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战争爆发了，英国处于进入状态。

我很难描述我们当时的感受与现在有什么不同。现在我们也许害怕，也许会有一点惊讶，但不会真的惊恐于战争的来临。因为我们都明白，战争时有发生，以前有过，以后还会再有。可是在一九一四年，已经很久没有过战争了——有多久？五十年或者更久？没错，我们有过“伟大的布尔战争”和西北边境的小冲突，可这些都不曾影响全国，更像是大型军事演习，在遥远的地方维护国家权威。这一次不同，我们与德国交战了。

我接到阿尔奇的一封电报：“望能见你，能否速来索尔兹伯里。”空军是最早被动员上阵的一批。

“我们一定要去。”我对母亲说，“一定要去。”

二话不说，我们立刻动身前往火车站。我们手头没有多少现金，银行已经关门了，商业基本停滞，去市里也没办法弄到钱。我们上了火车，我记得售票员不收母亲一直带在身上的五英镑钞票，没有人收五英镑的钞票。于是，行过英格兰南部，我们的姓名和地址被无数名售票员记录了下来。火车延误导致我们不得不在好几个火车站换车，不过最终，还是在晚上抵达了索尔兹伯里。我们住进了郡府饭店，抵达半小时后阿尔奇来了。相聚的时间很短，他甚至无法留下来与我们共进晚餐。仅仅半个小时，他便向我们道别离去了。

他十分确信他会牺牲——事实上所有的空军飞行员都是这么想的——然后再也看不到我了。他就像往常一样从容、愉快，但所有先行的飞行员都认为战争就是死亡，而且会很快降临，至少对第一批上阵的他们来说是这样的。德国空军尤以强大著称。

我所知甚少，可我在与他道别时也一样确信再也见不到他了，尽管我竭力配合他那愉快且充满自信的样子。记得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哭了又哭，就在我觉得自己大概永远也停不下来了的时候，突然毫无征兆地睡着了，并一直睡到第二天日上三竿才醒来。

我们坐车回家，姓名和地址再次被更多的售票员记录下来。三天后，第一张战时明信片从法国寄来。明信片上已经印好了一些句子，寄件人只能划去或者保留，比如“很好”，“已入院”等。我收到后觉得虽然信息有限，但总是个好兆头。

我赶紧跑到我的志愿救护队分队看看怎么样了。我们做了很多绷带，并卷好；还为医院准备了很多箱医用棉签。我们做的东西有些很有用，但更多的毫无用处，然而这可以打发时间。不久后——快得可怕——第一批伤员开始抵达。上级下达命令，说是他们一到火车站就要招待他们吃点心。我得说，这是一个司令官能够想出来的最愚蠢的主意，那些人在从前线到南安普敦的路上早就被喂饱了，等他们最终到达托基火车站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先把他们从火车上搬到担架上，再抬上救护车去医院。

进入医院（市政厅改建的）后，做护理工作的竞争愈发激烈了。第一批获选参与护理工作的大都是中年妇女，她们似乎对照顾男性病患颇有经验，年轻女孩则被认为是不合适的。还有一些妇女被任命为护工，做一些杂活及清洁工作，比如清洗铜器、擦地板，等等。此外还有厨房佣工，有些不想做护理工作的人就申请去厨房干活。护工其实就是等着填补空缺，算是护士候补队。大约共有八位训练有素的医院里的护士，其余都是志愿救护员。

阿克顿太太，一个女强人，担任护士长，因为她是志愿救护队的最高长官。她做事严格，把一切组织得井然有序。这所医院可以容纳两百名患者，大家列队迎接第一批伤员的到来。当时发生了一件趣事。斯帕拉格太太，也就是时任市长斯帕拉格先生的夫人，大驾光临。她站在最前面迎接伤兵，请第一位病人坐在病床上，象征性地跪在床边，神情庄重地为他脱下靴子。而那个病人，看上去非常惊讶，我们很快便发现他只是一名癫痫病患者，根本没有上过战场，更别提受过什么伤了。他也很莫名其妙，为什么那天下午那位傲慢的夫人会来帮他脱靴子。

我也是医院里的一员，只不过仅仅是一名护工，每天一心一意地擦洗铜器。然而五天后，我就被调往病房。很多中年妇女其实没做过多少护理工作，虽然满怀同情、渴望行善，却并不能接受护理工作中的许多事物，诸如便盆、尿壶；擦洗橡胶防水布、清理呕吐物，还有伤口化脓的恶臭。我觉得她们想象中的护理工作就是在枕边抚慰，轻声细语地安抚那些勇敢的将士们。所以理想主义者们爽快地放弃了她们的任务，说自己从没想过要干这种事。于是，吃苦耐劳的年轻姑娘们被院方带到床边，顶替空缺。

起先非常混乱。可怜的医院护士们被那么多热心参与却完全未经训练的志愿者弄得几乎抓狂，甚至没有几个经过良好训练的实习护士能帮助她们。我和另一个女孩负责两排共十二张病床，听命于精力充沛的邦德护士。她虽然是一位一流的护士，却对她不幸的下属缺乏耐心。我们并不是真的很蠢，只是很无知。没有人教过我们任何在医院工作的必备知识。实际上我们只知道如何包扎，以及护理工作的基本理论。唯一能派上用场的是地区护士给我们的零星指点。

最令我们困惑的是消毒——尤其是邦德护士根本懒得解释。一桶桶用于伤口治疗的敷料被送来由我们掌管，可我们甚至还不知道肾形盘是用来放脏敷料的，圆形盘该放干净的东西。还有，所有敷料看上去都一样脏，但实际上有干净的（在楼下的灭菌器里烘烤过），这更让人迷惑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后，我们终于弄明白了。可这时邦德护士已经辞职了，她说她的神经无法忍受。

新来的是安德森护士。我相信邦德护士是一个好护士，一流的外科护士。安德森护士也是一流的，而且她还是通情达理、很有耐心的女人。在她看来，我们不是不聪明，而是极其缺乏训练。她手下有四个护士，负责两排外科病床，她准备把我们打造成材。安德森护士习惯在一两天之后判断她手下护士们的能力，然后分成两类，一类她会花时间训练，另一类则是——照她的话来说，“只能去看看壶里的水开了没有”。她说的是在病房尽头的四个巨大的水壶，通常从那儿打热水做热敷。当时，所有的伤口都要用拧干的热敷布处理，因此“去看看壶里的水开了没有”是最基本的测试。如果哪个可怜的女孩被派去“看看壶里的水开了没有”，跑回来说开了，结果并没有开，安德森护士就会嘲笑她，并质问道：“护士小姐，你连水开没开都不知道吗？”

“有蒸汽冒出来啊。”护士小姐说。

“那不是蒸汽。”安德森护士说，“你没听见声音吗？先是那种尖细的声音，然后会安静下来，这时才会冒出蒸汽。”她示范给小护士看，然后喃喃自语地走开，“如果他们再送来这样的傻瓜，我可真不知道要怎么办！”

我很幸运，在安德森护士手下工作。她虽然很严厉，但也公正。旁边两排由斯塔布斯护士负责，她是个小个子，和姑娘们相处甚欢，经常称呼她们为“亲爱的”。但这只是假象，一旦有人做错了什么事，她就会大发脾气。就像被一只坏脾气的小猫管着，它能和你玩耍，也能抓得你遍体鳞伤。

我很喜欢护理工作，上手得很轻松，并且始终认为这是一个人所能从事的最有价值的职业之一。我想如果我没有结婚，在那次战争之后我就会受训成为一名真正的护士。这也许和遗传有关，我祖父的第一任妻子，我的美国籍祖母，她就是一名护士。

走进护理的世界，我们必须修正对自己身份的认定，明白自己在医院世界里的等级地位。医生是最受尊敬的，你生病了就会去请他们来，多少会照他们所说的做——我母亲除外，我们常说她比医生知道得多。医生通常是一个家庭的朋友，你完全没有必要对他们顶礼膜拜。

“护士，拿毛巾给医生擦手！”

