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民起义，《明史·流贼传序》有深刻的分析。大意是说，万历帝荒怠政务，天启帝亲近宦官，国家的元气和国力都被消耗殆尽，国脉垂危。假如天启帝再多统治几年，也许明朝在天启帝时期就亡了。

崇祯帝即位之后，臣僚间的党争已经形成，国家的物力被消耗殆尽，法制被肆意破坏，女真对边疆的侵扰已经非常严重。崇祯帝虽然锐意进取，但在人才的使用、政务的部署、军事的决策等方面，在内没有真知灼见，对外也不能做到决策不动摇。

而且，崇祯帝生性多疑，任意监察下属，又常常意气用事。任意监察下属，导致他薄情寡恩；意气用事，导致他措施失当。当四方鼎沸，山野间都是盗贼之时，崇祯帝任命的人不是庸碌之辈就是奸佞小人，无论是剿灭还是招抚都没有成功，文臣武将都救不了大明了。

《明史·流贼传序》又接着说：“崇祯帝只要发现有一仗失败了，就杀一将，丢掉一城，就杀一官吏，处罚太重最后导致处罚失去了作用，驭下过于严格以致管理失序。再加上灾荒连年，赋税严苛，外有强敌内有贼寇。这就好比一个人，元气已损，疮毒并发，已经非常危险了，而在诊断和医治时对错颠倒，用药又寒热一起用，导致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不亡更待何时？所以，明朝表面上看是亡于流贼之手，实际灭亡的原因根本不在于流贼。

后人编写《明史》的时候，明朝已经灭亡了，后人在看待前朝这段历史时，自然要比当世之人更深刻。明之亡，亡于流贼，而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农民起义是如何一步一步把大明王朝颠覆的？

首先要讲的就是农民的负担。第一个就是赋税问题。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吸取了元朝高赋税的教训，采取了大致在5%—15%之间的低税率。但这里面有个问题，收税是需要成本的，人力、运输都需要钱，那这些钱从哪里来，由谁负担？明朝的税收已经这么低，如果还要承担这个成本，那可能入不敷出。所以，明朝实行包税制，即政府就要这么多的税收，成本不管。

税收产生的成本，由地方自行解决。所谓解决，就是在老百姓头上分摊。这个分摊要了老百姓的命，各种加征腐败、中饱私囊应运而生。比如，农民自己把粮食运送到收税点，如果征收人员使点坏，说粮食不达标，让农民运回去再重新送来，农民只得通过行贿来过关。而且，这个运输的成本也很高，具体有多高呢，朱元璋曾经算过一笔账。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颁布了一份反腐教材《醒贪简要录》，记载了朱元璋制定官吏工资标准的理论依据。明朝正一品官员的俸禄是每月支米87石，一年合计1044石。

朱元璋还算了另外一笔账，让我们认识到这份工资实际非常高。米来自稻谷，加工1044石米需要2620石稻谷，而要生产2620石的稻谷，则需要873亩田。种田需要耕牛，按一头牛耕50亩地算，需要用17头牛。而田间劳作上的人力花费，按一个人种15亩田计算，需要57个人耕种。收割之后，一担未脱粒的稻禾只能出4斗稻谷，所以1044石米需要6550担。把稻禾从田里挑到打谷场，就按1里路来估计，来回就是2里，这样算下来，为运送这些粮食就得走约1.3万里。运输成本有多大，可见一斑。

因此，正一品官员的俸禄每月87石米看似不多，但为了这份俸禄，老百姓要花费很多的劳力，光是挑担就是万里之遥，你能说这份俸禄少吗？朱元璋在《醒贪简要录》中发出了灵魂拷问：“为官者既受朝廷重禄，尚无餍足，不肯为民造福，专一贪赃坏法，亡家果可怨乎？”而且，明朝的大部分胥吏是没有编制的，国家不管，他们靠什么生存？当然是靠这些政策空间。所以，明朝名义上的税赋很低，但实际税赋远远超过了名义税赋。

