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士革“长途汽车站”只是路边一处临时搭建的岗亭。几根黑色的铁杆支撑起潦草的框架，用铁皮封顶，挂上透明的软门帘，在门帘上挖几个洞，就成了“售票窗口”。大巴排着队停在路边，检票大叔把几张表格放在一张破旧的木质高脚凳上，登记乘客的身份信息。时间一到，标有“中国宇通”的大巴准时发车。大巴打扫得非常干净，一排三个座位，皮质座椅轻微地破了相，露出黄色的泡沫内衬，地上铺了绿色的地毯，地毯上打了两个补丁，白色的行李架染了一层擦不干净的灰色污渍。

出发时，车上一大半座位都空着。大巴一路向北，驶向地中海沿岸。铅灰色的乌云渐渐被拨开，天空像是刚被雨水洗刷过，又高又远，雪白的云朵从地平线冉冉升起，优哉游哉地跟随大巴一路飘移，墨绿的树丛迎着微风轻轻摆动，蜜色的平房沐浴在阳光和树荫之下，时隐时现。

将近四个小时后，大巴停在了拉塔基亚检查站边，两名士兵走上车，逐一检查证件。见我是外国人，他们要求我带着护照下车。

早在腓尼基人时代，拉塔基亚就是商船的集散地，如今，这里是叙利亚最大的海港城市，港口有俄罗斯军事基地。为了避免招致怀疑，我不打算在这里使用长焦镜头拍摄海岸，但没想到戒备从进城前就开始了。

检查站搭了个简易的军绿色帐篷，摆了一张褐色的办公桌，桌上有一部电话和几沓登记表。两名士兵面色凝重，拿着我的护照反复拨打电话，时不时抬头瞥我一眼。打了五六个电话后，他们把我叫到跟前，问我去过哪些地方，在每个城市待了几天，来拉塔基亚的目的是什么，住在哪里，并把我的回答一一记录下来，最后，他们抄下了我的沙发主蕾姆的电话号码。

大巴驶进空空荡荡的拉塔基亚汽车站，蕾姆走到车边，从下车的乘客里找到了我。她有一头浓密的深褐色卷发，脸圆圆的，戴着圆形的眼镜，笑起来爽朗可爱。握手问好后，我一个劲儿地就电话号码的事向蕾姆道歉，她愿意接待我本就是莫大的善意，我不想给她添任何麻烦。蕾姆笑了笑说，士兵只是例行公事，不必放在心上。此后的三天，蕾姆每天都会接到政府打来的电话，要求我们汇报行程。

蕾姆一家原本住在大马士革郊外的哈拉斯塔，内战爆发后，他们举家搬到了拉塔基亚，在这里租房居住。不久，哈拉斯塔成了反政府武装的重要据点，2018年年初，哈拉斯塔、杜马镇等所在的东古塔地区爆发了政府与反政府武装的交战，如今，那里已沦为一片废墟。政府承诺会给居民赔偿并重新安置他们，但兑现之日遥遥无期。

蕾姆向我感叹了一会儿战争的冗长和多变，就没有想要继续聊下去的意思了。我遇到的大部分叙利亚人都是这样，他们不怎么愿意谈论战争，即便提起，也是轻描淡写。相比沉重的话题，他们更愿意聊开心的事。

晚上，蕾姆邀请我一起参加同事的订婚晚宴。据说，大部分叙利亚家庭禁止孩子自由恋爱，倘若男女双方互有好感，应先征得父母同意，举办订婚仪式，仪式后，两人开始交往，正式结婚后，新婚夫妻才能搬进新家，开启同居生活。

出发前，蕾姆在房间里一边化妆，一边与我闲聊。她对妆容不太上心，才花了半小时，她就匆匆化完了妆，并用直板器把头发拉得笔直。她提醒我趁着有电赶紧把电脑、手机和充电宝充满，以免停电时无事可做。她告诉我，内战前，政府每天切断两小时的电，用来给约旦和黎巴嫩供电，内战爆发后，拉塔基亚的供电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四年前，一天的停电时间往往超过十二个小时。

说着，蕾姆突然想起了什么，神神道道地把门锁上，凑到我的跟前，小声问道：“我听说中国人手臂和腿上都没有毛，是真的吗？”

