位骨瘦如柴的工作人员见我们都是外国人，礼貌地上前引导，脸上挂着机器人般僵硬的微笑。码头地形简单明了，我们跟着指示牌完全可以自行离开，他这么热情，不免让人心中嘀咕。

果不其然，一出码头，他便招呼来一位矮矮胖胖的司机。这位司机还没来得及开口，其他司机就从四面八方一拥而上，七嘴八舌地开始报价。广场上停着十几辆黑车，但乘客只有我们三个，僧多粥少。司机们很快就把我们晾到了一边，自顾自拌起嘴来。起初，他们只是一般口角，随后越吵越凶，像是一群呱呱乱叫的鸭子，最终，他们站成两派，互相推搡，其中一位眼明手快，在千手观音般的手臂间找到缝隙，一个右勾拳狠狠打在了另一位司机的脸上。

我们三个初来乍到，被这激烈的冲突吓得面面相觑。眼看场面不可收拾，一位从未加入过争吵的司机悄无声息地闪到眼前，偷偷对我们说：“你们跟我走吧，就按刚刚他们说的价格。”

我们踮着脚，做贼般绕过人群，跟着这位“闷声发大财”的司机上了车。直到我们绝尘离去，争吵还在继续。

我万万没想到，这只是埃及聒噪之旅的开始。

一听说我要前往埃及首都开罗，以色列人和约旦人都皱着眉头告诉我，那里非常拥挤、吵闹，有的人甚至以此为由，建议我别去开罗，即使我说我想看金字塔，他们也不停地摇头叹气，仿佛和“拥挤”“吵闹”相比，区区金字塔根本不值一提。

坐大巴从西奈半岛抵达开罗时，天已经黑了，我遵照沙发主伊兹拉的指示，坐地铁到终点站等她。十五分钟后，伊兹拉到警卫室接上了我，她戴着白色的头巾，身材高挑，笑起来端庄亲切，像个可靠的邻家姐姐。

走出地铁站，空气像是突然炸开了，一阵巨大的轰鸣如同快速逼近的海啸，冲着我呼啸而来，我一下子从疲惫中惊醒，本能地以为发生了暴乱。伊兹拉泰然自若，她紧紧拽住我，穿行在小贩们给行人留下的狭窄过道上。我的登山包不停地撞上行人和商贩，如同弹来弹去的弹子球。小道两旁，摆摊的商贩们精气神十足，他们怒目圆睁，张着血盆大口，声嘶力竭地吼叫。朝停车场步行了没多久，拉客的司机也加入了嘶吼的队伍，不同的地名从他们的口中喷射而出，与狂放的叫卖声一起快要把我淹没。

伊兹拉的弟弟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一头卷发，肤白如月光。他嘴巴开开合合，试图自我介绍，但周遭像是激情燃烧的摇滚现场，把所有词句吞没殆尽。我们在彼此的耳边吼了几句，谁也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只好作罢。

步行了好一会儿，弟弟才找到一辆共乘面包车。在公交体系不甚发达的埃及，私人运营的共乘面包车部分代替了“公交车”的功能。终于坐上破破烂烂的面包车，我和伊兹拉都长舒了一口气。叫卖声依旧不绝于耳，哪怕坐上车也没有丝毫减弱，好在只等了一会儿，面包车就坐满出发了。

我打开手机地图，发现这里已是开罗边缘，这辆开往城外的面包车会把我带向何方，不得而知。面包车行驶在高架桥上，两边的楼房越来越低矮，灯光越来越黯淡。不一会儿，四下漆黑一片，只剩高架桥上的路灯孤守阵地。正当我怀疑伊兹拉的家到底在不在开罗时，她拉拉我的衣服，示意我准备下车。

我们在高架桥边下车，从一个胡乱搭建的阶梯下到地面。路边停着几辆电动三轮车，弟弟和司机谈好价格，招呼我们上车。三轮车穿梭在没有路灯的小巷，大光灯聚成昏暗的光束，扫过狭窄的道路，路旁垃圾堆积成山，瘦骨嶙峋的野狗有气无力地来回踱步，从中翻找食物。要不是伊兹拉看上去亲切可靠，我可能会以为自己正在被送往人贩子的老巢。

