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

小时候，你常跟我说，灵感不是关在家中，拍拍脑袋就能想得到，而是通过经历和行动所激发的。我想也是。

2018年，我即将迈入大四，对职业选择感到十分迷茫，对于世界也有无法表达的不满。在混沌和恐惧之中，我难以做出任何心安的决定。已经“卡住”了好一阵子，就地打转也不是办法，因此，我决定休学一年，离开原有的环境以及生活模式，四处游荡。我听说，要找到一个全新的方向，唯一的方式就是先迷路。

秋季，我拿着一笔奖学金以及实习积攒的存款来到欧洲，在阿尔卑斯山里参加了一个青年论坛。随后，在奥地利、意大利以及德国逛了一圈。

冬季，我来到江苏常州，在两家工厂的生产线上打工，一家纺织厂，一家电路板厂。刚上工时，我感到抑郁不已。人类是如此富有创造力和情感的生物，怎么能日复一日，犹如机械般地反复做同一个动作，每天将注意力局限在一些枯燥、没有生命的物件上呢？而且每过10天，还得日夜倒班？我顿时无法接受。

我亲眼见识到了工人们的韧性，为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而背井离乡，甘愿半辈子紧守在一个机械嗡嗡作响的水泥盒子里面，尝尽人间冷暖。

我更深刻地体会到，大脑实在是个可塑性惊人的器官。哪怕每天反复做一些枯燥的工作，心情终究有办法好起来。白天，偶尔累的时候和流水线上的姐姐们胡乱聊天，拿起装电路板的长方形架子互相捶背，用美颜大眼滤镜自拍。晚上在宿舍有阿姨示范广场舞，分送她从甘肃老家出发前自己做的麻花卷。

在电路板工厂里，宿舍的墙上充斥着黑色的涂鸦，有些说的是乡愁，有些则是一言自传，还有一句是向爱神的祈祷，他写道，他仅是个“一般般”的男人，只求有个人愿意和他相守，一个“一般般”的女子就好；也有更多涂鸦是各种脏话，一片疮痍，令人难受。

我在附近的超市买了一盒压克力颜料。有时，睡觉前，我趁着零碎的时光，用彩色的抽象风景画将不雅字眼遮盖住。室友晓春阿姨也找了一卷小碎花壁纸，将她床边的墙贴起来，贴不完的部分，她委托我画点东西。映衬那壁纸，我装点了几朵橘黄色的花（“前人”在这面墙上写的“祈祷文”，我则替他保存了下来，没有遮盖住。顺便在他的文字边上种满了鲜花，一并祭给爱神）。

有如此脏乱的墙，是一个恩典，意外地唤起了我的玩性，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涂鸦。毕竟，平常干净洁白的墙壁，我哪敢乱画？这辈子，上次有人允许我在墙壁上涂鸦已是幼儿园时期的模糊回忆。原来我还会画画，还有创造力？我老早淡忘了这件事。

除了墙上多一抹色彩，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和生活小幽默让灰蒙蒙的寒冬和沉闷的厂房添上了些许趣味。然而，我知道自己经历的深度还远远不够，毕竟我在流水线上仅是短短两个半月的过客，未必能够真正体验到长期做工的心情与挑战。

离开工厂时，我很感慨，在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之中，总有这么一两代人如此辛勤奉献，才成全了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富饶。然而，我更默默地期盼工业生产有朝一日能够实现全面自动化，让人类可以腾出手来全力发挥潜能，做各自真正喜欢的事情。创造艺术，哪怕闲晃也好，再也不需要为了挣钱与家人分离，能够自如地游走在豁达的天地之间。

当然，推进自动化的同时，也需要建设配套的社会制度，例如无条件基本收入以及相应的税收，以确保人人都能够分享到经济增长的红利，而非成为科技发展之下的受害者。

春季，我想到，自己小时候很喜欢在院子里种东西。我未曾忘记过自己喜欢植物这件事情，却也没有认真地研究过。因此，我决定按照这条线索正式“开案”，在我们台湾拜访了许多令人敬佩的有机农民，向他们取经，了解食物系统之中的挑战（也刻骨铭心地体验到亚热带环境失衡时，蚊虫肆虐的厉害）。

几个月后，我回到美国旧金山复学，当时刚好掀起了一波无条件基本收入热潮。我参加了一些相关集会，周末也到农夫市集摆摊，和路人问答，传播无条件基本收入的相关信息。

又隔一年，大四毕业时，我进了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做事，期盼参与自动化的过程。此外，由于我毕业于疫情之中，无意间成了远程工作者。在多重机缘之下，我搬迁至乡下，恰巧邻近有一个奇特的农林实验基地，我得以持续研习土地的法则。

