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红楼梦》以来，读者就分化为两派，有的拥黛贬钗，有的拥钗贬黛。《红楼梦》中践行儒家女德的典范是一个旗人少女薛宝钗，代表性灵清韵的却是一个汉人少女林黛玉。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二律背反，汉族才女林黛玉同汉族人千年引以为傲的儒家正典形若疏离，旗人新秀薛宝钗却十分虔诚地恪守新习来的儒家伦理。这不仅仅是她们个人性情的抉择，也是当时满汉文化冲突融合的生动隐喻。

谢国桢先生在《明末清初的学风》中论及乾隆朝树立清王朝正统性的策略，其一是文字狱，其二就是大兴理学意识形态。“清王朝用以夷变夏的方法推行孔孟之道，那些繁文缛礼比汉族缙绅之家还要繁多，甚至家庭婆媳之间，一天还要请安三遍，以表示王公贵族的尊严。从《红楼梦》中所描写的琐屑礼节，犹可以见到这种情况。”[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82页。]清政权自关外入主中原，合法性理据先天不足，在文化上也是很自卑的。清王朝为了寻求汉族人的认同，大兴尊孔崇儒，以证明自己接续明朝统治天下是合于正统的。清政权对儒家宗法规条的恪守，几乎近于迂执，远胜于历代汉族王朝，原因正在于此。这种后来者居上的文化现象是耐人寻味的，比如现代的人们去到上海，也会很难获得上海老居民的认同，如果上海人原来有喝午茶的礼仪，午茶大约一到两个小时，新来到上海还不会说熟练上海话的新人，或许就要坚持三到四个小时的午茶，以证明自己是一个正宗的上海人。清初上层旗人家庭对儒家文化学习的热衷远远胜过很多汉族精英，他们在家族治理中贯彻各种礼仪的繁文缛节，甚至比很多汉族世家大族还要讲究，这种文化心态就和现今新来到上海的人们一样，这就是时下心理学中经常讨论的“皈依者狂热”现象。《红楼梦》中贾府对婚丧祭祀饮食起居的各种仪礼都十分讲究，以至于出自汉族书香世家的黛玉新来到贾府，反倒害怕自己错了他家的规矩，这正是当时社会旗人贵族家庭的真实写照。

常有人讨论钗黛合一的问题，但从文化源流来看，钗黛难以合一。或许能用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来看待这二者，钗与黛的差异，近于茧与蝶的差异。宝钗和黛玉，是文化原型的两个不同阶段，原来不存在孰优孰劣，她们虽然相聚，但其实不属于同一个时空。

时下常见一种解读，就是将《红楼梦》解读为贾母凤姐（代表宝黛）与王夫人姐妹（代表宝钗）为了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而展开的宫斗，她们或明或暗牵引较劲，为要给宝玉找个她们称心的妻子而用尽心机，而这场宫斗最后以宫廷势力的介入而告终，元春支持她的母亲，赐婚支持了金玉良缘。这样的解读是用现代人的婆媳关系去映射清代的婆媳关系，也许很有趣，但并不符合当时社会的现实。在清代社会，家长（父母）对子女、儿媳具有绝对的权威，子女、儿媳不听家长的管教或者不孝，家长可以执行家法责罚他们，甚至把他们送给官府惩处[《大清律例·刑律·斗殴·殴祖父母父母》：“其子孙殴骂祖父母、父母及妻妾殴骂夫之祖父母、父母而（祖父母、父母，夫之祖父母、父母因其有罪）殴杀之，若违犯教令而依法决罚邂逅致死，及过失杀者，各勿论。”《大清律例·刑律·诉讼·子孙违反教令》：“凡呈告触犯之案，除子孙实犯殴詈罪干重辟（按斩决绞决）及仅止违犯教令者（按杖一百）仍各依律例分别办理外，其有祖父母、父母呈首子孙恳求发遣及屡次违犯触犯者，即将被呈之子孙实发烟瘴地方充军，旗人发黑龙江当差。如有祖父母、父母将子孙及子孙之妇一并呈送者，将被呈之妇与其夫一并佥发安置。”]。现代人婆媳的关系是人格平等的关系，为了子女教育、生活方式发生争执是常有的事，古代人的婆媳关系却是完全不平等的尊长与卑幼的关系，婆婆是不需要为了什么事情去和儿媳妇争斗的，如果儿媳妇真的违逆她，儿子一般都会无条件地支持母亲。按照清代法律的规定，妻子骂丈夫的祖父母、祖母，丈夫如果自行执法将其杀死，法律责任只是杖刑一百，而且还必须是祖父母、父母坚持告官才会处刑。[“凡妻妾因殴骂夫之祖父母、父母而夫（不告官）擅杀死者，杖一百（祖父母、父母亲告乃坐）。”（《大清律例·刑律·人命·夫殴死有罪妻妾》）]

《红楼梦》里王夫人一直都小心翼翼地服侍贾母，贾母对儿媳妇一般也都很客气，但在鸳鸯抗婚那一回难得地对王夫人发了一回脾气，尽管这事和王夫人没有任何关系，但当时在贾母跟前的儿媳妇只有王夫人，贾母这就等于公开地表示了她的权威：只要我还在，你们不能胡乱算计我。所以在宝黛的婚事问题上，贾母是犯不着那么丢份儿和她的儿媳妇争斗的，她只需要适时地表明她的态度就够了。王夫人也绝对不敢在这个问题上挑战婆婆的权威。

《红楼梦》开篇不久就交代了，薛蟠进京是为了送妹待选，薛宝钗可能会被选进宫。薛宝钗来自于四大家族的薛家，从护官符里的描述来看，薛家是四大家族中势力最弱的，是皇商出身。护官符的注释里讲得很清楚，贾、史、王家都是世袭贵族，贾家祖先是宁国公和荣国公，史家祖先是保龄侯尚书令，王家祖先是都太尉统制县伯。薛家祖先没有什么显赫的爵位，仅是紫薇舍人薛公。“紫薇舍人”可能是作者虚构的官名，唐代曾有中书舍人，一般别称“紫微舍人”，明代还有这个官，但就是个负责抄写文书的小官。作者这里就是虚写，大意就是薛家祖上是个小官，不是世袭贵族。薛家的专业是“现领内府帑银行商”，这句可是实写。曹雪芹是内务府汉军旗人出身，他的祖父曹寅就是内务府的织造，曹家对内务府的制度构造很清楚，虽然《红楼梦》是虚构的文学作品，但是把书中的人物落到自己熟悉的真实背景上，显然更方便作者组织情节。