而且，明朝政府没钱就向老百姓加派。加派赋税在嘉靖时期就已有之。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庚戌之变爆发，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由古北口进攻北京。为了顶住军事上的压力，明朝在南直隶和浙江加派田赋120万两白银。虽然不是小数字，但仅是临时加派，又选的是相对富裕的地区，尚不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到了万历四十七年，为了应对辽东努尔哈赤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万历帝分3次加田赋，第一次加3厘5，第二次加3厘5，第三次加2厘，合计每亩加9厘，共计加饷520万两白银。520万两白银是个非常大的数字，甚至超过了户部每年的岁入。官府在加赋时说，此仗消灭了努尔哈赤，这个钱就不用再加了，但令人没想到的是，明军在萨尔浒大败，努尔哈赤越打越强，加派辽饷成为常态。

不过，即便是加派，也存在不均衡的问题。因为加派是按照田亩数均摊，这样做的原因是便于操作，但对于土地贫瘠的地区意味着更大的不公平，亩产20斗和亩产10斗的地区对税收的痛苦程度是不一样的。陕西、山西这些省份的土地大多贫瘠，土地亩产比其他省份更低，更难以承受加派。

对于加派，崇祯朝御史姜思睿有一番清晰的论述，他说：“加税的人说，一亩加数厘，百亩才加数钱而已。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老百姓生活之不堪，即便是一毫一丝，老百姓也极为看重。穷困的地区一听说官府要额外加派赋税，无不怨恨，有人逃离，继而生乱。今天流贼纵横，肆虐于陕西、山西，都是无穷无尽的逼迫引起的。臣恐怕到时候一旦有事，几省加派所得的钱财还不够用来平叛的。如果逼迫陕西、山西的农民都去叛乱，那到时候官府又找谁去收税呢？如今不去从内部清理夙弊，反而去在外部加征重税引起民众的怨恨，这是剥削民众以养兵，是驱赶民众为盗贼啊！”姜思睿这番话很有见地。他对当下的时局看得很清楚，甚至预言了未来，但他的见解得不到任何回应。

关于赋税的征收，还有一个问题——税赋不公平。明朝在税收上有很多优惠政策，给予考取功名的读书人一些特权，称为“优免”。比如，一品官免粮30石，人丁30丁；九品官免粮6石，人丁6丁；就连监生、举人也可以免2石，人丁2丁，这里的“丁”指的是服徭役的人。而两榜缙绅无论是否有官职，都可以免除部分徭役。晚明的徭役已经折算成银两，直接交银子就可以。即便是乙榜出身，多的可以免掉二三千亩的徭役，少的也可以免掉四五百亩，这就造成了缙绅们不需要交税赋，不需要交徭役钱。但这些人本就是社会中最富裕的阶层，还不交税，在税收上就产生了严重不平等。

如果这些人只是自己享受政策也就罢了，问题是他们还会想尽办法利用政策来获取更多的利益。这就相当于给堤坝开了一个小口子，问题很快就会从这个小口子四处蔓延。很多获取功名的人将族人和门生故吏的田都写到自己的名下，以享受优惠的政策，这被称为“包揽”。一些不堪重负的农民就选择投靠有功名的富户，以享受优惠的政策，富户则从中牟利，这被称为“投献”。至于官府，早就腐败不堪，花点钱打点一下就能应付。比如，庆阳伯接受的投献多达54万亩，长宁伯接受的投献就有19万亩。

如此一来，不交税的人越来越多，以至于出现江南地区一个县承担赋税的人口不足全县人口一半的情况。这就造成了真正的有钱人应当承担的税赋，转嫁到了普通农民的头上，农民的实际税负自然十分沉重。当农民无法承受的时候，就会出现大量的逃亡。因为一个县的总体税赋是不变的，当有人逃亡，剩下的人就要帮逃亡的人交税，这就是所谓的“赔粮”。这样不公平的政策，最终造成的只能是越来越多人逃亡。而逃亡的结果就是土地大片地荒芜，无人耕种。

有一段真实的对话可以看出当时的情况。吴应箕是明末著名的学者、社会活动家。他在河南看到了这样的景象：所到之处，田地的界限都还在，但是无一耕种，田间的黄茅白草一眼望不到边际。

吴应箕等人行走了40多里看到的都是此番景象，他就问轿夫：“此县的东南西北，田地都是这样一片荒芜的景象吗？”

轿夫回答：“像这样的，有十之八九。息县要好一些，大约十有四五。”

他们终于到了一个驿站，看到一位老人和一些驿站的杂役。

吴应箕疑惑地问他们：“我所过之处，全是一片荒芜，难道你们不差粮食吗？”

