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楼梯下去吧，”塞尔登说，“我还不想碰到皮特森。”

我们走到走廊尽头，可当我们推开通往一楼的那扇门时，看见探长沉重的身影出现在了楼梯蹬上，他正在那儿喘着粗气。

“塞尔登教授，真是个大惊喜啊，”他语带讥讽地说，“似乎我们两个都不喜欢坐电梯呢。我在楼下跟那个女孩的妈妈谈过了，她说如果我快点，说不定能碰到你。我们还有些事儿没有说呢，不是吗？你们在八楼咖啡馆等我一会儿，怎么样？我跟你的学生聊两三分钟，就去找你们。”

塞尔登像是想找个借口，话都到嘴边了，那两片嘴唇还是齐齐缩了回去，挤出一个同意的苦笑。于是我们折返回去，走到电梯口，带着顺从和些许烦心，按下了八楼的按钮。我之前只来过这咖啡馆一次，在这里等洛尔娜下班，此时看到坐在桌边的护士，我不禁细细打量，仿佛还能在她们中间找到她一样。这儿翻新过，装上了彩色的窗帘和灯具，想增添一点欢乐的气氛，但总体上不太成功。或许是因为康复轮椅、外科口罩和导管给人的印象太难抵消了。我端起托盘，本能地找了个最角落的靠窗座位。塞尔登默默地喝了几口咖啡，他似乎很不高兴，或者更确切地说，正在为什么事情而悲伤。这时，我们看见两个女人进来了，穿着和那个等在克里斯汀病房门外的女人一样的灰色长裙。

“这些女人……”塞尔登说，“让我不寒而栗。她们属于卫理公会的某个分支。当年我一从重症监护病房出来，就被她们缠上了，一刻也不消停。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仅仅两天时间，克里斯汀就被她们搞成这样？她们懂得在你最脆弱的时候，被死神追着跑的时候，过来敲你的房门。可我真没想到，克里斯汀会被她们这么牵着鼻子走。一个数学的大脑，受过公理系统、逻辑假设和最巧妙的诡辩的训练，竟会抛开这一切，再次拥抱上帝？还是教义最幼稚的那个派系？你也听到，她不害怕了，因为她相信有种更高的东西在保护她。”

塞尔登看起来既困惑又泄气，那些女人要把他的学生永远夺走了。

“说不定只是暂时的，”我说，“我想这是那些在事故中幸存下来的人的自然反应：他们会觉得，奇迹是特别降临在他们头上的，是天注定的。你自己不也在《推理的美学》中写过吗？没有人喜欢把自己看作统计数据海洋中的一个随机样本、高斯钟形曲线上的任意一个数字。每个人都更愿意相信命中注定的奇迹，是一个更高的存在在眷顾自己。但也许出院后，她就会变回原来的样子。”

“我不知道，”塞尔登说，“她的博士论文，你知道写的是什么吗？哥德尔的最后一场演讲。”

“吉布斯演讲？可在那场演讲里，哥德尔似乎为某种神秘主义留下了一个漏洞。他说在数学模式和数学对象之前，可能还有先于它们的存在，比如柏拉图主义。一个永远超越人类理性建构的‘天’的存在。你自己不也跟我说过，柏拉图主义才是数学家背后真正的宗教？所有的数学家从周一到周五都是柏拉图主义者，不管他们周末去哪座教堂？”