薛家的身份就是内务府的商人，对外可以自称“皇商”。清朝有两套官僚体系，一套是朝廷的官僚，中央有内阁六部，地方有省道州县；一套是内务府，皇帝的私人官僚系统，替皇帝办理各种宫廷内务的，主要是管理皇家的财政和生活服务。内务府是清代特有的专为管理皇家事务设立的机构，《红楼梦》作为文学作品，不便直接提到“内务府”。第四回护官符处脂砚斋的批语指明，薛家“现领内府帑银行商”，就指明了薛家的身份是内务府商人。

皇家很多物品都是专用的，比如皇帝后妃的衣服要绣特别的图案，用特别的衣料，皇家上至各种礼仪下至吃饭穿衣看病用东西，都有特别的制度。这些东西都需要有专门的买办去采购。另外，清代很多稀缺物资都是禁止民间私相买卖的，比如食盐、人参，这些东西都由政府专卖，内务府也可以通过交易这些物品给皇家增加收入，这些事也需要专门的商人去打理。内务府的皇商可以到户部支领银两去采购皇家需要的物品，交易完毕要到户部清算报销，再支领下一次的开销，《红楼梦》里交代了，薛蟠打死了人准备进京，要“亲自入部销算旧帐，再计新支”（第四回）。另外，清代北京城里有些当铺就是内务府皇商经营的，称为“皇当”[参见黄一农：《从皇商薛家看〈红楼梦〉中的物质文化》，载《中国文化》2018年第2期，第1—2页。]。《红楼梦》第五十七回写邢岫烟家境贫寒，十分节俭，把自己的棉衣都当了，宝钗知道了很同情她，就问去了哪家当铺，结果发现是自己家开的。邢岫烟已经和宝钗的堂弟薛蝌定了亲，宝钗就调侃说“人没来衣裳先来了”。薛家经营的当铺就是北京的“皇当”。

清代内务府里当差的都是旗人，但他们不同于其他旗人。清朝入关后，从皇帝亲统的“上三旗”（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挑选所属包衣旗人，组成内务府三旗，简称“内三旗”，内三旗与八旗是互不相干的两个独立的组织体系。为了区别于“内三旗”，八旗可以称之为“外八旗”[参见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9页。“内务府三旗，分佐领、管领。其管领下人是我朝发祥之初家臣；佐领下人，是当时所置兵弁……鼎业日盛，满洲、蒙古等部落归服渐多。于天命元年前二载，遂增设外八旗佐领。而内务府佐领下人，亦与管领下人同为家臣，惟内廷供奉亲近差事，仍专用管领下人也。”［清］福格：《听雨丛谈》卷一《八旗原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页。]。“包衣”是满语音译，本意为“家里的仆人”，指清代满洲贵族家中豢养的仆人。按照清代的制度，包衣主要的来源是战争中被掠夺的俘虏，也有贫民因债务或犯罪沦为包衣的。包衣是世代为奴的，即便因为战功而成为显贵，对自己的主人仍然保持奴仆身份。包衣中身份最高的就是内三旗的包衣，因为内三旗是由皇帝直接统领的，皇帝就是他们的旗主，他们是皇室的家奴，地位要比其他包衣更高。他们给皇帝做内勤，虽然他们是家奴，但可能被皇帝特别信任，也可能飞黄腾达。但他们的社会地位是不如八旗贵族的。薛家的第一代祖先可能跟皇帝关系很密切，就赐了一个小官，但他的职责是给皇家经商。照书里写的，薛宝钗的父亲应该没有官职。古代官员的妻子一般也要受封，成为朝廷命妇，也有个封号。明清时候，七品以上官员的妻子都有封号。但是《红楼梦》里多次提到，薛姨妈是没有封号的，元妃省亲之时问起薛姨妈，王夫人对答“外眷无职，未敢擅入”（第十八回）。第五十八回写宫中有一位老太妃过世，有封号的官员妻子都要入朝参加丧礼和送灵，贾母、邢夫人、王夫人、尤氏和贾蓉续娶的妻子许氏都必须参加，也没有薛姨妈什么事。

《红楼梦》第四回交代了宝钗要待选进宫的事，“近因今上崇诗尚礼，征采才能，降不世出之隆恩，除聘选妃嫔外，凡仕宦名家之女，皆亲名达部，以备选为公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才人是明代以前低级嫔妃的称号，赞善是作者虚构的名号。但是这里说得很清楚，薛宝钗待选的不是妃嫔，而是宫女，准备给皇帝的女儿上学陪读，充当才人、赞善。

清代帝王不仅是国家之主，也是所有旗人（包括满洲、蒙古和汉军旗人）的旗主，历代清帝都把八旗治理视为头等大事，一直到清朝结束，旗人女性的婚姻都是不能自主的，而必须首先由国家来安排，这就是清代特有的选秀女制度。旗女一出生就要到各旗的基层长官佐领那里报户口，到十三岁，大部分旗女都要参加选秀女，落选的才可以自行婚配。旗人父母没有经过选秀就私自嫁女要受到严厉的处罚。这个制度起初应该是奴隶社会的遗迹，要首先保障八旗首领占有部落中最优秀的女性，但入关以后还继续这种制度，应该也是为了保障旗人贵族的血统纯正，没有旗人身份的女性是不能参加选秀的。