众人回答：“以前这些都是上好的良田，但现在都缺粮，没有任何的存粮。”

吴应箕更加疑惑了：“那为何不耕种啊？”

众人答：“没有牛啊！”

吴应箕问：“为何没牛？”

众人答：“牛都被卖了。牛也是要交地租的，卖了牛，牛的那份地租就不用交了。而本县的徭役逼得很急，很多人不能忍受沉重的徭役就卖了牛，弃了地，然后逃亡了。但需要交税的总额并没有变，逃亡那户该交的税就分摊到其他户身上。如此，贫困之家只能举家逃亡。这种情况下，所有人都开始逃亡。所以，就成了今日村庄沦为废墟，田地尽是荒芜的景象。”

吴应箕问：“这些逃亡的人可以把他的地卖给其他人啊，为何甘于这样白白地丢弃呢？”

众人答：“税赋和徭役已经是有田者身上巨大的负担，有田的人想丢弃土地却不被官府允许，如果去买田，随之到来的还有税赋和徭役，怎么能承受？所以大家都先后逃亡，土地也先后荒芜，一日更甚一日，最后就出现了现在这样极端的情况。”

吴应箕又问：“你们为何不将情况报告给县里的官员呢？”

众人答：“本县的县令只求能凑够粮食，好向上面交差，以免被上司谴责，哪里还有精力去管农民逃亡、田地荒芜的事情？即便有人去上报，也会遭鞭笞，百姓怨恨，再也没有敢说话的人。”

吴应箕又问：“此地是交通要道，三司六道官员会从这里过吧！”

众人答：“会的。”

吴应箕又问：“巡抚会从这里过吧！”

众人答：“会的。”

吴应箕又问：“州郡的官员会从这里经过吧！”

众人答：“会的。”

吴应箕又问：“这些官员都从这里过，他们看到这样的场景，曾有人过问吗？”

众人回答：“没有！”

这段对话中暗含很多令人震惊的信息。我们一直以为，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才会陷入贫困和流亡。但在河南这一带，农民宁可逃亡也不要土地，因为税赋太重，收的粮食全部交上去都不够交税，所以大片良田荒芜。一边是良田荒芜无人耕种，一边是百姓逃亡和大量饿死，如此匪夷所思的场景，让人不禁唏嘘和叹息，大明如此作为，真是烂到了骨子里了。

具体到农民起义的始发地陕西，情况则更加严重。陕西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临近边疆。明朝有著名的延绵在北部疆域、用来防御的九边重镇，陕西就有其三：宁夏、固原、延绥。因为这三边的位置极为重要，所以陕西总督又被称为陕西三边总督。

边镇的存在给陕西带来了严重的负担，18年来陕西合计缴纳的税收是150万两白银，但输送到三边军饷是204万两白银。军饷已经远远超过了税赋，这还是经过部分减免后的结果。

临近边疆还带来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边患多。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万历四十三年、万历四十四年都出现蒙古部落大规模南下，而其他的时间里则小规模骚扰不断。蒙古南下的主要目的就是劫掠财物，这对当地农业造成了非常致命的打击。陕北的延安和庆阳的农业损失是最严重的，这两个地方都是后来农民起义的发源地。

陕西北部本就是极端贫困地区，若不是农民起义在这里发生，很多人都会遗忘了这穷乡僻壤之地。在江南地区已是阳春三月之时，陕北很多地区的土地还没有解冻，这些地方十月就开始降雪，再加上土地贫瘠，不适合农作物生产。以农民起义最严重的延安和庆阳二府为例，平均一亩地的产出只有大约八九斗米。

贫苦之地，连官员都不愿意到此任职。明朝对官员的任职有着很严格的要求，科举成绩是最重要的标准，重要地区的官员非进士不可。以知府为例，大多为进士和举人，但在陕北，担任州府的以举人和贡生为主，这些官员大多昏聩无能。最明显的例子是，当农民起义发生之后，陕西的地方官员束手无策，不知所措。当人们把农民起义的消息报告给陕西巡抚时，他害怕听到这些消息，反而杖责了报信的人，还说这些人过了春天就会自行散去。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员竟然如此昏聩，地方治理的混乱和无序就是常事了。

