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蹒跚着走下山，内心倍感屈辱，同时很生自己的气。我都离得这么近了，就差这么一点，我不禁想。为什么，我责怪自己，为什么总是多说了哪句，少做了哪步。而现在，可能已经前功尽弃，再也挽救不了。我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怀疑、些许仇恨，最重要的是失望，那种坚决拒绝的眼神。我心里想着这些，失神地走着，眼里只有脚下的路。这时，有一个人正爬上山坡，好像已经有些疲累，我往旁边让开了一步。可那个不修边幅的身影和乱成一团的鬈发让我抬起了头。安德森也停了下来，惊呼怎么这么巧。在正午的阳光下，我们是这条长街上唯一的两个活人。

“我想我要去的地方正是你刚离开的地方。”他说。随后，他开玩笑似的责备道：“我不是跟你说过，如果听说了什么谋杀案，就告诉我吗？你是不是有一根道辛棒，或者别的什么，总能占卜到案子？”

“哪个案子？”我问道，只恨自己装得不太像。

“应该说，几起案子，”他说，“因为这个女孩，也有人企图杀死她吧。我们上次见面时你肯定知道，我听说她在住院期间有警察看守。现在我打算去问她几个问题。幸运的是，我在停尸房有几个朋友：我已经知道欣奇是中毒而死。我甚至听说了照片。”

我瞪着他，这次是真的震惊。我想象不出谁能告诉他这些。

“什么照片？”我小心翼翼地问。

“啊哈，他们没告诉你吗？”他笑了，“那就当作我的独家新闻好了：他们在欣奇的抽屉里发现了许多裸体小女孩的照片。一开始，他们以为是刘易斯·卡罗尔时代的照片，是摄影艺术刚刚起步时期的照片，是他私人收藏的一套老照片。然而不是。它们是最近拍摄的，用和卡罗尔使用的一模一样的机器，经过了化学处理，并像他那个时代一样上了色，使得它们看起来很旧。目前还不清楚欣奇是把它们当作古董在售卖呢，还只是一种伪装，以便在恋童癖者之间流转。他们还在一本单独的账本中发现了购买的客户名单。客户的社会地位肯定都很高，尽管还不知道具体名字，因为是用密码写下来的。我想你和我都不会有机会看到那份名单。”

我想起了最后一次看到欣奇的样子：在走廊上，站在他出版的书面前，戴着双重面具。我从没想过还会有这第三个面具，一直到死都被他藏得好好的。我不禁想，他的出版社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这项秘密业务而开设的，这只不过是他精心设计的幌子，我想象他在晚上，甚至可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透过一个无人注意的邮递员网络收发信件。也许他还用上了卡罗尔的摄影集，把一个世纪后的女孩的照片在这儿夹点在那儿夹点，反正风格也是复制那个时代的，除了时间的水印，几乎没有任何区别，鱼目混珠嘛。我曾经和塞尔登谈论过皮埃尔·梅纳尔，这不就像是它的另一个版本吗？同样的照片，在一个世纪前，卡罗尔可以骄傲地在社会上展示，现在呢，同样年纪的女孩，同样直白的儿童的裸露，变成了为人所不齿的罪行，这和塞万提斯所言“历史是未来的警示”大相径庭。当我试图把这块新出现的拼图拼上去时，我想到，至少安德森还不知道另外的照片。

“是不是仍然觉得很难相信？Do ut des。[拉丁语。]”安德森说道。见我一脸茫然，他又解释道：“一物换一物。基德灵顿的一只小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工厂墙头的一只乌鸦告诉我，那女孩藏了一张所有人都想看的纸片。对此你知道些什么？我看你俩关系很不错，她一定告诉了你什么吧。”

“没有，她什么也没告诉我，”我说道，“而且我觉得，你还是让她清静清静吧。因为那张纸片，她已经遭了太多罪：她现在坐在轮椅上。”

