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傍晚去自习的路上，唐雨和我说起一个故事。他还在读小学的时候，有一天他的同学袁宁波得了两块钱，约他一起上街去买风筝。这同学的爸爸是地方黑社会的一个小头目，混得不好，独自在街上住着。乡里离街上不太远，他们便走去，先找到那位爸爸。他见儿子来了，很是高兴，带他们去买了一只燕子形状的棉白纸风筝，大约是一块八毛钱。余下的钱，又买了几片口香糖。回去走到鲁家桥时，离家还有一里多路，忽然下起雨来。小孩怕风筝淋坏，很努力地抱在怀里，然而风筝还是淋湿了，破了一个洞。回到家他们用普通白纸把洞糊起来，没想到白纸比棉纸重，糊上以后，风筝一边重一边轻，仍是飞不起来，直到最后也没有再放过。这故事很使我着迷，想起小学五年级的春天，妈妈上街买东西，答应给我带一朵头花。我从家里走了四五里路去迎她，见到了，她果然递给我一个，银色铁夹子上粘着一朵红纱绸叠成的大花，花心伸出几枝细小的假珍珠串成的须子。从田湖回村的小路上，水田曲曲漠漠，我走在后面，一路开开关关捏那个夹子玩，心里喜不自禁。忽然那朵花掉下来，夹子上只剩薄薄一片干硬的胶水。我把花捡起来，心里怕妈妈骂，自己的怅惘竟忘了大半，只是捏着慢慢走，一直到村口才给她看。那是我的第一朵头花，终于没有戴过。

他又和我说起另一个故事。一个被学校开除的、那时被目为“小流氓”的同学回来找另一个同学报复，在学校门口拦住了要和他打架。那同学拼命想跑回家，仍在半路给堵住了。双方都有一些帮手，那位流氓同学这时却提出要单挑，承诺如果打输了，从此以后便再也不来找麻烦。两个人于是打起来，到后来渐渐没有力气，便恰如鲁迅所写的王胡与阿Q打架，一手架住对方臂膀，一手揪住对手头发，僵持不动。这时在校的同学忽然狠狠用脚去踢那人的脸，踢得血都流出来，也不见他松动。又坚持了一会儿，那个人终于忍不住，承认是自己输了。此后他果然信守诺言，再也不曾来找过这同学。这故事却使我有些感怀，在我的少年时代，我的身边原也有几位这样游侠儿般的少年的。

周启林是我同村的邻居，比我和妹妹大两岁，却从小学三年级起便与我们同班，大约是留过级。他的大名叫启明，然而我们一直叫他“小林林”，或周启林。“小林林”这个称呼，在普通话里或许过于甜腻，用方言念来却是很质实的。如今想来，他实在算是一个俊美的少年，瘦而且高，有一颗小小的虎牙。他的妈妈从青阳嫁来，口音与我们略有不同，虽过了十几年，也不能全然改过来，比如把“脸盆”说成“面盆”，把“洗脸”说成“死面皮子”。有时有小孩故意在他面前学他妈妈说话，他必要发怒，把那可怜的小孩追打得满村逃窜为止。他的爸爸是一个木匠，有一套大小不同的油亮的刨子，在木头上推过去，上面便有薄而柔软的刨花跑出来。又有打洞的十字形的锥子，磨得风快的亮斧子，墨盒和墨笔，都是我们十分向往的东西。那时村子上的习惯，是有家具要打就请师傅到家里来做，朝来暮去，日中一起吃饭。他爸爸常常去人家刨木头，一面也种田。他还有一个姐姐，长得像妈妈，很清瘦，皮肤黑，比他大两岁。

因为个子高，年龄又稍大一点，周启林算是小孩子里领头的一个，李祝敏则是另外一个。李祝敏和周启林同岁，他的弟弟李祝芳小他一岁。李家在离村一两里外的河边，单门独户，屋子向阳一面长高高一堤斑茅，屋外不远便是河滩和坟山。除了放牛和三月三掐蒿子，我们平常很少去那里。偶尔去他们家玩，家里照顾他们的只有奶奶，他们父母去东莞打工了，只有过年过节才回来。在村里人看来，这正是他们值得羡慕的地方。我们用水瓢舀水喝，房间里还是旧式的有榻板的木床，床前绣着燕子的白帘子上的黄流苏也还不曾坏。门口一棵酸枣树，结了青绿的小枣子。到五年级时，他们家在村口一块田上盖了一栋楼房，从河边搬过来，不再单家独户了。李家妈妈是一个个子很高的女人，会赌钱，会抽烟，会抽烟的女人在村子上很少见。她的名字叫夏菊花，大人们都叫她“夏大脚”。有一年端午她到我们家来坐，她和妈妈说着昨天打麻将输了多少，我偷偷看她的脚，穿一双白色的帆布鞋，像船一样的，没系鞋带。她说话声音很大。

