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并不是第一个高举起义大旗的。陕西农民起义从万历末年就已经有了端倪，在天启末年开始蔓延。

最先举起起义大旗的是澄城的王二。澄城是一个穷县，山川林立，土地贫瘠，本地的农民无法承担沉重的税赋，很多人都逃亡了。而全县的总税赋并不会因农民逃亡而削减，这就意味着剩下的农民要承担全部的税赋，他们的负担更重了。

澄城县知县作为一个县的最高长官，要向朝廷交差，压力也不小。知县张斗耀每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收税，交不上来的农民就要面临严酷的刑罚。天启七年，王二纠集了几百人，以墨涂脸，聚集在山上。王二大喊：“谁敢杀张知县？”众人皆喊：“我敢杀。”在喊杀声中，这些人冲进了县城，手刃了张斗耀。

对于张斗耀的被杀，天启帝的态度是张斗耀急于征收税赋，引发了农民起义，认为张斗耀的死是他自己造成的。若不是因为朝廷逼税太紧，张斗耀又怎么会去逼农民呢？最后，对这次事件，天启帝的指示是：捉拿匪首，解散党羽，安定地方。

这个要求实际已经很难完成了。王二的行动好似枯草中的一点火星，一经点燃就会迅速变成熊熊大火，各地饥民闻风而动，起义如火如荼。其中，王嘉胤一众是一支实力比较强的队伍，于崇祯元年在府谷县起事。王嘉胤本是官军定边营的一员，因欠饷乏食选择了逃亡。他带着一帮饥民去抢劫富户，而富户哪里肯干，报了官要来捉拿他们。王嘉胤等人聚在山林之中，借助复杂的地形和官府来回周旋，并召集流民，逐渐坐大。此时，王二也带着自己的几千人和王嘉胤合兵，起义队伍声势日大。

王嘉胤的手下出了很多后来的风云人物，比如高迎祥、马守应、罗汝才、张献忠、李自成、惠登相等人。究其原因是这支队伍的骨干是边兵，具有作战能力，十分顽强，一度拒绝朝廷的招抚，反抗意识最为强烈。崇祯元年十一月，高迎祥在安塞聚集了一批饥民，当了拦路抢劫的强盗。有说法是李自成在甘肃当兵之时，被派去捉拿这些强盗，与高迎祥不打不相识，原本敌对的二人，竟结成了兄弟。也有传闻说李自成和高迎祥是亲戚关系，不管怎么样，李自成后来成了高迎祥军中的一员，并很快成为高迎祥的得力助手。

以上仅是各地起事的一部分。此时的起义队伍大多还算不上军队，他们占山为王，啸聚山林，打劫富户，也有攻打县城之举，但谈不上和官府正面对抗。参加起义的人员来自各行各业，比较复杂，但主要由边兵、饥民、驿卒、强盗等人构成。

参与起义的首先就是边兵。明朝的欠饷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到天启七年（1627年）的17年里，明朝欠饷多达900万两白银，一些地区的欠饷甚至持续了30个月之久。士兵就靠军饷养家糊口，没了收入，一些走投无路的士兵只能偷卖武器，有的甚至卖起了家人。

于是，很多地区都发生了兵变和逃兵。比如，崇祯元年，固原的边兵以缺饷为由，直接抢了州库发动叛乱；袁崇焕任蓟辽督师时，还没上任，军中就发生了兵变，辽东巡抚毕自肃自杀；己巳之变中，甘肃巡抚梅之焕带着边兵赶往北京勤王，走到半路，士兵们就因为军饷发生了兵变；在萨尔浒之战中，杜松军溃败，活下来的很多士兵回到陕西，但不被当地官府待见，还被截杀，他们只能落草为寇。

兵变之后，很多士兵四处逃散，一些人加入了起义队伍。由于他们有上战场的经验，很快就成了起义队伍的骨干，有些人还成了起义队伍的首领，比如王嘉胤。崇祯三年十一月，边兵神一元、神一魁领3000边兵发动叛乱，连续打下了新安、宁塞两城，杀了参将，引外族4000骑兵围靖边，攻下了柳河涧。神一元这支队伍很有战斗力，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骑兵这一强有力的作战武器。

除了边兵，起义队伍里还有被明朝官员称为“土贼”的关内人员。这些人中，有的是抗税不交，有的是地方豪强，有的是地方上的刺头，他们往往召集一些流散人员，打家劫舍，拦路抢劫。之后起义队伍的首领都受到了这类人的影响，给自己取诨名。高迎祥就是一名“响马”，他在天启末年聚集了大约100多人，在甘肃的东部靠劫掠为生。除此之外，起义队伍中更多的是流民和难民，他们不堪重负，只得离开土地，成为无家可归者，这是起义队伍中最大的群体，也是农民军的士兵来源，王二就属于这一种。

