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讲了晚明时期明朝内部的问题，但从宏观来看，晚明也面临着严重的外患，主要就是在辽东崛起的女真。

从明朝建国之初起，北部边防就成了一个大问题，正所谓：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为了增强防卫，明朝在北部边境先设立了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之后又相继设了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后又设太原和固原两镇，合称“九边”。后来，明朝不断增设边镇，多达14处，但还是按照惯例称为“九边”。

大明王朝不仅在北部边境设了“九边”，又在辽东布有重兵，严防蒙古和女真坐大。然而努尔哈赤一步一步崛起，直到拥有数万大军，对明朝发动了攻击，这时大明才发现努尔哈赤已经如此强大。震惊中的明朝赶紧组织大军剿灭努尔哈赤，却在萨尔浒之战中惨败。那明朝早些时候干什么去了？努尔哈赤又是如何强大起来的呢？

努尔哈赤这个名字，根据满文专家的考证，意思为“野猪皮”，其弟舒尔哈齐的名字意思为“小野猪皮”。为何会如此取名？因为当地民族有以幼时所穿兽皮之衣为乳名的习惯。而且，许多努尔哈赤的后人的名字也与动物有关，比如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多尔衮的名字意思是獾，杜度的名字意思是斑雀。

在努尔哈赤生活的年代，女真共分为建州、海西、东海、黑龙江4块，每一块又分为若干小部。比如，海西女真又分为哈达、辉发、乌拉、叶赫等部。女真的南面是明朝，东面是朝鲜，西面是蒙古，处于在夹缝中生存的形势。女真各部落之间，都是用实力说话，强大的部落不仅想统一本部，甚至想一统女真，但均因明朝的干预而未能实现。

明朝对女真采取的是羁縻政策。“羁”就是靠军事和政治的压力加以控制，“縻”就是给予经济和物质利益抚慰。明朝承认女真的首领在本族和本地区中的政治地位，让他们自己管好自己的事，但又要求女真在政治上隶属明朝，在经济上承担朝贡义务。而且，为了防止某一方势力坐大，明朝的态度很清晰：分而治之——谁冒头就打谁。女真出过很多枭雄，都是刚冒头就遭到了明朝的打击。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成化犁庭事件。

早在明朝永乐年间，女真的胡里改部迁至原渤海故地，大致位于今绥芬河流域。不久，女真的斡朵里部也迁至该区域，后又经过不断迁移，最终在浑河上游的苏子河流域定居下来。在不断迁徙过程中，女真人口逐渐增加，明朝采取的措施就是最简单的分而治之。永乐年间，明朝设立建州卫，后又设立建州左卫，到正统年间又增设了建州右卫。

不过，建州三卫居住在一个区域，力量逐渐增强，开始对外掠夺，于是明朝和朝鲜都成了骚扰的对象。成化三年（1467年），明朝联合朝鲜，派大军共计5万余人，分5路合围建州。此时，建州的女真虽有一定的实力，但尚不能与大军抗衡，所以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这一战被称为成化犁庭，又称丁亥之役。犁庭则指这次战况惨烈到像整个土地被犁过一样。建州女真损失惨重，630多人被斩首，240多人被俘虏，450多个寨子被攻破，房屋全数被烧毁，多年的储藏尽数被摧毁。也许有人会疑惑，不到1000人的损失，怎么会称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当时建州的人口并不多，近千人的损失已经是个很大的数字了。建州女真首领李满柱和他的儿子被朝鲜军队斩杀，建州右卫的首领董山（努尔哈赤的五世祖）也被明军斩杀。

建州女真虽然损失惨重，但后来又在首领王杲的领导下逐渐恢复了元气，不断骚扰明朝的边境。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想获得他们急需的物资，比如铁、粮食、盐等。这些都是女真部落强大的必需品，女真与明朝虽有互市，但互市本质上是明朝压制女真、让女真臣服的工具。女真若听命，就放开互市，若不听命，就关闭互市，进行经济封锁。当女真部落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获取物资时，抢掠就会成为最直接的选择。

明朝这边，辽东最有名的明军将领非李成梁莫属。在明朝边防废弛的情况下，他镇守辽东30年，率领辽东铁骑先后取得大捷数十次，边帅武功之盛为200年来前所未有。在李成梁守辽期间，明朝成功地压制了女真，但凡有女真势力想出头，就会遭到李成梁的军事打击。

比如，女真的王杲部一度强大。王杲是努尔哈赤的外祖父，建州右卫首领。万历二年（1574年），王杲联合鞑靼大举侵扰明朝辽东重镇辽阳、沈阳，李成梁督兵进剿王杲所在的古勒寨，斩首1000余级。此役努尔哈赤与其弟舒尔哈齐被俘，为李成梁收留，充当仆役。

王杲之子阿台又与明朝作对，于是李成梁提军围攻了阿台的老巢古勒寨。而阿台的妻子正是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的孙女，觉昌安和儿子塔克世（努尔哈赤的父亲）进入古勒寨劝说阿台投降。李成梁通过诱降攻入古勒寨，进行了血腥屠杀，觉昌安和儿子塔克世均被误杀。加上之前的战役，李成梁合计斩首约3000级。

祖父和父亲被误杀，努尔哈赤的愤怒可想而知，明朝也觉得理亏，就给了努尔哈赤一个龙虎将军的封号，又给了30匹马，算是补偿。努尔哈赤就以这30匹马和父亲留下的13副铠甲起兵。13副铠甲虽不算多，但对于缺乏各类铁、铜金属的女真来说，这13副铠甲作为一种重要的军事装备，并不算少。努尔哈赤的矛头当然不敢对准明朝，就对外宣称找建州左卫苏克苏浒河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报仇。

尼堪外兰也是女真的首领之一，但他是明朝的傀儡，为明朝通风报信，在李成梁攻破古勒寨之战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努尔哈赤就将怒火发泄到尼堪外兰身上。努尔哈赤此时的力量很小，攻打尼堪外兰的图伦城时，仅带了百余人。这些人都是努尔哈赤家族的成员，其中祖父的兄弟6人，子辈22人，父辈的兄弟5人。这样的亲属队伍，让努尔哈赤的队伍具备了强大的战斗力，而且努尔哈赤作战亦是十分勇猛。在一次战斗中，努尔哈赤单骑追击40余骑，身上受创30多处，一人斩杀8人，其勇猛可见一斑。就是这样百余人的队伍，居然打得有声有色，打下了三座城寨，部队也发展到了数百人之多。

那明朝为何不干涉努尔哈赤部队的壮大呢？道理很简单，努尔哈赤起兵矛头直指尼堪外兰，而明朝乐于见到女真人自相残杀。最终，尼堪外兰战败，明朝见其已经失去利用价值，就将尼堪外兰交与努尔哈赤。杀了尼堪外兰，努尔哈赤和明朝的关系暂时得以缓和。努尔哈赤就将目标对准内部，他要整合整个建州女真。在这个过程中，努尔哈赤的势力迅速扩张，比如费英东带了500户来归顺，大约有2000人左右，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原董鄂部首领何和礼也归顺了努尔哈赤，史书记载他带了5万人，这肯定是夸张之词，但即便只是几百人，也能极大地增强努尔哈赤的实力。最终，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这是200年未见的壮举。

努尔哈赤常年征战，与汉人、蒙古人常年接触，通晓蒙古语，也能说汉语，颇有谋略。此时，为了降低明朝对他的戒备，他选择加强和明朝的关系，长期对明朝进贡。于是，很多明朝官员认为努尔哈赤很恭顺，所以明朝也准许他互市，这又增强了努尔哈赤的力量。努尔哈赤表面上对明朝的顺从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女真得以在抚顺、清河等地与明朝贸易，获取牛、布匹、铁器等必要物资。这是努尔哈赤从先祖那里吸取的教训，对明朝俯首称臣真的对自己有太多好处。

此时的明朝是张居正为相，戚继光守蓟，李成梁镇辽。努尔哈赤要在这种情况下对明作战，无疑是自寻死路。所以，他对辽东的最高指挥官李成梁十分恭敬，而李成梁仗着曾经的功绩，且已年老，骄傲懈怠，喜欢下属的逢迎，在努尔哈赤实力壮大这件事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过多地找麻烦。如果仅仅是这样，努尔哈赤虽有部众万人，但想对明朝作战，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不过，到这一时期，万历帝已多年不上朝，官员们想见皇帝一面都很难。辽东军备松弛，士兵长期缺饷，缺乏训练，杀马为食、倒卖武器的现象屡见不鲜。士兵的刀生锈了，以至于杀牛都要数刀才能杀死。这种情况下，明朝在辽东的管理实际处于最薄弱的时期。

不仅如此，此时还有一个机会从天而降。自万历二十年起，日本的丰臣秀吉两次入侵朝鲜，明朝都大力援助朝鲜，并作为与日作战的主力。朝鲜战争分为两次，第一次是1592年到1595年，明军4万兵马入朝作战；第二次是1597年到1598年，14万日军侵朝，明朝派大军入朝作战，最多时超过10万人。朝鲜之役爆发时，辽东的精锐被抽空，大量的军资被消耗，杨镐、刘等后来萨尔浒之战中的主要将领都参与了朝鲜战争。这给了努尔哈赤空前的发展时机。

但努尔哈赤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

努尔哈赤统一的建州为女真族的其中一部，此外，女真还有多部，如哈达、乌拉、叶赫等，而建州的女真部与这些部落有着重重矛盾。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在明军与日军在朝鲜大战之际，女真的叶赫、哈达、乌拉、辉发等部联合蒙古的一些部落，合兵3万对努尔哈赤所在的古勒寨发动总攻。这些女真部族为何要联合攻打努尔哈赤呢？还是因为努尔哈赤的上升势头太迅猛了，仅用几年就统一了建州三卫，并积极对外扩张。所以，叶赫、哈达等较强的女真部族就联合其他部，意图用军事手段来抑制努尔哈赤的发展。

