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部的朋友们听说我打算前往库区，都笑着告诉我，库区是个自由、开放的好地方。

1991年2月，海湾战争结束，伊拉克军队遭到重创，库尔德人趁机发动反叛，惨遭萨达姆的残酷镇压。邻国土耳其对不断涌入的库尔德难民忧心忡忡，担心本国的库尔德问题随之受到影响，便提议在伊拉克北部设立安全区，保护伊拉克的库尔德人。英国采纳了土耳其的建议，同美国等国家共同在伊拉克北部划出禁飞区，库尔德人获得了事实上的自治权。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库尔德人的联邦自治地位被写入伊拉克宪法。高度的自治，使得库区在各方面都与伊拉克的其他地区大相径庭。

一个小时的航程后，我降落在了苏莱曼尼亚机场。根据沙发主拉曼的指示，我乘上摆渡车，来到秩序井然的机场到达大厅。大厅不过半个篮球场大小，放置了几排灰色的连排座椅，挂在墙上的电视屏幕正在播放新闻。我拜托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拉曼，告诉他我的位置。不同于南部，这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能说基本的英语，有问必答。

拉曼是一位21岁的大学生。与那些肥胖、蓄着胡须、打满发蜡的中东男性不同，拉曼留着板寸头，身材清瘦，胡子刮得很干净，眼眸深邃清冷，像个纤尘不染的道士。打了个招呼后，他拿起我的登山包，带我去往停车场。

虽然年轻，但拉曼已经是个技术熟练的老司机了，不一会儿，他就把车停在了一个安静的街区边。拉曼与母亲、妹妹住在街区边一栋两层小别墅里，为了把房间腾给我，妹妹主动搬到了楼下，在母亲的房间里打地铺。

放下包，我走进隔壁的卫生间。卫生间贴了干净的白色瓷砖，马桶边摆着两卷卫生纸和一个纸篓，困扰了我半个多月的厕纸问题终于迎刃而解。

一楼的客厅不大，面对面摆了两个简单的沙发，打扫得一尘不染。才刚坐下，拉曼的眼睛就闪起了光，他绘声绘色地向我谈起中国武侠电影，抛出了一连串问题——“少林寺在哪里？”“少林寺的学费多少钱？”“要学几年？”“学完可以飞檐走壁吗？”“你会轻功吗？”

我告诉他，少林寺可以学功夫，但“飞檐走壁”只是电影特技。他抿起嘴，一脸失望，但还是认真记下了“河南”这个名字。

第二天上午，我起床下楼，妈妈和妹妹已经出门了。拉曼正在院子里逗一只三花猫，他把猫碗添满，去厨房准备早餐。

“你还会做饭？”

“你会吗？”拉曼从冰箱里拿出两个鸡蛋，反问我。我摇摇头。

“那如果我不做饭，我们俩就大眼瞪小眼，活活饿死吗？”拉曼笑了笑说。

他煎了两个鸡蛋，挖了点果酱和奶酪，又从冰箱上拿了一个比方向盘大一圈的馕。

拉曼出生于基尔库克。自1927年发现石油以来，基尔库克迅速成为伊拉克的石油开采中心，出口的石油占到伊拉克石油出口总量的40%[数据来源：《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第153页。]。出于战略地位和经济利益的考量，基尔库克一直是伊拉克中央政府和库区政府争夺的目标，“伊斯兰国”也一度对基尔库克发起过猛攻。

虽然有很高的战略地位，但提起家乡，拉曼一脸嫌弃，他告诉我，基尔库克与库区首府埃尔比勒一样，是个千篇一律的石油工业城市，空气很差，到处都蒙着一层灰。在他看来，苏莱曼尼亚麻雀虽小，却是伊拉克最小资、最舒服的城市。

拉曼家附近的街区安宁雅致，一条不宽的坡道缓缓向下，通往主路，坡道两旁绿树成荫，一大簇粉色的紫薇花探出墙头。大街上，戴头巾的女人屈指可数，我穿着短袖T恤出门也无伤大雅。半个多月没有见光的手臂被微风轻抚，每一个毛孔都像是起死回生一般，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

