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座楼有五层，每层长得都一样——走廊一侧的两扇绿门正对着另一侧的两扇绿门。楼里住的其他人我们一个也不认识。我们不和外人打交道，也不去其他楼层溜达。没那个必要——你只需要走到你住处的门口。

放学以后我跟我弟弟经常会被单独留在家里，尽管他才六岁，我也只有七岁。爸爸在一家工厂给电线装线芯，如果没有达到当天的定额，有时他就得加夜班补齐。多数时候他一天工作十二小时，下午四点左右午休，这样他就能从学校接上我们，把我们送回家再回去上班。妈妈没法从工作中抽身去做这些，因为我们只有一辆车，开车的是爸爸。

每次爸爸要放下我们回去上班的时候，都会提醒我把门上的防盗链挂好，别出声，别给任何人开门，就算对方说是朋友也不行。他让我把这间公寓里，我们害怕的时候能藏身的地方都检查一遍：床底下、浴帘后的浴缸里、鞋柜里。

万一我们碰上了麻烦，爸爸说，我们不能找邻居帮忙，也不能打911。他说那等于向警察告他的状——把我们自己留在家里没人看管，倒霉的会是他。不管遇到什么麻烦，我们都得自己解决，他说。说完他会指指暖气后面，那里有他藏的一把红色木柄小斧头。

当他第一次把那把斧头放在我手里，斧柄轻得出奇。爸爸说：“好了，你只有一次机会，照着脖子或者脸砍。你要瞄准的地方，”他指指自己脖子左侧，“就在这儿。”我把斧头举高，但爸爸忍不住笑了起来，说刃口反了。他过来给我演示为什么锋利的那端才是造成破坏的部位。我再次把斧头举过头顶，然后一下子砍下来。这一次，爸爸笑得好像他只不过是在看我丢皮球——那笑声的意思是可爱，我做的事情可爱。看我那么紧张，他说：“啊，不用担心。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做过更糟糕的事。说不定还没你大。”爸爸让我放心，说我也许永远都用不着那把斧头，但重要的是我得知道我会用。

但我能想到的只有那次深夜，有人到我家门口大声砸门，叫嚷着：“开门！我有刀！”爸爸透过猫眼朝外看的时候，我和弟弟惊恐地站在门边，回想着那些我们能藏身的地方。那砸门声还是响个没完，我们抱住父亲，两人都紧紧攥住他的衬衫。我真庆幸那天不是我们自己在家，又是个周末，爸爸没有去工厂加班，而是和我们待在家里。爸爸低头看着我们两个，抬起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于是我们一声不吭。然后他小声说，他本来打算开门的，但那人说自己有刀以后他改主意了。“没有这么求人帮忙的！”爸爸拍着膝盖大笑，弟弟和我也笑了，只不过压低了声音，免得被门那边的人听见。

第二天早上，我们要出门去学校的时候，我注意到门上有一抹血迹。

多数周六，爸爸会开车带我们一家去我们梦想住进的小区，那儿有宽阔的林荫道和维多利亚式的大房子。我们去唐人街买食品杂货的路上就会顺便去那里。我们会缓缓驶过街道，选出我们想住进的房子，指出我们希望自己的卧室所在的那扇窗。爸妈和弟弟总会选那些高大而宽阔的房子，我却关心人们落在外面的东西。有时候是留在车库前车道上的曲棍球杆、没有标记的守门员护腿，还有球网，或者丢在门前草坪上的粉色自行车。照我看，如果这里的人可以就这样让东西全都散落在外，不收起来也不用链条上锁，那他们一定从来都不用担心会有人拿他们的东西。

有一次，我发现那条街上每座房子前的台阶上都摆着生南瓜——有的是一只巨大的南瓜，有的是一堆小南瓜。上面通常刻着脸：三角眼，圆圈鼻，嘴里垂下一两颗牙齿，咧成一个大大的微笑。有时候种子被掏出来堆在南瓜嘴旁边，好像它在呕吐。在学校，我们画出橙色的圆，或者从橙色的卡纸上剪出圆，给它们贴上圆溜溜的眼睛。

我从后座探过身问爸爸：“这儿的人怎么这么爱南瓜？”他说：“可不是，真奇怪。我看简直是浪费粮食。”我们看过所有那些南瓜之后，爸爸对妈妈说：“在这样的小区里，没人会往零食里投毒或者放尖刀片，对吧？”然后他回头朝我们叫道：“我有刀！开门！”我和弟弟装作害怕地尖叫起来，可我们一点都不怕。

从那之后，我弟弟九岁之前的每年十月，爸妈总会带我们出去“不赶趟就捣蛋”。

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弟弟头上罩了一条床单，上面挖了洞，让他露出眼睛和胳膊。爸爸没多少时间给他做什么。他花了几个星期，给我做了一件紧身长袖黑衬衫和配套的裤子，衣服正面缝着夜光面料的骨头。黑暗中你根本看不见我，只会看见一副骨架穿过房间。这让我弟弟兴奋地尖叫起来，他知道过不了多久这套行头就会传给他，就像我拥有过的所有东西一样。