不过，联军虽多，但都是拼凑起来的队伍，而且此战是山地战，联军要攻山寨，却因地形险要而其优势兵力得不到发挥。联军统帅之一的叶赫布赛是一名勇将，率军带头仰攻，不慎跌落，被当场斩杀，而联军的另一统帅纳林布禄见兄长被杀，竟当场昏倒在地。这两名联军统帅临战的糟糕表现，顿时动摇了军心，联军全线后退，努尔哈赤哪里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立刻全线出击，最后大获全胜，斩杀4000多人。

这一战之后，努尔哈赤要做的就是统一女真。为此，努尔哈赤采取了远交近攻、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为了达到目的，努尔哈赤继续向明廷表示臣服，一共8次前往明朝进贡，平均每3年就去一次，这种行为给了明朝一个信号——努尔哈赤是值得信赖的，明朝的认同对努尔哈赤的发展至关重要。此外，努尔哈赤还与朝鲜、蒙古友善交往，又逐渐分化海西女真，重点拉拢势力较强的叶赫、乌拉二部，先灭掉了哈达和辉发两部。

此时的女真中实力强悍的两部是叶赫部和努尔哈赤统领的建州，哈达部已经处于下风。这种情况下，明朝官府并非毫无作为，而是重新分配了1500道敕书：哈达501道、叶赫499道、建州500道。三个部落的敕书相差无几，明朝想用这种方式让女真各部继续保持均势。所谓“敕书”，就是明朝颁给女真部落首领的“委任状”，将部落首领委任为明朝的地方官，向他们颁发诰敕、官印。其中，诰敕就是敕书，上面写明官员的官职和等级，女真首领凭此可以进献贡品和接受赏赐。有了敕书，女真部落才可以进入马市互市，而互市意味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对女真十分重要。

所以，敕书如何分配，是明朝羁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努尔哈赤很快就灭掉了哈达，令明朝十分恼火，威胁要免去努尔哈赤的龙虎将军，并一度扶持哈达复国。然而，此时哈达的势力已经衰落，在叶赫和建州两大强敌环伺之下，已经无力回天，最终灭亡了。哈达的灭亡意味着明朝和建州女真的蜜月期结束了。

努尔哈赤接着就是要灭掉乌拉部。乌拉部首领布占泰勇猛有谋，部众达数万之多。双方一度打得难解难分，最终，努尔哈赤笑到了最后。不过，为了消灭乌拉部，努尔哈赤一共花了10余年，由此也可以看出乌拉部的强悍。明朝并没有出手干预这场战争，因为双方互有胜负，而且旷日持久，对交战双方都是一个巨大的消耗，对明朝来说，坐观成败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而且，此时正是明朝国本之争最激烈的时候，万历二十九年到三十四年的首辅沈一贯想见一眼万历帝都无比困难，万历三十四年到三十六年的首辅朱赓更是一年都见不到皇帝一次，就更无心来管几个女真部落之间的混战了。

此时，65岁的李成梁也被解任，因为他自恃功高，多有不法行为，甚至杀良冒功，遭到了言官们的弹劾。李成梁离任后，辽东的总兵如走马换灯般，短短10年间就换了8位总兵。根源在于李成梁在辽东的影响力太大了，是让李成梁系人员继续主政辽东还是另选他人，朝廷上吵得不可开交。最终的结果是，8位总兵中有4位是李成梁的人，其余4位则不是。

而且，此时辽东的情况已经非常糟糕，称为糜烂亦不为过。万历三十年（1602年），御史何尔健巡按辽东，到职后花一年多走遍了辽东25卫2州和各地的马市，所见可谓触目惊心，遂如实奏报朝廷。

在《按辽御珰疏稿》中何尔健描述了一群妇孺拦路向他倾诉的情景：路途中，一群衣衫褴褛的妇孺老幼拦路，在地上号啕大哭，高声喊冤，场景甚为悲切，让人不忍见，不忍闻。臣赶紧停下问其原因，他们答道：“我们是边军的家属，是朝廷的赤子，边境土地贫瘠，往年不纳矿税尚且度日困难。近年来，每个人除了屯田、科粮、帮军、买马、修城、贴驿、排车、号头等这些正项杂差的负担之外，还要包矿税，多者二三两，少者一二两。不仅如此，还要让我们承担一些根本就没有名号的差事，多到无法统计。导致富者日渐贫困，贫者只能逃走，逃走的人就再也不回来了，而那些派往辽东的人也跟着逃亡。若您不为我等做主，我们要么死，要么逃，再也没有出头之日。”

同时，何尔健巡视沈阳还有一个重要事项就是巡察军队。何尔健是初三到的沈阳，第二天就在校场上检阅士卒操练。这种阅军三年才举行一次，所以沈阳城中的重要官员全数到场。然而，何尔健带着官员们出场后，没见到金戈铁马，见到的却是一幅混乱不堪的景象。

军士们见到何尔健，纷纷下跪痛哭，哭声震天，似乎连山谷都在震动。这场面让何尔健有点蒙，赶紧派官员们安抚他们，很久后士卒们才稍微安定下来。他们这才说出其中的缘由：“我们都是穷苦的军士，每月的饷银只有四钱，就这点钱，还都被太府派官员以各种理由拿走，将官不敢言，司府不敢问，今三年一次的阅军，全靠您救援，若您不为我们做主，大家都只能逃到女真或者蒙古去了。”何尔健阅军的结果就是收了45份士卒们的请愿书。

朝鲜战争之后，明军在辽东的军力大不如前。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三月，辽东总兵马林上疏朝廷，坦陈辽东的情况：辽东驻军的定额是9.5万人，但现在可以参战的士卒只有4万人，马匹的定额是7.7万匹，但现在能用的只有2万匹，饷银和粮草都十分短缺。4万军队和2万匹马，还要分散在辽东数千里的20多个卫所里，每地的兵马就更少了，不要说对女真形成威慑，就是自保都成问题。

李成梁二次守辽时，明朝在辽东的实力已经大幅减弱，年迈的李成梁不可能再带兵冲杀，所以他对咄咄逼人的建州女真采取了离间策略，任命努尔哈赤的兄弟舒尔哈齐为建州右卫都督，还与舒尔哈齐结为亲家，想借此分裂建州。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李成梁这么做，自然是知道二人之间出了问题。

这个手段并不高明，但起了作用。在建州女真内，舒尔哈齐是仅次于努尔哈赤的人物，手中也有兵权，但他对自己的地位十分不满，有了明朝授的官职，舒尔哈齐决定自立门户。不久，努尔哈赤设宴邀请舒尔哈齐，将其囚禁。舒尔哈齐有两名心腹勇冠三军，努尔哈赤就将二人腰斩。之后，被囚禁的舒尔哈齐也被杀。但努尔哈赤还是留了一支舒尔哈齐的血脉，让他的儿子阿敏进入核心决策层。

李成梁想用辽东那点兵力对抗努尔哈赤无疑是困难的，此时努尔哈赤有3万人马，而且已经拒绝向明朝朝贡。李成梁采取的举措是从宽甸六堡（今属辽宁丹东）撤军，这块地方是他曾经拓展而来的，现在明军的实力下降，已无力防守。之前在万历元年（1573年），明朝为了加强对建州女真的控制和防御，采纳了李成梁的建议，开始修筑宽甸六堡。六堡位于鸭绿江以西，毗邻建州女真，是明朝防御女真的前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六堡建成后，李成梁又以此开市，和少数民族做生意。这样做，首先是缓和了当时明朝与少数民族的矛盾；其次，开市带来的可观收入给辽东士兵带来了很大的好处。李成梁修筑宽甸六堡使大明开拓了疆土，自然得到了朝廷的奖赏。

但到了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李成梁以宽甸六堡孤悬于外很难守住为由，将其舍弃，把那里的6.4万余户老百姓迁到明朝控制的区域内，那些老百姓依恋家室不想离开故土，李成梁就以大军驱赶他们，发生了很多流血事件，导致很多人死亡。李成梁通过放弃土地，暂时缓和了与努尔哈赤的矛盾，推迟了明朝和努尔哈赤发生直接冲突的时间。之后，努尔哈赤再次上贡。

李成梁的选择无疑是无奈之举，但放弃国土是件大事，必定会遭到言官的弹劾。于是，万历帝将李成梁免职，这不是对他的处罚，恰恰相反，这是对他的保护，如果李成梁继续坐在这个位置上，他将不得不面对明朝各级官员们愤怒的炮火。炮火最猛的要数熊廷弼，他直言李成梁应该被处决。万历帝当然不会这样做，李成梁守辽日久，支持者并不少，而且李成梁家族的势力依旧强大。

熊廷弼是辽东极为重要的人物，李成梁是两次守辽，而熊廷弼是先后三次入辽。他为人清廉、性格刚直，多少有些书生气。熊廷弼在辽东要求努尔哈赤退回占领的宽甸六堡，努尔哈赤当然不会同意，意识到问题严重的熊廷弼开始往抚顺、开原、清河等前沿重镇增兵。熊廷弼同样参劾了李成梁的继任者杜松。而杜松虽勇猛却劣迹斑斑，比如贪墨、杀良冒功等，于是被免职了。在辽东如此重要的军事阵地，明朝依旧没有一位能统帅全局的人物。

到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从四旗中分出四镶旗，根本原因是女真人口增多了，这是女真实力增长的重要标志。第二年，努尔哈赤开始建国，此时的他拥有239个牛录。所谓“牛录”，是当时女真的一种军事组织，每个牛录有300人，说明这时努尔哈赤的兵力已经超过了6万。女真人口增长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缺粮。每当遇到灾荒，女真就缺粮，比较现实的解决办法是向南部发展。这个时候，努尔哈赤和明朝的矛盾实际上已经不可调和了。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努尔哈赤集中4万兵力对叶赫城发动进攻，明军派1000兵马进驻叶赫城，努尔哈赤仍未想好是否和明朝撕破脸，只能退兵。明朝和努尔哈赤的矛盾日益激烈，到了万历四十三年，明朝派人给努尔哈赤送信，警告他不要再扩张。