我对这宜人的气候和社会氛围赞不绝口，拉曼的感受却与我截然相反。他小心翼翼地贴着树荫步行，尽量不让自己暴露在阳光之下，但即便如此，绿豆大的汗珠还是顺着他的前额流淌下来。他皱着眉头，眯起眼睛，不停地念叨着：“太热了！太热了！我快要热死了！”

虽然出生在伊拉克，但提起酷暑，拉曼满腹牢骚。太阳仿佛是露出獠牙的怪物，在他的身后穷追不舍。他早早就把移民俄罗斯列入了梦想清单，只因那里不热。燥热的午后，拉曼总是拉上窗帘，独自窝在房间里。苏莱曼尼亚的电力支撑不住空调的持续运转，他索性放弃空调，装了一台冷风机。冷风机战斗力惊人，一旦开启，房间里就像是刮起了龙卷风，吵得人心神不宁。不过，相比要命的高温，噪声对拉曼来说无关紧要。他坐在冷风机边的书桌前，写他擅长却不喜欢的代码，或弹奏他喜爱的钢琴和乌德琴。一旦跳闸，他就会再次念叨起俄罗斯。

完成了今天的代码工作，拉曼突然转过头问我：“听说中国人数学很好，是这样吗？我可以考考你吗？”我点点头。

“12乘以4是多少？”

我一时难以确定他是真的在出题，还是在开玩笑。我给出答案，他的脖子向后一缩，瞪大了眼睛，惊叹我竟能回答得如此之快。我建议他不妨问一些两位数乘法，他将信将疑，哆哆嗦嗦说：“12……乘以12？”

我立马给出答案，他狐疑地点开电脑上的计算器，输入数字，惊呼：“中国人真的是行走的计算器啊！”

傍晚，拉曼开车带我前往可以俯瞰苏莱曼尼亚的戈耶山山顶。山体被一层枯黄的草皮覆盖，如沙丘般绵延起伏。夕阳西下，开车来此的库尔德人越来越多，有的人靠在车边独自喝酒，有的三两好友架起烧烤炉子，一边烤肉，一边观赏夕阳。

拉曼把车停到山顶，皱着眉头说，今天的空气质量不好。如他所言，城市被一层薄雾笼罩着，远处的山只剩朦胧的轮廓，看不真切。天空被浮尘映成了浅紫色，一道橙色的光带在地平线附近晕开。苏莱曼尼亚不大，一眼就能望到头。几条宽阔的道路渐渐被路灯点亮，隔开黑漆漆的街区。拉曼指着不同的方向，告诉我他家的位置和我们即将前往的夜市。

夜市附近车来车往，拉曼光是找停车位就花了好一会儿。下车前，他问我是否介意步行，因为夜市更适合步行闲逛，而非坐在车上走马观花。还没等我回答，他就自言自语道：“我不该问的，你去过那么多地方，怎么可能走不动路呢。”

我点点头，笑着问他，难道库尔德女人走不动路吗？

拉曼像是被切中了要害，突然激动起来。他告诉我，库尔德女人非常矫情，如果你带她们走路，她们嘴上不说，心里却会暗暗记下，逮到机会就莫名其妙地发脾气。

“你永远猜不到她们在想什么。”拉曼摇了摇头，一脸嫌弃。

我告诉拉曼，媒体报道的多是英姿飒爽的库尔德女兵。为了不沦为“伊斯兰国”的奴隶，为了守护家园，她们扛起枪支，加入战斗。她们的勇敢曾令“伊斯兰国”的士兵闻风丧胆，在那些士兵看来，倘若死在女人的枪下，就无法进入天堂。拉曼纠正我，并非所有库尔德人聚居区都有女兵，她们的主要活动区域在叙利亚境内。虽然伊拉克库区比较开放，约三分之一的女性会外出工作，但在思想观念上，她们普遍保守。

“如果一个女人决定和你谈恋爱，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拉曼问。我摇摇头。

“意味着她已经把婚后生活都规划好了，一旦你提出分手，会被认为是不负责任。”拉曼愤愤不平，“两个人还没开始相处，就决定共度一生，这么草率的行为居然被认为是负责任的表现，你不觉得很荒唐吗？没有充分了解一个人就稀里糊涂走进婚姻，对谁都是不负责任的。都什么年代了，她们的观念还停留在上个世纪！”拉曼锁上车，斩钉截铁地说。