“所以呢？她真的是因为那张神秘的纸片才出的车祸？嗨，你别生气，我不会说是你跟我证实这一点的。我希望你能同意我的看法，最好把这些事情公之于众。你不是学数学的吗？比起黑暗，你应该更喜欢光明吧？”他举起右手，像是要跟我说再见，又开玩笑似的撂下一句，“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必将知道！”[引自德国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在接受哥尼斯堡荣誉市民称号时的讲演。]

我又往下走了几步，想着是不是该从旁边那条小路转回去，提醒克里斯汀，安德森来了。我不知道皮特森探长有没有告知她，要对照片保密，我担心她会给安德森看她收件柜里收到的照片。但同时，我意识到，不管有没有这个信息，安德森都已经决定把他知道的一切公布出来，也许就在几个小时之后。我想至少应该让塞尔登知道这件事，于是决定先去找他。塞尔登不在办公室，但研究所的秘书布兰迪让我去研讨班的教室找他：他还有半小时的课。我去了教室。但我不想打断他。我尽可能悄无声息地从后门钻进去，在最后一排坐下，听他讲课。看到我，塞尔登抬了抬眉毛以示询问，我冲他做了个手势，下课后再说。教室前面的大黑板上写着威拉德·蒯因的名字，还草草地画了只兔子。

塞尔登正在给学生们讲述蒯因所构想的关于翻译的思维实验。他二话没说，快速在黑板上写了两行字，介绍了核心要点：

“一位做事一丝不苟的英国人类学家来到一个岛上，当地的原住民从未接触过外国人。一只兔子跑过，一个原住民指着它说gavagai。”

塞尔登顿了一顿，把这两句话高声念了出来，随后写下了那个关键性的问题。它看起来简单，实则不然。

“这位人类学家应该在他的翻译本上记录什么呢？”

我之前听过这节课，我几乎能想到，所有人都在克制着不说出那个最明显的答案，似乎很清楚这个问题里肯定埋伏着这样那样的圈套。

“这里最重要的信息是，”塞尔登说，“我们这位人类学家真的是一丝不苟，他只允许自己暂时写下‘兔子’，因为他意识到，原住民也可能在说食物，或者动物，或者祸患，或者大耳朵，或者白色，或者跑得快，或者打猎季。甚至有可能，兔子是这个岛上的圣物，而gavagai是在兔子经过时对神灵的一种祈求。也可能这个岛上没有几只兔子，所以每只都有名字，而这只就叫Gavagai。又或者相反，这个岛上有成千上万只兔子，为了区分它们，原住民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就像因纽特人对雪进行分类一样，而gavagai专门指的是‘跑过的活白兔’，要是指‘盘子里的死白兔’，就是另一个词了。”

如今再次听到这个问题，我就在想，蒯因在这么多动物里选择了奔跑的兔子来举例，是不是对卡罗尔的一个小小的致敬呢，我决定下课后好好查一查。这时，塞尔登把问题真正的难点抛了出来：

“我们这位人类学家计划逐步排除掉错误的意思，直到剩下正确的那个意思。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在试图搞清楚，这些原住民是用什么词或者什么手势来表达‘是’或者‘不是’。但是，即便有一天他认为自己真的搞懂了，即便他怀着些许自信，指着各种不同的东西——包括动物和颜色——给原住民看，每次都问‘gavagai?’并得到他可以解释为‘是’或者‘不是’的回答，他很快就意识到，实际上，他离正确答案的距离并不比一开始的时候近。”