万历四十四年四月，广宁（今辽宁北镇）总兵张承胤致书努尔哈赤，让他退出柴河、三岔、抚安三路之田，并且不许努尔哈赤收割这三地的粮食。这引起了努尔哈赤的极度不满，他回信说：“如果发生了战争，并非我们一国遭殃。你们自持大国兵多，动辄欺凌我。但你们可知大可以变小，小也可以变大，这些全凭天意安排。在每座城池屯兵一万，你们也做不到。如果每城屯兵一千，那城中的军民都会成为我的俘虏。”努尔哈赤虽然不满，但还是退了田。这并不意味着努尔哈赤顺从了，相反，这只是他在欲擒故纵而已，他正在积蓄力量和明朝决战。

万历四十四年的正月初一，努尔哈赤正式建国，国号大金，年号天命，这一年努尔哈赤58岁。建国是件大事，努尔哈赤做了充分的保密工作，并未让明朝得知。对于明朝来说，你在边界上不安分可能还只是小事，但你要跟万历帝一样称皇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建国，意味着努尔哈赤已经准备好和明朝摊牌了。

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发布了著名的《七大恨》。第一条说明朝杀了努尔哈赤的父亲和祖父，其余几条讲了明朝阻止努尔哈赤兼并哈达部、叶赫部以及明朝和女真在边境上的一些纷争。

关于第一条，明朝的确是努尔哈赤的杀父仇人，但这件事已经过去很多年了，而且在漫长的日子里，努尔哈赤对明朝一直是恭顺有加，在朝贡上也是女真首领中做得最好的。事关杀父之仇，努尔哈赤当然恨明朝，但此时拿出来说事，不过是个借口，根本原因在于：随着努尔哈赤势力的壮大，下一步要发展，向北是叶赫部，向东是朝鲜，向西是蒙古，向南是明朝。努尔哈赤当然想兼并已经势穷的叶赫部，但这必定会和明朝发生激烈的冲突。

不过，《七大恨》发表之后，努尔哈赤并没有首先攻打叶赫部，而是选择了抚顺。抚顺的富庶是叶赫部所不能比的，而且后金的将士对这座城再熟悉不过了，因为他们常年在此互市，城中的明军和后金军也多有往来。明军在战前已经加强了抚顺的守备，但仍显不足，也没有想到努尔哈赤的胆子居然这么大。

努尔哈赤事先往城中派了奸细，里应外合，当后金大军来到抚顺城下时，明朝的游击将军李永芳在城楼上正准备抵抗，城中的奸细开始发难。李永芳见大势已去，于是剃发投降。他是明军中第一个向后金投降的重要将领，之后为后金攻城略地贡献不少。攻破抚顺后，后金缴获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俘获人畜30余万[后金统计战果时，是人畜一起计算的。]。因为俘获太多，后金6万人马分了5天还没分完，只好带回家再分。

此时，后金的哨兵发现一支明军朝抚顺而来。这是明朝总兵张承胤带着1万余人的队伍来营救抚顺了。抚顺战事起时，张承胤的身边根本没有多少兵力，明朝在整个辽东不过6万多兵力，还分散在各地，一时要集结也十分困难。但碍于上司不断催促，张承胤只得紧急援救。一路上每到一地，张承胤就将当地的士兵紧急编入队伍，就像贪吃蛇一样，一路北上，队伍也越拉越长，到了抚顺，终于形成了一支1万多人的部队。

努尔哈赤收到明军驰援的消息后说了一句话：“他们不是来和我们打仗的，他们是想诈称把我们的兵驱逐出境，以欺骗他们的皇帝。谅他们也不敢等待我兵之来！”努尔哈赤与明朝打了数十年的交道，早就是个明朝通，对明朝的人情世故、官场状况、军队实力早已了然于胸。正如他所料，这支明军是临时拼凑的，后金军的兵力远超明军，这场战斗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最后，1万多明军被全歼，生还者只有100多人，张承胤等300多名将领战死。对后金来说，这场战斗的收获很大，俘获了9000多匹马、7000余副盔甲。

不久，后金又发动了对清河的攻击，同样大胜。清河5万军民，除少量被俘获为奴之外，全数被杀。努尔哈赤对打下的城池并不占领，而是掠走所有的战利品，回收战线，等待明朝的进攻，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抚顺、清河两城本就是明朝遏制后金的前线，这两座城一丢，沈阳就暴露出来了，这是明朝绝不可能接受的。

经过抚顺、清河两战，明朝如梦方醒，才意识到后金骑兵已达6万之众，而明军在整个辽东的全部兵力加起来也才6万，还分散在数十个大大小小的城里，若努尔哈赤继续带着他那6万骑兵南下怎么办？一时间连北京城都惊慌起来。这种担心可不是多余的！攻掠抚顺、清河后，努尔哈赤确实和诸贝勒商议过攻打沈阳，只是担心侧翼被叶赫部攻击，而且明军已经在增兵，这才作罢。

明朝这边，万历帝虽然怠政，但面对如此重大的军情，也开始部署应对措施。万历四十七年，万历帝起用离职居乡的前辽东巡抚杨镐为辽东经略，命他奔赴辽东前线。杨镐在朝鲜战争的表现并不突出，但因其常年在辽东，熟悉辽事，所以被推为主帅。这个人事安排在当时就引起了争议，但明朝政府只可能派文官为主帅，这是明朝的惯例，而文官中最熟悉辽事的非杨镐莫属。打仗需要钱，户部前后三次奏请加辽饷，第一年加200万两白银，第二年加200万两白银，第三年加120万两白银。此番加饷，本意只是临时增加，哪知道辽事自此就一发不可收拾，加饷成为常态。

在关内调兵遣将的同时，明朝也向朝鲜发出调兵的要求。朝鲜战争期间，明朝前后出兵10余万为其作战，此番明朝发出要求后，朝鲜也立即应承，派姜弘立为元帅率1.3万人出军。但此时的女真已非成化年间可比，所以朝鲜的重点要求就是要与明军合兵一处，不独自抵抗女真。明朝名将刘因与主帅杨镐不和，被派去与朝鲜军合为一军，游击将军乔一琦则作为明军在朝鲜军中的联络人。叶赫部也出兵2000相助明朝，其实叶赫部的实力远不止于此，明朝本意是让其出兵1万，叶赫部虽与努尔哈赤有世仇，此时想的却是去占领努尔哈赤因收缩而放弃的土地。所以，经过讨价还价后，叶赫部只出了2000人。

明朝与日本连续鏖战数年，损失极大，导致辽东兵力不足，防务空虚。现在要对努尔哈赤作战，只得从川、甘、浙、闽等地调兵遣将。备战的过程并不轻松，出兵的日子一推再推，经过10个多月的准备，明朝10万大军云集辽东，大战一触即发。

辽东经略杨镐拟定作战计划，兵分4路，共图后金军的老巢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永陵镇）。杨镐为何要兵分4路呢？因为在成化三年（1467年）对女真作战中，明军曾经派兵5万分5路并进，最终取得胜利。而杨镐在朝鲜与日作战时，在蔚山之战中的打法也是如此。

这4路分别为：西路，以总兵杜松为主将，以总兵王宣、赵梦麟为副帅，从沈阳出发，兵力约3万人；北路，以总兵马林为主将，从开原出发，兵力约2万人，再加上叶赫部2000人，合计2.2万人；南路，以总兵李如柏为主将，从清河出发，兵力约2万人；东路，以总兵刘綖为主将，从宽奠出发，这一路有朝鲜军1.3万人的加入。这四路中，西路和北路是主力，这两路靠得很近，能够迅速会合，两路加起来兵力超过5万，与努尔哈赤的总兵力旗鼓相当。东路和南路的部队主要负责策应。

杨镐作为最高统帅，坐镇沈阳。明军的总兵力约在8.9万人，加上朝鲜的1.3万人，叶赫部的2000人，总兵力超过了10万。对各路出发的具体时间，杨镐并没有规定，只是约定三月初三四路大军在赫图阿拉会合，各路主将根据自己的距离自行安排出发时间。

明朝对这次作战寄予了极高的期望，想一战就剿灭努尔哈赤，而且大军耗费甚巨，首辅、兵部尚书等人连续发令，催促杨镐出战。从排兵布阵就可以看出杨镐对此战有着必胜的信心。杜松这一路是这4路中的主力，因为他的兵力最雄厚，其他3路都是一位总兵统率，而他这一路竟然有3位总兵坐镇。不仅如此，杜松军从沈阳出发，也能得到更多的物资和后勤支持。

杜松人称“杜太师”，这是塞外民族也就是明朝的敌人给他取的绰号。这个绰号可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杜松身经大小百余战搏杀出来的。杜松最开始的绰号是“杜黑子”，他刚参军时是差役，从差役一步一步做到了参将，因双臂黝黑，交战时勇猛无比，挥起大刀就乱砍，敌人颇为忌惮，遂取名为“杜黑子”。从差役到“杜黑子”，再到“杜太师”，这是杜松一身军功的写照。

万历三十二年，辽东总兵李成梁被免，杜松接任。但杜松与副使马丞不和，在辽东处处受掣肘，竟闹起了脾气，对边境事务一律不管不问。杜松一介武将，靠打仗走上总兵高位，自然不懂政治。朝廷见状，就直接罢了他的官。杜松回到榆林老家后没待几年，河套地区就有蒙古人入侵，朝廷没办法，又重新起用了他。万历四十五年，辽东局势不稳，朝廷新设山海关总兵，至于总兵人选，环视军中，还得是杜松。

这次出征杜松颇为自信，想抢功，所以行动极为迅速，二十八日率军离开沈阳，当日就夜出抚顺关。在行军途中，杜松喝了酒，花白的胡须随着飞雪而舞，他卸下甲胄，裸着上身，身上满是箭伤和刀伤后留下的疤痕，一层盖着一层，竟没有一块好肉。部下都劝杜松披上甲胄，杜松哈哈大笑说：“穿着盔甲作战，并非好汉。我成年就从军，现在老了，从来不知道盔甲有多重。”