陕西发生农民起义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土地的高度集中。在这方面，朱家人首当其冲，皇家庄园的土地已经占据了天下所有土地的七分之一。比如，在著名的天府之国四川，由于修建了都江堰，整个平原沃野千里，但7成土地都在蜀王手里，军屯又占去了2成，民间所占的田竟只占到1成。而陕西是数位王爷的封地，他们手里的土地自然是最多的。

之所以会如此迅速地引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天灾。以陕西为例，崇祯元年，陕西北部和中部出现旱灾。崇祯二年，陕北大旱，延安府县出现人相食。崇祯三年，陕北仍大旱，米脂县夏秋均无收获，米价暴涨。崇祯四年，夏季全陕大旱，北起榆林、延安，南至西安，人吃人。冬天大雪，雪深丈余，人畜死者过半。崇祯五年，陕北出现大饥荒，饿殍遍野，人争相食。

陕西的巡按御史李应期在给崇祯帝的报告中说：“臣自凤翔、汉中、兴安，巡视经过延安、庆阳、平凉，然后抵达西安，中间5个月没有下雨，以至于到了秋季的三伏天，禾苗全部枯死，田地变成一片赤野，炊烟断绝，百姓流离失所。每到一处，难民数百一群，在路上向官吏请求赈灾。在延安府下面的宜川、洛川等地，西安下面的韩城等地，有些人聚集成群，以抢劫掠夺为生，弱肉强食，这都是因为那些饥民无奈之下被迫铤而走险，与其饿死，不如靠抢掠为生，尚可保全性命。如果朝廷不加紧赈济这些人，将来必会引发大祸。”同时，他还警告道：“如果将来大祸到来，天下动摇，可不要怪我没有早点把这些讲出来。”

如此情况之下，陕西已经危在旦夕。崇祯元年陕西发生大饥荒，饿殍遍地。明朝政府开始重视陕西的灾情，崇祯帝让礼部郎中马懋才到陕西调查，马懋才经过走访，给崇祯帝上了一道《备陈大饥变疏》，详细地介绍了自己的见闻。

他在奏疏里写道：“臣自奉命调查灾情，臣的家乡延安府从崇祯元年开始，一年都没有下过雨。到了八九月，无粮可吃的百姓只得上山挖蓬草吃，蓬草的果子有点类似糠皮，又苦又涩，吃下去仅能保证不被饿死。到了十月，蓬草都被吃光了，百姓们就只能剥树皮吃，把榆树皮夹杂着其他树皮一起吃，可以稍稍减缓死去的速度。到年底，树皮都被吃光了，他们就只能挖山中的青叶石吃，这种石头一吃下去就感觉饱了，但吃下去几日后，人就会因为腹胀而死。

“这种情况下，很多人聚在一起成为强盗，而少数家中还有存粮的家庭，就被他们抢走了粮食。官府也没有办法禁止，这种情况下家中仍然有粮食的，是那些大地主和官僚之家。他们自然不能容忍粮食被抢，于是派兵捉拿强盗。有些人被抓之后毫不畏惧地说：‘因饥荒而死和因做强盗而死都是一回事，与其饿死，不如当强盗而死，这样至少还是一个饱鬼。’

“最让人可怜的是，安塞城西有一粪场，每天早上必定会有两三个婴儿被丢弃在这里。被丢弃的婴儿，有呼喊父母的，有号啕大哭的，有的婴儿饿得不行，直接食用粪土。而到了第二天，丢弃的婴儿全部死亡了，新丢弃的婴儿又来了。

“更让人惊恐的是，儿童或者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影。之后，一些百姓见到城门外有人用人骨当柴火，煮人肉吃，才知道以前走丢的儿童和独行者都是被他吃掉了。而吃人肉的人，几日后也会面目肿胀，体内发热而死。到处都有死去的人，臭气熏天。城外挖了几个大坑，每个坑可以埋数百人，用来掩埋遗骸。臣到这里的时候，已经填满了3个坑。但数里之外，来不及掩埋的人不知道又有多少。小县已经如此凄惨，那些大县可想而知，一处如此凄惨，其他处也就可以想象得到。