我摇摇头，撩起袖管和裤腿给她确认。她艳羡地称赞我的毛发竟如此细软，简直等同于没有。她说，阿拉伯女人的毛发又粗又硬，只好经常剃毛。倘若用剃刀刮毛，只能维持两到三天，倘若拔除毛发，能维持两个星期。现在有了激光去毛技术，虽然价格昂贵，但只需六个月就能把全身的毛发彻底清理干净。

准备就绪后，蕾姆的朋友开车过来接我们去婚宴厅。婚宴厅大门的两侧挂着两幅手持权杖的古埃及人物壁画，墙上挂着漫画般的古埃及象形文字。步入婚宴厅，古埃及元素消失不见，圆形的宴会厅中央装了巨大的紫色水晶灯，约20张长桌排列两侧，每桌大约可坐20个人。男宾客大多西装革履，头发用发蜡打理得一丝不苟，女宾客大多烫了精致的发型，穿着修身连体短裙和高跟鞋。宾客尚未到齐，餐桌上的食物已经到位，蔬菜沙拉、水果、鹰嘴豆泥、酒水五颜六色，每个人的餐盘上还摆了一份用透明塑料袋包装的馕饼。

蕾姆所在的这桌宾客是新郎的同事，他们是拉塔基亚一所大学的工作人员，男女参半。他们告诉我，新郎新娘非常欢迎我参加订婚晚宴。两位男同事问我有没有喝过亚力酒（arak），我摇摇头。他们把透明的酒倒进半杯水里，两种透明的液体相遇，交融成牛奶般的乳白色。在中东，亚力酒俗称“狮子奶”，是一种烈酒。我们一边就着沙拉喝“狮子奶”，一边聊得兴起。宴会大厅渐渐坐满，聊天声越来越大。

不一会儿，大家仿佛接到了某种信号，突然安静下来。12位身穿衬衫和西装的男士排成两排，如门童般站在大门两侧。打头阵的男士拉开深褐色的木质大门，身穿西装的新郎腼腆地含着胸，在众人的掌声中入场。大厅的灯光暗了下来，只有紫色水晶灯下的圆形空地被一束聚光照亮。欢快的音乐响起，两排男士列队跟在新郎身后，随着音乐节拍鼓掌，把新郎送到聚光灯下。新郎被围在中间，高举双手，跟随音乐节奏缓缓转圈。

一曲终，两排女士在宴会厅门口各就各位，以同样的方式迎接新娘。在众人的注视下，新郎新娘在宴会厅中央相聚，跟随音乐起舞。数百人目光下的双人舞难免令人紧张，他俩的四肢僵硬得如同机器人，眼神飘忽不定，不知该望向彼此还是巡视观众。

一曲终了，跃跃欲试的亲戚们纷纷加入，他们一看就是久经沙场的老手，舞步坚定而自信，仿佛自己才是订婚宴的主人。过了一会儿，坐在两旁的朋友和同事也加入进来，顿时，偌大的中央舞池站满了人，宾客们跟着DJ播放的快节奏乐曲高举双手，扭动肩膀和腰肢。男人和女人互相交换舞伴，小男孩和小女孩兴奋地在一旁不停地转圈。

见气氛如此热烈，现场乐队也走下舞台，加入人群。一位鼓手把两个小玻璃酒杯倒扣在地上，双脚站到酒杯上，如同悬浮在空中，人们围绕在他的身边拍手起哄，铿锵有力的鼓点响彻全场。

一位壮汉把新郎托举到肩上，新郎高举双手，在宴会厅绕场巡游，仿佛刚刚登基的帝王。坐在一旁的人们喝着酒、抽着水烟，饶有兴致地看着舞池中疯疯癫癫的男女。

整整三小时后，音乐才舒缓下来，人们陆续离开舞池，把现金红包递给新郎新娘，道别离开。

第二天是周末，我们睡到快中午才起床。起床后，蕾姆提议与几位同事一起去餐厅享用叙利亚特色早餐。

她们选的餐厅位于地中海边，从透明的玻璃窗望去，天空清透湛蓝，棉花糖般的云朵在低空飘浮，一把把蓝白相间的条纹大伞沿着海岸排开，伞下坐满顾客。蕾姆打开菜单，问我想吃什么，我随口嘱咐她替我点个最有特色的。她抬起头，眼睛闪闪发亮：“你确定？”我怔怔地点点头，不知道自己将面临何种考验。

