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军的发展势头十分迅猛，由最初的36营扩张到72营，兵力更甚从前。陕西、河南、湖广、山西均有各营农民军活动。一场空前的农民军大会也在河南的荥阳召开了。

高迎祥（闯王）、马守应（老回回）、罗汝才（曹操）、贺一龙（革里眼）、贺锦（左金王）、许可变（改世王）、李万庆（射塌天）、马进忠（混十万）、惠登相（过天星）等13支军队的力量最强，被称为13家。基本上当时有名的农民军首领都参加了这次大会。

大会的核心内容就是商议下一步农民军怎么走。首领们谁都不服，选出一人统一指挥自然不现实。马守应的势力并不弱于高迎祥，他先提议北上进入山西，但张献忠对这个提议嗤之以鼻，认为他是胆怯。李自成赶紧出来打圆场，说：“一介匹夫尚可以奋臂而战，何况十万之众？而今我们的兵力是官军的数倍，即便是最强大的关宁铁骑来，也拿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现在各自率领手下的队伍，各自同官军厮杀，成败上天自有安排。”

李自成的建议很简单，各家率着自己的队伍闹他个天翻地覆，最终靠战功说话。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最后，他们用抓阄确定了每一支队伍的去向。最终的结果是：第一路以贺一龙、贺锦为一军，南御四川、湖广之兵；第二路由马进忠、王子顺（横天王）率领，抵挡陕西的官军，但陕西的官军素来战斗力强，所以又让李万庆、许可变为后援；第三路是罗汝才、惠登相屯守荥阳、汜水一带；第四路由高迎祥、张献忠率领，挥师东征；而马守应、九条龙（本名不祥）则负责往来策应。

虽然大会划定了各支队伍负责的区域，但在官军的攻势之下，这种毫无约束的规定很快就宣告破产。不过，参会的农民军领导人意识到自己实力强大，因此对一些重点州府发起了进攻。

此时的崇祯帝也没有闲着，鉴于农民军势大，他从各地征调兵力入河南，总数约有7.2万人，相当于此前官军的两倍，如此一来，整个战场的官军兵力将近10万。然而就在崇祯帝调兵遣将之际，一个消息传来，凤阳被高迎祥、张献忠占领了。

张献忠，与李自成同岁，延安柳树涧人，父亲以卖鞋为业，母亲以织席为业。父亲让他读过一些书，但他好惹是生非，在斗殴中将同窗打死，家中因此倾家荡产，父亲将他赶出家门。于是，张献忠前往延安府当了一名捕快。他的族人参加了农民起义，官府就把张献忠抓来审问，最后判了他死刑，同很多风云人物一样，在最关键的时刻总会有人出来相救，延绥参将陈洪范恰好在行刑之际经过刑场，见他形貌奇伟，便救了他一命。

在农民起义如火如荼的局势下，张献忠最终也选择了落草为寇，成为王嘉胤帐下的一员。王嘉胤死后，张献忠几经周转，势力不断壮大，自成一军。张献忠被官军追得东躲西藏，但他敏锐地发现了一个极具战略价值的地方——凤阳。此地是朱元璋的老家，为明朝的风水宝地、龙脉地气所在，凤阳与北京、南京并称三都。凤阳巡抚杨一鹏与内阁大臣王应熊是师生关系，凤阳巡按吴振缨和内阁首辅温体仁是同乡，又是姻亲，两个凤阳的地方官都是贪赃枉法之徒，对凤阳的守卫并不上心。

农民军攻打凤阳的日子显然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崇祯八年正月十五，正是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凤阳城内歌舞升平之时，正是攻城的最佳时机。高迎祥、张献忠早前就派了几百人混进凤阳城，之后在大雾弥漫的清晨率大军包围了凤阳城。当初，凤阳城为了避免破坏风水，没有修建城墙。农民军一到，全城一片混乱，守城官军仓促应战，很多士兵趁乱逃走。

凤阳守城的官军根本不是农民军的对手，最终超过3000名官军被杀，凤阳城被农民军轻松拿下。凤阳知府颜容暄眼见大事不妙，竟穿上囚衣，躲进监牢想蒙混过关，结果被农民军杖杀。之后，农民军掘了大明朱家的祖坟，焚毁了30万株松树，连同被毁的还有当初朱元璋当和尚的龙兴寺，城中2万多间房屋也全被焚毁，凤阳的富户被杀得一干二净。

兵部尚书张凤翼接到凤阳失守的消息后，惊得几乎当场昏倒在地。凤阳陷落后，崇祯亲赴太庙祭拜祖宗，然后追责杀了一批地方官。不久，崇祯帝又下罪己诏，说皇陵之失，在于用人不当，臣下失职，又说责任在自己。这对一向刚愎自用、推卸责任的崇祯帝来说，实属难得。皇帝都在自我检讨了，之后自然少不了一番大动作。

崇祯八年三月，洪承畴统领全局，带兵开赴河南。但农民军岂能让他如愿，来回奔走，农民军进入了陕西。洪承畴扑空，在河南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对农民军的围剿，整体思路就是在各省交界处布置重兵，以阻断农民军流动作战。

具体安排是：让左良玉、汤九州率领5000人在商洛县驻防，尤世盛、徐来臣率5000兵力在兰草川、朱阳关驻防，陈永福率1800人防守卢氏县、永宁间的险要，这些队伍的任务就是阻断流寇从陕西进入河南。他又安排邓玘、张应昌、尤耀文、许成名率军分守上津、郧阳西部、竹溪等地关隘，用这些队伍来防止农民军进入湖广。又令山西各级官员严守黄河渡口，防止农民军南渡黄河。官军的数量本来就不多，堵截的兵力就占去了大部分，洪承畴手上仅剩1.6万人，还要在整个陕西地区驻防作战，在洪承畴身边的仅有6000人，也就是说，洪承畴要靠着这6000人与农民军的20万人作战。

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总兵徐来朝的部队在卢氏县发生了叛乱，还没有开战就不战自溃；驻守樊城的军队因缺饷发生了兵变，总兵邓玘原本是一名骁将，此时也只能逃命，在翻越城墙时摔死了。仗还没开打，就有两支部队失去了战斗力。

