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的早晨伴随着一场持久的大雨，不断敲击着我的窗檐。到上午十点，雨势虽然小了，但没有要停的样子，我想，还是打把伞，走去数学研究所吧。第一年在夏镇的租约到期时，我决定接受导师的提议，搬到圣安妮学院为研究生准备的一个小房间，那里离数学研究所更近。现在步行不超过五分钟。到了研究所，我在我那格收件柜里发现一封来自阿根廷的信，里面有几张需要填写的表格，还提醒我，期末我得提交报告。我当下决定，先借访问学者办公室把表格填了，能填多少就多少。结果我一口气填到了中午，用尽可能少的术语解释我的项目，不禁问自己，如果我向评审委员会透露这个程序初次实践是派上了一个多么出人意料的用场，他们会如何评价。这也让我又一次想到克里斯汀，想到她在地下室电脑前那张容光焕发的脸和离开电影院时那双满含泪水的眼睛之间的反差。真的只是因为电影吗？我觉得不是。大约十二点的时候，雨停了，但一整个下午我仍然躲在图书馆里，查找自己还没有找到的参考资料。我在做笔记、查找书籍时，仍然不停地想到克里斯汀：看着手表上缓慢流逝的时间，我意识到，我不仅迫切想要知道那句话的后半部分，也迫切想要再见到她。一种对偶性，当然不是拓扑学上的对偶性，在我心中生长开来，或者说，把我一分为二。如果两天前我还只能傻看着大学公园的草坪怀念洛尔娜，那么现在，莎伦和克里斯汀的脸庞同时出现在我眼前，像一个刺心的抉择，在我内心深处斗争着，比黑格尔的对立更甚，二者都有强有力的、令人信服的论据。我看见克里斯汀在电影院告别时高举起的右手近乎一个誓言，又看见莎伦在拿书给我时离我如此之近的膝盖和脸庞。两人对我的吸引力似乎是完全对等的，我的逻辑判别式（连卡罗尔的都不行！）根本不能告诉我该选择哪一个。六点差一刻时，我沿着圣吉尔斯街向基督教堂学院走去。走到半路，我看见塞尔登从泰勒图书馆出来，正想叫住他，又忍住了，不如跟在后面，从远处观察一下他。我心想，实际上我对塞尔登知之甚少，而从远处观察一个未经准备的人，哪怕你对他再熟悉，也会让他披上一层神秘面纱。他仍旧是那个姿势，低着头，迈着长长的步子，身体略往前倾，一副冲锋的样子，一手插兜，另一只手拿着一本看起来又厚又重的书。从后面看他的头顶，灰白的头发有了早期“地中海”的迹象，这是我先前没有发现的。但他仍然保持着轻快的步态，仿佛他体内有种安静而徐缓的力量，他从来无须动用它，就像他在研讨班上引导讨论，或是在快速书写逻辑论证的关键步骤时，头脑中迸发出的力量一样。我不知道女学生们是不是还会觉得他很有魅力；我尤其不知道，克里斯汀还是他的博士生时，他俩是什么关系。他主动提出陪她走到公交车站时，我没太在意，可她答应得过分爽快了。这肯定不是他俩第一次一起走了。我还注意到，她对他直呼其名。当然，这一切可能是完全清白的。我很清楚，在英国，周五放学后，老师是会和学生一起在酒吧里喝得烂醉，三杯啤酒下去，各种令人困惑的礼节就都乱成一团，然而到了下周一，他们在走廊上遇见时，还是会保持距离。我所认识的老师，至少是数学研究所里这个很小的样本，跟阿根廷的大学相比，与学生的关系都要更亲密、也更疏远。要解释这种矛盾，我猜，是因为这里的导师制度，更是因为周五的烂醉。走到马格达伦大街附近，我加快脚步，喊了塞尔登一声。他回过头，朝我露出了一个毫无准备的微笑，一贯地亲切。我被弄得有点不好意思，同时瞄了眼他拿着的书，竟然是斯图尔特·道奇森那本传记的原版，我先前看过的那一本。我想知道他为什么看这本书，但又没有下决心问怎么会这么巧。我们来到基督教堂学院，门口停了辆闪闪发亮的老爷宾利车，看起来像是专门为了特殊场合而擦得光亮。一个印度或巴基斯坦司机下来打开后车门，一位年纪很大的老太太扶着他，一手拄着拐杖，费劲地下了车。

