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宁失守，熊廷弼被免后，天启帝命王在晋代熊廷弼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和登莱两州。此时辽东的局势已非常危险了。王在晋说，辽东的局势，一坏于清河、抚顺，这是危局；再坏于开原、铁岭，辽东成了败局；三坏于辽阳、沈阳，就成了残局；四坏于广宁，那就只有放弃全辽。此时，只有退回山海关，然后再无一步可退。

王在晋分析关外形势后，提出“抚虏、堵隘”的方略。这个方案的核心是放弃山海关外的土地，重兵坚守山海关，在山海关外的八里铺修筑重关，留4万人马去守。但这个建议遭到了袁崇焕、孙元化等将领的反对，袁崇焕越级写信给叶向高，把这件事闹到了首辅面前。叶向高不知道前线的具体情况，需要派一个人去前线调查这件事。这时，天启帝的老师——内阁大学士孙承宗主动向皇帝请求去前线。天启帝同意了孙承宗的请求。

明朝辽东事务的紧张，从派出官员的级别就可以看出。最开始的主官是总兵、巡抚，后为兵部侍郎、兵部尚书，现在孙承宗以内阁大学士的身份经略辽东，开创了先例，足见辽事之危急。孙承宗到了前线后，与袁崇焕、王在晋等人多次沟通，并实地调查，终于弄清楚了前线的情况。

当时，山海关外的十三山还有10万难民没能入关，暂居在十三山之中，袁崇焕的意见是这些人不能放弃，应当驻守宁远。最终，这10万人中只有数千人被接了回来，被编入军队。了解清楚情况后，孙承宗召集诸将商议关外防守问题。袁崇焕主张守宁远，辽东巡抚阎鸣泰主张守觉华岛，王在晋主张守中前所。最后，孙承宗采用了袁崇焕的建议，亲自镇守山海关，还向天启帝奏明王在晋不足胜任。八月，天启帝改王在晋为南京兵部尚书。

孙承宗的做法是对的，山海关为京师外的最后一道雄关，失守就意味着京师直接暴露在努尔哈赤的铁骑之下。要守住山海关，自然需要外围的据点，而宁远就是重要的据点，是山海关外围的屏障。孙承宗的地位很高，做起事来比熊廷弼的阻力更小。他上任后，命总兵江应诏制定军事编制，佥事袁崇焕建造营房，旧将李秉诚训练士兵操作火器装备，主事鹿善继、王则古处理军需物资，主事沈棨、杜应芳维修兵器军械，司务孙元化修筑炮台，中书舍人宋献、羽林经历程仑购买军马，广宁道佥事万有孚采伐树木，游击将军祖大寿辅助金冠守觉华岛，令前副总兵赵率教守前屯，游击将军鲁之甲救护难民，参将杨应乾招募辽人编制入军。

对于军中的一些顽疾，孙承宗也是大刀阔斧地整改。他通过阅兵，消除了吃空饷的情况，又将一些不符合条件的士兵全部遣散；又从鲁之甲救出的难民中征召7000人去驻守前屯；还命杨应乾招募的辽人军队去镇守宁远。同时，他要求朝鲜声援辽东，又犒赏东江镇的毛文龙，让他加强防卫，并传令登镇总兵沈有容进据广鹿岛（在今辽宁大连境内）。而后总兵江应诏因庸懦被弹劾，孙承宗上疏请求让三屯营总兵马世龙代替他，并让尤世禄、王世钦当南北帅，听马世龙调遣。天启帝听从了孙承宗的建议，还赐给马世龙尚方宝剑。

在一点上，孙承宗与熊廷弼的眼光是一致的，那就是十分重视登州和莱州，这两地是明朝援辽的后勤基地，十分重要。如此重任，须择一文韬武略之才方能胜任。孙承宗想到了袁可立。

袁可立为人正直，刚正不阿。万历二十三年九月，北京城内祭祀历朝皇帝的景德门遭雷震，此时正处万历帝怠政期间。袁可立先是上书劝谏，惹得万历帝不高兴，被罚了一年俸禄。哪知袁可立见万历帝没有悔改的意思，火气也上来了，直接写了封奏疏，怒骂万历帝是非颠倒，奸贤不分，把皇帝气得不行。不仅如此，袁可立还上书怒斥次辅沈一贯，说：“国家变成这样，你这个内阁大学士也是有责任的。”袁可立此番做法，被连降三级，不久又直接被免职。袁可立被免职一事，是公认的冤案，直到泰昌帝时期才被昭雪。

袁可立和孙承宗是同年的进士，又同时出任天启帝的老师，还一同成为殿试的考官，二人自然惺惺相惜。更重要的是，袁可立有独到的战略眼光，曾上书天启帝收复辽东的7条建议，都被一一采纳了。

天启二年四月十四日，天启帝命袁可立为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袁可立主政登莱3年，创立东江军，厉兵秣马，积有战船4000艘，组成了一支5万余人的水师陆战军队，与辽东经略孙承宗、两任天津巡抚毕自严和李邦华、总兵毛文龙、总兵沈有容等勠力策应，开创了一片大好局面。

袁可立手里有了战船，有了兵，就想收复失地。他说干就干，令毛文龙和沈有容二将分别出击辽东半岛。七月初二日，明军夺取金州，乘胜又收复要塞旅顺，又连克金、复、盖三卫及红嘴、望海、永宁等多堡要地，收复辽南海岛疆土千余里。在坐镇辽东的四年中，孙承宗与天津巡抚李邦华、登莱巡抚袁可立遥相呼应，让整个关宁锦防线为之一新。