十分钟后，三轮车停在了一栋六层楼房边。回想起来，从开罗市中心的汽车站到这里，竟足足花了我两个小时。

一进门，伊兹拉那两位年幼的弟弟兴奋地围着我转悠，嘴里不停地冒出英文单词。伊兹拉说，他们一家人很想接待外国人，但家里距离市区太远，不太好意思让别人来住。我问起进城是不是很辛苦，伊兹拉说，埃及人喜欢买一块地，自己盖一栋楼，把不同楼层的房子分给不同的孩子。市区地价太贵，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好在他们一家不常进城，住在这里还算可以接受。我们所在的这栋六层楼房都是伊兹拉家的，她那位已婚的哥哥住在楼下。

“那你呢？你有房子吗？”

“我也有，我爸妈比较开明，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伊兹拉一下子明白了我的意思。

家里不大，没花什么力气装修。客厅里除了陈旧的电视和沙发，还摆着两个弟弟的单人床，局促得几乎转不开身。卫生间严重溢水，地上总是湿答答的，我只好脱下袜子，穿着拖鞋蹚过积水。

伊兹拉的房间像模像样地铺了块织满花纹的白色地毯，摆着一张单人床、一个堆满书的写字台和一个衣柜。她坚持让我睡在床上，她打地铺。

关上窗户，车声和人声戛然而止，我不由得感叹，终于安静了。伊兹拉笑了笑说：“埃及就是这样，没一刻清静，出门的时候，满大街都是喇叭声、叫卖声，不出门，家里还有吵个不停的弟弟妹妹，习惯就好了。”

伊兹拉是一位英语翻译，书桌上堆满了她尚未完成的稿件。

“阿拉伯之春”¹后，埃及政治动荡，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飙升，如今，她只能靠翻译英语文章赚点零花钱，但即使这样，她的收入也超过了开罗的人均收入。

我坐了一天车，明天又要早起出门，没聊多久，我们就各自入睡了。

第二天，伊兹拉要去市区上课，我要去市区办理签证延期、参观国家博物馆、买火车票。匆匆吃过早饭，我们就一起踏上了通往市区的漫漫长途。

家门口的小道没有车，我们在巷子里七拐八绕，才找到一辆三轮车。三轮车沿着坑坑洼洼的砂石路面高速行驶，颠得我肝儿颤。道路两旁的房子用红砖砌起后就没再粉刷外墙，像是未完工的半成品，人们若无其事地居住其中，把刚洗完的衣物和床单拿到阳台晾晒。建筑垃圾堆积成山，生活垃圾尸横遍野，一阵风吹过，一个个塑料袋随风飘扬。

伴随着三轮车一路扬起的尘土，我们又到了昨晚下车的高架，等待共乘面包车。每当有面包车经过，伊兹拉就把食指和中指一起向下指，意思是我们要去地铁站。倘若面包车去往别的方向，司机会做另一个手势，表明他的目的地。短短几秒间，他们隔着车窗完成了沉默的交流。

在这个区域生活的人对每个手势的含义了然于胸。我问伊兹拉，司机为何不在车前放个牌子写明线路，也好省去一路做手势的麻烦。她告诉我，这些私人运营的共乘面包车并非跑固定线路，而是根据不同时段的人流量自行决定线路。

“但这个区域的线路就那么几条，多准备几块牌子不就行了？”我追问道。

伊兹拉解释说，阿拉伯人的大部分行为非常随性，并非理性思考和长远规划的结果，他们满足于解决当下的问题，至于是否有更好的、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常常不在他们的关心范围之内。

三轮车换面包车后，我们终于抵达地铁站。简陋的售票处前，一双双手高举过头顶，把零钱塞进窗口，换取一张黄色的地铁小票。好不容易买完票进站，站台上停着一辆挤满人的地铁。我心想，既然是终点站，不如等下一班车，但伊兹拉没有要等待的意思，她找了一节女性车厢，拉着我硬是挤了进去。车厢里的女人默契地往彼此间靠了靠，给我俩腾出站立空间。

