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仍然报了警。我得说，是我坚持这么做的：太愚蠢了，还是打电话给他们吧。事实上，塞尔登跟我提到的兄弟会内部纷争和他自己的怀疑给了我一个证据、一个理性的由头，但我相信——和他的感觉一样——占主导的还是直觉。我曾多次与塞尔登讨论过数学领域中那些令人好奇的耦合，论证的逻辑步骤和第一直觉的耦合。在《推理的美学》中，他把这突如其来的直觉闪光比作国际象棋中马的移动，仿佛这是电光石火间的一种省略，在突如其来的闪光中抹去了先前所有联系的痕迹。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威压而来的真实感，就好像柏拉图多面体的天空一时显现在了眼前，久久不去，又像一声在耳边回响不绝的召唤，还隐隐搏动着。我几乎是一听说克里斯汀被车撞了，脑海里就浮现出她走出电影院时那张未设防的无依无靠的脸，以及无疑是她不小心泄露的关于第二次生命的那句话。那天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改变了她前一天晚上狂喜和胜利者的心情。

我们问前台附近有电话亭吗，得到的答复是走廊尽头有一部公用电话。我把所有二十五便士的硬币都掏给塞尔登，可他拿着话筒，似乎还在犹豫。

“可我说什么他才会相信呢？”

“尽可能地接近真相吧，”我说，因为我知道，其实塞尔登内心最讨厌的，也是此刻真正让他拿不定主意的，是必须就这件事撒谎，“就说你有充分理由相信，是有人故意开车撞她，只是这个理由现在还不能说。明早你会解释的。”

塞尔登叹了口气，凭记忆拨了号码，只听那头传来的是个女声，我这才想起皮特森探长有个女儿，有一次塞尔登和她聊了很久的电话，聊马，聊他们共同的苏格兰祖先。我怀疑这是不是他能记住号码的原因。我听见对面的声调仿佛越来越高，像在抗议，塞尔登则越来越尴尬，开始支支吾吾，答不出话来。于是我退开两步，假装看走廊上的海报，让他们单独聊吧。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塞尔登的语气变了，便明白，他终于是在和探长讲话了。他们只讲了一会儿，我就看见塞尔登如释重负地挂了电话，朝我走来。

“搞定了，”他说，“他会派个人过来，在这儿守上一夜。我跟他说尽量保密，别告诉克里斯汀的妈妈，我不想让她更担心。我现在就去向她告辞。”

我们再次上到二楼。塞尔登在迷宫般清冷的走廊里自信地穿梭，像个住了很久的房客，我也是，一看见哪个护士从玻璃门里出来，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眩晕感，身体里有种不可能的错觉，以为又能在门后看到穿着护士服的洛尔娜了。重症监护病房里一片死寂。克里斯汀的妈妈透过玻璃看到我们，偷偷地示意我们不用理会“无关人等禁止入内”的标语，直接走进去。她已经用发网把头发罩了起来，似乎正准备睡觉，我们进去时，她仿佛为我们撞见她这副样子而感到尴尬，但无意把发网摘下来。从病房与病房之间窄窄的走道里，我们可以透过玻璃看见克里斯汀的病床。毯子几乎裹到了她的脖子，两根透明的管子，一根残忍地插在她的喉咙里，另一根则连着鼻孔。她的一边脸上满是瘀青，肿得都认不出来了。塞尔登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克里斯汀的妈妈，说明天我们会来接替她，让她有机会休息。她感谢了我们，两眼又被泪水打湿，这其中有感激，也有痛苦。

“我会告诉她的。等她一醒来。你们太好了，无论是对她还是对我。”

她把双手紧握在胸前，分开来，又紧握在一起，像是想奏出一个超越语言的感谢的音符。塞尔登伸手按了按她的肩膀，动作有些不自在、不习惯，要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做出身体接触，真是难为他了。

“如果您晚上看到她有什么动静，”他说道，几乎像在提出一个私人的乞求，“哪怕只是眼皮抽动，也请您碰碰她，握握她的手，摸摸她的额头。”