我很快就养成了一听到命令就快速反应的习惯。我会恭恭敬敬地站在那里，像一个活人毛巾架一样，在医生洗手的时候恭顺地等着，然后拿毛巾给他们擦手。擦完后他们不会再费事地递还给我，而是轻蔑地把毛巾直接扔到地上。即使那些护士们私下里认为水平低劣的医生，在病房里也能赢得属于他的声誉，受到异乎寻常的尊敬。

实际上，和医生搭话，表现得你认识他，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是一件鲁莽的事。即使他是你很亲密的朋友，你也不应该表现出来。不久后我就对这种严格的礼数非常熟悉了，可是有一两次，我还是犯了忌。有一次，一位医生就像他在医院生涯中一贯所做的那样，发了脾气。我觉得不是因为医生们喜欢发脾气，而是因为护士们总盼着他们发脾气。那位医生不耐烦地喊叫着：“不，不，护士，我不要这种钳子，给我……”我忘了那东西的名称了，不过当时我的盘子里恰巧有一个，我就拿给了他。接下来的整整一天，我都没再听人提起这种钳子。

“护士小姐，你真是爱出风头，竟敢直接把钳子递给医生！”

“对不起，护士。”我顺从地低声说道，“我该怎么做呢？”

“说真的，护士小姐，我觉得你早该知道这个规矩了。如果医生要什么东西，碰巧你可以给他，你也应该先递给我，由我递给医生。”

我向她保证，以后绝不会再犯了。

促使更多中年志愿护士逃离的原因是，早期从战壕里直接被送来的伤员身上都绑着战地敷料，而且头上全是虱子。托基的女士们大都没见过虱子——我也没见过——那些年长的护士看到这种可怕的生物后面不改色，年轻的和坚强一些的只能用镇静的态度面对。交班时我们通常会用愉快的语气说：“我已经把我那些病人的头搞定了！”还炫耀地挥舞着一把密齿梳子。

我们的第一批病人中有一个因破伤风而去世，这第一个死亡病例使我们大受震动。三个星期后，我觉得自己仿佛一辈子都在护理伤兵。一个月左右，我已经能非常老练地看出他们的各种把戏了。

“约翰逊，你在你的板子上写了什么？”他们的板子都挂在床头，上面钉着体温记录表。

“在我的板子上写了什么，护士小姐？”他露出一脸无辜的表情，“没有啊，我怎么会呢？”

“好像有人在上面列了一份非常奇怪的饮食单，我可不认为那是护士或者医生开的，他们可不会给你开波特葡萄酒喝。”

我还听到一个呻吟不已的病人说：“我很难受，护士小姐，我肯定……发烧了。”

我看看他健康红润的脸，再看看他拿给我的体温计，读数介于104°-105°（40℃-40.6℃）之间。

“那些电暖炉很有用是不是？”我说，“不过你要小心，如果把它放在太热的电暖炉上，水银会完全消失的。”

“啊，护士小姐。”他咧嘴笑道，“骗不了你，是不是？你们这些年轻小姐比那些年纪大的心肠硬多了，她们一看到104°就会马上去请护士来。”

“你真该为自己感到害臊。”

“啊呀，护士小姐，开个小玩笑嘛。”

他们有时必须去市区另一头的X光部，或者去做物理治疗。于是我们中的一个就要护送六个需要照顾的病人，还必须看住他们，不让他们出其不意地穿过马路。“我要买一副鞋带，护士小姐。”你往马路对面望一眼，就会看到鞋店边上就是“乔治与龙”酒吧。我总能设法悉数带回我的六个病人，不会有人冷不防地溜掉、过了一段时间又兴高采烈地出现。他们很乖，全都很乖。

有一个病人是苏格兰人，我经常帮他写信。他几乎是病房里最聪明的人，可他竟然不会读也不会写。既然如此，我就按时给他的父亲写信。他会坐着往后一靠，等着我开始。

“我们现在写信给我父亲吧，护士小姐。”他命令道。

“好的。‘亲爱的父亲’。”我这样起头，“接下来写什么？”

“哦，你觉得他喜欢听什么就写什么吧。”

“啊，我想你还是明确地告诉我好些。”

“我相信你知道该写什么。”

可我坚持要更具体的指示，于是他才开了口：关于他所在的医院、他吃的食物，等等。最后他停下来，说：“我想就这些了。”

“‘深爱您的儿子敬上’？”我建议道。

他露出吃惊的样子。

“当然不行，护士小姐，我想你应该明白怎么写。”

“怎么不对了？”

“你应该写‘尊敬您的儿子上’，我们不会对自己的父亲提及爱、感情，或者类似的字眼。”

我承认他纠正得对。

我第一次到手术室旁观手术的时候丢人了。手术室的墙壁突然围着我转起来，多亏了另一名护士紧紧地搂住我的肩，迅速把我推到了手术室门外，这才将我从灾难中解救出来。我从来没有因为看到血或者伤口而晕倒。安德森护士稍后过来时，我几乎不敢面对她，然而她出乎意料地和善。“别介意，护士小姐。”她说，“第一次手术许多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你还不习惯那种燥热与乙醚的结合，让你有些恶心。而且那又是一个非常令人不快的腹腔手术，看起来是挺让人难受的。”

“哦，护士，你觉得我下次会没问题吗？”

“你下次还要竭力忍耐，就没问题了。如果还是不行，你只能继续忍耐，直到你能挺过去，明白吗？”

“嗯。”我说，“是这样的。”

下一次她派我去参加一个短得多的手术，我挺过去了。此后我就再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麻烦，尽管有时候医生切下第一刀的时候我会移开视线。第一刀会让我不安，过了这一关我就可以平静而饶有兴致地看下去了。其真谛就在于，人总能适应习惯。

2

“我觉得这样不对，亲爱的阿加莎。”母亲的一位年长的朋友说，“你不该星期天还去医院工作，星期天是休息的日子，你应该休假。”

“如果没有人星期天上班，那些需要包扎伤口、擦身、帮他们倒便盆、铺床叠被、端茶送水的病人该怎么办？”我问，“毕竟整整二十四小时没人帮他们料理这些事情可不行，对不对？”

“哦，天哪，我从来没想过这些，可是总该有个妥善的安排呀。”

圣诞节前三天，阿尔奇突然得到了假期。我和母亲一起去伦敦见他。我想去之前我就盘算着我们应该结婚，当时有很多人这么做。

“我不明白，”我说，“现在大家都朝不保夕，随时有牺牲的可能，继续小心翼翼地计划未来又有什么用呢？”

母亲表示赞同。“是啊。”她说，“我和你的感觉一样，现在不是该考虑冒不冒险的时候。”

我们都没明说，但阿尔奇在战场上阵亡的可能性确实很大。伤亡数字已经很令人震惊了。我们有很多军人朋友，都立即应召上阵。似乎每天都能在报上看到某个认识的人阵亡的消息。

距我们上次见面只过了三个月，然而我觉得，这三个月正是所谓的非常时期。在这一段不长的时间里，我经历了完全不同的人生体验：朋友的阵亡，突如其来的战争气氛和不安，以及生活上的改变。阿尔奇也一样，经历了全新的体验，尽管是在不同的领域：他就生活在死亡、失利、败退和恐惧之下。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经历了深刻的体验，以至于再次见面时几乎成了陌生人。

就像是重新去认识彼此。我们之间的差异立刻显露无遗：他那种不可动摇的漫不经心和轻率——近乎愉悦——的态度令我心烦意乱。当时我太年轻了，还没有认识到对于面临那种全新生活的他来说，这样是最好的态度。至于我，变得愈发严肃，情绪化，把我少女时代的那一点快乐和轻率都抛到了脑后。尽管我们尝试着触及彼此，却沮丧地发现都已经忘记该怎么做了。

阿尔奇对一件事很坚决——他一开始就明确了，不要谈结婚。“那是错误的做法。”他说，“我的朋友全都这么想。这样急急忙忙地草率行事，之后会如何？你阻断了一个女孩子的前程，你遭了殃，留下一个年轻的寡妇，也许还有一个即将出世的孩子——这是自私且错误的。”