我们从宽阔的主路右拐，走进狭窄的街道。人行道上空挂着一串串小灯泡，果汁店、冰激凌店、烤肉店、水烟店、馕店遍布两旁。茶摊老板在不宽的人行道上摆了一排塑料椅子，男人们排排坐着，点上一杯红茶，悠闲地望着来往行人。

拉曼突然拍拍我的肩膀，有气无力地说：“你为什么走得那么快？我们慢慢走好不好？”他脸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显示，他已经被炎热打败，正濒临崩溃。果不其然，他马上就念叨起了精神支柱俄罗斯。我只好放慢脚步，陪他一起遥想西伯利亚的严寒。

突然，一阵欢呼声传来，十几位男士正凑在露天烧烤摊的一台电视机前，握着拳头，聚精会神地观看世界杯足球比赛，摊位上方，世界杯参赛国的小国旗挂成一排，迎风飘扬。拉曼说，伊拉克男人热爱足球，有时，为了维护自己支持的球队，球迷们会大打出手。

拉曼提议坐下吃点烧烤，休息一下。刷上蜜汁的烤羊肉香甜可口，配上解腻的生洋葱和红茶，相得益彰。吃完烧烤，我们继续沿街闲逛。男人们遍布大街小巷，女人的身影屈指可数。

拉曼在一家冰激凌店门口停下脚步，若有所思地望着橱窗。玫红、鲜绿、明黄的冰激凌样品仿佛夜色中的荧光衣，格外刺眼。拉曼问我要不要尝尝，我摇摇头，但他还是坚持买了两份。大部分伊拉克人没什么饮食禁忌和健康观念，对他们来说，不那么热的夜晚才是一天的开始。即便已是午夜，他们也能坦然地暴饮暴食。为了适应他们的生活习惯，我只能时刻做好进食的准备，并且把象征“吃饱了”的一句阿拉伯语——“感谢真主”——背得滚瓜烂熟。

次日上午，拉曼说要带我去红色警戒博物馆，我提议独自前往，以免他被烈日折磨，他告诉我，博物馆有空调，比待在家里舒服。

博物馆外停着几辆锈迹斑斑的坦克，坦克对面是一幢褪色的砖红色建筑，建筑外墙满是大大小小的弹孔，大部分窗户的玻璃不见踪影，只剩黑色的窟窿，有的墙皮已然剥落，赤裸的红砖暴露在外。这里曾是萨达姆时期秘密情报部门的办公室、牢房和刑讯室。

步入博物馆，通道两侧的墙体被密密麻麻的碎玻璃填满，繁星般的小灯泡在头顶闪耀，这是为了纪念安法尔行动而修建的镜厅。

为了消灭库尔德反叛组织并把基尔库克等重要的库尔德地区阿拉伯化，20世纪80年代末期，萨达姆发动了针对库尔德人的种族灭绝行动——安法尔行动。伊拉克军队采用地面攻击、空中轰炸、大规模驱逐人口、摧毁定居点、化学袭击等方式对库尔德人实施打击，其间，约有5万——18.2万库尔德人惨遭杀害，约4500个库尔德村庄被毁灭。镜厅的18.2万块碎玻璃代表18.2万名受害者，屋顶的4500盏小灯代表4500个被毁灭的村庄。

穿过展示库尔德人民族服饰、配饰等的第一栋建筑，拉曼带我走进阴森的第二栋建筑，这里展示了情报部门使用过的牢房和刑讯逼供室。幽暗狭窄的深灰色走廊旁是一间间牢房，房门的上方有一个与脸同宽同高的小门，安置了两道栅栏。灰色的水泥墙上，曾被关押在此的异见人士写下五次祷告的时间，写下自己的名字和年龄。隔壁的走道两旁有几个用铁栅栏隔出的大牢房，地上铺着破布和毯子，当时关押在此的人们肩挨着肩，席地而睡。厕所的墙砖剥落了一大块，一个发黑的蹲坑嵌在地面中央。介绍牌写道，有的女子在监狱诞下孩子，狱卒用孩子作为人质，逼迫她们承认自己没有犯过的罪行。一间刑讯室里，红色的灯光倾泻而下，一个人体模型的双脚被绑在棍子上，由两位狱卒倒吊起来，另一位狱卒面目狰狞，冲他挥舞鞭子。另一间刑讯室里，一个人体模型的双手被高高地捆绑在横梁上，一根电线缠住他的脖子，表明他正在遭受电击。

