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略微早起了一点，想在雷顿到达之前赶到办公室，把模块放回原处，这样就省得解释了。可当我骑到圣阿尔代街上时，看到爱丽丝商店的女孩正在费劲地开卷帘门，就停下来帮她。我们一人一边，大喘了几口气，终于起开了门下的钩子。每天骑车飞快经过时瞥见她的点滴，如今幸福地被确认了，此刻她就站在我的身旁。她用最迷人最热情的方式感谢了我，一闪而过的微笑和酒窝，同时把一绺散落的栗色头发拨到耳后。她的眼睛是榛子色的，活泼而敏锐，一边眉毛上穿了个小小的、抓人眼球的环。她仍然看着我，在那蕴含着期待的微微停滞中有某种东西，使得我想找个借口再待上一会儿。于是我问她有没有刘易斯·卡罗尔的传记。

“有整整一排呢！”她指着一个小书架的下方，那架子上全是关于牛津的书。

厚度最突出的那本，也是我最先拿起来的那本，是桑顿·里维斯写的传记，我记得拉尼拉爵士提到过。女孩也蹲了下来，我们的膝盖靠得非常近，都快要挨上了。

“这本是最新的传记，应该也是最详细的。但我们也有最早的卡罗尔传记的翻印本，是他侄子斯图尔特·道奇森写的。还有其他人写的。比如约瑟芬·格雷写的，这是我最喜欢的。还有一本是游客买得最多的，上面有他们要逛的所有地方的照片。在那个书架上，有一本心理家写的传记，根据卡罗尔的生活经历来分析他书中的符号。甚至还有一本数学家雷蒙德·马丁写的书，上面收集了卡罗尔的所有逻辑谜题。”

我惊讶地看着她：

“雷蒙德·马丁？”

一听到这个名字，青少年时期的记忆都回来了，我看过好几本他的书，都是廉价版，内容涉及逻辑悖论、数学与魔法、数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到目前为止，对我来说，这是个只在书里出现过的高高在上的名字。我翻开书，在勒口上第一次看见了这位先生的照片，他已经很老了，但眼神中仍然带着叛逆和几分嘲弄，长长的头发几乎全白了，在脑袋后面扎成了马尾。

“我知道他在这儿待过一段时间，就在牛津。”我说。

“他们都在这儿待过，不是剑桥就是牛津。这本书很有意思。书中还收集了卡罗尔的文字游戏，甚至还有他发明的一种密码。”

“你要说这整架书你都看过，我也相信。”我钦佩不已。

“事实上我确实看过，”她接受了夸奖，语气近乎害羞，“在旅游团到来之前，这里的早上很无聊。顺便说一下，”她突然朝我伸出手来，“我叫莎伦。”

我告诉了她我的名字。我俩看着对方的眼睛，她把我的名字重复了几遍，发音还是不太对。

“是西班牙语的名字吗？还是意大利语？”

“其实我是阿根廷人，”我说，“到这儿一年了，学习数理逻辑。”

“啊，是的，”她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去年夏天我也见过你，开一辆敞篷车，跟一个红头发的女孩一起。”

“是的，她叫洛尔娜[见作者的《牛津迷案》。]，”我马上澄清道，“她是我的网球球友。可她回爱尔兰度假去了，还嫁了人。”

她微微一笑，有点茫然：我想起来，在我的口音变得纯正之前，我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人当真，这可真要命。我又从架子上拿起几本书，它们被放在一起，像是哪套丛书的一部分。这些书的书脊上印有一条用英语单词拼成的螺旋线，越到外围颜色越淡，下面标着“消失的故事”。[原文为英语Vanished Tale。]

“这是刘易斯·卡罗尔兄弟会的出版社。”她说。

“哦，这个兄弟会，明天邀请我去参加会议，”我想震她一震，“可是很惭愧，我对卡罗尔一无所知。”

“什么？那我可真的有点嫉妒了，”她咧开嘴，脸上的笑容更深了，“我出生在达斯伯里[位于英国柴郡，刘易斯·卡罗尔出生于那里的一个小村庄。]，知道卡罗尔的所有事，却从来没有收到过这样的邀请。我总觉得兄弟会的成员都是一群老家伙，穿得人模人样，戴着的永远是怀表，喝的永远是红茶。但我还是挺想看看里面到底有些什么，哪怕从钥匙孔里瞄上一眼也好。”