然而，此时的朝廷内部，阉党和东林党的争斗愈发激烈，很快就波及辽东。袁可立和孙承宗都不是东林党，但他们反对宦官干政，在思想上是同情东林党的，而且二人手中又握有兵权，这就不利于阉党掌握兵权，所以袁可立和孙承宗相继受到阉党的攻击。朝内有些人也坐不住了，认为辽东无战事，每年还要花费那么多饷银，可以裁军，并暗指孙承宗在军饷中做了手脚。在言官和阉党的攻击下，孙承宗最终只能黯然离职。

在辽东的主政官员身上，有一个奇特的现象。但凡辽事危急，朝廷就立即起用有才能的人出任主政官员，但局势稍稳，后金暂缓攻势，这些人就会遭到弹劾离职。所以，主政辽东的官员很容易出现任职、离职、再任职的怪象，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都是如此，概莫能外。

孙承宗和袁可立等人被罢之后，袁崇焕开始在辽东崭露头角。

袁崇焕考中进士后，在福建邵武任知县。当时，地方官任职后第三年要到京接受考核，在等待考核结果期间，袁崇焕单骑到山海关等地考察辽东的情况。袁崇焕的考核结果很不错，一些京官就注意到了他。兵部的官员向他询问了很多关于边防的问题，袁崇焕对答如流，并直言：“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当然，袁崇焕说的一人守此，并不是一个人就能守住的意思，而是他一员主将带领足够的军队和给养，就可以守住。这句话反映了袁崇焕的豪情，也反映了他的自负。

袁崇焕在辽东问题上锐意进取，而国家也亟需人才。他的出色表现很快就得到了上级的赏识，被派往辽东任职，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从兵部职方郎中一步步升到宁前兵备佥事。

当时，主政辽东的王在晋主张重关战略，也就是将防守的重心集结在山海关，并在山海关外的八里铺修筑重关，派4万人马驻守。这个战略丢弃了明朝大片领土和大量人口，并让山海关失去了战略纵深，遭到袁崇焕激烈反对。袁崇焕的主张是在山海关外的宁远驻兵，然后占据锦州，将难民慢慢迁回关内。

孙承宗主政辽东内后，大力支持袁崇焕，让他前出宁远。孙承宗十分欣赏袁崇焕的才能，但袁崇焕暴露出一个问题，那就是有专断之嫌。我们都知道袁崇焕日后主政辽东时有擅杀毛文龙之举，但这样的事情在孙承宗时期就有发生。

辽东巡抚阎鸣泰令袁崇焕去检阅新兵。袁崇焕发现，守备兵营内有两名士兵私雇顶替者，他直接下令斩杀了这两名顶替者。这件事引起了士卒们的不满，差点就引发了兵变，但袁崇焕并没有向上级报告这件事。此时的袁崇焕任职山石兵备道，官职正四品，主要负责分理辖区军务、监督地方军队、管理地方兵马、钱粮和屯田等。对于军营内的一些不法行为，他是有处分权的，但问题在于他没有将这件事情上报给督师蓟辽的孙承宗。

根据茅元仪《督师纪略》记载，孙承宗得知此事后十分生气，怒斥袁崇焕：“在杀人之前不请命，杀了之后又不报告，有没有引起士兵的激变也不报告，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杀的是什么人，因何事被杀！如果监军可以奉抚院的命令而专杀，那我这个督师也可以不嫌麻烦，请出尚方宝剑一用！”被如此训斥，袁崇焕只得谢罪。

人的性格和行为是相与为一的，袁崇焕的一大性格特点就是敢作敢为，但不计后果。这让他敢于单枪匹马去前线考察，敢于连跨数级向首辅报告，但也敢于杀了士卒而不报告，也有了后面的抗命守宁远城、擅杀毛文龙等举动。

袁崇焕修筑宁远城，祖大寿带士兵和民夫营建。祖大寿认为明军不能长久守卫，所以筑城时多有敷衍。其实，祖大寿的行为也反映了军中将士们的心态，在屡战屡败后，他们对战争普遍持有一种悲观心态。但袁崇焕不一样，他见此种情况，立即制定新的标准，严格要求修城的质量。宁远城修好后，袁崇焕又利用起周边的5000顷地，让百姓耕种，商旅之人在此落脚，远近流民也前来归附，宁远城逐渐繁荣起来。

袁崇焕整兵备战，并建议孙承宗进一步向北扩展。天启五年，明朝先后派兵据守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等城，将辽西防线向前推进200里，形成犬牙交错之势，建立了纵深防御体系，形成了“层层布置，节节安排，边亭有相望之旌旗，岛屿有相连之舸舰，分和俱备，水陆兼施”的崭新局面。熊廷弼、王化贞广宁之败后的明朝危局，正在一步一步被扭转。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明军在大肆整兵备战，修筑城池的时候，努尔哈赤又在干什么呢？他为何坐视明军行动而无动于衷呢？努尔哈赤确实有很多事要做，他在军事上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扩地千里，这么辽阔的土地，想要完全置于有效统治下，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的。

首先，为了便于统治，努尔哈赤把首府迁往沈阳。辽阳城的面积虽是沈阳城的两倍，努尔哈赤在占领辽阳之后不久就迁都于此，但显然沈阳更处中心地带，四通八达，更利于统治，所以很快努尔哈赤又迁都沈阳。迁都沈阳，需要修建沈阳城和宫殿，都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同时，辽地百姓的反抗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这与努尔哈赤的政策紧密相关。后金占领辽地之后，将剃发视为臣服的标志，凡有不剃发者即遭杀戮。为了加强对人口的控制，后金又强令民众迁徙，清查他们的粮食，抢占土地，激起了民众的反抗。后金修建辽阳和沈阳城时，大肆征发民夫，百姓苦不堪言。最为残酷的是，后金大肆杀戮，动辄屠城，屡屡引发民众的反抗。

