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伊拉克的行程计划时，另一个什叶派圣城纳杰夫的沙发主海德告诉我，他的婚礼将于6月底举行，倘若我愿意，他希望我帮忙拍照、拍视频，顺便体验伊拉克的传统婚礼。我不愿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于是，我把已经做好的计划全盘推翻，确保在婚礼的前一天赶到纳杰夫。

玛瓦达的父亲把我送到汽车站，替我找了一辆开往纳杰夫的共乘出租车，并吩咐司机直接把我送到海德的家。

司机根据地址，把车停在了一栋别墅前。别墅大得惊人，院子里甚至种了一棵两层楼高的椰枣树。我按下门铃，无人回应。正打算打电话给海德时，一辆过路车突然倒了回来，停到我的跟前，车里的女人摇下车窗，问道：“海德？”我连连点头。她开门让我上车，绕到大别墅的背后。原来GPS的定位出现了偏差，这才是海德真正的家——也是一栋带院子的大别墅。院子可以停两辆车，种满了花花草草，摆了一个秋千摇椅。

海德从别墅的侧门出来迎接我，他蓄着浓密的络腮胡，头发打满发蜡。他在马来西亚获得博士学位，如今正在纳杰夫的一所高校工作，他那新婚妻子是一位曾留学英国的博士。

走进别墅内部，一条长长的走廊通向客厅，两旁挂着镶在金色画框里的风景画。

海德带着我经由旋转楼梯上到二楼，打开一扇房门。这不是一个房间，而是一个会客厅。两组蓝色的绒布沙发面对面摆着，墙上贴着印有浅绿色椰枣树的墙纸。会客厅的尽头是两间卧室、一个厨房和一个卫生间。海德告诉我，这栋别墅的一楼有一个大厨房、一个大客厅和几个小客厅，二楼和三楼共有四套两室一厅一厨一卫的独立套间。他那两位已婚的兄弟及家眷都住在这里，海德与妻子婚后也将住在这里。虽然海德有自立门户的想法，但在伊拉克，儿子很难拒绝父母同住的要求，直接提出分居是不合适的，海德只能一边旁敲侧击，一边努力经营事业，让父母相信他具备离开原生家庭的能力。

海德一家是非常传统的伊拉克大家庭，每到三餐时间，所有家庭成员都会前往一楼的大客厅一起用餐。海德嘱咐道，一旦我离开这个套间，就必须穿长袖、长裤，并戴上头巾。他们不要求外国女性把头巾戴得如阿拉伯女性那般严丝合缝，但我至少要戴，以示对家庭的尊重。

海德把我带到会客厅尽头右侧的房间，说这是为我安排的住处。房间很大，堆满了儿童玩具，还摆了一个儿童滑梯。我放下登山包，祝贺海德新婚快乐，他没有露出笑容，而是坐到了我的对面，双手撑在膝盖上，眼神凌厉地问我：“你觉得婚姻是什么？”

我自觉如何回答都不合适，便反问他：“你觉得是什么？”

“我觉得婚姻是责任——对父母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与爱和快乐无关。”他言简意赅。

婚礼前夜，家里的客人络绎不绝。一楼的大客厅四周摆了一圈红色的沙发，地上铺了几块花纹细密的巨大红色地毯，二十来位男女老少席地而坐，享用炸鸡和薯条外卖，晚到的亲戚无处落座，只能去对面的小客厅喝茶聊天。大客厅隔壁的厨房非常宽敞，两位儿媳穿戴整齐，为全家人准备餐食和茶点。

看得出来，大家对婚礼很是期待，小女孩提前换上了公主裙，拉着我到花园拍照，男人们换上衬衫和西装，要求我给他们合影，就连谨小慎微的伊拉克女人也建立起了对我的信任，破天荒要求我给她们拍照。

海德说，伊拉克婚礼分两天举行，第一天是男宾专场，第二天是女宾专场。男宾专场是新郎与他的男性亲朋好友欢聚一堂、载歌载舞的盛会，说罢，他打开今天男宾专场的视频，给我们传阅。视频中，十几位男士手挽着手，跟着音乐节拍迈着轻快的舞步。

我向海德确认女宾专场可否拍照、拍视频，他告诉我，女宾专场前有一个他参与的仪式，我可以拍他和新娘，他离开后，我自行见机行事，但无论如何，我都能拍摄新娘，新娘很希望被拍。