“我很想邀请你跟我一起去，”我说，“可这是一次秘密会议。按理说我都不该告诉你的。不过，我觉得我可以在周六过来，跟你讲讲发生了什么。”

“哟，哟，还秘密会议呢……有什么可公布的呀，卡罗尔是恋童癖呗？”她笑了，“周六我不在，周末是另一个女孩值班。下周一吧，我还是很想听一听的。”

“那明天晚上会议结束后一起喝一杯怎么样？”我冒险提了一句，“你肯定憋不到下周一的。”

她看着我，像是被我逗乐了。

“阿根廷人，嗯，这会儿我看出来了。”她停顿了一下，像是在思考如何有礼貌地拒绝我，同时又留下一扇后门，“今晚，还有周末的晚上，我都要忙电影节，在奥迪恩影院举办的约翰·弗兰克海默[约翰·弗兰克海默（1930-2002），美国导演，代表作有《满洲候选人》《阿尔卡特兹的养鸟人》《五月中七天》等。下文提及的《第二生命》是他于1966年导演的作品。]的回顾展。”她从收银机旁的那摞传单里顺手递了张给我，“我确实很感兴趣，但我应该可以忍到下周一。”

只听一声铃铛的清响，第一批游客来了，她恢复了正经模式，指了指架子上的书。

“你要不要买一两本？”

我手里还拿着斯图尔特·道奇森写的卡罗尔的第一本传记，以及雷蒙德·马丁的那本《谜题、游戏和密码》。

“先拿这两本吧，”我说，“我下周再过来。”

我跨上自行车，奋力加速，希望能比雷顿更早到达办公室。剩下的那段路上，我又捋了一遍人与人之间互相接近的代码，刻在物种本能中的算法，最古老的象形文字：小动作、微笑和目光里的加法与减法。就我自己感觉，综合起来，我还是有不少机会的。我又看了眼电影节的传单，仿佛它是什么能带来好运的证书，然后幸福地登上通往阁楼的台阶。推开办公室的门，雷顿已经坐在那儿喝咖啡了。他看见我，把脚从办公桌上放了下来，朝走廊方向点了点头。

“电脑上的模块不见了。”他说。

他的语气里没有丝毫的怀疑或担心，他只是在描述一桩意外事件、他视野里（此刻而言，就是那块方形门玻璃）一个无比轻微的变化，没什么可担心的。

“没有，在我这儿呢。”我尽量不慌不忙地说。我从背包里掏出模块和一把十字螺丝刀，把它装了回去。“我昨天在这儿待到很晚，后来它不知怎么坏了，我就把它带回去修理。现在应该好了。”

当然，雷顿什么也没说，也没有一丁点兴趣去看看模块究竟装好了没有。我怀疑待会儿时间到了，他穿上鞋子登上某个假定的讲台，还能不能记得几小时前模块曾经消失过。我一直在想，世界上每天发生了多少总和为零的、无比微小的变更和替换啊。蝴蝶效应，以其令人窒息的诱惑力，得到了中国谚语乃至诸多文学作品的支持，而与此并存的另一个现象，它平淡无奇、无关紧要，但同样频繁地发生，主导着它的，是无数未经发现的窃取与还原、半途而废的冲动、没能在世界另一头掀起大风大浪的撤销、后悔与退缩。即使是克里斯汀的盗窃行为，已然触动了两三个零件和齿轮，但周五过后，它又会变成不过为期几天的借用。那份文件将回归原位，宇宙与之前并无不同，小小一个破口，连疤痕都不留。而归根结底，这不就是我在试图研究的复制问题吗？也许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所谓真实的宇宙，因为宇宙本身也可以被想象成打着无数个细碎的补丁，它们都是由无限小的更替构成，同时满载着各种完美的复制品，每一个复制品都谨守着一个秘密。

午饭时间，我下楼去小克拉伦登街上那家一贯光顾的咖啡馆，要了个三明治。回来的路上，我碰到了塞尔登。他告诉我，他已经跟拉尼拉爵士讲过，后者同意我参加会议的前半部分。他已经给兄弟会的其他成员发了电子邮件。有几个第二天会从伦敦赶来，而此刻，他正要去约瑟芬·格雷家。老太太年纪很大了，他说，没有电脑，没有电子邮箱，还耳背，恐怕在电话里听不清楚。