不一会儿，服务员端来了切片的西红柿、黄瓜、白萝卜、橄榄、辣椒、柠檬，随后，他把一碗乳黄色的糊糊端到我的面前。这碗叫“法塔”（fatteh）的糊糊由鹰嘴豆、橄榄油、酸奶、大蒜汁混合制作而成，最上层铺着一些浅褐色的脆饼。

我舀了一勺放进嘴里，不出所料，“法塔”的口感非常厚重，仿佛淋满橄榄油的纯奶油。我赶紧往嘴里塞两片脆饼，中和油腻的口感。然而，零星的脆饼很快被消灭殆尽，余下的大半碗“法塔”如同一服苦药，令人望而却步。

蕾姆和她的同事们狼吞虎咽，很快就把“法塔”一扫而空，露出满足的笑容。还好桌上的蔬菜留有剩余，每吃一勺“法塔”，我就搭配几口生萝卜，囫囵吞枣一起下咽。几口之后，肠胃像是被塞进了铁块，沉如千斤，我只好细嚼慢咽，不停地用隐秘的深呼吸挽救自己。最终，在生萝卜的鼎力协助下，我有惊无险地吃完了一整碗“法塔”。

12月的拉塔基亚阳光明媚，温度在12——18℃之间，比大马士革暖和得多。外出时，我只需穿一件加绒的连帽套头衫。吃完早饭，我提议沿着地中海散步消食，蕾姆和同事们却如临大敌。虽然她们穿着厚厚的毛衣和呢绒大衣，脖子上缠着围巾，但一出餐厅，她们就被和煦的海风吹得直哆嗦。蕾姆说，20℃以下的气温对她们来说简直是噩梦。果不其然，没出两天，蕾姆和一位相熟的同事就相继感冒了。

蕾姆的哥哥提议晚上一起去看一场足球比赛。人员密集场所是恐怖袭击钟爱的对象，但哥哥拍着胸脯向我们保证没事。

傍晚，成群的男人蜂拥进入体育场，他们有的穿着球衣，挥舞着球队的旗帜，有的互相吹口哨，大声捍卫自己支持的球队。我们没有走观众通道，而是从一楼的小门直接进入球员更衣室。更衣室不大，摆着一排储物柜和几张长板凳。球员、教练、电视解说员正忙进忙出，为比赛做最后的准备。一见到我，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上的事，纷纷上前与我打招呼、合影留念。

我们穿过更衣室，进入球场，巴沙尔·阿萨德总统和他父亲的照片高高悬挂在对面看台的上方。我问蕾姆她的哥哥到底是何方神圣，竟能走球员通道，蕾姆哈哈大笑着告诉我，哥哥只是一位铁杆球迷，铁杆到跟球员都混熟了。

我们在看台中央的位置入座。我一坐下，左右两边的球迷热情地与我握手问好，相隔两个座位的中年男士起身与我的邻座交换位置，自我介绍说他是媒体记者，希望对我做一个简短的采访，聊一聊叙利亚的旅行体验。说着，他打开手机的录音功能，提了十来个问题。

采访快结束时，看台左侧的阿勒颇伊蒂哈德俱乐部球迷摇晃着红白相间的队旗，打着节拍，齐声高唱。对面看台上，拉塔基亚特斯云俱乐部的球迷不甘示弱，他们身穿红黄相间的队服，齐声拍手，跟着喇叭的节奏喊出响亮的口号，一台无人机飞到他们面前，拍下实时画面。穿着便服的观众则如同背景板，淹没在球迷的海洋之中。有的人没有座位，只好兴奋地站在过道上。在两队球迷高涨的情绪中，球员入场，比赛正式开始。

上半场的比赛像是一碗温暾水，除了偶尔几个激动人心的进攻之外，球迷连欢呼的机会都捞不到。

中场休息时，左边的看台突然传来一声巨响，吓得我不自觉地哆嗦了一下。蕾姆察觉到了我的不安，小声告诉我，那只是响炮。对面的主场球迷有备而来，他们多点开花，点燃了一种冒着红色烟雾的手持烟花，一瞬间，看台仿佛陷入了一片“火海”。随后，“爆炸声”此起彼伏，一束束烟花在空中绽放。高涨的情绪如潮水般迅速蔓延，球迷们手拉着手，吹着喇叭，高喊口号，做起一波又一波人浪。