临睡前，海德告知我，婚礼于明晚9点开始，明天下午4点，他哥哥一家人会开车带我一起前往卡尔巴拉，因为新娘是卡尔巴拉人。

第二天上午10点多，海德上楼叫我起床吃饭。我穿戴整齐后下楼一看，大别墅已经人去楼空，女人里只剩下我和他们的祖母，其他人早就去沙龙做头发了。海德问我要不要也好好准备一下，我摇摇头。午餐是米饭和一碗墨绿色的糊糊，海德介绍是由菠菜捣成的泥。菠菜泥口感细滑，咸淡适宜，很适合下饭。

下午4点，我跟着海德哥哥一家人出发前往卡尔巴拉。虽然两个圣城都要求女性穿黑袍，但这天，我只需坐车、进入婚礼厅，再坐车回来，无须上街，于是我把黑袍留在了家里，毕竟穿着黑袍，戴着头巾，脖子上挂个相机，肩上再背个摄影包，简直像是穿着高跟鞋下地插秧。

同车的两位女士穿着黑袍，但看得出来，她们早已化好了底妆。她们把装满礼服和化妆品的十几个塑料袋塞进后备厢，上车后，她们两眼放光，语调高昂，仿佛正要奔赴一场王室的晚宴。

抵达卡尔巴拉后，经过一番寻找，他们把车停在了一扇黑色的大门前。大门上贴着两张浓妆艳抹的女人海报，怎么看都不像是宴会厅。

我跟着两位女士推门而入，绕过一道屏风，才知道这是一家美容美发沙龙。伊拉克大街上那些装了透明玻璃的理发店只为男性服务，女性沙龙都被隐藏在了密不透风的外墙之内，以防女人的头发被异性看到。

沙龙约有100平方米，打扫得一尘不染。进门的左手边是五个白色的化妆台，桌上整齐地摆着一簇簇假发、化妆品和发蜡，右手边是三台洗头椅和一个茶吧。沙龙尽头有一个贵宾室，工作人员正在给今天的新娘撒哈拉化眼妆。我在沙龙里转了一圈，小心翼翼地拍了几张照片，以免镜子里出现女人的身影。

两位同来的女士脱下黑袍，她们在头发上安置了四五个卷发筒，其中一位戴了个树叶形的皇冠和金色的耳环。她俩从塑料袋里翻出各色唇膏、指甲油、眉笔、腮红、眼影、美腿霜等，开始从头到脚美化自己。虽说是别人的婚礼，但她们的重视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新娘。她们拍拍我的肩膀，递上一瓶玫红色的指甲油，问我要不要涂，我摇摇头，谢过她们的好意。距离婚礼开始还有几个小时，为了养精蓄锐，我找了个角落里的沙发，躺下补觉。

一觉醒来，同来的两位女士正在为彼此画眼影，她们的卷发筒已经拆下，几簇刘海向内弯曲，像门帘一样挂在前额。

一位中年女士推门而入，脱下黑袍。她身穿黑色的职业女装和过膝裙，一头齐肩发染成了金色。她与所有人握手、行贴脸礼后，她的女儿——今天的新娘撒哈拉——终于从贵宾室走了出来。撒哈拉画了粗壮的眼线和夸张的紫色眼影，与我睡前看到的简直判若两人。她把老板叫来，指着自己那头微卷的金色头发，说这不是她理想中的发型。说着，她打开手机，找出几张图片供老板比对。几个工作人员凑上前来，七嘴八舌地劝她别太执着，否则有可能赶不上婚礼。撒哈拉不罢休，执意要求她们照着图片改进。

不一会儿，海德打电话给撒哈拉，说他已经到门口了。撒哈拉惊呼一句“海德到了”，沙龙里一下子炸开了锅。女人们仿佛被按下了快进键，满场飞奔着寻找自己需要的东西，她们凑到镜子前，手速飞快地整理发型、补妆、戴上配饰。同来的两位女士手忙脚乱地套上礼服，但她们身材较胖，拉不上拉链，只好向我求助。我一边叮嘱她们用力吸气，一边使尽全力拉上拉链。

海德又打来电话，让撒哈拉找个人出去向他拿钱，支付沙龙的费用。环顾沙龙，每个女人都穿着低胸礼服，做了精美的发型。眼看没有合适的人选，撒哈拉只好拜托我这个外人。我随手抓起一条头巾往头上一搭，冲了出去，从海德手里接过厚厚一沓现金。