我并不赞同，言辞激烈地指出问题的另一面。可阿尔奇的个性之一就是固执。他对于自己应该做什么、打算做什么，总是坚定不移。倒不是说他从来不改变主意，他也会改变，有时候甚至会非常突然地改变，实际上他也可以改变得极为彻底，将黑白颠倒过来。只是一旦他打定主意就一定会坚定无比。我接受了他的决定，我们开始享受有限的几天相聚的日子。

我们计划在伦敦待几天，然后我跟他一起去克利弗顿，在他继父和母亲家里度过圣诞节，这似乎是一个非常正确且适宜的安排。在动身去克利弗顿之前，我们着实大吵了一架，一次很可笑的争吵，却吵得很凶。

我们准备前往克利弗顿的那天上午，阿尔奇来到饭店，带给我一份礼物。那是一个华丽的化妆盒，里面配置齐全，是那种任何一个百万富婆都可以心安理得地带去里茨饭店的东西。如果他买的是一枚戒指或者一个手镯，无论多贵我都不会反对，我会骄傲而愉快地接受。可是出于某种原因，我非常厌恶化妆盒，我觉得这是很可笑的奢侈品，是一件我永远不会用的东西。我要带着一只适合在太平岁月出国度假时带的化妆盒回医院继续投身护理工作吗？我说我不想要，他必须拿回去。阿尔奇非常生气，我也非常生气。我逼他拿走，一个小时后他回来了，我们和好如初。我们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了，为什么这么愚蠢呢？他承认那是个可笑的礼物，我承认我那么说话太没礼貌了。不知何故，经过这一次的争吵与和好，我们变得比以往更加亲密了。

母亲启程回德文郡了，阿尔奇和我前往克利弗顿。我未来的婆婆保持着十足爱尔兰式的迷人气质，她的另一个儿子坎贝尔有一次对我说：“我母亲是个非常危险的女人。”那时我不懂他的意思，不过现在我觉得我明白了。她那强烈的感情可以迅速地变得完全相反。某一刻她想要爱她未来的儿媳，并且这么做了，然而下一刻，儿媳可能变成她在这世上最讨厌的人。

我们先到布里斯托尔（Bristol），这段旅程非常痛苦，火车上依旧秩序混乱，经常延误好几个小时。尽管如此，我们最终还是到达了，受到了最亲切的欢迎。我一到就去睡觉了。那天早上的情绪化表现和一整天的旅程让我精疲力竭，我还要与羞怯的天性做一番斗争，这样才能确保在未来的公婆面前做出适当的言行。

应该是半个小时以后，也许是一个小时以后，我已经躺在床上了，不过还没有睡着，这时响起敲门声。我跑去开门，是阿尔奇。他进屋后关上了门，出人意料地说：“我改变主意了，我们必须结婚，马上，我们明天就结婚。”

“可是你说过——”

“哦，别管我说过什么，你是对的、我是错的。这是唯一明智的做法。再过两天我就要走了。”

我瘫坐在床上，双腿感到虚弱无力。“可是……可是你原本那么坚定。”

“那有什么关系？我改变主意了。”

“是啊，可是……”千言万语我却说不出口，每当我极其迫切地想要把什么话表达清楚的时候，总会张口结舌。

“无论哪方面都会很困难。”我怯懦地说。我总是可以看到阿尔奇看不到的事实，例如某个计划中的种种不利因素，而阿尔奇只能看到最根本的。起初他认为在战时结婚绝对是最愚蠢的行为，现在，一天之后，他同样坚定地认为那是我们唯一应该做的事情。实际的困难，我们最亲近、最亲爱的家人们会多么为难，他都毫不顾及。我们又争论起来，和二十四小时之前一样激烈，这一次双方的立场完全相反。不用说，他又赢了。

“可是我不觉得我们能够这么突然地结婚。”我怀疑地说，“太难了。”

“哦，不，我们可以办得到。”阿尔奇欢快地说，“我们可以得到一张特殊许可证之类的东西，去找坎特伯雷大主教。”

“那不是很花钱吗？”

“会吧，我相信会相当贵，可是我想办法总会有的。无论如何，我们非去不可。没时间想其他办法了，明天就是圣诞夜。那么，这么做可以吗？”

我软弱无力地说可以，于是他走了。我这一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都醒着，担忧不已。母亲会怎么说？玛吉会怎么说？阿尔奇的母亲会怎么说？为什么阿尔奇不在伦敦就同意结婚？那样一切都会变得简单容易。哦，好吧，就这样吧……最后我疲倦地睡着了。

我预见到的很多事情在第二天上午就变为现实：首先我们必须把计划告诉佩格。她立即歇斯底里地大哭起来，然后跑回床上去了。

“我亲生的儿子就这样对我。”她上楼时气喘吁吁地说。

“阿尔奇。”我说，“我们还是不要结婚好了，这伤透了你母亲的心。”

“她难不难过和我有什么关系？”阿尔奇说，“我们已经订婚两年了，她早该接受这个事实。”

“她现在似乎非常难过。”

“事到临头才告诉我！”佩格啜泣着说。她躺在一个昏暗的房间里，将一块浸过古龙水的手帕搭在额头上。阿尔奇和我面面相觑，像两只做贼心虚的小狗。阿尔奇的继父跑来解围，他把我们从佩格所在的房间带到楼下，对我们说：“我觉得你们做得很对，现在不必担心佩格，她震惊的时候总会难过。她很喜欢你，阿加莎，事情过后她会为此高兴的。可是不要奢望她今天能高兴。现在，去完成你们的计划吧，我想你们的时间不多了。记住，我确信，非常确信，你们这样做是对的。”

尽管那天一开始时我也有点眼泪汪汪、忧心忡忡，可是两个小时之后我就精力充沛了。我们的结婚之路异常艰难，然而当天结婚越是看似不可能，我就越是和阿尔奇一样，更加坚定结得了婚。

阿尔奇先去请教了他以前的教会学校校长，据说去律师公会可以得到特殊许可证，需要花费二十五英镑。阿尔奇和我都没有二十五英镑，但我们暂且不管，钱无疑是可以借到的。困难在于我们要亲自去领取，而在圣诞节当天，是拿不到这种东西的，于是，当天结婚的想法看起来还是不可能实现。特殊许可证没戏了，我们接下来去了结婚登记处，在那里再次碰了钉子。必须在举行仪式前十四天通知他们。时间就这么过去了。最终是一个我们没见过的和善的登记员，用完午前茶返回登记处时帮我们解决了难题。

“我亲爱的小伙子。”他对阿尔奇说，“你住在这儿，是不是？我是说你母亲和继父就住在这儿，对吧？”

“是的。”阿尔奇说。

“那么，这里有你的箱包、衣物和财产，是不是？”

“是的。”

“那你们就不需要提前两周通知，你可以买一张普通许可证，今天下午到你的教区教堂结婚。”

许可证需要八英镑，我们还付得起，马上疯狂地冲了出去。

我们跑到马路尽头的教堂寻找教区牧师，他不在。我们在他的一个朋友的家里找到了他。他吃了一惊，最终答应主持我们的婚礼。我们赶回家去告诉佩格，顺便抓一点儿吃的。“别跟我说话。”她喊道，“别跟我说话！”然后就锁上了房门。

此时已刻不容缓，我们匆匆地赶到教堂。我记得那座教堂叫以马利教堂（Emmanuel）。接着我们发现还必须有个证婚人，正准备再冲出去抓一个陌生人来充数时，我竟然碰见了一个认识的女孩。好几年前我曾和她一起在克利弗顿小住。伊冯·布什虽然很震惊，但还是同意临时来做我的伴娘和证婚人。我们冲了回去，风琴手正在练习，他愿意为我们演奏婚礼进行曲。