努尔哈赤在辽东被多次投毒，后金士卒被袭杀也成为常事，以至于后金不得不规定官兵不得单独行动，必须10人以上结队而行。复州城发生了万人暴动，努尔哈赤不得不派兵2万前去镇压。而在十三山的流民也有数万之多，拒不投降，后金也只能派兵镇压。

天启五年，孙承宗被迫去职，其职位由魏忠贤的党羽高第接任。孙承宗在主政辽东的4年里，前后修复了9座大城、45座堡垒，练兵11万，建立了12个车营、5个水营、2个火器营、8个前锋后劲营，造甲胄、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卤楯等攻防器具达数百万之多，拓地400里，开屯5000顷，岁入白银15万两。孙承宗是继李成梁之后，真正能在辽东打开局面的人物。

然而，高第一上任就要把锦州、右屯等地的防御器械撤除，把守军全部退回山海关内。对于这个命令，袁崇焕坚决反对，高第还打算进一步放弃宁远和前屯两座城堡。袁崇焕表示自己就是死也要死在宁远，绝不离开宁远一步！高第没有办法，只好让他率领一小部分明军留下。接着，高第就匆忙地下令尽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等地的明军和守城器具，退入关内，仅剩袁崇焕守宁远孤城。

天启六年正月，这是后金最喜欢的作战时间。努尔哈赤率领13万大军攻打宁远城，而宁远孤城守军不足2万人。袁崇焕所部虽然人数不多，但也做好了准备。先是坚壁清野，烧毁所有的城外房舍，百姓全部进城，粮米转运觉华岛（位于今辽宁葫芦岛附近海域）。觉华岛距离陆地18里，面积为13.5平方公里，成了明军天然的后勤基地，又是重要的港口，所以明军将从山东半岛支援辽东的物资存放于此。再就是清除奸细。在以往的抚顺清河之战、广宁之战、辽阳之战等战争中，后金的奸细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他们里应外合，在城内制造混乱，有的甚至直接打开城门。这次袁崇焕全城大力搜捕奸细，在城内的每个巷口都设有人员驻守。最后，就是将红衣大炮搬上城楼。红衣大炮在当时是国之重器，明朝一共从西洋人手里买了30门，18门用来守卫北京城，12门用在辽东，被后金炸毁1门，还剩11门。

正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的大军在距离宁远城5里的地方扎营，派人过来劝降，说：“我有20万大军，你赶紧投降，给你高官厚禄。”袁崇焕回复：“你没有20万人，你只有13万人。”这种无意义的嘴仗不打也罢，还是拿实力说话吧。

二十四日，后金开始攻城。后金的攻城主要是使用楯车和钩梯。楯车就是数寸厚的板子，上面铺上牛皮，用来防守，抵挡城墙上明军的攻击，后金士兵则躲在楯车下面疯狂挖城墙。钩梯则是用来攀登城墙，为了掩护这两路攻城的士兵，后金军万箭齐发，城楼上的悬牌被射得跟刺猬一样。

明军真正的威胁来自楯车，后金军狂挖城墙，在城墙上凿开了三四处两丈见方的大洞。危急时刻，明军用干草、油脂加上火药，用铁钩投下，点燃楯车，烧死了很多后金兵。这一战，光是穿着锦服的后金高级军官就死了10多人。城墙上的红衣大炮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明军每发一炮，后金军倒下一大片，死伤累累。这一天战至深夜，后金就损失两三千人。

二十五日，天一亮，后金军又开始攻城，这一次主攻西门。明军靠红衣大炮坚守，炮击之处必定人仰马翻。八旗旗主们在后面持大刀驱赶士兵往前，八旗士兵作战英勇是很有名的，但都畏惧大炮，到城墙下又跑回去了。袁崇焕又派50名死士，吊着绳子从城墙而下，烧毁了后金军遗弃的攻城器械，又捡了10万支箭，城墙上留下了后金军挖的大大小小70多处坑洞。

二十六日，城墙上的明军不断发炮攻击，后金已经不敢靠近城墙了。努尔哈赤无奈之下，派军攻打明军的后勤基地觉华岛。觉华岛的军民在努尔哈赤攻击宁远时就已经在做防备。时值隆冬，天寒地冻，海水结冰，觉华岛参将姚抚带领军民日夜凿冰，凿出一条长达15里的冰壕。但天气太冷，很快又结冰了，军民只得日夜不息，合力凿冰，指头冻僵掉落都无知觉。

后金万余骑兵进入觉华岛时，岛上军民合计不到2万人，多为后勤人员，哪里是后金骑兵的对手。后金把军队分为12队，每队千人左右，对整个觉华岛上的军民进行了大屠杀。明军7000多官兵、商民7000多人，全数被杀。后金在觉华岛上损失多少呢？仅约270人。觉华岛上的物资全数被毁，2000艘船全被捣毁，明军为何不坐船跨海逃离呢？海水已经结冰，船只寸步难行。岛上的粮仓多达千余处，每仓都有屋高，全部被后金焚毁。而对宁远城，后金只能望城兴叹，退军而去。