很少见爸爸这么早下班回家。我不明白为什么，担心他丢了工作。他总是这么告诉我们，说他必须长时间工作，否则就会干脆没了工作。可接下来他让我们换上那身装扮，尽管不打算去买杂货，他还是开车带我们去了我们想住的小区。爸爸停下车，让我们穿成这样挨家挨户上门，对着应门的人喊“不赶趟就捣蛋！”，然后递出我们敞着口的枕套，让他们装进各种各样的零食。我不相信他。那时候我确信他真的丢了工作，我们所做的，不过是他把我们送走的计划中的一部分。每当我们不听话，或者想要他们买不起的东西，爸妈就是这么威胁我们的。我想哭，但我看见我弟弟看我的眼神——就好像他需要我变得勇敢，为了我们两个人。

爸爸下了车，把座椅前倾好让我和弟弟下来。他拉着我们两个的手，领我们来到第一座房子跟前。它高大极了，窗户有门那么大，我真好奇住在里面的是谁。弟弟和我一边独自爬上门前的台阶，一边回身确认爸爸还在。他站在路边，手插在口袋里，只有朝手里呼热气的时候才把它们拿出来。他穿着薄夹克和牛仔裤，他心目中的潇洒装束。保暖的外套和连指手套有损他的风度。发现我们一直站在台阶上，只是望着他，他鼓励我们继续，举起双臂挥扫着面前的空气，提醒我们：“要说‘不赶趟就捣蛋’！”

我们来到门前，站在那儿，试图照爸爸教我们的找到门铃。“从这儿你就能看出房子的豪华，”他说，“它太大了，里面的人听不见前门的敲门声，所以你得按按钮或者拉铃。”

弟弟拍拍我的胳膊，指了指门右边的按钮。结果我们俩谁也够不着。我把弟弟抱起来，他按下门铃，一下，再一下，然后我轻轻放下他。一盏灯亮起，一个留着棕色齐肩发和齐刘海的女人开了门。她戴着眼镜，一脸和善的笑容。她说：“好吧，那么，你是个幽灵……你呢……噢，老天！瞧那身衣服！哎呀，多惊人的画面！你从哪儿弄到的？是你妈妈做的吗？”

我紧张得答不出话来，于是我小声说：“不赶趟就捣蛋。”

“哦，哈罗德，出来啊！这些孩子简直太可爱了！哈罗——德！快出来！”

哈罗德来到门口，一路趿拉着他毛茸茸的拖鞋。

“不赶趟就捣蛋。”我又轻声说了一遍。

哈罗德大笑一声，说：“伊莱——恩！这太——可爱了！给这些孩子多拿点，好不好？”他从门后的什么地方够出一只大玻璃碗，往每个枕套里丢进两包薯片。

好吃的一进我们的枕套，我们两个就大喊一声“不赶趟就捣蛋！”，然后咯咯笑着从那座房子跑开，就好像逃脱了什么我们从没想过能够逃脱的惩罚。我们跑向还站在路边的爸爸，给他看了枕套底的一袋袋薯片。

“瞧！我告诉过你们，”他说，“只要说‘不赶趟就捣蛋’。”

于是那一整个晚上，我们挨家挨户地叫“不赶趟就捣蛋”，直到我们的枕套重得再也拿不动了。小区里还有别的孩子，他们打扮成公主、南瓜、女巫，还有橄榄球运动员。他们中我们一个也不认识。有时候，我们会和他们其中的一帮相遇在同一座房前的门廊上，我们会递出我们的枕套，他们会递出带把手的塑料南瓜。我和弟弟说“不赶趟就捣蛋”的时候，门后的人总会让我们凑近点，好多给我们些零食。

我们回家以后，爸爸妈妈把枕套倒空，把零食挑拣了一遍。自家做的，包装不严的，或者已经开封的东西，我们通通不能要。

第二天在学校，我和弟弟在午饭时间拿出我们的零食，像街头小贩似的把它们摆在桌上，告诉朋友们我们去了有巨大房子的地方“不赶趟就捣蛋”。我们的朋友不是在自家楼里，就是去了邻近的房子，或者干脆没出门，所以他们只有少得可怜的泡泡糖球，或者一两枚极小的巧克力块。我们有成包成包的薯片、整板的巧克力、一袋袋泡泡糖——还有更多在家里等着我们。

当班的午饭女工探过围在我们周围的人群说：“你们是说你们去‘不给糖就捣蛋[原文为Trick-Or-Treating，万圣节时孩子向邻居索要零食时说的话。“我”和弟弟说成了Chick-A-Chee。--编者注]了吗？”

我们摇摇头。那女人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抬头看着她多管闲事的大圆脸，说：“不，弗曼太太，我们是去‘不赶趟就捣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