很多加入起义队伍的人，为了防止官军报复自己和家人，也为了打响自己的名号，取了诨名，也就是模仿《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给自己取绰号，这在当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因为起义队伍遍布各地，较为分散，所以有很多领导者。陕西起义队伍的首领有紫金梁、王和尚、满天星、蝎子块、老回回、西营八大王、不沾泥、混世王、曹操、闯塌天等人，队伍有大大小小数十营，他们各自拥众数万，少的也有万计。此时的李自成依附于闯王高迎祥，没什么知名度。

关于这些人，兵科给事中刘懋是这样向朝廷奏报的：“陕西的流贼并非来自其他省，他们主要是延安、庆阳两府的逃亡的边兵。边贼以土贼为向导，土贼又以边贼为羽翼。六七年前，这些人并不多，但近年来流贼开始逐渐增多，势力越来越大。朝廷派兵去剿灭他们，斩杀的都是依附他们的饥民，真正的贼寇早就逃跑了。朝廷又用招抚解决问题，但在这些人被招抚后，朝廷给不够粮食，他们仍以打家劫舍为生，名义上投降了，实则并没有真心投降。”

到了崇祯二年，整个陕西已是农民起义遍地，并大有向外省溢出之势。从天启七年到崇祯二年，陕西巡抚是胡延宴，他对地方上的农民起义几乎束手无策。为何地方官如此无能呢？

这些穷乡僻壤之地，如果不是因为农民起义，估计一辈子都很少上达天听，这些官员大多是平庸之辈，他们面对突发的农民起义无能为力。崇祯元年六月，崇祯帝调武之望任陕西三边总督，但此人热衷医术，对平叛并不在行，而且此时他已是75岁高龄，精力也是个大问题。武之望在陕西的几个月，农民起义是越平越乱，他忧愤交加之下干脆自杀了。

武之望时期是官府平叛的最佳时期，因为此时的农民起义尚处初期，而且明朝陕西三边的精锐也还在，只要筹措得当，平叛应该能有起色，朝廷错过了这个良机，陕西的局势进一步变坏。明朝迫切需要从全局来考虑整个陕西的农民起义。

原陕西通政使马世鸣说：“三秦为海内上游，延安、庆阳为关中的屏障，榆林卫又是延安、庆阳的藩篱，没有榆林就没有延安、庆阳，没有延安、庆阳，关中又不保。而朝廷仅把延安和庆阳的事当作当地的事，没有站在整个秦川大地去看待；又仅以陕西发生的事来看待陕西，没有站在天下安危的角度来看。仅仅把流寇看作是饥民，等闲视之，所以几年来农民军势如燎原，根本没有办法扑灭。”

农民起义愈演愈烈，下面的官员不断上报陕西的坏消息，崇祯帝忧心忡忡，看来得安排一位有能力的大臣去处理这件事。崇祯帝挑来选去，最终挑中了杨鹤。杨鹤曾在天启朝管理过两淮盐法，又曾巡按贵州，在地方上和财政部门都担任过重要官职，又先后在朝担任右佥都御史和副都御史，而且他对国家的危局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崇祯帝登基之后，想大有作为，对杨鹤十分重用。

杨鹤绝非浪得虚名，他提出了一套关于治国的中医理论。他说，国家就好比一个人，若想把国家治理好，最重要的是培植元气。现在国家因为年年用兵，不断对下边加派税赋，老百姓的元气受到了伤害。自从辽东、贵州、四川等地发生叛乱后，尸横遍野，国家边疆的元气受到了伤害。自从朝廷里的大臣结党，彼此相互倾轧后，宦官胡作非为，士大夫的元气受到了伤害。现在我们的国家就如大病初愈，身上的经脉还没调养好，很容易重新染病，要想解决这些问题，最好的办法在于培植元气，让国家休养生息。

杨鹤这套理论有理有据，让朝堂上的大臣们心服口服，一些人甚至还把这套理论到处宣扬，当作名言。此时的崇祯帝也很赞成招抚，在召见陕西和山西的地方官时，详细询问了地方上农民起义的情况，最后说：“贼寇也是我的子民，最好的办法是招抚，不能只用剿灭的办法。”崇祯帝又在杨鹤的奏章上批注了“培养元气，今日要务”8个大字。

崇祯帝对杨鹤赞许有加，让其担任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去陕西处理农民起义相关事务。崇祯帝不仅更换了陕西三边总督，还任命陕西布政使刘广生为陕西巡抚，河南布政使张梦鲸为延绥巡抚，对整个陕西的高层全部大换血。到了陕西的杨鹤，让督粮道洪承畴继续带兵作战，洪承畴展现出了作战才能，大败进攻耀州的王左挂数万人，而新上任的刘广生也加紧进攻农民起义队伍。

崇祯二年年底，己巳之变爆发，皇太极率10万大军来到北京城下，崇祯帝下令各地精锐兵马火速进京勤王。皇帝有难，杨鹤可不敢大意，赶紧派刘广生会同甘肃巡抚梅之焕带着五总兵，合计1.7万余人进京勤王，这下陕西的精锐就被抽走了。