就在婚礼即将开始之时，我突然悲哀地想，没有新娘像我这么不修边幅吧。没有白色礼服，没有面纱，甚至没有一件漂亮的上衣。我就穿着普通的外套和裙子，戴着一顶紫色天鹅绒小帽子，连洗手洗脸的时间都没有。我们俩因此笑了起来。

婚礼按流程办完了，我们开始应付下一个难题。既然佩格仍旧闷闷不乐，我们便决定去托基，住在托基大饭店，和我的母亲共度圣诞节。可是我得先给她打通电话，告诉她已经发生的事情。要在电话里说明白非常难，结果也并不怎么愉快，我姐姐也在那儿，她得知这件事后表现出异常的恼怒。

“就这样突然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你知道她的心脏有多衰弱吗！你简直太无情了！”

我们赶上拥挤的火车，终于在午夜抵达了托基，并且设法打电话预订了房间。我仍然有一点罪恶感，我们引起了那么多的麻烦和不便。我们爱的每一个人都被弄得苦恼不堪，我有这样的感觉，可我觉得阿尔奇不会有。我不觉得他有，即使有，他也不会介意。他会说：真遗憾，每个人都为我们苦恼，可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反正我们做得很对——他确信我们是对的。不过有一件事让他紧张了。我们爬上火车后，他突然像魔术师一样变出一个手提箱。“我希望，”他紧张地对他年轻的新娘说，“我希望你不会为此生气。”

“阿尔奇！是那个化妆盒？！”

“是的，我没有把它退回去。你不介意吧，是不是？”

“我当然不介意，能拥有这个也很不错。”

于是我们带着它开始旅行——这也是我们的蜜月之旅。安全过关了，阿尔奇如释重负，我想他以为我会因为这个化妆盒生气。

如果说我们的婚礼是一次与一连串突发事件和危机所做的斗争，那圣诞节就是平静祥和的。每个人都需要时间从震惊中恢复。玛吉很热情，没有再责难我们；母亲从心脏病中缓了过来，为我们的幸福而真心高兴。我希望佩格也恢复过来了（阿尔奇向我保证她会的）。于是，我们的圣诞节过得非常快乐。

第二天，我陪着阿尔奇一起去伦敦，并和他道别。他再次动身前往法国，我要再渡过六个月战乱的日子才能见到他。

我继续去医院工作，关于我的新闻已先于我抵达。

“护士小姐！”那个苏格兰人用他的小手杖敲了敲床脚，带着浓重的卷舌音说，“护士小姐，快来啊！”我过去了。“我听说你结婚了？”

“是的。”我说，“我结婚了。”

“你们听到了吗？”苏格兰人冲那一整排病床上的人喊道，“米勒护士结婚了。你现在姓什么，护士小姐？”

“克里斯蒂。”

“啊，一个很好的苏格兰姓氏，克里斯蒂，克里斯蒂护士。你听到了没有，护士？她现在是克里斯蒂护士了。”

“我听到了。”安德森护士说，“我希望你幸福。”她很正式地补充道，“最近病房里都在说这件事呢。”

“你嫁得很好，护士小姐。”另一个病人说，“我听说你嫁给了一名军官？”我承认我全身心都飘飘然了，“是啊，嫁得不错。不过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你是个漂亮的女孩子。”

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了，战争陷入可怕的僵局。差不多一半的病人患上了战壕足病。那年的冬天极其寒冷，我的手和脚都生了严重的冻疮，而没完没了地洗橡胶防水布对手上的冻疮毫无益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要承担的工作越来越多，但我喜欢我的工作。我融入到了医生和护士的日常事务中，知道哪些外科医生很受尊敬，哪些医生是护士们背地里瞧不起的。不需要再捉虱子了，也没有战地上带来的敷料了，法国建起了战地医院，不过我们这里还是人满为患。那位断了腿的小个子苏格兰人还没康复就出院了，结果又在火车站月台上摔了一跤，可他迫切地想要回到苏格兰家乡，竟只字未提此事，把腿部再次骨折一事隐瞒了起来。他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不过最终设法抵达了目的地，只是不得不重新接骨。

现在关于那时的回忆已有些模糊了，但我还是能记起一些特别突出的事件。我记得有一个在手术室帮忙的年轻实习护士，被留下来做清理工作，我帮她把一条锯下来的腿抬起来，投入火炉里。这简直太难为那个孩子了。然后我们一起把那些乱糟糟的脏东西和血清理干净。我觉得她太年轻、太缺乏经验，不应该让她单独完成这项任务。

我还记得一个一脸严肃的中士，他的情书是我代笔的。他不会读书写字。他会粗略地告诉我想写什么。“这样很好啊，护士小姐。”我把信读给他听之后他总是点点头这么说，“麻烦你抄三份好吗？”

“三份？”我问。

“是啊。”他说，“一封给奈莉，一封给杰西，一封给玛格丽特。”

“要是每封信能稍微有些变化不是更好吗？”我问。他想了一想，说：“我想不用了吧。必不可少的话都对她们说了。”于是每封信都有一样的开头：“愿这封即将离开我的信能够找寻到你，愿你更加健康，面若桃花。”和一样的结尾：“直到地狱之火被冰封，我永远是你的爱人”。

“她们会不会发现对方？”我有些好奇地问。

“哦，我想不会的。”他说，“她们住在不同的镇子里，而且互不相识。”

我问他是否想娶其中之一。

“也许会，也许不会。”他说，“奈莉，她很漂亮，一个可爱的女孩；而杰西，她严肃认真。她崇拜我，认为我就是全世界，杰西就是这么想的。”

“那么玛格丽特呢？”

“玛格丽特？哦，玛格丽特。”他说，“她能让你快乐，玛格丽特，她是个性格开朗的女孩。不过，还是等将来再看吧。”

我经常畅想他是否娶了三人中的一个，或者找到了第四个，面貌姣好、善于聆听并且性格开朗。

家里一切还是老样子。露西取代了简的位置，还总是尊称她为“罗太太”。“我真心希望能够填补罗太太的空缺，接替她的工作真是责任重大。”她一心想着能在战后为阿尔奇和我做饭。

有一天她跑到我母亲面前，看起来非常紧张。她说：“我希望您不会介意，夫人，我很想去参加空军妇女辅助队（Women's Auxiliary Air Force/WAAF）。希望您不会怪我。”

“啊，露西，”我母亲说，“我想你做得很对。你是个年轻、强壮的女孩，正是他们所需要的。”

于是露西泪流满面地走了。她希望她不在的时候我们能过得很好，还说她不知道罗太太会怎么想。和她一起离开的还有客厅女佣，美丽的艾玛，她是去结婚。她们的职务由两个年长的女佣顶替，她们俩对战时的艰难表示难以置信，并怀有深深的怨恨。

“对不起，夫人。”几天后，年纪较大的玛丽气得发抖地说，“可是给我们吃这种食物是不对的。这个星期我们吃了两天鱼了，还吃了动物内脏。我历来每天至少有一餐要吃好的肉食。”母亲竭力向她解释说目前食物都是定量供应的，我们不得不每星期吃两到三次鱼肉，以及被好听地称作“可食用内脏”的东西。玛丽只是摇了摇头，说：“这样是不对的，我们不该受到这样的对待。”她还说她以前从来没吃过人造黄油。然后，母亲玩了战时很多人都会耍的手段，把人造黄油和黄油的包装纸互换。

“现在你们尝尝这两个。”她说，“我敢说你们分不出哪个是人造黄油，哪个是天然黄油。”

这两个上了岁数的女人面露不屑之色，尝了尝，辨别了一下，接着非常肯定地说：“哪个是哪个显而易见，夫人，毫无疑问。”

“你们真的觉得差别那么大？”

“是的，没错，我受不了人造黄油的味道，我们俩都受不了，让人想吐。”她们厌恶地把黄油递还给我的母亲。

“你们真的更喜欢另一种？”

“是的，夫人，很好的黄油，无可挑剔。”

“那么，我还是告诉你们为好。”母亲说，“那个是人造黄油，这个才是天然黄油。”

