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同屋的库尔德人苏茜有一头深棕色的披肩长发，鼻梁挺拔，脸上带着几分英气，说起英语熟练利落，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室友。苏茜来自叙利亚东北部城市哈塞克。内战爆发后，石油资源丰富的叙利亚东北部成为多方争夺的目标，苏茜的家人不堪忍受动荡的局势，举家搬往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只留下她独自在阿勒颇大学学医。虽然阿萨德政府已经宣布收复了阿勒颇，但残余势力尚未全部剿清。对于隐隐存在的安全隐患，苏茜一笑置之，这些年来，她早已对战争习以为常，对她来说，眼下最重要的是完成学业，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

我俩住的小房子被联合国难民署分发的防雨塑料布包裹着，房间不足10平方米，有一个破旧的衣橱、一个深褐色的沙发、一个小茶几和两张小床，过道窄得只够一人通行。苏茜的床头堆满了书，衣橱上贴了十张彩色便签，记录着她要做的事。

房间外有一个不足3平方米的简易厨房，左边是用水泥随意砌起的操作台，右边是一台洗衣机，水池胡乱搭在两者之间，水管外露，泛黄的集成灶旋钮积了一层厚厚的油垢。厨房再往里走是一个简易卫生间，陈旧的折叠门时常卡顿，得反复推拉几次才能关紧。

我们的房间没有窗户，冷得像个冰箱。屋里有一个取暖器，但电力不怎么稳定，一到雨夜或用电高峰的夜晚，总是整夜整夜地断电。晚上，我和苏茜各自蜷缩在床上瑟瑟发抖，不停地祈求快快来电，但希望总是落空。房间里没有书桌，没课的时候，苏茜或盘腿坐在床上看书，或趴着写笔记，或蜷缩在沙发上复习。如果哪天电力稳定，她就会把取暖器摆到跟前，烤上一个下午。

洗澡的热水只在周五对租住的姑娘们开放，但伊萨姆说，如果我想洗澡，随时知会他就好。听说我随时都能洗澡，苏茜两眼放光，问我可否趁她在家时洗澡，以便她用剩余的热水冲一冲，我一口答应。在频繁停电的夜晚，只有热水澡可以暂时驱赶寒意。那些天里，每当我去洗澡，苏茜就会准备好洗浴用品，我一洗完，马上换她进去。为了留足够的热水给她，我总是洗得飞快。

在租住的姑娘里，苏茜最受伊萨姆和他的妻子青睐，他们有时会邀请她共进晚餐。别的姑娘都来自农村，在伊萨姆看来，她们太过传统，很难交流。

听说我来了，姑娘们纷纷戴着头巾前来拜访。不同于苏茜，她们不会说英语，只能咯咯地笑。我们的小屋实在太小，仅能容纳三四个人，于是，姑娘们提议周五晚上到她们租住的地下室聚会。

周五傍晚回家前，我去小卖店买了零食和饮料。到家后，苏茜带着我从庭院里的入口下到地下室，敲了敲门。门里的姑娘小心翼翼地打开门缝，确认只有我们两个女人后，才飞快地开门让我们进去。

进门处是一个小客厅，摆了一组陈旧的棕色沙发。穿过客厅是一道走廊，走廊两旁有五个房间，每间住两个人，尽头是公用的厨房和卫生间。听到动静的姑娘们纷纷开门出来观望，她们穿着睡衣，披头散发，与平日里戴着头巾的模样判若两人。

一位高个子姑娘拉着我去她的房间参观。房间里只有两张床和两个陈旧的柜子，两位姑娘把床上用品全都换成了粉色，柜子上贴满粉色的贴纸。高个子姑娘指指床上穿着公主裙的玩具熊，扑闪着眼睛，期待我的赞美，我顺着她的心意夸赞了她精心的布置。

另一位矮个子姑娘吐了吐舌头，把我拉到她的房间。打开门一看，这里与我和苏茜的房间差不多寒碜，床单被套都是白色，棕色的衣柜已经开始掉漆，姜黄色的地毯上散落着书、笔和笔记本。矮个子姑娘指指高个子姑娘的房间，又指指自己的房间，害羞地摇摇头，对自己这朴实的房间很是抱歉。我夸了句“打扫得很干净”，她的脸唰一下红了，嘴角微微扬起，宠溺地看了看自己的房间。