撒哈拉的头发快改完了，但她突然发现自己的脚指甲还没上色。穿着礼服的女人们找来一瓶玫红色的指甲油，但礼服太紧，谁也无法弯腰下蹲，我见状，果断蹲下身代劳。

打仗般的半小时后，一切终于准备就绪。直到匆匆忙忙披上雪白的斗篷，撒哈拉还在对我连连道谢。

抵达婚宴楼时，门口已经停满了车，海德的男性亲戚正三三两两站在门口聊天。今天是女宾专场，男人的任务是接送女人。

穿着黑袍的女性亲朋好友们一窝蜂拥向楼梯，海德拍了拍我，吩咐我跟着他和撒哈拉一起坐电梯。我跟着他们来到一个搭着浅紫色幕布的简陋“影棚”。房间很小，角落里堆着杂物，看着像是宴会厅的储藏室。房间中央有两盏摄影灯，一旁摆着两把白色的椅子。

在视女性照片如洪水猛兽的伊拉克，室外拍摄婚纱照当然不可行，于是，伊拉克人想出了替代方案——在影棚的幕布前拍摄人像，后期修图时，再把背景合成上去。拍照时，新娘会脱下斗篷或黑袍，因此，摄影师只能是女性。

两位摄影师看到我的脖子上也挂着相机，面露不悦，她们指指我的相机，在胸前比画“叉”的手势，警告我不能在这里按快门。海德和撒哈拉在她们的指导下摆出婚纱照标准动作，我站在一旁观看，把幕布想象成向日葵田、欧洲城堡、阿拉伯宫殿。

拍完婚纱照，我跟着海德和撒哈拉来到宴会厅的大门外，独自先进去了解场地。宴会厅算不上富丽堂皇，除了专为婚礼布置的白色舞台和入口处的鲜花拱门，就没什么额外的装饰了。大厅中央铺了一条通往舞台的红色地毯，两旁约有20张坐满女宾客的长桌。海德的直系亲属——母亲和姐妹——穿着闪亮的礼服，顶着一头精心打理的头发，在密密麻麻的黑袍间来回走动，露出东道主耀眼的笑容。

一切就绪后，宴会厅的大门徐徐打开。由于现场只有女宾和自己的丈夫，撒哈拉已经脱下了包裹住全身的白色斗篷。她穿着长长的白色拖尾婚纱，头戴皇冠，手拿白色的捧花，挽着海德的手，沿着红地毯缓缓步行至舞台。两旁的女人们卷着舌头，发出尖锐的起哄声，撒哈拉的妈妈从袋子里掏出一把把黄色的花瓣，撒向两位新人。

刚刚站定，司仪就提醒海德，她们还没来得及关灯、播放入场音乐。海德和撒哈拉只好退回门外，在幽暗的灯光和《婚礼进行曲》的陪伴下重走一遍红毯。

司仪用诗歌朗诵般深情的声调宣布仪式正式开始。在众人的注目下，海德和撒哈拉交换戒指、喝交杯酒，再合力用一把道具剑切开白色的三层蛋糕。随后，他们走到红地毯上，在烟火棒和干冰的包围下翩翩起舞。穿着拖尾婚纱的撒哈拉试图抓住裙摆，以免被绊倒，很难集中注意力跳舞。

几支曲子后，海德那几位衣着光鲜的直系亲属加入了进来，围着撒哈拉扭动身体。几位身穿黑袍的女性也等不及了，她们站到红地毯上，跟随欢快的音乐打着节拍。撒哈拉被这么多人包围着，自在了不少，也更能驾驭拖尾婚纱了。她单手提着裙摆，动作幅度越来越大，很快就热得冒了汗。

海德离场前，一位女士送上一盒黄金首饰。阿拉伯人喜欢金子，巴扎的黄金区域总是倍受青睐。海德为撒哈拉取下银色的配饰，戴上金项链、金耳环、金手镯、金戒指。工作人员将一把道具剑递给海德，他手握“宝剑”，与撒哈拉跳了最后一支舞。

舞毕，司仪宣告：“现在让我们欢送新郎，开始女性派对。”

交谈声渐渐变大，仿佛林中的小鸟欢聚一堂。大家鼓着掌，目送海德离场。

宴会厅的大门一关，所有女人像是接到命令的士兵，齐刷刷站了起来，麻利地脱下黑袍。画面一下子从黑白变为彩色，女人们身穿各色鱼尾修身礼服、低胸晚礼服或镶满亮片、水钻的短裙，戴着金灿灿的配饰，顶着一头妖娆的发型。

我收好相机，坐在一旁呆呆地看着。紫色、蓝色、绿色、红色的灯光如同悠然自得的热带鱼，跟随音乐节奏四处游走。平日里不苟言笑的女子纷纷走上红毯，手拉着手，跟随音乐扭动脖子、腰和屁股。

