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7日，我计划从埃尔比勒离境伊拉克。飞机凌晨4点才起飞。晚上，沙发主霍森提议去酒吧吃点简餐，凌晨1点半再送我去机场。我们选了一家安静的餐吧，就着啤酒和沙拉聊天。

去往机场的路上，霍森问我在伊拉克旅行是什么感受，我不假思索地告诉他，时间仿佛被拉长了，过多的人和事蜂拥而入，每分每秒都塞满了新鲜记忆，虽是短短一个月的旅程，却像是度过了漫长的一年。

坐上摆渡车，经过三道严格的安检，我终于走进了机场。埃尔比勒机场很小，换好机票后步行一分钟就到了海关窗口，海关窗口的不远处，候机厅的一排排座位近在咫尺。

海关工作人员低着头，翻来覆去查看我的签证，嘴唇紧紧地抿着。他敲了敲隔壁窗口的玻璃，指指护照，指指我，与女前辈耳语了几句。女前辈接过护照，埋下头仔细查看，她的两颊微微凹陷，两道法令纹深深地刻在嘴唇两侧。不一会儿，她把我叫到跟前，板着脸告诉我，她不能放我离境。我定了定神，想起朋友曾就这个问题给我打过预防针。

伊拉克分为中央政府和库区政府。在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土耳其的库尔德人聚居区中，伊拉克的库区发展得最好、最自治，自治到可以向外国人颁发签证。然而，持有库区签证不能进入库区之外的其他地区，持有中央政府签证可以进入库区。为了更全面地游览伊拉克，我选择办理了昂贵的中央政府签证。可是，持中央政府签证从库区离境存在一定风险。多年来，从未建立起主权国家的库尔德人一直试图谋求独立。一旦与中央政府关系紧张，库区海关便有可能拒绝为外国人盖离境章，借此彰显主权。在他们看来，一旦在中央政府颁发的签证上盖章，就意味着他们承认自己是伊拉克的一部分。这种情况时有时无，并不常见。经过权衡，我决定碰碰运气，毕竟从库区离境对我来说最省时省力。

女前辈的头微微昂起，不苟言笑。她指着签证上的一行字——“请在入境十天后去移民局办理离境签”——告诉我，我必须去库区的移民局办公室办理离境签。

巴格达移民局的官员曾告诉我，中央政府的单次入境签证无须办理离境签。更何况，这天是周六，移民局周一才上班，倘若移民局拖拖拉拉，把我那快要到期的签证拖到过期，我又会面临新的麻烦。我礼貌地说明情况，建议女前辈致电中央政府移民局确认政策。她用左手托着下巴，想了一会儿后说，她需要向领导确认。说罢，她拿着我的护照离开海关窗口，走进一旁的办公室。

仅有的其他几位乘客很快被放行了，工作人员像是提前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凑在一起交头接耳，时不时瞥我一眼。

十分钟后，一位牛高马大的工作人员从办公室走出来，死揪着那句“离境签”，说无法放我离境。我用同样的说辞向他解释，他愣了一下，拿着护照返回办公室。附近的三名巡逻警察听到风声，也过来凑热闹，他们用手比画着“OK”，让我少安毋躁。一名警察听完我的解释，热心地跑进跑出，替我说明情况。

过了一会儿，几位工作人员摇着头走出办公室，说我只能周一去移民局办理离境签。我又解释了一遍情况，但他们面色冷漠，看上去心意已决。女前辈把护照交还给我，见我还想解释，她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警告我：“你赶紧去值机柜台把行李拿回来，不然你的行李可能会被送到开罗或米兰。”

她这么一威胁，我有点手足无措。我买的是经开罗中转、飞往米兰的机票，究竟是无法离境更糟糕，还是行李去了开罗更糟糕，我一时难以判断。一想到要与埃及人远程周旋，我就仿佛被灌了两斤白酒，头晕目眩。

见我踌躇不绝，女前辈进一步说：“你现在去埃及航空柜台，或许还能办理退票，等飞机飞走，你就什么都做不了了。”说完，她扬长而去，重重地摔上了办公室的门。

我还没来得及思考应对策略，工作人员就把我托运的登山包送了回来。凌晨4点，飞机无情地起飞了。海关窗口附近，几位工作人员伸着懒腰，百无聊赖地发着呆。我捡起地上的登山包，搬到座位上，大脑一片空白。

一位从未出现过的工作人员突然走了过来，悄悄告诉我，早上9点经理会来上班，我可以向经理说明情况，改签埃及航空的其他航班。说完，他向我眨了眨眼睛，祝我好运。埃及航空并非每天都有飞往米兰的航班，明天恰巧没有，但无论如何，能够与经理面谈，总是聊胜于无。

我坐在海关边的椅子上闭目养神，平复心情。阳光渐渐升起，透过落地窗照进大厅。这天的朝阳，我本该在开罗欣赏。

早上6点，另一位工作人员走过来告诉我，今天是星期天，经理休息。说罢，他沉着脸，勒令我离开。

我岿然不动，没有要起身离开的意思。他见状，火冒三丈，不一会儿，他从机场外领来了两名警察。我问警察为何不允许我坐在机场的公共区域，他们彼此望了一眼，耸了耸肩，露出为难的表情。他们找来一位翻译，托他转告我：“我们开车带你去埃及航空办事处改签机票，再送你回来等经理上班，就五分钟。”