再往前走，安法尔大屠杀告一段落，紧挨着的是抵抗“伊斯兰国”的烈士纪念展。“伊斯兰国”横扫伊拉克期间，库尔德人顽强抵抗，顶住了攻势，展厅两旁陈列着在战争中牺牲的男女士兵和将领的照片。

走出展厅时，太阳正挂在头顶。拉曼望着天空，一言不发，仿佛还没从博物馆营造的严酷氛围中解脱。他没再抱怨酷热，也没再念叨俄罗斯。

晚上，拉曼开车带我去酒吧与朋友会面。伊拉克南部严格遵守伊斯兰教义，禁止饮酒和贩卖酒精，但库区没有这样的规定。

停好车，我们步行走上二楼。透过落地玻璃窗，灯光昏黄的酒吧一览无余。透明的高脚杯倒挂在吧台后方，百来种酒瓶整齐地排列在酒架上。调酒师舞弄着手中的酒，一杯杯五光十色的鸡尾酒被服务生端到桌上。九成顾客是男性，女性顾客屈指可数。拉曼推荐我点朗姆酒加红牛。

一台壁挂电视机正在播放世界杯足球赛。球员们气势汹汹地压向前场时，所有人都停止了交谈，屏息凝望电视。眼看球马上就要进了，突然，电视黑屏了，所有灯都熄灭了，我们仿佛眼看着一个巨大的泡泡被猛然戳破，消失得无影无踪。

服务生对停电早有准备，他们不紧不慢为每桌点上蜡烛，耸耸肩表示抱歉。顾客们没有抱怨什么，大家借着摇曳的烛光，继续各自的交谈。五分钟后，电器声嘀嘀响起，黑屏的电视机恢复了画面。比分显示，刚刚那个球进了，但我们连观看回放的机会都没有。

喝到晚上12点多，我们起身离开。拉曼径直走向他的车，我惊问：“你喝了酒，还能开车？”

“我才喝了三杯，开车没问题的，你放心。”

我心里直犯嘀咕，旁敲侧击地告诉他，中国严禁酒后驾驶。还没等我说完，拉曼就把车开到了路上，他告诉我，喝两三杯酒之后开车在库区司空见惯，警察根本不管这种事。我不放心，但也没辙，只好紧盯路况。拉曼察觉到了我的不安，笑笑说：“真的不用担心啦！”

如拉曼所说，库区首府埃尔比勒是个千篇一律的工业城市。登上市中心的城堡，古朴的蜜色平房、朴实的灰色水泥房、刺眼的彩色多层楼房杂乱无章地排列在一起，错落的水泥平顶中夹杂着几片刺眼的铁皮屋顶。城堡的另一头正对着中心广场，广场中央有一个喷泉，四周被草坪环绕，两旁是绵长的蜜色拱廊，狭窄的街道上挤满了轿车。

沙发主霍森是一位工程师，戴着黑框眼镜，一头干净的短发里掺杂了些许白发。他独自居住在埃尔比勒一栋两层楼的房子里，二楼堆满杂物，蒙了厚厚的灰，一楼的客厅里摆了一组浅褐色的转角沙发和一台电视，楼梯上挂着飞镖靶子。空闲时间，霍森喜欢玩飞镖解闷。

到埃尔比勒的当晚，霍森提议一起去餐厅吃饭。餐厅没有招牌，只有一扇仅够一人进入的窄门。推门进去，是一道狭窄的长廊，长廊贴着白花花的瓷砖，打着惨白的灯光，没有任何装饰，仿佛通往地下交易的现场。