起初她们不相信，终于确信之后她们很不高兴。

姨婆现在和我们住在一起，她总是担心我晚上一个人去医院。

“太危险了，亲爱的，一个人走在路上，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你必须另做安排。”

“我想不可能做什么其他的安排，姨婆。而且我不会有事的，我已经这么走了好几个月了。”

“这么做是不对的，也许会有人找你搭讪。”

我做了一切努力让她安心。我值班的时间是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通常要到十点半晚班交班以后才能离开医院。步行回家需要大约四十五分钟，坦白说，那段路确实相当荒凉。不过我没有遇到过任何麻烦。我遇到过一个醉醺醺的士官，可他只是非常渴望展示他的英勇。“你在做好事。”他一边摇摇晃晃地走着一边说，“在医院工作，这很好。我送你回家，护士小姐，我送你回家，因为我不想看到你出什么意外。”我对他说不需要了，谢谢他的好意。尽管如此，他还是拖着沉重的步子把我送到了家，并以最礼貌的方式在我家门口向我道别。

我不记得姨婆搬来与我们同住的确切时间了，想必是战争爆发后不久。她的眼睛因白内障而几乎失明，而她的年纪太大，已无法手术。她是个豁达的人，尽管要她放弃伊灵的房子、那边的朋友们和所有的一切，将是莫大的痛苦，但她清楚地看到独自住在那里会十分不便，而且仆人们都不乐意留下。于是大举迁移在所难免。我姐姐南下来帮助母亲，我则从德文郡北上，所有人都忙作一团。我觉得当时我丝毫没有体察到可怜的姨婆有多痛苦，可是现在，我的脑海中可以清晰地呈现出一幅画面：近乎全盲的她无助地坐在她的财产和所有她所珍视的东西中间，身边围绕着三个破坏者，把东西全都翻出来，决定哪些要扔掉。她发出微弱而悲痛的哭喊声。“哦，你们不要扔掉那条裙子，那是在庞塞茹尔夫人店里做的，我漂亮的天鹅绒！”很难向她解释天鹅绒已经被虫蛀了，丝绸已经开裂。还有整箱、整抽屉的东西都被虫蛀了，变得毫无用处。由于她的担忧，很多应该毁掉的东西都被保留了下来。一箱又一箱，装满了文件、针线书、一匹匹给仆人做衣服的印花布、一匹匹减价时买来的丝绸和天鹅绒、边角料，那么多一旦被拿来用了就会非常有用的东西却被这样束之高阁。可怜的姨婆坐在她的大扶手椅中哭泣。

衣服处理完毕之后，接下来再清理储藏室。果酱发霉了，李子发酵了，滑落下来的一包包黄油和糖都被老鼠啃过了。所有她在生活中勤俭节约下来的东西，所有买来储藏着以备将来不时之需的东西，此时、就在这里，成为浪费的大纪念碑！我想浪费是让她深感伤心的原因。还有她的那些自酿酒——至少它们的状况还好，这要归功于酒精的防腐特性。三十六坛樱桃白兰地、樱桃杜松子酒、李子杜松子酒、李子白兰地和其他一些酒，都和家具一起被搬上车运走了。到达时却只剩三十一坛。“想想看，”姨婆说，“那些人还说他们都滴酒不沾呢！”

也许那些搬运工是在报复，他们在搬东西的时候没有得到姨婆多少同情。他们想把红木高脚橱里的抽屉都取出来时，姨婆不屑地说：“把抽屉取出来？为什么？太重！你们是三个壮男人，是不是？从前那些男人把它们搬上楼的时候里面还装满了东西呢，人家可是什么也没拿出来。只知道偷懒的办法！现在的男人都一文不值！”搬运工辩解说他们搬不动。“羸弱的人。”姨婆最后让步了，她说，“简直是弱不禁风，如今没有一个男人名副其实。”姨婆买的那些用来解救自己于饥荒的食品都被装箱了。唯一让她起劲的事情就是，在我们到达阿什菲尔德之后，她为这些食物想到了很多藏匿的地方。两打沙丁鱼罐头被放在一个奇彭代尔式的写字台上保存下来，有一些则被完全遗忘了——忘得那么彻底，以至于战后母亲准备卖掉一件家具时，过来把它搬走的人恭谦地轻咳一声，说：“我想那上面有好多沙丁鱼罐头。”

“哦，真的。”我母亲说，“有可能。”她没有解释原因，那个人也没有问。沙丁鱼罐头被拿开了。母亲说：“我想我们最好看看别的家具上面还有没有。”

之后的很多年里，沙丁鱼罐头和袋装面粉之类的东西总会出现在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客房里的一个废弃的洗衣篮里装满了面粉，已经生了一些米虫。不过火腿还算状况良好，可以吃。一罐罐蜂蜜、一瓶瓶李子和不多的罐头食品也都被找到了——尽管姨婆很不认可罐头食品，总怀疑它们是引发食物中毒的根本原因。对她而言，只有她自己封存的瓶瓶罐罐才是安全的储藏品。

确实，在我的孩提时代，罐头食品是所有人都不认可的。所有女孩在参加舞会前都会被警告说：“一定要小心，晚餐时不要吃龙虾，也许是罐头装的，你都不知道！”“罐头装的”，这个词说起来都令人心惊肉跳。罐头装的蟹肉被公认为是一种可怕的东西，甚至不需要特别的警告。让任何人想象一下，在某段时间内，你的主食将全部是冷冻食品和罐头蔬菜，发愁和忧惧都是可以理解的了。

尽管深爱着姨婆，并乐于为她效劳，可我对可怜的她的苦楚又有多少感同身受呢？一个人即使努力地想要做到无私，也还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我现在明白了，那次搬家对可怜的姨婆来说必然是非常可怕的事，她守寡后不久就住在那里了，此时已经八十多岁，要把自己从生活了三四十年的房子连根拔起。离开那幢房子本身也许还不是最糟糕的——当然也已经足够糟糕了。即使她的私人家具都已随她搬过来：她的四柱卧床、她喜欢坐的两把大椅子。最糟糕的是，她失去了所有的朋友。她的朋友有很多都去世了，可是还有不少经常过来拜访的邻居。她习惯于和他们一起回顾过往的岁月或者讨论日报上的新闻，那些骇人听闻的弑婴、强奸、暗娼，以及所有上了年纪的人都爱听的新闻。我们的确每天都给姨婆读报，可是对于保姆女佣的可怕命运、被遗弃在童车里的婴儿、在火车上遭到侵犯的女孩子，我们并不真正感兴趣。而国际事件、政治、福利、教育，这些时事新闻话题又无法激起姨婆的丝毫兴趣。并不是因为她麻木无知，也不是因为她幸灾乐祸，而是她很需要一些与日常的平静生活不同的东西。某些戏剧性的事件，某些可怕的事，尽管她自己不会遇到，却会在不太远的地方发生。

可怜的姨婆此时的生活中，除了为她读的报纸上的那些灾难新闻之外，没有一点让她兴奋的事。不再有朋友来拜访她，告诉她某某上校是如何可怕地对待他的妻子，或是和她分享某个表亲得了一种怪病，医生们都束手无策。我现在能明白她有多悲哀、多孤独、多寂寞了。我希望当时我能多体谅她一些。

早上在床上用过早餐后，她会慢慢地起床，大约十一点钟下楼，满心希望有人能有空来为她读报纸。然而由于她下来的时间从不固定，不会总是那么巧，于是她会很耐心地坐在她的椅子上。有一两年她还能织毛衣，因为织毛衣不需要看得很清楚；可是随着视力越来越差，她只能织越来越粗糙的衣物。即便如此，她还是会漏掉一些针脚，自己却不知道。有时候你会发现她坐在扶手椅上静静地哭，因为她在好几排前漏了一针，不得不拆掉。我经常帮她，捡起来重新织，这样她就能从刚才织到的地方继续了。可是这样也并不能医好她内心的创伤，她觉得自己已经没有用了。

