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塞尔登坐电梯默默下楼。等到了一楼，我才敢跟他说话，好像隔了这么远探长还能听见我们的声音。

“差一点点，”我说，“如果他问起那张纸片，你会怎么回答？”

“我不知道，”塞尔登说，“可能就实话实说吧：不幸的是，我每次最先想到的就是如此。可他没有问。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下次不会问。有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离真相就只差一步，但我们并没有迈出这一步，这多么奇怪啊。人们都说数学家爱钻牛角尖，但你有没有想过，有多少定理没有被证明，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更进一步，不够寻根究底？有多少东西，我们思考了，假设了，放弃了，其实，差的只不过是一点幸运的直觉、计算的小技巧，要多绕上那么一下？每当我试图证明我最初的假设时，这一点尤其让我绝望：我的假设明明是正确的，可在分叉的逻辑树上，在可能性的迷宫里，我没有找到通往皇家大道的那条岔路，没有打开那扇正确的小门，或者至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试过了所有的锁。不过，至少皮特森没把守在这儿的警察撤走。”

我们走下医院门口的阶梯，来到街上。外面，生活再次出现了，在树上，在车里，在声音和色彩中。而塞尔登似乎并没有要跟我告别的意思。

“我会再召集一次兄弟会会议，”他对我说，“还想邀请你参加。我想把我们目前所知的关于那张纸片的情况都告诉他们。我不想再背着这个包袱了。但最重要的是，我想看一看我告诉他们时他们脸上的表情，每个人的反应。我希望你也在场，在我说话时和我一起盯着他们。也许他们中有人不感到惊讶呢。”

我答应了。

“也许有人只是假装惊讶的样子，我们就可以抓住他了。”

“已经有不少人向我打听克里斯汀的情况了，希望都是出于好意。这真令人悲伤啊，”他似乎为最后这句话感到遗憾，“我从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这么想他们。但愿皮特森很快就找到那辆车，一切就都恢复原样了。”

就在这时，我们看见有个人跌跌撞撞地从阶梯上走下来，她低着头，在止不住地痛哭。是克里斯汀的妈妈。她整个人都被痛苦的暗影包裹住了。她看见我们，朝我们走了几步。

“他们刚刚告诉我，克里斯汀再也不能走路，也不能生育了。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有力气再上去。我该怎么对她说？”她望着我们，好像在期待一个答案，“我该怎么对她说？”

这份痛苦中仿佛有什么压倒了塞尔登，就像一股升起的巨浪，瞬间把他淹没。也许，他觉得自己隐秘的不幸定律又一次无情地应验了。他垂下头，似乎无能为力。克里斯汀的妈妈绝望地抓住他的胳膊。

“请告诉我，你会帮我找到那个恶人。只要告诉我名字，剩下的我自己来处理。”

她的脸涨得通红，泪流满面地恳求，看上去就像个中世纪的农妇，对牛津领主怀着盲目的信仰，在恳求他为她做主。塞尔登嘟囔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听清，紧接着他很突然就告辞了，他的表情变了，仿佛一秒钟也坚持不下去。

当天下午，我就收到了塞尔登召集第二次会议的邮件。时间定在周五，只剩下三天时间，似乎他觉得把这件事握在手里太烫了。我想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们能聚齐吗。周二早上，我骑车前往雷顿的办公室，路上又看见莎伦独自一人在和卷闸门搏斗，便停下来帮她。虽然她又用亲切的微笑向我道谢，但我注意到，她的态度似乎有了一些变化。我思忖着会是什么原因，并试着盲目地摸索。

“我上周四去看了弗兰克海默展，”我说，“还以为能看到你呢。”

“是啊，我知道。我在那儿呢，但你没有看见我。”

“怎么会？我在大堂排了很久的队。”

“我是《第二生命》放映厅的领座员。我从里面看到你了，你在和克里斯汀·希尔说话。”

啊，原来是这样，我心想。

“我不知道你认识克里斯汀。”我说。

“我也不知道你们认识。克里斯汀就是周末看店的女孩。你不知道吗？”她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我不知道：我认识她还不到一个星期，是在数学研究所认识的。”

她挖苦地笑了笑。

“你真幸运，在这么多地方认识这么多女孩，”她说，“我想你还得按时间表排好吧，这个周一，那个周二。”

“不是！”我抗议道，“事实上，我跟她几乎算不上认识：我只和她说过一次话。”

“行了，”她不耐烦了，“我都看见了：你们四目相对，她在哭泣。即使是我，也想把肩膀借给她。”

“她哭是因为那部电影！”我有点不知所措了。

“拜托，”她说，“我知道自己看到了什么。我也很了解克里斯汀：她不会因为一部电影哭成那样。”

我还能说什么呢？在她所有的想象中，只有一个细节是真实的：那晚我看克里斯汀的眼神。不幸的是，尽管她想象的整个画面都是假的，那唯一真实的细节她亲眼看到了，我意识到，我扳不回来了。我走回去，重新跨上自行车。

“你知道吗，那天晚上她在从电影院回家的路上被车撞了，现在还躺在医院。她差点死掉。”我说。

“嗯，我在新闻上看到了。昨天她让她妈妈打电话给我，叫我替她值班。我想下午去看看她。我希望不是有人……故意撞她。还在她这么绝望的时候。”她说着，又用怀疑的眼神看着我。

“你什么意思！”现在我也有些生气了，“你可真是大错特错。很抱歉我不能把我知道的告诉你，尽管告诉了你，你也不会相信我。”

我气冲冲地蹬着自行车离开了。我猜这件事应该给了我一些教训，可我不确定这教训是什么。我可不想学到什么可悲的道德约束最大化，或是威尔海姆·赖希[威尔海姆·赖希（1897-1957），美籍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和社会学家。]式的性经济原则——一次只能追一个。生命已经如此短暂，不能这么吝啬。我们的有限性是如此凄凉而得不到抚慰，我们只是连接两个永恒的“0”的δ函数上的小小火花，这至少是一个支持爱情倍增的理由吧？这样才公平，不是吗？尤其是，我同时被两个女孩同等程度地吸引，这是我的错吗？即使现在我已经看过了克里斯汀缠着绷带、终身残疾的情景，也经受了莎伦那双燃烧着轻蔑怒火（但仍然如此美丽）的栗色眼睛的注视，我还是没办法决定该选择哪一个。但偶然性似乎已经自作主张，它一拳出击，我哪个都没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