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四岁左右的时候，母亲和我成天挨坐在沙发上，一边吃着巧克力看肥皂剧，一边哈哈大笑。母亲的笑声响亮而奔放。她从不捂嘴，嘴张得那么大，我能看见嚼了一半的巧克力糊在她的腮帮里。只有我们俩单独待在一起的时候她才会那么笑。当着我父亲或者其他人的面，她会用手捂住嘴，咯咯轻笑。真想让所有人都看见我在我们俩独处时看见的场面。

我母亲靠看这些肥皂剧学说英语，很快她就开始练习她学到的东西。我父亲不想吃饭的时候，她会问他是不是已经跟谁一起吃过饭，所以没了胃口。当烘干机里少了一只袜子，她会问它去哪儿了，父亲答不出来的时候，她就指责他偷情。

我父亲没把她的话当回事。他试图轻松地进行这场对话，说他倒是希望他的工作没那么忙，希望生活真像她想象的那样充满了艳遇。但随后他会严肃起来，说：“你不明白，是吧，我在工作里过成什么样。他们一个个英语说得飞快，一天到晚朝我大吼大叫，让我跟上。有时候我简直觉得自己活得没个人样。”

我父母独处的时间不多，即使独处，也没有什么老挝酒吧、咖啡厅或者餐馆可去。偶尔我们会被邀请去其他老挝难民家参加聚会。有些人已经来了很久，就像我们；有些才刚到。聚会上，大家跳舞听曲、打牌吃饭、追忆过往。他们一整晚笑声不断——一阵阵伤感、微弱的气流迸发——难以置信地摇着头，感叹自己在这个新国家活成了什么样子。

我父母去这些聚会是为了听听家乡的消息，或者打听那些留下的人怎么样了：谁还在那儿？他们的房子还立着吗？他们要是逃出了老挝，最后去了哪个难民营？待了多久？在哪儿靠的岸？报纸或者晚间新闻里，他们从来听不到关于自己国家的半点消息，就好像它不存在一样。

我父亲常常是聚会的中心。每当一浪笑声从客厅涌过来，我朝那屋里看的时候，总是他在那儿给大家讲故事。看上去所有人都喜欢听他讲那个“遵命，先生”的故事，即便他们都已经听过，他还会像他们没听过那样从头讲起。他告诉他们，每当工作中有人让他干什么的时候，他都用英语回以“遵命，先生！”，但他是用“去你妈的！”的语调和狠劲儿说的。然后他绕着屋子大步行进，像个尽职尽责的士兵向每个人敬礼，每次都用英语说：“遵命，先生！遵命，先生！遵命，先生！”讲到跟他共事的人还以为他多么礼貌、多么和善，他乐得放声大笑。

我母亲从厨房看着、听着这一切，但从不参与。她不和别人打交道，在特百惠保鲜盒、玻璃烤盘、热气腾腾的炖锅、嘶嘶作响的煎锅、塑料叉匙和纸餐盘的包围下，吃着一碟饭菜。我和她一起待在厨房，她告诉我每道菜是什么、本该怎么烹饪，并指出当前的做法缺了哪些关键配料，说没有一道菜能做出她记忆中的味道。这些食物在老挝就是味道更好，也许等我大一点，有一天我们可以回去看看。这些她都是用老挝语对我说的。

厨房里的一个女人无意中听见了她的话，说：“你家孩子懂老挝语？”虽然我从没在老挝待过，但还能拥有些来自老家的东西，我母亲对此很骄傲。可那女人对她说：“哦，不行不行！哎呀！你最好和她改说英语。不然等她上学了可怎么适应？！”等那女人离开厨房，我们哈哈笑她，瞧她害怕融入不了所有人的那副着急样儿，好像谁想融入似的。

后来，我母亲鼓励我去和参加聚会的其他孩子玩。他们吵吵嚷嚷，跑来跑去，用英语交谈。我想和他们玩，他们却不停地推我的胳膊，管我叫“它”。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可每当我试图接近他们，他们就会跑开，好像压根儿不想和我玩。没多久我就回了厨房，母亲见我回来，问我出了什么事，怎么就玩这么一会儿。我告诉她：“他们就知道说英语。我搞不懂他们在玩什么。”然后她踌躇了片刻，说：“也许是他们在学校学的东西，等你去了学校也会学。”