由此可见，原本对于社会及就业选择极其不满，却又不知道想要什么的我，在休学的一年之间找到了三个出发点：田园生活、自动化以及一个确保人人都能享有经济增长红利的制度。当然我还有许多疑问未解，道路未明，但是我已推开了一扇门，外面是明亮、新奇的。就此上路，一边走，一边修正。

我很好奇，爸爸的灵感都来自何方？你读了万卷书，行了万里路，见过的人，其样本数也是我的好多倍。在这些年来的所见、所闻或是所处之中，对你影响最大，最具启发性的经历有哪些，从何而来？

---默蓝

默蓝：

谢谢你写这封长信，详述近年来的经历和感受。这些事，我们都曾聊过，但读完信后，我才有比较深刻的了解。

我记得你大三的时候，跟我讨论准备休学一年。当时我是支持你的，但并不全明白你为何这么做。在我的想法里，你处身全世界最独领风骚的硅谷环境，念着大家都想挤进去的大学，学业成绩不错，社团活动很活跃，跟澔澔的感情也很好，有必要放下这一切，去经历什么不同吗？

你在信里说自己“卡住”了，而且已经卡住了“好一阵子”。如今读了这封信，我觉得比较了解你的心情。

我自己人生也有不止一次卡住的感觉。其中一次，是30岁左右的时候。当时在台湾最大的报社做主笔兼专栏主任，事少钱多离家近，受老板赏识重用，还外加小有名声与地位，但是我决定离开。另一次，是五十几岁时，我创办的杂志出版集团，通过成长与并购，成为行业里的遥遥领先者。当时集团连年高增长，制度健全，人才济济，我基本上是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但我却在那时选择离开。

离开的原因，就如你所说的，觉得自己卡住了。这种事，跟别人说不清楚，只有自己心里明白。就是那种处身人人称羡的位置，表面上一切都在掌握中，日子过得很舒坦，却少了一些感受，觉得内在不再成长，也看不到未来在哪里。这种时候，会在内心问自己：难道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吗？只能这样吗？这就是我卡住的感觉，不晓得跟你是否一样？

后来你跟我说了休学一年的计划，大约是要到农村做农夫、到工厂做工人等。我当时心想，你还真是我女儿，这么不按套路出牌。

记得我曾跟你分享过，我念大学时暑假打工，不是在建筑工地当工人，就是在工厂做工，专找那种特辛苦的“黑手”体力活干。后来大学毕业服兵役时，也主动放弃做军官，选择做二等兵。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要好好体验处身基层社会的感受，提醒自己以后不要忘记。事实上，这些经历也确实可以让我终身受用。其一，是使我对所有基层工作者，一直保持着理解、尊重和感谢；其二，是对处身社会上层的位置，没有必须紧抓不放的恐惧，因为我曾在谷底体验过，知道那种日子我也能过，并不减损我生而为人的价值。

休学那年，你时常在电话里跟我诉说一些经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你跑到江苏常州做女工的那一段。起先不得其门而入，我就帮你介绍了一家工厂打工。后来你说因为老爸的缘故，他们免不了给你特殊待遇，让你不能真正体验做女工的滋味，你坚持要靠自己，想办法换了一家工厂。做了没有多久，被工厂干部发现你就读美国名校，怀疑你动机不单纯，找理由把你辞退了。最后你混进临时招工的场所，进了另外一家工厂，才真正落实了做女工的体验。

类似这样的人生冒险，在那一年中发生了不少。从你来信中，知道你也在这些经历中得到启发，对自己人生未来的认知，更加清晰、具体。我要恭喜你，你比老爸更勇敢、更有毅力。有了这些经历做底气，在未来人生的道路上，如若遭遇风雨，必能无惧！

你所描绘的未来梦想生活，包括有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共有自己的食物森林，一边享受田园生活，一边从事远程工作，生儿育女，做些自己有兴趣或有意义的事。我觉得这个梦想很美，若你真心想要，完全有可能实现。而且这个梦想，进可攻、退可守。依我对世界未来大趋势的看法，如果人类不集体犯糊涂，甚至有机会共同觉醒，这就是未来世界可行而且理应如此的生活方式。你若有机会实现梦想，就无形中成为生活方式新典范的先行者，有机会影响许多人起而效法。老爸祝愿你美梦成真！