清代选秀女有两种不同的途径。一种三年一次，针对外八旗女性，起初是所有的旗女，后来逐渐缩小范围，乾隆八年（1743）定为外八旗官员的女儿，文职同知（六品）以上，武职游击（五品）以上的旗人官员女儿都必须参选。选中的秀女要充当嫔妃或给皇室贵族做福晋。清人笔记记载，“八旗挑选秀女，或备内廷主位，或为皇子皇孙拴婚，或为亲郡王之子指婚。”[［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二十五，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21—322页。]另一种一年一次，针对内三旗旗女，选中的要到宫廷当宫女，在宫廷里做各种杂务。

所以《红楼梦》里写的宝钗待选指的是一年一次的内三旗女性待选宫女，而不是选妃。曹雪芹祖上就是内三旗包衣出身，他对这些制度再熟悉不过，他家族里和他的亲戚朋友家应该有不少女性都参加过选宫女，他就给薛宝钗安排了一个这样的身份。

为什么贾府里迎春、探春、惜春和黛玉就没有参加选秀呢？贾府是官宦世家，这家的女儿是可以参加选妃的。作者这样的写法是在暗示，林黛玉不是旗人，她不需要参加选秀。至于迎春、探春和惜春，乾隆七年颁下谕旨：“嗣后挑选秀女，遇有皇太后、皇后之姊妹、亲弟兄之女、亲姊妹之女记名者，着户部奏闻，撤去记名。至妃嫔等姊妹、亲弟兄之女、亲姊妹之女，有记名者，着内务府告知首领太监奏闻，永着为例。”[《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一七二，《清实录》第11册，第192页a。]也就是说，一家已经出了嫔妃，她的姐妹和低一辈的侄女、姨侄女都不能再参选，这是为了防止宫廷里的伦理秩序错乱[参见定宜庄：《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第227页。]。贾府已经出了一个贵妃元春，所以迎春、探春、惜春也不需要再参加选秀。

清史学者罗友枝指出，清代宫廷里除了皇后之外，还有七级嫔妃，分别是：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前四级嫔妃是通过外八旗官员的女儿“选秀女”选来的，被授予爵位。贵人、常在和答应没有爵位，她们一般是宫女出身，并不是秀女出身[参见〔美〕罗友枝：《最后的皇族：清代宫廷社会史》，周卫平译，第199页。]。《清史稿》中记录了各级嫔妃的法定人数：“皇后居中宫，皇贵妃一，贵妃二，妃四，嫔六，贵人、常在、答应无定额。分居东西十二宫。”[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30册，卷二二四，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897页。]《国朝宫史》记载了各级后妃应该配备的宫女人数：皇太后12名，皇后10名，皇贵妃8名，贵妃6名，妃6名，嫔6名，贵人4名，常在3名，答应2名[乾隆二十四年增修《国朝宫史》卷八《典礼四·宫规》，《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57册，第135页a。]。级别低的后三级嫔妃也可能被提升变成有爵位的前四级嫔妃，只是概率比较低。清代帝王吸取汉族王朝宫廷治理混乱的教训，大大裁减了宫女人数，而且宫女不会终生服务，宫女25岁就必须退役出宫，自行婚配[“康熙间，年三十以上遣出。雍正间，年二十五遣出。”［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二十五，第321—322页。]。如果被皇帝看中的话，宫女也有成为低级别嫔妃的可能性，概率也比较低。清代有16%的嫔妃原来是宫女出身[参见〔美〕罗友枝：《最后的皇族：清代宫廷社会史》，第198页。]。正常情况下，宫女13—15岁入宫，25岁退役回家，一般要为宫廷服务十年左右，但这十年正是她们最宝贵的青春年华。

清代旗人中是非常讲究等级和门第的，同为旗人，他们原来的出身和等级却是千差万别。清政府把做宫女的差使专门分配给内三旗旗女，主要是考虑宫女在宫中身份低微，是要做各种杂务服侍人的，让官员的女儿来做这些事是不合适的，内三旗的组成人员就是皇家包衣，是皇帝的家奴，他们正适合做这些事。而选择嫔妃和皇室成员的福晋，显然要从身份更为高贵的外八旗旗人家庭中考虑。

雍正七年（1729）曾经下旨强调了宫廷女性的等级不同，来源也一定要区分贵贱：“尔等留心切记：嗣后凡挑选使令女子，在皇后、妃、嫔、贵人宫内者，官员世家之女尚可挑入。如遇贵人以下挑选女子，不可挑入官员世家之女。”[乾隆二十四年增修《国朝宫史》卷三《训谕三·世宗宪皇帝谕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57册，第28页b。]

同为选秀女，选妃和选宫女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红楼梦》交代宝钗待选时说“近因今上崇诗尚礼，征采才能，降不世出之隆恩”显然是个门面话客套话，是为了美化这种制度免犯忌讳。实际上在整个清代，待选宫女都是一个苦差，很多内务府旗人有抵触情绪，甚至叫苦不迭。因为他们的女儿在最适合婚配的时候要被选去当苦差，进宫后升为嫔妃的可能性又非常渺茫，这苦差一当就是十年，去了连父母家人面都见不到，薪水也很微薄，25岁才能出宫自行婚配。在古代，女子25岁绝对是晚婚年龄了，这些少女被耽误了婚嫁的最好年龄，这时出宫可能都找不到好的人家出嫁了。另外，身在京城外的内三旗旗女要长途跋涉到北京待选，一路都很辛苦，政府给的路费也并不宽裕，有的没有及时赶到还得等下一年，花钱受累不说，很多事情也都要被耽误。史学家刘小萌指出，顺治皇帝的保姆朴氏的丈夫萨克达家族本是内务府包衣，因有功得到康熙皇帝的优待，特准其家族女性可以不参加选宫女，萨家视为莫大的荣耀，将此事写进了族谱。可见待选宫女是内务府旗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苦差[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第535—536页。]。清代宫廷和内务府都是腐败横行的机构，普通宫女在宫中的生活也并不像宫廷剧里描写的那么风光，徐珂描写了清代宫女的真实生活状况，入宫后侥幸分配到嫔妃宫中境遇可能稍好一点，如果没有分到宫中留作一般杂役，境遇是甚为凄惨的：