我母亲离交到朋友最近的一次经历，发生在她和亲善商店[Goodwill，北美的连锁慈善商店，接受旧日货和二手商品捐赠并低价出售。]的收银员之间。他们待她友善，知道她的名字，允许她在货架间徘徊几个小时。也许他们只是在做分内的事，可我母亲不这么看。有一次，她用铝箔纸包了鸡蛋卷带给他们，我们挑衣服的时候，他们把鸡蛋卷拿到后屋去吃。可看她走过货架时一只手拖在身后的样子，好像并不是真的在找什么要买的东西，我不禁怀疑她原本指望被请进后屋，一起分享食物。为了让她不再惦记她的鸡蛋卷，我抓起一条黄色连衣裙塞给她。“你觉得这颜色怎么样？”她看了看价签——一加元——点了点头。我们离开商店前，我母亲回头望了望那些收银员，问我：“你觉得他们喜欢吗？”

我上学以后，我母亲就一个人看肥皂剧，等我回家了再讲给我听。剧里总少不了婚外情、失散多年的双胞胎、昏迷的病人、英俊的医生。过了一阵子，我就再也不想听了。我开始读书，我母亲会过来和我坐在一起，让我读给她听，还会问关于书里插画的问题。她最喜欢的是嗅觉书[Scratch and sniff，一种纸板绘本，使用特殊材质，用手摩擦书中不同位置能够发出不同气味，用于幼儿嗅觉和触觉的启蒙。]和那些会弹出小动物的书。每次我拉动纸签，跳出一只猫或者一只狗，她都会深吸一口气。这样的东西让她既惊奇又快活。有本关于绵羊的书里有一小块棉花，我母亲会用手指轻轻抚摸，好像它是活的。

晚上，她会拿一本书到我床边，要我给她读。书里没有多少字，有时候她听着听着很快就会睡着，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会给她编故事。“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孤单的，”我说，“每个人都会在某个地方遇到朋友。”她那时一定有二十四岁了，但给人感觉年纪小得多，也瘦小得多。我照看着她，在她发抖时拉过一条毯子给她盖上，尽量不吵醒她。有时她会做噩梦，我能从她的呼吸中判断出——急促、惊恐的呼吸。我会伸出手抚摸她的头发，告诉她一切都会好起来，尽管我并不知道是否真的会变好，也不知道变好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只知道这么说有用。

至于我母亲为什么总在我的房间过夜，我从没想过要追问。我只是庆幸不必在黑暗中独自一人。

一个周六的早上，我们闲逛到亲善商店的玩具区，我母亲给我挑了一样东西。那是一副世界地图的拼图，一千块硬纸片装在一个纸盒里，卖五十分。每一块都有独一无二的形状，和另一块相互契合，拼图的要义就在于从这堆形状中找到能和它契合的其他几块，把它们嵌在一起。

回到家，我坐下来开始拼图，她没有拿起一块，也没有试图帮我一起拼。她只是看着我和我的一举一动。她会说：“那块不是在那儿的。换一块试试。”每当拼成一块的时候，她会说：“每一块都有它的归属，不是吗？”

我一放学回家就开始拼图，一块接一块，让同样的颜色拼在一起。先是蓝色的，它们代表海洋。然后是红色、绿色、橙色、黄色和粉色，它们代表许许多多不同的国家。几个星期后，只剩下了寥寥几块，拼进最后一块的时候，我骄傲地宣布：“妈，我完成啦！”

我母亲端详着拼图，指了指一个绿色的点，说那是她来的地方。一个小小的国家，位置偏右下方。她又指了指我们现在身处的地方，一大片粉色的区域，位置偏左上方。过了一会儿，她指了指拼图的边缘，又指了指空荡荡的地面。“那儿很危险，”她说，“你会掉下去。”

“不，不会。”我说，“世界是圆的，像个球。”

但我母亲坚持己见：“不是那样。”

但我还是继续说了下去：“等你到达边缘，你就可以绕到另一边。”