我们很难说服她到阳台上去散散步，或进行类似的活动。她坚信户外的空气是有害的。她整天坐在客厅里，因为以前在自己家中她也是这样的。她会过来和我们一起用下午茶，然后再跑回去。不过有时候，尤其是有年轻人来参加晚宴的日子，餐后我们去教室，姨婆就会突然出现，缓慢地、艰难地爬上楼梯。在这样的场合，通常她都不想早早就寝，她想置身其中，倾听发生了什么，分享我们的欢乐和笑声。她还没聋，但已经耳背得厉害，很多事不得不反复对她说她才听得见。我不太希望她来，因为她的陪伴会带来无形的约束。不过值得欣慰的是，至少我们从来没劝阻过她，没让她沮丧。可怜的姨婆是悲哀的，然而这又难以避免，她的烦恼和许多老人一样，是失去了独立的能力。我想，正是一种被排除在外的感觉导致那么多老人纵容自己的幻想，认为自己被下了毒，或者财产被窃。我觉得他们并不是真的心智衰竭，而是他们需要一种兴奋的感觉，一种刺激。如果有人尝试给你下毒，生活就会变得有趣一些。渐渐地，姨婆也开始放纵她的想象力，她要我母亲相信仆人们“在我的食物里放了东西”。

“她们想除掉我！”

“可是，亲爱的姨妈，她们为什么想除掉你呢？她们都非常喜欢你。”

“啊，那是你的想法，克拉拉。你靠近一点，她们总在门口偷听，这可瞒不了我。我昨天的鸡蛋——炒鸡蛋，味道非常特别，有金属的味道。骗不了我的！”她点点头道，“老怀亚特夫人，你知道的，她就是被管家夫妇毒死的。”

“是啊，亲爱的姨妈，可那是因为她给他们留下了很多钱，你没有给任何仆人留什么钱呀。”

“我才不给呢。”姨婆说，“不管怎样，克拉拉，以后我早餐只吃一只煮鸡蛋。如果我吃煮鸡蛋，她们就无法动手脚了。”于是姨婆只吃一只煮鸡蛋当早餐。

接下来就是她的珠宝不翼而飞，她派人传信召唤我。“阿加莎？是你吗？进来，把门关上，亲爱的。”

我来到床前。“怎么了，姨婆，什么事呀？”她坐在床上哭了，用手绢擦拭双眼，“不见了。”她说，“都不见了，我的翡翠，我的两个戒指，我漂亮的耳环——都不见了！哦，天哪！”

“您瞧，姨婆，我敢肯定它们没有不见，让我们来找找看，它们本来在哪儿？”

“它们本来在抽屉里——左边最上面的那个抽屉，包在一副连指手套里，我一直放在那儿。”

“那我们来找找看，好吗？”我走到梳妆台前，查看她所说的那个抽屉，有两副连指手套，团成一团，可是里面什么也没有。我把注意力转向下面的抽屉，那儿也有一副连指手套，用手一摸，硬硬的触感让我知道成功了。我把它们拿到床头，让姨婆确信它们都在呢——耳环、翡翠胸针，以及她的两个戒指。

“在正数第三个抽屉里，不是第二个。”我解释说。

“她们一定是放回去了。”

“我觉得她们不会这么做。”我说。

“你要非常小心，亲爱的阿加莎，真的要非常小心，不要把你的手提包随便乱放。现在悄悄走到门口好吗？看看她们是不是在偷听。”

我照她的意思做了，并告诉她没有人在偷听。

我想，变老是多么可怕呀！这当然也会发生在我身上，可我又觉得不可能。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不会老，我不会死”。你知道你会，可是同样的，你又确信你不会。好了，现在我老了，但还没有开始怀疑我的珠宝被窃，或者有人给我下毒，可是我必须警惕同时明白，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都有可能发生。这样预先警告自己一下，也许能让我在开始做傻事之前清醒过来。

有一天，姨婆认为她听到了猫的声音，躲在楼梯后面的什么地方。即使真的有一只猫，明智的做法也应该是随它去，或者向哪个女仆或者向我或母亲提一下。可是姨婆一定要亲自去调查，结果她在楼梯上摔倒了，摔断了手臂。医生接骨时说他希望能够愈合，可是像她这样的年纪——八十高龄……然而，姨婆这次取得了成功，她很快就可以自由活动手臂了，尽管无法高举过头。毫无疑问，她是一个坚强的老太太。她总是对我说她年轻时有多么孱弱，说在十五岁到三十五岁之间，有几次医生都认定她活不了了。我非常确信这些话都不是真的，那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女子为了引人注意而故意夸大其词。

要照料姨婆、做家务、在医院值班到深夜，那时候我的生活非常充实。

阿尔奇在夏天有三天的假期，我在伦敦与他相会。这不是一个愉快的假期，他很烦乱、紧张。战争已经搞得人心惶惶，而阿尔奇更加了解战争的严峻形势。官方公布的伤亡数字一直在攀升，但在英国的我们还不明白战争远远不会在圣诞节结束，可能还会持续四年。确实，招募新兵时提出的要求是：要么按照德比伯爵的三年之期[以英国的三岁马赛马来比喻服三年兵役。德比赛马会以其创始人、第十二世德比伯爵的名字命名，比赛采用三岁赛马，每年六月的第一个星期三在伦敦附近的萨里郡埃普索姆镇举行。]服役，要么在整个战时服役，三年的预想似乎太可笑了。

阿尔奇从不提及战争和自己的经历。他打的主意就是要在这三天里一心一意地忘掉这一切，尽可能地享用能够获得的美食——一战时的配给制度比二战时的公平多了。一战时如果你想吃肉，无论是在家还是在餐厅里，都必须使用肉类配给券。而二战时的情形就很不人道了，只要你喜欢，而且有钱，就可以天天去餐厅吃肉，根本不需要配给券。

我们相聚的这三天就在心神不宁中一闪而过，我们都渴望着计划未来的生活，可是又觉得最好不要。唯一让我心情开朗的是，就在这次假期后不久，阿尔奇就不用再飞行了。他的鼻窦炎不允许他多作飞行，他将被派去一个物资中心。他一直是一个卓越的组织者和管理者，曾在几次重要战报中被提及，最后还被授予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勋章，还有卓越服役勋章。而令他一直非常骄傲的奖赏是在最早的一份发行物上，弗伦奇将军（General French）在一次重要战报的开头就提及了他，说他真正派得上用场。他还获颁了一枚俄国圣斯坦尼斯拉夫勋章，漂亮得让我真想戴着它去参加社交聚会。

那一年年底，我得了严重的流感，又导致肺充血，因此有三个礼拜到一个月无法去医院上班。等我返回时，医院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药房，院方建议我到那里工作，在接下来的两年中，这里是我的另一个家。

新部门由埃利斯太太负责，她是埃利斯医生的妻子，为丈夫做了很多年的药剂师。还有一位负责人是我的朋友艾琳·莫里斯。我协助她们，同时准备药剂师考试，通过之后我就能为医生或者药剂师配药了。听上去很有趣，而且上班时间很好——药房六点钟就关门了，我交替着在上午和下午当班，这样也能更好地兼顾我的家庭职责。

我不能说我像喜欢护理一样喜欢配药，我觉得我对护理有一种真正的使命感，会很高兴地做一名护士。配药在一段时间里是有趣的，却会渐渐变得单调——我从没想过要把这个当作永久的工作。另一方面，能和朋友们一起共事让我十分开心，我非常喜爱并尊敬埃利斯太太，她是我所见过的最从容镇定的女人。她声音温和慵懒，有种出人意料的幽默感，会在各种时刻显现出来。她也是个非常好的老师，因为她理解别人的难处，以及她坦率地承认自己经常列算式计算，让人觉得与她相处非常舒服。艾琳是我的化学老师，坦白地说，她太聪明了，我有点招架不住。她不是从实践开始讲，而是从理论开始。一上来就向我介绍元素周期表、原子量、煤焦油的衍生物，很容易让人如坠五里雾中。不过在掌握了基本常识之后，我就可以自己走路了。而自从我们在练习做马施克式实验时把康纳咖啡机给炸毁了以后，我的进步就非常显著。