下半场的比赛比上半场更为平淡，我和蕾姆哈欠连天，就连蕾姆那铁杆球迷哥哥也精神涣散，两眼无光。最终，比赛以0：0告终。谁能想得到，这场比赛的最高潮竟是中场休息。

比赛临近结束时，哥哥示意我们跟着他提前离场。球场外，三三两两的球迷慢悠悠地在路边晃荡，大声叫唤，像是喝高了。哥哥眉头紧皱，目不斜视，拉着我们快步离开。

一鼓作气冲到熙熙攘攘的主干道后，哥哥终于松了一口气，他告诉我，叙利亚的足球票非常便宜，几乎等同于免费，因此，现场观众的素质参差不齐。球赛结束后，球迷们情绪激动，容易在球场外寻衅滋事。我和蕾姆是现场为数不多的女性观众，他很担心我们的安全。

与蕾姆在一家咖啡店坐下后，我们大舒了一口气。我反复感谢蕾姆为我安排的丰富行程，她笑了笑，一双圆圆的大眼睛闪过一丝落寞。她告诉我，真实的生活并非每天参加订婚宴、看足球比赛。

“你看，一没别的安排，我就带你到咖啡店、水烟店来，因为这是我们生活中仅有的娱乐。”蕾姆一反平日的开朗，叹了口气。叙利亚的咖啡店提供的食物高度雷同，他们甚至不会“开发”一些“招牌”来吸引顾客。这样的生活过上几天倒是新鲜，但时间一久，只剩索然无味。

小城的生活仿佛是静止的，即使时间过去了几年、十几年，也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每一天都和前一天没什么区别。蕾姆只能在平淡如水的生活中打捞一点点变化和希望。

我问蕾姆有什么梦想，她说她喜欢骑自行车，只有骑车时，她才感到自己是自由的。她希望有朝一日可以骑着自行车，去别的城市旅行一趟。

内战把叙利亚变成了封闭之地，七年间，这里几乎没有外国人到访，大马士革之外的城市更是如此。

亚兹得来自地中海沿岸城市塔尔图斯。我在网络上确认了去他家的时间后，他直接拨通了电话，当时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我接起电话，那头的声音饱含激情：“你好！我实在太兴奋了！欢迎你来叙利亚！你还在中国吗？你来塔尔图斯想去哪里？天啊！我很久没有见过外国人了！”

到塔尔图斯的那个晚上，亚兹得开车来汽车站接我。他20岁出头，身形消瘦，一双大眼睛嵌在一张长脸上。他不停地说着欢迎，热烈的火苗仿佛要从双眸喷涌而出。

还没说上几句话，亚兹得就把车停在了一栋公寓楼下。一上楼，他的母亲、妹妹和弟弟挨个儿与我握手问好，看上去已经等待多时。亚兹得的母亲是英语老师，除了还没回家的父亲之外，这家人全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家里是标准的三室一厅公寓，收拾得干净整洁，亚兹得和弟弟共享一个房间，妹妹有自己独立的卧室。客厅不大，摆了一圈浅褐色的布艺沙发，一个透明展示柜里摆满了别致的玻璃餐具。

亚兹得把我带到厨房的餐桌前坐下，扑闪着大眼睛催道：“快！快说说你的故事吧！”

我分享了一些有趣的旅途故事，他目不转睛地听着，啧啧称叹，时不时要求我补充细节。在一旁准备饭菜的母亲笑着摇了摇头，特意过来提醒他：“你听听就好，旅行太危险了，你可别真的动了念头。”亚兹得噘着嘴看看母亲，又看看我，低下头，一脸委屈。

晚饭后，亚兹得和我拉了会儿家常。他的眼珠不停地转悠，像是有什么心事。手机铃声突然响起，他接起电话，低着头小声应付，不时地抬头看我一眼。

放下电话，他抿了抿嘴唇，小心翼翼地试探道：“我有五十多个堂亲和表亲，我把你要来的消息告诉了他们，他们都想来见你，你介意吗？”我笑笑说当然不介意。

他的眼角和嘴角迅速上扬，双手握拳，高呼道：“太好了！等会儿有个15岁的堂弟要来！他的手在学校里摔骨折了，但他还是想来见你！”

