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沙发客网站上的一位叙利亚女性，我结识了来自挪威的旅行者伯恩。有着金色头发和胡须的伯恩看上去落魄极了。冬日的大马士革，最低温度接近零度，但伯恩身上永远只有短袖T恤和单薄的运动外套，脚上是一双漏风的凉鞋，他甚至把唯一可以御寒的围巾也扔了，因为“占地方”。伯恩与家人住在挪威的一座岛屿上，他家不仅坐拥一栋大别墅，还有一艘游艇。过惯了衣食无忧的日子，伯恩决定换一种生活方式。两年前，他秉承“非必要不花钱”的原则，开启了流浪全球的旅程，他曾在南美洲的小村庄扎营数月，如今正在游历中东。虽然旅途漫长，但他的全部行李只有一个小破背包。

在老城闲逛时，伯恩告诉我，他的沙发主是舞蹈团的领舞，过两天，舞蹈团有一场演出，如果我感兴趣，他可以替我要一张票。

演出的那天傍晚，我和伯恩一起打车前往大马士革大剧院。叙利亚的出租车不打表，本地人对市区的打车价心知肚明，基本不与司机沟通价格。我和伯恩默不作声地上车，到达剧院后，我们驾轻就熟地把一张500叙镑的纸币塞给司机。在市区打车，一般最多就这个价钱。

我们绕过城市地标——高耸的大马士革剑，步行至大剧院的入口。保安检查完演出票和护照，就放我们进去了。大剧院是一幢五层楼的建筑。错落有致的蜜色矩形组合在一起，共同支撑起一个简约的立方体，立方体上没有窗户，仿佛从天而降的巨大魔方。大剧院于2004年7月对公众开放，有一个歌剧厅、一个戏剧厅和一个多功能厅。大厅的右手边是一排售票窗口，另一边站满了等待入场的叙利亚人，他们穿得非常正式，男士西装革履，女士裙装皮鞋，相比之下，我和伯恩像是两个闯入贵族晚宴的落魄流浪汉。

我们跟随人流过安检，进入演出大厅。大厅的座位呈扇形向上散开，除了一层的内场，还有二层看台。柔和的射灯照在保养得当的座椅上，音箱和灯光布置在合适的位置。进场的观众络绎不绝，场内座无虚席。时间一到，广播里传来一句阿拉伯语，全体观众起立，奏国歌。观众们坐下后，演出正式开始。

我和伯恩听不懂阿拉伯语，但连蒙带猜也能猜出个大概。这是一台叙事性的主旋律舞蹈剧，讲的是叙利亚人民面对外敌时，经历了一系列挫折和伤亡，最终走向胜利的故事。演出的舞蹈编排和灯光设计无可挑剔。红色的灯光打在身穿黑色巫袍的舞蹈演员们身上，仿佛挑战上帝的撒旦。幽蓝的灯光下，托钵僧原地旋转¹，白色的裙摆高高扬起，像是一把把撑开的降落伞。身穿军装的青年们迈着激昂的步伐，奔赴沙场。战死的同伴被抬进棺木时，观众集体起立，向英雄致敬。

演出结束，所有观众起立鼓掌，大声叫好。伯恩卖力地拍着手，热泪盈眶，他贴近我的耳边，小声说道：“你能想象吗？我们竟然在叙利亚平静地看完了一场演出，简直跟做梦一样。”

散场后，伯恩把我介绍给了领舞诺拉。诺拉有一头棕色的卷发，又高又瘦，体态端庄。她是舞蹈团里最资深的舞者，每周去黎巴嫩演出两至三天，其他时间则待在叙利亚。内战前，她时常前往世界各地演出，曾去过北京和上海。她看了我用相机抓拍的瞬间，两眼放光，说我是她见过的最会拍摄演出的人。她提议让我与舞蹈团同去霍姆斯，拍另一场演出，交通免费，住宿她尽量帮我解决。

霍姆斯是一个在罗马帝国之前就存在的古老城市，是仅次于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的叙利亚第三大城市。内战中，霍姆斯一度被反对派控制，交火激烈。我很想去霍姆斯看看，却苦于找不到沙发主。能够与舞蹈团同行，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安全保障，于是我一口答应了诺拉。

第二天中午，我与舞蹈团约在一处广场边会合。

团员们正忙着把行李、服装、道具塞进中巴，我一到，统筹演出的经理特意放下手里的活，用蹩脚的英语称赞我拍的照片，郑重地欢迎我的加入，其他团员也纷纷笑着与我打招呼。舞蹈团约有二十个人，有高中生，有成年人，有戴头巾的女孩，也有一头卷发、穿着紧身衣和牛仔裤的女人。诺拉告诉我，舞蹈团的大部分成员都是志愿者，大家热爱跳舞、享受演出，不太计较金钱。演出时，他们能获得些许报酬，平时排练则没有收入。