我们是业余的，不过这反而使我们更加小心尽责。这份工作时忙时闲，每当有一批新病人入院时，我们就会非常忙乱。内服药，药膏，一罐罐药用洗液每天都要灌满、补充、取用。在医院同几位医生一起工作过以后，我发现药物和世界上的其他东西一样，大部分是在追随流行，另外还牵涉医生的个人风格。

“今天早上要做些什么事？”

“哦，有五个威狄克医生的处方，四个詹姆斯医生的处方，还有两个维纳医生的特别处方。”

无知的外行人——我想我就应该这么称呼自己——都相信医生会单独研究你的病例，考虑什么药最为适合，然后对症开方。我很快便发现，威狄克医生的补药处方、詹姆斯医生的补药处方和维纳医生的补药处方有很大不同，而且不是随病人不同，是随医生不同。仔细想想，这是合理的，尽管患者可能会觉得自己没那么重要。药剂师和配药员对医生们也有自己的高见，可能认为詹姆斯医生开的处方好，威狄克医生的处方让人不屑一顾，不过他们都一样要配。医生只有在配制药膏时才真正像是在做试验，主要是因为皮肤病对医生和对其他任何人来说都一样，是一个谜。炉甘石很好地治愈了D太太，C太太的症状完全一样，用了炉甘石却毫无反应，反而有刺激性；煤焦油制剂使D太太的病情加重，在C太太身上却获得了意外的成功。于是医生们必须不停地尝试，直到发现适当的配方。在伦敦，皮肤病人也有他们各自喜欢的医院。“试试看米德尔塞克斯医院？我试过了，他们给我的药根本没有用。我现在在UCH[英国伦敦的大学医院简称]，病差不多快好了。”然后一个朋友插话道：“嗯，我发现米德尔塞克斯医院有些效果，我姐姐原来在这里治疗，可是没医好，于是她去了米德尔塞克斯，才两天就完全好了。”

我至今仍对一位皮肤科医生心怀怨恨，他是一个顽固而乐观的试验家，属于“什么都要尝试一下”学派的。有一次，他在无计可施的时候想到一个主意，用鱼肝油配制的混合物擦遍了一个只有几个月大的婴儿的全身。婴儿的母亲和家人发现，一走到那个可怜的宝宝身边，就会闻到非常难以忍受的气味，而且那药水一点用都没有，用了十天就放弃了。配制这种东西也导致我的家人都躲开我，因为白天接触了大量的鱼肝油，回到家时我不可能没有臭气熏天的鱼腥味。

还有几次，我成了人人厌弃的人。一九一六年，毕普药膏（Bip's Paste）很时兴，结果所有的伤口都用它来处理。它含有铋和黄碘，与液状石蜡混合成药膏。黄碘的气味伴随着我，在药房里、电车上、家里、晚餐桌上，还有我的床上！它有一种弥漫性，从你的指尖、手腕、手臂，直到手肘，往外冒，当然是洗不掉的，只能等到它挥发殆尽。为了照顾家里人的感受，我总是拿着餐盘到餐具室用餐。直到战争的尾声，毕普药膏才不再受宠，由更多无伤大雅的配方取代。最终的继承者是大包装次氯酸洗液，由次氯酸钙、苏打以及其他成分混合而成，会导致你的所有衣服上都有一股刺鼻的氯的气味。如今的水槽消毒剂等都有这一类成分，只要闻到这种东西我就很腻烦。我曾经很生气地骂过我们的一个男仆。“你在餐具室的水槽里放了什么？气味难闻极了！”

他很骄傲地拿出一个瓶子。“一流的消毒剂，夫人。”他说。

“这里不是医院！”我喊道，“现在你挂起一卷苯酚纸，用热水把水槽冲洗干净，如果有必要就加一点苏打。然后把那瓶讨厌的次氯酸钙制剂丢掉！”

于是我给他讲解了清洗剂的性质，并告诉他，对微生物有害的东西对人体通常也有害，因此我们的目标是清洁，做到一尘不染，而不是消毒。“微生物很坚韧的。”我向他指出，“稀释的消毒剂对坚韧的微生物没有什么作用。微生物在一比六十的苯酚溶剂里还能保持活跃。”可他没有被说服，仍然在我确定不在家的安全情势下继续使用这种讨厌的制剂。

作为准备药剂师考试的一部分，医院安排我外出接受一些商业药剂师的指导。托基某个大药房最主要的药剂师之一亲切地说我可以每个星期天去，他会给我指导。我恭敬而战战兢兢地去了，渴望能学到些什么。

在药店，首先你会发现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因为我们在医院的工作是业余的，因此在称量每一种药品时都尽可能地做到分毫不差。医生的处方指定每剂二十粒碳酸铋，那么病人就会得到不多不少、刚刚好二十粒。因为是业余的，我觉得这样很好。可是我猜想，任何一个药剂师在干满五年、得到了药剂师专科学位之后，就会对自己手上的原材料了如指掌，就像一个厨子对他的菜蔬作料了如指掌一样。他们会非常自信地从各种各样的瓶子里倒出一些，根本不用费心地测量、称重。他们在配制有毒的或者危险的药品时当然会很谨慎，而在配制害处不大的药品时，就只是凭手感倒出一些，着色剂和调味剂也是如此。这样一来，往往会产生这样的结果，病人会回来抱怨他们的药和上次的颜色不同。“我的药历来都是深粉红色的，不是淡粉红色。”或者“这次的味道不对，我的药有薄荷味，很好吃的薄荷味，不是这种讨厌的、甜腻的、令人作呕的东西。”那么，显然是氯仿水取代了薄荷水。

一九四八年，我在大学学院医院工作时，大多数门诊病人对药物的颜色和味道都很挑剔。我记得有一个爱尔兰老太太把头探进药房窗口，将半克朗塞进我的手里，低声说：“加倍放好吗，亲爱的？加倍放薄荷水，味道重一倍。”我把她的半克朗还给她，一本正经地说我们不接受这种要求，还告诉她应该严格地按照医嘱服药。虽说如此，我的确多给她放了一些薄荷水，因为这不可能对她有什么害处，她非常喜欢。

自然，如果你是个新手，就会紧张，怕犯错。在药物里面加上有毒的药品时总要经过另一位药剂师的检查，不过仍有惊心动魄的时候，我记得我就有这么一次。那天下午我在配制药膏，配制其中一种时，我把一点儿纯苯酚放在了一个药膏罐的盖子上，然后小心地用滴管加到正在板子上配制的药膏里。装好瓶、贴好标签、放在板子外面后，我就继续去做别的工作了。我想大约是在凌晨三点，我忽然从床上醒来，对自己说：“我后来怎么处置那个药膏罐盖子了，放纯苯酚的那个？”我越想就越不记得把它拿走并且清洗过了。有没有可能我没注意到上面有东西，盖到我配的其他药膏上了？同样的，我越想就越肯定我是那么干了。我把这罐药膏和其他的药膏一起放到了病房的架子上，等待第二天上午由病房服务生收到篮子里。这样的话，某个病人的某一罐药膏上就盖着一层烈性苯酚！我担心得要死，无法再忍受下去。我起床穿好衣服，步行到医院，冲了进去。幸好不需要穿过病房，因为通往药房的楼梯在外面。我走上去，查看我准备的那些药膏，打开盖子，慎重地闻。我也不知道当时是否是我想象过度，但我在一个盖子上似乎闻到了微弱的苯酚的气味，而这种药膏是不该有这种气味的。我把药膏最上面的一层油膏全部取出来，确定没有问题了才又爬下楼，步行回家睡觉。