杨鹤看到了陕西灾害的严重性，无衣无食的饥民成群结队地加入民变队伍，朝廷的军队疲于奔命，剿灭了东面，西面又起来了，按下葫芦起了瓢，无济于事。杨鹤摸清情况之后，给崇祯帝上了一道奏疏，大意为：陛下，陕西现在的情况很严重，民变蜂起。官军虽然剿灭了一些贼寇，但很快这些贼寇又重新聚集到一起，这样的剿灭是没有用的，必须实实在在地赈灾和救济，让这些饥民有饭吃。然后，分散这些饥民，给予他们土地和牛，让他们回去安心种田，这样才可以真正地解决民变问题。

杨鹤的办法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御史魏光绪说：“陕西的盗贼蔓延甚广。这是因为农民没有饭吃，所以被迫当了强盗，如果官府赈灾，他们就可以不去当强盗了。眼下最好的办法是暂停剿灭以安定乱民的心，再到邻近的省份去购买粮食，运到陕西，劝说那些大户把粮食拿出来救灾。”

杨鹤和魏光绪的建议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办这些事都需要钱，所以可以归为一条，就是让崇祯帝拿钱。杨鹤也知道朝廷困难，害怕崇祯帝不拿钱，又给崇祯帝讲起了道理——派大军剿灭乱民是要花费巨资的，而且杀人太多，花钱赈灾和救济饥民虽然也需要花钱，但这些人重新务农后就能成为新的税收来源，两者相比较，肯定是把钱花在赈灾和救济饥民上更合算。

崇祯帝对杨鹤的想法也是赞同的，但一说到拿钱，又陷入了老大难，他也缺钱啊。己巳之变时，为应对皇太极的大军，勤王的军队云集北京城，粮饷消耗达到顶峰，花钱比流水还快。户部尚书毕自严累得口吐鲜血，才勉强凑了些军费，就这样，甘肃的勤王军队还发生了哗变，山西的勤王军因没有粮饷直接抢劫百姓。崇祯帝让陕西巡抚刘广生把本应作辽饷的1.4万两白银用于赈灾，刘广生一看，这点钱哪够啊，但也知道朝廷困难，也不敢多要，就请崇祯帝发5万两白银救灾，崇祯帝没有理他。

崇祯三年十月，兵部职方郎中李继贞上书说：“兵法说剿抚并用，并不是招抚贼人，而是招抚那些因没饭吃被迫跟随贼寇的人。现在1斗米涨到4钱，跟从贼人的饥民会更多，臣先请求发30万石米，用于安抚饥民，让他们不再加入贼寇，以孤立贼寇的势力。”其实，李继贞的想法很不错，把贼寇分成了顽固者和跟随者，对跟随者采取招抚，对顽固的贼寇坚决打击。

此时，提督陕西军务的主将是杜文焕，作为武将，杜文焕自然反对招抚，尤其是对神一元这支队伍。在作战中，副总兵张应昌还将神一元斩杀。御史吴甡则反对招抚王嘉胤，原因很简单，这支队伍是民变的罪魁祸首，对首恶者当然不能招抚。招抚还没有开始，陕西的高层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不过，崇祯帝还是支持招抚。但直到崇祯四年，崇祯帝才拿出10万两白银，让御史吴甡前往陕西赈灾，而杨鹤是崇祯二年到的陕西，也就是说这时距离杨鹤到陕西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民变早就变得不可收拾了。而且，10万两白银太少了，一位兵部的官员就给崇祯帝上奏说：“10万两白银，假设1人可得1两白银，只能救济10万人，而现在一斗米是7钱，1两白银只能让1个人活50天。请皇帝不要舍不得自己的内帑，赶紧增加更多的赈灾金吧。”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崇祯帝的钱是哪里来的？其实，也是从天下百姓那里收税而来。不仅如此，这时辽东的形势很危急，辽东也在喊崇祯帝拿钱。这个钱不拿是不行的，不给陕西拿钱，农民起义队伍暂时还只是杀几个知县，但不给辽东拿钱，皇太极是要杀到北京城来的。更何况，兵部尚书梁廷栋又在不停地催促崇祯帝想办法拿钱，崇祯帝没办法，在梁廷栋的建议下只能加税，每亩地加3厘，整个天下加饷165万两白银。加税得来的钱当然是用于辽东和陕西的战事，但加税也将更多的农民推向了农民起义队伍。这里又出现一个问题，天下原本的赋税都还没有收齐，新加赋税也没有任何意义啊！在户部和工部的总理太监给崇祯帝回话，原本的赋税尚有1700万两白银没有收齐，很多地方欠了几年的赋税。崇祯帝一听就火大，赶紧给各级官员施压，将户部尚书毕自严放进监狱去反省。

朝廷不拿钱，杨鹤不是没有想过其他办法，陕西受灾了，那就去邻近的省份买一些和借一些，一来可以缓解燃眉之急，二来可以降低陕西的粮食价格。可附近的几个省不答应，你买去的粮食是给叛民吃的，后面要是追查起来，资敌的罪名我们可担不起。所以，杨鹤最后也没有从外省弄到多少粮食。