“我说的是，这是一种比较实际的思考方式，”塞尔登有些不耐烦了，“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就像你在计算步行的距离时不会考虑到地球的曲率一样，尽管我们走起路来好像地球是平的，但我们心里清楚它不是。回过头来说克里斯汀，她无疑是一个无神论者，在那段时间里，我和她所有的讨论都只有一个结果：试图证实与哥德尔所暗示的相反的论点。她研究过选择公理，研究过布劳威尔[指鲁伊兹·布劳威尔（1881-1966），荷兰数学家。他把数学看作是心智的自由创造，强调数学直觉，坚持数学对象必须可以构造，被视为直觉主义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的自由创造论，研究过图灵停机问题，研究过非欧几何。总之，她研究过所有需要人类具体而审慎的选择行为参与其中的数学构造。当然，我们也多次谈到宗教，要我说，她对宗教甚至是抵触的：宗教总会让她想起她妈妈，想起她出生的那个闭塞的小镇里让她厌恶的一切。退一万步讲，如果克里斯汀接受某种宇宙和谐的理念，或者像爱因斯坦那样接受在还没有人类出现前的宇宙自有其秩序，我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回到童年，回到一个只守护她个人的上帝……”他看着我，似乎想和我分享他的失望，我不得不克制自己，才没有脱口而出那句提醒：不管怎样，他也有一种类似的个人迷信——虽然与克里斯汀的相反——觉得命运在无情地给他带来不幸。“你也看到了吧，谈到纸片时她那狂热的眼神，这也许是最令人担心的地方。它让我想起一件我已经忘记的事情。既然谈到了宗教，你知道，我年轻时加入了英国共产党，那时它还是地下党。我们有一个导师。他是名年轻的生物学家。他向我们解释了辩证唯物主义规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关于生命起源和创造的论述，贫穷蔓延中经济的关键——剩余价值，以及科学唯物主义在各个领域中占据的首要地位。他说话时满怀热情，无法遏制的热情。他是一名出色的演讲者，我毫不怀疑他很快就会在党内蹿升，成为领导人之一。后来我去德国读研究生，失去了他的消息，回国后才知道他已经变了。又过了两年，我在一家酒吧里遇到他。他当时已经喝了不少酒，又跟我喝了两杯。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他领受到了天启，并告诉我——这时他两眼放光，跟今天的克里斯汀一样——他如今是雷尔运动的成员。同样的狂热，同样的坚信，只不过此时此地的他宣讲的是怀揣着永生奥秘的外星人、即将降临地球的飞碟，以及他们正在筹资建造的教会。他们计划把教会建在耶路撒冷，以迎接从其他星球前来的耶洛因[又译为以利、埃洛希姆、伊罗兴，希伯来语，意为“神”。]。我完全惊呆了，仿佛在听一台被掏空了的讲话机器说话，可他又保留着我认识的面孔、手势和音调。讲到中途，他掏出几张印有星星和雷尔运动缩写的彩票，就像从前他跟我推销画着镰刀和锤子的债券一样。我把它们全买了下来，因为我只想尽快离开。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思考，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可以解释这种翻天覆地的转变？他一股脑地抛弃了自己曾经思考过的一切，用一种信仰体系取代另一种与之截然相反的信仰体系。就像尼采所说，重估一切价值。我甚至对大脑在器质上是如何运作的开始产生了兴趣，比如神经元的连接和鲁利亚[亚历山大·鲁利亚（1902-1977），苏联心理学家、医生，神经心理学创始人。]的研究。”

“你是认为克里斯汀的大脑受损了吗？她确实刚刚经历了可怕的创伤。但我想，这只是一个阶段。”我说。

“也许吧，但愿你是对的。”塞尔登说，他的视线越过我的肩膀看着后面，他扬了扬眉。皮特森探长点了咖啡，正端着托盘向我们走来。他放下杯子，从别的桌子旁拖来一把椅子，一屁股坐到我们两个中间。

“可算见着你了，”他说道，“我还以为你想躲着我呢。你欠我一个解释，不是吗？我派过来的人已经在楼下守了好几天，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是为什么。”

“说实在的，我确实想躲着你，”塞尔登承认，“可这只是因为我给不出一个解释，可以让你——或者说让我自己觉得足够合理。给你打电话的第二天，我觉得很羞愧：我太冲动了。我真希望这会儿你们已经找到那个开车的人，而且和他们想的一样，真的是个喝醉酒的学生。”

“人和车都还没有任何线索。不过这类排查都非常缓慢。车上肯定会有损坏的痕迹，但现在它肯定被藏了起来，停在哪个车库里。也可能是被开出城外，拉到北面的哪个拆解厂了。不幸的是，路面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因为那天晚上开始下雨了。我问那女孩是否记得任何事情，任何可能对我们有帮助的细节，但她完全不记得被车撞倒的那一瞬间发生了什么。她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在电影院里碰到你，”他盯着我，目光像是要把我穿透，“你俩认识多久了？”

我惊讶地看着他。

“几乎不认识。那是我第二次见到她。”

“那你为什么在这里？这不奇怪吗？”

我茫然不知所措，该告诉他多少呢。

“是克里斯汀说要见我们两个人，”塞尔登出手相助了，“她记得在电影院里见过他，认为这可能会给她一些提示，让她想起其他事情。她知道你要找她谈话，她想尽可能地多想起一些事情。”

探长点了点头。

“是的，她也是这么告诉我的。我问她有没有想到有谁可能害她，她说想不出来。我又问她前几天有没有注意到任何反常的事情，或者任何可能对她有威胁的事情。她想了一会儿，给我看了这个。”

他小心翼翼地从兜里掏出克里斯汀给我们看过的照片，放到桌子上。那张照片一到探长那双粗糙而斑驳的手上，似乎就有了生命，变得更加阴森和歹毒。

“她说，事发那天早上，她在自己的收件柜里发现了这张照片，装在一个空白信封里。”

“是的，”塞尔登说，“她也给我们看过。”

“她说，事后最让她在意的不是照片本身，而是那个空白信封。当时她并没有多想。似乎她习惯收到或与人交换关于卡罗尔的各种资料。她也还没有机会找出是谁寄给她的。她说，也许有个完全合理的解释。比如，她的导师就经常给她留下类似的信封，但上面总会签上他姓名的首字母缩写。但也许那天他手头没有笔呢。于是我问了她这位教授的名字，以及另外几位与她交换资料的图书管理员和卡罗尔学者的详细情况。接着我又问她，她有没有想过，有人会为了什么故意谋害她，不管她的想法多么荒谬。我告诉她，你似乎确实觉得有人可能会谋害她，因为你给我打电话，要求我派名警察到医院来保护她。她说，她听说了这件事，但她认为你有点兴师动众。她还说，她正在研究她在吉尔福德的卡罗尔档案里找到的一些文件，本来是计划第二天展示给兄弟会的成员的。可那些文件不会伤及任何人。她绝不相信自己会因此而受到攻击。她不太明白你为什么会认为有人想杀她，叫我无论如何都要和你谈谈。”

