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上的霉斑最初只是靠近地面的小黑点。听之任之，它们便一直扩散到了天花板。霉斑看起来像一片黑色蒲公英。当有人问起我从哪儿来，在哪儿长大，我联想起的事物之一，便是那片田野。

我父母和我住在一条林荫道的边上，那儿有修剪齐整的草坪，以及一条条通向三层小楼的长而蜿蜒的车道——但我们不住在那些房子里。我们住在一室一厅的地下室公寓，公寓在靠近主路分岔处的第一座楼房里，之后道路便会转弯，将你带向居民区的更深处，树木也随之变得绿而浓密。我父母睡在客厅地板上的一张薄海绵床垫上。每天早晨出门上班之前，他们会把垫子像折纸一样折叠四次，塞进鞋柜。我有自己的房间。我的窗户开向停车场，在那儿我只能看见两样东西：汽车头灯和排气管。

我的朋友凯蒂住在同一栋楼里，但她的公寓拥有阳台和不同的风景。我们一起步行上学放学，但我从没邀请凯蒂来过家里。我不想让她看见我父母没有卧室，所以总是我去她那儿。凯蒂有两个上高中的哥哥。她的哥哥们打橄榄球，身边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女朋友，他们在我们楼的楼梯井里，或者他们家客厅的沙发上亲热。我不知道凯蒂的父亲出了什么事，我只知道他不露面，并把这理解为我不该问的事。她母亲和我爸在同一家工厂工作。

我爸不喜欢我去凯蒂家的公寓。他说：“我不想你放了学去那儿。那些小子和他们女朋友那样亲来亲去的，我不想你在旁边转悠。我不想让你胡思乱想。”我爸不知道的是，我已经开始胡思乱想了——想个没完。只不过没人有兴趣和我做什么。他觉得凯蒂一家什么也不是，如果我总跟他们混在一起，最后我也会变得什么也不是。

我爸谈起人生，总好像它是一股脑泼出来的，我们不会有时间思考，对将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也无能为力。他说起话来好像现在就得把什么都告诉我，好像我们再也不会相见了。我会朝他翻白眼，但这只会让他说个没完。话总会绕回凯蒂和我如何不同，我如何不会拥有凯蒂生活中拥有的那些东西。

不管他怎么说，他还是给了我一样凯蒂有的东西。我告诉过他我有多喜欢凯蒂卧室墙壁的粉色。我总是念叨个没完。于是我爸出去买了一罐红涂料和一罐白涂料——粉色涂料更贵，因为它受欢迎，而且需要在店里给你调色。我爸往红涂料里倒进一团白涂料，然后搅拌。涂料在墙上没干的时候看起来是粉色，但干了以后就成了深粉，涂料没混匀的地方还有一抹抹红。涂料并没有盖住霉斑。但对此我只字未提。我只会看着那些深粉色的斑点对自己微笑。毕竟我有自己的房间，而且他在努力。

我爸在一家指甲油工厂上班。他一开始干的是扫地。打扫的时候，他站在流水线工人后面，看他们揭下标签并贴在指甲油瓶子上。那看起来不怎么难，他说。当工厂裁员并给剩下的工人降工资时，很多人辞职了。流水线上突然空出了岗位，于是我爸提了申请，得到了一份工作。他也给我妈在那儿找了份工作。虽然在流水线上工作的收入不如从前，但还是比我爸做保洁挣得多。他们都爱这份工作。上班时间长，但稳定，而且周末休息。

有一次，在工作的间歇他告诉我，一个和他一起在流水线上工作的男人是怎么评价他的工作方式的：模仿他的速度，把他周围的东西都拢起来。我爸觉得那是种恭维，所以也假装把东西都拿起来，承认那是最好的工作方式。他很高兴工厂里有人跟他说话，而不是在他经过的时候扯着眼角的皮肤大笑。

直到工头又解雇了几个跟不上速度的工人，他们才开始找到他，当着他的面说出一个听起来像啐唾沫的词。那个词需要用那么多气，但从来不见唾沫。

他问我他们在工厂叫他的到底是什么。“这个thief[意为“小偷”。]，是什么东西啊？”我不想告诉他，我想让他继续喜欢他的工作，像往常一样带着使命感和自豪感在清晨起床。我告诉他我以前从没听过这个词。然后我背过身去，免得在他说这番话的时候看着他的脸：“你需要做的只有努力工作。仅此而已，努力工作。”