努尔哈赤经历了近40年的征战生涯，没有谁比他更熟悉这片土地。所以明朝的4路大军一出发，探哨就将他们的行踪探得一清二楚。明军主帅杨镐居然送来一份明军行动计划，将明军的布置稍作改动后交给了努尔哈赤。很显然，杨镐是想通过秀肌肉让努尔哈赤不战而降，只是这样的想法未免太幼稚。

根据明军的情况，努尔哈赤很快做出了应对策略——任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努尔哈赤首先要打的就是杜松，因为这支部队是主力，而且进军速度最快。而对南路和东路，努尔哈赤分别派了500人和200人，主要任务是堵塞道路、监视其动向。

杜松军一路疾行，直抵浑河边。众将劝杜松宿营休息，杜松哪里听得进去？见水不深，要求立即渡河。努尔哈赤早就命人在上游截住水流，等杜松军过河的时候，突然在上游放水。水位大涨，一些将士被水流冲走淹死。不仅如此，杜松的部将龚念遂率领的战车营、枪炮等辎重也没有办法过河，而这是明军的重火力，在两军对垒时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

杜松的军队刚一过河，就被埋伏在附近的女真骑兵猛烈冲击，队伍很快就被一分为二，仓促间一部跑到萨尔浒（在今辽宁抚顺东浑河南岸，满语意为“木橱”）山顶扎营固守，一部由杜松带领作战。杜松军本就只有3万人，这样一分为二，兵力更加分散。而此时，后金军的主力也已经赶到，努尔哈赤亲自指挥，亲率6个旗约4万人猛攻萨尔浒山。萨尔浒山上的明军虽占地形优势，但后金军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骑兵纵横驰骋，所向披靡，最终萨尔浒山上的明军全军覆没。

后金军转头攻击杜松军一部，杜松虽指挥无方，但无愧一男儿，此时收拢部队，持火把夜战，死命拼杀。最终，杜松、王宣、赵梦麟3位总兵皆战死，杜松军除了未过河的车炮部队，全数被歼。因为萨尔浒这一战最为激烈，故而整个战役被称为“萨尔浒之战”。杜松军的失败是最可惜的，其军力最强，若全军稳扎稳打，和其余几路会合，虽不敢说取胜，但努尔哈赤想赢也需付出极大的代价。

初二，后金军覆灭杜松后第二天，努尔哈赤开始对北路军马林部发动攻击。而北路军的主将马林能坐上总兵之位，全靠其父马芳。马芳小时候被蒙古人抓去当奴隶，之后逃回明朝，成了一名边兵，凭着军功一步一步走上总兵的位置。马芳戍守边关40余年，到最后蒙古军中无人不识马芳，以至于蒙古军进兵，马芳脱了甲胄出前，蒙古兵看见是马芳即自行奔走，不敢上前。马林坐上总兵之位后，得罪了太监高淮，被降职。等到努尔哈赤兴于辽东，攻占抚顺和清河时，大明要进攻努尔哈赤，亟需将才，又赶紧让马林官复原职，带兵出征。

大战开始后，马林率领2万多人从开原出发，走这条路并不难，但他有意放慢行军速度，让杜松打头阵。马林到尚间崖（在今辽宁抚顺北，尚间在满语中意为“白色”）时，坏消息传来，杜松一路被歼灭。马林虽然不是一名出色的将才，但毕竟在沙场上摸爬滚打多年，对战争的敏锐度还是有的。所以，噩耗传来后，马林立刻命令部队原地扎营驻守。营地旁有一座小山叫裴芬山，是一个制高点，明军必须抢到手。不然一旦被后金军占据了，从上面往下冲杀，明军要吃大亏。马林令部将潘宗颜带兵驻守裴芬山，与马林的大营形成掎角之势。此时，杜松部龚念遂的车营因辎重众多，没有及时渡河而逃过一劫。龚念遂赶紧向马林的方向靠拢，以图合力自保。但惧怕努尔哈赤来攻，自己又还没有做好准备，遂在距离马林数里的地方结营自守。

马林在大营内也没有闲着，外面用辎重和战车阻拦后金军，并设有兵力阻击，又赶紧在大营周围挖了3道战壕，壕内撒有扎马钉等锐器以阻后金骑兵，还命营内的骑兵全部下马，以阵营固守。这种战法是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带刺的乌龟壳，但同时也兼具巨大的缺陷——明军始终在防守，战场的主动权握在进攻方的手中。

马林的战法是明军的常用战法，这种战法是戚继光传下来的，虽然戚继光后期比较落寞，但他的战法得到了明军的认可。这种战法讲究的是步、骑、车混合使用，利用相互配合和阵型，发挥出每一个兵种的优势，起到扬长避短的效果。不过，戚继光作战前期主要对付的是倭寇，后期主要应对的是蒙古骑兵，在深入分析和了解敌人之后，创造了鸳鸯阵和车营等战法。而后金军是个新敌人，虽然也以骑兵为主，但后金骑兵与蒙古骑兵有很大不同。蒙古骑兵是草原骑兵，后金骑兵主要是山地骑兵，山地里讲究的是耐力。同时，后金军对主力配备重甲，为了节省体力而带着铠甲，临近战场上才穿上。后金骑兵的作战方法与蒙古骑兵的大为不同，这是戚继光当时创造阵法时不曾面临的问题。而明军的战车在山地里的作战能力大减，大大影响了行军速度。

就这样，马林军和龚念遂车营形成了三部，互成掎角之势。马林把能做的都做了，至少从目前来看，他没有什么失误的地方。这时，努尔哈赤也准备进攻了。老谋深算的努尔哈赤很快就看出了这个明军阵型的破绽。龚念遂车营距离马林大营数里，孤悬在外，兵力又最少，当然先打这一块。龚念遂车营属于辎重部队，没有步骑兵的配合，哪里经得起八旗主力的进攻，一个上午过去就被全歼。马林这个时候并没有出营相救，这个选择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出营和努尔哈赤的骑兵决战绝无胜算。

下一步，努尔哈赤就把主攻目标放在了马林所部和潘宗颜所部上。努尔哈赤决定先打潘宗颜部，这支明军虽然占着地形优势但人少，解决之后再借地势往下冲击马林的大营，完胜无疑。于是，努尔哈赤就开始攻打潘宗颜部。马林此时就得做出决策，如果要救潘宗颜，就得出击，但出击的明军在战斗力和数量上都比不过后金军；但如果不救，潘宗颜被消灭后，自己更加势单力孤。马林一看不行，还是得救，于是集结了大营中的精锐将士，准备出击。

努尔哈赤的作战经验极为丰富，看见马林大营中有人员调动，判断明军会出击，遂放弃攻山，让骑兵们下马，准备与马林大营中出击的明军近战搏杀。此时，努尔哈赤只有两个旗，在兵力上并不占优，但其他6个旗很快就赶到并参战。出击的明军被迅速击溃，而马林的大营也遭到了猛烈地攻击，阵营不稳，全局崩溃。马林的两个儿子马燃、马熠皆战死，副将麻岩也战死，马林见势不妙，赶紧逃命。

整个山谷变成了一个屠杀场，山间堆满了尸体，血水顺着山崖流下，河水都染成了红色。山上的潘宗颜部自然不想见死不救，但后金军太多，自己兵力又太少，便无法救援。马林战败之后，后金又开始攻击山上的明军，潘宗颜部虽全力抵抗，但寡不敌众，最终全军覆没，潘宗颜战死。

马林这一路的实力次于杜松军，但对后金的杀伤力是最大的，是因为扎营起了作用。从作战过程来看，作为主将的马林并没有犯什么重大的失误，他该做的都做了。马林最被诟病的一点就是没有决战到最后一刻，带着数骑逃离了战场。在很多人的心中，他应该像杜松一样，战死沙场。但马林当时面对的情况是：全局已经崩溃，即便他带着几人再战也于事无补。

马林兵败，就意味着东路的刘綖也危在旦夕。和李如柏、马林一样，刘綖能够出任武将，也是因为他的父亲。刘綖的父亲刘显原本出生于穷苦之家，冒充四川籍考了武举，成了明军中的一位基层将领。刘显主要在江浙一带平定倭寇，后又调至云南和四川平定叛乱，一步一步坐上了总兵的位置。

父亲在世时，刘綖在军中锻炼，未得机会崭露头角，父亲去世后，他的机会终于来了。当时的缅甸在明朝的南部蠢蠢欲动，万历十年（1582年）冬天，缅甸军侵犯明朝边境，第二年，明朝决定武力剿灭缅甸军，正在西南的刘綖也在征讨缅甸的队伍之中。这次虽然是刘綖头一次作为主将出击，却表现得异常出色，连战连捷，出色地阻击了缅甸的骚扰。

战后，明朝将孟密的安抚司改为宣抚司，新增设蛮莫、耿马2个安抚司，以加强对西南边境地区的管理。刘綖凭军功升为副总兵，多少有点得意忘形。这也很正常，毕竟首战告捷，多少有些沉不住气，但很快刘綖就为自己的得意忘形付出了代价。明朝在蛮莫设置了安抚使，因土官思顺有功，特地把这个官职授予他。但刘綖此人十分贪婪，不断向思顺要钱，还放纵部将谢世禄等人奸淫暴虐其妻妹。思顺一怒之下，直接投降了缅甸。而且，刘的部下虽然勇猛，但有一些将士在腾冲时四处抢掠百姓。这些事被上报到朝廷，刘綖被降职。

到了万历二十年，日本丰臣秀吉派大军攻打朝鲜，朝鲜不敌，赶紧向宗主国明朝求救。刘綖的机会来了，他带着5000四川兵到朝鲜作战，但他们从西南风尘仆仆地赶到朝鲜，仗还没怎么打，日军就退了。于是，刘綖又回到了四川，他想让朝廷勘验功绩破格提拔自己，就向御史宋兴祖行贿。哪知宋兴祖是一个廉洁自爱的官员，非但没有接受贿赂，还把这件事上报给了朝廷。按理，刘綖应该被罢免，但此时国家边疆多事，就对他从轻发落，让他到青海去平定叛乱。