最后，你曾跟我分享在常州工厂宿舍里，在一面墙上画了一棵树，树上挂了一颗金苹果。这件事很触动我。我记得在你小时候，我曾编过一个关于金苹果的故事，用来哄你入睡。你对这故事超级有兴趣，每晚都叫我再讲一次。故事的大纲很简单：一位很有爱心的小女孩，从河里救出了一位溺水的老人，老人就送她一颗金苹果。后来这颗金苹果的种子，在院子里长出了苹果树，结满了金苹果。小女孩很大方，把金苹果送给左邻右舍，后来发现金苹果居然可以治百病，大家就扶老携幼来讨苹果，但苹果摘下来就立刻又长了出来，怎么摘也摘不完。这件事后来被报道，变成了轰动的大新闻，大家津津乐道。这故事我当时是随口编的，没想到这么被你喜爱，更没想到二十年后，这颗金苹果，居然会出现在常州女工宿舍的墙上。

我觉得这件事很有隐喻的意味，跟你现在梦想中的人生图景似乎有一些相关：通过大自然孕育的种子，滋养自己和别人，传递爱与疗愈的信息！你觉得呢？

---爸爸

默蓝：

上封信的结尾，你问我这辈子影响最大、最有启发的经历是什么。我想起，你从小就爱听爸爸讲自己的故事，尤其是小时候调皮捣蛋和冒险传奇的故事。好像我们之间有一种特殊的亲密感，是源于你知道爸爸干了很多“小坏事”，因此我们是“同一国”的。你妈那时老念叨我教坏了小孩，还好事实证明她多虑了。现在你25岁了，既然还愿意听，爸爸就再说说故事吧。

我仔细想了一下，其实对人生带来巨大改变的，都不是特殊事件，而是经历累积的潜移默化。所以这次爸爸说故事，可能就没那么多传奇冒险情节了。

还是按照时间顺序说。

我少年时期的故事，如果要下标题，应该是“一切自己来”！其中有正面和反面两个版本，但结果都还不错。

先说正面的吧。我从三岁开始与母亲同住后，母亲就训练我做家务，印象中像是扫地、洗碗、生煤球、倒屎盆等，都是我的例行工作。除此之外，陪母亲逛市场提菜篮、做饭时打下手、照顾弟妹等杂务，算是特勤任务。有几件事印象特别深刻，分别说一说。

其一，母亲改嫁继父时，我大约四岁多。当时民风淳朴，新娘如果带个孩子参加婚宴，似乎不合时宜，因此左邻右舍都去喝喜酒，整条巷子只有我一个小孩在家。记忆中，我炒了盘蛋炒饭，一个人吃得挺惬意。一个四岁多的小孩自己在家做饭吃，换到今天，简直不可思议。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但记忆确实如此。可见我们如今的社会，是如何低估了小孩的潜力。

其二，儿时常陪母亲和隔壁的婶婆一起做杂事，通常都是边做边聊，主题通常是她们如何命苦，为别人做了多少事，对别人如何好，别人有多自私和不知感恩，对她们如何坏，以及东家长西家短，偶尔也会提起过去战争及逃难的陈年往事。那婶婆口才极好，很会讲故事，我就在两代“怨妇”的耳濡目染下，开始理解成人世界，也从其中知道，人们所说的故事，和真实世界有落差，因为她们数落的那些人、那些事，有些我也看在眼里，跟她们所说的不太一样。

这其中有一个小插曲。有一回家人正边做边聊时，突然一声巨响，一辆坦克撞跨了墙壁，炮管伸了进来，把家里捅出一个大洞。原来那时候我们隔墙就是军营，不知哪位心不在焉的新兵乱踩油门，还好教官在旁及时刹车，我们家才没被坦克夷平。可见当时的时代，有多么无常。

其三，有一年台湾刮大台风、淹大水，大家都跑到军营避难。台风过后，我见整个村子成了“大游泳池”，就把家里的洗澡铝盆当作小船，在混浊的黄水中嬉戏，因此被母亲着实修理了一顿。等大水退去，发现家里的铁皮屋顶都被台风刮走了，于是大伙一起去找回那些被刮走的铁皮（其实也搞不清楚是谁家的），然后一起扛上屋顶重新铺上。那时兵荒马乱，我趁机揣着一袋铁钉，拿着一个榔头，跟着大人爬上屋顶敲敲打打。那一刻，我兴奋极了（早就想爬上屋顶了），而且觉得自己好像成为家中的支柱，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了！因此，那次惨烈的风灾，成为我童年一个狂欢的记忆，一个货真价实的成年礼！

