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人眼里，18世纪是极其丰富多彩的，而从真实的历史来看，也的确如此。18世纪的外表是优雅、高贵而华丽的，充满风格与形式，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如今我们可以在那个时代的创作，包括图案、时尚和建筑，以及许多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风格和造型中，看到种种美妙的东西，当然这些东西在别的时代也能找到，只要是离我们足够远。18世纪的文化艺术品常常给我们“风格统一”之感，但每个时代的统一风格之后总归是千姿百态的生活。那个时代的艺术品和奢侈品让我们产生了一种错觉，即一种高度一致的生活风格和感受，但实际上它们只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小部分生活，它们只是提供了优雅、高贵的外表。如今，我们一提到“18世纪”，就立刻会想起那些优美、俏皮而奢华的风雅物事。这些风雅掩盖了某种事实，即18世纪实际上是一个充满了战斗、衰落和新生的时代。从文学角度来看，这一时期是伏尔泰和歌德之间的时代，新的人性观念在发展，比如《威廉·麦斯特》的世界观就代表了18世纪的目标和成果。从这个角度看，整个18世纪也呈现出一种统一的思想面貌，一条清晰的脉络：人类和人类社会以一种新的方式、新的风格将自己与整个自然界分离开来，并在理性、社会文化和自决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新的生活态度。伏尔泰和狄德罗符合这一思路，中间的歌德、席勒也符合这一思路。就这些精神而言，这是确立新的人类理想的问题，是制定新的社区、社会、国家和社会性概念的问题，与此同时，从相反的一极还散发出一种同样活跃的倾向，那就是对大自然的新的感情，这种感情绝不是把人类看作脱离自然的孤儿，而是以泛神论的腔调把人类看作宇宙和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把人、宇宙和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卢梭、克洛普斯托克和青年歌德的大部分思想和情怀都属于这一边。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能观察到思想的两极在相互作用：一边是对基于理性的道德自觉之向往，一边是对混沌和原始世界的思乡之情；一边是对批判和理性道德的追求，一边是对情感自由、神圣迷狂和返璞归真的渴望。

像那个时代的许多作品，在萨洛蒙·格斯纳的作品中，这两个方向也是相互交叉和交融的。他不是一位创始人和领导者，而是随处可见的音乐家和吟游诗人；他不是思想家，而是狂热者；他不是男人，而是孩子；他不是音乐家，而是作曲家。他写的诗有各种各样的标题，但无一例外都是田园诗；它们的基调与最内在的、决定性的生活态度一致，是一种宁静安详的、臣服于内心的音乐创作，是孤独的牧羊人用他那小小的芦苇笛吹出悠扬的音乐，并深深陶醉其中。他的笛子没有几个孔，也没有复调，但在黄昏时分听来却格外悦耳。