回到客厅，姑娘们已经把零食倒进了盘子，又从厨房端来了刚刚煮好的红茶。沙发坐不下那么多人，几位姑娘斜靠着墙壁，端着盘子往嘴里塞薯片。她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聊天，由苏茜翻译。几位姑娘狠狠赞美了一番我黑长直的头发，其中一位爱搞怪的姑娘抓起自己的卷发，作势要全部剪光，噘起嘴，表达她对卷发的嫌弃。

欢声笑语后，我问道：“你们来阿勒颇读书，父母放心吗？”

她们七嘴八舌说了一会儿，苏茜告诉我，这些女孩全都来自农村，她们家境贫寒，战争爆发后，生活更是雪上加霜。许多家庭条件有限、思想保守，只支持男孩接受高等教育。通常来说，女孩接受完义务教育，就只能在家闲居，等着嫁人。倘若不冒险来阿勒颇大学读书，她们也没有更好的出路。况且，战争持续了太长时间，长到大家都麻木了。比起担心被炸弹炸死，她们更在意未来能否找到一份好工作，自力更生。

我很想继续聊下去，但姑娘们不太想聊严肃的话题。吃完薯片后，她们播放起手机里的阿拉伯歌曲，在狭小的客厅翩翩起舞。阿勒颇的学习生活非常枯燥，刚从战争中得以喘息的城市几乎没有娱乐活动可言。这天的电力很稳定，取暖器始终都在工作，在温暖的地下室里，女孩们跳了足足两小时舞。

在霍姆斯的废墟被警察逮个正着后，我就对叙利亚的管控之严格心有余悸。出发前往阿勒颇老城前，我向伊萨姆确认能否使用相机拍摄照片，是否会招致警察怀疑，他淡定地告诉我没事。我不太放心，好在沙发客网站上有一位阿勒颇大学的学生耐尔提出可以带我逛逛老城。

伊萨姆的家距离市中心有一段距离，我以为只能打车前往，但伊萨姆建议我坐公交车。到阿勒颇的第二天早上，我根据伊萨姆的指示来到一条主干道。主干道一片死寂，没有车站，没有过路车。我不确定该在哪里等车，也找不到人询问，只好在路边干站着。二十分钟里，只有两辆轿车驶过。正当我担心是不是找错了地方时，一辆老旧的公交车慢悠悠地出现了。我挥挥手，司机把车停到路边，他打开门，耸了耸肩，右手举在耳畔，困惑地看着我。我用阿拉伯语道出目的地，他点点头，指了指座位让我坐好，就继续开车了。

公交车像是从中国购买的二手车，蓝色的座椅擦拭得非常干净，但边缘还是不可避免地发黑了，鲜黄色的扶手被磨得露出了铁锈色的内里，有一个座位的靠背被拦腰斩断，只剩半截。几位乘客冷漠地瞥了我一眼，就各自继续发呆了。窗外多是蜂蜜色的石砖多层建筑，一大早，街边店铺尚未开门，到处都冷冷清清，柏油马路路况良好，道路中央和建筑上随处可见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照片。

到达终点站后，司机给我指了指老城的方向，就下车找附近的熟人聊天去了。下车的地点正巧是阿勒颇博物馆。博物馆的外观完好无损，院子里七零八落散落着古老的柱头，由于战争原因，这里早已关闭，我向保安打听何时重新开放，他摇摇头表示不知道。

我沿着通往阿勒颇城堡的主干道步行。浓重的乌云笼罩着大地，蜜色石砖建筑的外墙像是被泼了脏水，黑乎乎的，街上的黄色出租车蒙了厚厚的灰。走了没多久，街边店铺的上方开始出现钢筋水泥搭建的空壳，像是尚未完工，又像是被废弃良久。

再往前走，道路两旁只剩下炸得稀烂的楼房。几栋房屋被熏得漆黑，外墙上弹痕累累。有的钢筋水泥藕断丝连，向一边歪斜，仿佛随时都会扑向行人，有的砖块彻底塌陷，只剩孤零零的钢筋刺破乌云。相比之下，平坦的柏油马路、毫发无损的路灯和悬挂在路灯上的总统照片，崭新得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

一栋多层建筑的落地窗全都消失不见，从棋盘般的窗框向里张望，大部分房间的吊顶已经坍塌，灯泡被震碎，电线耷拉在半空。一家位于中间楼层的童装店重新装上落地窗，在面向街道的窗边放了六个人台展示儿童服装，若无其事地照常经营。