从长廊的尽头出去，突然柳暗花明。眼前是一个偌大的庭院，摆满了桌椅，四周种满花花草草。霍森说，埃尔比勒有不少其貌不扬的餐厅，外地人很难找进来。他曾带许多沙发客来过这里，有的沙发客一踏进长廊便疑心四起，甚至怀疑他是人贩子。

我们找了个座位坐下，点了沙拉、烧烤和啤酒。听完我游历中东的旅程和写作计划，霍森突然直起身子，打开了话匣子。他提起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位朋友，那位朋友每周五都去清真寺参加集体礼拜，家庭美满，孝敬长辈，完全符合家庭和社会的期望。

“但因为我们都是男人，都出过国，他对我没什么防备，所以他把在国外花天酒地的故事都告诉了我。”霍森凑近桌子，低声说。他列举了那位朋友如何在国外同时与几位女性交往、出入过多少色情场所的故事。

“作为朋友，我有责任帮助你更全面地了解伊拉克男人。”霍森呷了口啤酒，总结道，“以他为代表的一类人总是以信仰者自居，占据道德制高点，但实际上，他们表里不一。对他们来说，信仰只是融入传统社会、获得显赫名声的工具，一旦出国，他们就会迅速变成另一个人。他们不关心教义是什么，不思考人是否应该言行一致。在国内，‘虔诚’对他们有用，出了国，‘自由’让他们获益，仅此而已。我特别反感这种行为，我希望你把这一点写进你的书里。”霍森郑重地嘱咐我。

埃尔比勒附近有几个难民营，接收的主要是来自叙利亚的难民。我问霍森是否去过距离埃尔比勒42公里的达拉沙克兰难民营（Darashakran Camp），他说，他曾带一位沙发客去过，但被警卫拦下了。他建议我不妨去碰碰运气。

第二天一早，霍森开车把我送到市区外的公路边。安全起见，我本打算包车往返，但霍森认为在伊拉克搭车很酷，坚持建议我搭车前往。

道路两旁满是枯黄的野草，烈日当空，连个买水和乘凉的地方都没有。我对着过路车竖起大拇指，但他们都不去难民营的方向。好不容易有一辆送货的面包车愿意载我，但司机老头色眯眯的，望眼欲穿地盯着我裸露在外的手掌。我自觉情况不妙，便拒绝了他。不一会儿，一辆出租车正巧经过，车里载了三个人。我和司机谈好“顺风车”的价格，就上车了。酷不酷无关紧要，安全第一。

难民营的入口处有一个检查站，一位腰上别着枪的士兵走出来，耸耸肩，试图问我来这里的目的，但他听不懂英语，只好把我领进办公室。他拨了个号码，把听筒给我，电话那头的男人礼貌地用英语让我稍等片刻，说他过会儿就出来接我。

办公室的墙上挂着难民营的平面图，图上的数据显示，这个难民营占地面积646777平方米，有2480个帐篷、一个大型公共厕所和一个公共活动空间，这里的难民主要是来自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和东北部哈塞克省的库尔德人。透过办公桌上的七个监控屏幕，可以看到难民营各个区域的实时画面。

半小时后，一位工作人员把我带到一栋临时建筑。建筑被栅栏围着，顶部加了三层带刺的铁丝。里面各种办公室和会议室分布在走廊两侧。工作人员把我领进一间办公室，让我稍等片刻。办公室面对面摆了两排浅绿色的格子沙发，一张褐色的办公桌后方贴着联合国难民署、巴尔扎尼慈善基金会（The Barzani Charity Foundation，简称BCF）、埃尔比勒联合危机协调中心（Erbil Joint Crisis Coordination，简称EJCC）的标志。

五分钟后，一位蓄着胡子的经理走了进来。他看了看我挂在脖子上的相机，问我是不是记者。我向他解释了对中东的兴趣和游历计划，他点点头，向我介绍起他供职的巴尔扎尼慈善基金会。基金会是一个非政府、非营利组织，成立于2005年，总部位于埃尔比勒，旨在为饱受战争困扰的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救助。如今，基金会与联合国难民署合作，负责管理埃尔比勒省内的11个难民营。