入宫后，除配各宫外，置永巷中，所居屋漏墙圮。巷十室，居十人，一内监领之。内监权甚大，其家有馈赠，必由各门监交进，进一物，非二十金不可。故宫女能生活者，赖女红以自存，不需家人资助。所用材料，悉巷监代购，购价必昂，制成，由巷监代售，售价必贱，巷监亦从中渔利焉。每餐，置饭木桶，咸鸡、鸭肉二片佐之，臭腐不中食，还之，下餐复进……惟衣由内务府进，绸缎至佳，四时更新耳。平时不能见帝。[［清］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二册《礼制类·选宫女》，第485页。]

照这么来说，薛宝钗进京待选并不是什么美差。薛宝钗十三岁来到京城借住在贾府，她在贾府应该度过了好几年，但是书里后来再没明确交代过她待选的事。

内三旗旗女选宫女一年一选，每年都选，当年放出了多少人，就补选多少人。清史学者罗友枝据清宫档案统计，雍正十二年（1734）宫里有500多名宫女，是清代历史最高峰。宫女们入宫的年龄应该在13—15岁之间，每年出缺的人数大概不会很多，应该不会超过100名。参选的人数据统计，乾隆元年（1736）共有2092名旗女参选，1742年时1165名[参见〔美〕罗友枝：《最后的皇族：清代宫廷社会史》，第256—257页。]。所以选中的比例应该也不会太高。

《国朝宫史》中记载了选秀女的程序：

凡三年一次引选八旗秀女，由户部奏请日期。届日，于神武门外豫备，宫殿监率各处首领太监关防，以次引看完毕，引出。其秀女各给饭食并车价银两，俱由户部支领。

凡一年一次引选内务府所属秀女，届期由总管内务府奏请日期。奉旨后，知会宫殿监。宫殿监奏请引看之例同。其赏给饭食并车价银两，俱由广储司支领。[乾隆二十四年增修《国朝宫史》卷八《宫规》，《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57册，第144页。]

两种秀女都是要在宫殿里由皇帝、太后们亲自阅看的，她们身上有名牌，皇帝、太后也能看到送上的她们的名牌，名牌上要写明她出自哪个旗什么家庭，父亲是什么职务。为了方便帝后阅看，秀女们可以不跪，几人站成一排让帝后看清楚。如果被看中了，就留下她的名牌，这叫“留牌子”。没被看中的叫“撂牌子”。“留牌子”的还要经过复选，复选没有通过也可能被“撂牌子”。[“当意者，留名牌，谓之留牌子。定期覆看，覆看而不留者，谓之撂牌子。其牌子书某官某人之女，某旗满洲人（蒙古、汉军则书蒙古、汉军），年若干岁。”［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二十五，第323页。]

帝后们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官方声称的标准是品行和出身。现代人无法详细还原这种程序的细节，但可以运用合理的想象力。一年一千至两千名旗女来待选不到一百名宫女，进宫去当十年苦差，成为嫔妃被皇帝宠幸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很积极地希望选上的家庭可能不会很多，大多数父母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被选上。无论是希望选上还是希望不选上，能有什么办法可想呢？也许可以行贿太监，把自己的孩子安排在比较合适的次序，人的注意力不可能一直那么集中，帝后一直在看人，几分钟看几个人，也是会累的，所以最先出场和最后出场的那些被选上的可能性会高一些，中间出场的不被选上的可能性就高一些。也许选宫女不像选妃那么重要，帝后不会像选妃那样重视，可能会相信资深太监的推荐，那么还可以行贿关键的太监，推荐或是不要推荐自己的孩子。除此之外，还可以有别的更有效的办法，比如伪造医生的证明，说自己的孩子有恶性疾病，不适合当宫女。野史记载，清代有旗人家庭为避过选宫女，故意给自己的女儿脸上涂画伪造痣或疤痕，甚至有旗人家庭买来穷苦人家的汉女冒充自己的女儿待选。[参见单士元：《关于清宫的秀女和宫女》，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年号，第103页。嘉庆九年（1804）镶黄旗都统奏报“该旗汉军秀女内有十九人。俱经缠足”，嘉庆帝大为惊愕，感慨“一旗既有十九人，其余七旗汉军想亦不免……惟此等汉军自幼乡居，是以沾染汉习”。这十九名秀女的父亲都因此受到了处罚。《清实录·仁宗实录》卷一二六，《清实录》第29册，第698页。汉军统计秀女有很多缠足之人，不见得是真有这么多汉军旗女自幼学汉人缠足，而可能是有一些内务府汉军旗人找来汉女冒充自己的女儿备选宫女。]

宝钗的才貌都是出色的，但她的出身说不上显赫。从《红楼梦》中的描写来看，她肯定是没有选上，否则贾府里不可能谈起她的婚事了。有不少读者分析，《甄嬛传》里没选上的宫女得到了赏赐，赏赐了宫花，所以第七回薛姨妈送宫花给贾府里的女眷，就是在暗示宝钗没有选上。这分析有道理吗？

从现存的清代文献来看，宫花还真有可能是选秀女被“撂牌子”的一个标志。道光年间的刑部尚书完颜崇实在他的年谱中回忆了道光十七年（1837）的一段往事：“春间接京信，知四妹撩牌，蒙上赐大红江绸二卷，又皇后赏翠花两对。予寄诗贺之，有‘不栉居然成进士，宫花插帽让君先’之句。吾父甚乐。”[［清］完颜崇实：《惕盦年谱》，载《清代诗文集汇编678·适斋诗集四卷附年谱一卷》，第738页b。]完颜崇实是镶黄旗旗人，其父是四品官。所以他的妹妹参加了三年一次的选秀女，是为选妃准备的，他的妹妹落选了，皇后赏赐了两对翠花。崇实写诗祝贺他的妹妹，“不栉进士”是个成语，指不绾髻插簪的进士，古人用以指有文采的女性。可见选妃落选家人都不认为是什么坏事，父亲很高兴，哥哥还写诗祝贺她。从崇实的记述来看，赐宫花可能真的是落选秀女的法定程序，这么辛苦的事让人来了一趟，皇家顾礼仪，虽然没看上人家，还是赐宫花以示鼓励。