不一会儿，门铃响了，右手打着石膏的小胖墩走进来，腼腆地向我问了声好。

与堂弟在客厅说笑了一会儿后，亚兹得转头问我：“在中文里，‘shut up’是怎么说的？”

“闭嘴。”

他认真跟我念了几遍，转头对小胖墩说：“闭嘴！”

小胖墩一边和他斗嘴，一边乐呵呵地扫荡茶几上的零食。

过了一会儿，亚兹得又转头问我：“中文里有没有比较凶的让一个人离开的词语？”

“滚。”

他特别喜欢这个简洁、好记又有气势的发音。之后几天，每当小胖墩过来串门，亚兹得就不停地对他说：“闭嘴！滚！”

亚兹得年纪轻轻，已经开了一家药品销售公司，每天，他都要与员工一起处理订单，给合作的药店发货。第二天上午，亚兹得执意要求我一起去公司。

“同事们知道你来了，都想见你！”亚兹得把我载往公司，自称从没为上班这么兴奋过。

他的公司约有100平方米，位于一栋公寓楼的地下室。除了一间小办公室和一个简单的茶水间，公司的大部分区域都摆满了货架，货架上分门别类放着药品和日用品。办公室里有两张深褐色的办公桌，角落里有一棵挂满星星和铃铛的圣诞树。亚兹得把公司各个角落的办公皮椅、塑料椅都拖进办公室，又不知从哪里搬来了一个小茶几。

不一会儿，三位女员工和几位亚兹得的男性朋友都到了，他们泡上茶，坐成一圈，一边嗑瓜子，一边七嘴八舌地向我提问。我偷偷问亚兹得大家为何不用上班，他笑了笑说：“班天天要上，你又不是天天会来！”

库存的瓜子很快就被洗劫一空，一位女员工自告奋勇外出补货。传真机不合时宜地传来了几份订单，亚兹得看了看，不情愿地在电脑上一通操作，打发一位员工去配货。

两位员工重新归位后，亚兹得的几位朋友已经泡好了马黛茶。大家就着马黛茶嗑瓜子，一直聊到了午饭时间。没有人有工作的心思，亚兹得匆匆把今天的事务处理完，就关上灯，带着我出门转悠了。

塔尔图斯很小，开车十几分钟就能转完。穿过满是蜜色多层建筑的小巷，亚兹得把车停到地中海边。他买了两张船票，带我坐快艇前往阿瓦德岛。阿瓦德岛距离塔尔图斯只有3公里，是叙利亚唯一一座有人居住的海岛，也是本地人为数不多的去处之一。公元前2世纪初，腓尼基人在此定居，随后，希腊人、十字军等先后征服了这里。

登上阿瓦德岛城堡，蜜色石砖砌起的老房子与雪白的新房子错落有致，不远处，塔尔图斯的蜜色建筑连绵成片，沐浴在夕阳之下，像是镀了一层金子。近年来，阿瓦德岛几乎没有受到内战侵扰，错综复杂的小巷和房屋保存完好，居民们大体生活安稳。

几个小男孩正在一小块空地上踢足球。亚兹得看着他们奔跑、欢呼的样子，沉默了良久。离开城堡前，他告诉我，塔尔图斯的生活无聊透顶，除了与朋友相约去咖啡店聊天之外，几乎无事可做。小时候，他幻想着未来努力经营事业，用存下的钱环游世界，然而，还没等到他成年，内战就爆发了，梦想成了天方夜谭。

“叙利亚年轻人是不能拥有梦想的，因为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亚兹得直愣愣地望着地中海，喃喃自语。

亚兹得的父亲有一张圆脸，头发所剩无几，五官如军人般坚毅、威严。他忙于工作，总是早出晚归，从不到客厅加入闲谈。我本以为父亲囿于不会说英语，怕自己无法参与对话，但亚兹得偷偷告诉我，父亲担心我是恐怖分子，曾一度反对在家里接待我。