大约四年级时，我们语文老师换成了新上任的年轻校长，我们叫他王老师。他教我们唱歌，虽然只有一首《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给班上过生日的同学画卡片，虽然只有一次，等我生日时他就已经忘了这个许诺，使我十分妒羡那个比我早出生一个月的同学。有一天，王老师忽然心血来潮，要全班同学回去画一幅画交来，画得好的就贴到教室后面的墙上。我们没有水彩笔，蜡笔也是十分奢侈的愿望，同学都只用铅笔画。自己画了什么，我早已记不清，我却记得李祝敏画了白红梅香烟壳上的红梅，一枝一桠描得仔细，又不知从哪里借来红色水笔，把红梅涂上颜色。老师很高兴，宣布他是第一名。他的画于是贴在教室后墙的中间，和他那时喜欢的一个名叫罗蜡梅的女孩子的画排在一起，他为此很高兴。他在那时候就已经很高，他的弟弟却矮矮的，像是给哥哥遮住了一般。五年级末尾，离中考不到一个月，王老师决定给我们补夜课。放晚学后，我们回家吃过晚饭，又回学校看书。这是上学以来我们第一次尝到“补课”的滋味，并且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在夏天晚上离家玩耍，兴奋得简直有些异常。晚上九点多回家，一个村子的人一群，没有月亮，有手电筒的人炫耀他的手电筒，没有电筒的跑去人家田里堆的草垛上偷稻草。一人挟一把稻草，抽出一束来点着，没有风，我们便跑，跑得草束上火呼呼燃烧起来。第二天早晨上学时，路上扔得一摊一摊残剩的稻草梗，端头烧得黑黑的。

李祝芳在这时请我和妹妹给他帮忙。他喜欢上了班上一个姓张的女孩子，而她是我们很好的朋友。他骑了自行车来上夜课，这本身近于炫耀，那时班上还很少同学有自行车，他竟然还想送那个女孩子回家。然而她成绩很好，家里又管得严，单独送会被拒绝，所以想让我们陪着他一起去。女孩子的家在我们上面一个村子，要多走一里多路。我们很高兴地答应了，晚上他骑着车，请那个女孩子坐在他的车上，他竟然没有被拒绝！我们都高兴极了，叽叽喳喳陪他们说话，他慢慢骑着，我们在一边点着火把，有时搭着车龙头，有的扶着车后座，快快地走。暗夜里火把逐渐消散，把张同学送到她家的竹林外，他便骑车带我们回来，我和妹妹一人坐前面，一人坐后面。谁也想不到，这样的好日子在一个星期后就突然结束了：王老师决定不补课了。但无论如何，这埋下了他们爱情的种子，一直到她初中毕业，他还是喜欢她，并且私下里讨好她，和她好好说话。

杨爱红是村子上第三个个子高的男孩子，他的脾气却很老好。他的爸爸有一只眼睛得了白内障，村里人喊他“杨老瞎子”。杨爱红的爸爸妈妈是村里第一对离婚的夫妻。她先是出去打工，回来后离了婚，因此很受人闲话。她也是会抽烟的，小孩子在村子里看到她手里拿一根烟，都觉得有点害怕，离婚在那时的我们，是完全不能懂得的遥远的事。几年后她嫁给村子上另一个人，在村尾盖了两间小小的平房过生活。那时杨爱红也有了新妈妈，一个瘦小的脾气柔弱的女人，她常穿一件黑色的薄褂子，拿着锄头在菜园里整治。因为做家长的重男轻女，杨爱红的两个姐姐都没有读过书，十六七岁就嫁了人家。他家里也的确很苦，冬天里他们捉老鼠，洗净了用盐腌过，晒干了炒来吃。他家在村头，东面有三棵很大的枫杨树，夏天我们常在树下乘阴凉。傍晚他们家炒了苋菜，苋菜汁把饭泡得紫红紫红的，他大口吃饭，看得我眼睛都巴了，因为我妈妈总是不种红苋菜，我不能有机会像他那样把整碗饭都泡红了吃。那么好看的红颜色！有一年冬天下雪，他们家的火桶里炭烧得很暖和，我在那里玩，看他们中午吃年糕，加上初冬腌好碾碎的辣椒酱。最后剩下一点薄薄的辣椒水，他把水倒掉，门口雪地上立刻化出一个小小的坑，上面红红的。我默默看着，不知怎么想起《白雪公主》的开头。杨爱红的成绩颇差，总是被老师骂，然而他并不木讷，春天带着小孩子上山掐蕨菜，秋天打茅栗子的，往往是他，大概他不擅长的，只是课业的学习吧。