战后，据《明熹宗实录》，辽东经略高第上奏朝廷：“奴贼攻宁远，炮毙一大头目，用红布包裹，众贼抬去。（觉华岛）四营尽溃，都司王锡斧、季士登、吴国勋、姚与贤，艟总王朝臣、张士奇、吴惟进及前、左、后营艟百总俱已阵亡。”

这一战从损失上来讲，由于觉华岛上的巨大伤亡，明朝损失的士卒和物资都远远超过后金，但打退了努尔哈赤的主力，保全了宁远城，故而也被明军视为一场难得的胜利。

兵部尚书王永光在给天启帝的奏疏中说：“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逃溃，八年来贼始得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从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起到1626年，这7年间明军几乎是屡战屡败。对于宁远大捷，天启帝也说：“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后来，清朝在《清太祖实录》是这样记录宁远之战的：“帝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惟宁远一城不下，遂大怀忿恨而回。”

天启六年八月十一日，也就是宁远之战结束7个多月之后，努尔哈赤在清河回沈阳的途中去世。由于努尔哈赤临终前并没有指定继承人，后金陷入了继承人权力斗争中，这种斗争当然不是从此时才开始的。

努尔哈赤也曾指定过继承人，就是他的长子褚英。褚英年轻时，正是父亲东征西讨的时期，他跟随父亲作战，立有诸多军功，又因为是长子，被努尔哈赤授命执掌国政。褚英年纪轻轻就被捧上高位，资历浅，经验不足，难免骄横，尚不知自己已经坐在了火山口上。褚英过早地成为继承人，而且对元老重臣缺乏谦恭的态度，最终陷入了万劫不复之地。四大贝勒和五大臣联合，对他发起了攻击。五大臣，即费英东、额亦都、何和礼、扈尔汉、安费扬古，此五人为后金的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就连努尔哈赤也不得不敬重他们。于是，努尔哈赤将褚英囚禁了两年多，本不愿杀他，但考虑到若怜惜一子，会生祸乱，遂将其杀死。权力的斗争向来是血腥的，在这一点上，后金与明朝并没有什么不同。

努尔哈赤的死也标志着杀戮的开始。这时，后金内部由八大贝勒共同议事，主要由四大贝勒说了算。这四大贝勒是：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37岁的大妃阿巴亥和她的两个儿子多尔衮、多铎握有正白、镶白两旗，实力强悍，成为四大贝勒首先攻击的对象，他们借努尔哈赤的遗诏逼迫阿巴亥自杀。

努尔哈赤的继承人需要由四大贝勒共同商议决定。实际上，继承人也就从这4个人中来选。二贝勒阿敏不是努尔哈赤的儿子，三贝勒莽古尔泰曾亲手杀死自己的母亲，名声不好，这两人自然无缘汗位。大贝勒代善的年纪最大，手上握有两红旗，实力很强，但由于之前和努尔哈赤的大妃阿巴亥不清不白，受到努尔哈赤的责罚，所以代善转而支持皇太极。就这样，皇太极得以继承汗位。不过，皇太极继承汗位是有条件的，在正式场合，四人同座，也就是大家尊皇太极为汗，但四人分享权力。初即位的皇太极，需要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最好的方式就是建立战功。

而明朝这边，袁崇焕因为宁远之战声名大噪，升任辽东巡抚，也在谋划向前延伸城池和土地。他具体的谋划是这样的：让满桂和赵率教在宁远和锦州徐徐北图。最重要的战略是：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这是熊廷弼曾经大力反对的策略，但袁崇焕认为从各地征兵耗费巨大，更重要的是，这些各地调来的士卒，大多为游手好闲之徒，平日里就没有固守的意志，临战必定会率先奔走逃命。只有征召本地辽人，让他们自己保卫自己的家园。而要实现辽人守辽土，必要以辽土养辽人，具体来说就是屯田，这也是熊廷弼、孙承宗所大力倡导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辽东的物价远远高于关内，辽东二两银的购买力只相当于关内数钱。因此，以屯田来解决部分辽东将士们的温饱是十分必要的。

袁崇焕需要的兵力也不多，只需募集6万余兵据守各城，袁崇焕坐镇宁远，平辽总兵赵率教镇守锦州。宁锦之间唇齿相依，又有中左所、中前所、右屯、大凌河等一众小城拱卫，渐成体系。天启七年五月，皇太极亲率10万大军攻打锦州、宁远。后金军来势汹汹，而首当其冲的锦州城以平辽总兵赵率教为主将，副总兵左辅为左翼，副总兵朱梅为右翼，周边一众堡垒的明军都缩回锦州城固守。

皇太极大军到达之后，派人招降，锦州守将赵率教就用投降来迷惑皇太极，皇太极虽然将信将疑，但也多次派出使者前去商谈。赵率教根本没有投降的想法，只是想争取时间，就这样戏耍了皇太极一把。

到五月十一日，皇太极只能下令攻城。面对坚城和大炮，后金军虽然作战英勇，但伤亡仍较大。从五月十一日到六月初四，后金军和锦州城守军无一日不战，一共作战25天，大战3次，后金攻城未果，都是明军获胜。这种情况下，皇太极继续围困锦州，想吸引明朝援军，从而在野战中歼灭明朝的有生力量。

朝廷在这个时候坐不住了，要求宁远派出援兵。袁崇焕坐镇宁远，由满桂、尤世禄、祖大寿等率军1万驰援锦州。满桂当然不会主动寻求与后金野战，还没有碰到后金主力，只是碰到了运粮的后金军，厮杀了一阵，就匆匆退回了宁远。就这样，皇太极想围点打援的计划也落空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是因为此时锦州城中尚有粮草，足以支撑，明军并不害怕；若锦州城中粮尽，明军必会大举来援。