5月的开罗早已提前入夏，地铁里没有空调，没有电风扇，闷得如同蒸笼，浓浓的汗臭味扩散开来，空气仿佛一团糊。我被挤得动弹不得，只能任凭汗水流进眼睛。十分钟后，我问伊兹拉地铁为何不开，她抿着嘴唇，摇摇头表示不知道。又过了十分钟，地铁依然没有动静。不断有新的乘客使尽浑身解数挤进车厢，我们那仅有的站立空间被不断侵夺。当车厢再也塞不进任何一个多余的人时，几位妇女自发取下背包，高举过头顶，于是，车厢里又能多站两个人了。我那摄影包没能逃脱相同的命运，身后几位女性齐心协力，帮助我在动弹不得的车厢里取下背包，举在头顶。前后左右的女人从四个方向不停地使劲，我仿佛一团年糕，被四把锤子同时攻击。这一天才刚开始，我就想回床上躺着了。

地铁没有要启动的迹象，但售卖劣质发圈、发箍、头巾的老妇人络绎不绝，她们在车厢门口站定，把商品高举过头顶，大声吆喝。人群里一阵骚动，有的女人举起手，隔空与商贩讨价还价。商定价格后，皱成一团的纸币被传递到车厢门口，商品又被传递给买主。人们很乐意搭把手帮忙递东西，仿佛这是漫长的等待中唯一一点乐趣。

又过了十五分钟，地铁如同人类历史上第一台蒸汽火车，隆重地驶离了车站。欢呼声此起彼伏，要不是所有人都被挤成了肉饼，一定有人原地起跳，击掌庆祝。我想向伊兹拉表达喜悦，却发现她早已被挤到了两米开外。

当我终于走出地铁站，仿佛刚刚结束了一场远征。我顾不上延期签证和参观博物馆，一头钻进隔壁的必胜客。在空调下歇息了足足一小时后，我才恢复了元气。必胜客外，解放广场的环岛车流不息，井然有序。这里是举行抗议示威活动的主要场所，见证了近代埃及的政权更迭。2011年，超过100万人聚集在这里，要求废黜时任总统穆巴拉克。

我走进解放广场西北侧的移民局大楼。大楼里冒着20世纪的气息，墙面灰扑扑的，昏暗的灯光下，人们鱼贯而入，去往各自的方向。我拨开嘈杂的人群，向保安吼了三声“extend”（延期），他漫不经心地指指楼梯，让我跟着人群上楼。

一上楼，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狭窄的走廊上挤满了拿着文件前来办事的人们，大家簇拥在不同的窗口前，弯着腰，扯着嗓子，大声咨询工作人员。两位相隔一个窗口的大哥像是在暗暗较劲，一个声浪盖过一个声浪。工作人员竖起耳朵，从混乱的多重奏里辨别人们的需求，埋头办理业务。

我向一位保安打听在哪里延期签证，他让我去24号窗口排队，排了半小时后，24号窗口的工作人员让我去30号窗口，又排了半小时，30号窗口让我去55号窗口。当我来到队伍最长的55号窗口前，已经身心俱疲，我走到队伍的末尾，麻木地站着。眼看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我对这一天的期待降至谷底。

半小时后，我终于排到了窗口前，把表格和护照递给工作人员。她把表格随手一扔，没有正眼瞧我，只花了30秒，她就在我的护照上盖了个延期两个月的章。

从移民局大楼向北步行600米，是通体粉色的埃及博物馆。售票亭里的工作人员肤色黝黑，眼袋下垂，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我递给他一张整钱，他用食指蘸了蘸口水，从一沓门票里撕下一张递给我，便兀自发起了呆。我敲敲窗口，向他索要找零，他的目光突然锋利起来，仿佛我的要求不可理喻。他甩甩手，理直气壮地告诉我没有零钱，我提示他可以找附近的小店换钱，他“啪”的一声关上窗口，双手交叉在脑后，如同一只放空的野鸡，自顾自吹起了口哨。

埃及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图坦卡蒙的黄金面具，它由纯金打造，重达11公斤。青金石勾勒出眉毛和眼睛的轮廓，一双漆黑的眼睛由黑曜石和石英制成，胸口多彩的宝石组成项链，在灯光下光彩夺目。图坦卡蒙生前没什么显赫的功绩，他死的时候还很年轻，甚至没来得及给自己修建一座金字塔。正因毫不起眼，他的陵墓成了唯一一座没被盗贼劫掠的埃及国王陵墓，墓中的大量珍宝使得这位法老一夜成名。

