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一周，我给克里斯汀发了两封邮件，想知道她的状况，但都没有得到回复。我不知道她家里有没有电脑，还是说她像我一样，像当时几乎所有的学生一样，只能使用研究所的电脑。我想，如果是后者的话，我就得等上很长一段时间了。我决定找个时间去一趟海丁顿山，到她妈妈留给我的地址去看一看。而在那一周里，我也没有见到塞尔登，周三我去他的办公室时，发现门上贴着张告示，说这周他都会在剑桥。我知道他是去参加一个代数学术研讨会，这已经成了挂着七道锁的秘密。费马大定理，数学家心中的莫比·迪克，这个三百年来的不解之谜，就在去年，安德鲁·怀尔斯认为他终于找到了证明。作为本世纪数学界最大的胜利成果，这个消息传遍了全球，也让费马大定理如同一头遭受重创的巨兽，最后一次翻腾起来。就在证明的复查阶段，被指定进行同行评审的专家们发现了一个极小的漏洞，没有人能够解决。几个月过去了，证明仍旧无法发表。这让毕达哥拉斯学派这个更古老也更庞大的兄弟会十分不安，虽然人们只能偷偷地、小声地、略带惭愧地谈论这个话题。我知道塞尔登是评审团的核心人物，可他没有告诉我一个字。我决定利用这一周的时间完成我的奖学金报告，约艾米莉·布朗森共进午餐，告诉她我都做了些什么，请她补上她的签名。我万万没有想到，这顿饭最出人意料的成果倒是出自我俩饭后的拉家常。那天艾米莉心情极好，几乎是把她唯一那只眼睛贴到纸面上，检查了程序的公式和代码，在理解每条指令的同时，发出了赞许声。当我开始解释总体思路时，她立即意识到了联合发表论文的可能性，而且似乎对我在参考书目中大量引用她的论文感到高兴。在点咖啡之前，我们已经解决了所有的数学问题，她愉快地在我的表格上签了名。我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她突然想起了什么：

“正好问问你有没有兴趣买一辆车。你不是还得在牛津待一段时间吗？我们学院的一位访问教授马上就要回国，但车子卖不出去。我感觉他每天都在降价，现在肯定是很便宜了。”

“有多便宜？”我没抱多少指望。

“一千三四百英镑吧，”她说，“我记得那是一辆五门雪铁龙，虽然我对汽车一窍不通，但似乎是非常好的车。就是有一个问题，”她说，“必须尽快去做车检，之前的就要到期了。”

我每个月的奖学金也就一千三百英镑，无论如何是拿不出这笔钱的。可她的这番话里有些什么，让我想起了一年前我刚到访问学者办公室时无意中听到的一段关于汽车的对话。

“假如这位教授没能把车卖掉，而离开的日子又到了，会怎么办？”我问，“这种事情应该经常发生吧？车检的费用那么贵。”

“当然，”艾米莉答道，“访问教授花钱去做年检是不划算的，因为年检完就没有足够的时间把车卖掉了。”

“那卖不掉怎么办呢？”

艾米莉有些茫然地看着我，好像她从没想过这个问题，这是第一次被人追着问。

“有时会委托接待他们的教授再卖一段时间……有时他们就把车留在研究所的停车场。或者，我猜，就直接把车遗弃在他们租住的房子门口。”

现在，我能更准确地回想起那两位年轻的访问教授之间开玩笑的对话。

“但是，社区公园后面不是还有一个地方，天不管地不管的，那儿遗弃着还能发动起来的汽车，没有车的学生有时会去试图发动一辆，载着女朋友去兜风？”

艾米莉的脸微微红了，仿佛我提到的是一个罪孽深重、完全不正当的地方。

“我可能听说过这种事。但你应该知道，在这里，驾驶没有年检过的车是非常严重的违法行为。”她像是在警告我。

我笑了。

“别担心，我不会做这种事。”我心想，我会做的是，一回到研究所就发封邮件告诉塞尔登这件事。

我没指望塞尔登当天就回信，可临走前最后一次检查邮件时，收件箱里有一封他简短的回复。他也认为应该去看一下这个地方。他怀疑皮特森已经去过，说他把我的邮件转发给了探长，并补充一句：想征求他的意见。

接下来的那个周一，下午三四点钟，我终于听到了塞尔登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出现在走廊上，他正在和两个学生交谈。半小时后，我上楼去看他。他办公室的门虚掩着，走廊上还有几个学生在等着他。可当他探出头来看见我在那儿转悠时，他心情很不错，叫我到小克拉伦登街的那家酒吧等他，他完事后就来找我喝一杯。

我去了他说的那家酒吧，我之前从没进去过，里面有张特别长的抛光木吧台。有两三台电视机打开着，但声音很小。我在那台正在播放网球比赛集锦的电视机前坐下，沉浸在双方抢七的你来我往中。塞尔登出现时，我客套地问他在剑桥过得如何。

“比我们想象的要好，”他说道，快活中掺杂着一丝轻松，“怀尔斯以前的一名学生，理查·泰勒，终于把缺失的那个环节给补齐了。现在我们可以说，定理已经被证明。结果终于可以发表了。”

我一时陷入了沉思。

“你说这世上有多少人能在最初的证明里发现那个漏洞呢？”