皇太极当然不会就此罢休，又将主力调往宁远。袁崇焕在后金军攻打锦州时，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增强了宁远的实力。五月二十八日早晨，后金军到达宁远，双方展开激战。袁崇焕将满桂、尤世禄、祖大寿的部队安置在城外，与后金军野战。城外明军前有壕沟背靠城墙，还能得到城上火器的支援，后金虽然战斗力强悍，但始终无法攻破明军的防线。

第二天，后金没有再攻打宁远，宁远之战仅仅一日就宣告结束。原因很简单，这一战，后金损失多达数千。而且，就在宁远激战之时，锦州的赵率教率军出战，后金陷入了两线作战的境地。皇太极得知后，亲率贝勒阿济格与诸将、侍卫、护军等向锦州明军疾驰进击。诸贝勒来不及披甲戴胄就仓促出战。明总兵满桂、副将尤世威也率军迎战。后金面临两线作战，短兵相接之下，双方互有杀伤。而明军城上城下互相配合，炮火、箭矢齐发，皇太极的大帐被炸毁，济尔哈朗等人受重伤，后金军死伤累累，被迫撤兵。

皇太极攻宁远不下，又调过头来集中兵力攻打锦州。当然，同样没有任何结果。此时已经逼近盛夏，皇太极的战略目标没能实现，最终只能悻悻退兵。最后，宁锦之战以明军的胜利结束。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七记载，袁崇焕在战后说：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奴战，合马交锋。今始一刀一枪拼杀，不知有夷之凶横剽悍。职复凭堞大呼分路进追，诸军忿恨此贼，一战挫之。十年累败，一战而胜，这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喜讯。天启帝也在谕旨中说：十年积弱，今日一旦挫其狂锋。

然而，大战之后，袁崇焕罢官而去，因为有人指责他没有从宁远出兵救援锦州。袁崇焕上疏请辞。按惯例天启帝是要挽留的，但辞呈很快被批准，究其原因还是魏忠贤想利用监军控制辽东军务，被袁崇焕所阻，故而怀恨在心，将袁崇焕去职。另外，努尔哈赤死后，袁崇焕派人前去吊唁，以窥探后金的虚实，并试探议和的可能性。这个做法遭到言官们的弹劾，最终袁崇焕只得离职。

崇祯帝继位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清除阉党，起用了一大批被阉党攻击离职的官员，袁崇焕得以再次起用。崇祯帝对辽事极为看重，召集重臣一起和袁崇焕商讨平辽方略。袁崇焕说：“假如皇帝让我便宜行事，5年时间，东夷可平，全辽可复。”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袁崇焕提出了3条要求：第一就是要保证军饷足够，军器齐备，这需要户部和工部配合；第二是在人事安排上，由辽东选人，选当用的人才，不当用的人不选。那么如何判断当用与否，当然由袁崇焕说了算，这需要吏部和兵部配合；第三，袁崇焕说，我制服后金是没有问题的，但言官们众口汹汹，我应对不了，我到边疆之后，难免有些人嫉功妒能。他就是要请皇帝约束言官，不要掣肘辽东之事。

对于前两条，崇祯帝很快就告诫在场的六部尚书，让他们全力配合袁崇焕，但对于第三条，崇祯帝说：“朕自有主张，你不必介意浮言。”袁崇焕接着讲自己平辽的方略，大概就是3条：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和）为旁着；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从这3条来看，袁崇焕对辽东的局势有很清晰的认识，他要以守为主，交战与和谈为辅。

袁崇焕既然夸下海口5年平辽，那到了辽东，首先开始的就是人事调整。他首先选定了自己的3位得力干将：总兵赵率教挂平辽将军印，祖大寿挂前锋将军印，何可纲以都督佥事仍署中军事。同时，袁崇焕又申请取消了登莱巡抚、辽东巡抚两个官职，集辽东大权于一身。袁崇焕要完全主政辽东，还有一个刺头要解决，那就是毛文龙。

在王化贞守广宁时，毛文龙被派往敌后活动，王化贞给了他200士卒、500石米、4艘船。毛文龙就靠着这点人和物资，通过招抚等举措，居然一步一步打开了局面。让毛文龙打出名声是镇江堡一战，此战中毛文龙率领190余人，趁后金不备攻占了镇江堡，活捉了后金镇江堡守将佟养真。努尔哈赤为夺回镇江，率5万大军出战，毛文龙退守皮岛，利用大海为屏障，逐渐安稳下来。最后，形成毛文龙以皮岛为基地四处攻击的局面。辽南的形势是后金疲于奔命，毛文龙伺机出击。

毛文龙能牵制后金，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不然后金也不会处心积虑地要招降他。但毛文龙孤悬海外，朝廷对他的管理几近失控。袁崇焕和毛文龙在一起时，毛文龙向袁崇焕介绍身边的随从，一听名字，全姓毛，比如毛可公、毛可侯、毛可将、毛可相等。这是因为毛文龙的亲信都拜他为义父，都改为毛姓，这样的军队实际已经成为毛文龙的私军。