所以薛宝钗可能真在第七回就没有选上，被赐了宫花，曹雪芹应该很熟悉旗人选秀的礼仪和程序，就用宫花这个标志隐晦地交代了宝钗落选的结果。那没选上就没选上，薛姨妈为什么还要把宫花送给贾府里的姐妹们，难道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的女儿选不上吗？

第七回写，周瑞家的把刘姥姥送走了，回来想给王夫人汇报，发现王夫人去薛姨妈那里闲聊了。她就来到薛家人住的梨香院，见了宝钗，问起她怎么几天没见，宝钗说前几天身体不太好，还说起了自己从小得的怪病，要吃一种非常难配的药，叫“冷香丸”。周瑞家的见到王夫人和薛姨妈，薛姨妈就交代让周瑞家的带东西回去：“这是宫里头的新鲜样法，拿纱堆的花儿十二支。昨儿我想起来，白放着可惜了儿的，何不给他们姊妹们戴去。昨儿要送去，偏又忘了。你今儿来的巧，就带了去罢。”还说宝钗古怪，从来不爱这些花儿粉儿。

从情理上说，作者虽然交代了薛家送女儿去选宫女，但薛家应该并没有在贾府大肆宣扬这件事，王夫人可能是知道的，别的人不一定知道。薛姨妈守寡带着一儿一女，儿子又很不争气没什么指望，宝钗就是她未来的希望，她不可能希望自己的女儿选上。薛家虽然没有人做官，但是很有钱，几代人做皇商跟宫里的太监们经常打交道，薛家应该是想了办法不让自己的女儿选上，也许就是用女儿的身体不好为借口让她落选了。所以在薛姨妈看来，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她的女儿终于不会被耽误了。得到了作为落选标志的宫花赏赐，她很高兴，就和自己的姐姐王夫人倾诉，也许都开始操心宝钗的婚事了。把宫花顺便送给亲戚们，也是表达她的喜悦之情。

金玉良缘的说法在送宫花之后不久的第八回就出场了，曹雪芹就用这样含蓄的笔法交代了薛宝钗的成功落选。进宫当宫女是个白白耽误青春的苦差，内务府旗女必须待选，未经选聘就私自婚配是要受到法律严惩的。薛姨妈肯定不希望她的女儿被选上，薛家可能动用了在宫里的人脉关系让宝钗成功落选了，所以薛宝钗才可以谈婚论嫁了。金玉良缘很快就在贾府传开了。

宝钗从小就是个很懂事很会体贴人的孩子。《红楼梦》开篇不久，薛蟠打死了人准备进京时就详细介绍了宝钗的来历，她从小就“生得肌骨莹润，举止娴雅。当日有他父亲在日，酷爱此女，令其读书识字，较之乃兄竟高过十倍。自父亲死后，见哥哥不能依贴母怀，他便不以书字为事，只留心针黹家计等事，好为母亲分忧解劳”（第四回）。薛家是内务府的皇商出身，不是世袭贵族，但是家里很有钱，护官符里说他家“珍珠如土金如铁”，薛姨妈带了儿女来到姐姐家里，却不花她家的钱，一切都是自己开销，倒是贾府缺了牛黄、人参、燕窝之类的东西，薛家都能拿出地道的好货来。照现在的眼光来看，薛宝钗是标准的富二代，但薛家不是暴发户，照书里交代的，也是“书香继世之家”。

薛家人很擅长通过联姻来改善自家的状况，薛姨妈是王夫人的妹妹，出自贵族家庭，薛宝钗应该是更多遗传了她母亲的基因。开篇描写她从小就这么懂事，本来她可以多读书识字，但是见母亲守寡哥哥不争气，就放弃了读书的爱好，只学些针线活和家务事，好多陪伴母亲为母亲分忧。她从小就是一个活得很累的孩子，很懂得克制自己。相比之下，林黛玉虽然父母双亡孤苦无依，但正因为不需要为父母分忧，反倒可以比宝钗更自在地成长。薛宝钗从来不爱浓妆艳抹，不爱花儿粉儿，打扮得总是很素净，她的闺房也没有什么摆设，陈设很简单，刘姥姥二进大观园时，贾母带着众人无意中来到宝钗居住的蘅芜苑，只见“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中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茶奁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衾褥也十分朴素”（第四十回）。贾母都觉得这朴素得过分了，吩咐要给拿些摆设来。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富二代的生活方式。从种种细节都可以看出，薛宝钗活得非常克制，她克制自己的各种欲望，这种克制肯定不是与生俱来的，她曾经和林黛玉倾诉过，说小的时候也淘气过，也看《西厢记》《牡丹亭》这些大人们都认为不正经的书，“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第四十二回）。她的克制是因为她的家族对她寄予了厚望，幼年时就受到了严格的规训，她渐渐接受了这些规训，用女德的标准处处克制自己。

宝钗落选了宫女，薛家人解决了一件烦心事。《红楼梦》里人物的年龄交代得一直不是很清楚，但是宝钗待选是个标志，薛家进贾府那一年她应该十三岁左右，宝玉十二岁左右，黛玉十一岁左右。宝钗落选了差不多就十四岁了，在中国古代，女孩子十三四岁就该操心定亲出嫁了，虽然薛家很富有，但是社会地位并不算很高，很多事情都要靠有势力的亲戚帮忙。宝钗的哥哥薛蟠浪荡无行，看样子是定不下什么好亲事的，家里原来的生意也指望不上他，都是靠老仆人们打点着。所以，宝钗的婚姻是薛家人的头等大事。中国古代婚姻虽然讲究门当户对，但是女子嫁到比自己家门第更好的夫家是常态，薛姨妈当然一心想让宝钗嫁到贵族官宦家，这样薛家才有振兴的希望。