那如果有钱，招抚的效果会怎么样呢？当崇祯的10万两白银到陕西时，延长县城正被农民起义队伍包围。当地官员站在城头上一宣布朝廷的赈灾银到了，围城队伍里的百姓瞬间就变成了朝廷的支持者。

杨鹤最大的成功是招抚了神一魁。神一元死后，神一魁带着一支7万人左右的队伍包围了庆阳府，如果庆阳府被攻下，那将是农民军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胜利。但庆阳府的城池坚固，没有攻城工具的农民军一时无法攻下。杨鹤适时向神一魁发出招抚，神一魁迅速给了回应，经过讨价还价，神一魁率领2万多人向杨鹤投降。有很多人不愿跟随神一魁投降，这些人在继续战斗。对于神一魁的这2万人，杨鹤将1.6万余人解散归农，将神一魁及部众4000人编入洪承畴军中。

神一魁率领的队伍是当时影响力最大的农民军之一，他被招抚起到了示范作用，一时间大小数十支农民军接受了招抚，人数多达十几万人。可以说，杨鹤的招抚取得了重大成果，不费一兵一卒就解散10多万人的农民军，而且还把一些精干者编入了官军，让他们和官军一起攻击拒绝招抚的农民军。然而，不久招抚最大的问题就凸显出来。解散和安插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极度困难。村庄都已经变成了废墟，没有房子住，没有饭吃，被招抚的人靠什么生存？所以，这些被招抚的人大多在很短的时间内又复叛。

崇祯帝给了10万两白银，藩王们也拿了5万两白银和2万石粮食，但这点钱和粮食对众多的饥民来说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很快就被用完了。即便饥民拿到了赈灾金，也只能买1斗米，这又能维持多长时间呢？一些没有拿到赈灾金的百姓更不用说。若真想让农民回归农耕，最少也需要半年的粮食供给，等一季粮食成熟才有可能。要真想把这些人安置下来，必须有大量的赈灾金，还需要有一批有能力、有实干精神的官员带着农民安置、解决困难、修筑住房、建设水利设施、购置耕牛并加强户籍管理，等等。

大明王朝是不是没有这个能力呢？那也未必，明朝每年给朱家子孙发的米大约是850万石，这些粮食拿出一半来，就可以解决100万人半年的生计问题。但是，朱家人是不可能拿出来的，嗷嗷待哺的饥民只能重归贼寇。同时，官军为防后患，多有杀降，这也导致那些想投降的农民军心存芥蒂。

至于那些真的想复归农田的起义军来说，回归农耕并非一件容易的事。这些人近年来打家劫舍、杀人越货，很多村庄和城镇都被他们劫掠过，现在他们放下武器，想回归农田，那些曾被伤害的人尤其是一些富户、地主就开始复仇，杀了这些人。杨鹤三令五申严禁这种行为，但起不到任何作用。

神一魁在接受招抚后一个月就复叛，原因并不复杂。归降后，他被授予守备之职。神一魁的归降也算得上真心，他带兵出战3次立功，建功后却得不到封赏。他的手下茹成名请求封赏没成功，一怒之下就殴打了神一魁的上级参将。之后，神一魁让茹成名去见杨鹤，杨鹤立即将其处死。这事一出，神一魁其他的部下不免兔死狐悲，就裹挟着神一魁复叛。

同时，那些被招抚的农民起义队伍纷纷复叛，一时间陕西的局势大乱，一发不可收拾。虽然神一魁之后被部下所杀，但农民军早已四面而起，队伍多达数百支，神一魁的死对大局没有任何影响。这样一来，杨鹤赈灾和招抚的方案自然化为泡影，崇祯帝也给他下了旨意，对民变队伍直接予以剿灭。崇祯四年九月，杨鹤被崇祯帝罢免，发配戍边。杨鹤被罢免意味着朝廷从改编招抚转为用武力镇压民变。

当我们回头来看杨鹤的招抚和赈灾的失败，一些人会认为原因是朝廷的赈灾款不够，其实并非如此。农民起义的产生和发展，实际上是晚明各种矛盾的集中爆发。招抚和赈灾不能解决问题，且不说朝廷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赈灾，即便赈灾完成，吏治腐败的土壤没有去除，沉重的赋税依旧还在。

对于明朝中后期的社会情况，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三》中这样写道：“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当农业产出小于或等于赋税的时候，回归土地的农民仍无法生存下去，民变只会再次发生。沉重的负担压得老百姓根本直不起身来，官府层层紧逼也无法征到规定的数额。崇祯二年七月，户部见官府实在难以完成税收任务，就请求崇祯帝按税收总额打个九折，但这个要求并没有得到崇祯帝的允许。很多地方欠税，尤其是贫困地区连饭都吃不上，又拿什么去缴税呢？

崇祯三年九月，巡按御史李应期请求崇祯帝减免陕西1年的税赋，崇祯帝一免就免了2年，但免的是崇祯元年和崇祯二年的税，崇祯三年的税还是得交。这种做法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对改变时局没有任何帮助。老百姓需要的是实实在在减轻身上的负担，但这对内外交困的明朝来说是不可能的。降低了赋税，明朝又拿什么给辽东和后金作战，又拿什么平定关内的民变呢？