女人有些吃惊地点点头。我们和她道了别，再次穿过那道门。在玻璃后面，塞尔登又站了一会儿，注视着病床上一动不动的克里斯汀。

“我跟你讲过我曾经遭遇的车祸吧，”他说，“当时我失去了第一任妻子和两个最好的朋友。我昏迷了好几天，像克里斯汀一样躺在这种玻璃鱼缸里。但有件事我没有告诉你，实际上也没有告诉任何人。当时我已经在研究哥德尔定理可能的哲学延伸，尤其是数学语言里的自指问题。我认为，在那些可以自我指涉的数学公式里存在一把钥匙，能够通往人类意识的数学表达。我花时间研读了一些关于大脑的书籍，并与神经学家和神经病学家讨论这个问题。我想象，在神经元功能中可能存在哥德尔数学之环的某种复制品。我深入地寻找，就跟罗杰·彭罗斯[罗杰·彭罗斯（1931-），英国数学物理学家、牛津大学数学系荣休教授，在数学物理方面的工作获得高度评价，特别是对广义相对论与宇宙学方面的贡献。2020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现在所做的那样，想找到生理学上的某种迹象或关联、机能上的痕迹，可以体现最基本的自我认知。就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阿尔伯特·拉吉奥（当时他的头发还是本色），他认为我可能会对某位神经生物学家的讲座感兴趣，这位神经生物学家提出了一种意识的模型，那模型几乎可以直接套用到编程语言里。我去听了讲座，但不幸的是，我坐在第一排。当时这位神经生物学家已经或者即将闻名世界，他来自美国某个地方，但我已经不记得他的名字了。我记得的是，他第一眼看上去像个传教士，有点像摩门教神父，尤其是他的胡子刮得很干净，穿着用丝带系着的封闭式领子，就像神职人员一样。我还记得，他的微笑很温柔，同时又有点阴森，他是那种可以一边讲话一边全程微笑的人。他说在讲座开始前，他需要一名志愿者，就点了我上去。他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逻辑学教授，他的笑容更深了。他让我坐到椅子上，面朝大家。他有一种魔术师般神秘和令人好奇的气质。他先就思维—身体二元论说了几句，接着说，来做个思维实验吧。‘想象我们在一间手术室里，’他边说边抬起我的一条腿，‘假装我的手是一把锯子，’我顿时感觉仿佛有刀背拉在我的膝盖上，下面所有人都笑了，‘如果把我们这位朋友的一条腿锯掉，他当然还是他，’他说，‘或许他会发痒，有幻肢的感觉，但本质上，他还是诸位认识的那个人——唯一不同的是有点瘸。’随后，他抬起我的另一条腿，做了个相同的动作，像是把它也锯掉了。‘现在他矮了一点，’他说，‘已经不用在鞋子上浪费金钱，但除此之外，从深层次来说，他还是原来的那个人。’然后，他又抬起我的两条胳膊，隔空劈了两下，像是把它们砍掉了。‘现在他没有了胳膊，使用刀叉要多费一些力气，可他当然还是他本人，如果我们叫他的名字他还是会回应。’说完，他走到我的背后，摸了摸我的脊柱，做了个从下往上拉大衣拉链的动作。‘现在我们把他的脊髓抽了出来，他没有办法动弹了。但即便如此，即便他连眼皮都不能眨一下，他还是他自己，从心底里还是。’紧接着，他抓住我的头，从左向右转了一下，像在开玩笑似的试图把它拧下来。我猜他在我背后做了些滑稽的动作，因为所有人都笑了。‘就连现在，我们把他的头拧了下来，’他说，‘这颗分开来的小脑袋，如果我们给它浇浇水，像花瓶姑娘那样，他还能继续给学生上课呢，尤其他还是逻辑学教授。’突然，我感到他的指甲尖像爪子一样扒在我的脑壳上，我猜他在给观众表演掰石榴的动作。‘现在我们给他开颅了，’他说，‘掏出了他的脑子，自我和意识的圣殿：三斤重的灰质。但事实上，我们甚至不需要这么多。我们可以用刀切掉他的小脑：没有发生任何实质上的改变。现在我们只剩下两个半球，但右边那半球也是多余的。’他做了个屠夫切肉的动作，把不要的那半往旁边一扔。‘我们这位朋友几乎感觉不到任何变化。好了，现在，我们把剩下的这坨东西……’他走到讲台桌旁，手上像捧着一个滑溜溜的物体，作势把它倒进了事先准备好的水罐里。‘我们把它装进罐子里了，时不时地过来灌溉一下。假如我们在做这些小动作时让这位朋友沉沉睡去，那么只要我们让这一小坨果冻状的物体保持足够的湿润，使得里面的神经元可以正常开关，当我们再次按下开关把他唤醒时，他会立刻知道，他还是他自己，只是要花一点时间才能推断出他已经减重了很多，而且此刻是在罐子里。’”塞尔登又转头看向我，同时在兜里摸索，想摸出一根烟，虽然不能点上。“我不记得那次讲座的更多细节了。但想象中把我肢解了的那只手，还有扒在头顶的指甲，给我留下了一种很难受的印象，很久都消散不去。当年夏天，我就出了车祸，深度昏迷，好不容易醒过来，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那次讲座。我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感觉不到，但我还能思考。事实上，这让我更害怕了，开始试图从纯逻辑的角度推断自己是不是在罐子里。在那绝望的几秒钟或几分钟里，我真想有谁可以碰碰我，从外面碰碰我。我不希望克里斯汀醒来时经历和我一样的事情。”

我们听到了靴子爬上大理石台阶的沉重脚步声，一个非常胖的警察正沿着过道向我们走来，他气喘吁吁，手里拿着一把塑料椅。

“我想现在我们可以离开了。”塞尔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