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战期间，出版商库尔特·沃尔夫发行了一系列廉价的小册子，其中收录了表现主义兴起时期的一批年轻作家的作品，尽管其中一些作家和作品早已消亡，被世人遗忘，但与当今的德语文学相比，那时的德语作品依然显得非常活泼、年轻。

我还记得，大概1915年底或1916年初的样子，我开始阅读那本名叫《最年轻的一日》作品集，其中有一篇《变形记》，作者是当时还未出名的弗朗茨·卡夫卡，我一次次地翻开扉页，拼读作者的名字，因为我认为这个如梦似幻、流丽诡谲的故事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在我看来，这个奇幻、可怕而美丽的故事是用一种非常特殊的、童话般的、罕见的材料编织而成的，是一个由游戏和血淋淋的严肃，由梦境和最深刻的意义所编织成的蜘蛛网，尽管这个闻所未闻的故事中的一些东西在当时激怒了我，甚至让我感到厌恶，但我还是被它迷住了，从此无法忘记。

这位布拉格诗人弗朗茨·卡夫卡在发表作品时极为谨慎和小心，他生前只发表了自己一生积累的大量作品中的一小部分。在他死后，他的朋友马克斯·布罗德发现了一份遗嘱，卡夫卡在遗嘱中要求销毁他的全部文学遗产。其中包括闻名于当今世界的小说和小说片段《审判》《城堡》《美国》。经过长期的心理斗争，马克斯·布罗德终于决定违反卡夫卡的遗嘱，陆续出版了其中的大部分遗产，我们因此而感激他。

然而，诗人英年早逝后的十一年，他的作品一直都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统一的完整版本。现在，它终于问世了，而且第一卷在各个方面都满足了我们的期望。眼下正是收获的时候：这一卷收录了卡夫卡本人生前发表的所有作品，有评论和小说，包括代表作《审判》《变形记》《在流放地》《饥饿艺术家》，以及新收录的三篇散文。接下来还将出版五卷。编辑们的工作是细致而周密的，出版商肖肯巧妙而有品位地将这些材料收纳在一个精致的小八开本中，即便是挑剔的图书爱好者也会对此感到满意。如今我们总算如愿以偿，这位杰出作家的全部作品终将以值得一读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

这些作品常常令人不安，也常常令人振奋，它们不仅作为罕见的精神文献，表达出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问题和疑点，而且作为作品，作为用想象创造象征的成果，具有极高的艺术修为，且具有原创的、真实的语言力量，必定能从我们这个时代传承下去，甚至包括他作品中那些可能被视为怪诞、夸张，甚至病态的内容。卡夫卡的语言与创作之力，让他孤独幻想中的所有的道路都被施以美的魔力和形式的优雅，即使疑虑深重，即使一重重问题纠缠。

卡夫卡是犹太人，毫无疑问，他自觉或不自觉地继承了布拉格和整个东方犹太教的大量传统、思想和语言习惯，他的宗教信仰具有明显的犹太特征。但他有意接受的教育似乎更多地受到基督教和西方势力的影响，而非犹太教的影响，他特别推崇的可能不是《摩西五经》和《塔木德经》，而是帕斯卡尔和克尔凯郭尔。除克尔凯郭尔式的生存问题之外，其他任何问题都无法像“理解的问题”那样持续而深刻地困扰他，使他痛苦，并使他富有创造性。他是一位彻头彻尾的悲剧诗人，他的所有悲剧都是“不理解”的悲剧，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上帝之间产生误解的悲剧。在第一卷中，短篇散文《在法律面前》也许最集中地展示了这一问题和悲剧，值得读者花上几天来思考。另外两部小说《审判》和《城堡》也编织了同样的线索。

在我们这个撕裂与苦难遍布的时代的见证者中，在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后辈中，这位布拉格诗人的惊世之作将永垂不朽：他有沉思和感知痛苦的天赋，他对他所处时代的所有问题都持开放态度，而且常常是预言性的开放。作为众神的宠儿，他在他的艺术中拥有一把神奇的钥匙，这把钥匙不仅为我们打开了困惑和悲惨的幻象，还为我们带来了美丽和慰藉。

---1935年发表于巴塞尔《国家报》

在期待已久的六卷本《卡夫卡全集》中，刚刚出版的第一卷收录了诗人生前公开发表的所有作品。换句话说，卡夫卡（1924年逝世）只有六分之一的作品是他允许出版并见证发表的！在这些被卡夫卡下令销毁的作品中，有两部是近二十年来在德国最有影响的小说，也因为迟迟没有出版而成为人们讨论最多的作品：长篇小说《城堡》和《审判》。卡夫卡下令销毁这些作品，但他的朋友马克斯·布罗德无法下决定去执行这一残酷的命令。相反，他逐步出版了他朋友的遗作，凭借这些未经授权的版本，卡夫卡成为近代德语文学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

如今，在诗人逝世十一年后，终于出版了完整全集。应该说，已经出版的第一卷满足了我们对编辑和出版商的殷切期望。这本书既美观又易翻阅，让人对接下来要出版的几卷充满了期待，而编辑们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职责所在。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期待这一套书。

如果有人问，诗人在去世前为何会下定决心，狠心抛弃自己曾满怀谨慎与爱意创作的文字，答案不难找到：卡夫卡属于他那个时代的孤独者和问题发现者，属于那些时常发现自己的存在、精神和信仰是如此可疑的人。在这个不再属于他们的世界的边缘，这些存在者凝视着虚空，感知着上帝的神秘，但有时又深深地被自身存在的可质疑性和不可容忍性所渗透，甚至可以说是对整个人类存在的不信任。从这种怀疑到彻底的自我谴责只有一小步之遥，患病的作家在对自己的作品宣判死刑时，正是迈出了这一步。