要理解格斯纳的艺术，我们倒也不必扩大对“优雅的18世纪艺术”的狭隘定义。在当时众多漂亮、有品位且迷人的物件和小玩意儿中，温柔的小画扮演着重要角色，比如精致迷人的水彩画，笔触优美、轻盈且自信的风格化素描，构图精美、诗意风流的小雕版画和蚀刻版画。我们时常看到这样的小风景画：温柔的山谷中，泉水从古典的砖石河槽流过，几棵树汇聚成一片怡人的小树林，一位农家女或仙女在往水壶中斟水，或是若有所思、饱含爱欲地凝视着清澈的泉水；一位衣着华丽的女士一边读书，一边等待着她的情人，可以看到她的情人从树干后面的阴影中走出来。如今，在一些瓷器的图案和天真质朴的窗帘上，仍能找到这种艺术的影子，虽然有时候元素发生了置换：湖岸或瀑布代替了泉水；花园、洋房或寺庙代替了树木，或紧挨着树木；一位彬彬有礼的绅士或一位牧神代替了仙女；一只羔羊或一只“丰饶之角”代替了水壶。无论画中元素是什么，整体画面总被调和成大同小异的田园风貌。在这个小小的绘画世界里，我们不仅能感受到对古代生活和自然崇拜的记忆，还能品味到中国山水画的和谐韵味。话说，中国艺术曾在欧洲掀起过收藏热，自从那个奇妙世界的讯息和艺术品传到巴黎，中国山水画的维度和结构就对法式洛可可风格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影响。所有这些创作、所有这些蚀刻版画和油画，所有这些泉水和牧羊人，这些姿态优雅的树木群，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游戏态度和梦幻感，它们散发着舞台剧的魔力，它们的生命受制于歌剧的法则，而非现实的法则。画中的仙女们和恋人们，过着轻盈、优美而天真的生活，无论是在水声潺潺的溪边，还是在忧郁诗性的树冠下，抑或在品位优雅的盥洗室里——这一切都是歌剧，是游戏，是童话和梦境。所有这些精致的创作都不是为了描绘当下的生活，也不是为了探索现实并将其风格化，而是出于对游戏和梦境的渴望；这些创作习惯将生活和侍奉生活当作温柔的催情，就像有情人互赠礼物那般；这些创作尽力摆脱日常生活，因为催生它们的意识和驱动力，本质上都是对现实的逃避。

萨洛蒙·格斯纳也创作了不少这种品位优雅的作品，温柔地诱惑我们做脱离凡尘的美梦。其中有水彩画、素描和版画，在这项艺术上，他并非什么笨拙的业余爱好者，而是那个时代众多民间大师中的一员。除了画画，他还写田园诗，诗与画交相辉映，相互启发。格斯纳这一生的创作都具有相似的烙印，他一生都满足于用同一支牧羊笛，吹奏他那种轻柔的旋律。他总是远离俗世喧闹，憧憬着进入至福的乐园，那里只有牧羊人、晚霞和一种摆脱了时间与愁苦的优雅心境。

今天的人们往往认为，这种将整个生命倾注于小玩意儿和小游戏的做法是“玩物丧志”。在他身后，是那个不严肃、不现实、无忧无虑的歌剧世界。但是，现代人的看法也是短暂易逝的，今日我们以庄严肃穆和神圣信念所追求的种种，我们的子孙后代也一样会报以嘲笑，就像我们嘲笑格斯纳先生和他那美丽的田园诗一样。在格斯纳自己的那个时代，他所做的一切都绝非不明智的或无用的，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人需要他、欢迎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他的田园诗。聪明而活跃的绅士淑女们以此为乐，在那个嬉游的世界里，他们找到了欢愉和消遣，找到了安慰和陶醉。不过最重要的是，身为画家和诗人的格斯纳也从中找到了乐趣。他从未改变过风格，从未为了生意或利益而追求田园牧歌（尽管他已经意识到可以这么做），不单单是他的作品，他的整个人生都朝着同一个方向，远离斗争和尘嚣，追求田园牧歌，追求怡然自得的宁静、质朴和安详。

萨洛蒙·格斯纳于1730年4月1日出生于苏黎世，他的父亲是一名书商，也是苏黎世大议会的成员。少年萨洛蒙无法用学业上的快速进步和成功取悦父母，他在学校里很不起眼，被认为是一个随和、善良但天赋平平的男孩，似乎发展不出什么特长。也许从那时起，他的灵魂就脱离了现实世界，被那个温柔可爱的诗意世界吸引了过去。不过，无论这种生活态度是好是坏，是无用还是有价值，是一种时尚还是一种疾病——无论如何，他都以一种坚忍的精神忠于这种生活态度，这是他的性格和生活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最强烈的特征。这个男孩长期被老师漠视，在校懒散，成绩糟糕，让父母伤心，但他坚定不移地追求自己的爱好，追求内心的声音和渴望。当他发现可以用蜡来制作奇妙的人物和动物、男孩和女孩、天鹅和狼、老人和天使、英雄和淑女，他就省下每一个十字币来买蜡。或许从那时起，他一直都是个非常快乐的人，是个怡然自得的人，因为他可以浑然忘我地陶醉于自己的怪癖和爱好中。他无视学校的刻板规定，用舒适柔软且鲜活灵动的蜡来塑造那个包裹着他的游戏世界，就像其他男孩玩打仗游戏或梦想维护世界和平一样。他不为失败所动，不为环境的反差所扰，只是梦游般地走自己的路，不管这条路是否荒唐、软弱或怪异。