那时整个村里的小孩，大小有近二十个，我们常在一起玩的，是躲猫、跑大龙、丢手绢、跳大绳、跨步子、踢毽子。跑大龙时，他们个子高力气大的，常常站在最中间，以彰显队伍的勇气和信心。有时一起擗了细竹子，把端头弯成一个环，天黑前满村的屋檐墙角去粘蜘蛛网，为的是能扑蜻蜓，最后粘到的只有蚊子。或者一起去林场偷茶叶，派一个人引开看茶的老头，一群人则拼命跑到附近的杉木林子里去。有一年男孩子们爬到周身是刺叶的杉木树上掏白鹭的窝，掏到几个指头大小的布着褐斑的蛋，都挤到村口桥下空地上拿杉木刺来烧，吃时腥气极重，又哇地一口吐出来，再也没有人管。又有一年，因为学了《社戏》而很向往他们的偷罗汉豆，在河滩放牛时我们各自从家里带了新鲜蚕豆、油盐、八角和锅，在田埂上挖了一个简单的灶洞，去田里偷打过子晒干了正好烧火的油菜杆子来烧五香蚕豆。那一锅蚕豆的味道很不坏。

村里人一起长大，在学校又是同学，自然不会无缘无故受欺负，他们脾气的争强好胜，直到初中才显现出来。全乡只有一所初中，却很是混乱。那时街上电子游戏机刚刚流行不久，夏天午后，灰尘干燥得到处飞扬，游戏厅门口拖着脏得发亮的布帘，布帘和地面之间一小截空档，总要露出几个旷课学生的腿。常有街上的小混混找来，与他们看不顺眼的学生打架。初一时教我们英语的班主任只上了不到一个月的课，便因癌症去职，直到第二学期才有一个女老师来给我们代课。女老师三十多岁，瘦极而干，涂着绿色眼影，烫一头方便面一样的小波浪，她的名字叫孔艳屏，我们私下里都叫她“孔雀开屏”。她只用一节课就给我们把一个单元的单词和课文都念掉了，剩下的时间用来扯淡。她半倚在第一排同学的桌角，轻轻抖着大腿，腿上是那时流行的黑色健美裤，轻轻一笑说：“你们看某某坐牢出来，白白胖胖，你们听他吹在牢里过得多好！那是浮肿，一捺下去一个洞，要好久才能泡（pāo，意为松软地鼓起）起来！”那个某某是学校从前有名的混混，后来被开除，终于去坐了牢。我们在下面听着，吓得一惊一乍。

及至初二，我和妹妹转到五班，和周启林、李祝敏兄弟同班。教室把他们拘管得紧，一开始胆子也没那么大，就偶尔旷个课跑到外面去玩。人在外面混，难免要遇到不顺眼的，慢慢地就在学校后山和人打架。我们学校的后山是一块宝地，一片连绵的山坡，灌木丛生，也有长满茅草的坡地，谈恋爱和打架都是很好的地方。常常这个班的霸王和那个班的霸王互相不服气了，就约到后山去打一架。有时放学后，刚离了学校门口那条水杉道，他们站在那儿，看见不顺眼的同学，就使使眼色叫人家过来，踹上一脚。那同学屁也不敢放一个，拍拍裤子上的灰，赶紧回家去了。那时候周启林喜欢做的事情，是每天早上站在村口的坝埂上，等上面村子的钟国林骑车经过。他喜欢钟国林的小自行车，每回看见他，就把他从车上拉下来，让他骑自己的大自行车，自己抢他的小车骑。

对我和妹妹，他们始终很温和。学校离家十五六里，只有初三两个重点班的学生才能住校，六七十人住在一间阴潮的大屋子里。我们每天来回走，他们有自行车可骑，回家或上学路上遇见我们，如果还没有载别人，就问我们要不要他们带。有一天李祝芳骑车带我，李祝敏带妹妹，他骑得那样飞快，连把妹妹颠下来了都不知道。九八年发洪水，通往街上的水泥大桥被冲垮，中间断裂处成一个扭斜的V字。这危桥一直过了两三年才修好，他们骑车经过时，仍然不顾一切冲下去，冲到V字底车轮重重一撞，再用力踩上来，使人见了害怕。他们的胆子这么大，在学校合起来跟别人打架也是很自然的事了。又因为同村，自然比别人更为亲密，自成一派。李祝敏不再喜欢蜡梅同学，而钟情于另一个班的一个女生。有一天他央求我在他手上的一个大瘊子上写一个繁体的“凤”字，这是那女生名字的最后一个字。他说要用圆规把这个字刺出来，用点蓝墨水腌腌，做成一个文身。又很坦诚地跟我说，为什么要写在瘊子上，是怕将来有一天不喜欢她了，到时候可以把这个瘊子剪掉。我听得心惊肉跳，但是他再三请求，我只好拿起他递上的那支圆珠笔来写，终于是写不好，连他也不得不承认那字并不比他自己写出的好看，于是放弃了。