那薛家造出“金玉良缘”的舆论难道真的是为了抢走黛玉的婚事吗？很多读者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印象，这是八十回后的续书造成的。续书的作者不敢犯忌讳，为了维护封建礼教，一定要让宝黛姻缘落空，但又无法改变前八十回中宝黛姻缘已成定局的逻辑，所以只能编出一个拙劣的“掉包计”。这个结局的最拙劣之处就是让薛家母女变成了小人，为了达到“金玉良缘”的目的不择手段，逼死了黛玉。这个续书结局也把薛家母女写得非常掉价，宝钗再不济也是名门世家出身，要出嫁总得按礼仪行事。古人的婚姻都要讲究“六礼”的程序，依次为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要问女方的生辰八字，要占卜吉祥，还要下聘礼定亲，贾府是贵族豪门，不可能不讲究这些礼仪。《红楼梦》第五十回写到，贾母可能有意给薛宝琴做媒，就向薛姨妈问她的年庚八字和家境。虽然这媒没做成，薛宝琴已定了人家，但是贾母很遵循这些礼仪。薛宝钗要出嫁，薛姨妈也不可能不讲这些礼仪，既没有问生辰八字也没有下聘礼定亲，而且明着安排这是让你的闺女冒充黛玉，这样没体统没颜面的亲事，对两家人都是一个笑话，都是非常失身份的，贾母和贾政都不可能接受这样的主意，薛家也不可能答应。

要理解宝钗母女的选择，必须摒除八十回后续书的印象，要回到她们性格和生活的本来逻辑。《红楼梦》第七回用“送宫花”的方式隐晦地交代了宝钗的落选，宝钗有几天没在贾府里出现了，她向周瑞家的描述了自己从小就有的病情。紧接着这一回，宝玉到梨香院来看薛家母女，问起宝钗的身体可大好了，薛姨妈就让他去内室看宝钗了。此时宝钗进贾府并不久，她和宝玉还不是很熟，这一天她仔细打量了宝玉，见到了他脖子上挂着的那块玉。宝钗就说好奇想看看：“成日家说你的这玉，究竟未曾细细的赏鉴，我今儿倒要瞧瞧。”宝玉就从脖子上摘下来递给了宝钗。宝钗就见到了通灵宝玉正面的那两句题词：“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她不觉念出了声，她的丫鬟莺儿正在身后一同观看，这时就说了出来：“我听这两句话，倒象和姑娘的项圈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宝玉也觉得好奇，就要看宝钗的项圈，原来上面刻的是“不离不弃，芳龄永继”。这两句话还真是一副对子。宝钗并没有明言这铭文的来历，莺儿又替她说了实情：“是个癞头和尚送的，他说必须錾在金器上……”（第七回）

金玉良缘的来由就在这里。《红楼梦》不是宫斗剧，而是以一个神话开篇的。作者在这里作了很多铺陈，用神话式的笔法，回忆了开篇石头下凡的经历。“木石前盟”是神瑛侍者与绛珠仙子的神话，“金玉良缘”却是石头下凡的神话，是癞头和尚给石头安排的人间归宿，癞头和尚就是开篇神话中携玉下凡的两个僧道之一，法号是茫茫大士。

石头来到了人间，降生在荣国府，神话就要落实为人间的真实生活。《红楼梦》第二十八回后来交代了，“薛宝钗因往日母亲对王夫人等曾提过金锁是个和尚给的，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等语”，就把金玉良缘的现实逻辑交代得更清楚了。原来薛姨妈很早就和王夫人提过这事。从时间的序列上看，宝钗在童年时得到了癞头和尚给的这两句话和“金玉良缘”的预言，并说要把这预言刻在金器上，薛家就给宝钗打了这个项圈。宝玉比宝钗小一岁左右，他的通灵宝玉是出生时就有的，薛姨妈是王夫人的妹妹，宝玉出生带着一块玉，这事她应该很早就知道了，她也应该很早就和王夫人提过癞头和尚的预言，那个时候宝玉、宝钗和黛玉都还不曾相见，黛玉也还没有进贾府。所以从现实生活中的时间序列来看，“金玉良缘”的由来要比“木石前盟”更早。

宝钗想看宝玉的玉，她这时是怀着好奇心的，想看看这个可能是预言中和自己有缘的人到底戴了块什么样的玉。看到两句题词确实是一对，就笑了，但没有直接说出癞头和尚预言中的关键—她命里要和有玉的人结为婚姻。这样的话她是说不出口的。薛家母女进贾府的时候，应该并不知道贾母对宝黛姻缘的意愿。但是薛姨妈和王夫人应该早就商议过这件事，到了贾府更会商议这事。“金玉良缘”就从这时明朗化了，可能很快，它就成了贾府里的传言。

在这一点上，宝钗和黛玉对待自己终身大事的态度有明显的不同。黛玉虽然爱和宝玉打闹使小性，但从没有主动提起婚姻的事，即便王熙凤和别人开了玩笑，她都是羞涩躲避的，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为的是我的心”（第二十回）。她的生命里只有诗和爱情，别的事情她并不放在心上。后来她明白了宝玉的心，她就再也不和宝钗别扭了。更重要的，在中国古代，这样的事情都是应该由尊长来做主的，是不合适自己提起的。黛玉的教养非常良好，她非常清楚这一点。第三十二回写宝玉向黛玉诉说了真情，黛玉终于明白了，那时她怎样想的呢？“所悲者，父母早逝，虽有铭心刻骨之言，无人为我主张。况近日每觉神思恍惚，病已渐成，医者更云气弱血亏，恐致劳怯之症。你我虽为知己，但恐自不能久待；你纵为我知己，奈我薄命何！”黛玉对自己人生的态度是非常悲观的，从她来到贾府开始，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相比之下，宝钗的母亲却可以为她积极筹划，她对这问题的态度就比较积极，所以她才会主动要求看宝玉的玉。

所以，从来都不存在薛家母女后来居上要用“金玉良缘”来算计黛玉的阴谋，只是宝钗在她的家族中承受了殷切的期待，她的母亲很积极地为她筹划罢了。那么，贾府里能对宝玉、黛玉、宝钗的婚姻拿主意的那些尊长们，除了贾母之外，其他的人又都是什么态度呢？他们的态度又可不可能影响宝玉的婚事呢？