他走在这条路上，对世人的看法、老师的责备、同学的嘲笑、父母的抱怨毫不在意，这一点令人感动。他自小就开始写作，但他的文章充满了正字法和语法上的错误，这也使他备受轻视：老师们放弃了他，父母们叹息着做出决定，把这个孩子送到乡下牧师的住处。

正是在那里，年轻的格斯纳遇到了一位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诗人：汉堡诗人巴托尔德·海因里希·布罗克斯。当时，他的诗集《神界的尘世之乐》在那间牧师住宅里广为流传。布罗克斯就像格斯纳一样，在成为那个时代的宠儿之后，又被人遗忘、鄙视和嘲笑，但最近，也就是最近两三年，他的诗又重新崛起，被重新印刷，并再次引起人们的喜爱和惊叹。布罗克斯虔诚而欢乐地歌颂大自然，尤其是大自然中那些细小、可爱、动人的事物，他是鸟儿、黎明与花朵的热爱者和歌颂者，是一位情真意切的诗人，能在绘画和临摹中感受到无穷无尽的快乐。格斯纳虽然个子较小，体质较弱，但在本质特性上与布罗克斯无疑是相通的；在布罗克斯的书里，男孩格斯纳看到了一位诗人，一位有名望的绅士，有着和自己非常相似的爱好，做着自己在捏蜡和初次尝试写作时曾做过的事情。他看到这位诗人布罗克斯怀着一种宁静、虔诚、自我陶醉的极乐，一次次唤醒和回味那些能够带来满足和喜悦的情感，并看到他是如何以这种方式成长为一名艺术家的。我不知道学者们是如何看待布罗克斯对格斯纳的诗歌创作所产生的影响的；我不认为这影响是大的，因为布罗克斯的语言艺术和音乐韵律与格斯纳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格斯纳在布罗克斯那里获得的道德影响、鼓励和内心的肯定无疑是巨大的。他看到这场心醉神迷的游戏中诞生了一门艺术，这门艺术令他迷恋和欣喜，也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和赞誉。对于这位年轻的艺术家来说，最重要、最鼓舞人心的外部经验莫过于看到自己心里长出的精神萌芽在一位前辈那里开花结果，莫过于看到自己那仍然幼稚的、仅仅出于孤独的情感需要的创作被一位同时代的人提升为艺术。格斯纳通过阅读布罗克斯的作品获得了这种体验。

两年后，年轻人回到了城市，回到了自己的家，但他并未在周围人的期望中取得多大的进步。他缺乏勤奋，缺乏求知的兴趣，缺乏雄心壮志。他不喜欢搞研究，也不被任何职业吸引。他的书商父亲带着他做生意，一年又一年过去，图书生意也无法让这个年轻人快乐起来。和从前一样，他唯一懂的就是一次次偷偷逃离生活和工作，沉浸式地投入写诗和画画的安静活动中。为了给他的人生加把劲，父亲把他送到柏林一家著名的书店当学徒——这是格斯纳人生中唯一一次出远门。