聊天间，汽车终于驶离了拥堵的大马士革城区。窗外是大片荒芜的沙漠和寸草不生的山丘，车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司机播放起欢快的阿拉伯音乐，团员们蠢蠢欲动，跟着音乐拍手、摇摆、吹口哨，诺拉和后排的两位长发女孩兴奋地站了起来，随着音乐节拍扭动身体。音乐节奏越来越快，团员们也越来越来劲，他们一边跟唱，一边摇头晃脑，仿佛正奔赴一场郊游，而非工作。

两个多小时后，我们抵达了霍姆斯的酒店。酒店员工以优惠价格为舞蹈团多开了一个房间，但见我和伯恩是外国人，他立马改口说，多开的房间只能按照原价收费。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酒店经理过来补充道，我和伯恩必须各开一个房间，除非我们有结婚证。诺拉好说歹说，酒店经理就是不松口，他这么不留情面，确实有充足的底气。内战期间，霍姆斯遭到严重破坏，如今，这个城市只有两家酒店，一家是我们所在的招待所水准的酒店，另一家是极其昂贵的五星级酒店。我和伯恩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支付超过舞蹈团两倍的价格，各自开了一个房间。

第二天，我早早起床，趁着去剧场前的间隙到城里转转。天空一碧如洗，蓝得透彻，五层楼高的椰枣树树干笔直，顶天立地，白色、灰色的建筑外墙落了浅浅的污渍，临街店铺大多拉着卷帘门，尚未营业。

才过了三条街，完好的商铺和住房不见踪影，眼前是我从未亲眼见过的景象。

本该坚固的楼房被炸得东倒西歪、面目全非，像是被随意捏成团、弃置一旁的废纸，门窗不翼而飞，只剩下黑乎乎的洞，支撑起建筑的钢筋如同铁丝，被弯曲成各种形状，皱巴巴的卷帘门散落一地，废弃的路灯上满是弹孔。一座清真寺的宣礼塔被炸得遍体窟窿，清真寺边，一辆公交车骨架被铁锈爬满。有些房子的上层已被炸毁，窗户被掏空，水泥墙上弹孔累累，房屋的主人把一楼的商铺修葺一新，照常营业。在被炸得一团乱麻的废弃房屋边，水果摊老板把几块平整的废砖摞起来，摆上一台秤，坐在路边，仅有的几位过路人停下脚步，询问价格，挑选橘子。一位老人正在废墟里捡拾废铁、软管和杂物，装进驴车的后斗。

再往前走，城市仿佛被连皮带肉生吞活剥了。从道路中央望去，空壳般的楼房无边无际，水泥屋顶倾泻而下，定格在向下坍塌的瞬间，建筑外墙大片大片地剥落，露出坑坑洼洼的灰砖，楼梯被整个炸飞，侧躺在一边，出租车被炸得缩成了一团。街道上空无一人，废砖和碎石在路边堆成小山。毫无疑问，这里是霍姆斯战役的主要战场。

自2011年起，叙利亚受到席卷中东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影响，爆发了长达数年的内战。作为叙利亚第三大城市，霍姆斯是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叙利亚工业贸易中心阿勒颇和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之间公路和铁路的交会点，也是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的枢纽，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内战爆发后，霍姆斯迅速成为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争夺的焦点。眼前的一切，正是拜惨烈的战争所赐。

我还没来得及四处看看，一辆警车就停在了身边，三名警察一起下车，其中一位用英语问我是不是记者。我配合警察，交上护照。年轻警察反复用英语告诉我，他们只是为了确保我的安全。讨论一番后，他们决定开车把我送回酒店。

我坐进警车，心里没什么波澜。

回程路上，警车经过了一小片空地，挖掘机正在清理建筑垃圾，推土机正在把清理完毕的空地推平。炮火在顷刻间毁灭一切，但事后的清理和重建看上去遥遥无期。

回到酒店，三名警察要求查看我的相机。显示屏上先是出现了旅馆附近的街道、商铺、楼房、清真寺，随后是橘子摊，至于废墟，只有寥寥数张，没有任何可疑之处。他们又把舞蹈团的经理和诺拉找来，了解我的情况。诺拉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们，我是她邀请来随团拍摄的摄影师。

半小时后，警察礼貌地对我说：“我们已经核查完毕，没有任何问题，这一切只是为了确保你的安全，请你谅解。欢迎你来到叙利亚。”

吃完舞蹈团叫的比萨外卖，我们集体步行前往附近的剧场。相比现代化的大马士革大剧院，这个剧场破旧多了，灰色的外观平平无奇。木纹色的剧场内安置了宝蓝色的座椅，舞台两旁分别挂着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和他的父亲哈菲兹·阿萨德的照片。