《红楼梦》里没有明确交代王夫人对这问题是什么态度，她可能是有意的，但是宝玉的婚姻她说了是不算的，贾政可以做主，但贾政很孝顺，贾母还在世，他必须尊重贾母的态度。《红楼梦》里贾政和王夫人的关系看来并不亲近，两人几乎都没怎么同时出场过。甲辰本第二十二回写贾府正月间家人欢聚，难得贾政也参加了，贾母就让贾政去猜大家所制的灯谜。贾政见到了宝钗所作的灯谜，只见是一首七言律诗：

有眼无珠腹内空，

荷花出水喜相逢。

梧桐叶落分离别，

恩爱夫妻不到冬。

这谜底应该是竹夫人，是一种圆柱形的竹制品，又叫青奴，是民间夏日降温取凉的用具。“贾政看完，心内自忖道：‘此物还倒有限。只是小小之人作此词句，更觉不祥，皆非永远福寿之辈。’想到此处，愈觉烦闷，大有悲戚之状，因而将适才的精神减去十分之八九，只垂头沉思。”

宝钗的谜语似乎也在预言她自己的命运，“恩爱夫妻不到冬”。贾政读了却不觉烦闷起来，觉得很不祥，“皆非永远福寿之辈”。那么贾政是否知道王夫人和薛姨妈有意安排“金玉良缘”呢？书里没有交代过这事，倒是不经意交代过一次贾政有意给宝玉纳妾。第七十二回写贾府的仆人旺儿的儿子看中了王夫人跟前的丫鬟彩霞，求凤姐去说媒。彩霞之母见是凤姐来说，心里不愿意也只得答应了。彩霞知道旺儿的儿子品行相貌都很差，害怕嫁给这样的人，她和贾环关系不错，就去求赵姨娘做主。赵姨娘觉得可以让彩霞做贾环的妾，就去求贾政，贾政却说：“且忙什么，等他们再念一二年书再放人不迟。我已经看中了两个丫头，一个与宝玉，一个给环儿。只是年纪还小，又怕他们误了书，所以再等一二年。”书里淡淡写了这一个细节，其实蕴含了很多信息，王夫人已经有意让袭人作宝玉的妾，已经决定把袭人的月钱都给涨了，但是看来并没有和贾政说过，贾政根本都不知道这件事。贾政这时说他已看中了两个丫头，“只是年纪还小”，看来并不是袭人。由此可以推断，王夫人应该是很怕贾政的，很多事情都不敢马上跟他商议，要等到合适的机缘她才会提起，所以“金玉良缘”的事情她应该也没有和贾政提起过。

贾政还是很操心儿子们的婚姻，纳妾不同于娶妻，这事他还可以做些主。贾政对贾母很孝顺也有些怕贾母，宝玉娶妻要由贾母做主，轮不到他做主，他很清楚这一点。林如海的临终嘱托他应该是知道的，黛玉是他的外甥女，虽然书里也从来没有说过他对这事的态度，但是贾母拿了主意，他是不会反对的。

有不少人分析过，元春有意给宝玉赐婚，让他和宝钗婚配，这种分析又有没有道理呢？

《红楼梦》第十八回写元春回家省亲，见到了大观群芳，最后赏赐众人：“宝钗、黛玉诸姊妹等，每人新书一部，宝砚一方，新样格式金银锞二对。宝玉亦同此。”元春在这一回夸奖了薛林二妹的才华，但并没有表示要特别对待宝钗。之所以把宝钗排在黛玉前面，是因为宝钗年长，这是合乎礼仪的次序。到了这一年的端午，事情似乎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第二十八回，元春让太监又给众姐妹和宝玉赏赐，宝玉的和宝钗一样，都比别人多一样东西。

也许可以合理地推测，王夫人有意让宝钗嫁给宝玉，薛姨妈应该早就和她商议过金玉良缘的事，在黛玉来到贾府之前，她们应该早就商议过了。王夫人此时可能也还不太明确贾母和贾政的态度，她也左右不了他们的态度。但她觉得可以说服她的女儿，也希望她的女儿对促成这事能有些影响。大约她找机会向元春禀报过，元春尊重她的母亲，也不太清楚别人的态度，觉得这婚事不错，以为这事差不多定下来了，就特别地赏赐宝玉和宝钗，表明了她的态度。

但是元春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过多干涉，虽然她成了贵妃，但是她和家人的接触很有限。按照清代的制度，后妃父母年老时得到皇帝批准可以入宫会亲，后妃未获特别批准不得派遣仆人到娘家去，也不得接受娘家人的任何礼物[参见〔美〕罗友枝：《最后的皇族：清代宫廷社会史》，第201页。乾隆六年十二月七日上谕：“凡宫内之事，不许向外传说，外边之事，亦不许向宫内传说。至于诸太妃所有一切，俱系圣祖皇帝所赐。诸母妃所有，亦是世宗皇帝所赐。即今皇后所有，是朕所赐。各守分例，撙节用度，不可将宫中所有移给本家，其家中之物亦不许向内传送，致涉小气。嗣后本家除来往请安问好之外，一概不许妄行。”《故宫珍本丛刊·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二种》卷一《训谕》，第7页a。“内庭等位父母年老奉特旨许入宫会亲者，或一年或数月，许本生父母入宫。家下妇女不许随入，其余外戚一概不许入宫。各宫首领遇年节奉主命往外家或以事故慰问前往者，不许传宣内外一切事情。”乾隆二十四年增修《国朝宫史》卷八《宫规》，《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57册，第136—137页。]。元春能回家省亲，一直到端午赏赐，都是皇帝特别恩准的。此后她就很少直接出现了。端午赐物时她还赐了贾府一百二十两银子，是要用来到清虚观打醮，为家人祈福消灾。紧接着下一回，第二十九回，贾母带了全家女眷去清虚观，张道士给宝玉提亲，贾母就十分圆熟地应对了。贾母此时的态度很清楚，这事我做主，还早呢，不需要别人操心，我也不稀罕给宝玉找个有钱的人家，等于半公开地表明了她不会考虑薛家。从贾母的态度来看，此时元春并没有直接干预宝玉婚事的态度。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元春虽然成了贾府里最有权势的人，但她对祖母和母亲都很孝敬，她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过多干预。她不愿违逆她的母亲，也不愿违逆她的祖母，一旦她的祖母对这事明确表了态，她不可能用生硬的下旨赐婚的方式来违逆她祖母的意愿。