高迎祥见洪承畴兵少也不客气，火力全开，在之后的一系列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乱马川之战，活捉了官军中军刘宏烈；清水、张家川之战，杀了都司田应龙、张应春；尤其是宁州的襄乐之战，农民军斩杀官军千余人，斩杀官军副总兵艾万年、柳国镇。艾万年就是当初李自成在米脂县的仇人，李自成此时报了仇。艾万年是官军的一员猛将，武举出身，他的死对官军打击不小。

此时，洪承畴手里还有一张王牌——曹文诏。曹文诏勇冠三军，被时人称为明朝第一良将。曹文诏得知官军惨败，曾与自己并肩作战的艾万年被杀，大怒，拔出战刀砍地，瞪着眼睛大骂，立即赶到洪承畴那里请求立刻出战。洪承畴也有意派出这张王牌，于是命曹文诏率领3000人出发作战。

曹文诏在镇宁的湫头镇同农民军相遇，其侄曹变蛟率先登上城墙，斩首农民军500人，追敌30里，曹文诏率领步兵跟在后面。农民军此次还是老战法，诱敌深入，先前的失败不过是诱饵而已，他们早就埋下数万骑兵在后。当曹文诏军队一到，农民军骑兵突然出来包围了他们，箭如雨下，尽数射向官军。曹文诏毫不畏惧，引兵作战，死战不退。

农民军此时还不知道这是曹文诏的军队，有一名官兵被农民军活捉，他在紧急中大声呼喊：“曹将军快来救我！”农民军中有降兵认识曹文诏，就指给农民军首领说：“那就是曹总兵。”农民军见此，加紧了对曹文诏的攻击。曹文诏十分勇猛，左冲右突，亲手杀了几十人，辗转拼战了几里路。但农民军的骑兵多达数万，岂能让他走脱，死死咬住曹文诏不放，最终曹文诏体力不支，自知在劫难逃，不愿被俘，拔刀自刎而死。

曹文诏的死对官军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从对战争的影响来看，他的死造成的损失比丢失凤阳还大，丢失凤阳无非丢了一座城，丢了几千没有战斗力军队，但曹文诏是难得的良将。这下，高迎祥、李自成在陕西，张献忠进入河南大掠，其他如马守应、罗汝才等部亦是翻江倒海，官军的围剿全线崩溃。

为了遏制不断恶化的局势，崇祯帝让洪承畴督剿西北，让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卢象升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五省军务，督剿西南，两人相互配合，以期一举扫清贼寇。严令之下，洪承畴哪里还敢大意，立即部署对农民军的围堵。

我们看到，朝廷在初期选择了招抚，招抚失败后，又转为剿灭，剿灭虽有一定成效，但民变的土壤未除，农民军反而越剿越多，官军疲于奔命。而农民军在与官军的作战中得到了成长，开始打得有声有色，诈降、声东击西、围魏救赵等策略在战场上屡见不鲜，已经扭转了初期处处被动的局面。

此时最强大的一支农民军就是闯王高迎祥的队伍，兵力在7万人左右，与其他农民军相比，高迎祥部队的纪律更加严明，所以这支部队成了官军的重点打击对象。兵科给事中常自裕在给崇祯帝的奏疏中说：“贼人的首领有90多位，以闯王最强，他的部队甲仗精整，队伍不乱，非其他农民军可比。我们应该合天下之力，重金悬赏他的人头。只要抓到了闯王，其他贼寇就不足为惧了。”

此时的农民军实力大涨，又连败官军，心中自然想获取更大的战果。崇祯九年正月，高迎祥、张献忠、刘国能（闯塌天）等首领集中7营农民军，共计数十万人，攻打滁州。农民军环山为营，连营百多里。卢象升紧急来援救，以祖宽为先锋。祖宽原为辽东参将，带着3000关宁铁骑入河南作战。农民军攻城时，祖宽赶到，一路猛冲，农民军大乱，仓皇撤退。这一战，农民军尸横遍野，河水为之不流。滁州一战再次说明农民军面对官军主力仍不能敌。高迎祥遭受了巨大损失，于是边打边走。

崇祯九年三月，鉴于官军加强了河南的兵力，高迎祥再次经河南进入陕西，跟随的还有其他各营，合计在10万人。卢象升赶紧在豫西驻重兵，防止高迎祥重回河南，而陕西境内的洪承畴和孙传庭则专意围剿高迎祥。高迎祥想经子午谷去西安，被孙传庭精准预判。

此时，孙传庭任陕西巡抚，他上任时崇祯帝没有给他多少钱，就给了一道任命书。孙传庭在陕西整顿早就名存实亡的屯田，整编军队，实行以秦兵保卫秦地、以秦饷养秦兵的政策，打造了一支队伍。孙传庭料到高迎祥的打算后，就在子午谷的黑水峪布下了埋伏。等到高迎祥大军到时，孙传庭率大军群起而攻，农民军陷入谷中进退两难，只得应战，大败。面对不利的局势，很多农民军士兵投降，最终高迎祥被俘。

前文提到高迎祥的部队是所有农民军中最强大的一支，为何一战就崩溃了呢？因为农民军虽然人数多，但在战斗力上和官军有不小的差距，所以才会来回奔走。同时，农民军最大的优势是在于流动，但到了子午谷，和之前的车厢峡一样，被地形所困，又被官军堵住了前路，农民军就无路可走，犹如鸟儿被困笼中，空有一双翅膀，无能为力。高迎祥的主力是三四万的骑兵，但之前与官军发生多次大战，损失了大约2万人，而且骑兵在山谷中根本没办法发挥战斗力，所以一战而溃。

这一战，孙传庭打得极为漂亮，用数千兵力就歼灭了高迎祥数万的部队，并生擒贼首。高迎祥被押解到京城凌迟处死，崇祯帝甚至还不敢相信抓到了他，直到官兵把人送到了才信，激动地祭拜祖庙，似乎平叛胜利的日子不远了。此战余威不小，同在陕西的张文耀（张妙手）、拓养坤（蝎子块）随后向官军请降，这两支部队也有数万人之多。虽然蝎子块之后再叛，但被早就做好准备的孙传庭斩杀，这支数万人的部队就此瓦解。

遭受如此重击，农民军就此陷入低谷了吗？并非如此，同以前的首领王嘉胤死后有王自用站出来，王自用死后有高迎祥站出来一样，高迎祥的死，虽然打击了农民军，但很快就又有人站了出来，而且实力更胜从前。