达拉沙克兰难民营建于2013年9月，刚建立时，来此的难民络绎不绝，冲突频发，很长一段时间，基金会不敢带记者参观，生怕记者遭遇不测。如今，情况有所改善。经理答应找两位工作人员带我参观，但他叮嘱我一定要跟紧他们，别到处乱跑。离开前，经理叹了一口气说：“我们很希望社会各界可以多关注这里，多提供捐助，虽然难民们生活艰难，但你知道的，叙利亚的难民实在太多了，多到已经无法引起关注了。”

十分钟后，一位戴着头巾、不会说英语的女性工作人员和一位叫法卡尔的叙利亚姑娘走进来与我握手问好。法卡尔长发飘飘，一双眼睛温婉如玉。她来自叙利亚东北部，叙利亚内战期间，她同家人一起来到达拉沙克兰难民营，如今，她正在埃尔比勒上大学。最近正值暑假，她申请到难民营当一个月志愿者，学习这里的运营和管理方式。她告诉我，他们一家搬到这里时，难民营才刚刚建成不久。当时的设施极为简陋，用水用电难以保障，夏天酷热，冬日严寒。人们挤在帐篷里，每天都要排很长的队伍领取食物。一旦下雨，帐篷就到处漏水。这里只有一家医院，药品一度非常短缺。

五年间，在难民们的协助下，2172个帐篷已经被改造成正式建筑，其余308个还在改造中。人们以家庭为单位申请免费的平房，房子不大，一般只有一个客厅和一间卧室，但相比帐篷，生活质量算是有了质的飞跃。

说话间，我们已经走出了办公区。难民营的居住区被无边无际的枯草包围着，如同大海中的一座孤岛。大部分房屋用灰砖砌起后就没再粉刷外墙，有的人家在门口插了几根木棍，拉上白色的防雨布，组成一道“围墙”。每户人家的屋顶都摆了一个由联合国难民署分发的宝蓝色水箱。电线横跨天空，砂石路面干净整洁，每隔几米就有一个大号垃圾桶。

一栋白色的大型临时建筑被高高的栏杆围起，外墙上画了几幅五颜六色的儿童画。工作人员介绍完，法卡尔翻译，这是难民营的学校，提供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免费教育。我问起为何重要建筑都被围了起来，法卡尔解释，难民们来自叙利亚的不同地区，信仰、观念不尽相同，再加上饥饿、贫困等原因，很容易爆发冲突。早年间，难民们互相斗殴或联合起来袭击难民营办公室、学校和医院的事件屡见不鲜，管理方不得不采取防护措施。

对女性来说，难民营尤其危险。这里的孩子接受的教育极其有限，工作机会稀少，年轻男性整天无所事事，把过剩的精力发泄到打架斗殴和强暴妇女上。部分家庭为了保住女孩的贞操，只好把女孩一直锁在家里。在传统的叙利亚人看来，失去贞操的女人是整个家族的耻辱。

五年间，难民营渐渐走上正轨，安全问题得到了极大改善，但作为难民，想要在埃尔比勒找到一份好工作却着实不易。在本地人看来，难民抢占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威胁到了他们的安全。求职过程中，对难民的隐形歧视无处不在。

许多难民曾住在舒适的大房子里，有体面的工作，衣食无忧。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他们的生活突然被连根拔起，有的人家匆匆收拾行李，落荒而逃，有的人家房屋被整个炸毁，遍地瓦砾。为了重建生活，他们只好忍气吞声，接受同工不同酬的待遇。

“一下子沦落到这种境地，谁都不甘心的，但有什么办法呢？生活总要继续。”法卡尔平淡地说。如今，法卡尔的父亲在埃尔比勒找到了一份工作。虽然收入不足以支撑他们一家搬离难民营，但至少能保障基本的衣食。

正午的太阳挂在头顶，晒得人无处躲藏。我们在难民营的居住街区转了一圈，来到主干道上。这里是难民营的中心，道路两旁，蔬菜店、肉店、服装店、玩具店、五金店、修理店、小餐厅、理发店、鞋店一字排开。铁皮和木条被裁切成适当的形状，钉在一起，再搭一个铁皮屋顶，一家简陋的店铺就诞生了。蔬菜店最是热闹，妇女们穿着花花绿绿的长袍，戴着头巾，围在货架前挑选青椒、土豆、西红柿。