耐尔在阿勒颇城堡的入口处与我会合，他个子不高，微胖，一张圆脸看上去憨厚老实。我向他谈起沿途看到的废墟，他苦笑着告诉我，那些被炸烂的房子虽然看着瘆人，但尸体好歹已被清理干净，没有腐臭味了。说着，他打开手机相册，找出战前的照片。照片上的阿勒颇老城烟火气十足，蜜色小巷里人来人往，手工艺铺、铁匠铺、裁缝铺鳞次栉比，方形的宣礼塔优雅地屹立在小巷尽头，孩子们四处奔跑、嬉笑打闹。

提起内战，耐尔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一天，他去学校参加考试，快到教学楼时，一颗榴弹突然飞了过来，在不远处爆炸，他和同学们匆匆忙忙飞奔进教室，还没来得及平复心情，考试就开始了。见我露出惊恐的神色，耐尔笑了笑说，他和大部分同学都住在老城外，安全状况比这里好得多。多年内战后，人们早就练出了一身与战争共存的“本领”，他们前脚才目睹爆炸，后脚马上就能投入日常生活。

步行了一会儿，耐尔指了指左手边搭满脚手架的阿勒颇大清真寺。这座始建于8世纪的清真寺在2013年的战火中被毁，宣礼塔轰然倒塌，碎石滚落一地。如今，修复团队试图寻找形状类似的石头进行原样修复，清真寺的庭院里堆满了被标记编号的石头。

我问起耐尔有没有离开的打算，他告诉我，他的家人已经移居德国，不久之后，他也将飞往德国与他们团聚。说着，他带我拐进一条小巷。巷子两旁堆满碎石，只留出一条勉强够人行走的小道。建筑被炮弹轰炸得千疮百孔，锈迹斑斑的钢筋暴露在外，水泥屋顶如同报纸，被折叠成各种形状。一家家店铺沦为一个个黑洞，满是弹孔的卷帘门歪歪扭扭，像是随风飘荡的窗帘。路灯歪斜在一边，灯泡不见踪影。一所精神病院遗址只有建筑结构尚存，石头和垃圾散落一地，一摞摞写有中文“二甲苯麝香”的铁罐蒙了厚厚的灰。有的人家在逃难前用石头把家门堵上，以免房子被征用为军事堡垒。看得出来，这里是阿勒颇战役的主要战场。

手机地图在老城常常失灵，有的小巷被石头彻底堵住，难以穿越。一番寻找，耐尔带我走进一座废弃的教堂。庭院里杂草丛生，砍落的枯枝堆积一旁。步入教堂，贴在墙上的介绍牌被毁了一半，布满灰尘，展示台上的建筑模型被爆炸震得粉碎，像是一桌切碎的豆腐，屋顶的射灯东倒西歪，小碎石四散在地面。

我跟着耐尔沿着楼梯下到地下室。这里被分割成了一个个小房间，每个都配有锈迹斑斑的铁门。耐尔告诉我，内战期间，这座教堂曾是叙利亚自由军¹的基地，地下室被他们改造成了监狱。监狱的墙上满是人们写下的文字和涂鸦。耐尔指着一个规整的表格说，这是人们在一天一天地计数。根据耐尔的翻译，人们写下的大多不是什么激烈的言辞，而是祈求真主保佑，早日重见天日，还有人用幼稚的笔触画了一只和平鸽。

耐尔告诉我，内战期间，阿勒颇派系林立，不仅有政府和反政府武装，还有暗访记者、便衣警察、各国情报人员，等等。战争遥遥无期，战况扑朔迷离，普通人不敢轻易站队，也不敢公开表达政治立场，生怕被人出卖或举报。时间长了，许多人出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他们难以信任亲密家人之外的任何人，总是疑神疑鬼。

不过，在担惊受怕之余，人们也找到了聊以慰藉的生活方式。耐尔解释道，内战期间，哪怕隔壁街道正在巷战，人们也可以若无其事地与朋友喝咖啡、抽水烟、玩游戏，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战争似乎赋予了人们“随时关闭感官”的能力，耐尔说他不喜欢这样，不喜欢人们对同胞的生死无动于衷，对国家的兴亡漠不关心，但不可否认，选择“视而不见”是最轻松的方法。如今，局势大体稳定，为了避免回想起绝望的日子，人们本能地选择对战争避而不谈或轻描淡写，以免陷入消极和痛苦。