但很快，格斯纳就离开了师父，独自一人在柏林生活。他住在租来的房间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当他远在苏黎世的父亲扯断了儿子身上唯一的绳子，不再给他寄钱时，儿子果断地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决定将自己的爱好转变为职业，尝试用自己的才华闯荡世界。他买了一些油画颜料，坚持不懈地画了一段时间，直到客厅里挂满了画。然后，他把这些画拿给一位画家朋友看，画家指出了一些错误以及初学者的毛病，但认为他很有天赋，还鼓励了他。他的父亲显然是个心软的人，无法长期扮演惩罚之神的角色，于是又为儿子安排了新的生活。此时，身在柏林的格斯纳已经在坚定地追求自己的天赋之路，对自己进行画家和诗人的训练。接下来的汉堡之行是他此生最后的旅行，旅行结束后他很快便返回家乡苏黎世，从此过着恬淡安逸的生活。这一年是1775年，直到1788年去世，他都不曾离开过家乡。他也从未向世俗妥协，只是以遵循内心的方式活下去。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将绘画变成了赖以生存的职业，却也未被庸俗和商业裹挟，而是忠于自己的品位，尽可能远离都市，隐居在偏远的乡村。后来，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书店，也为自己找到了一位能干的妻子。这位女子为他出谋划策，弥补了他与现实脱节所产生的问题，他就让她经营这家书店。

格斯纳谦逊的诗歌在当时的德国得到了热烈的反响和发自内心的共鸣，这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可能挺奇怪的。但在当时，细腻敏感的人们在他的诗歌中发现了一种闻所未闻的纯粹，那是今天的我们再也无法感受到的原始力量。因为在那个年代，歌德的诗歌还没能以经典的方式表达出灵魂深处那种敏感而温柔的情绪，那种远离尘嚣、怡然自得的田园诗意。类似歌德的《月亮之歌》中“不带怨恨地隐世是多么幸福”这种优美至极、温柔至极的意境，如同徜徉在舒伯特美妙音乐中的无限甜蜜，在当时都还无人表现，它仍然是一种朦胧的、不分明的情感，而格斯纳是它最早的、最悠扬的宣扬者之一。

成名后的格斯纳在苏黎世享有盛誉，被选入大大小小的议会，常常接待来自国外的客人，尤其是德国的文人朋友，现在的他似乎属于那个冠冕堂皇的世界，那个他在年轻时一直没能找到位置的世界，但实际上他的生活从未改变，名声和官职只是从外部落到他身上，大多数时候他只是表现为一个被动承受者，而非积极的参与者，他任凭这个世界运转，“没有仇恨”，但他也并不属于这个世界。作为诗人，他受人爱戴、声名远播，但他无法靠写作收入维持生活，只能以作画为生。他通过绘画和写诗，通过有好友相伴的简朴乡村生活，通过与圈内所有孩子的亲密友谊，为自己找到了真正的生活。在如今的人看来，这种简朴的田园生活更像是一种软弱和安逸，但这些看法，如前所述，都是很短暂的，我们完全可以把格斯纳想象成一个真正的智者，他在贫与富、入世与出世之间的黄金分割线上，过着心满意足的生活。

戈特弗里德·凯勒在他关于苏黎世的长篇小说《格莱芬塞的法警》中让我们了解了格斯纳在西赫瓦尔德的夏日公寓。凯勒对格斯纳的性格曾做出如下亲切而优美的描述：“随着夏天的开始，萨洛蒙·格斯纳接手其同僚位于西赫瓦尔德的官邸并搬了进去。已无从考证他是否真的亲自管理该办公室，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那所避暑别墅里写作、绘画，并与常来拜访他的朋友们谈笑风生。当时，他的名声已传遍许多国家，他那恬淡可亲的性格和真实不虚的才华，配得上这样的名声：格斯纳的田园诗绝非软弱的、无意义的创作，而是富有时代情怀和艺术格调的小品，唯有英雄方能超越；我们现在几乎不重视这样的作品了，也不知道五十年后的人们会如何评价我们当代人每天创作的一切。无论后世如何评价，当格斯纳坐在他的森林公寓里时，他周围的空气是诗意而艺术的，他那开朗的天赋和无拘无束的幽默，总能激起金色的欣悦之情。”