皮特森不再说话，看着塞尔登，似乎终于轮到他，他再也躲不过了。

“她告诉你的一切都是真的，我的担心可能是多余的。我刚才说过，我只想为那通电话向你道歉。如果以后照片和信封的事情也调查清楚了，我可能还得向你道歉。不过在那之前，我还是想告诉你我为什么给你打电话，以及为什么我仍然觉得她可能有危险。”

我思忖着塞尔登会向皮特森透露多少，以及透露到什么程度。当我们离开克里斯汀的病房时，我的印象是，他已经答应了会在她出院之前继续保护她，尽管他很不情愿。如果现在他把一切都说出来，势必就要提到那张纸片，而我们答应过克里斯汀不告诉任何人。我想塞尔登也发现自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根据探长所说，克里斯汀显然已经设法避开了提及吉尔福德的那张纸片。果真如此吗？塞尔登似乎也有同样的疑问。

“关于吉尔福德的文件，克里斯汀跟你说了多少？”他问道。

“她试图把一切都告诉我，”探长说，“卡罗尔的日记，被亲戚撕掉或顺手涂抹的纸页。说得特别详细，我几乎跟不上。我的天呐，她似乎对这个话题热情十足。后来我不得不阻止她，因为我已经开始头晕了。我问她，她找到的文件对收藏家而言有没有价值，会不会有人出大价钱购买。她说没有。这点你同意吗？”

塞尔登似乎松了一口气。克里斯汀使出了一招，她几乎说出了全部真相，但说得如此急切、详细，以至于到了某一时刻，皮特森就放弃了。这样一来，她还没来得及提到纸片，探长就自行启动了他的简化操作，问它们有没有经济价值。我想起塞尔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在警察的逻辑里，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情，所有权的两种最基本形式。塞尔登摇了摇头，也用他自己的方式说出了真相。

“没有，克里斯汀发现的那些文件本身并没有任何物质价值。它们能造成的最大危害，就是让卡罗尔传记中的一些段落变得没有意义，或者需要重写；也会稍微损害某些人的声誉。但这也涉及不少金钱，只不过是因为另一个原因。”

于是，我听到他把之前告诉我的话重复了一遍，兄弟会内部为日记出版展开的无声争斗。皮特森频频点头，仿佛终于在整个事件中找到了一些合他胃口的食物。

“这只是一种感觉，”塞尔登试图为自己辩解，“但在那次讨论中，我第一次感觉到，认识这帮人这么多年，我却并不完全了解他们。”

“但克里斯汀要展示的这些文件，”探长问道，“会以什么样的方式阻挠这个项目，或者把它搅黄？”

“它们可能会……会让它延后出版吧，”塞尔登说，“如果这些文件真的像我们想的那样，揭示了一些新内容，与我们对卡罗尔的看法相矛盾，我们就不得不重新修改关于他的全部文字和看法。而说不定有人真的急需那笔钱。”

皮特森默默想了一会儿。

“但为什么要攻击她呢？这就像攻击信使一样。我想一定有这些文件的复印件。据我所知，她身上根本没有这些文件。”

我想知道塞尔登会如何回应，冰面越来越薄，他真的要踩上去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塞尔登答道，他溜向了更安全的区域，“我也不明白。我想我只是被迷惑住了，可能就是个巧合。当我们听说她被车撞了时，所有人都在等她来参加会议。是的，肯定是个意外，一个巧合。不过，现在还有这张照片需要解释。”

皮特森叹了口气，似乎和塞尔登有着同样的疑虑让他不太舒服，但又不得不如此。

“也许有人看到了留下信封的人？”他说，“我会派个人去研究所。”

“也许吧，”塞尔登怀疑地说，“但如果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就奇怪了。收件柜离大门很近。上次装修时，为了方便邮递员，把收件柜搬了过去；秘书办公室则被移到了大堂的更里面。现在，任何人都可以从街上走进来，留下一封信而不被人看见。除非秘书恰好转过身来，或者其他教授正在查看自己的收件柜……不过，这当然值得问一问。”

“那你对照片有什么看法？”

“我不知道，”塞尔登说，“也许是有人想提醒我们卡罗尔生活中的这个阴暗面吧。”

“就像针对恋童癖的圣战？想阻止这些日记出版，不让它们进入书店？”

“可能吧，”塞尔登说，“但从我在那次会议上看到的情况来看，当提到出版社要付给我们多少钱时，那个人必须把我们所有人都杀了，才能阻止日记出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