当塞尔登分析着人类学家一次又一次的不幸尝试时，这场讨论中有什么东西在我心里流动了起来，像种隐隐约约的共鸣：不断敲击着同一个音符。这不就是逻辑数列求解吗？从某种角度上确实是的：人类学家每一次新的尝试都为数列加上了一项，可以又一次进行的推理，但他永远也不能完全确定，他是否捕捉到了“真正的”意思。塞尔登讲的也差不多：即便人类学家每次指着兔子时，原住民都说“是”，而指着岛上成千上万其他的东西时，都说“不是”，他怎么知道，gavagai不是一个出于迷信而必须在每次见到兔子时大声说出来的词，而表示兔子的词根本就不存在呢？所以每次看见人类学家指着兔子说gavagai时，原住民才会哈哈大笑，做出一些夸张的表示同意的动作，他们是在为对方的赞同和理解而高兴啊，也许私下里他们会说：“这个可怜的人终于明白，我们每次看到长耳朵经过时说gavagai，就跟他们说‘接福了’一样。”

我骤然意识到，这种情况，恰恰就是这种情况，现在也发生在我们身上，发生在那些照片上。我好像明白塞尔登为什么要这么谨慎了。到目前为止只有两项的一个数列，其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的论断，说gavagai就是兔子，是不是下得太快，而这也许是错的？我试图在那两张照片之间建立起另一个模型。克里斯汀的照片是在她遭受袭击前收到的，类似一种提醒或者警告，但欣奇的照片被藏了起来，直到他死后才被发现。这个小小的差别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或者说意图吗？

我听见塞尔登宣布下课，就抢先一步冲到了讲台旁，没让学生们把他截住。他用沾满粉笔灰的右手跟我打了招呼，又朝我比了个手势，示意我再等一分钟，等他把黑板擦掉。他正要把那只兔子擦掉时，我问他，蒯因选择了兔子来举例，是不是在暗指卡罗尔，或是对他的一种致敬？

“我还真不知道，”塞尔登有些讶异，“很有可能，我们可以去问问雷蒙德·马丁，他跟蒯因挺熟的。尽管如果他要暗指卡罗尔，用鸡蛋来举例可能会更贴切：在第二本《爱丽丝》的书中，蛋头先生有段关于私人语言的议论，与这个问题的联系更为直接。”

“我还在想，刚才听课的时候就在想，”我说，“人类学家的这个问题，从根本上看，跟我们讨论过很多次的逻辑数列的加项其实是同一个问题：人类学家的每一个问题都是数列新增加的一个项，看似让他更接近它的意思，但结果呢，他仍然无法推出一个唯一解，永远都不能。”

“嗯，确实，”塞尔登说，“因为，假设这个人类学家真的很严谨，那潜在的排除法可能是要操作无数遍。所以不能指望，把一种人类语言发射到太空上去，它会被正确地解读。我觉得，归根结底，被我们称作‘意思’的东西正是我们这个物种的逻辑错误所造成的一个意外而又幸运的结果：我们基于少数几个案例就进行了归纳，从最开始的几个例子出发，就进行了概念的推理。最初的近似就让我们觉得足够巧合，这很粗暴，也很随意。可是，即便后续我们尝试着把它做得更精细一点，在我们看来已经十分细致了，也可能是无能为力的。这就是蒯因的实验从深层次想要展示给我们的东西。”

“我在想，我们目前收到的两张照片也形成了一个需要去翻译的意思，就好像每张照片都是一声gavagai，想让我们解读出一些东西。”

“继续说。”塞尔登说道，像是突然有了兴趣。

“其实也没什么，我就是想象了一下，除了最明显的‘兔子’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模型。我只想到了一点：克里斯汀的照片是在遭到袭击前收到的，留在那儿是为了让她看见，但欣奇的照片是被藏在塑料板底下，是在他死后才找出来的。”

塞尔登若有所思，一边用手指摩挲着额头，全然没有意识到那上面沾着粉笔灰。

“我觉得……”他说着，又停了下来，陷入了沉思，“我觉得，你刚才说得很有道理，说得很对。”此时，他的眼睛向内翻转，这种情况我见过几次，这让他的脸一动不动，仿佛瞬间失明，内心在追逐一个正要逃逸的想法。“我相信就像你说的：gavagai并不一定是兔子的意思，尽管每次兔子经过时他们都会说出这个词。那它真正造成的后果又是什么呢？我们还不得而知，虽然可能……可能……”他猛地回过神，像是清醒了过来，“可是你来找我，不是为了说这个吧？”