到青海没多久，万历二十年，日本又再次出兵朝鲜。刘綖又踏上了去朝鲜作战的征程，路途遥远，直到第二年的二月才抵达战场。在对日军发起总攻之时，明军分为4路，刘綖任西路主将，对手是强悍的小西行长，双方作战互有胜负。不久，丰臣秀吉身亡，日本退兵，刘綖乘机发动进攻，大败日军。2次救援朝鲜，前后加起来刘綖的行军路程已经超过2万里，可谓不辞辛苦。

朝鲜战争一结束，刘綖被命令马上回大西南，因为那里出事了。播州土司杨应龙于万历二十四年公然起兵反明。朝鲜战争一结束，明朝立即派大军来剿灭他。杨应龙的实力很强，率兵8万血洗綦江，全歼明朝5000官兵，并纵火屠城，将尸体投入江中，尸体蔽江而下，江水都被染成红色。

明朝御史李化龙兼兵部侍郎，总督四川、湖广、贵州三省军务，征浙江、福建、云南、广东等省将士，来围剿杨应龙。明军为此下了血本，贵州兵马分3路；湖广兵马为一路分作两翼；四川兵马作为主力分4路，每路人马约3万。所有这些部队中，有三成是官兵，七成是当地民军，共计24万人一起围剿杨应龙。

明军一路势如破竹，其中又以刘綖部最为善战。要攻打播州，天险娄山关是必须拿下的，娄山关万峰竞立，直插云天，莽莽林草丛中，只有一条仅宽数尺的小道可通行。叛军设了14座木栅栏，栅栏两旁都挖有深沟，异常险要。刘綖分左右两路奇兵，从小路直插关隘背后，自己统领大军从关前仰攻，夺下娄山关。杨应龙不肯认输，派大军前来争夺娄山关，两军交战，明军死伤超过2000人，关键时刻刘綖率军反击，终将叛军击败。娄山关一战的结束，实际上就意味着杨应龙的死期到了，因为接下来他无险可守。最终，明军成功地平定了播州之乱，这一战刘綖的功劳最大。

平定播州之乱后，刘綖在西南过了10来年的安稳日子。直到努尔哈赤于辽东起兵，朝廷遍发全国精锐前往辽东平定努尔哈赤，身经百战的刘綖自然在其中。而这一年刘綖已61岁高龄了，比努尔哈赤还大一岁，如果辽东战乱没发生，他完全可以回家颐养天年了。

回到萨尔浒之战中，刘綖作为东路主将率领2万多人进发，其中有1.3万人为朝鲜援军，由游击将军乔一琦监督着一同前进。刘綖在出征时曾放话说：“我如果能等到两三万川军，就可以独自抵挡奴酋。”但他始终没有等到用得最得心应手的川军，这无疑是个巨大的遗憾，从后面的浑河之战来看，川军的战斗力确实不俗。

努尔哈赤击败了明军的杜松部和马林部后，转过头来就派兵攻击刘部。刘綖对其他两路明军的失败一无所知，更为要命的是，他长年在西南作战，对辽东的地形并不熟悉。而且，他走的这条路线，连明军也不是很熟悉，明军最熟悉的是杜松和马林走的路线。刘綖的军队说起来有2万人，但其中超过一半是朝鲜军，作战意志不强，多次要求刘綖驻军休息。刘綖虽有拒绝，但也不得不考虑他们的意见，暂作休息。

此时，努尔哈赤已经取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权，所以后金对刘綖这一路的作战他都没有亲自参加。后金军为全歼刘綖军，采取诱其速进、设伏聚歼的打法。后金事先在赫图阿拉南约七十里的阿布达里岗埋伏主力，另以少数士兵冒充明军，穿着明军的衣甲，打着明军的旗号，持着杜松令箭，诈称杜松军已迫近赫图阿拉，已抢占头功，要刘綖速进。刘綖信以为真，立即下令军队轻装急进，刘綖率明军在前，朝鲜军跟随其后。

刘綖率领军队登上阿布达里岗时，与后金主力相遇。岗上的后金军在努尔哈赤之子代善和皇太极的指挥下自上而下冲击。而西边的后金军在正白旗将领扈尔汉和贝勒阿敏的带领下从旁边夹击，截断明军的退路。刘綖军本以为杜松已经到了赫图阿拉，根本没料到会在这里碰上后金主力，当时一些明军甚至正在各处抢掠后金的村寨，顿时明军阵形大乱。

刘綖虽已老迈，但一生都是在死神手里抢命的人，这个时候是万万不可能后退半步的。刘綖手握大刀，知道这是自己的最后一仗了，钢刀飞舞，杀声阵阵，他仿佛回到了年轻的时候，还是一名无双猛将，气贯长虹。敌人蜂拥而至，将刘綖等人团团围住。刘綖左臂中了一箭，右臂又中一刀。敌人的刀砍在刘綖头上，脸都被砍掉了一半，他仍旧挥刀大战，连杀数十人而死，血染疆场。刘綖的养子刘招孙最是骁勇，扛着刘綖的尸体，徒手杀死几个敌人，最后也战死了。刘綖的一生就是那个时代的写照。由于万历帝的怠政和腐朽，大明国力日渐衰弱，日本丰臣秀吉、西南土司、辽东努尔哈赤纷纷向这个庞然大物发起挑战，明军疲于奔命，打完一仗又一仗。刘綖作为一名救火队员，也不停地被调往明朝的各个边疆，保卫大明王朝。萨尔浒一战中，勇猛无比的刘也无法挽救大明。随着萨尔浒之战的惨败，刘綖的战死，明朝的实力大损，一步一步滑向深渊。刘綖的悲剧成了大明悲剧的真实写照，他的死是明军的重大损失。

《明史·刘綖传》是这样说的：“ 于诸将中最骁勇。平缅寇，平罗雄，平朝鲜倭，平播酋，平倮，大小数百战，威名震海内。 死，举朝大悚，边事日难为矣。”

刘綖战死后，军中还有部将在继续战斗。游击乔一琦登高而望，只见后金军队十分庞大，延绵数里。乔一琦赶往朝鲜军营中，打算用朝鲜军抵挡后金军。后金骑兵很快就对朝鲜军发动了攻击，朝鲜军才放了一轮炮铳，还没来得及更换弹药，后金骑兵就冲进了朝鲜军中。朝鲜军一共有3营，转瞬间就被冲垮2营。仅剩乔一琦和他的一些亲兵与后金鏖战，后金军将他围了数重，他突围10多次都不得出，又被流矢所伤，只得率残兵到一小山头上固守。

山头下，后金兵围了数层。这时，有勇士21人前来相助，领头的是松江人富文。乔一琦对富文有救命之恩，这次看到恩主危急，富文特带结义兄弟前来相助。富文慷慨激昂地说道：“山下满敌不下数万，我如不能3次冲破敌人的阵势，便算不得英雄。”于是，富文率领20人飞马而出，乔一琦登高观望，只见敌人如风刮涟漪，当者披靡，等富文重新杀回时只损2人，其余人的袍袖皆如血洗。片刻之后，富文等人又行冲阵，往来纵横，3次之后，后金的大龙旗被砍，士卒骚乱，富文一行又折1人。

乔一琦抚富文之背，叹息不已。此时，后金骑兵越来越多，富文要求护送乔一琦突围。朝鲜军主帅姜弘立一看朝鲜军大败，这仗没法打了，赶紧派人和后金军联系，请求投降，并愿将乔一琦捆了送与后金。乔一琦得知自己的命运后，不愿意投降，用纸条写了遗书，让家丁带给自己的儿子，然后想用弓弦自杀，被朝鲜人救下，最后跳崖而死，时年49岁。其部下见状，随其跳崖而死者多达42人。如今，明军只剩下前辽东总兵李成梁之子李如柏部，杨镐急令其退师。战后，李如柏无法承受言官们一轮又一轮的攻击，自杀身亡。

至此，萨尔浒大战结束了，努尔哈赤以6万之众击败了明军10万大军（包括朝鲜军在内）。根据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的记载，此役，明军战死约4.6万人，其中军官300余人，损失骡、马、驴合计约2.9万匹，战后陆续回营的明军约有4.2万人。那么后金损失多少人马呢？根据努尔哈赤军中少有的学者额尔德尼所说，后金兵死亡不超过200人，额尔德尼为后金人，他的说法自然会打折扣，但后金的损失不大是可以肯定的，不然也不可能取得如此丰硕的战果。

若论明朝为何战败，最大的原因在于朝政腐败。

明朝看上去是庞然大物，但早已腐朽不堪。皇帝不朝，醉生梦死，六部只有一个尚书也不增补，朝政系统陷入瘫痪。贵妃过生日，万历帝赏20万两白银作为生日礼物，而这是大明一年5%的财政收入。藩王们吸血，各地到京的粮食还不够藩王们的一半所需，而这些粮食还要供朝廷官员、军备开销。前线的士兵常年缺饷，军士逃亡成为常事，日后农民军起义，其核心力量就是逃亡的军士。面对经费不足，明朝又加辽饷，相当于税赋增加了一倍还多。当时，巡按江西御史张铨说：“竭天下以救辽，辽未必安，而天下已危。”（《明史·卷一百七十九》）辽饷一加，即便灭了努尔哈赤，大明也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表现在军队上，更是触目惊心。明朝在军事上的惨败是极其震撼的，徐光启曾奉朝廷之命外出巡检，去探寻其中的缘由。他到了通州、昌平，这2处共有3营兵，兵额是1万余名，徐光启一清点，实际只有约6800人，新收了800余人，合计约有7700人。徐光启对士卒点名核实，仔细核对年龄和相貌，并测试力量，发现了一个大问题。他根据综合条件，将士卒分为若干等级，除去已经被选去援辽的将士外，现在营中一个上等兵都没有，只能从中下等里面选出中上等兵700余名，中中等兵约1200名，这些人可以通过训练后参加战斗。而中下等兵有2100余名，也就只能干些杂活，上阵杀敌就不要指望他们了。至于其余人等，那就更不堪用了。