多年后，我翻阅《论语》，读到孔老夫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这不是在说我吗？原来我跟孔老夫子少年背景雷同，让我深感自豪。做家务的训练，为我带来深远影响。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我中学后就没再进厨房，“厨艺”底子都是小学时建立的，但日后无论是大学露营、当兵打牙祭、美国同学聚会、直到去年招待客人……凡我偶尔下厨，大家都赞不绝口。10岁以前学的，几十年没练，居然过了半个世纪都没生疏，没想到“童子功”居然这么神奇！

我在想，孔老夫子说的“多能鄙事”，用白话文说，其实就是多才多艺。而且这些“才艺”，一辈子都用得着，让人在生活中底气十足。反观如今流行的风气，父母忙着安排孩子上才艺班，许多孩子板着脸勉为其难，当压力解除、事过境迁，“当年的才艺”多数都束之高阁，一辈子再也不碰。这样的做法，到底意义何在？还不如带着孩子做家事实惠些！

后来我读了一个跨国调查的研究报告，结论是：跟成功与幸福最相关的指标，就是小时候是否参与“做家务”。这项研究的结果，出乎设计者意料之外，因为他们原以为父母的教育程度、经济水平，才是孩子前途的最关键指标。最后出炉的解释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单位，“做家务”培养了参与感和责任感，孩子日后会自然融入各类团体中，而这正是成功与幸福最重要的因素。读了这个报告，我才了解母亲从小带着我做家务，决定了我的人生。原来，不认识字的母亲给了我人世间最好的教育！

接下来，我要说说“一切自己来”比较狂野的另一面。

小时候，继父靠一份军职薪水，要养四个孩子，家庭经济难免拮据。母亲的观念，则是孩子除了做家务和读书外，其余皆属不务正业。因此，我除了吃饭穿衣上学外，其他的一切需求，都得自力更生。

这当然也有好的一面。就是所有的玩具，都得自己做；所有的乐子，都得自己找；所有野孩子的生存技能，都得自己会。这些包括了自己做风筝、做灯笼、做玩具小拖车……也包括用长竹竿绑着小刀，伸到围篱里偷割别人家的水果；用家里偷出来的面粉，裹着田里抓的泥鳅，放在偷来的铁盆里油炸；拼凑制造各种“武器”，进行野孩子大战……也有“才艺学习”的部分，包括光着屁股在路旁大水沟里学会了游泳（怕内裤湿了回家挨打）；用骗来的成人自行车，斜跨式地学会了骑车；用借来的轮滑鞋，学会了溜冰……

除了自制以外，当然也有东西需要买。钱从哪里来呢？主要有两类“生财之道”，其一是盗卖，其二是偷拿家里的钱（当时还自以为是“盗亦有道”）。盗卖的部分，不分家里家外，凡是瓶瓶罐罐、破铜烂铁、各种废品（是否废品，自行裁定），只要能收集到的，全拿去变卖。

当然，如此生财之道，必然是要付代价的。其结果，就是偷偷摸摸、东窗事发、编造谎言、屈打成招、累犯不改，陷入恶性循环。直到10岁的时候，终于闯出大祸，才终结了我的少年不正当营生。

那时，我在家里东翻西翻，最后在衣橱深处翻出了继父西装口袋里的25美元（约相当于他好几个月的薪水，是他赴美受训省吃俭用存下来的）。我那时死性不改，鬼迷心窍，居然异想天开拿那25美元到银行换成了1000元台币（天知道那时的银行，怎么可能让10岁孩子换这么多钱，估计是政府想美金想疯了）。

我换到这笔大钱后，就像在赌场大赢的赌鬼，开始大肆挥霍。凡是过去跟妈妈开口没要到的，全部狂买狂扫，接着呼朋唤友四处狂欢，把小朋友们平常想做而父母不准的，全部玩了个遍。一周之内，就把换到的1000元台币挥霍殆尽。

可想而知，我如此招摇，必然东窗事发。一如既往，在“严刑拷打”下，如实招供。只不过这一次，事情闹得太大，惊动了许多长辈参与陪审，大家一致的结论是：我的供词可疑。因为10岁小孩不可能辨识美金，不可能兑换美金，更不可能一周之内把钱花完。于是继续拷打，我最后被迫编出了一套谎言，大约是：我见美金花花绿绿好看，就带在身上四处炫耀，后来遇见一个小混混，把美金给骗了去，只给了我一些零花钱用。这谎言比实情更合理，于是被陪审团一致接受，派出代表押着我四处追捕小混混，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大家又一阵商议，最后决议，我不能再留在家里，必须送到远处避险，以免小混混继续来找我。从此我的命运出现了大转折。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我这一段少年荒唐史，自然不太适合作为育儿教材，但是你若问我，对人生有什么影响？有什么启发？这倒是有的。