“是约瑟芬·格雷，”塞尔登说，“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老太太一看见我们，就发出一声欢呼，似乎一下就站直了，年轻了好几岁，脸庞被闪电般袭来的热情给照亮了。她双颊上的皱纹就像向量场一样，齐齐转向上方，美女——她曾经无疑是个美女——特有的东西似乎就要浮现出来。

“我说阿瑟……大日子终于要来了？即便你不能讲，现在也得告诉我，既然我们都到这儿了。我整宿都没睡着。那页纸终于出现了？我还以为我到死都不会听到更多关于它的消息了。我特意叫人把车开来，今天不坐出租车了！可是你敢相信吗？”她指着她的司机说，“马赫穆德的儿子昨晚未经允许就擅自把车开出去，还把车撞坏了。那女孩来了吗？这小伙子又是谁？”

走进大堂时，她一边一个，挽着塞尔登和我，眼里闪着快乐的火花，轮流看着我俩。

西班牙俗语“hablar de bueyes perdidos”，字面意思为“聊聊丢了的牛”，实际意为“随便聊聊、吹吹牛”。 “《雨中曲》里的黛比·雷诺斯也没有我这么好的伴儿！所以你是阿根廷人？真有意思。阿瑟，你的第一任妻子也是阿根廷人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这辈子认识不少阿根廷人呢。口音跟意大利人的很像，你不觉得吗，阿瑟？说话时还会把手挥起来，做着滑稽的手势，ma que cosa dire[意大利语，意为“你说什么”。]。但我还是闭嘴吧，不然这小伙子会以为我得了老年痴呆。什么时候你得和阿瑟一起到我那儿去，我们聊聊……你们怎么说的来着？聊聊丢了的羊？不对，是丢了的牛吧 西班牙俗语“hablar de bueyes perdidos”，字面意思为“聊聊丢了的牛”，实际意为“随便聊聊、吹吹牛”。。瞧瞧，又绕回来了，丢了的牛，丢了的日记……你真的不告诉我吗，阿瑟？”

我们上到二楼，两个人几乎是架着她在走，穿过门，走进一间会议室，里面有张长桌，周围已经聚集了不少人，大都在一盘糕点和热饮壶边站着。塞尔登给我介绍了一个非常瘦小的男人，身体各部分的比例都是微缩的，有点像小人国的居民。他就站在门口，穿了件皱巴巴的褪色夹克，我估计是在童装店里买的，脸庞看上去像一个年迈的、害羞的彼得·潘。我朝他弯下腰去，他轻声说出了他的名字，亨利·哈斯，像在说悄悄话似的，眼睛也没抬一下，畏畏缩缩地伸出一只手，我刚碰到就缩了回去。

“亨利出版了一本非常有价值的书，汇编了卡罗尔和他所有女性小朋友的来往通信。”塞尔登说。对此，小矮人点了点头，脸色因为自豪而有点泛红。

“他还把卡罗尔给那些女孩拍的所有照片都建了档，”约瑟芬补充道，“如此累人的工作，他完全出于自愿，而且无偿，虽然用他自己的话说，没别的，只有快乐。”

小矮人再次点了点头，脸色更红了，仿佛感觉到了所有人对他的那种隐隐嘲弄，对此他还没办法辩解。我环顾四周，立刻发现，克里斯汀还没到。会议室的墙上，刘易斯·卡罗尔不同年纪的照片挂成一个U形，从婴儿时期他爸妈抱着他的第一张全家福，到我估计是他最后一张存世的照片，两鬓的余发都枯萎花白了，很快将迎来他的死亡。经过一个低矮的玻璃柜时，我看到里面有他那些成书的初版，以及一些插画和书信的原件。我还看到，其中一面墙上挂着一张照片，似乎是很久以前兄弟会召开会议时拍摄的。塞尔登当时还很年轻，站在最边上，而领衔众人的是穿着一身白色礼服的王子殿下。我指了指那张照片，塞尔登笑了。

“他是兄弟会的名誉主席，当然，他从未参加过会议。他只是在成立大会上露了个脸，拍了这张照片，但我们一直把主位给他留着。”