此时的李自成已经自成一军，在四川、陕西之间来回流动作战，并不断发展自己的势力。短短1个月之内，他就攻破了38座城池，平均每日攻破的城池都不止1座。当然，很多县城的守军听说农民军来了，不战而逃，李自成只需分兵去占领就行。而张献忠、刘国能、罗汝才等人率领的农民军在河南、湖广虽遭受官军的围攻，但也能相互支撑，自保无虞。

崇祯九年六月底，清军再次入关劫掠，崇祯帝惊慌之余赶紧调卢象升入卫京师。但清军的战力岂是农民军可比，各路官军都束手无策。兵部尚书张凤翼无能为力，自知难逃一死，遂吞服大黄自杀。

杨嗣昌于崇祯十年三月奉命接任兵部尚书。此时的大明王朝处于内忧外患之中，难以自救。杨嗣昌心思缜密，对于局势了然于心，又有辩才。崇祯帝和他商议国家大事时，他总能侃侃而谈，有理有据，以至于崇祯帝惊呼：“真后悔没有早点用到你啊！”杨嗣昌拿出的策略主要分为3点：第一，攘外必先安内；第二，足食然后足兵；第三，保民方能荡寇。

对于第一点，他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大明天下好比人的身体，京师是头脑，宣蓟诸镇是肩臂，黄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之地是腹心。如今的形势是烽火出现在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乱于腹心之内，中之甚深。这样一看，肩膀虽然很痛，但腹心之危害显然更甚。所以，他主张先与清朝和谈，稳住京师附近的局势，再全力剿灭农民军。杨嗣昌的这个比喻和其父杨鹤的如出一辙，都把国家比作一个病重之人，只不过杨鹤主张对一个人进行调理，休养生息；杨嗣昌主张的是哪里病重先医哪里。

在剿灭农民军上，杨嗣昌也拿出了具体的作战方略，即“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设立4位巡抚，这是正面战场，也是主力所在；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也设6位巡抚，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堵住农民军，不让他们进入自己的防区，并协助主力剿灭。分防而协剿，是谓十面之网，而陕西的三边总督和五省军务总理二臣统率主力，追堵农民军。

关于第二点，他建议增兵12万，增加饷银280万两，说白了就是保证兵员和钱粮，全力镇压农民起义。其实，增加兵员并不是难事，难的是没钱，有钱就可以招募士兵。对于12万军队，杨嗣昌也做好了安排：祖陵安排1万人马负责防守，总督率3万人，总理率3万人，陕西、凤阳巡抚各率1万人，湖广、河南两巡抚各率1.5万人。杨嗣昌认为官军只有12万人，农民军号称百万，但大多为老弱妇孺，真正能作战的远远没有那么多，而且他们分散各地，所以靠12万官军是能解决问题的。

不过，重点还是在一个钱字上。对于钱，杨嗣昌也想了办法。首先，按照耕地均摊，每亩土地摊派6合，10合为1升，每石米折银8钱，相当于每亩摊4厘8分，总共可得190万两白银。然后，万历六年（1578年）到万历十一年（1583年）间，官府清查全国耕地面积后新增加的耕地，以前摊派辽饷时没有作为摊派对象，此次当然要加进去，可得40万两白银。其次，裁减驿站可得20万两白银；最后，卖国子监的监照（即毕业文凭）可获得一些银两。为了凑够大军的军费，朝廷此时已经是无所不用其极了，甚至发文暂借民间房租一年，每户人家收银1钱。当然，这是有借无还，老百姓不借还会被处罚。

这个方略是针对农民军流动作战的特点制定的，在各地设立十巡抚，每一地都有兵力，有的主攻，有的主守。农民军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官军阻击。又设总督和总理率领主力追击农民军，农民军简直插翅难飞！杨嗣昌果然心思缜密，这个策略崇祯帝听了连连称赞，大力支持。

杨嗣昌选的总督是一直在前线的洪承畴，至于五省总理的人选，按理说，刚刚在陕西大出风头的孙传庭是最好的人选，但孙传庭屡屡在军事策略上与杨嗣昌相左，又多有顶撞，所以杨嗣昌没有选孙传庭，而是选了熊文灿。熊文灿本为两广总督，这个职位是当时少有的、无可争议的肥缺，因为两广远离辽东和农民起义区，在这里当总督自然省心不少，而且经济较好，油水也不少。熊文灿不想离开两广，但不敢违抗崇祯帝的命令，遂提出诸多条件，如直接对崇祯帝负责、拥有绝对人事任免权等。

崇祯十年五月，熊文灿受命总理南直、湖广、山西、陕西、河南、四川六省军务，负责镇压起义。经过庐山时，熊文灿前去拜见高僧空隐。

空隐说：“熊公您自己估计能否将贼兵置于死地？”

熊文灿回答：“不能。”

空隐：“您手下诸位将领中有能委托大事，独当一面，不需要您指挥就能定大局的吗？”

熊文灿答：“不知道。”

空隐又说：“皇上任命您担任如此重要的位置，对您寄予厚望，而且限定时日破敌，一旦没有成效，恐怕会祸及您和您的家人。”

熊文灿站了很久，才问了一句：“我想用招抚的办法制敌，是否可行？”

空隐说：“我早就料到熊公必定会用招抚的办法，但是流寇不是海寇可以比的，您要慎重。”

熊文灿听罢，在佛前祈祷：“如得无恙，愿以余年皈依佛门。”

随后，熊文灿带着广东的2000火枪兵到了河南，刚到不久就遇到了刺头——总兵左良玉。他本应受熊文灿节制，但左良玉素来桀骜不驯，看不上熊文灿，遂让部下和熊文灿的火枪兵屡起事端。熊文灿很是难堪，最终只留下50名火枪兵，将其余的全部解散。

将帅、军饷、兵员全部齐备之后，杨嗣昌的十面张网计划正式开始实施。熊文灿在河南边打边招抚，洪承畴和孙传庭在陕西围追堵截农民军，各省督抚在杨嗣昌的指挥下，对农民军的围剿有了很大的进展。