毛文龙还有一个引人诟病的地方就是冒领军饷，但这是当时将领们的通病。其实，朝廷陷入了两难之中，既要毛文龙牵制后金，又担忧他尾大不掉。崇祯元年，户部为了查清军饷问题，就派官员去皮岛核查。官员回来后，户部和毛文龙就军饷问题发生了纷争。户部要求毛文龙按照查实的3.6万人发放军饷，毛文龙则认为岛屿众多，兵员分散，不能只以一岛核定的数目发放军饷。双方的嘴仗打到了崇祯帝那里，皇帝认为，辽民避难于海岛，拿起锄头就是民，穿上兵甲就是兵，不能完全按照内地的军饷标准核算。这其实就是在偏袒毛文龙，但同时崇祯帝也敲打毛文龙，说：“你应当奋勇杀敌，做出点成绩出来，到时候谁还敢说你军饷的问题。”

崇祯帝能容忍毛文龙，但袁崇焕不能忍。袁崇焕要全面掌控辽东，不能容忍毛文龙有自己的独立王国。袁崇焕首先做的就是在经济上卡住毛文龙，他下令所有运往东江的物资都要到宁远的觉华岛接受查验。毛文龙很生气，上疏诉苦，崇祯帝接到信后就安抚一番了事，也没有料到接下来的突变。

袁崇焕下了斩杀毛文龙的决心，那他为何擅自主张？不主动向崇祯帝申请后再行决定呢？袁崇焕明白，向崇祯帝申请斩杀毛文龙定然不会被批准，所以就擅自行事。袁崇焕既然已经夸下海口5年平辽，那就只有豁出去干了。但袁崇焕没有想到的是，自毛文龙被杀后，很多部下心生不满，多有逃离。而袁崇焕新任命的官员并无管理东江的能力，以至于东江不复往日雄风。

崇祯帝得知毛文龙被杀，愕然之下，也只能无奈地支持袁崇焕，因为已经失去了一个大帅，不可能又去处罚另外一个大帅。但这一切都是以结果为导向的，袁崇焕若真能用5年恢复辽东都好说，如果不行，那不仅崇祯帝要翻旧账，就连言官们也不会善罢甘休。

就在袁崇焕苦心经营辽东时，皇太极也在谋划下一步的行动。直接攻打宁远、锦州失利，意味着这条路走不通，此时的袁崇焕在辽东、登莱、天津、东江四镇的兵力合计有15.3万，马匹有8.1万，皇太极想直接在辽东战场取胜的难度很大。

而此时后金发生了饥荒。天聪元年（1627年），由于饥荒，后金1斗谷卖到8两银的天价，人吃人成为常态。饥荒之下，后金统治下的汉人大量逃亡。不仅如此，就连满人也开始逃亡，后金二王子部下的卜山等人因没饭吃投奔明朝。

为了解决饥荒所需粮食问题，也为了打开一条新的向南的道路。汉人降金副将高鸿中上疏皇太极说，明朝既然没有讲和的意思，我们别无他策，就先派大军直抵北京，到时候是直接攻打还是围困，可以根据具体情形再做打算。这条路就是绕道蒙古进军北京。

皇太极继位后，对蒙古的策略是笼络蒙古诸部，全力打击察哈尔部。天聪二年（1628年）二月，皇太极亲率精骑在敖木伦（今辽宁大凌河上游，位于辽宁喀左南部）闪击察哈尔所属的多罗特部落，俘获1.1万余人。九月，他又率满蒙军征察哈尔，追至兴安岭，获胜而归。后金击败察哈尔蒙古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皇太极绕道蒙古进攻北京创造条件。

这条路，皇太极能看到，袁崇焕当然也能看到。袁崇焕曾两次上疏崇祯帝，要求加强蓟州的防御，说：“臣在宁远，后金是无法通过的，但如果后金以蒙古为先导，入犯北京，那就危险了。”但此时的崇祯帝一是没有引起警觉，二是把重兵都交予了袁崇焕，又哪里有兵力来完成这件事呢？

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完成秋收之后，皇太极集结10万大军，力排众议，绕道蒙古，向北京进发。这一年是农历己巳年，故史称“己巳之变”。皇太极兵分两路，分别从大安口、龙井关破长城入关。入关后遇到的第一座坚城是遵化，蓟州巡抚王元雅在城中防守。

在皇太极准备攻打遵化时，明军已经开始行动。听到后金军入关的消息，袁崇焕立即带兵2万火速入关救援。袁崇焕自己没有去遵化，而是令平辽总兵赵率教率4000精锐骑兵驰援遵化，走抚宁、迁安这条路线赶往三屯营，进入遵化城防守。

赵率教带队急行军，3昼夜赶路350里，抵达三屯营想入城。但三屯营守军拒绝辽军入城，于是赵率教带队前往遵化城。后金的探哨很快就发现了这支明军，正准备攻遵化城的后金军大举而来，赵率教的4000骑兵又岂是后金大军的对手，最终全军覆没，赵率教战死。赵率教的死是明军的重大损失，他在宁远大捷、宁锦大捷中战功尤多，是一员难得的悍将。崇祯帝听闻他战死后伤心落泪。

后金吃掉明朝的援军之后，就可以放心地进攻遵化城了。十月初三，后金军全力攻城，遵化城墙高达三丈五，但仍抵不住后金军的攻击，最终城破，巡抚王元雅自杀殉国。遵化城是皇太极即位之后攻破的第一座明军坚城，对于急于通过战功来巩固自己地位的皇太极来说，这场胜仗无疑是雪中送炭，进一步堵住了反对入关者的嘴，所以皇太极十分高兴。