塞尔登微笑地看着我，有点讶异。

“我估计，十到十五个吧：他第一次演示时，聚在那里的我们那些人。而且我应该被排除在外，我已经没有足够的专注度跟上所有的步骤了。所以可能就是那六名评审吧，他们可以仔细地把它读透。”

“那不就是现在说证明成功的六个人吗？”

“你什么意思？”塞尔登有点不高兴了，“他们都是出色的数学家。证明现在就是成功了，这一点没有任何疑问。”

我试着换一种方式讲。

“我的意思是：‘证明’这个概念本身，从最早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抱着一种所谓民主的意识，而不是仅仅专为出色的数学家准备的：任何人都可以进行推导，每一个逻辑步骤都是明显且无可争议的。理解这些步骤不需要任何人类的智力，甚至电脑都可以证实它。但是，随着这么多个世纪以来数学所达到的复杂程度，我们现在陷入了一个困境：每个分支都只有四五个人了解其全部内容，所以同行评审的时候就是你证明我、我证明你。”

“光听你这么说，好像这是一个被神化了的真理，关乎的是宗教和信仰。但事实并非如此，”塞尔登说，“而且你应该知道这一点。和任何定理一样，这个证明过程将被书写下来，每个逻辑步骤都经得起查看和挑刺。将来，只要有足够的耐心，任何人都能找到其中的错误——假如有的话。就说你自己吧，如果你投入几年的时间，也能理解它。而几十年后，能理解它的肯定远远不止五六个人。现在我们觉得难的东西，以后会显得很自然。但的确，我们马上就会遇到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全方位的——乌拉姆的困境：论文数量在不停地增加、成倍地增加，已经超出了我们逐一审查的能力，有那么多想发表的定理，很快就要没有足够的数学家来逐一证实它们了。但费马大定理的这个证明，你大可放心，我们是拿着放大镜审查每个步骤的，有多少双眼睛都用上了。证明确实成功了，所有合理的怀疑都排除了。”他微微举了举手上的酒杯，好像在邀请我和他干杯一样，“我还带来了一个消息，你会感兴趣的：对于那辆撞人的车，你的直觉是正确的。皮特森今早给我打了电话。他们第一天就检查过那个地方，因为学生们就是从那里偷车，晚上在郊外飙车。但他决定亲自带几名技术人员再去一次，结果发现其中有辆车被清洁过。这么说吧，可疑之处就在于，太干净了。无论是车的方向盘还是门把手上，都找不到任何痕迹，但用放射性试剂检查保险杠时，在那里发现了人皮组织的残留。那辆车确实属于一位访问教授，他离开牛津已经近一个月。还有，那个人没有车钥匙，是自己通过接线把车发动起来的。”

“这应该说明了什么，不是吗？”我说道，“这需要有专门的技能。我想知道兄弟会成员中有谁能做这样的事，至少我无法想象约瑟芬·格雷会这么发动一辆车。”

“直到几年前，你说这话还是大错特错呢，”塞尔登回了一句，“约瑟芬是英国最早一批玩赛车运动的女性之一。哪天我们去看望她时，你可以好好参观下她的奖杯和奖牌。后来她就改为收藏汽车了。不过我也在想，还有谁会这么发动车子呢。从剑桥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努力回忆。雷蒙德·马丁当然是其中之一，战争期间他被分配在装甲师，不得不学习驾驶各种车。理查德·拉尼拉也是，他在军情五处接受过训练：肯定有人教过他这类技巧。毫无疑问，桑顿·里维斯也知道怎么做。”

“你为什么对里维斯这么肯定？”我问道。

塞尔登暂停了列举，像是被我抓到了破绽。他尴尬地笑了笑。

“我们以前是同学，年轻的时候一起干过几次，他爸爸不肯把车钥匙给他。”

“所以你也会咯？”我想开个玩笑，可他的脸立即蒙上了一层阴影。

“车祸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开过车。”他说。

“那其他人呢？”我问道，“阿尔伯特·拉吉奥？劳拉？亨利·哈斯？”

“阿尔伯特和劳拉的情况我不太清楚，但我知道他们有辆车：他们每年夏天都会自驾穿越欧洲大陆。亨利·哈斯以前也开过一辆小型的大众汽车，不过我想他很早就把它卖掉了。”

“伦纳德·欣奇呢？”

“没错，还有欣奇。我想他应该比任何人都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他爸爸有个机修车间，他十几岁的时候总会在暑假期间帮爸爸干活。我当年不是出了车祸吗，我记得他曾自告奋勇地提出要挽救一下我那辆车，把残骸再重新组装起来，但我宁愿让它变成废铁。”

“有意思，”我说，“欣奇非常想知道克里斯汀醒来后还记得多少事情，现在你又告诉我这个，你不觉得……”

但我停了下来，因为塞尔登正一脸愕然地指着我身后的电视机。我们默默地看着，说不出话来，两颗心悬到了半空：屏幕上，本地新闻报道中先是出现了上次安德森采访欣奇的画面，紧接着是编辑的大头照，照片上的他看起来年轻、瘦弱，头发几乎都还在，下面打着一行字：此人被发现死在自己的办公室内。

我们让酒保调高音量。看来，他是死于他的糖尿病并发症。新闻主要集中报道了他的职业生涯，播放了他出版的一系列图书的照片、他和英国知名作家的合影——也是当地文化人物讣闻的惯例了。

但塞尔登还是坚持我们立即离开，他要给皮特森探长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