崇祯四年洪承畴继任陕西三边总督后，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伸手要钱，剿匪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招兵买马、粮饷、武器等都要花钱。洪承畴先开口要了20万两白银，并要求把陕西应交给国家的20万税银留在陕西，崇祯帝一一批准。

有了钱的洪承畴准备发动规模空前的剿灭战，朝廷开始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临洮总兵曹文诏、甘肃总兵杨嘉谟、固原总兵杨麟、延绥总兵王承恩、宁夏总兵贺虎臣、定边营副将张应昌等将领带兵云集陕西。曹文诏在辽东战场和后金交战多年，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悍将，朝廷将其调入陕西，专意绞杀农民军。

农民军哪里是明朝正规军的对手，很快就被打得落花流水。首先遭到打击的是神一魁的余部，此时神一魁已死，其余部众郝临庵和可天飞、刘道江等人在环县、庆阳、铁角城一带十分活跃。他们打造了坚固的堡垒，兵力在10万左右，此处被称为“三秦第一大巢穴”。洪承畴派曹文诏、贺虎臣和杨嘉谟等将领来攻，官军先胜，但农民军设下伏兵，杨嘉谟兵败，手下参将潘维忠也战死。

崇祯五年二月，农民军又将目标瞄准了庆阳。三月，曹文诏赶到庆阳，大败农民军。农民军为何要去攻打坚固的城池呢？打下来又守不住。原因是城池作为财富的聚集地，是农民军重要的给养来源，只有打下了城池，他们才能对城中的富户下手。所以，如果不能攻克庆阳，农民军就要去攻打其他城池。

这个阶段，农民军和官军打得非常激烈，比如合水一战。秋七月，可天飞等人带着农民军包围了合水城。城内的官军一边固守，一边向外求救。曹文诏率领1700名骑兵来救，农民军也知道官军会来救援，早就在城外布下了伏兵。曹文诏的军队一到，伏兵四起。由于农民军的人数众多，曹文诏的1700人被淹没其中。城上的明朝军民见曹文诏中了埋伏，纷纷大哭道：“曹将军战没！”岂知曹文诏是在辽东征战过的，是官军不折不扣的精锐，他单枪匹马冲杀于数万农民军中，无人可挡。城上军民见状，大喜过望，出城合击，最后农民军大败，尸横遍野，四散逃离。

曹文诏哪里肯放过这批农民军，一路追击可天飞、刘道江，追到了关前镇。农民军以2万骑兵在铜川桥摆开阵势与曹文诏接战，又埋伏了数千骑兵于东西两边。曹文诏二话不说带着部队就杀，直接将农民军的阵形击穿，农民军又大败。可天飞只得继续逃跑，曹文诏穷追不舍，在甘泉虎儿坳追了上来，斩首700人。

可天飞所部算是农民军中一支比较大的力量，很多像他这样的队伍都遭到了官军的打击。农民军虽然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优势，但因为有妇孺，而且战斗力本就与官军相距甚远，所以总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损失很大。五月，农民军首领不沾泥被斩首，七月，混天猴被斩首，不久可天飞也被杀。之后，洪承畴又对农民军老营最集中的环县、庆阳一带进行大规模的进剿。所谓“老营”，就是农民军家眷所在，因为家眷们普遍没有战斗力，所以农民军的精锐力量在老营周围保护。农民军在这些地方花费了大量心血，但洪承畴志在必得，一边招降一边进攻，明朝后期的著名将领白广恩就是在这个时期投降了官军。

这一次的围剿中，官军斩杀农民起义首领10多人，部众无数，农民军的残余力量只得四散而逃。被称为“三秦第一大巢穴”的农民军老营被肃清了。对于洪承畴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而对于农民军而言，陕西已经无法驻足，逃向临近的山西成为唯一的选择。洪承畴派军追到山西，立下了一个巨大的战功——斩杀了王嘉胤。

王嘉胤，有的史书中记载为“王加印”或“王家引”，他和神一魁是当时陕西最大的两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首领。前文说过神一魁中途选择了招抚，后又反叛被杀，而王嘉胤一直主张抗争到底，所以他率领的队伍反抗精神是最强的，队伍也发展到最大，多达20万之众。这次他的队伍在陕西被洪承畴围剿后，选择东走山西，并攻下河曲为根据地，建立政权，自号横天一字王，并封王自用为左丞相兼军师，后来的风云人物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老回回等都曾在这支队伍中。

陕西的官军进入山西，和当地官军一起进攻王嘉胤所部，王嘉胤只得继续撤离。在战斗中，他一度打败了曹文诏，可见这支农民军的战斗力不俗。曹文诏得知自己帐下的一名士卒是王嘉胤的小舅子，就派他去王嘉胤军中，让他利用自己和王嘉胤的特殊关系，许以重金策反了王嘉胤身边的人，王嘉胤就这样窝囊地死于叛徒之手。