“我们觉得卡罗尔会喜欢这个细节，”约瑟芬对我说，“他很敬重王室。”

我们把架着的这个可敬的负重卸到一张椅子上，随后塞尔登殷勤地问她想喝点什么。

“当然是我的第七杯牛奶咖啡了，”约瑟芬说道，“你忘了？我马上就要赢了。小伙子，”她从包里抽出一条丝巾递给我，“方便帮我把眼睛蒙上吗？”

听到这个请求，我心想，老太太不会真的老年痴呆吧。塞尔登看见我拿着丝巾不知所措的样子，朝我点头示意。

“有一次亨利·哈斯给她倒咖啡，可他犯了个大错，先加咖啡后加奶，”他跟我解释，“结果约瑟芬拒绝喝。我们都笑她，因为谁都不相信她蒙着眼睛还能尝出来是先加奶后加咖啡，还是先加咖啡后加奶。然后她就向我们发起挑战。我们想起费舍尔[指罗纳德·费舍尔（1890-1962），英国统计学家、生物学家和遗传学家，现代统计科学的奠基人之一。]的统计学实验，决定给她倒八杯不同组合的咖啡，顺序完全随机。”

“目前比分是六比零，她赢。”亨利·哈斯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蒙着丝巾的约瑟芬骄傲地点了点头。我给她把结系好，跟在塞尔登后面，走向放着热饮壶的那张小桌。就在这时，一个高壮的秃头男人突然杀出来，拦住塞尔登，手里举着一个英格兰松饼。

“那个女孩怎么了，阿瑟？自从她去了吉尔福德，我就再也联系不上她，感觉她是不想接我的电话。我不懂你们为什么要搞得这么神秘。不管她发现了什么，我都有权立刻知道吧？最初是我提议让她去那里的。”听到这里，我明白了，这是桑顿·里维斯。他说话时带着一种半真半假的愤怒，似乎他们彼此之间太熟悉，没法真的撕破脸，又或者说，比起愤怒，他痛心的成分更多。“我给了她完完全全的信任，到头来，她有事只想跟她的前任导师说。除非你现在告诉我，她找到的那页纸上全是数学公式，不然我只能认为，她是对我有意见。”

塞尔登试图向他介绍一下我，可里维斯丝毫没有要放下他的杯子或松饼的意思。他眼睛都没抬一下，就到长桌中部寻找他的座位去了。

“可我真的不觉得那上面会是什么数学公式呢。”当我们终于来到热饮壶边，一个很老的男人和缓地说道，近乎自言自语。他正用颤抖的手给自己倒咖啡，那专心致志不让勺中砂糖不掉落的劲儿，像极了推理时徐缓的阐述。通过艰难推导书上勒口那张照片在恶意的时间箭头上的演进，尤其是瞥见了那条马尾辫，我意识到，面前这位颤巍巍的老人应该就是传奇人物雷蒙德·马丁了。他穿了条很肥的短裤，脚蹬拖鞋，一件白T恤衫上用红色大字印着“早死未遂”[原文为英语Too late to die young。]。他侧身瞥了一眼塞尔登，没有完全转过头来，似乎害怕直视会打破杯子摇摇欲坠的平衡——他的杯子倒得满满的——继而影响那把小勺本来就很犹疑的行进。“阿瑟，一收到你的消息，我就在想，能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召开临时大会呢？一开始我还抱有一丝希望，因为邀请是从数学所发出来的，上面写着你的大名。难道是卡罗尔编的那几百个逻辑谜题中的哪个被破解了？还是他引以为傲的某项发明的草图重现人世了，比如在黑暗中写字的设备、三轮车速度表、比斯克莱博[原文为英语Scrabble，是一种拼字游戏棋名称。]还早的拼字游戏？又或者《枕头问题集》[《枕头问题集》（Pillow Problems）是刘易斯·卡罗尔编的一本数学益智题图书，包含七十二个谜题，并给予解答。该书出版于1893年，并有个副标题，最初为《供不眠之夜思考》（Thought Out During Sleepless Nights），后改为《在醒着时思考》（Thought Out During Wakeful Hours）。]有新的从未被人发现的问题？还是他对三段论的格做出的又一个开玩笑似的分析？要不就是他那篇精妙的行列式论文的初稿出现了？但后来我发现，你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透露给我们。我一定是想多了：在我们这个年代，还有谁会对卡罗尔的智慧感兴趣呢？于是我又想，是什么样的发现不能提前说，因为一说大家就都明白？肯定就是那个了。每次都是那个。就这样，都不需要什么肯定前件式、否定后件式，我立马就推断出了会议的主题，如果不是我这双手已经完全不听话，我甚至能自己把主题写到会议纪要上。现在，我还是坚持我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贯看法，希望会议结束后，我不用重写太多章节。”