第一，我童年因为“一切自己来”，虽然冒过风险、犯过错误，但很早就独立自主，遇到挑战有能力回应，想要什么会自己想办法，既不依赖别人，也不怪罪别人，这一点在我成年后十分受用。

第二，我因为自己童年荒唐过，在自己有孩子后，能很放心让孩子自己长大，知道他们不会变坏，不会相信诸如“小时候不守规矩，长大了会作奸犯科”之类的说法。

第三，推而广之，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包容的人。某些人、在某种情境、犯下了某些错误，对我来说，都是很平常的事。这些事必须处理，必须弄好，但我不会心生怨怼、嫉恶如仇。

第四，在填鸭式教育的大环境下，我觉得自己是有创造力的。因为童年生活中的种种活动，皆无轨道可循，没有创造力根本不可能。这也解释了，我们这一代人都在填鸭式教育中长大，却仍然有创造力，而在强调创造力的现代教育中成长出的一代人却未必更有创造力。我觉得关键在于“生命力”。真正的创造力只能在生命力中呈现，而生命力是在风险和淬炼中茁壮的。这才是关键！

第五，基于如此成长的经验，我不相信金钱是教育中的最重要因素。事实上，我的上一代在教育上投资的财力很有限，而我这一代却生产力超高；相对的，我这一代在教育上投资超高，但下一代的生产力却似乎没有提升。如今大家都说养一个孩子要花多少多少钱，吓得年轻人不敢生小孩，我不相信这种悖论！从古至今，多少穷人家养出不世奇才，所谓“千金难买少年穷”，是有一定道理的。可惜我无缘送你这“千金难买”的礼物，还好你懂得自求多福，没让我耽误了你。

第六，相对我童年成长的环境，我觉得现在的孩子才真是苦。我童年时，可以呼朋唤友、漫山遍野地撒野；可以和其他小朋友一起，设计创作各种游戏和玩具；可以没有父母陪伴，自己四处游荡；可以和全家老小、左邻右舍，一起干活；可以直接看到、听到、接触到大人的世界，了解生存、生活和生命是怎么回事……这一切，多数是现在的孩子所没有的。如今的孩子，表面上拥有很多，但其中大多数，并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相反的，孩子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去对抗并不真正需要但随时在引诱他们上瘾的事物。商业机制和社会攀比，取代了大自然和生存法则，在影响着孩子们的成长。这种怪现象，必须被重视、被导正。这任务就留给你们这一代觉醒青年吧！

以上是我关于童年的分享和感想，不知你看了有什么感受。故事还没讲完，爸爸会继续写信给你。

---爸爸

默蓝：

上封信故事没讲完，爸爸继续讲。

话说我当年在台北闯了大祸，被“发配”到新竹一整年，再度入住小时候寄养我的老太太家。那时候，老太太年事甚高，不大管事，由独子当家，我叫他叔叔；婶婶则是年轻活泼的本地人。我们老中少三代四人一起过日子。

那一年，是我人生意外的旅程，展开了截然不同的新生活。我也在那一年彻底“转性”了。

叔叔一家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吃饭睡觉前都要一起祷告，周日一定去教堂望弥撒，往来的都是天主教友。我被安排进了圣经班，生平第一次阅读图文并茂的圣经读物，兴奋不已。

圣经班的修女会给小朋友出功课，我也认真背诵《天主经》《玫瑰经》，准备成为天主教徒（不过最终还是没受洗）。可想而知，家中日常谈话会频繁出现圣经道理，夹杂着不绝于耳的“阿门”声。那一年，我彻底生活在宗教氛围中。

居住的环境也很特别，有点像幽灵城堡。叔叔在地方法院做书记官，分配了一幢日式大宅院做宿舍，院子里有巨大的榕树及各种果树。据说以前有人在这屋里自杀，法官们都不敢搬来住，才被叔叔捡了便宜，因为他是天主教徒，不怕鬼。那幢日式大宅院，也的确有点阴森森的，尤其是晚上，常常狂风大作，吹得整个屋子嘎嘎作响、各种物件四处滚动，的确是挺吓人的！

但我那一年的“家庭生活”相当温暖。叔叔是北京人，讲一口温文尔雅的北京腔，特别讲究礼貌，十分平易近人。他会教我唱京戏、练功夫拳、讲北京典故给我听，还教我把艾草放在生姜上烧的中医疗法，偶尔也会带我一起出差，到乡下田间递送法院文书。我隐约知道多半是农夫们欠税，但叔叔态度温和，也会和农夫们聊天。我很喜欢这样的活动，因为一路上叔叔都会讲故事。