放下道具，嘻嘻哈哈的团员们突然收起笑容，排着队在舞台上跑圈热身，十分钟后，他们站成三排，活动关节，拉伸韧带。正当我以为他们热身完毕，要开始排练时，他们却解散了。凯南是大马士革大学口腔医学院的学生，也是舞蹈团的核心成员之一，他脸形修长，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说起话来总是彬彬有礼。他告诉我，这个节目他们已经公演过数次，无须排练。

消失了一阵的诺拉找到我，问我能否帮忙测试话筒，我问要如何测试，她提议让我唱一首中文歌曲。说罢，团员们齐刷刷看向我。我拿起话筒走上舞台，清唱了起来。一曲毕，大家纷纷鼓掌，诺拉感叹道：“中文歌听上去好优美、好浪漫啊！”

团员们四散在观众席和后台，各自聊天。凯南走上前来，问我可否为他拍摄几张做舞蹈动作的照片，我欣然答应。他在舞台上高高跳起，手脚向两边绷得笔直，做出“大鹏展翅”的动作。我按了一下快门，向他比了个“OK”的手势。见我没有如机枪扫射般连拍，他神情沮丧，欲言又止。他走到我的身边，无精打采地凑过来看相机显示屏。突然，他苦着的嘴角向上扬起，两眼闪闪发光。他一溜烟跑下台，兴奋地告诉其他几位团员，他从未见过抓拍得如此精准、清晰的照片，团员们个个瞪大了眼睛，前呼后拥地跑上舞台，要求我也给他们拍摄跳跃照片。一名叫穆罕默德的叙利亚国家体操队队员负责演出中的高难度动作，他站到舞台中央，原地做起前空翻、后空翻、单手倒立等高难度动作。见我抓拍到位，他和凯南拿出了“撒手锏”。凯南用双手和头倒立起来，两条腿叉开约150度，穆罕默德一阵助跑，面部向上、鱼跃翻过凯南用身体做出的“跳高杆”。其他团员不甘示弱，争相凑到镜头前高高跳起，展示柔韧的身体。

正拍得兴起，经理把我叫到一边，说他已经和剧场打过招呼，晚上演出时，我可以随意在场内走动拍照。经理的打断让我终于得以喘息，诺拉见我一脸疲惫，叮嘱团员们适可而止。几个还在读高中的女孩坐到我的身边，给我看以前的演出照片，这些用不怎么好的手机拍摄的照片几乎全是糊的。她们挨个害羞地对我说：“演出时，可以多拍拍我吗？”我连连点头。

晚上的演出座无虚席。为了尽可能满足大家被拍的需求，我满场飞奔，一刻也不得闲。这些照片最终作为演出精选，在大马士革大剧院的荧幕上滚动播放。

演出结束后，凯南叫我和几个团友一起到房间小聚。

我洗完澡过去时，他们不知从哪里搬来了一个茶几，茶几上摆着瓜子、零食、几个茶杯，以及他们自带的气罐、炉头和烧水壶。几个透明的小茶杯高约7厘米，配有不锈钢吸管，凯南告诉我，这是用来喝马黛茶的。马黛茶产自南美洲，富含咖啡因，在叙利亚特别流行。说着，他往小杯子里倒了约三分之一的绿色碎末茶叶，淋上一层厚厚的白糖，随后，他拿起炉头上的水壶，把热水倒进杯子。他说，传统的喝法是所有人轮流喝一杯，但我们人数较多，就多准备了几个杯子。

我用吸管喝了一口马黛茶。糖的存在感极强，几乎盖过了茶叶的味道，简直是一杯饱满的糖水。冲泡几杯后，糖的甜味渐渐被稀释，茶叶的苦涩也被冲淡，只剩淡淡的清香萦绕在唇间。

喝茶间，另一位团员准备好了水烟。这是叙利亚人聚会的日常——一边喝马黛茶、嗑瓜子，一边轮流抽水烟。

演出结束，所有人如释重负。白天里总是忙着协调各种事宜的经理一反平日的惜字如金，侃侃而谈起来。他告诉我，内战最严重的时候，叙利亚境内禁止使用GPS定位，因为恐怖分子会用它来搞恐怖袭击。

“你看过新闻，应该知道‘达伊沙’（Daesh）吧？”他问道。

我点点头，“达伊沙”是“伊斯兰国”的阿拉伯语缩写。

“达伊沙做了很多残暴的事，我有一个服兵役的亲戚就是被他们杀死的。”经理的视线突然从我身上移开，皱着眉头，眯起眼睛，仿佛想起了什么。沉默了一会儿后，他说道：“我恨他们。”

叙利亚和伊拉克都是“一战”后被西方列强创造出的新兴国家，难以建立部落之上的国家认同，阿萨德、萨达姆这类铁腕人物应运而生，靠着强权维持“稳定”，然而，这样的“稳定”势必以血腥镇压反对派为代价。当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教派和部落斗争便会再次撕裂社会。如今，人们高呼“和平万岁”，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相比无尽的冲突，强权至少能维持表面上的稳定。