说话间，我们步行到了一条没有战争痕迹的小巷。精致的八角形宣礼塔耸立在蜂蜜色石板路的尽头，石砖房屋完好无损，锈迹斑斑的窗棂随处可见。

“这里很像你给我看的照片。”我对耐尔感慨道。

他看得出神，眼珠上下左右转动，仿佛要把一切刻入脑海。

“如果这里重建好了，你会从德国回来吗？”我问道。

“也许吧，以后的事，谁说得准呢。”

傍晚，耐尔有事先回去了，我独自在雨中的小巷漫步。巷子空无一人，路灯照常亮起，湿漉漉的石板路反射着微弱的灯光。我小心翼翼地避免走进被炸毁的区域，给自己构筑起一个小小的乌托邦，在这里，我可以暂时忘却满目疮痍，短暂地徜徉在阿勒颇迷人的过往里。

独自叫车出城难以保障安全，一旦司机与反政府武装或恐怖分子残党有联系，我便有可能沦为人质。一天中午，我请伊萨姆帮忙找一位靠谱的出租车司机，载我去阿勒颇30公里外的贾布勒湖，拍摄贝都因人聚居的传统蜂巢房。伊萨姆不确定能否前往贾布勒湖，我告诉他，我有一位中国朋友去过不止一次。他不太放心，但还是给我找了一位开出租车的朋友，并宣称联系了一位掌管那个辖区的将军为我保驾护航。

贾布勒湖距离阿勒颇只有一个小时车程。司机把车开到城外，一名身穿白色长袍、头戴红白相间头巾的中年男子在半道上车，他会说一点儿英语，上车后，他不断告诉我“放心”“欢迎”“中国很好”。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将军，一个劲儿与他寒暄。几分钟后，他在路边下车，并祝我一路顺风。我还没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出租车就停在了郊外的一栋建筑旁，不会说英语的司机示意我带上背包，跟着他进去。

建筑有两层楼高，深灰色的外形看上去正气凛然。司机把我带到二楼的一间办公室。办公室是规整的正方形，两边各摆了一组黑色的皮质旧沙发和茶几，中间是一个宽大的办公桌，桌上堆着一摞文件，摆着一部电话座机。一名体形比我大三倍的胖军官挺着大肚腩坐在办公桌前，三名年轻小兵簇拥在两旁。

我交上护照，胖军官不会说英语，只好耸耸肩，意思是问我来这里干什么。我找出事先保存在手机里的照片，学了几声羊叫，说着“贝都因”，表明我想看贝都因人的蜂巢房和牧羊的生活方式。我曾专程前往土耳其南部的哈兰拍摄过蜂巢房，此次前来，是希望更深入地了解贝都因人的游牧生活。

胖军官的小眼睛被脸上的横肉挤成了两道缝，但目光锐利。他看看照片，看看签证，又看看我，若有所思。他让我坐在沙发上稍等，叫小兵倒了杯水。随后，他拿着我的护照开始拨打电话，他把声音压得很低，目光时不时越过护照瞥我一眼。我对检查和等待早就习以为常，但这天，我心急如焚。根据计划，我会在太阳下山前一小时赶到湖边，拍摄贝都因人在落日中牧归的场景。如果耽误的时间超过半小时，我的如意算盘便会付诸流水。

一名士兵突然推门进来，走到我的跟前，他搜肠刮肚，艰难地回忆起几个英语单词——“没问题”“等待”。胖军官拿着我的护照走出办公室，我问士兵他要去哪里，他们双手平放在胸前，示意我少安毋躁。一名士兵灵机一动，叫我跟他下楼。他打开后门边的羊圈，示意我——“这里也有羊，你可以先看一会儿”。我耸耸肩，再次给他看蜂巢房的图片，表明我想去那里。

回到办公室时，胖军官终于回来了，他笑着把护照递给我，两颊的肉堆积到一起，像是两只红彤彤的苹果。他握住我的右手，不停地重复：“没问题！欢迎！朋友！”我看了眼时间，松了口气，只要沿途不再出什么岔子，我应该能准时赶到贾布勒湖边。