我也喜欢听叔叔讲道理，因为他的确是个大好人。似乎教友们有什么困扰，都会找他请教，他是教会里有影响力的人。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是他常捡流浪猫狗回家，通常都是那种跛脚、皮肤烂掉，甚至奄奄一息的。家中经常保有五只以上这样的流浪猫狗，叔叔每天花很多时间给它们清洗、上药，猫狗们可能因为常受欺负，都比较有野性，时常把叔叔的手抓得青一块紫一块，他也不以为意。在1960年代初，台湾还没什么动物保育之类的观念，叔叔就已经默默身体力行了。他是超越时代的先驱！

另一个有关叔叔的记忆，是他长年都在准备考试。他最大的志向，就是做推事（法官），一有时间就研读法律书籍，认真准备推事检定考试。因此，有时候我们会一起读书，他读他的，我读我的，我很享受那种时光。

另一个印象，是叔叔侍母至孝，晨昏定省从不怠慢，凡事以母亲为先，永远顺母亲之意。总而言之，叔叔是我在男性长辈中最亲近的人，也为我建立了男性家长的典范，对我影响至深！

至于婶婶，她是在阿里山上长大的本地人，估计那时才二十多岁，青春正盛。她会在院子里跟我丢球玩，带着我一起爬树，教我在院子里种作物，算是我很喜欢的玩伴。

婆婆则是个缠小脚的老太太，我有时会在她暗暗的小屋里陪她，看她把裹脚布一层层地脱下，一个个地仔细清洗扭曲变形的脚趾，然后擦很多油膏和爽身粉在脚上，风干后再一层层地裹上布，整个过程要进行很久，像是某种仪式。她留着一头长发，洗头、梳头、缠头的仪式，也相当类似。她通常不太说话，表情有点阴沉，而且，据说在家里不能提到叔叔的父亲，这似乎是一种禁忌，感觉似乎有某些哀怨的往事压在大家心头。

在这样“三代同堂”的家庭氛围中，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却有一个完整的家的感觉。那一年，我在不知不觉中“脱胎换骨”，莫名其妙地成为名列前茅的好学生，得了全校作文比赛第一名，做了学校纠察队队长，成为“风云人物”。那一年结束后，我回台北就读，仍然在班上考第一，接着考上台湾最好的初中，从此晋身优秀学生之列。

除此之外，我在品行上，也跨了一个台阶。我戒掉了恶习，说谎的习惯也大有改善。印象最深的是，我过去因为心理不平衡，会趁父母不在时，偷偷欺负同母异父的弟妹们。但重返家中后，就再没做过这样的不当行为。我清楚记得一个念头从心中升起：如果别人这样对我，我会不舒服，那我也不应该这样对待别人。那一刻，叫作良心发现，从此懂得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

总之，现在回想起来，遇见叔叔这一家人，的确改变了我的命运。否则你老爸，其实也“很有潜力成为某黑帮的老大”。改变的关键，当然是叔叔的言传身教；而我之所以乐于接受，是因为他的确活出了一个好样子！

这改变命运的一年，起因纯属阴错阳差。我在闯了大祸、撒了大谎之后，居然发生这种好事，实在难以解释。但关键因素，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是没读过书的母亲无意中效法了“孟母三迁”的故事，真是有智慧啊！除此之外，只能说是老天眷顾了！

---爸爸

默蓝：

继续讲故事，说说我大学时期的关键事件。

大学四年，是我人生的黄金年代。那时我求知欲爆棚，博览群书，思想上有了一个大跃进。同时认真交朋友，认真谈恋爱，参与各种社团活动，广泛关切各种政治社会议题，精神与生活层面都多彩多姿，自是不在话下。但这些都是大学生常有的体验，真正对我造成重大影响的，是下面这件事。

我大三时，一位同寝室的好友跟我诉苦，说他被校方莫名其妙推举，成了校刊社社长，但他没经验，编不出校刊，因此万分焦虑。他请我帮忙，我就跟他提条件，说必须全部听我的，他答应了，我就成了校刊社的“地下社长”。

我“就任”后，誓言要把校刊社打造成学习型组织。原因是，我们学生费了这么大功夫，考进排名前列的大学，却发现学校无法满足我们的学习需要，所以我们要自救，通过相互学习，一起成长。学习的方式就是：做中学！

定了宗旨后，就决定校刊社不只是编杂志，还要大量办活动。办活动的目的，也不只是办活动，而是通过办活动发掘校内不同领域的顶尖人才，邀请他们加入校刊平台，一起共同学习。