于是，我把对克里斯汀失败的探访大致告诉了他。为了掩饰被赶出来的窘迫，我又告诉他自己遇到了安德森，以及记者所说的话，关于伦纳德·欣奇及其地下产业——恋童癖照片的秘密交易。塞尔登的脸色立刻变了，变得惊恐而愕然，像是无法完全消化这个消息。

“太恐怖了。”他说。“太恐怖了，”他又低声重复了一遍，“这件事会对兄弟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我们所有人都将受到怀疑。我们得让理查德知道。假如他还不知道的话。”

“事实上这就是我过来的原因：安德森知道欣奇是被谋杀的，也知道克里斯汀出了车祸，而且原本是要把她撞死的。他正准备发表一篇文章，揭露这一切。”

“那我想我们应该现在就去找理查德：据我所知，他认识一些人，他们也许能说服日报主编推迟发表。虽说现在都这样了，”他说，“还是把一切都讲出来更有益处。我可不想被扣上窝藏包庇的帽子。”他把上课时打开的书拢成一小摞，“我得把这些书归还给图书馆，不过还是明天再还吧。我想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可以在‘老鹰和小孩’酒吧[原文为英文The Eagle and Child。“老鹰和小孩”酒吧位于牛津市中心圣吉尔斯街49号，是非常著名的酒吧。]找到理查德。”

我跟随着塞尔登穿过两排教室间的走道，下楼来到底层大厅。塞尔登去把书暂时放在他的收件柜里。回来时他走得很慢，好像手里拿着什么易爆危险品。他手里拿着个白色信封，似乎只有最顶部粘了点胶水，把它封了起来。他看了看背面和正面，没有写一个字。随后，他小心把黏着的那个尖尖撕开，似乎是尽量不去碰触其他不能碰的地方，让里面那个白色方形的东西滑了出来。是一张照片，上面只有刘易斯·卡罗尔和小爱丽丝两个人，他们像恋人那样抱在一起，嘴对嘴马上就要亲上了，或是刚刚亲过。虽然这张照片里没有哪怕一厘米皮肤的裸露，但整个画面比之前那两张更让人不安。它看起来像是用照相机近距离自动拍摄的。爱丽丝的年龄不会超过十岁，卡罗尔则刚过三十。但照片上，他还是一个清瘦温柔的年轻人，有种浪漫诗人的气质，头发小心翼翼地分成两部分，发卷儿落于两侧。而爱丽丝在他的怀里，只有洋娃娃那么大，感觉正踮着脚尖，被他半托着，拽向他的嘴。她穿得像个新娘，一身白衣，侧脸对着镜头，头发不长，都披在肩上。她的左胳膊伸向卡罗尔的脖子，卡罗尔那只张开的手则紧紧搂住她的腰。两人都闭着眼睛，嘴巴挨得很近。她的嘴唇微张，就停留在接吻前后的万分之一秒。有没有可能他们只是装装样子，其实在玩游戏呢？新郎新娘的游戏，把嘴巴尽可能地凑近？但即便是游戏，在照片上也找不到一丁点的天真与无邪。他脸上专注的表情，手从后面搂着她的样子，她紧闭的眼睛，忘我的神情：这一切似乎都指向那个唯一的可能。

塞尔登没有说话，隔着一定的距离看着照片，仿佛它有种可怕的力量，既吸引人，又令人无比厌恶。

我望向塞尔登的脸，想看看上面有没有释放出担心或者害怕的讯号。可我只看到他蹙起的眉头，以及他想不通推理的某一个步骤或是遇到难题时才会露出来的恼火表情。

“我想这意味着，”他说，“我是这个逻辑数列的第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