我一夜没睡，脑袋像是一团松散的棉絮，轻飘飘的，眼皮不停地往下沉，视线里出现了叠影。见两名警察点头哈腰，面色和善，我卸下了警惕。

他们带我走出机场，让我坐上警车。工作人员一个劲儿地在警车边与他俩握手致谢，脸上洋溢着笑容，仿佛摘除了心腹大患。我盯着他们看了一会儿，突然间，我像是被浇了一盆冰水，一下子清醒了。埃及航空明明在机场就有办事处，为什么我却坐进了警车？我抓起包，想冲下车与他们理论，但警车的门被牢牢地锁上了。两名警察与工作人员挥了挥手，一言不发地上了车。直到这时，我都对人性抱有最后一丝希望，心想：别的航站楼或市区办事处也许能帮我处理退改签事宜。

警察把车停到机场外3公里的检查站，他们打开车门，勒令我下车，随后，他们从车里取出登山包，扔到了地上。谁能想得到，工作人员竟然联合警察，连哄带骗把我撵出了机场。

我怒气冲天，体内仿佛引发了一场核爆。噼里啪啦的控诉从我的喉咙里喷射而出，响彻整个检查站，把两名警察吓得愣在了原地。其他工作人员闻声赶来，询问情况。警察指着机场的方向摆手摇头，一脸心虚。他们找来一位翻译，向我解释，这不是他们的本意，是机场工作人员让他们这么干的。说罢，他们双手合十，弓着背，念叨着“对不起”。

我不关心这是谁的主意，只关心我能否再次进入机场。翻译坦诚地告诉我，哪怕我现在买一张飞往巴格达的机票，警察也不会允许我踏进机场半步。我质问原因，翻译闪烁其词，再次提起离境签。我如同一台复读机，向他解释签证政策，最后，我补充了一句：“那些库尔德人只是为了刁难我，借此来彰显主权罢了，别以为我不知道！”

翻译向我眨了几下左眼，嘴角微微上扬。两名警察到检查站岗亭向士兵说明情况时，翻译压着嗓子，偷偷对我说：“你说得对，就是这样。”

时间已是早上7点，奋战了一夜的我筋疲力尽，但还是不得不强撑起精神。既然无法从埃尔比勒离境，我只能前往苏莱曼尼亚，争取先飞回巴格达，再从巴格达离境。我捡起登山包，当机立断从检查站打车去汽车站。

虽然都是库区城市，但埃尔比勒和苏莱曼尼亚分别由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和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控制。1994年，两党曾因权力分配、地盘争夺等原因爆发过内战。对于同一问题，两党的政治理念和应对态度不尽相同。总之，苏莱曼尼亚是我离境的最后希望。我积着一肚子火，坐上了开往苏莱曼尼亚的共乘出租车。

根据事后的分析，当时的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有传言称，在不久的将来，伊拉克中央政府计划收回库区对外国人发放签证的权力，部分库尔德人正愁无处发泄这股怒气。于是这群机场工作人员趁经理不在岗，利用手中的权力故意刁难我，一旦经理到岗、了解了情况，他们很可能吃不了兜着走，毕竟这种滞留没有合法依据。为了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他们必须在经理上班前把我赶走。

虽然这种行为听上去像是幼儿园小朋友过家家，但在埃尔比勒却有过先例。后来，在这里留学、工作的中国人告诉我，即使是经常往返埃尔比勒的他们，也是时而顺利过关，时而被百般刁难，能否顺利离境完全仰赖时局和当班人员的心情。

伊拉克航空官网显示，苏莱曼尼亚飞往巴格达的当日机票已经全部售罄。朋友告诉我，伊拉克的飞机会预留几个空位给遣返人员，如果空位仍有剩余，我就能在最后时刻直接付费买票上飞机。

我找到机场的工作人员说明情况，他习以为常地告诉我，下午1点半有一班飞往巴格达的飞机，他会在起飞前半小时告知我有没有空位。

苏莱曼尼亚机场很小，只有几个柜台和几家小商店，只需短短十分钟，就能逛个遍。虽然一夜没睡，虽然距离起飞时间还有几个小时，但我过于焦虑，没有丝毫困意。各种问题在我的脑海中盘旋：我能顺利坐上这班飞机吗？如果座位已满，下一步我该怎么办？这里的工作人员会为难我吗？巴格达海关允许我离境吗？

我就这么呆坐在大厅，眼巴巴熬到了下午。

距离起飞时间只剩二十分钟时，工作人员依旧让我原地等待。我坐立不安，心里的最后一丝希望之火逐渐熄灭。

五分钟后，工作人员突然从背后拍了拍我的肩膀，指着柜台让我赶紧去付钱。我刷完卡，拿着机票向登机口一路狂奔。转过一个弯，一个护照检查台突然出现在通道尽头，如同一记重拳迎向我的脑门。我一个急刹车，踉踉跄跄收住步伐，担心又要止步于此。小心翼翼递上护照时，我心里盘算着应对策略。工作人员拿起护照，随意翻了翻，就挥挥手让我离开了。候机大楼外，摆渡车已经站满了人，我一跳上车，车门立马关闭，缓缓驶向飞机。

一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埃及航空的机票彻底作废，我只好花将近5000元另买一张机票。

当巴格达机场的海关人员一言不发在我的护照上盖了离境章后，尘埃落定，我终于大舒了一口气。坐在候机大厅里，倦意突然袭来，眼皮沉如千斤，四肢疲软无力。硬撑着坐上飞机后，我已经困得睁不开眼睛，还没等到飞机起飞，我就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