不过，这支队伍并没有就此散去，而是在王自用的带领下继续战斗，并大量吸收了山西本地的饥民，兵力在20万左右，部队分为36营，麾下有老回回、八金刚、闯王、闯将、八大王、扫地王、闯塌天、破甲锥、邢红狼、乱世王、混天王、显神道、乡里人、活地草等名将。

所谓的营，其实就是农民军的一支队伍，每一营都有自己的将领。因此，这20万的军队实际上是各支农民军组成的一个联盟，因屡屡被官军追得东躲西藏，他们想联合在一起，合力对抗官军。这是农民军在山西的一个巨大变化，在陕西的被动挨打和惨败让农民军明白，只有合在一起，才能打出最重的那一拳。

然而，不久王自用就在战斗中战死，农民军又失去了领导人。王自用虽然名义上是36营的头领，但更多是作为盟主，并不具备绝对的指挥权。而且，36营原本都是有领导人的，所以王自用死后农民军还可以继续作战。

鉴于农民军十分强大，崇祯帝决定进一步向山西派军，由曹文诏携艾万年、李卑、猛如虎、曹变蛟等诸将进攻农民军。农民军不能敌，继续与官军周游于山西境内。在崇祯五年年底，他们攻占了辽州（今山西左权）。

此时的农民军在战场上摸爬滚打有一段时间了，战法也日趋成熟。农民军最看重的是骡马，这是他们行军的关键，能让他们迅速逃脱官军的攻击。农民军也让妇女们穿上战服，骑马跟随。如果碰到官军，农民军常常派数骑出去引诱，大队人马在两侧埋伏。而且，他们攻城前都先派一些人混进城里，等到大军攻城时里应外合，这样总能得手。在攻城的打法上，农民军和努尔哈赤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仅如此，农民军还花钱收买了很多官军，所以当官军前来攻打时，他们很快就能得知消息，事先逃遁，屡屡逃过追杀。如果官军来得太急太猛，通常农民军的主力先逃，留下一些被挟持的百姓和新招的士兵，官军到后忙于斩杀这些人，农民军的主力早就逃离，得以保存实力。因为官军是按照首级数量来确定战功的，所以总是听见官军今日斩首数百，明日上千，但农民军的势力并没有被削弱，甚至有壮大之势。

官军取得一些胜利，甚至连续斩杀了几位农民军的首领，却依然没有成效，农民军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其中有很多原因，首先，农民军不用被征税，也不用被加赋。他们打下一个城池，就地打击城中的富户，这样粮饷都可以获得。所以，只要他们能打下村庄、城镇，就能保证给养。很多农民军手里有钱，还可以收买和贿赂官军。其次，他们不用征兵。成千上万的饥民和难民都是农民军的兵源，只要农民军能给口吃的，根本就不用愁招兵的事。再者，农民军不害怕打败仗。能战则战，不战就跑，打了败仗也不用担心有个皇帝来问责，所以农民军打了再多的败仗也不怕，只要保存住核心力量就行。

就在农民军肆虐山西的时候，对官军而言，一个问题凸显出来了——农民军很可能南渡黄河进入中原。现在农民军在陕西和山西流动作战，山川地形尚可对他们行军造成影响，如果到了一马平川的中原，那时想彻底剿灭他们只怕会更困难。而山西的地方官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守卫城池上，对农民军进入河南并不重视。崇祯帝也看到了这个问题，派王朴、倪宠带着京营到山西助战，左良玉、汤九州率另一支人马，曹文诏率领一支部队，想把农民军扼杀在太行山之下。此时，围剿的官军有3万人左右，再加上各地城池的守军，兵力远超之前的围剿。

面对危机，农民军想到了诈降。面对农民军的“投降”，王朴认为他们是迫于穷困来投，没想到自己刚来就能立下如此奇功，大喜过望，不知是计。农民军一边诈降，一边谋求出路，最终发现渑池县的部分黄河河段结冰，遂利用这个机会，大部渡过黄河，向南而去。这下农民军逃出生天，犹如鱼儿进了大海，官军的围剿更加困难。

在这里，我们需要对农民军前期的作战予以总结。

起初，农民军占领城池后就开始守城，但根本守不住。城内的缙绅、富户都被农民军洗劫一空，也不会帮助他们守城，甚至暗中搞破坏。而且，农民军在外没有援军，官军到后，农民军是守不住的。所以，王嘉胤占据河曲被曹文诏歼灭；李老豺占领了中部，官军来攻就被擒获；神一元攻下宁塞，据城而守，官军进攻后，神一元战死；谭雄占据了安塞，也准备守城，官军攻城后，谭雄被杀。

后来，一部分农民军聚集在一起，在庆阳、环县周边建立防线，又开展农业生产，事实上就是在建立根据地，以实现长期作战，但被官军围攻后这个策略又落空了。农民军在陕西被官军追赶，进入山西后，一度在王自用的领导下进行了联合，打算集中力量与官军作战。但这个想法被证明是失败的，因为官军调集了部分关宁军入援，这支军队的战斗力远非农民所能比，最后王自用也战死了。