我在一家小卖店买了三瓶冰镇饮料，递给工作人员和法卡尔。法卡尔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币，执意要塞给我。一番激烈的你来我往后，她终于收回纸币，接过饮料，笑着说了声谢谢。

从难民营出来，我又打了一辆车，前往雅兹迪人的圣地——拉利什。

雅兹迪人主要聚居在伊拉克北部山区，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2014年，“伊斯兰国”入侵雅兹迪村庄，对雅兹迪人实行了大规模的屠杀与迫害，成年男性和年长女性被集体枪决，年幼男孩被洗脑成好战分子，年轻女性和女孩沦为性奴，在市场上买卖。2016年，联合国将“伊斯兰国”对雅兹迪人的屠杀定性为“种族灭绝”。21岁就沦为“伊斯兰国”性奴的雅兹迪女性纳迪娅·穆拉德因公开控诉“伊斯兰国”的罪行，于2018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雅兹迪人也因此得到了广泛的国际关注。

雅兹迪人信奉雅兹迪教，他们相信，神创造了世界和七名天使，其中，掌管人间的是最重要的“孔雀天使”——塔乌西·美雷克（Tawusi Melek）。在诸如“伊斯兰国”这类极端穆斯林看来，雅兹迪人崇拜的天使曾拒绝向亚当跪拜，与《古兰经》中的撒旦相似，因此，雅兹迪人被他们视为“魔鬼崇拜者”“不信神者”。

如同美国曾引用《圣经》中的某些段落来证明奴隶贸易的正当性一样，“伊斯兰国”也引用伊斯兰教法来证明屠杀和强暴“不信神者”雅兹迪人的正当性。

表面上看，当下的冲突起源于古老的恩怨，但实际上，纳迪娅的村子所在的辛贾尔镇位于连接伊拉克摩苏尔和叙利亚拉卡的47号公路上，这两个城市分别是“伊斯兰国”大部分高级官员的驻扎地和“伊斯兰国”的“首都”。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再加上长期参战的士兵有发泄性欲的生理需求和直接感受胜利的精神需求，于是，古老的敌对和偏见被利用来树立仇恨。

快到拉利什时，公路上不见其他任何车辆。连绵的群山覆满枯草，牧羊人赶着羊群，在光秃秃的山头寻觅残根剩叶。汽车突然向左一拐，枯黄的山丘消失不见，两旁的斜坡满是枝繁叶茂的大树，雅兹迪人的住所隐匿在树丛之中。拉利什埋葬着雅兹迪教的核心人物、被认为是“孔雀天使”化身的谢赫·阿迪，拉利什也因此被奉为雅兹迪教的圣地。根据教义，雅兹迪人一生中必须花六天时间来此朝觐一次。

由于是洁净的圣地，在此生活与前来朝觐的雅兹迪人都光着脚。正午的地面烫得如同烙铁，商量一番后，村口的几位雅兹迪男士允许我穿着袜子进村。沿着石板路拾级而上，路的两旁是用形状各异的蜜色石头垒起的矮墙。大部分房屋都由石块垒砌，再用水泥封顶。锥形塔状的圣墓错落在山间，像是一把把半开的米色大伞。

如今的雅兹迪人倍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关注，然而，他们与世隔绝、固守传统的生活方式曾引发过不少争议。雅兹迪人不能与外族通婚，不能改变宗教信仰。普通雅兹迪人不准接受世俗教育，在雅兹迪领袖看来，世俗教育容易导致异族通婚，进而改变雅兹迪人的信仰，失去雅兹迪人的身份认同。教育的缺失，是导致雅兹迪人长期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

午后的拉利什异常安静，只有树影婆娑，发出“沙沙”的低吟。两位身穿白衬衫的男士迎面走来，看到我的相机，主动要求与宗教长者合影。虽然天气炎热，但长者在白色的长袍外又披了件米色的长款外套，头上裹着白色的头巾。他那簇卷曲的灰色胡须没过了脖子，一双眼睛警惕而疏远。他一再拒绝合影，但还是拗不过两位男士，只好面无表情地端着手，站在他俩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