为何那些下等兵不能用呢？原来，各地征兵的州县官员为了完成征兵任务，什么人都往里面送。这些人中，老弱占了一大半，甚至还有残疾人夹杂其中。徐光启说：“依臣愚见，这3营兵7500人，能操兵器的只有2000人，勉强充数也就4000人。经过训练能堪称精锐的，也就一二百人罢了。”

徐光启又说到了兵器，从库里领出的盔甲，只有头盔可用，暗甲只能用作训练，不能用于战阵。武器中，钢快刀可以用，其余的只能用来练习，不能上阵杀敌。至于枪、筅、钯、 、镰、棍等一众兵器，库里根本就没有准备，不得不就近买了1200根木头来暂时应对。军队没有兵器，河南领兵守备把自己的俸禄100多两白银都捐了出来，派人到嵩县买了些枪棍，也还没有到。而涌珠炮、佛郎机炮、三眼铳这些火器根本就不敢用，炸裂的极多。

萨尔浒的失败给明朝上下带来的震撼久久难以消散，从惊愕中回过神来的言官们，纷纷上书弹劾杨镐、李如柏、马林。但弹劾是不能解决辽东问题的，还是要立即重振辽东局势。

万历四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萨尔浒之战后的半个月，万历帝下了圣旨，让身在湖广老家的熊廷弼火速进京，但熊廷弼进京后被晾了几个月。这是因为如果赋予大明朝人的情绪变化，萨尔浒一败明廷顿时惊慌失措，赶紧召集熊廷弼，但熊廷弼到北京时，朝廷上下对时局的整体看法已经稳定不少，所以也不急于派熊廷弼到辽东了。

而努尔哈赤于六月攻占了开原，在萨尔浒中退下来的总兵马林在开原城中战死，战事又紧张起来，熊廷弼很快被任命为辽东最高军政长官，经略辽东。与任命一起下来的，还有一把尚方宝剑，让他便宜行事。

熊廷弼立刻出发赶往辽东，刚走到半途，消息传来，铁岭也丢了。熊廷弼到沈阳后，三三两两的残兵败将让他心惊。好在熊廷弼确实有能力，他下令让一些出逃的富户把家眷都迁回沈阳，又催促关内各路援兵，加上万历帝拿出的40万两的内帑，辽东的人心稍微安定下来。

朝中的一些人寄望于熊廷弼收复失地，熊廷弼一肚子苦水，最终在第二年拿出了以防守为主、小部队袭扰后金的策略。就这个策略，熊廷弼需要18万兵、9万匹马，一年需要的军饷高达300多万两白银。熊廷弼的运气比较好，努尔哈赤在此期间没有来攻，转为攻击叶赫部。最终，努尔哈赤击败了叶赫部，终于完全统一了女真。

此时在辽东有四方势力，相争的双方是后金与明朝。

朝鲜已经和明朝保持了200多年的藩属关系，虽然在萨尔浒之战中有投敌行为，但明朝也不敢过多地责怪朝鲜，怕其倒向后金。努尔哈赤也百般拉拢朝鲜，不久就放回了大部分朝鲜战俘。

蒙古对努尔哈赤的崛起多少是怀有戒备之心的，这稍微缓解了蒙古和明朝的关系，明朝也有意拉拢蒙古，甚至想让蒙古出兵和自己一起攻打后金。但蒙古毫无信义，无论是与后金的盟誓还是与明朝的约定都不算数。明朝在与蒙古的联合上多次吃了蒙古背信弃义的亏。

不过，熊廷弼确实暂时稳住了辽东的局势，使沈阳和辽阳的防务焕然一新，整个辽东的兵力增加到13万之多，而代价是大明王朝付出了700多万两白银。面对咄咄逼人的后金，明朝能做的就只能是在辽东投入更多的资源，以图在实力上压制后金。不过，熊廷弼对辽东存在一种偏见，这种偏见可能来自他的迂腐之气，他极力反对“辽人守辽土”。他是李家的坚决反对者，在熊廷弼守辽期间，李成梁家族在辽的势力进一步被削弱。而且，因为后金善用奸细，所以熊廷弼对辽人都不信任。

此时，关内的援军陆续抵辽，熊廷弼重用的都是这些人，比如总兵贺世贤、尤世功、柴国柱等。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援辽的士卒都是背井离乡而来，而且仓促之间征发如此多的士卒，兵员的质量难以保证，士卒逃亡成为常事。士卒逃亡并不是小规模的，而是持续性大规模的。熊廷弼给万历帝上书抱怨说，今士兵五六万人，人人要逃，营营要逃，即便是按照孙子和吴起那样严格地执行军令，也难以阻止士卒逃亡。比如，御史刘国缙招募到1.7万余名士兵，分派到辽东各地驻守，这些士兵很快就跑了个精光。

因为兵员的事情，熊廷弼在奏疏中向万历帝发起了牢骚，说：“兵部调给我的援兵都是纸上的虚数，根本没有那么多。”兵部尚书黄嘉善也不示弱，立即反击：“你要18万兵，哪有那么多？就这12万到13万兵，再要就没有了。”双方各有各的理，各有各的难处，万历帝也不好办。熊廷弼不断给朝廷上疏，请求发军器、调将领、发援兵、调士兵，而朝廷对熊廷弼寄予厚望，只能不断满足他的要求，但也不能无限制地满足熊廷弼的所有要求。

此时，努尔哈赤已经改变以前攻城不占城的策略，重新拿下了抚顺和清河，显然他的野心更大了，准备进一步向明朝推进。万历四十八年，后金派万人来探沈阳城虚实，熊廷弼率3万人迎战，双方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激战，各自引兵而去。不过，种种迹象表明，新一轮大战即将爆发。

就在此时，明朝发生了内讧。吏科给事中姚宗文和御史刘国缙上书弹劾熊廷弼，这又是为何呢？姚宗文曾有事请托于熊廷弼，但以熊廷弼的性格，当然没有答应，所以姚宗文怀恨在心，故意报复。这时，姚宗文又再次提出“辽人守辽土”的策略，与熊廷弼的策略背道而驰。这当然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朝廷内部支持这个意见的重臣比比皆是，所以这一方面是姚宗文弹劾熊廷弼，另一方面也是守辽策略的路线之争。

熊廷弼是个急性子，容不得别人诬陷他，他上书一一与其争辩，要求朝廷必须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还他清白。但政治斗争历来都是复杂的，岂有这么简单？而一直支持他的万历帝去世，也让熊廷弼更加势单力孤。此时，努尔哈赤在辽河平原上来去自如，熊廷弼将兵力集中在辽阳、沈阳、奉集堡三地，形成了一个大集团，虽然努尔哈赤暂时打不下来，但辽东的局势已经恶化。很多人说，熊廷弼在辽是有作为的。但有没有作为，是要在战场上表现出来的。从最终的战场结果来看，熊廷弼守辽并无明显效果。

党争的加剧、言官罔顾事实的弹劾、辽事的恶化，加上个人强硬孤傲的性格，共同导致了熊廷弼的坚决求去，并得到了朝廷批准。其实辞职对熊廷弼本人来说，未必就是坏事，因为在接下来明军与努尔哈赤的大战之中，明军完全无法抵挡，如果熊廷弼没有辞职，恐怕自杀的就不是后面的袁应泰，而是他熊廷弼了。

辽阳是整个辽东的重心所在，而沈阳又是辽阳的屏障，这两座城共同构成了明军在辽的核心。对这两座城，努尔哈赤不敢冒进，屡屡出兵试探，离城最近的一次，他带军到了沈阳城的北门之下。

接替熊廷弼任辽东经略的袁应泰主张出击，他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任用10名大将，每将率领万人，分三路进攻后金。但计划还未实施，后金就先行动了。天启元年三月，努尔哈赤率领八旗主力来到了沈阳城下。

沈阳城虽然只有辽阳城一半大，但作为辽阳的屏障，其地位不言而喻。明廷不敢轻视，派总兵贺世贤和尤世功率领7万大军守卫沈阳。贺世贤是榆林人，出身低微，靠着战功一步一步从死人堆里做到总兵。看贺世贤的履历就会让人想到他的老乡杜松，两人的军中履历几乎一模一样，都是贫民出身，勇猛无比，但都缺乏谋略。

明朝将领多畏惧后金的骑兵，但贺世贤毫不畏惧，一心想与后金决战。努尔哈赤大军到达沈阳后，面对坚城，采取了以弱兵挑战、引诱明军出城的策略。贺世贤果然上当，率军出战被后金军所围，身中4箭而死。城中的尤世功见状，赶紧出城营救，却遭后金军攻击，死于乱军之中。随后，后金又派军攻打城池，之前进城的奸细在城内打开城门。辽东重镇沈阳就这样被后金轻易攻破了，城中军民被诛杀者达7万之众。

就在沈阳血战之时，辽阳城赶紧救援，一派就是3路大军：总兵陈策、童仲揆率领1万川浙兵火速前进；在沈阳附近的武靖营，总兵朱万良率1万多人支援；在奉集堡的李秉诚率1万多人驰援。陈策、童仲揆的部队到半路就遇上了沈阳的溃兵，得知沈阳已经丢失，陈策就赶紧下令回师。这时，游击周敦吉不听了，他是永宁参将，是彝族人，被朝廷征调土司的队伍来辽东作战。周敦吉豪气干云地说：“如果我们不救沈阳，那我们来这里3年是为了什么？”

当初的萨尔浒之战，总兵刘綖作为东路军主帅，征调自己最得意的川军到辽东作战，但路途遥远，川军还未到，刘綖的大军就已出发。当川军赶到时，萨尔浒之战已经结束，他们就一直在辽东等待作战时机，而这一等就是3年。此时，副总兵秦邦屏也力请作战，他是土司秦良玉的哥哥，曾多次在西南力助明朝平叛。陈策见部下如此激昂，遂决定迎战。