我们毫不怀疑，会有很多人同意这一判决，并认为人类应该远离这种离经叛道、问题重重的精神创作，但在这里，我们同意这位朋友和执行人的观点，他挽救了这部美妙的作品，尽管它是如此脆弱可疑。

倘若世上没有卡夫卡这样的人，没有产生这种存在和这种作品的时代和条件，也许会更好。但是，如果卡夫卡的作品真的被毁掉了，那么许多出于教育需要而阅读这部作品的读者，就看不到那个时代的深渊了。而对绝望视而不见的人是不会有未来的。将隐藏的深渊形象化并让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是文学的任务之一。卡夫卡不仅仅是一个绝望的人，他当然经常绝望，就像他在那个时代所认识的帕斯卡尔或克尔凯郭尔一样，但他并不怀疑上帝，也不怀疑最高的现实，他只怀疑自己，只怀疑人与上帝（他有时用这个称呼），与“法则”之间建立真正的、有意义的关系的能力。

他的所有作品都与这一点有关，其中最伟大的是小说《城堡》。在那里，一心想为统治者服务并融入其中的人，却总是徒劳地努力寻求统治者的聆听，他知道自己是为统治者服务的，但他却从未意识到这一点。这个可怕故事的叙述是悲剧性的，正如卡夫卡的所有创作都是悲剧性的一样。仆人一直找不到他的主人，他的生活总归是没有意义的。但我们无处不在、无时无刻不感受到，找到意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恩典和救赎就在某个地方等着，只是童话中的主人公未能抵达它，他不成熟，他太努力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阻挡自己的道路。

在通常的教化文学中，一位“虔诚”的诗人会让可怜的人类寻找自己的道路，或许他会让人们和他一起挣扎一段时间，受难一段时间，最后陪伴人们抵达目的地，再目送人们跨过那道大门。但是卡夫卡没有带我们走这条路，恰恰相反，他把我们带入困惑和绝望的深渊之中。当今的作家之中也有这样的，比如朱利安·格林。

这位想丢弃自己作品的追寻者和绝望者，是一位极具潜力的作家，他创造了自己的语言，一个由象征和比喻组成的世界，他用这种语言说出了人类未能说出的话。单单是他的艺术性就足以让我们喜爱他、敬重他了。他的许多短篇小说和寓言都有一种视觉上的密度，一种纠缠的魔力，一种让我们暂时忘却其忧郁的优雅。幸运的是，这些作品都流传下来了。

---1935年发表于巴塞尔《国家报》

精美的卡夫卡作品全集第三卷现在终于出版了，其中收录了马克斯·布罗德大约十年前从诗人的遗产中抢救出版的小说《城堡》。在卡夫卡篇幅较长的小说中（三首诗都是片段，但其中两首几乎是完整的，其中包括《城堡》），《城堡》可能是大多数读者的最爱。与可怕的《审判》相比，这部独特小说和伟大童话可以说充满了温暖柔和的色彩，虽然说也充斥着焦虑和问题，但也总有那么一点玩世的优雅。整部作品都在紧张和不确定中微微颤动着，绝望和希望在其中得到了奇妙的平衡。

卡夫卡的所有诗歌都具有高度的范式主义，有时甚至达到了说教的地步；但是，在他最快乐的创作中，结晶般的坚固之物漂浮在如诗如画、变幻莫测的光线中。有时候，他那纯粹、冷峻而严肃的语言会呈现出一种魔力——《城堡》正是这样的作品。卡夫卡在这部作品中讨论了他最关心的问题：我们自身的存在及其起源和原因的可疑性，上帝的隐蔽性，人类对上帝之设想的脆弱性，我们人类试图找到上帝或让上帝找到我们的尝试。然而，在《审判》中坚硬而无情的那种东西，在《城堡》中变得灵活而欢快了。

当十年后的人们审视和筛选1920年前后的创作时，发现受到严重震荡和伤害的一代人的创作充满了问题，它们时而激动，时而狂喜，时而轻浮。同时，十年后的人们也发现，卡夫卡的作品是无数熄灭的灯火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

---1935年发表于巴塞尔《国家报》

卡夫卡作品全集的出版工作进展迅猛，这位已故去十一年的诗人的影响力似乎开始越来越大，而在以前，这种影响仅限于一个狭窄的圈子。卡夫卡的三部小说或小说片段都有一个共同的灵魂主题：当今人类的隔绝与异化，而在这三部描写孤独和寻求救赎的小说中，《美国》是最欢快、最友好、最暗藏和解的一部，他的主人公不是一个男人，而几乎是一个男孩。这部卡夫卡特别钟爱的作品中的一切，都是为了解决不和谐，为了解脱与和解。当然，在这部作品中，也有一些章节让我们呼吸到一种压抑和恐怖的虚幻气氛，主人公也是站在一个危险的、常常充满敌意的、难以理解的、根本不合理的世界之中。甚至在第一章（卡夫卡生前印刷）中，十六岁的主人公本应在纽约登岸，可当他拿着行李箱站在甲板上准备上岸时，却突然发现自己的雨伞落在了舵手室，为了尽快取回雨伞，他先是把行李箱托付给一个陌生人，接着又在大大的船上迷失了方向，误入陌生的房间和陌生的命运，不得不一步步放弃自己的行李箱——这会让人想起那些焦虑的梦境和古斯塔夫·梅林克的《泥人》中的场景。但是，这个在生存困境中独自挣扎的男孩的青春和纯真、善良和仁慈，使得《美国》比卡夫卡的任何其他诗歌都更加明亮、幸福和欢快。我们已经拥有该版本六卷中的四卷，并期待着最后两卷的出版，其中的一些篇章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发现。

---1935年发表于巴塞尔《国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