经理告诉我，他之所以张罗这出“爱国主义”舞蹈剧，目的在于为反恐尽一点绵薄之力，也算是告慰他那去世亲戚的在天之灵。

几天后，我回到大马士革，又去郊外的剧场看了一场舞蹈团的演出。临别时，凯南和诺拉握着我的手，郑重地说：“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见面，或许在中国，或许在别的国家。”

凯南送我去坐小巴，他向司机告知我的目的地后，就与我挥了挥手。离别总是发生得如此之快，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小巴已经开远了。

2019年年中，距离我离开叙利亚不到半年，凯南发来消息，他们要来北京演出了。我将信将疑，直到他把印着中文“亚洲文明巡游”的小册子拍照发来，我才相信，他们真的被邀请到北京参加活动了。内战爆发后，叙镑大幅贬值，叙利亚人几乎申请不到任何签证，出国算得上天方夜谭。正因如此，公派出国演出的机会尤为难得。

为了报答舞蹈团，我专程前往北京与他们见面。他们被安排在五环外的宾馆住宿，有演出时，大巴会把他们送到奥林匹克公园。

到北京后，我问凯南人在哪里，他说不清具体位置，只好把电话交给一位路人。路人告诉我，这些叙利亚人正在中央民族大学附近的舞蹈用品店里。

在民族大学西路的路口，团员们提着超大号的黑色塑料袋，满脸笑容地向我问好，塑料袋里装着他们的战利品——舞鞋、舞扇、道具伞。凯南向我感叹，北京真大，马路真宽，街道真干净。

寒暄了没多久，他们就把我领进了一家舞蹈用品商店。店里的阿姨看到我，如释重负：“你是翻译吗？太好了！刚刚可把我累死了！他们这么多人，每个人都要和我说话，说啥我也听不懂，闹哄哄的。他们是哪儿的人？”

我答曰叙利亚，阿姨面色沉静，看来早已见多识广。她嘱咐我：“我们都是学校边的店儿，不会乱开价的，他们买那么多，我都给最低价了，你跟他们说说，别再还价了。”

很快，我就被无穷无尽的对话包围了——“这个鞋子有什么尺码？”“有没有女款？”“这个要15双，有货吗？”“有没有这种款式？”“这种道具伞有没有其他颜色？”“这个扇子可以再便宜点吗？”

阿姨满场飞奔着翻找库存，累得够呛，她一边擦汗，一边感叹：“这些叙利亚人啊，都要把店买空了呢！”抱怨归抱怨，阿姨的脸上始终洋溢着喜悦。见货架空空，她叹了一口气，恨自己没有多备点货。不一会儿，她灵机一动，让我转告团员，他们明天还会进货，团员们可以后天再来。

附近的其他几家舞蹈用品店也像是刚被“打劫”过一样。我带着团员们推门而入，老板们立马露出惊恐的表情，一个劲地摆手道：“他们要的东西卖完了！卖完了！别问了！”

直到买无可买，团员们才作罢，准备打道回府。他们站在路边，专注地在来往车辆里寻找出租车。我向凯南确认是否真的打算打车，要知道，在偌大的北京城打车可不是开玩笑的。

上车后，凯南解释道，他们不会说中文，路上的大部分中国人不说英语，主办方也没教他们如何进城，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打车往返。车费单程约200元，相当于叙利亚普通人三分之一的月工资。凯南说，中国政府给他们每人发了200美元的补助，但团长克扣了一半，他们每个人实际上只拿到了100美元。补助本就不高，还都用来打车，实在是划不来。为了替他们省钱，一天，我提议带大家坐地铁进城。

二十多个人跟着我走进天通苑北地铁站。叙利亚没有地铁，他们对流程一无所知，光是买票就花了好一会儿。非上班高峰时间，大家都抢到了座位，兴奋地到处张望。但换乘后，拥挤的车厢很快就把兴致消磨殆尽，他们不停地问我还有多少站，一脸疲惫。返程时，他们还是选择了打车。

只有凯南对这新奇的体验赞叹不已，在极其有限的休息时间里，他跟着我坐快速公交、双层公交，学着独自买地铁票，辨认车站。临别那天，我要回上海，无法送他回五环外的酒店。在他的强烈要求下，我给他写下了倒三趟车回去的详细步骤。他战战兢兢地拿着纸条，在我的鼓励下独自走上了公交车。

两个小时后，他连上了酒店的网络，发来消息：“我回来了！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在国外坐公共交通！太刺激了！”他详细向我描述了沿途的中国人如何通过我留下的纸条给他指路，中国司机如何提前通知他下车。

“原来只要勇敢尝试，就能遇到那么多愿意帮助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