我告诉他，我早上刚看过她写的刘易斯·卡罗尔的书。

“她现在几乎走不动路了，”塞尔登说，“但我想，她一定不想错过的：对于那页日记，她有自己的看法。希望她的司机可以把她拉过来。”

下午，我开始心不在焉地翻阅斯图尔特·道奇森的那本传记。书的开头写道：“献给刘易斯·卡罗尔的小朋友们”。这就好比一个初始化语句，为全书定了调。斯图尔特本人也是这些小朋友中的一员，对这位哈默林的吹笛人[哈默林的吹笛人是欧洲流传已久的民间传说，吹笛人用笛声引诱孩子们，并将他们带走。英国诗人罗伯特·布朗宁（1812-1889）曾据此写作儿童故事诗《哈默林的花衣吹笛人》，《格林童话》中也有此故事。]的魅力和手段再熟悉不过。很快我就理解了拉尼拉爵士竭力维护的对于那个时代的认知：这位侄子在谈到叔叔对儿童的偏爱时，不仅没有表现出任何质疑或不满，反而将其细节一一道来，并怀着一种质朴而坦率的骄傲加以夸赞。不仅如此，他还赋予这种偏爱一个宗教维度，有个很有意思的论点：“我觉得，比起男人和女人，孩子更容易让他理解；文化把成年人变得非常难懂，因为世俗规矩就像帘幕，遮蔽了我们每个人心中神性的火花，我们变得如此怪异，以至于不完美都比我们制造出的完美更完整地反映着完美，而在孩子身上能看到比成年人更多的属于神的东西。”我停下来，在这句话下面画了条线：不完美都比我们制造出的完美更完整地反映着完美。我想，即使是多年后的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1904-1969），波兰小说家、剧作家，被米兰·昆德拉誉为“我们这个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与卡夫卡、穆齐尔、布鲁赫并称为“中欧四杰”。]，也不一定说得出比这更好的句子。斯图尔特不仅没有遮掩或一笔带过，反而在后面用了整整两章的篇幅来讲述他和孩子们的关系，以及他的照片和书信，其中讲到——坦然得让人有点不寒而栗——卡罗尔出游时总是随身携带一盒拼图，以吸引路上可能遇到的小旅伴；而去海滩时，他总不忘带上几个曲别针，这样如果哪个女孩想到海边走走又不想弄湿裙子，他就可以捧着救命的礼物凑上去，边给她把裙摆别上边搭话了。

我继续往前翻、往后看，不时被卡罗尔本人数量众多的插图所吸引，注目良久，好像它们能告诉我更多关于这个人物的信息，直到有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赶不上八点那场电影了。但不管怎样，我还想给自己一次机会，今晚再见到莎伦一面。于是我冲了个澡，快手弄了晚饭，走上城中心已经空无一人的街道，目标是最后的十点场。排队等候观看《满洲候选人》并试图找到莎伦的当儿，二号厅的门打开了，那里放映的是《第二生命》。在走出来的人群中，我冷不丁瞧见了克里斯汀，她独自一人，慢慢地走着，似乎回到现实世界让她有些不知所措。我走上前去和她打招呼，她过了一会儿才认出我来。我看见她的眼镜片起雾了。

“你还好吗？”我问道，“什么电影这么悲伤？”

她强拧出一个微笑，摘下眼镜，让我第一次看到她不加遮挡的双眼，无比清澈，此刻盈满了泪水。她擦了擦眼泪，不好意思地哼了一声。

“是挺悲伤的，是的，但也是我傻：我总是在电影院里哭。恰恰是今天……我不应该看这个的。不过你别在意我。电影是不错的。”她把眼镜戴回去，看着我，忍不住又说了一句，像在申明原则，又像在慷慨陈词：“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值得拥有选择第二次生命的权利，就像那个可怜人一样，只是结局别这么糟糕才好。”

她继续盯着我看，像在寻求我的赞同，直觉告诉我，她内心说的是她自己。

“说不定你找到的那张纸片，”我说道，“就是你第二未来的开始呢？”

“说不定，嗯。”她试图在泪水中露出微笑。“那你明天会去吗？”她问。

“当然，”我说，“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我。”

她又笑了，似乎我的决定让她感到些许骄傲，随后她转过身去，举起一只手。我一边回到我的队伍重新排队，一边目送她独自在黑夜中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