具体的做法，可以举例说明。比如说，校刊要做问卷调查，我们不是交给社内最懂的成员做，而是四处打听校内学生中谁最懂问卷调查。我们要找到这些人，说服他们为我们做这件事，而且要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学会。我们同时在校内广征愿意学的人，邀请他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活动过程中会开班授课、头脑风暴、论证、集体决议、按意愿分工，让所有人一起参与思考、决策和执行。这个过程通常都会搞得如火如荼，没完没了。

我们做每一件事，都不是为了把事情完成，而是让每个人有最大的参与和收获。因此，每一次活动，都吸收了大量的新鲜血液。校刊社通过一次次的活动，不断壮大，最后几乎建立了全校人才的数据库和联络网。吸收人才越多，大家投入越深，互动越频繁，社团的魅力就越大。

如果你了解我所说的，就一定会知道，这个社团是没有边界的，必然会发展成位居所有社团之上的超级社团。其结果，也确实如此。校刊社后来成为学校影响最大的社团，人才辈出，甚至改变了校园风气，领风骚数年不息。而且社团出来的人才，认同感高，感情很深，进入社会后仍相互支持，在各领域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件事对我个人的影响，则是我大学毕业后，没有自己找过工作，所有工作机会，都是这个社团的前期毕业生引荐的。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学到了如何领导一个机构，如何找出大家的共同需要，如何激励大家的热情，如何把热情导入工作框架，让它生生不息、魅力无限。有这样的体验，我身上自然留下了强烈的烙印，日后创业所需要的自信和承担，都来自于此。

人的一生，总有些特殊的机缘，让你有机会完成一些与众不同的事迹。对我来说，这一次就是。

接下来，我想分享一下当兵两年的体验。

我曾跟你说过，我放弃军官资格选择当二等兵时，已准备好要体验“被人踩在头上的感觉”，吃苦是预料中。即使如此，仍有意外的收获。

我当兵两年中，有一年半驻守在马祖列岛上。当时那小岛上没水、没电，所有现代设备和用品基本上都不存在。我驻扎的碉堡在山顶，整日狂风呼啸、墙壁渗水、寝具发霉，但这些都在意料中，不足为怪。

让我惊讶的，是发现人的体能居然无上限。其中印象比较深的，是定期参与的“抢滩卸货”勤务。当时部队一切物资都靠补给舰运送，因为小岛没有港口，必须于两个潮汐之间，在沙滩卸货完毕。卸货勤务通常在黄昏后开始，舰上的补给品，包括稻米、面粉、黄豆、水泥等，平均每袋50公斤。士兵们列队进入舰舱，把货物扛上肩，走过沙滩，装上卡车。这工作类似码头搬运，但全靠人力，又在沙滩上进行，因此格外吃力。通常搬运一小时后就两腿发软、脑袋发晕，进入随时准备昏倒的状态。因此军官们必须在旁大声叫喊、催促，才能让工作继续进行。就这样，我们居然可以持续搬运，一直进行到第二天上午，才列队走回山顶碉堡。记得有一回，我们扛的主要是水泥，整晚大雨滂沱，全身湿透，回到碉堡后直接倒下昏睡，醒来时发现动弹不得，原来是因为穿着湿军装入睡，军服里渗入的水泥被体温烘干了，僵硬到无法动弹。

这经历对我的启发是：原来人的身体是可以这样使用的！我发现，在日常情境中，觉得自己的体能到此为止，觉得自己的精神状态只能这样，其实都是自我设限。原来人能做到的，比自己想象的或过去经验的，要多到无法计算。但人要靠自己发挥全部潜能似乎很难，往往要遇到特殊情境，尤其是“不合理”的情境，才能发挥生命能量的巅峰。

我军旅生活的另一个发现，是自己对不合理现象的接受，居然可以无上限。体能要求上的不合理，是军队磨炼的必须，自毋庸论，但对“价值观”上的不合理，我居然也可以照单全收，却是始料未及的。

你也知道，我过去年轻气盛，凡事讲道理，很有个性。上大学时，有一次跟老师当众翻脸，拂袖而去，从此不进那老师的课堂，结果无法参加考试，重修大一“国文”课。在重修教室，发现全班同学都讲广东话，因为“国文”重修的台湾本地学生，全校只有我一个。

就我这脾性，在新兵训练中就吃尽苦头。当时我因为执意认真当兵，自是全力以赴，每个动作都做到位，但班长却一直对我“照顾”有加，时不时进行特别操练。结训时我忍不住问他，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他了，他的回答是：就是受不了我桀骜不驯的眼神、一脸鄙夷的表情！