排到塞尔登了，他先把约瑟芬的杯子按先加奶后加咖啡的顺序倒好，又往自己的杯子里倒满黑咖啡。杯子放到约瑟芬面前的那一刻，围坐在桌子旁的每个人都期待地看着这场实验。只见约瑟芬喝了一小口，满意地点了点头：

“啊，所幸你这次的顺序是对的，我可以开始喝了。”她摘下丝巾，看向塞尔登，求证她是不是又赢了。“理查德，拜托你，”她高兴得像个孩子，“不管别的，先把七比零的比分记在会议纪要上，好不好？”

我端着自己的杯子来到桌前时，看见坐在我对面的是一对奇怪的夫妇。男的个子矮小，头发黑得发亮，像是刚刚染过。他把头发弄得非常平整，一条一条分开来，从一边脑门拉到另一边脑门，可能是想遮挡他的秃顶，不过做得有点粗糙，又或者是刚植了发，新头发在光脑壳上使劲生长着。他的脸上也同样存在着这种年龄上的对立：两颊的皮肤光洁红润，似乎保养得极好，眼睛周边却围着一圈圈发黄的皱纹，显得黯淡了许多，以至于我很难确定，他是整形到一半放弃了，还是他的衰老是徐徐下降的，作为最后的怜悯，还没有波及他的脸。他很瘦，好动，极不安分，两只眼睛像是在监控周遭的一切。他急忙从桌子上方把手伸过来，闪电般地握了一下我的手。塞尔登为我介绍，他是阿尔伯特·拉吉奥医生，并补充一句：是真正的医生，给人治病的医生。

“我是精神科医生，在海德堡读的研究生，”拉吉奥的语气中带着点自负，“不过我已经很久不替人看病了，现在我更感兴趣的是时间医学。很高兴听说你是阿根廷人，我之所以能进入兄弟会，都是你们那位大作家[指博尔赫斯。]的功劳。他写过一篇文章，透彻地分析了《爱丽丝》书中时间的停滞和变形。时间是可以颠倒的，信使在受审之前便被投入监狱，而其罪行竟是在被判处有罪后才犯下的。而在制帽匠家，茶会桌旁的时间被锁住了，永远是下午五点[上述内容出自博尔赫斯为刘易斯·卡罗尔《作品全集》作的序。该序收在博尔赫斯《序言集以及序言之序言》一书中。]。对我来说，这就像是一道天启的光，或者用大作家自己的话说，是‘引人继续去研究、去证实’[引自博尔赫斯《永恒史》。]的一个注解。打那以后，我就一直在研究、证实。而且不限于笔头。”他带着隐隐的自豪说道。

“啊，对，”雷蒙德·马丁嘲笑道，“他可是我们的时间博士：‘如果你同他保持良好关系，你要时钟怎么样，他几乎都可以做到。’”[引自《爱丽丝漫游奇境》第七章《疯狂的茶会》。]

坐在医生旁边的女人借着这小小的间隙和我握了握手，告诉我她叫劳拉，因为过于热情，声音有些颤抖。丈夫说话的时候，她一直面带微笑，似乎习惯了耐心等待这只孔雀开屏的过程。她看上去至少比他年轻二十岁，虽然她的美貌已经带有晚熟所特有的脆弱、已近黄昏的成分，但乍一看，仍然光彩照人。我好奇这张精致的脸经过了怎样悉心的保养，是不是她丈夫在她身上做什么秘密实验了。也许他是先给自己做的实验，但为时已晚，而在为身边的妻子补救时，他才渐臻化境。对于我向她投去的暗含敬意的目光，劳拉似乎还挺享受。