“对这些事，臣有自己的见解。明朝之初，每十户为一甲，每十甲编为一里。到了今天，甲和户都已经萧条，早已不是当初的状况了。现在的情况是百姓九死一生，官府又不减免租税，民众大声呼救却无人应答。官僚们因政府的命令不得不加紧催收税赋。如果一户只有一两人，也要让他们交一户的税；如果一甲里只有一两户，也严令他们交一甲的税。如此往上推，一里一县皆是如此。

“民众不堪重负，只能抱恨而逃，漂流异地，无处安身，逃离了自己的房子，所有的钱财都已经耗尽。梦断乡关之路，魂消沟壑之填，又怎么能不相继为盗呢？此处的人逃亡于彼地，彼地之人又复逃之于此处，相继逃亡，则相继为盗。这就是为什么陕西遍地是盗贼的原因。”

在马懋才的见闻里，我们看到的是一幕人间惨剧。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民变，并不奇怪，不发生民变，那才奇怪。

明末农民起义中，影响力最大的无疑是李自成。从李自成的经历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个普通人是如何走上反抗之路的。

李自成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他的家族世居于陕西米脂县河西200里的李继迁寨，这个村寨在历史上出过皇帝，李继迁是辽宋时期割据一方的枭雄，其孙李元昊称帝之后，尊他为皇帝。

米脂县隶属延安府，延安府辖下有三州十六县，与庆阳府构成了西安的北部屏障。由于临近边关，此地素来民风彪悍。李自成出生后，他的父亲省吃俭用让他上了几年私塾。很显然，父亲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李自成改变命运，但这种努力很快就被现实击败了，家里越来越困难，供养不起李自成读书了。

于是，李自成开始给地主家放羊，此时的李自成家很可能已经沦为佃户。所谓佃户，就是租地主家的土地耕种的农民，每年生产的粮食先要交租，剩下的才是自己的粮食。在明末，绝大多数的农民都已经失去了土地，成了佃户。佃户家的子女，如果是男孩，一般就给地主家放羊、割草、喂牛等，如果是女孩，就在地主家当奴婢。

不久，李自成的父母相继去世，死因不明。父母去世了，李自成还欠着艾家的债，艾家是当地有名的地主。

那李自成欠的这债又是怎么来的呢？首先要说明的是，农民借债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因为他们对自然灾荒没有任何抵御能力，一遇到大旱、蝗灾之类的天灾，庄稼颗粒无收，日子就没法过了。尤其是在青黄不接时，为了活命，他们只能向地主家借债。

朱元璋是农民出身，他很清楚这债是可以逼死人的，所以对此有专门的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不能超过3分，并且无论借多久，利息都不能超过本金的一半。同时规定，如果土地因不能还款被占了，5年内农民都可以原价赎回。但到了明末，即便是朱元璋的规定，也早就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利息3分？利息不超过本金的一半？做梦吧！真实的情况是利滚利，让农民一辈子都还不清。根据史书记载，在嘉靖年间北直隶的容县，农民借银1两，每年要偿还利息6分，这意味着年利率高达60%。崇祯初年，在西安，农民借银9分，一年利息8分，年利率高达89%。这么高的利息，还通过种田来偿还，完全不可能。

著名的清官海瑞在任巡抚时，就曾因首辅徐阶家收了过高的利息而抓了徐阶的弟弟。但这时已经是明末崇祯年间，哪里还有什么海瑞。不过，好在李自成这个时候年轻，21岁的他到银川驿站当了一名马夫。他的主要职责就是喂好马匹，投递公文。这个工作看起来很轻松，实际并非如此。后来，官军在作战过程中，为了辨别哪些是驿站的叛变者，只需把此人的衣服全数脱下，肩上有深深勒痕的就是曾在驿站做工的。驿站人员要护送来往官员过境，要拉车、运输重物、铺路等，经常需要肩挑背扛，用肩拉马，日积月累，不少人肩上的勒痕深达半寸。

虽然驿站的工作辛苦，但李自成好歹有了饭吃，不至于饿死。然而，李自成在驿站工作才两年，上边下令精简驿站。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辽东年年作战，战争消耗巨大，国家吃不消了。崇祯帝缺钱，御史毛羽健上疏说裁撤驿站可以节省费用。