第一个登上城头的是一名叫萨木哈图的小卒，庆功时皇太极端着酒杯走到萨木哈图面前，称萨木哈图的功劳很大，应该从优录用，授萨木哈图世袭备御，相当于后来的骑都尉，还赏他1头骆驼、10匹马、10头牛、19匹锦缎、200匹棉布。

而此时袁崇焕让自己的主力走一条安全的路线，从山海关走永平到蓟州，抢在后金军之前于十月初十到达蓟州设防。经过一路上的各城池，袁崇焕都留下部分兵力加强防守，导致袁崇焕的救援兵力仅剩9000人。

蓟州是横在遵化与通州之间的屏障，距离北京东郊通州约140里，是北京城的屏障，袁崇焕想在此截住后金军。皇太极在攻下遵化之后迅速西进。到蓟州城下后，当皇太极得知蓟州城上的是袁崇焕时，就对强攻这座城失去了兴趣，他再一次采取攻其必救的战略，越过蓟州，直奔北京。

袁崇焕在蓟州拦截皇太极军队的计划落空。拦截失败后的常规做法是尾随后金军，和北京守军夹击后金军。当时，有人建议袁崇焕出城与后金大军周旋，万万不可越过蓟州向北京进发。副总兵周文郁劝阻袁崇焕说：“外镇之兵未得到圣旨轻易进到北京城下，是万万不可的。”但袁崇焕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他知道如果出城与后金野战，自己绝无胜算。

后金大军过了蓟州后，北京城外已是无险可守。袁崇焕又不愿意和皇太极野战，所以急奔北京城下防守，于十月十七日到达北京广渠门外，这一行动并没有得到崇祯的首肯，这也为他之后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此时的北京，各路援兵云集。决战终于来了，在北京城下，双方都退无可退。明军的主力分为2路：一路为满桂率领，在德胜门外；一路为袁崇焕率领，在广渠门外。

皇太极兵分路2路，分别攻击满桂和袁崇焕。其中，对付袁崇焕的是大贝勒莽古尔泰、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多铎、豪格等率领的4个旗加上蒙古兵，已经是后金军的一半的兵力。明军的将领是袁崇焕、祖大寿、王承胤，他们的军队有9000人。

十月二十日，广渠门外，袁崇焕率军背靠北京城，在城墙上数万双眼睛注视之下，督师血战。这一战，既不需要谋略，也无需战法，就是大刀对大刀的血战。后金军攻势猛烈，明军拼死抵抗，一名后金士兵举刀砍向袁崇焕，危急时刻，袁崇焕的一个部下赶紧举刀挡住，两刀在猛烈地碰撞之下双双折断。袁崇焕身中若干箭，如刺猬一般，幸亏穿了重甲，箭并没有射透。这一战从早到晚，血流成河，最后的结果是明军惨胜。

再看满桂军这边，皇太极亲率代善、济尔哈朗、岳讬、杜度、萨哈廉等人，统领满洲右翼四旗和右翼蒙古兵向满桂军发起冲击。对明军的火炮，后金也有办法，他们先让炮手靠近射击，引诱明军发火炮反击，等明军第一轮火炮结束，在填装弹药的空隙，后金军骑兵迅速向前击杀。此时意外发生了，在满桂军与后金军厮杀之际，城上京营士兵发炮相助，但因为缺乏训练误炸了满桂军，造成了重大伤亡，后金军乘势掩杀，满桂军大败。战后满桂带着仅剩的200名士兵，躲到了城外一处关羽庙里，崇祯帝准许满桂进入北京瓮城内休息。胜利后的袁崇焕想带军入城休整，但被崇祯帝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已经能说明崇祯帝的态度了。

后金又于十月二十七日在左安门与袁崇焕军发生战斗，后金军发起猛攻，但无法攻破袁崇焕的营垒。连续两战失利，让皇太极再次意识到强攻是不可能的，明军的外围部队尚无法扫清，攻下北京城不是痴人说梦吗！但后金军收获颇丰，北京城周边大量明朝贵族勋戚的房产庄园被后金军洗劫一空。这些人十分怨恨袁崇焕，纷纷向皇帝告状。

袁崇焕坐在箩筐里，城墙上的人用绳子把他拉了上去。崇祯帝在平台召见了他，将他下狱，但并没有立即处死他，直到崇祯三年八月，才将他凌迟处死。王世德《崇祯遗录》记载，当初袁崇焕杀毛文龙时，部下何可纲说：“生文龙，国不幸；用文龙，朝廷不幸；杀文龙，公不幸。”此时果然应验了这句话。

最终，据清代汪楫《崇祯长编》卷三十七记载，袁崇焕被定下的罪名是：“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

“市米资盗”指的是崇祯二年春，蒙古哈喇慎三十六家发生大饥荒，向明朝请求通市，袁崇焕向上请示。崇祯帝的意思是，互市可以，但只允许交易米，如布帛之类的禁物，严禁交易。袁崇焕就按崇祯帝的命令办了这件事。这事本不大，但己巳之变中，后金军入关正好是以哈喇慎部为向导侵入蓟门，这下事情就大了。很多人就怪罪袁崇焕，但此事是崇祯帝明确同意了的，所以以此给袁崇焕定罪实属不妥。

“谋款杀帅”中的杀帅，当然是指杀毛文龙。而谋款，即指明朝与后金的议和，后金的确多次表示想议和，袁崇焕也在努尔哈赤去世时，派人到后金试探，但双方当时的要求相差太大，自然是谈不拢的。当然，袁崇焕的议和也报告给了天启帝。议和本不算罪，但议和跟杀帅连在一起就是罪名了，你因为要和谈而杀了毛文龙，就是大罪。