我正恍惚着，撒哈拉跑过来尖叫：“你的相机呢？帮我们拍视频啊！”她刚换上一件镶满亮片的灰色修身礼服，活动起来比刚刚自如多了。我心想：大家穿得这么暴露，我拍视频真的合适吗？但新娘是今天的主角，她让我拍，我又怎能不从？我拿出相机，对准红毯上摆弄姿势的女人。

一看到相机，几位金发女子突然拉下脸，逃出镜头。她们绕到我的身后，拍拍我，用命令的语气说：“No photo！”

我理解她们的不满，毕竟她们不认识我，更谈不上信任，万一我把这些照片和视频发布出去，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我收起相机，与几位相识的姑娘一起到红毯上跳舞。没跳上多久，刚换上红色小礼裙的撒哈拉又跑过来问：“你怎么又不拍了？”我只好再度拿出相机。

撒哈拉把我招呼到舞台上，让我拍一张她与母亲的合影。母亲愣在原地，犹豫地看了看女儿，又看了看我，双腿像是被粘在了地上，无法迈出一步。撒哈拉不停地招手让母亲过来，嘴角洋溢着天真的笑容。母亲自觉无法抗拒新婚女儿的要求，只好走到镜头前，苦着脸，僵僵地站着。

不一会儿，撒哈拉换上了粉红色的长裙，她和朋友们手拉着手，围成一个圈，左右摇摆。我正拍着视频，几位年轻女子走到我跟前，板着脸说：“你只能拍她（新娘）。”可是，全场有大约200个女人，空间不大，人员密集，怎么可能只拍到某个人而不拍到其他人呢？

我一会儿被要求掏相机，一会儿又被勒令收相机，被折腾得都有点生气了。要知道，一边是在英国留过学的博士新娘，她不在乎分享自己的照片，也希望有人能够帮忙记录下人生中重要的一天。一边是几位之前见过我并信任我的姑娘，她们甚至要求我给她们拍摄穿着礼服的单人照。而另一边，是大批不认识我的女人，她们围成小圈，用厌恶的眼神偷偷瞥我，窃窃私语。我理解她们所有人的出发点，谁都没有错，但我也没有错。我举着并不轻便的单反相机，在没有稳定器和三脚架的情况下尽可能把画面拍摄得平稳，实在是非常消耗体力。被反复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后，我才想起来，在这所谓的“婚宴”上，食物竟不见踪影。

我正念叨着食物，就有人开始分发餐盒。纸做的餐盒上印着炸鸡图片，看起来类似肯德基的套餐。打开一看，餐盒里只有两个面包、一个沾满棕色肉糜的饼和几个味道不怎么好的袋装小菜。虽然餐食简陋得令人难以置信，但我总算可以借着“吃饭”的名义，不再重复“掏相机、收相机、掏相机、收相机”的机械运动了。

大部分人只匆匆吃了几口，就继续跳舞去了。临近晚上12点，司仪关掉了惨白的顶灯。宴会厅一片漆黑，只有红地毯的中央被彩色的灯光照亮。所有人都站到了灯光下，她们披头散发，高举双手，围着新娘舞动、尖叫，粉色、绿色、蓝色、紫色的灯光忽闪忽闪，打在她们那裸露的、已经渗出汗水的后背和肩膀上。快节奏音乐的煽动力不亚于酒精，她们摇头晃脑，沉醉在音乐和舞步里，连我的镜头都不怎么在意了。

海德的一位嫂子穿着黑灰渐变色的低胸修身礼服，头发染成了酒红色，两簇长长的卷发垂在两鬓。平日里，她一刻不停地在厨房忙碌，不是备餐就是洗碗，脸上从未闪现过一丝笑容。对于我的镜头，她总是表现出排斥和厌恶。但此刻，她眯着眼睛，嘴角高高扬起，随着音乐不停地晃动身体，双臂在幽红的灯光下左右摇摆。束在脑后的发髻被晃得松松垮垮，粗壮的金项链在脖子上来回弹跳。

突然间，音乐舒缓了下来，人们像是接到了命令，迅速回座位梳头、戴头巾，不一会儿，她们就把自己重新包裹在了黑袍之下。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宴会厅的大门再次开启，海德重新入场。撒哈拉的父亲把换上白色婚纱的女儿交到海德手中，婚礼宣告结束。女人们陆续离开婚宴厅，她们面部紧绷，嘴角下垂，眼神疏离而冷漠，同刚刚判若两人。

回程的车上，男人们打开车窗，探出上半身，他们的短发在晚风中飘扬，裸露的手臂伸出窗外，彼此招手，大声聊天，大肆欢笑。女人们端庄地坐在车里，一言不发，面无表情，与夜色一样沉静、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