“劳拉研究心理学，”塞尔登说，“她写了一本很惊人的书，分析《爱丽丝》故事里的梦的逻辑，以及每只动物的象征意义。”

我对塞尔登足够了解，能感觉到他口中的“惊人”是什么意思，但这丝毫没有减弱我想尽可能多和她聊聊的决心。不幸的是，阿尔伯特·拉吉奥似乎不想给任何人讲话的机会，尤其是他的妻子。

“是我建议她博士论文写这个主题的。当时我看到很多学术期刊在争论第四章那只狗是什么意思，这是唯一没有和爱丽丝说话的动物。事实上它一句话也没说。”

“还是这家伙聪明。”雷蒙德·马丁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伸手又加了一勺糖，刚刚有人把糖罐端到了桌子正中央。

“真是一针见血啊，我亲爱的雷蒙德，”拉吉奥说，“我警告过你的：你搁这么多糖，是想我们提前听不到你迷人的讽刺吗？”他又把目光转向我，似乎很高兴有新人来为他帮腔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劝他。糖就是毒啊，纯粹的毒药！要我说，糖是人类的头号敌人。有人拿老鼠做过实验：糖是分子最好的氧化剂，不知不觉间，就加速了衰老。你瞧瞧他，再瞧瞧我，谁老？”他把脸凑到桌子中间，这样我可以一起看到他们。我试图想出一个不会伤害任何人的回答。雷蒙德·马丁又加了一勺糖，好像故意似的，眼睛里闪烁着顽皮的戏谑之光。

“求求你了，阿尔伯特，”他说，“如果你把染发剂的牌子告诉我，我立马就会变得跟你一样了。”

只听桌子的另一边传来撕包装纸的声音，一个呼气吸气像吹口哨一样响、比所有人都晚到的胖子正在认真地剥开一颗糖，然后把它塞进嘴里。看见我们都在看他，他耸了耸肩。

“一切杀人的东西也能救人。还是相反？”他盯着我看，像在要求我道歉一样，“我有糖尿病，每次血糖一低，就必须吃甜食。”

“他的意思是，”雷蒙德·马丁翻译给我听，“永远别指望他请你吃糖。至少我们没吃到过。”

那人似乎想回应点什么，结果被约瑟芬·格雷抢先扔了堆问题兼责备在脸上，就好像两个人太久没见面，她存了份清单，此刻一股脑儿地甩了出来。

“这是伦纳德·欣奇，”塞尔登低声告诉我，“‘消失的故事’的编辑，兄弟会所有的书都归他出版。可他不应该在这里的，他不是正式成员。我想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他忧心忡忡地看了看手表，“已经六点十分了，真奇怪，克里斯汀怎么会迟到这么久。”

拉尼拉爵士从桌首那儿与他交换了一个眼神。

“人都到齐了，阿瑟，你觉得还要耽搁很久吗？也许亨利可以帮忙，先把会议纪要做起来。”

坐在他旁边的亨利·哈斯打开一本黑色的大笔记本，但他还没来得及写什么，就听见有人敲门，来的是学院的一名门卫。

“楼下有电话找阿瑟·塞尔登教授。”他说。

塞尔登站了起来，神色凝重，跟着门卫下了楼。一阵漫长而令人不安的沉默。

“只希望这女孩没有临时后悔，会议没有白开，”桑顿·里维斯很恼火，“我还为此取消了一堂课。”

“我们还提早从伦敦赶回来了。”阿尔伯特·拉吉奥说。

我环顾着桌子周围议论纷纷的人们，环顾着这一张张脸，想起了莎伦前一天说的话：一群老家伙，穿得人模人样，喝的永远是红茶。她唯一搞错了一点：从杯子来看，他们大部分人喝的是咖啡。

两三分钟过去了，塞尔登重新出现在门口。他脸色不太好看。

“是克里斯汀的妈妈打来的，”他大声说，“她告诉我，克里斯汀住院了，情况很严重。昨晚从电影院回家的路上，她被车撞了，就那么被抛在大街上。现在，她在雷德克利弗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马上要送入手术室进行第二次手术。我说我会马上过去。”

现场一片愕然，塞尔登绕着桌子走到他的座位后面，拿上风衣。他从我身边经过时，我不假思索地也站了起来，跟在他身后。他没有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