除了图坦卡蒙展厅和需要额外买票的王室木乃伊展厅外，博物馆的大部分展厅只布置了笼统的灯光，10万余件展品七零八落地蜷缩在寒酸的细木边玻璃展柜里，看不真切。介绍牌的字体小得可怜，像极了一场别有用心的视力测试。大量木乃伊被随意安置在靠墙的三层玻璃展柜里，最上层高过头顶，最下层隐匿在阴影之中，只有中间层勉强能够一睹真容。有的木乃伊被厚厚的塑料薄膜紧紧裹住，堆在一旁的角落，仿佛随时都能被清理出馆。

傍晚，我赶去拉美西斯火车站，购买前往卢克索的火车票。火车站问询处的工作人员像是积了一肚子怨气，一脸不耐烦，他甩了甩手，打发我去11号站台。

11号站台边有个小售票厅，我找了个窗口排队。轮到我时，工作人员摆摆手，示意我去隔壁窗口，我换了个窗口排队，又被推去隔壁窗口。我问工作人员到底应该去哪里买票，他摇摇头说，“No English”，随后指了指最靠边的窗口。那个窗口的工作人员会说英语，他告诉我，本地火车只卖给本地人，外国人必须购买贵达100美元的卧铺车票。他所谓的“本地火车”，一等座也才人民币90元。开罗到卢克索的车程约10小时，我实在犯不着花7倍的价格购买卧铺车票。我要求工作人员给我看相关规定，他撇了撇嘴，嗤之以鼻：“不买就走吧。”

我回到问讯处，打算找工作人员理论，但他已不见踪影。我找到一个值班室，值班大哥只会说几句简单的英语，对于我的控诉，他耸耸肩表示束手无策，我威胁说要去报警，他一脸轻松，甚至给我指了指警察局的方向。

我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在火车站漫无目的地游荡。突然，一台自动售票机出现在了眼前。我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情在售票机上一通操作，但一到支付环节，系统就提示我刷卡失败。试了两三次后，排在身后的埃及小伙子用英语问我是否需要帮忙，他叫艾哈卜，是医学院的学生，他理了干净的寸头，皮肤黝黑，一双大眼睛清澈如泉水。他的出现，简直是我这糟糕的一天里最大的福音。

艾哈卜用埃及的银行卡刷了两次，也无法支付。

“看来是机器坏了，去窗口买吧。”他喃喃自语。我告诉他窗口不让我买票，他转过头来，眼睛瞪得溜圆，上下眼白清晰可见。

“不可能！我从没听说过坐火车还要看国籍！”

思索一番后，他告诉我，卧铺火车隶属于一家私人运营的公司，工作人员可能串通了起来，企图逼迫我购买昂贵的车票，从中抽取回扣。说着，他和我一起来到售票厅。艾哈卜报上车次和日期，工作人员点点头，在电脑上操作。正准备出票时，工作人员游离的眼神突然捕捉到了艾哈卜身旁的我，他气得把鼠标扔在一旁，告诉艾哈卜不能替外国人代购车票。，

艾哈卜带着我走出售票厅。思前想后，他提议让我原地等待。他独自走进售票厅，换了个窗口排队。不一会儿，他就拿着两张火车票笑嘻嘻地出来了。

“买票不看护照或身份信息吗？”我问。

他摇摇头，把车票递给我。

“既然不看身份信息，那他们没道理不让我买票啊。”我还在试图用逻辑分析。

“这里毕竟是埃及，哪有人跟你讲道理啊！”艾哈卜哈哈大笑。他告诉我，我不是他遇到的第一个走投无路的外国人。无论经验多么老到的旅行者，在埃及人面前只能甘拜下风。“阿拉伯之春”后，埃及局势不稳定，经济低迷，旅游业萎靡不振，相比过去，游客大幅减少，从那以后，埃及人便破罐子破摔，在他们看来，无论提供多么糟糕的服务，都不会浇灭游客们对金字塔的热情。

“说真的，我也很受不了我们的政府，他们办事效率太低，老是互相踢皮球、推卸责任，还到处收受贿赂。但你应该多少体会到了，在这里，抱怨、愤怒、报警都没有用，根本没人理你。别生气了！走，我请你喝果汁去。”

艾哈卜带着我走出火车站，在街边小店买了两杯鲜榨果汁。我们端着果汁，站在路边聊天。艾哈卜随口问我此行去了哪里，我不假思索地告诉他，我先去了以色列和约旦，再坐船来到了埃及。他吸果汁的嘴突然僵住了，眉毛从两侧向中间聚拢，眼睛里杀气腾腾。