“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是指袁崇焕在己巳之变中的表现。袁崇焕得知后金破关后，急忙带着辽东精锐火速入关勤王。但此时他手中的兵力不足，仅有2万多人，而且在进军京畿途中又在各城留下兵马布防，所以到蓟州时，麾下仅剩不到1万人。至于“顿兵不战”，不是说袁崇焕没有在北京城下战斗，而是说他没有在北京城郊外与后金作战。

事实上，袁崇焕被杀的真正原因是“付托不效，专恃欺隐”。崇祯帝让袁崇焕主政辽东的目的是要恢复辽东。所以，即便袁崇焕擅自杀了毛文龙，崇祯帝也硬生生地吞下了这口气，对袁崇焕多加安慰，好言相劝。崇祯帝的性格是出了名的薄情寡恩、刚愎自用，但依旧能容忍此事，无非是看中了袁崇焕的守辽能力。但你袁崇焕口口声声说5年复辽，结果一年过去了，局势更加恶化，作为蓟辽督师，你袁崇焕必须承担责任。“付托不效”就是说，国家将重任交给你，但你没完成。

己巳之变中，并非只有袁崇焕被杀，兵部尚书王洽同样也因为后金入关被杀。蓟辽总督的刘策在与后金的作战中打了几次败仗，也被崇祯帝处死。在袁崇焕被下狱的同时，工部尚书张凤翼也被下狱，因为大战暴露了城墙工程中的诸多问题。也就是说，崇祯帝在己巳之变中杀的正二品及以上的高官就有4名。

杀了这么多高官，站在崇祯帝的角度是说得通的，但袁崇焕的被杀使日后辽事更加恶化。袁崇焕被下狱一事，对官员们的震撼很大，文震孟在日记中写道：“袁罪当诛，而此非其时也。”袁崇焕手下大将祖大寿惊恐之余，率领部下近2万人，自行向山海关进发。孙承宗紧急之下赶紧劝说，但是没有效果，就让狱中的袁崇焕写了封信给祖大寿，祖大寿才又重新听从调遣。

而皇太极不久就迅速回师卢沟桥，此时的明军主帅已经变成满桂，他带领大军驻扎在永定门外。皇太极下令全军出击，包括满桂在内的4位总兵率领4万人奋力抵抗。最终的结果是明军总指挥满桂战死在北京城下，4个总兵中2个战死，2个被俘，4万明军全军覆没。这一战，明军损失极为惨重，战后清点发现战死的将士就有3万多名。

皇太极虽然大胜，但想攻打北京城还是不行的。于是，他转战北京周边的城镇，先后攻下了永平、滦州、迁安等城，并一度想攻打山海关。但因为孙承宗和祖大寿在山海关集结了3万多重兵，全是辽东的精锐，皇太极比较头疼，遂放弃了山海关，在山海关到北京之间四处劫掠，缴获了丰厚的战利品。皇太极打算在北京周边站稳脚跟。然后，他自领大军，带着丰厚的战利品回了沈阳，留阿巴泰等人率1万人马守卫永平、滦州、迁安、遵化四城，不久又让阿敏带5000人前去换防。

选择这四城并非皇太极随意而为，而是大有深意的。永平、滦州、迁安三城距离很近，可以随时互相支援，抱成一个团。而且，这3座城横亘在山海关和北京之间，紧邻山海关。皇太极明显是想用这几座城来斩断山海关的后路，对关宁锦防线形成合围之势。而遵化离三城较远，是后金进出关内的重要据点，如果三城守不住，后金就可以利用遵化来退军。这四城的布局，可谓是进退有据。

不过，这四城深入明朝境内，又紧靠京畿，明廷岂能坐视不理？立即派大军攻打。明军的统帅是孙承宗，祖大寿的3万人马是主力，还有各路援军数万余人，后面的乡勇、役夫更是不计其数。而后金军本就人少，又分在四城，被明军分而击之。后金军主帅阿敏见势不妙，趁夜逃回了沈阳，在逃走前杀死了所有投降的汉官并屠城。

阿敏的屠城在日后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阿敏逃回沈阳的路上，碰到了前来救援和换防的杜度，但四城已失，杜度也只能退回沈阳。在这一战中，阿敏的表现可谓糟糕透了，还犯下了屠城杀降的恶举。皇太极趁机将其囚禁，加强了自己的权威。在收复四城之战中，明军取得了不错的战绩，光是斩首就多达3000多级，而且孙承宗在核算士兵的斩首数量时极为严格，面目不清者一律不算作战功。

己巳之变中，明朝和后金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明军虽然守住了北京，但损失惨重，折损了满桂、赵率教等将领，整个关宁防线就只剩下祖大寿、何可纲寥寥几人，还失去了大量的人口和物资。明朝的堡垒推进、经济封锁和外交联盟政策都在此役后逐渐瓦解，永久性地失去了战略主动权。

皇太极自此就打开了新大门，每过两三年就派后金军进入明朝腹地大规模地抢掠，每次都劫获了大量的财物。就拿第六次入关抢掠来说，后金入关5个月，攻破70城，俘虏人畜46万，击败明军57次，明朝事实上失去了抵抗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后金军为所欲为。明军除了在第一次己巳之变中尚能与后金军正面作战，大量歼敌，在之后几次后金入关时，明军要么望风而逃，要么待在城里坚守不出，要么被一战击溃。

后金在无法突破关宁锦防线的情况下，就用这种办法一步一步地削弱明朝的力量。这样看来，即使没有李自成，明朝也离亡国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