这当然只是开始，其后在军队里碰到的不合理事件、看到的不合理现象，真是罄竹难书。过去的我，不仅不接受对我的不合理，也不容忍眼皮子底下对别人的不合理，必然要“有所作为”。但在军队里，这是行不通的，是不会有结果的。两年的军旅生涯，让我了解到，在某些情境下，人除了接受，没有别的选择。所谓的“是非善恶”，是因人因事因地而异的。大自然的定律，不是是非，而是因果。

人的体能和精神承受力，都有可能无上限。就是我当兵两年最重要的体会。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当兵后的我和当兵前的我，似乎成了不一样的人。

我不知道这样的分享，对你的意义是什么？我只是想，说不定你有一天会碰到什么遭遇，突然想起爸爸的这一段分享，说不定也“心有戚戚焉”呢。

---爸爸

默蓝：

接下来，想跟你说说我20世纪80年代初赴美国工作及留学期间的感触。

先说背景。

我成长于流行“崇美”的台湾社会，尤其是我所属的战后婴儿潮世代，那时本地没有任何青少年流行事物，因此我从上初中开始，就醉心于美国音乐、影视、书籍、时尚……任何跟美国沾上边的，都照单全收。对那时的我来说，美国就是天堂，美国人就是圣诞老人，甚至一度产生了幻觉，好像通过不断吸收美国事物，自己不知不觉中已经参与了“美国梦”。青少年的我，对中国传统及文化毫无兴趣，基本上已经被熏染成了假洋鬼子。

上大学后，我广泛阅读了东西方有关宗教、历史、哲学及政治相关书籍，对中国文化逐渐有了一些理解和感悟，但对西方近代的思潮和生活方式，仍是向往的。我那时思维框架中的所谓现代化，其实就是西化，中华文化则被放入了怀旧乡愁的范畴。

这样的我，毕业后进入媒体，负责政治报道及评论，自然致力于改造台湾的政治和社会，但后来我感觉时不我与，遂萌生了赴美的念头。

我向当时任职的报社请缨，参与在美国创办中文报纸的工作。一到美国，就寻访十余州，拜访各地最知名的华人学者及作家。那段长达月余的寻访，我常深入受访者工作及家庭场合，因此有机会了解华人在美国的处境和生活状态。我看见那些在台湾呼风唤雨的华人精英，其实处身于美国中产阶级的边缘，社交和生活领域充斥着各种格格不入，而且他们的人生好像多数碰到了天花板，没什么想象空间。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子女通常都彻底西化，与父母活在不同的世界，连要求孩子跟访客认真打个招呼都很困难，显得十分尴尬。

后来，我落脚纽约，住了四年半，那期间，常和朋友们一起去看戏，然后大伙议论一番，有时候因为观点不同，竟然会吵到面红耳赤、不欢而散。我当时心想，这些朋友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年纪也老大不小，为何言行举止如此执着，甚至显得有些幼稚？因此猜想：是不是因为他们困居于都市一隅，凭借专业谋生，但在社会上毫无影响力，所以才会变成这样？这类观察，再加上个人的种种际遇，让我从“美国梦”中彻底醒过来。我很清楚地了解到，不管美国社会有多好，我不可能在其中自在生活、产生连接并感觉有意义，在小说电影中我所仰慕的那些美国人物，在现实生活中，跟我八竿子打不着，更不可能真心交流或深度交往。

至于美国社会真的有那么好吗？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仍处于黄金年代，当然有它一定的优点，但一些我过去看不到的弱点，随着居美时间的加长，变得越来越让我无法忽视。撇开如今大家常提到的种族歧视、贫富差距、治安不良、民粹流行、霸权主义等不谈，我看到美国所体现的西方价值，其实并未探清根本，据此设计的游戏规则也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此它所塑造的社会，即使是主流精英人士，也无法真正安身立命。我看到典型的美国家庭生活，表面上光鲜亮丽、令人称羡，幕后却是商业机制极度的操控、财务杠杆极致的诱导，让几乎所有阶层的各色人等，都生活在压力之中；我看到美国表面讲究自由、民主、人权的政治生活，幕后却是无所不在的财团和利益的运作……

总而言之，我不仅自己从“美国梦”中醒来，还觉得全世界都该从“美国梦”中醒来，我愿做一只唤醒梦中人的公鸡。从美国回来后的数十年间，我在各类文章和演讲中，一直都对西方世界保持觉醒和批判，也认真从中华文化中寻找未来世界的出路。这种态度，在如今也许不稀罕，但在近四十年前的台湾，算是少见的。这就是我美国行最大的收获。老爸相信我的美国经验和观察，相较于你的，一定有很大的不同。我也很想听听你的分享！

---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