崇祯十一年正月，左良玉在南阳遇上了张献忠，大战中农民军不敌，张献忠逃跑。左良玉追上去，射了两箭，一箭射中张献忠的肩膀，一箭射中他的手，左良玉又挥刀猛砍，张献忠血流满面，被部下孙可望拼死相救才得以逃脱。在追击中，张献忠疲于奔命，与马守应、贺一龙、刘国能约10万人汇集在黄州、麻城一带，熊文灿派人前去招降。

首先投降的是刘国能，他在湖广随州向左良玉投降。刘国能是和张献忠、李自成齐名的农民军首领，很早就参加了队伍，麾下部众有五六万人之多，一些不愿意投降的兵就奔散到其他农民军中。刘国能被授予守备之职，在左良玉麾下任职。

这样一位农民军首领为何会投降呢？刘国能读过书，中过秀才，这是他与李自成和张献忠的不同之处。而且，刘国能的母亲多次让他归顺朝廷，颇为孝顺的他多少会受到母亲的影响。还有，刘国能害怕与他并肩作战的张献忠会兼并他的队伍，故而选择了投降。

张献忠不愿投降，但已经势单力孤，面对官军的军事打击也只能向熊文灿投降。左良玉当然知道他是假投降，竭力请求进攻，但熊文灿不允许。张献忠虽投降，却拒不接受整编，而是带着人马在谷城养精蓄锐。不仅如此，他还在谷城设官收税，搜集粮食，打造兵器。杨嗣昌反对招抚张献忠，要求刘国能、张献忠等人去攻打农民军，杀了李自成，才可信任他们的投降。但此时的崇祯帝和熊文灿急于招安，杨嗣昌也只好顺从皇帝的意见。

另外一支实力很强的农民军即罗汝才所部也在郧阳接受了招抚，他和张献忠一样拒绝接受整编。势力最强的几支农民军都已投降，其他的农民军自不用说，纷纷向朝廷投降。当时，农民军中只有3营尚未降伏，在熊文灿看来，这些贼寇不日可下。

而此时的陕西，洪承畴、孙传庭等将率军对李自成穷追猛打，战斗一度十分激烈。总兵曹变蛟27天不解甲，转战千里，李自成吃了不少败仗。李自成一度想用老战法，靠边走边打来破解官军的包围，但到四川有巡抚傅宗龙严阵以待，河南根本过不去，只得在陕西境内游击。他的部队被洪承畴、孙传庭紧追不放，李自成的部下或被杀，或投降，力量一步一步被削弱。但李自成的战斗力极为顽强，他害怕身边人把自己捉去领赏，半夜都不入帐睡觉，躲在树林中。这段时间，李自成的处境极为艰难，他数万人的部队被逐渐打散，跟在他身边仅千人左右。对他打击很大的是六队头目祁总管带着600人投降了，这是李自成的重要力量。

李自成仍在试图扭转局势，打算向河南突围，与马守应等部会合，但官军早就料到他会这么走，因为这是他当时唯一的选择。官军在通往河南的必经之路上以每50里为一营布置好伏兵，又让曹变蛟在李自成的后面猛追。李自成带着仅有的人马逃到了潼关原，人困马乏之际，李自成刚下马休息，就伏兵四起，李自成军大乱。眼见四周都是官军，无路可退，只得上山躲避。但山中的山民也来攻击他们，李自成顾不了妻女，和刘宗敏、田见秀、高一功等十八骑突围而走，逃到商洛山中。

到此，杨嗣昌的十面张网战略大获成功。

杨嗣昌的战略是攘外必先安内，在镇压农民军的同时，他开始与清朝议和。皇太极对议和态度很积极，但表示能和谈就和谈，如果和谈不成，他就要派兵大举入关侵扰百姓。

杨嗣昌的议和不仅遭到了言官们的弹劾，也遭到了主战派的阻拦，少詹事黄道周甚至把杨嗣昌比作猪狗。鉴于群臣激烈反对，而且崇祯帝又向来不愿承担责任，所以他对议和之事没有明确地支持，最后此事就不了了之了。

皇太极见议和不成，遂命多尔衮和岳讬分率2路大军大举入关，清军势如破竹，一直打到山东境内。当河南、陕西的农民起义暂时被压下后，崇祯帝认为大势已定，遂调洪承畴和孙传庭率领主力北上抗击清军。

然而，在谷城的张献忠并不是真心归降，他只是用这种办法保存实力。张献忠可是刨过皇帝祖坟的人，他又怎能相信朝廷会放过自己呢？当熊文灿要求张献忠出兵4000去剿灭农民军时，张献忠毫不犹豫就拒绝了。而李自成在山中时有数千败兵陆续归来，于是他就走了出来，陆续又有旧部归附，就这样积累了一些兵马。

李自成和张献忠还在谷城见了一面，共商如何打败官军。从李自成亲自来见张献忠来看，他肯定知道张献忠是诈降，否则不可能以身犯险。两位枭雄在谷城把酒言欢，酒过三巡，张献忠抚着李自成的背说：“你何不和我一起投降？”李自成自然知道张献忠这是在调侃自己，连说：“不可，不可。”李自成离开时，张献忠资助了他一些马匹和衣物，这些都是李自成最缺的东西。张献忠的目的也很简单，让李自成迅速强大起来，好分担自己的压力。

对于张献忠的诈降，明朝官员也很清楚。谷城知县阮之钿眼见张献忠每日招兵买马，打造兵器，上报朝廷也得不到回音，就屡屡劝张献忠真心归附，但张献忠岂会理他一小小的知县。阮之钿自知自己的末日不远了，遂不理政事，只等时间一到，自愿一死。因为张献忠一叛，自己多半会死于其手，即便张献忠不杀自己，叛乱发生在谷城县，朝廷也会杀他。

对招抚张献忠反对最激烈的人是湖广巡抚余应桂，他给熊文灿写信，力主不可全信张献忠，又在信中说：“张献忠必反，应该先下手为强，将其消灭。”不巧的是，这封信竟然被张献忠的巡逻兵缴获，张献忠得此信，就质问明朝官员，大做文章。于是，熊文灿向崇祯帝弹劾余应桂，说他破坏招抚大局，最后余应桂被免职戍边。

清军北归之后，就连杨嗣昌和熊文灿都察觉了张献忠的不安分，左良玉也力主先下手为强。于是，官军开始布置兵力，打算围困张献忠。但张献忠素来狡猾，抢先动手，于崇祯十二年五月初六复叛。知县阮之钿早就做好了准备，服毒自杀，但毒性还没有发作，张献忠的士兵就放火烧了县衙，最后葬身于火海之中。