1788年3月，格斯纳去世，享年五十八岁。他受到了世人的爱戴和哀悼。

至于“他所享有的盛誉是否实至名归”，这不是由我们决定的。无论我们如何努力，都不可能在精神上彻底回归到某个时代。而在格斯纳所处的时代，“有教养阶层”的灵魂状态是这样的：格斯纳的诗歌满足了他们内心深处的需求和渴望，表达了成千上万人的感受。因此，他的诗歌是德国在精神领域从瑞士获得的宝贵礼物之一。就我个人而言，我承认，小时候读过的一些格斯纳的田园诗，以及在父亲书房里读过的许多18世纪文学作品，都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它们是那样纯洁动人、温柔可亲。从那时起，对这位失落诗人的一点爱就一直安静陪伴着我。

唯一有点困扰我的是书中古希腊式的长袍，引用自神话的名字，以及对忒奥克里托斯和一些希腊先贤的引用。多年后，我从一本格斯纳的传记中得知，这位忒奥克里托斯风格的诗人根本不懂希腊文，也读不懂任何希腊书籍。实际上，除了寥寥几个名字，我从未在他的田园诗中感受到过任何希腊气息。其实格斯纳的诗歌与忒奥克里托斯、阿那克里翁或其他古典诗人关系并不大。他的诗歌，他的情感世界，肯定不是某种历史情绪的复兴，而是某种完全现代的东西。它们属于格斯纳的那个时代，是1750年左右的陶醉与狂喜。格斯纳的散文诗曾让同时代的人如痴如醉，而其中的长袍和装饰，童话般的歌剧舞台和跨时空呼吸着的韵律，其实都不是希腊的，而是属于真正的歌剧世界。18世纪的歌剧，有着和格斯纳诗歌一样的情绪，一样飘浮在无尽时空中，一样嬉戏着。人们跟随诗句，怀着淡淡的哀愁，从现实生活进入一个仙境般的、脱离世俗的童话世界里。那些失落的创作，那些在我们后辈看来陌生而过时的东西，却在音乐中保留了它们的永恒性和有效性，而音乐不正是每个灵魂最终极、最崇高、最永恒的表达吗？人人都有摆脱庸常，逃避时间的心理需要。莫扎特的《魔笛》从18世纪来到今天，依然鲜活动人，而我们也盼望它更加简单化、游戏化。

每个时代都有其现实性，都有对日常生活的美化，每个时代都有对现实的逃避，每个时代都有对合理化和进步的追求，而每个时代也都有释放情感、挥洒人生的渴望。这些需求没有一个是对的，也没有一个是错的。一百五十年前，萨洛蒙·格斯纳的田园诗曾满足了人们最真切、最需要、最实在的愿望和需求。后来，有人唱完了他的歌，歌德也用青春诗篇圆满了他的旋律。也许，格斯纳已经变得可有可无，也许，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但他不仅仅是一件供那个时代进行音乐实验的乐器，他还是一个人，一个有个性的人，一种独特的、完整的造物，具有一切独特而短暂的魅力，无法复刻。或许他最好的创作并非写作，而是绘画，或许也不是绘画，而是最直接的生活。无论如何，不管在哪里遇到他的影子，我都倍感亲切。从小到大，德国和瑞士都是我的故乡，能在格斯纳的诗歌中读到如此温柔、如此美妙的瑞士，我真的太高兴了。我发现，我的两个祖国之间并不存在割裂，瑞士不是只出产像戈特赫尔夫和凯勒这样坚实、粗犷、有力的诗人，瑞士的诗人也会吹出细腻的调子，而这些调子我们只习惯于从施瓦本人、法兰克人和奥地利人那里听到。这点也很令我欣慰。

---1922年创作，黑塞为《诗歌》选编《萨洛蒙·格斯纳》并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