放学后一到家，我和凯蒂就会通上三四个小时的电话。伴随着背景中我们家人渺远的声音，我们什么都说，又什么都没说。那时我们想当作家，喜欢看看自己能多好地向对方描述我们这一天的细节，尽管我们每堂课都一起上。我们聊班上的漂亮女生——她们穿什么，梳什么发型，怎么笑。如果她们中有人和我们说话了，我们会仔细研究她们说的每一个字，找出重音、沉默和咯咯的笑声出现的确切位置，就像在破译某种密码。

最后，我们的聊天会转向畅想有了钱会是什么样。我们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的。每个垃圾回收日的早上，我们会看到他们从家里出来，把垃圾桶搬到路缘上。我们无法相信他们有自己的垃圾桶，还只需要走到自家的路缘。我们得拿着垃圾到走廊尽头的小房间，把塑料袋从墙上的洞里扔下去。我和凯蒂害怕有人来到我们身后，把我们也从洞里推下去。有时出门倒垃圾之前，我们会互通电话，只为给对方报个信。“如果我失踪了，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她会说。有时我们甚至会一起去垃圾道。为了好玩，我们轮流从背后把对方推向那个洞——但不会太用力。刚好能让我们感受自己的恐惧，然后将它释放。

我们那栋楼的二层住着一个没工作的男人。他一天到晚坐在窗边抽烟。看见我和凯蒂放学回家，他会大声嚷：“嘿，姑娘们。真性感——”然后他哈哈大笑，好像那只是个笑话。当他看见我有多害怕，他笑得就更凶了。后来，他省略了“嘿，姑娘们”的部分，干脆只说“真性感——”。我讨厌看见我们头顶窗子里那个闪闪烁烁的橙色光点。

凯蒂知道我有多怕他。她让我别理他，但我跟她不一样，我做不到。“别担心，”她说，“我来对付他。”我不想让她做任何事。他是个成年男人，比我们两个加起来都壮。

第二天下午，我们走到楼前，听见他说“性感”的时候，她抬起头看着他吼道：“我们十二岁！你这该死的变态！”因为她说了话，我觉得我也得说点什么，于是喊道：“我要把它割下来！到时候我们再瞧瞧什么是性感！”说完我们飞快跑进楼里，在楼梯井里发疯似的大笑。我喜欢我们那时的笑声。尽管那儿只有我们两个人，但那声音回响，叠加，让我们听起来有更多人。

从我们楼步行到学校要四十五分钟。我们很少坐公交，除非外面冷得厉害，但就算那样，如果我们中谁没有拿到五毛车票钱，我们还是会尽可能走路，大多数情况都是如此。要五毛钱和要十万块是一样的——没有就是没有。不过有一次我要车票钱的时候，为了给我上一课，我爸说：“你知道挣五毛钱有多难吗？你干吗不出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一分钱。”于是我照做了。我在外面满地搜寻零钱，但什么也找不到。回到家里，我没说一句话。我连一分钱都找不到，于是明白了他挣五十个一分钱有多难。可是，那晚我爬上床，感觉到枕头下有凉凉的东西。那是两枚闪亮的二十五分。

我们住的那栋楼的后巷有道铁丝网栅栏，栅栏后是一片绿而浓密的树林，是它把我们楼和所有那些沿街更远处的漂亮房子隔开。树林中间有一条小溪穿过，从凯蒂家的阳台看去，它就像一头偏分黑发的发缝。我们会抓住金属栅栏，把自己一点点拉向顶端，翻到另一边去。然后我们会在草地上找一片地方躺下，向彼此描述我们看见的。我们去那儿是为了消磨时间，也为了绕过我们回家常走的那条路。

有一天，我们在树林里的时候，凯蒂告诉我警察在那后面发现了一具死尸。一个和我们年纪相仿的女孩。

“你以前见过死尸吗？”她问我。

我想到了我奶奶在她葬礼上的样子。她看起来那么安详，好像只是睡着了。当我这样告诉凯蒂，她说：“是啊，自然死亡的时候是那样。”