张献忠在叛乱之际将自己过去一年中被明朝各级官员敲诈索贿的名单、索贿金额、日期全部公之于众，尤其指出自己的叛乱是五省总理熊文灿贪贿所至。熊文灿受贿不计其数，各级官员中仅有一人没有接受张献忠的贿赂，这下张献忠将大明王朝官员们的丑恶嘴脸曝光于天下。这些官员真是胆大包天，当时人人都知道张献忠日后必反，但他们仍敢收受张献忠的贿赂，那还有什么钱是不敢收的，还有什么款是不敢贪的？由此可见，明朝的腐败之严重，可谓触目惊心。

张献忠在谷城时最爱听别人给他讲《孙子兵法》，这些兵法到这个时候派上了用场。张献忠深知官军必会来追，就预先设下埋伏，左良玉的追兵果然不久就到了，官军中埋伏后大败，左良玉在几百亲兵的掩护下才逃出包围圈。从这一仗来看，农民军的作战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不再像之前一样一触即溃。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张献忠今非昔比了。

对于张献忠的作战本领，明末清初的计六奇有详细的描写，我们以张献忠围攻桐城一战为例，具体来看看他的作战方略。张献忠驻扎在庐州时，距离桐城300里，因为两地距离尚远，桐城尚不警觉。没想到一天时间张献忠的军队就到了桐城之下，此等行军速度实属惊人。张献忠到达之后，命大队在距城5里处结营，一共分为4营，老营居中，3营围着老营，这3个营分别叫前营、中营、后营，就像三个鼎足，环护着老营。

九月初十是张献忠的生日，他戴着尖毡帽，身穿织锦胡桃花衣，脚上穿软靴，地上铺着地毯，席地而坐。他的身侧有左右骁将20名。各营的将领及本营诸将为他祝寿，碗酒大肉，席地传饮。下面有伶人表演，共有3场，一是关公过五关斩六将，二是韩世忠勤王，三是尉迟恭三鞭换两锏。宴会结束时，张献忠再三叮嘱下属们：“晚间需慎，勿纵饮误大事。”

张献忠晚上常常不睡觉，穿着铠甲夜行，带刀巡视，即便是他的左右侍卫，也总是不知道他在哪里。不仅如此，张献忠还很爱和文人沟通，询问他们对时局的看法，听他们的策略，如果说得好，就授职、给兵符，让他去攻取城池。

张献忠攻桐城时，因城池坚固，很长时间没打下来。桐城是三国时期吕蒙所筑，外面用砖，里面用巨石，十分坚固，张献忠派人挖去了外面的砖，却对里面的石头没有办法。张献忠很快改变了战法，让人垒石运土，修筑了一条高高的长堤。而城内守军就用炮火攻击，击杀了很多农民军，但这些战死的农民军都是从周边劫掠的青壮年，张献忠根本就没有动用主力，实力丝毫未损。张献忠就让人把尸体也筑入长堤，继续派人从长堤攻城。此时，长堤已经修得和城墙一样高了，城中官军赶紧发大炮攻击。不久，庐州的黄得功率军来援，张献忠闻之，拔营而去，桐城之围遂解。

对于张献忠复叛，当然需要有人出来担责，熊文灿是最好的人选，崇祯帝毫不犹豫地将其下狱。鉴于熊文灿是自己推荐的，杨嗣昌在崇祯帝面前为其开脱，但他哪里会听。言官们弹劾杨嗣昌的奏章不断，但现在各地烽烟四起，统兵人才奇缺，崇祯帝有意让杨嗣昌去前线作战。杨嗣昌是何等聪明之人，自然觉察到皇帝的意思，不等开口就自请赴前线作战。崇祯帝一生薄情寡恩，但独独对杨嗣昌不同。杨嗣昌临行前，崇祯帝为他饯行，写了一首送别诗：

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

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

盐梅就是贤才，干城则意为城墙和盾牌，细柳营曾是西汉名将周亚夫所在的军营。杨嗣昌是继孙承宗之后，第二位以大学士身份上前线的明朝高官。

到了前线的杨嗣昌，首先要对付的就是张献忠。杨嗣昌重用左良玉，来之前就在崇祯帝那儿为他讨了平贼大将军的名号。杨嗣昌的想法很简单，想任命左良玉为自己的副手，统率各路大军进军围剿张献忠。就好比当初洪承畴重用曹文诏为副手剿贼一样，但左良玉哪里是当初的曹文诏。

此时的罗汝才也已经复叛，和惠登相一起，军势很盛，湖广巡抚去平叛，最终全军覆没。杨嗣昌让宋一鹤接任湖广巡抚，而宋一鹤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剿贼，而是拍杨嗣昌的马屁。杨嗣昌的父亲是杨鹤，宋一鹤就写信给杨嗣昌，署名为宋一鸟。这是要避杨嗣昌父亲的名讳，此事被当时人传笑一时，宋一鹤脸上挂不住，就给崇祯帝上疏，称病请求辞职。杨嗣昌一看，这样的人肯定指望不上，还是得靠左良玉。

左良玉见有平贼大将军之印，不负重托，率军击败张献忠。张献忠向四川方向而去。杨嗣昌赶紧召集陕西总督郑崇俭率领贺人龙、李国奇从陕西方向堵截，左良玉则在后方追击。最终，两支队伍在太平县的玛瑙山将张献忠堵住，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张献忠不得已上山扎营固守。

左良玉和郑崇俭把玛瑙山团团围住，然后兵分为三，左良玉率两支部队，郑崇俭率一支部队，合力攻山。战斗刚开始几天，张献忠尚可守住营寨，但山上缺粮，逃跑者不计其数，张献忠喝止不住。

左良玉心生一计，让农民军降将刘国能佯装运粮接济。果不其然，张献忠饥不择食，打开营门迎接，刘国能立马冲进去放火烧营，大肆掩杀。张献忠被杀了个措手不及，慌忙逃走。这一战，农民军共计被杀约2300人，其中包括大小头目多人，纳降约340人，张献忠的妻妾被俘获，军师被活捉，张献忠的印章也成了战利品。这次大捷让左良玉被封太子太保，崇祯帝对杨嗣昌的奖励是一句话——朕无日不挂念，这句话令杨嗣昌感动不已。