贾母对宝玉婚事的态度是很坚定的，就在清虚观打醮这一回，王夫人、薛姨妈都在场，贾母回绝了张道士的提亲，表示不稀罕有钱人家的女孩子，谁能听不出这言外之意呢？打醮本来安排了三天，但只过了一天贾母就不去了。“那贾母因昨日张道士提起宝玉说亲的事来，谁知宝玉一日心中不自在，回家来生气，嗔着张道士与他说了亲，口口声声说从今以后不再见张道士了，别人也并不知为什么原故；二则林黛玉昨日回家又中了暑：因此二事，贾母便执意不去了。”（第二十九回）张道士的多管闲事让宝玉很生厌，天太热黛玉中了暑，贾母就不再去清虚观了，她时时记挂着她最疼爱的孙子和外孙女，谁也改变不了她对这两个孩子的特别钟爱。

所以，薛家不曾有过要抢走林黛玉婚事的阴谋，只是她们初来到贾府，还不清楚这里的局势，不知道贾母已经对这事拿定了主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薛家母女明白了局势，很快就调适了自己的态度，接受了这个事实。

《红楼梦》第二十七回写芒种节这一天众姐妹们游玩，没有见到黛玉，宝钗就到潇湘馆去寻她，“忽然抬头见宝玉进去了，宝钗便站住低头想了想：宝玉和林黛玉是从小儿一处长大，他兄妹间多有不避嫌疑之处，嘲笑喜怒无常。况且林黛玉素习猜忌，好弄小性儿的。此刻自己也跟了进去，一则宝玉不便，二则黛玉嫌疑。罢了，倒是回来的妙。想毕抽身回来。”宝钗已经开始要避嫌疑了，她现在很清楚自己成了局外人。

《红楼梦》是一部几乎没有褒贬的慈悲书，作者并无意要特别褒贬其中的某些人，只是写出人生的各种不同态度，让读者明白，人间的很多悲剧往往就是因为不同人的不同人生态度导致的。薛宝钗是作者花费了很多心力来塑造的一个人物，她初来到贾府就得到上上下下各人的赞誉，很多人都觉得黛玉不及她。她对人和善能体谅别人的难处，对史湘云、邢岫烟都是这样，后来黛玉跟她消除了芥蒂，跟她倾诉自己不合适让贾府的人给予特别待遇天天吃燕窝，她就很快给黛玉安排了。她懂得察言观色，贾府里很多人，包括袭人、小红这样的下人，她都留心观察她们，很快就摸透了她们的秉性，对待尊长，她更知道要顺着他们的意愿，贾母让她点戏点菜，她就拣老人爱听爱吃的点。林黛玉和薛宝钗，是作者塑造出的两类完全不同的人，黛玉是出世的，是要追求心灵自由的，宝钗是入世的，是要追求安分随时的，但她们在各自不同的人生逻辑中，都达到了几乎完美。

宝钗最后的结局应该是在黛玉病死后，在家人的安排下和宝玉结了婚，但宝玉最后出家了，她要落到守寡的命运。《红楼梦》第五回太虚幻境中排演的曲子中有一首《终身误》，交代了金玉良缘和木石前盟的最终结局：

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

“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说的是宝玉和宝钗成婚之后相敬如宾，但是宝玉还是不能忘怀“木石前盟”，他们成了夫妻却貌合神离。

《红楼梦》开篇金陵十二钗的判词中，黛玉和宝钗的判词是：“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第五回）“停机德”说的是薛宝钗，这里作者用了东汉乐羊子妻的典故，乐羊子外出求学，一年就回家了，他的妻子就用剪刀割断了织机上的布匹，劝诫乐羊子不要半途而废。乐羊子被妻子感动，就回去继续求学，七年不归[《后汉书·列女传·乐羊子妻》：“（羊子）一年来归，妻跪问其故，羊子曰：‘久行怀思，无它异也。’妻乃引刀趋机而言曰：‘此织生自蚕茧，成于机抒。一丝而累，以至于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断斯织也，则捐失成功，稽废时日。夫子积学，当“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归，何异断斯织乎？’羊子感其言，复还终业，遂七年不返。”［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792—2793页。]。“咏絮才”说的是林黛玉，作者用了东晋女诗人谢道韫的典故。谢道韫是东晋著名政治家谢安的侄女，有一天谢安和儿女们讲写文章，忽然下雪了，谢安问怎么比喻纷纷的白雪，他的侄子胡儿说：“撒盐空中差可拟。”谢道韫答：“未若柳絮因风起。”[《世说新语·言语》：“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余嘉锡撰：《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1页。]宝钗的德行堪比乐羊子妻，黛玉的才华堪比谢道韫。脂砚斋在此处的批语是“寓意深远，皆非生其地之意”[俞平伯辑：《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第85页。]。玉带本应束在人身上，但是挂在了林中，金簪本应戴在人头上，但是埋在了雪里。这是一个比喻，比喻物无所用，比喻人来到了错误的时空。这判词说宝钗德行超群，黛玉才华横溢，但她们的德行和才华都“非生其地”，都没有适合她们的环境。黛玉想要追求心灵的自由，不可能被世俗的礼教接受，这是她的悲剧。宝钗安时随世，为了家族的利益，听从家人的安排嫁给一个根本不爱她的人，这又何尝不是莫大的悲剧。宝黛钗的姻缘并不是《红楼梦》唯一的主题，但确是作者用心最多的主题，作者在其中看到了传统中国女性悲剧的根源，她们的才华、德行和见识都没有向社会展示的可能，她们的唯一出路就是嫁人，而要嫁给什么样的人，都要听凭尊长们的安排，她们根本不能选择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