初二的夏天还没有结束，一天中午，周启林握着一根断板凳腿，骂着从窗外跑过去。我知道他大概又是和谁打架，心里虽然害怕，却不曾想到这一次竟成为他学生生涯的终结。教室临着马路，下午外面忽然纷扰起来，正在上的是语文课，给我们上课的也仍然是王老师。这一年他调到乡里，成为我们初中的校长，然而也只有这短暂的一年，后来就又回到了小学。一群人冲进教室，砰地把门破出一个洞，领头的人大声喝问：“你们班哪个跟周启明是一个村子的，他家在哪块？”

同学很自然地把目光看向我和妹妹。王老师走上来问发生了什么事，得到的答案是他一棍子敲了三班一个同学的后脑勺，那人昏迷不醒。现在拥在教室里的，就是那个受伤的同学的亲戚。

他们看出来我们可能和周启林同村，一个人走过来，大声问妹妹：“周启明家在哪块？”

妹妹摇摇头，说：“我不晓得，我跟他不是一个村子的。”

他们问不出来，等了一会儿，骂着走出去了。后来到底有没有找到周启林的家，我们不知道。接下来的几天，消息便渐渐传出来：被打的同学成了植物人。那个同学是街上的孩子，家境原本比较殷实。这是飞来的横祸，奶奶和妈妈终日哭泣。周启林大约是当天夜里便逃走了，起初躲在亲戚家，后来才渐渐远走。然而这些，后来他偷偷回来一段时间，我遇见的两次，都没有问过。一次是冬天，那一年他家隔壁的赵德满结婚，新娘子从贵池接过来，我的二姐跟着接亲的车子去当伴娘，喜欢上了那个新娘子的弟弟。他在那个冬天回来住了一段日子，我偷偷翻了二姐的日记，才知道他原来是喜欢二姐的。然而他并不说什么，只是笑笑地看着那个新娘子的弟弟，那个男生有一张圆圆的可爱的脸。最后一次遇见他时我已在读高中，每两个星期回家一趟。我在他家的路边偶然看见他，很吃了一惊。他的模样几乎没有变，仍是清瘦秀气，只是更高一些。隔壁家红砖院墙里，红色的美人蕉花在开。我问他是否还好，他说还好。又问我如何，知道我去了县城里读高中，便表示出“以后是你们有前途”的意思。不知道为什么，这次见面，总让我觉得有些尴尬与凄惶，我不便问他在哪里，匆匆地道了别。后来哪一天，他是怎样悄悄走的，也没有人提起。自他出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连他父母也不在家住，大约怕仇家报复，屋门镇日紧锁。他的姐姐也外出打工，不几年便嫁了人。我还记得小时候去他家借葫芦瓢，走进昏暗的厨房里，锅盖沿冒出蜿蜒的白气。他家菜园旁有一棵小小的毛桃树。

那一次打架，李祝敏也在其中，虽然人并不是他打坏的，从那以后，他也没有再来念过书。先是出去躲了一阵，后来便随父母去东莞打工。接着出去的是弟弟。初中毕业后，除了我和妹妹还有那个姓张的女孩子继续上高中，我们村子及前后村子的所有同学，几乎无一例外地，跟着年龄稍长的兄长们，全部流入了当时涌起的打工大潮中。过年时远在南方的人们回来，笑笑骂骂喝酒吃菜，讲他们在东莞的故事，怎样把店里整箱的啤酒抽出一瓶，敲掉瓶底，喝干后放回原来的地方，看起来还好好的；怎样在旅店住宿时把店里的电风扇拆下来，装在包里带走。我在李祝芳十九岁那一年最后一次见到他，他长成了一个一米九的大个子，玉树临风地带回了一个比他更年轻的小姑娘，和她肚子里的孩子。他成了一个年轻的爸爸。那时他回来，为着把妻子安排在家养胎。几年后听闻他离了婚，建在村口的那一栋当年的新房子，如今已经破败，空无一人。周家的房子也已索落，不知道他的父母去了哪里，门口的水塘里，再没有谁养起灰鸭子把水搅浑。周君不知是否还在逃亡的路上，或是在一个陌生地方默默隐姓埋名生活。只有杨爱红，四年前回乡，傍晚我们偶然在我家门口相遇，他陪我坐在朝西的大门槛前说话，告诉我他在青阳做生意，妻子是青阳人。太阳落到西边连绵的山里，黑色的成阵的蠓蠓子飞起来，这些年过去，他也几乎再没有他们的消息。命运这样不可捉摸，像武侠小说里的结尾，侠客们风流云散，只有和那些激烈的少年生涯不相关的人们，偶然说起曾经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