但此仗有一个最大的遗憾，那就是没有抓到张献忠。

张献忠败后夺路狂奔，左良玉率军在后紧追不舍，张献忠这次似乎插翅难逃。但他还有办法，他让人把自己的财物送达左良玉军中，并进言道：“杨阁部之所以重视左公您，是因为我张献忠还在，左公您难道不想一下这个问题吗？左公您一贯放纵部下肆意杀戮，这早就引起了杨阁部的猜忌，如果没有我在，左公您的死期也不远了。”

不知道是张献忠这番兔死狗烹的说辞起效了，还是财宝起了作用，随后左良玉放走了张献忠，然后开始称病，对继续追击张献忠并不尽心。其实，这里面还有另外一层原因。

当初，杨嗣昌向崇祯帝申请让左良玉任平贼将军，之后又觉得左良玉飞扬跋扈，难以约束，数次不听自己的命令，他看到陕西将领贺人龙骁勇善战，有帅才，就上书请崇祯帝任贺人龙为平贼将军。崇祯帝批准后，杨嗣昌又觉得不妥，因为贺人龙的战功和声望均不及左良玉，而且他需要左良玉出力，所以再次上书请求崇祯帝还是让左良玉任平贼将军。

来来回回为这一个将军头衔，弄得左良玉和贺人龙二人都十分不悦。左良玉干脆称病，贺人龙也消极观望，两员大将罢工，这仗根本没法打了。其实，杨嗣昌完全可以向崇祯帝再要一个将军名号，左良玉和贺人龙一人一个，大家皆大欢喜。

左良玉和贺人龙的消极避战，很快就引起了连锁反应，四川巡抚和陕西三边总督起了内讧。陕西三边总督郑崇俭不愿作战，以买不到粮食为借口，后又以生病为由，对杨嗣昌的命令拒不执行，杨嗣昌让他去四川东部会师大宁，他却退回了陕西境内。而四川巡抚邵捷春也不愿意提供粮食，让杨嗣昌忧心忡忡。

杨嗣昌本想在大宁、大昌地区歼灭张献忠，因为这里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而官军在车厢峡、黑水峪都是利用地形大败农民军。但由于将帅之间的矛盾，兵力部署不及，陕西兵没有及时赶到，只有左良玉的一支偏师和一些川兵到达。张献忠联合罗汝才一起，在土地岭大败官军，歼灭5000余人，这对官军来说是一次大损失。张献忠得以突破三峡天险，直达夔州。从川中急速赶来增援的土司秦良玉带着两万多人在夔州与张献忠大战，但张献忠来势很猛，秦良玉军没来得及摆好阵形，而且秦良玉军中大部分为新招的新兵，被张献忠军一冲击，全军大败，秦良玉只身逃走。

秦良玉的白杆兵战力不俗，在播州之乱、西南两大土司之乱和辽东战场上都有过不俗的表现，这次全军覆没意味着世上再无白杆兵，同时也意味着农民军战力的进一步增强。此战大败是需要人来承担责任的，四川巡抚邵捷春被斩首，陕西三边总督郑崇俭被免职，由丁启睿代替。官军的每次失败都会有人被杀头，有人被免职，然后不断地起用新的统军将领，这实际上也在不断地削弱官军的作战力。

张献忠联合罗汝才打了个大胜仗，突出重围，向四川盆地进发。杨嗣昌鉴于手下大将们的阳奉阴违，就起用了明将猛如虎来主持围剿张献忠。张献忠采取流动作战，杨嗣昌率各路官军围追堵截，疲于奔命。他让人四处贴告示：能擒斩张献忠者，赏银万两。而张献忠也贴了告示，大意是：有斩杀杨嗣昌者，赏钱三钱。短短4个月内，张献忠带着杨嗣昌的追击队在四川境内来了一次空前千里大拉练，从川东的大昌、夔州开始，北上到广元、剑阁等地，然后转头杀向成都，四川首府一片风声鹤唳，但张献忠根本没有打成都，而是继续南下仁寿、泸州，又突然掉头北上去往巴州。

张献忠被官兵在后面追击得苦不堪言，官兵总是距离张献忠3天的路程。张献忠的游击战经过战争的锤炼，已经得心应手。此时的张献忠心中有了一个大计划，但要实现计划须得斩断跟在自己后面的尾巴。张献忠故意降慢速度，让猛如虎在川东的开县追上自己。猛如虎很兴奋，辗转千里，终于要抓到张献忠了。猛如虎怕张献忠再次跑掉，不顾士卒想休息的请求，命令迅速发起进攻，却被张献忠的部队团团围住。猛如虎并不像他的名字那样勇猛如虎，而是更像一只兔子，拼命逃出了包围圈，但他的子侄和大部分官军都被歼灭了。

对明朝而言，祸不单行的是，李自成得知张献忠在谷城反叛后，也开始招兵买马，并迅速把队伍扩大到10万之众。为何他招兵买马那么容易？因为遍地是饥民，给口吃的，就一呼百应。而且，张献忠把杨嗣昌吸引到了四川境内，在四川和湖广边界的李自成利用这短短几个月迅速发展。同时，左良玉的消极避战也给了李自成很大的机会。李自成开始攻打县城后，每到一处就开始放粮，这与以前的做法不尽相同，李自成已经在战争中成长了。

明朝面临的局势越来越危急。

崇祯十二年，鉴于当时各省的兵力都已经被抽空，大多参加了对农民军的镇压和辽东战事，朝廷决定增加边镇的兵力。大致的安排是：大同、宣府、山西合计增17.88万兵；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临洮五镇合计练兵15.57万；蓟镇、辽东练兵24万；保定、畿府、山东、河北练兵15.7万，总共练兵73万多。不仅如此，为了打击流动作战的农民军，朝廷又提出加强地方武装，让州和县一级增加武职，开始练兵，具体是府增加1000个武职，州增加700个武职，县增加500个武职，让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常备军。