所以，农民军守城是不会成功的，建立根据地也被攻破，联合作战也没有成效，流动作战就成为他们最好的选择。官军称农民军为流寇，但这并不是农民军主动选择的，而是在作战中一步一步总结出来的，流动作战是他们当时最好的作战方式。

流动作战最重要的是马匹，而马匹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作战，一个是逃跑。在作战过程中，有马匹可以大大增加农民军攻击的范围和速度；在逃跑过程中，也能大大增加他们逃跑的成功率。农民军的马匹并不少，一些是叛变的边兵带来的，比如神一元当初叛乱时带走的就是3000骑兵，还有一些是农民军在战争中劫掠来的。

实际上，农民军的战马数量已经超过了官军，因为官军处于两线作战状态，辽东需要的战马数量很大。早在崇祯四年十二月，崇祯帝下令让百官进献战马，三品以上的官员每人进献1匹马，其余官员按金额折算后交银子。这就成了太监们揽财的好机会，进献者必须给太监们行贿，不然进献的即便是骏马也会被拒收。

其实，明朝官员也看到了农民军作战的这些特点。户部主事张缙彦说：“贼人得势在于流动，贼人失势在于停止（也就是守城或建立根据地）；贼人的长处在于分开作战，贼人的技穷在于合兵一处；贼人最便利的时候是在夏季，贼人在冬季会减少行动；贼人最有利的战法是派他们的骑兵作战，而让老营远走；而让贼人最害怕的是我军乘其不备，突然截杀他们。”

农民军进入湖广、河南之后，高迎祥站了出来，成了一位卓越的领导人，但农民军此时已经各自为战。部分农民军在崇祯六年年底来到了郧阳府（今属湖北十堰），这里位处河南、陕西、湖广交界处，有利于农民军转移。同时，这里山林众多，也便于农民军防御和隐藏。郧阳成为日后官军和农民军交战最多的地方。当官军到郧阳搜山围剿时，农民军往往能迅速逃离；而当官军远去后，各地的农民军又回到了郧阳。

面对声势浩大的农民军，原郧阳巡抚蒋允仪无力剿灭，治下的6个县都被农民军占领。崇祯帝见势不妙，赶紧让卢象升巡抚郧阳，为什么选卢象升呢？因为卢象升的战场经验很丰富，而且屡战屡胜。崇祯三年，在己巳之变中，卢象升募兵参加过战事；崇祯六年，一些农民军到了北直隶，卢象升将其全部击退，又率部进入山西平叛，多有战功。卢象升作战很勇猛，有一次作战中，额头中了一箭，还继续向前冲击。面对如此打法，敌人只能逃走，并称其为“卢阎王”。

卢象升一到任郧阳就大显身手。他手上只有几百兵，而农民军各营加起来超过20万兵力，好在城池还算坚固，加上又有火雷。火雷，相当于原始的手榴弹，作战时官军从城墙上往下丢火雷，炸伤了不少农民军。因此农民军虽多，却也无法攻下城池，只得退后扎营。到了晚上，卢象升仅率数百人马去偷营，为了给农民军造成错觉，他让老百姓在城头摇旗呐喊，最后弄不清虚实的农民军全线败走。

崇祯六年，农民军大部进入了湖广、河南等地，洪承畴忙于陕西的平叛，中原地区亟需一位能统一调度围剿的总督统管全局。崇祯帝在崇祯七年（1634年）正月，将这个任务交到了陈奇瑜身上，让他总督五省军务，全力剿贼。陈奇瑜在征讨农民军的过程中屡立战功，逐渐升为延绥巡抚。延绥巡抚常常面临的是最凶猛的农民军，故而明朝很多将领都是从这个位置走出去的，比如洪承畴。

陈奇瑜作为延绥巡抚，相当于洪承畴的左膀右臂，在陕西对农民军的剿灭作战中，他没少出力，也立下很多战功。陈奇瑜在给崇祯帝的奏疏中不无得意地说：“我抓获和斩杀敌人头目77人，党羽千多人，农民军的头目被擒获后，其余党羽自然就各自散去，当初斩木揭竿而起的这些人，转眼间就拿起锄头在田间耕作了。”

陈奇瑜当上五省总督，自然要干出一番业绩。他集中兵力于河南，想把农民军就地消灭。而农民军面对官军的攻势，转而西走四川，进入了三峡地区。但这里都是崇山峻岭，征集粮食很困难，待不下去，于是一部分农民军又返回了湖广地区。陈奇瑜让卢象升等4位巡抚分驻四方，组成包围圈全力围堵，大大挫败了农民军，以至于陈奇瑜颇有些得意上书崇祯帝说：“湖北境内一些大的势力基本被消灭了，剩下的逃窜到深山中了，等我靠乡兵引路搜出每个山洞的藏匿者，湖北就会慢慢稳定了。”