在出租车上坐定，司机突然掉了个头，径直返回阿勒颇。我指指身后，问他怎么回事，他耸耸肩道：“贾布勒，不。”我拨通伊萨姆的电话，他向司机大致了解了情况后告诉我，贾布勒湖去不了了，先回来吧。

回到阿勒颇，我愤愤地向伊萨姆描述起胖军官临别前的态度：“如果去不了，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还要对我说‘欢迎’？我可以接受去不了，可以接受盘查，但他为什么要骗我呢？”

伊萨姆坐在沙发上，语气平静地告诉我，司机也不太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许军官认为我不是非去不可，也就不愿意冒险承担责任，又或许沿途有军事设施，他不能轻易放行。见我闷闷不乐的样子，伊萨姆拍拍我的肩膀，宽慰道：“开心点吧！这就是叙利亚，事情并不总是能够如我们所愿。”我又嘟囔了几句“他不该骗我的”，但事已至此，我也无力回天，只好早早回房睡觉。

第二天，我的气消了。刚出门不久，伊萨姆打来电话说，下午2点，他会到老城的钟楼接我，说罢，他挂了电话，没有透露更多信息。

伊萨姆按时接上我后，直奔阿勒颇市中心一家商务宾馆，说是有政府官员要见我。宾馆大堂里，一个身穿白衬衫、头发抹了发蜡的中年男士坐到我的对面，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两张A4纸和一支圆珠笔，开始问我问题，由伊萨姆翻译。他在A4纸上记录下我的职业、来叙利亚的目的、详细的行程、住过的酒店以及沙发主的联系方式。问话持续了近一小时，临走前，他再次强调：“这是为了确保你的安全，政府掌握了你的行踪，才能提供保护。”

由蜜色石砖砌起的阿勒颇城堡高高地耸立在老城中央的小山丘上，夕阳西下，外墙被照得金光熠熠。城堡周围有一条宽约30米的壕沟，零星的杂草破土而出，沐浴在金光之下。内战期间，城堡曾是叙利亚政府军的军事基地。

傍晚，装饰一新的咖啡店和水烟店人气渐旺，卖棉花糖、爆米花和玉米杯的小摊贩散布在城堡外的广场上，人们拖家带口，到广场散步、踢球、玩滑板，生活正在渐渐回归正轨。

登上阿勒颇城堡，被炮火轰炸得惨不忍睹的老城赫然眼前。楼房仿佛被一双大手反复揉捏，屋顶被掰下，横梁被拗断，钢筋缠绕在一起，铁皮像破布一样从房顶垂下。有的建筑被从上到下击穿，有的穹顶被炮火挖去了一半。挖掘机隐蔽在茫茫废墟之中，慢悠悠地把碎石铲到一旁，像是一只妄图改造森林的蚂蚁。

当距离战场足够遥远，或许还有余力挥斥方遒，但身处战场，目之所及只有爆炸、死亡和毁灭时，才能真正明白，任何对战争的滔滔宏论都远比想象中更孱弱无力、更不堪一击。废墟之下，是一个个具体的家庭支离破碎，一个个具体的人被改写命运。

在阿勒颇老城，我的情绪仿佛被抽成了真空，所有的一切都超越了经验，我来不及反应，也很难接受。

离开阿勒颇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始终拒绝想起或谈起这段记忆，直到一年后，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苏茜分享的照片，照片上，她摘去了头巾，一头褐色的长发迎风飘扬。

我问起原因，苏茜说，她一直深受头巾问题的困扰。传统社会对头巾的观念根深蒂固，在她所接受的教育中，“戴不戴头巾”被认为是评判女人道德水准的依据，但成长过程中，她渐渐发现，不戴头巾的未必都是坏女人，戴头巾的未必都是好女人。长大后，她意识到世界上有太多比头巾更重要的事，比如做一个诚实、善良、可靠、乐于助人的好人。经过长时间的思想斗争，她决定摘下头巾。令人欣慰的是，苏茜的朋友们大多思想开明，没有因为她摘下头巾而诋毁她、冷落她，相反，他们觉得她更漂亮、更自信了。

看到苏茜向着独立、自由、自信又迈进了一步，我在手机这头心潮澎湃。即便战争毁灭了城市，无数生命沦为炮灰，但总有一些人，即使生于逆境，也能破土而出，让人相信春天依旧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