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自然需要粮饷，而这些钱要通过加饷来获得。这样会使农民的负担更大，把更多的人推向农民军，对于这一点，杨嗣昌自有说法——这次加的税赋是加在农田上的，现在田都在比较富裕的家庭手里，农民根本就没有土地，所以这次加饷是那些有钱人承担了，而且每亩只加三四钱，还可以稍稍抑制一下土地兼并。杨嗣昌的口才在晚明是首屈一指的，他的说法自然是巧辩。因为晚明哪一次加饷不是普通农民承担了最后的赋税？有钱人家有权有势，他们有很多种办法将赋税转移到老百姓身上。

崇祯十二年，明朝正式下令加派练饷730万两白银。为何崇祯十三年和崇祯十四年农民起义会如火如荼，一浪高过一浪？因为沉重的赋税之下，参加农民军成为很多老百姓不得已的选择。

此时，明朝的亡国之兆愈加明显。《辉县县志》中关于崇祯十二年到十三年有一段真实的记录：“从崇祯十二年秋天开始，到崇祯十三年春，天上没有下过一滴雨，大旱之下，种的庄稼都没有收成。米价暴涨，1斗米可卖到1000钱。瓜苗、枣树、柿子树上面的果实，没长大就全部被摘光。人们开始吃草根、树皮、山中野菜。

“到了十月份，山林里面全是盗贼，他们以人为食。县城里的千夫长带人把这些盗贼捉拿，并在城中斩首。前来的百姓人山人海，他们不是前来看热闹，而是为了争夺被斩首者的肉。到了冬天，情况更加严峻，有父母吃儿女的，有儿女吃父母的，还有夫妻、兄弟、朋友、乡邻相食者。这些人还穿着衣服，但就其性情来说，已经与豺狼一模一样了。到了第二年的春天，情况更加危急了。有人死了刚被埋下，就被别人挖出来为食。大人稍不注意自己的孩子，转眼就在人家的锅里煮着了。而一些独居的人，更是屡屡被杀，被人充作食物。

“每到夜晚，城中呼喊、求救、啼哭声不绝于耳，这是城中的一些奸人在杀人为食，但没有人敢去救。那些奸人，他们吃人肉，用人骨烧火，甚至有人把头颅烧成灰，做成面和人肉汤一起吃，其他的骨头被丢弃到野外。头骨越来越多，就像瓜一样，一个一个地垒了起来，只是没有瓜蔓而已。而一些小骨头被胡乱地丢在道路边和路上，每当人经过，行走在这些骨头之上，骨头被踩碎的声音，如同踩在麻秸之上一样。”

这种情况下，李自成每到一地，都有走投无路的饥民加入农民军，队伍扩张十分迅速。很多人是自愿加入农民军，并以之为信仰。《武安县县志》这样记录了当时县里的情况：“本县原有1万余户，如今8000余户已经死绝；原有2万多人，现在逃走和死亡的就大致有1.8万人。本县需要交纳的新旧各类税赋约为4500两，漕米2300石，专供辽东的米约有1.2万石。而县里因缴不起税收，已经拖欠了3年，合计欠税超过10万两白银。”平淡的文字后面，是无数人的血泪。全县2万多人口，除去死掉和逃亡的，大概仅剩1800人，这些人依旧要承担全县欠下的10万两赋税。这当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崇祯十年十一月到十二月间，在山东的兖西防区，官军擒获了3名农民军的侦察骑兵，当地官府立即对这3人进行了审讯。他们分别是雇工陈斗魁、农民崔文举、秀才之子傅一春，他们抛弃了以前的身份，加入了农民军。面对审讯，他们毫不畏惧，在堂上昂首挺胸，据理力争。

陈斗魁对自己曾经杀了11人的事谈笑自若，毫无畏惧；而崔文举一介农民，也甘心为农民军驱使。傅一春是秀才的儿子，在家里读过书，胸中有笔墨，出口皆成章，他的父母被农民军所杀。即便如此，傅一春还是加入了农民军。在审讯时，他满口都在说农民军如何强大，表达对官军不堪一击的藐视，还讲了农民军中的鲜衣美食，颂扬农民军的种种美好。

审讯的官员不禁发问：“这些人，不害怕朝廷，不惜性命，甘心为贼所用，刀锯在前，他们为何就不害怕呢？”最后，这三人被杀了，只是他们异于常人的表现让审讯官记忆深刻。这说明农民军正在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李岩（对于历史上是否有李岩一人，学界有争论，《明史》《明季北略》均对李岩有记载），李自成手下少有的具有战略眼光的人物。按理说，李岩是不会参加李自成的队伍的，因为他是一个举人，可以说是进了明朝的官僚系统，当时的县令大多是举人出身。而且，李岩可以继续考进士，前途一片大好。

李岩的父亲做过兵部尚书兼山东巡抚，只是这个官职来得有些不光彩，是通过依附魏忠贤而来的，他还给魏忠贤修了生祠。魏忠贤倒台之后，李岩的父亲不仅被免职，还坐了3年牢，出狱后赋闲在家。

李家是杞县的富豪，李岩颇有大侠风范，乐善好施，人称李公子。李岩中举人之后，在家读书，等待下一步考取进士。但此时已值明末，灾荒连年，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河南连年大旱，饥民遍野，人吃人成为常态。

杞县属于重灾区，县令为完成朝廷的税收任务，不赈灾不说，反而加紧催收赋税。李岩劝说县令暂停催收，先设法赈灾。县令没有采纳李岩的建议，原因很简单，他要是完不成征税任务，轻则被罢免，重则人头落地。

李岩不忍饥民挨饿，就从自己家中拿了200石米来赈灾。荒唐的是，李岩的善举非但没给他带来福音，反而让他陷入万劫不复之地。饥民得了李岩的米，但不够啊，于是他们要求县里的其他富户也拿粮食出来赈灾。众多饥民围在那些富户家门口不肯离去，那些富户可没有李岩那么好心，纷纷向县令求救。县令发了一纸命令，让饥民们离去。饥民们哪里肯听，把命令撕毁并高呼：“与其饿死，不如硬抢！”

眼看一场民变爆发在即。宋县令赶紧向上级的按察司报告。在报告中，宋县令举报了李岩图谋不轨，私散家财，收买人心，以致众叛。按察司一看报告，就下令火速捉拿叛逆李岩。

得知官兵捉拿了李岩，饥民们顿时群情激奋，一起冲进县衙，打死了宋县令，救出了李岩，并推举李岩为大家的首领。这下李岩也傻了眼，县令死了，衙役们跑了，自己就这样成了民变的首领。最后他也只得认命，带着大家加入了李自成的队伍，因为他是读书人，又颇有谋略，很快就成了李自成的核心幕僚。