“你怎么知道？”她问。

“我老师说的。苏小姐说的。”苏小姐的讲桌上有一台地球仪，每次她讲到海洋、大陆，或者板块构造，她都会在地球仪上指出那些特征。我不知道苏小姐说的是不是真的，也从没想过要问。

“世界是平的，”我母亲摸着地图说，“就像这样。”说完她用手掌把拼图扫到地上。所有相连的小块顿时分崩离析，多少小时的努力毁于一个动作。“我只是没上过学，不代表我什么都不懂。”

于是我开始思考我母亲懂些什么。她懂战争，懂得在黑暗中被子弹击中的感觉，懂得在怀抱中近距离看到的死亡的模样，懂得一颗炸弹能够摧毁的东西。那些是我所不懂的事情。活在我们现在生活的地方，一个不会发生那些事情的国家，不懂也罢。多的是我不懂的事。

我们是不同的人，从那时起我们明白了这一点。

几个星期以后，我们去了公园。天很冷，枯黄的草被冻在坑坑洼洼的冰面下。出门之前我在读书，我母亲在看电视。她通常能找到一个把她逗乐的节目，可那天她就是定不下看哪个。她不停地按遥控器上的按钮，切到下一个，再下一个频道，然后从头再来。

我冲向秋千，跳上其中一个的座椅，猛蹬双腿把自己高高地射向天空。我母亲一个人坐在公园长椅上，穿着她蓝色的冬衣，面朝我。她离得不远。我喊她，让她注意我，看我把自己荡得多高，但她的头转向一边，目光定在了别处。

我不再摇荡，转头去看她在看什么，秋千慢慢停了下来。一个男人刚从一座公寓楼里跑出来，身上穿着一条四角裤和一件白T恤。他看起来慌乱又匆忙，好像没有打算穿成这样到外面来受冻。

一个一身西装西裤的女人跟了出来，鞋跟像铅笔戳在桌面上一样敲打着人行道。

那男人朝后望了望，停下来，嘶吼道：“结束了。我们完了！”当女人试图拥抱他，他挡开她的胳膊拒绝了。

我向我母亲走去，在她正前方站定，挡住她眼前的那对男女。我说：“我们回家吧。”她抬头望着我，眼里有泪水。“下雪了。”她说完望向一边。她就像那样说了一遍，声音细小，清晰。下雪了，但她说话的语气让人觉得，这和雪没有一点关系。那是她身上我永远无法理解的东西。我母亲重新抬起头望着我，说：“我从来不用担心你，是吧。”我点头，尽管并不确定那到底是不是一个问句。

很快，在某个我已熟睡的晚上，她拖着一只行李箱走出了家门。我父亲看着她走的，他告诉我。他什么也没做。

这一切已过多年，但我依旧能感受到当时等待她归来的悲伤。如今我明白了当时不可能明白的事——她不仅离开了我，而且永远离开了我。我不去想她为什么离开，这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她离开了。除此之外，又有什么可想的？

常常，她的脸出现在我梦里，还像那时一样年轻，虽然我已经记不得她的声音，她却总是试图告诉我些什么，可无论她的嘴唇如何翕动，我什么也听不见。那梦也许只有几秒钟，但只消几秒钟，真的，就足以消解我们之间相隔的那些流逝的时光。我从那些梦中醒来，旧伤复发，如今四十五岁依旧是个孩子，为她的离去而悲痛，一次又一次。

我父亲并不悲痛，他成为难民的时候就把这辈子的悲痛用完了。失去至爱，被妻子抛弃，对他来说甚至是一种奢侈——这意味着你还活着。

又是一个晚上，我在晚间新闻看见一幅地球的图像。尽管我已经见过许多次，尽管我母亲不在身边，我还是像她在那样，对她说：“看见了？它真的是圆的。现在我们能确定了。”我又大声说了一遍，尽管我说的话消逝了，但我知道，它已经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声音。

过后，我来到卫生间的镜子前，盯着我口腔的后壁。我把嘴张得那么大，看见温热、湿润的粉色的肉，看见发出声音的黑漆漆的中心。我大笑起来，笑声响亮而奔放。声音钻进通风管道，我想象着这栋楼的人一定为这笑声费解——这声音从哪儿来，又是什么能让一个女人在此时的深夜放声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