“你觉得那是一个合法的国家吗？”他语气生硬地问。

我猛然从一天的疲惫中惊醒，意识到我不该在一位埃及人面前提“以色列”。近代，以色列与埃及、叙利亚矛盾重重，1967年6月初，犹太人先发制人，出动全部空军，对埃及、叙利亚、约旦等国发起大规模突然袭击，用短短六天的时间占领了埃及西奈半岛、叙利亚戈兰高地、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带，奠定了今日以色列的国家版图。

在中东旅行就是这样，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无意中踩到雷点，把原本其乐融融的氛围糟蹋成不欢而散。

为了缓和气氛，我只好以最“游客”的说辞搪塞，我告诉艾哈卜，我深知埃及与以色列的恩怨，我之所以说出那个名字，只是因为给我颁发签证的是以色列政府。艾哈卜挺直了身子，眼神凌厉，他跟我细数起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的恩怨，在他看来，犹太人占领巴勒斯坦是殖民行为，发动战争是侵略行为。

“犹太人与阿拉伯人自古以来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艾哈卜气得涨红了脸。

我犹豫了一会儿，不知该不该继续这个话题。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矛盾并非与生俱来。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刚开始传教时，建立了一个新的团体——乌玛（Umma），这个团体中不仅有第一批信徒和新的追随者，也有犹太人。阿拉伯国家对待犹太人的态度也并非高度一致，近代以来，约旦、阿联酋等国与以色列就比较交好。

况且，中东地区的冲突并非仅仅是民族问题，它的背后，往往有大国推波助澜。1956年，美国政府突然撤销对阿斯旺水坝¹的资金支持，纳赛尔²一怒之下宣布将苏伊士运河³收归国有，试图利用运河收入支付建设水坝的开支。然而，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触动了英国、法国的利益，因为运河公司在法国是一家上市公司，英国政府是最大的股东，再加上英法仰仗运河运输石油和货。物，于是他们联合犹太人，对埃及发动了第二次中东战争¹。

仇恨只是表象，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才是本质，倘若利益达成一致，“敌人”也能握手言和。1978年，埃及前总统萨达特²与时任以色列总理贝京签署《戴维营协议》³，就埃及和以色列的和平问题达成协议。

我小心翼翼地提起《戴维营协议》，希望政府层面的和解能够动摇艾哈卜的仇恨，但他不屑一顾：“我觉得《戴维营协议》是耻辱！”说完，他气得把没喝完的果汁扔进了垃圾桶。我赶紧给他又买了一杯果汁，连连道歉。重新喝上果汁，艾哈卜终于平静了下来，他和我聊了会儿家常，就把我送到了地铁站。

回去的地铁不如早上那般拥挤，但每到一站，就有老妇人拿着小商品进来吆喝几句，一刻也不得安宁。面对这样的埃及，我很难想象这曾是阿拉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1952年，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了穆罕默德·阿里王朝¹近150年的王权统治，施行世俗统治。这是自法老时代以来，埃及第一次由埃及人自己统治。在高瞻远瞩的纳赛尔和务实的萨达特当政期间，上百万埃及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阿拉伯之春”爆发的前十年（2001—2011），埃及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数据来源：《走出中东》第182页，周轶君著，中信出版社，2017年。]，埃及也成为第一个允许女性提出离婚的阿拉伯国家。

如今，人口爆炸让埃及不堪重负，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连旅游业这个支柱产业也因动荡的局势而一蹶不振。

从地铁站辗转回到家后，伊兹拉问我这一天过得怎么样。我瘫倒在沙发上，目光呆滞，疲惫得几乎说不出话。伊兹拉读懂了我的表情，她关上家里所有的窗，把持续了一天的聒噪隔绝在外。

1 穆罕默德·阿里王朝，1805年由穆罕默德·阿里创建。在法鲁克一世统治时期，埃及民族主义分子对王室的腐败无能、英国的侵占以及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日益不满。1952年，法鲁克一世被迫逊位，把王位让给他六个月大的幼子福阿德二世，国家政务实际由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主理。1953年6月18日，纳赛尔废除帝制，宣布成立埃及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