这支援军是由川浙兵组成的。川军的主要构成就是秦邦屏的苗族士兵和周敦吉的彝族士兵，他们擅长近战，于是被派到浑河对岸阻敌。而浙兵由戚金率领，他是戚继光的侄子，深晓戚继光战法，所以被派往南岸组织车阵和枪炮。两军之间有一座桥相连，以便互相支援。努尔哈赤得报发现明军，立即派军来攻，秦邦屏尚未完成结营，就不得不迎战。这里必须说明努尔哈赤的敏锐，他在近40年的作战生涯中养成了一个习惯——每逢大军行动，都在大军周围放出大量探哨，所以明军一有行动，努尔哈赤就能立即得到消息。

努尔哈赤派右翼四旗，以精锐摆牙喇为先锋，想一举冲垮明军的阵形。所谓“摆牙喇”是音译，是女真的精锐骑兵，通常是在每个牛录中精选10多人组成摆牙喇。而川军使用的是一丈五尺的竹柄长枪和大刀，士兵们戴着棉帽，披着棉被，勇猛应敌，死战不退。后金军的摆牙喇发起的冲锋被数次打退，阵前的尸体堆积成山。努尔哈赤十分震惊，自与明军作战以来，从未有过这种情况。后金兵数倍于明军，在努尔哈赤的严令下，士兵们前仆后继，即使骑兵纷纷坠马，亦不减攻势。

《满老文档》记载道：“明之步兵，皆系精锐兵，骁勇善战，战之不退，我参将一人、游击二人被擒。”川军竟然在阵前活捉后金的3名骁将，战力属实可怕。《明史纪事本末》还记载道：“诸将奋勇迎击，败白标兵（即白旗），又败黄标兵（即黄旗），击斩落马者二三千人。”

战事如此紧张，后金军中的明军降将李永芳找到在沈阳被俘的炮手，亲自为这些俘虏解绑，每人赏千金，组织他们将沈阳城内的大炮火速运到前线，用炮火猛轰川军。这些大炮本是明军用来抗击后金军的利器，现在反而成了明军的噩梦。川军全靠阵形和长矛阻击后金骑兵，但川兵的血肉之躯岂能抵挡炮火，后金每发一炮，川军顿时血肉横飞。

后金军人数众多，可以轮番攻击，又有骑兵的冲击，又有炮火相助，川军虽然勇猛，但连续作战多时，伤亡逐渐增大，队形也被冲散。最终，这支川军有些陆地上被杀、一些跳入河中也被杀，仅有少数逃回南岸，回到浙军的阵营中。秦邦屏和周敦吉两位主将坚决不退，力战至死，血洒辽东。此战结束后，后金军和川军的伤亡不相上下。要知道，土司被明朝政府视为蛮夷，土司麾下军队的待遇和给养远远比不上明军所谓的九边精锐，而且土司兵还需要自带兵器和衣物作战。就是这样的一支被瞧不上眼的部队，却打出了大明的军魂，打得努尔哈赤都后怕。

后金军吃掉川军后，火速进军浑河南岸，将浙军围了数重。这个时候，奉集堡的李秉诚、武靖营总兵朱万良、姜弼率援军，已经抵达战场附近，但观望不前，努尔哈赤急派皇太极率数千骑兵前去阻击。这路援军虽然人马众多，但一触即溃，皇太极率数千骑兵就把明军打得落花流水，互相踩踏而死的明兵远超被后金军击杀的。

当朱万良、李秉诚的援军溃散后，努尔哈赤开始攻击被围的浙军。后金军推来楯车，阻挡明军的火炮。浙军的车营是有名地厉害，车上士兵发火炮向后金军猛烈攻击。火炮攻楯车，竹矛对弓箭，铁骑冲步兵，双方激烈厮杀，死伤无数。但浙兵毕竟是仓促出营救援，所带火药并不多，很快就全用光了，只得拔刀持矛与后金兵近身作战。后金骑兵的冲击太强，浙军步兵无力阻挡，不久就崩溃了。

浙军赶紧向明朝在辽最高长官袁应泰求救，而袁应泰以敌军强大为由，拒不救援。总兵陈策战死后，总兵童仲揆见大势已去，也无意奔逃，带领身边人主动冲向后金铁骑而战死。副将戚金、袁见龙、邓起龙、张名世亦全数战死，只有少量的士兵逃回辽阳。对于带敌人首级者，明军依旧要按惯例赏赐，但是这些士卒痛哭不已，只愿为死去的将士们报仇，不要赏赐。对这一战，就连天启帝也说：自奴酋发难，我兵望风先逃，未闻有婴其锋者。独此战，以万余人当虏数万，杀数千人。虽力屈而死，至今凛凛有生气。（《明熹宗实录》记载）

战后，努尔哈赤追查浑河北岸八旗步兵败于川东土司兵之事，革去了参将拜音达里、游击部将伊郎阿的职位。为了稳定军心，努尔哈赤在战后专门举行了祭奠亡灵的大会。浑河一战，是辽东第一血战，若明朝军队都如此，后金军是万万不可能进中原的。

占领沈阳后，努尔哈赤把目光放在了辽阳城。辽阳城是整个辽东的治所，是明军在辽东的中枢所在，城高三丈三，是一座十足的坚城。辽东经略袁应泰作为辽东的最高指挥官，见沈阳失守，就下令辽阳周边大小堡垒的明军全数撤回辽阳，以加强辽阳的守卫。此番操作下，辽阳城内的总兵力为10多万，加上坚固的城墙，努尔哈赤想打下辽阳绝非易事。不过，战事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常人的预料。

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大军进驻辽阳城下，却发现有大量的明军在城外扎营。原来，袁应泰带领李秉诚、侯世禄等5位总兵率5万大军在城外阻击后金军。努尔哈赤毫不犹豫，令八旗全数出动，对明军发动冲击，明军很快就溃不成军，大多向广宁（今辽宁北镇）逃去。见城下的明军不敌，城内明军出城援助，与后金的骑兵相遇，同样被击溃。

第二日，袁应泰又派3万人出城东门扎营，还把自己的亲兵也全部派了上去。但在后金骑兵猛烈的冲击下，明军很快就乱了阵脚，溃不成军。袁应泰在家丁的拼死保护下才回到城内。前文提过朱万良曾率领万人援救沈阳，失败后他被袁应泰问罪，朱万良说要戴罪立功，在此战中，朱万良杀敌不退，战死疆场，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第三日，后金军猛烈攻城，战斗十分激烈，杀声震天，双方战至天明。此时，城内一些人开始动摇，监军太监高出、胡嘉栋等5人乘乱从城上系绳而逃，史称“同逃五监军”，一些官员也顺势跟着逃跑，城内的士气受到严重影响。城内的奸细乘机纵火破坏，弹药库和窝棚均被焚烧，军心大乱，城防很快就瓦解了，后金军乘机攻入城内。

袁应泰见大势已去，最终自杀。明军经营250年，拥兵10多万的辽阳城仅仅几天就告失守。辽东巡按张铨是辽阳的二把手，情势危急之时，袁应泰派人护送他去河西，想让他整顿河西防务。张铨拒不接受，誓与辽阳共存亡，最终被后金军俘虏。这是开战以来努尔哈赤活捉的最高级别的明朝官员，他希望张铨投降，反复劝说，但张铨不为所动，只求速死。努尔哈赤见其态度决绝，遂令人将其勒死。

有一名将领叫张神武，武举出身，被袁应泰征召去辽阳。他带着240人走到广宁时，辽阳已经失守，巡抚薛国用令其留在广宁，张神武拒不受命。二人为此起了争执。

张神五说：“我得到的命令是守卫辽阳，不是守广宁。”

薛国用问：“辽阳城丢了，你去干什么？”

张神武答：“去歼敌。”

薛国观问：“200人能歼敌？”

张神武答：“不能歼敌，那就战死。”

于是，张神武率领240人继续前行，路上遇到各路明军溃兵，他们有的拖家带口，有的成群结队，像流水一般逃离，数量达10万之多。张神武激励他们和自己去作战，但无一人应答。张神武率兵赶到辽阳城外时已经断粮，一日一夜没有吃东西。在辽阳城外，他们遇到了后金军，上前迎敌，但寡不敌众，最终全军覆没，血染疆场，不辱援救辽阳的使命。

辽阳城的丢失带来的负面影响空前大。辽阳有10多万大军都守不住，那些中小城池自然望风而降，先后有70余大小城池投降后金。沈阳和辽阳一战中，明军各路兵力合计超过10万，却仅仅在10日内悉数被后金军击溃。这一战之后，明朝失地千里，辽东、辽南、辽北自此全部归于后金，明朝损失的钱粮兵器多到无法统计，多年心血毁于一旦。

沈阳和辽阳失守消息传到北京后，年轻的天启帝坐立不安，于是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国难思良才，最高决策会最后变成对一个人的思念，这个人就是熊廷弼。有人说，若熊廷弼在朝中，事情绝不会这般糟糕。还有阁臣说，熊廷弼是人才，非他不能安辽事。

天启帝若有所悟，原来问题出在这里，立即派人去请熊廷弼。天启帝的诏书言辞恳切，甚至带有一丝恳求，对自己曾经“误听谗言”而轻率地批准熊廷弼辞职感到后悔。皇帝现在要恢复熊廷弼的所有名誉，让他为国效力。熊廷弼接到这封的诏书，大受感动，即刻启程进京。天启帝这边，把熊廷弼的名字和行程图刻在了宫中屏风之上，时时牵挂。熊廷弼到达京城后，那些曾经诬陷熊廷弼的言官要么下狱，要么被免职。

熊廷弼也不辱使命，很快就拿出了战略方案——三方布置策：第一，经营辽西的核心广宁城，重点设防；第二，在天津、登州、莱州设置水师，从海上攻击辽南，牵制后金；第三，在山海关设置重兵。此方案还提出要得到朝鲜的援助，从侧后方威胁后金。这个方案一出，立即得到了天启帝和内阁大臣们的一致认可。根据这个方案，熊廷弼驻守山海关，辽东巡抚王化贞驻守广宁。