明朝在全国交通线上设有通信点，提供食宿和马匹，为上传下报提供便利，而一些重要的公务活动中，重要官员往来也可以使用驿站。驿站相当于大明朝的毛细血管，对明朝的信息传达和对地方的管理都有重要的作用。但在明朝晚期，吏治腐败，驿站的管理失控，常被用作私用。御史毛羽健和刑事给事中刘懋先后给崇祯帝上疏，建议对驿站严加整顿，革除弊病，以减少驿站开支。真正的麻烦出现在实际操作中，官府在裁撤驿站时一刀切，对被裁人员不管不顾。被裁的这些人失去了收入来源，无依无靠，很多人成为流民，还有一些人加入了农民起义的队伍。

李自成曾在工作中丢失公文，所以这次裁撤驿站，李自成“榜上有名”。不仅如此，李自成在养马期间还养死了2匹马，这也需要他赔偿。一个普遍的说法是：驿站被裁，李自成失业，所以就参加了起义队伍。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真实的情况是：失业的李自成回到了米脂县。

回家的李自成身上有两笔债务，一是欠艾家的钱要还，二是在驿站养死的两匹马要赔钱，追索甚急。回到米脂县的李自成一时间也没什么事情可以做。有一天，艾家人送客，看见李自成竟睡在自家门口的石坊上，艾家人的火气一下就起来了，好你个李自成，不还钱不说，还敢在这里睡觉，艾家人立刻将李自成一顿臭骂。过了几日，艾家人又发现李自成在自家的墙外，怀疑他图谋不轨，就将李自成一顿乱打，然后捆在庭柱之上。不仅如此，艾家人还不给李自成吃喝，恰好艾家的一个儿子吃着饼经过，饥饿难耐的李自成苦苦哀求他给自己吃一点。这人骂道：“我就是给狗吃，也不可能给你吃。”他说完把饼丢在地上，脚踏而去。李自成心中的怨恨可想而知。

艾家还不准备放过李自成，为逼他还钱，他们将李自成送到了县衙。县令晏子宾跟艾家官官相护，自然不会站在李自成这一边。还不上钱的李自成被戴上了木枷，还被衙役们置于太阳下暴晒，由艾家的奴仆看着，不给吃喝。连一些狱卒都看不下去了，想把李自成拖到阴凉地，却被艾家的奴仆呵斥不准。还好李自成的侄儿李过和几人一看不行，这样下去命都没了，直接抢了李自成就跑。

县尉带着人在后面追，李自成一群人慌不择路，逃进了一片树林。县尉不敢追进去，就在外面守株待兔。李自成一群人等到天黑了，趁夜从树林里面冲出来想跑。不料县尉的马受惊，县尉从马上摔落而死。县尉一死，属下顿时丢了兵器，作鸟兽散。这下完了，李自成一伙的罪状又加了一条——杀了县尉，自然是死罪。

李自成等人此时已经走投无路，就捡起官兵们丢弃的刀箭，招募士兵，周围的饥民们听说有人带头，纷纷来投，最后兵员竟多达千余。这和陈胜、吴广为何起义一样，横竖都是死，倒不如拼一把。那李自成是不是就这样开始训练，然后举起反明的大旗呢？那也不是，当时李自成带着人在山林里东躲西藏，能够活下来就已经足够幸运了，什么推翻大明，根本就没想过。所以，但凡还有一点办法，但凡还有一条路还可以走，李自成都不会造反。

还有一个说法是李自成并没有直接参加起义队伍，而是和侄儿李过一起跑到甘肃的甘州投军了。之后李自成作战勇猛，屡立战功，很快就被提升为把总，手下管着400多人。到己巳之变时，皇太极率大军绕道蒙古，破长城而入，崇祯帝下令勤王。李自成在参将王国的带领下向京师进发。由于缺饷，这支队伍的士兵发动哗变杀死主将之后，大多数人加入了起义队伍，李自成也一样。

当我们回首李自成参加起义队伍的整个过程，会发现他完全是一步一步被逼到无路可走的。但凡还有更好的选择，李自成都不会如此。有很多个节点，其实都可以阻止李自成参加起义，比如，如果驿站不逼迫李自成赔钱；如果国家能赈灾，李自成也不用去借地主的高利贷；如果地主逼债不那么紧急，县里不将他往死里整，等等。这些地方上的大老爷们但凡稍微心软一点，都不会有后来的李自成，但这可能吗？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当时的社会，李自成的遭遇并非孤例，这恰恰就是当时农民的普遍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