然后凯蒂在地上躺下，把她的胳膊和腿伸展成海星的形状。她的面容变得空洞，眼睛向上盯着天空。她在那儿躺了大约十分钟，一动不动，一声不吭。树荫下，她的皮肤发青，她的锁骨突出。我不喜欢这寂静，仿佛我独自置身林中。悬在我上空的树好像是人，我几乎能感觉到它们的枝干朝我伸来。

“凯蒂！停下！”我叫道，“起来！”

她没动。

我踢了一脚她的腿。

她笑了出来。细小、轻柔的笑声，就像有人在挠她痒痒。接着她发出一声响亮的尖叫。她不停地叫啊，叫啊，脸上泛起一片片红晕，我也和她一起尖叫起来。尖叫的间歇我们捂着嘴，不让咯咯的笑声发出。我们知道尖叫只是个玩笑，是因为我们正在一起做这件事，但我试图想象别人听见我们的叫声会怎么想。

“我吓着你了，是吧？”当我们终于停下，她说。

“你干吗要那么做？”

“就想看看你会怎么做。瞧见了吗？没人会因为听见你尖叫过来。你只能靠自己。”她说话的语气像极了我爸指点人生的样子。

她继续说：“有人把那女孩的尸体丢在这里。你知道，那本有可能是我。我在报纸上看见她的照片了。”说完她坐起来拂去衣服上的树叶。她又大笑起来，说：“走吧，天要黑了。”

我们往我们那栋楼走去，但接着凯蒂停下脚步，告诉我站着别动。她从肩头卸下她红色背包的肩带，拉开一个口袋，把手伸进去。她递给我一本重重的灰皮书。

那是本字典。

我盯了它一整年，每次我们去学校图书馆我都要看看它。我想过把它偷走，但我永远不会有胆量做那样的事。

“你看，我知道你想要这个。那就——”凯蒂把它往我这儿一塞，“——拿着吧。”

我飞快地把字典装进我的背包，拉上拉链。然后，不知为什么，我们都朝金属栅栏飞奔起来，就像有人在追我们，而且越追越近，我们像真有这回事似的尖叫着。到了我们住的地方，我们分了手，彼此没说一句话。

之后没多久，凯蒂和我就失去了联系。她母亲在指甲油厂升了职，然后他们搬出了这片街区。也许是因为这个，也许是因为高中。我不在这件事上费脑筋——事情本就如此。我们失去了彼此，或者说，我们了解彼此的方式遗失了。

但在那之前，最后一次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站在她家阳台上看落日。我们以前从没见过那样的落日。它和地球在宇宙中的排列有关，某种罕见的行星连珠。太阳大而明亮。

我对她说：“看起来很近，是不是？像是个我们能走过去，还能自己抓一块到手的地方。”

她探出身去抓空气。

我开始回想这段时光、凯蒂，还有所有这些事，是因为我想我看见她了。当时我打扫完市区的写字楼下夜班回家，站在人行横道上。一看到她在街对面，从她走路的样子——自信，双肩后展，直视前方——我就知道她把自己的人生打理得不错。她穿着深色西装上衣和铅笔裙，提着一只公文包。她看起来和我认识她的时候一样，只不过长高了，成熟了，充满了力量和气场。

我想跑过去找她，问她结没结婚，有没有孩子，过得开不开心。可如果我问她这所有的问题，她也许也会问我，但我不想谈我自己。我不想让她看见我穿着一身制服和工作鞋的样子。有时候别人看你的眼神让你觉得不得不去解释自己。

然后我想到了我爸正在家里等我，还在凯蒂和她家人搬出的那栋楼里，我也不想解释这个。信号灯变了，我看着凯蒂走出人群。

当我回到家里，我爸问我夜班上得怎么样，打扫了什么，然后说：“坐下吃饭。”

我想告诉他，他看错凯蒂了，她并非什么都不是。凯蒂和我曾经是朋友，甚至是好朋友。关于这件事的记忆，以及它的发生本身，对我来说价值非凡。我想告诉他这些，但这时候他告诉我墙上又长了霉，随它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