那这个方案需要多少钱，多少兵呢？史书记载了10个字：“议兵三十万，议饷千余万。”如此庞大的数字之下，天启帝动用各方资源，倾全国之力满足熊廷弼的要求。天启帝拿出了数百万两帑币，并加派地亩银，再将两浙、两淮的岁入交由熊廷弼处理。在兵力上，明朝实行全国总动员，每省出大约5000人，陆续发往辽西，加上从沈阳、辽阳溃败的士兵，再加上原有驻军，虽然无法满足三方布置策所需的30万兵力，但辽东的兵力已得到大大加强。同时，天启帝任命王在晋为工、兵、户三部总理，全力调配军饷和器械。史书记载天启帝此次是“极天下之力，以充辽饷”。

熊廷弼去辽东之日，天启帝选5000名京营兵、6000匹马，护送他赴辽东就任。驻守广宁的辽东巡抚王化贞与熊廷弼却在作战方案上产生了分歧。熊廷弼的方案强调防守，而王化贞的则主张进攻。

熊廷弼问：“现在守城都很困难，如何去进攻？”

王化贞回：“正因为守不住，所以应当进攻，以战为守。”

熊廷弼又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请先考虑粮草问题。”

王化贞回：“我打过河去，海州（后金军的粮食基地）的粮食就都是我的了。”

熊廷弼问：“那如果打过河，还要考虑过河之后如何防御，如何支援？”

王化贞回：“我在后金有内线，会帮助我们。”

王化贞和熊廷弼的战略出现了严重分歧，按常理王化贞应受熊廷弼的节制，那为何他敢与熊廷弼硬碰硬呢？原来，王化贞是首辅叶向高的学生，此时的兵部尚书张鹤鸣也竭力支持他，为何如此？道理很简单，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的确很有道理，但有一个大问题，就是这个计划的负担太大了，兵员、饷银都要求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无论对于兵部还是户部，还是对整个大明王朝来说，都是一个巨大且难以承受的负担。

我们看到，无论是前面的萨尔浒，还是后面的松锦，还是在陕西的孙传庭，明廷无一不是在催促前线的主帅赶紧与敌人决战，原因很简单，明朝的财政承受不了如此沉重的负担。所以，无论熊廷弼的策略再高明，也比不过王化贞的主动出击。明军在辽东一败再败，守住现有的土地尚力有不逮，又为何敢主动进攻呢？这是因为王化贞手上有3张王牌。

第一张牌是毛文龙。天启元年七月十九日，毛文龙部占领镇江堡（今辽宁丹东东北的九连城镇），俘虏了明朝降将佟养真等60多人，擒斩后金游击将军缪一真，这一战被称为镇江堡大捷。此战后，宽奠、汤站、险山等城堡相继归降毛文龙。这使得毛文龙能在后方牵制后金，而王化贞就是毛文龙的伯乐。

第二张王牌是蒙古。蒙古林丹汗许诺出兵40万，和明朝一起剿灭努尔哈赤。40万这个数字足以让任何对手心惊胆寒，但如果林丹汗真有40万军力，只怕明朝会更头疼。

第三张王牌是李永芳。此人是很早就投降努尔哈赤的明朝将领，早已成为努尔哈赤的心腹，此时不过是诓骗王化贞而已。

按照王化贞的思路，自己率6万大军过河与后金作战，毛文龙在敌后牵制，李永芳在敌营中发难，林丹汗的40万大军从西面进攻，四路并举，后金必败。辽东巡抚和辽东经略出现战略分歧是件大事，孰是孰非，群臣们商议后，几乎一边倒地支持王化贞，但最终还是要天启帝下决定。天启帝也同意接受王化贞的意见，但这道命令还没下达，努尔哈赤就已经领大军渡过辽河，直取广宁而来。大敌当前，熊廷弼与王化贞去留的问题只得暂缓执行。

努尔哈赤大军来袭，战斗首先在广宁外围的西平堡展开。明军参将黑云鹤主动出堡作战，随后战死。后金军招降西平堡守将罗一贯，而罗一贯非但不投降，反而在城头竖起招降旗，用来招降后金兵。此等极具侮辱性的做法立即招致后金军的猛烈攻击。但守将罗一贯凭借城池和炮火大量杀伤后金军。

双方激战了两昼夜，城外的尸体层层堆积，几乎堆得与城池一样高。激战中，罗一贯被飞矢射中眼睛，血流满面，而此时炮火突然停了，原来所有弹药已经全部打光。后金兵冲入堡内，罗一贯不愿当俘虏，自杀成仁。后金因攻城损失太大，愤而屠尽堡内所有人。罗一贯以区区3000人抵挡住后金4个旗合计5万人的攻击，牵制了后金军主力两天，给熊廷弼和王化贞留出了组织广宁防守的时间。

得知西平堡被围，王化贞立即派孙得功、刘渠、祁秉忠各带一路大军合计3万人驰援。而孙得功早前就暗中向努尔哈赤投降了，等到刘渠、祁秉忠带兵出战时，他在后面大喊：“兵败了，兵败了！”然后率先逃跑，明军顿时阵脚大乱，后金军乘势掩杀，3万明军就这样全军覆没了。

孙得功逃回广宁后，带着乱兵直捣府库，抢了银两，又在城中大肆造谣，称后金军马上就到，并派叛兵封锁城门，全城大乱，城中的一些蒙古人也趁火打劫。孙得功想抓住王化贞，占领广宁城，一起献给努尔哈赤。此时，王化贞下令守城，众人皆不应，城中一片混乱。王化贞只得出逃，城门的叛兵不让出城，幸亏手下力战，才逃出城外。孙得功遂伙同一众叛兵占领了广宁城。

那此时熊廷弼在哪里呢？由于大军都在王化贞手里，熊廷弼此时驻扎在闾阳（今属辽宁北镇），带兵5000来援广宁，听说广宁失守，就又退了回来。在大凌河遇上逃回来的王化贞，熊廷弼见到王化贞的第一句话就是：“六万军荡平辽阳，竟何如？”说这话很符合熊廷弼的性格。熊廷弼把5000人交给王化贞指挥，自己组织军民入关，并下令烧毁在辽的所有物资，以免资敌。王化贞建议守宁远和广宁前屯，熊廷弼不听，坚持带兵入山海关，跟随他一起逃命的民众多达数十万，溃军近十万。

大明朝为辽东花费之多，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最终的结果却是“竭四海九州之物力，不能成尺寸之功”。广宁惨败，自然是要有人出来负责的，熊廷弼和王化贞二人很快就被下狱，但并没有被立即处死。

有人就劝熊廷弼拿钱出来打点，最终熊廷弼找到了言官汪文言，让他拿4万两银子去打点宦官。但蹊跷的是，汪文言至死都说自己没有拿到这笔钱，魏忠贤也没有收到这笔钱。对是否判熊廷弼死刑这个问题，很快成为朝廷争论的焦点之一，成为党争最激烈的地方。各方政治势力很快就忘记了熊廷弼本人的经历，而是执着于如何扳倒对方。其中，御史冯铨曾经有求于熊廷弼，但熊廷弼没有搭理他，所以冯铨在熊廷弼下狱后落井下石，在天启帝面前诋毁熊廷弼。最终，熊廷弼在天启五年（1625年）被杀，而王化贞到了崇祯年间才被杀。

熊廷弼之死，很重要的原因是明朝的政治斗争和腐朽的统治，但熊廷弼自身的原因也是不可忽视的。熊廷弼下狱后，曾写过一篇《性气先生传》，这里的性气先生指的就是他自己，可以从文中一窥其性格。在这篇自传中，熊廷弼劈头就是一句：“性气先生者，不自知为何如人，为辽事获罪。天下知与不知，皆曰：先生无罪，性气其罪。先生无辞焉，遂以‘性气先生’自命。”《明史》本传也说他“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

从熊廷弼受审也可以看出他的性格。熊廷弼、王化贞被下狱之后，刑部尚书王纪、左都御史邹元标、大理寺卿周应秋组成三法司会审。熊廷弼十分不服，不得不跪在三法司面前，但一跪就站了起来，大声说：“广宁失守，罪在王化贞！”左都御史邹元标立刻厉声驳斥：“失地丧城，功罪一体，你是难以辞掉责任的！”熊廷弼不服，两人竟在公堂上大声争执起来，刑部尚书王纪说：“你不肯进刑部，就叫锦衣卫旗尉陪你暂到天仙庵住一日，我们上奏皇上，请旨裁决。”锦衣卫是皇帝的专属司法机构，审理比三法司更严，王纪只能以此震慑熊廷弼。反观王化贞受审时，他一进大堂，就跪在地上痛哭，以求宽大处理。

那熊廷弼死得冤不冤呢？很多人都认为他是被冤枉的，原因很简单，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只是朝廷没有听从他的主张，最终造成了惨败。例如，全祖望《书明辽东经略熊公传后》写道：“明启、祯年间，东事之坏如破竹之不可遏，一时大臣才气魄力足以支拄之者，熊司马一人耳。”但广宁之败，熊廷弼作为辽东最高官员，其责任不轻。他在广宁失手之后，放弃了广宁到山海关之间数百里的土地，这些地方其实是有可守之地的，后来的孙承宗、袁崇焕就是在锦州、宁远等城站住了脚跟，得以保证山海关不失。熊廷弼放弃如此多的土地，直接回山海关，幸亏努尔哈赤没有尾随进山海关，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同时，且不说他给国家带来了多少损失，就是对普通百姓来讲，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广宁失守，人人岌岌可危，数十万难民一齐拥入山海关，他们居无屋、寒无衣、食无米、炊无薪，饿死者、冻死者、无家可归者不计其数。当熊廷弼为自己所受的委屈愤愤不平时，却未曾想过百万辽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苦痛。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熊廷弼死得一点都不冤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