离开塔尔图斯的前一夜，父亲破天荒坐到了客厅里，他的腰板挺得笔直，嘴唇紧紧地抿着。他率先打破沉默，开口向我问了些中国政治和风俗的问题，由家人代为翻译。对于“一带一路”、中国人的健康观念等，他都略有耳闻。我耐心地解答他的疑问，他用左手撑着脑袋，饶有兴致地听着，时不时点头表示心领神会。不一会儿，他的神情彻底放松下来，脸上甚至洋溢起了难得的笑容。

他问起中国人是否都是无神论者，我告诉他，大部分中国人是无神论者，但也有基督徒、佛教徒和穆斯林。

“不信仰宗教，你们是怎么活着的？没有神教导你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那生活要遵循什么原则呢？没有神创造世界，世界从何而来？”父亲坐直身子，真诚地问道。

在中东旅行期间，我频繁被问及这几个问题，起初，我对此难以理解，久而久之，我终于弄明白了他们产生这些疑问的原因。自出生起，大部分中东人民就开始接受宗教教育，他们世世代代都是信徒，生活环境充满了清真寺和神职人员，哪怕外出旅行，只要不是走得太远，接触到的也是类似的文化。对他们来说，无神论者是他们从未接触过的人类，是一种闻所未闻的生活方式。

面对有悖于原生环境灌输的理念时，人们很容易产生畏惧心理，进而排斥倾听、拒绝交流，这无疑增加了沟通的难度，也加大了误解的可能。

我耐心地向父亲解释，虽然没有“神”教导我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但我是人，人是有理性的，通过理性思考，通过唤起良知，我能够判断善恶是非，得出合乎道德的结论。亚兹得翻译完，父亲点了点头。

我继续告诉他，虽然没有神和宗教的约束，但法律同样能够起到约束行为、维持治安的作用，模棱两可的信仰未必比不断完善的法律更行之有效。我对比了伊拉克北部的酒后驾车现状和上海对酒后驾车的严格管理后总结道，即使没有信仰，个人也可以靠理性好好活着，社会也可以靠法律好好运转。

至于“没有神创造世界，那世界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包含了三个终极的哲学问题——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是谁？我告诉父亲，我也很好奇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并希望未来的科学能够给出解释。说完，我再次表达了对信仰的尊重。

亚兹得和他的弟弟轮流把我的话翻译给父亲。之前一直忙于准备考试而疏于与我交流的弟弟双手握拳，兴奋难耐道：“终于有人把我隐隐觉得不对却又说不清楚的东西给说明白了！”

父亲饶有兴致地听着，时不时眉毛高挑，做出恍然大悟的表情，露出满意的微笑。信仰的问题告一段落，父亲又聊起了旅行。

“你一个人出国不觉得危险吗？我们家是不允许孩子独自出远门的，太危险了。”

亚兹得兄弟俩齐刷刷看向我，仿佛我的回答关系到他们未来的命运。

我想了想，说道：“来叙利亚之前，亲朋好友都很担心我的安危，在他们的想象中，叙利亚人一直生活在枪林弹雨和饥荒逃难之中，您是不是觉得这很可笑？”

父亲听完，脖子往后一缩，瞪大了眼睛。他指了指窗明几净的客厅，苦笑着摇了摇头。

我告诉他，我们眼中危机四伏的地方在他人看来很可能再平常不过，哪怕是叙利亚这般持续内战的国家，也存在安宁的地区、安宁的生活。有时候，我们对外界的恐惧只是源于对未知的恐惧罢了。“间隔年”（gapyear）、“独自旅行”在欧美是再平常不过的概念，亲临异国他乡后，许多误解和偏见也就不攻自破了。

父亲笑着点了点头，继续询问我对不同中东国家和国际关系的看法，不知不觉，我们聊到了凌晨1点半。父亲和母亲听得精神抖擞，全然没有睡意，亚兹得兄弟俩更是亢奋得两眼冒光。但我明天清晨要起床赶车，实在不能太晚睡觉，于是母亲提议拍个合影，再各自回房休息。临睡前，父亲对我竖起大拇指，让亚兹得转达：“今天和你聊得非常开心，欢迎你以后有机会再来塔尔图斯。”

直到拍完照、各自洗漱完，弟弟还意犹未尽，他懊恼地央求哥哥：“让她再住一天好不好！我不希望她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