在明朝官府不作为的情况下，李岩以一个人的良知，用自家的财产赈灾，竟落得被抓入大牢的下场。可以想象，如果不是愤怒的饥民将他救出，等待他的将是灭族的悲惨结局。这是一个多么病态的社会！

李岩加入李自成的部队后，编了一些通俗易懂的歌谣供大家传唱。这是其中一首：

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

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

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

吃他娘，着她娘，吃着不够有闯王。

不当差，不纳粮，大家快活过一场。

李自成有了部队，有了谋士，就打起了洛阳的主意。洛阳的地位自不用说，横亘在豫西，是农民军来往陕西和湖广之间的重镇，同时也是福王朱常洵的封地。万历帝在位时就十分宠爱福王，给了他无数的珍宝财货，甚至有人说福王比万历帝还富有。

明朝官员也看到了李自成打洛阳的可能性，住在洛阳城内的前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向福王晓以利害，想让他拿出钱财来招募士兵守城，但被福王拒绝了。当河南总兵王绍禹带兵到洛阳时，福王一度拒绝让其入城，因为士兵们到后，他必须给赏银。最后王绍禹还是进了城，福王给了多少钱呢？仅3000两银子。但即便是这3000两银子，也没有到士兵们的手里，被王绍禹私吞了。

等李自成的大军到了洛阳城下时，仗还没有开打，城中愤怒的士兵已经不愿为明朝卖命，便打开了城门，李自成就这样轻松拿下了洛阳城。洛阳失陷，福王被俘，随后被李自成处死，被分割成数块，和鹿肉一起煮，然后分与众人食用。福王的儿子朱由崧得以逃脱，明朝灭亡后，他在南京被拥立为帝。

李自成进入洛阳后，打开福王的仓库，发现里面的粮食由于放得太久已经腐朽，一些钱币也放得太久，绳子都断了。李自成开仓放粮，当时郑廉见证了这一壮观景象，他如此记载道：“洛阳附近的民众得知这个消息，都扛着旗帜而来，这些队伍如流水一般日夜不绝，李自成一呼百应，已成大火燎原之势，根本无法扑灭。”不仅如此，附近一些农民军队伍也来归顺李自成，李自成的实力进一步增长。李自成开始称闯王，这个高迎祥曾经用过的称号，因李自成而更加响亮。

福王的死，让崇祯帝再一次遭受了重击，他罢朝三日。上朝之日，崇祯帝声泪俱下地说：“朕统领国家14年，国家多事，又遇饥荒，流寇猖獗，今日攻下了洛阳，福王被害。”又说这一切是自己不德所致，真当羞愧而死。阁臣们在下面连连劝慰，说这是气数所致。崇祯帝立即反驳：“不是气数。就算是气数，也需由人事来补，这些年来补救了几分？”有人当即弹劾杨嗣昌，崇祯帝自然要为杨嗣昌开脱，弹劾也不了了之。

洛阳的陷落和福王的死是一个大事件，意味着大明王朝已经时日不多。当初，福王卷入国本之争，万历帝因此怠政，明朝从此开始走下坡路，后人称“明亡于万历”。而今，福王之死又预示着明朝的灭亡。福王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生竟与大明的兴衰息息相关吧。

崇祯帝因洛阳遭受的打击还没消退，新的打击就接踵而至。襄王次子的紧急公文到了崇祯帝的手中，这种不合常理的情况，立刻让他意识到襄阳出事了。

张献忠甩掉了跟在后面的尾巴，出了夔门，朝湖广而来，在杨嗣昌的眼皮底下来了一个金蝉脱壳。张献忠一日一夜行军300里，直奔襄阳。襄阳是杨嗣昌的行营所在，也是襄王的驻地，是不折不扣的军事重镇。张献忠想拿下这座重镇。没有人想到张献忠的目标会是襄阳，一个还在被官军追击的张献忠，居然要去打督师的行营。张献忠之前截获了杨嗣昌的使者，得到了调兵的军符，他派20名骑兵佯装杨嗣昌督师衙门的差官进了城。夜半时分，城中的内应放下了吊桥，重镇襄阳不战而下。

这一仗打得真是太漂亮了，不损一兵一卒，不仅跳出了包围圈，还火中取栗直接攻下襄阳，活捉了襄王。当70多岁的襄王跪下来求张献忠饶自己一命时，张献忠冷笑着说：“我要借你的人头，让杨嗣昌因你的死被崇祯问罪，这里有酒，王请尽量喝。”襄王被张献忠烧死，烧得仅剩数块头盖骨，城中的物资全部成了张献忠的军需，他连那些已经下葬的王室成员也不放过，将墓中财物全数洗劫一空。

襄阳和洛阳丢失，2位藩王被杀，让本就在重病之中的杨嗣昌心急如焚，贼寇未平，还丢了督师衙门，自觉没脸再见崇祯帝，很快就不治身亡了。杨嗣昌生前死后，言官对他的弹劾都没有断过，崇祯帝基本上一概不理，追赠其为太子太傅。

杨嗣昌的死对明朝来说是一大损失，之后再也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全局解决方案了，民变也一发不可收拾。当我们回首杨嗣昌的失败，表面的原因可能是杨嗣昌在用人上处理不当、明朝将领间矛盾重重、农民军的战力提升等，但背后真实的原因值得深究。

杨嗣昌为朝中文官，和地方将领之前并没有一起作战的经历，没有磨合，所以才会出现“平贼将军”的闹剧。10位巡抚加上总督、总理以及一众总兵，如此多的将领，如何协调也是一大难题，这是围剿失败的重要原因。

更重要的原因是，农民军根本打不完，李自成的十八骑在极短的时间内又变成了10万大军，张献忠吃了败仗后又很快拉起了一支10万人的大军。在遍地是流民的时代，只要农民军有一口吃的，就不缺兵员。他们每攻下一个城池，都是他们壮大实力的时机，因为凭借城中获得的战利品和粮食可以招募更多的流民入伍。两座大城襄阳和洛阳被农民军攻克后，农民军的实力再次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