陈奇瑜并不是在说大话，他抓住了12个农民军首领。他还派参将贺人龙等人连续8个昼夜不停追击，斩杀了数万农民军。至此，湖广的农民军基本被平定。陈奇瑜带着胜利之师继续追击进入四川的农民军，这支由高迎祥率领的农民军不敢迎战，由四川向北想进入陕西。陈奇瑜早就料到了他们的想法，事先作了部署。农民军走到汉中栈道地区时，发现自己被官军包围了。

李自成、张献忠都在这支农民军里，他们无法摆脱官军的追击，误入车厢峡，车厢峡里没有粮食，农民军根本无法长久支撑。官军占领了峡谷两边的山头，他们带着当地百姓从山上往下丢石块，砸死了很多农民军。

官军在出口处早就做了严密的准备，堵上大量的石块，切断了出口。农民军全数被围，插翅难飞，在车厢峡里被困了70多天，有一半人战死或饿死，失败的阴影笼罩着农民军。李自成的谋士顾恩君提了一条建议，让农民军把身上所有的财宝集中起来，用来贿赂官军军官，向官军表示愿意投降。

陈奇瑜也想赶快拿到胜利果实，心中也有意招降农民军，但这么大的事他不敢自作主张，就向朝廷报告，得到了兵部尚书张凤翼的支持，上报崇祯帝后得到了批准。陈奇瑜为何这么急着要招安呢，难道真是农民军的贿赂起作用了？此时的农民军被围困日久，早就失去了战斗力，如果陈奇瑜继续围困，将农民军全数拿下根本不是问题。没有人知道陈奇瑜怎么想的，很多人都反对招抚，内阁次辅钱士升也给陈奇瑜写信，委婉地表示对招抚的担忧，但陈奇瑜根本不听。

这年六月，陈奇瑜代表朝廷和农民军达成了招安协议，核心内容是：陈奇瑜按农民军的士兵数每100人派1名安抚官监视，安抚官负责将农民军士兵遣返原籍安置，由所过府县的政府供应粮草；而对农民军来讲，最重要的一条是让官军停止进兵。最后，农民军整队出山谷，合计约有4万多人。陈奇瑜备了饭菜和衣服，让农民军享用，并备有马匹，让农民军回原籍。

农民军当然不是真的想投降，有陕西官员也认为农民军不会真投降，陕西巡抚练国事对此忧心忡忡，他说：“一个月内招抚强寇4万人，全部安排到陕西，这么多人的吃喝从哪里来？没有吃喝，他们又怎么可能不抢掠？我军一大将带领3000人，而贼寇一头目就拥兵过万，这些人怎么可能遵守纪律？这些人借口回原籍延安府安置，但4万多人，安置在什么地方？征剿的军队不足2万，而降贼超过4万，我们的兵力根本不足以应付。”

练国事在宝鸡驻兵以防不测，农民军经过宝鸡时想撞开城门，被守城士兵识破。农民军遂鼓噪而走，军中的安抚官大多被杀，有的被割了耳朵，有的被捆着丢在路边。这下农民又重新走上反叛之路了，他们攻城不利，遂撤围而去。一路上农民军招兵买马，攻打城池，一口气攻下了7座县城，城里富户的财货全成了农民军的给养，农民军的实力逐渐恢复，甚至超过之前，多达20万之众。

这下陈奇瑜闯下了大祸，为了撇清责任，他赶紧上书弹劾凤翔和宝鸡的官员，称是他们破坏了大好局势。但是谁主张的和谈，大家都心知肚明，弹劾陈奇瑜的奏章如雪花般密集，崇祯帝大怒之下将陈奇瑜革职戍边。陈奇瑜在平叛过程中的表现可圈可点，但他急于招抚，最终功亏一篑。他的招抚方案是经过兵部尚书和崇祯帝的同意后才进行的，所以招抚失败并不完全是他一人的责任。

陈奇瑜被革职，压力又全部回到了洪承畴身上。此时，农民军已经转入河南，一路上所过州县能破则破，不能破就走，有记载这时农民军的兵力已多达50万。根据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的《嵩县志》记载：“农民军来的时候，部队遮天蔽日，如大海波涛一般汹涌而来，马鸣之声从早到晚不停歇。农民军过去后留下的道路宽五六里，到底有多少人，根本没办法知晓。”

这个阶段，农民军的势力大，屡屡攻下城池。这里就根据《明极北略》的记载，以巢县（今属安徽巢湖）为例，来看看他们是如何占领城池的。巢县是庐州辖属的一个县，县令姓严。早有难民到了巢县，告知严县令农民军从庐州而来，但严县令根本不信，派了两人去查看，二十二日，这二人还没有回来，严县令让轿夫出城门，自己要亲自去看。刚打开城门，就有两个农民军骑兵拿着红旗冲了进来，后面跟着五骑一队，跟随者众多。此时，城内突然拥出很多人，有卖布匹和帽子的、算命先生、游医等约200人，都是农民军事先埋在城内的内应。这些人登上城楼，摇旗呐喊，很快约有3000人的农民军大队就进了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