大体来说，在药房里犯错的通常不是新手。新手会很紧张，总会向人请教。最糟糕的错配毒药案例总是出现在工作多年、专业可靠的药剂师身上。他们对自己做的事情太熟悉了，不需要多想，而某一天他们可能正想着自己的麻烦事，失手的一刻就来了。这样的例子也发生在我一个朋友的外孙身上。那个孩子病了，医生过来写了一个处方，让人带到药店去配制。很快一剂配好，孩子服用了。当天下午，祖母看孩子的脸色不对，便对保姆说：“是不是药有点问题？”等第二剂药服过之后，她更担心了。“我觉得有点不对。”她说。她请来了医生，医生看了看孩子，检查了药，便马上采取治疗。孩子们对麻醉剂的承受力很低，而药剂师犯了错误，放过了量。可怜的人，他难过极了，他在那家药店工作了十四年，是他们最认真、最受信赖的药剂师之一。通过这个例子你可以明白，这种事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每个星期天下午的药物学指导我都会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参加药剂师考试必须对英制和公制单位都应对自如。我的药剂师老师让我练习按照公制公式配制药剂。医生和药剂师都不喜欢在工作中采用公制。我们医院的一个医生从来不知道“含0.1”的真正含义，会说：“让我看看这种溶剂是百分之一的还是千分之一的？”公制的最大危险就在于，如果你算错了，就是算错了十倍。

有一天下午，我正接受制作栓剂的指导。这种东西在医院用得不多，不过我要为了考试而了解该怎么制作。做这个是需要技巧的，主要是因为可可脂的熔点，而它是栓剂的基本原料。如果弄得太热，就无法成型；而如果不够热，脱模时形状就会不对。这一次，药剂师P先生亲自给我做示范。他为我展示了处理可可脂的严格步骤，然后按照公制计算，加进一种药品。他向我展示了应该如何在适当的时刻取出栓剂，然后告诉我要如何把它们放进盒子里，并专业地贴上“某某药品1:100”的标签。做完他就走开了，去忙别的了。可是我非常担心，因为我深信栓剂里加进的成分占百分之十，那么每一剂都是一比十，而不是一比一百。我仔细检查了他的计算，确实是错的。在运用公制计算时他把小数点标错了地方。可我这个年轻的学生能做什么呢？我只是一个新手，而他是这个市里最有名望的药剂师。我不能对他说：“P先生，您犯了一个错误。”P先生，这位药剂师，是那种不会犯错误的人，尤其是在他的学生面前犯错。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他又来到我身边，说：“你可以把它们放进仓库里，我们会用得着的。”越来越糟糕了，我不能把这些栓剂放进仓库。加进去的是一种相当危险的药品，虽说这种使用在直肠的栓剂人体能够承受更大的药量，可还是太危险了……我不喜欢这样，但我又能怎么做呢？即使我暗示说剂量错了，他会相信我吗？我想他一定会说：“这没有什么问题啊，你以为我连这种事情都不知道该怎么做吗？”

只有一个办法了。在栓剂冷却之前，我假装没站稳，跌了一跤，掀翻了放栓剂的木板，并结结实实地一脚踩在了上面。

“P先生，”我说，“真的非常抱歉，我碰翻了木板，把栓剂踩坏了。”

“啊呀，啊呀，啊呀！”他着急地说，“不过，这个好像还好。”有一份从我沉重的大脚掌下逃脱了，他捡了起来。

“这个弄脏了。”我坚定地说，赶紧统统扔进了垃圾箱。“非常抱歉。”我一再道歉。

“没关系，小姑娘，”他说，“不要太担心了。”然后他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他的这类举动太多了——拍肩膀，用手肘推我，有时候还会摸摸我的脸颊。我不得不忍受这些，因为我在接受指导。但我尽可能地表现冷淡，通常还会想办法忙着同另一名药剂师说话，这样就不用和他独处了。

P先生这个人是个怪人。有一天，也许是想给我留下些深刻的印象，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黑色的东西，展示给我看。他说：“知道这是什么吗？”

“不知道。”我说。

“这是美洲箭毒。”他说，“知道箭毒是什么吗？”

我说我在书上读到过一些。

“有意思的东西。”他说，“非常有意思。口服下去，一点害处也没有。但一进入血流，就会麻痹致死。当地人把它涂在箭头上。知道我为什么要放在口袋里吗？”

“不知道。”我说，“我完全想不出。”在我看来这是愚蠢至极的做法，不过我没有说出来。

“嗯，告诉你。”他若有所思地说，“它让我感到自己很强大。”

然后我望着他，他是一个长相滑稽的小个子男人，圆滚滚的，像一只知更鸟，面孔呈现出好看的粉红色，带有一点孩子气的自满。

不久以后，指导课程结束了。可我后来仍经常想起P先生，我觉得他尽管外表可爱，却可能是一个危险人物。他的样子在我的记忆中维持了那么久，仿佛是在那里等待着，直到有一天我开始构思写作《灰马酒店》（The Pale Horse ）——我想是在将近五十年以后。

3

在医院药房工作期间，我开始构思一部侦探小说。自从早先玛吉言辞相激，这种创作欲望便埋藏在我心底，目前的工作似乎又给我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药房工作有时忙碌，有时清闲，不像护理工作，总是闲不下来。有的时候，我整个下午独自一人坐在药房里无事可干。当各种药瓶都已灌满、备齐之后，就可以随心所欲，想干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能离开药房。

我开始考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写一部侦探小说，我的四周都是毒药，那么，用毒药害死人自然就是我应该选择的方法了。我漫不经心地构思了小说的主要情节，觉得还不错，于是就确定了下来。接着我开始构思故事中的人物。谁应该被毒死？谁该是投毒者？投毒的时间、地点、方式、动机呢？还有其他各方面的问题。谋杀最好发生在家庭内部，也就是所谓亲人间的谋杀。当然还要有一个侦探，只是我笔下的侦探一定得与福尔摩斯不同。我要自己塑造一个人物形象，还要为他物色一个朋友作为陪衬或丑角——这应该不难。我转而构思其他人物，受害者该是谁？丈夫会谋害妻子，这似乎是最司空见惯的谋杀案。我完全可以写一个为了不寻常的目的而进行的奇特的谋杀案，但这个不能从写作艺术上让我产生兴趣。一部好的侦探小说，成功的关键在于把故事中的人物写得模棱两可：既像是罪犯，又由于某种原因让人觉得不像罪犯。说不通，但又的确是其所为。对此我感到茫然，只好将此搁置一边，去配两三瓶次氯酸制剂，这样第二天就会有更多的空闲时间。

我继续展开想象，过了一段时间，细节逐渐拼凑在一起，一个谋杀者的形象日渐清晰。他看上去该是阴险的，留着黑色山羊胡——那时在我看来，山羊胡就是邪恶的象征。当时，我结识了一对刚搬到附近的夫妇，男的留着黑色山羊胡，妻子比他年长且非常富有。我觉得这对夫妇可以作为小说人物的雏形。我反复思忖着，这样处理未尝不可，但是并不十分令人满意。我敢肯定，那个男人永远也不会杀人。于是我不再去想他们，决心不再从现实生活中寻找人物原型，一定要自己塑造人物。其实在电车上、火车上或者饭馆里都能偶然间找到人物雏形，再创造出自己的人物。

真的，第二天，我就在电车上看见了一个我想塑造的人物形象。一个下巴上蓄着黑胡子的男人，他坐在一位老妇人身旁。老妇人喜鹊似的叽叽喳喳说个没完，她的形象并不合我心意，可那个男人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坐着一个肥胖活跃的女人，正在高声谈论春天的球茎植物。我对她的相貌很感兴趣，要不要把她也写进去呢？下车后，三个人的形象仍然萦绕在我的脑海。我沿着巴顿路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就像儿时跟猫咪一家做游戏一样。

不久后几个人物的形象便脱颖而出。一个精力充沛的女人——我甚至为她取好了名字：伊芙林。她既可以当一个穷亲戚，也可以当料理园子的女人或者家务女佣——也许是女管家？不管是什么，这个人物就定下来了。但那个留着山羊胡的男人我还没有更多的想法，这样实在是不够的——还是说这样就够了？是的，也许这样就足够了，因为人们只能从外表观察他，所以只能看到他愿意表现在外的部分，而无法了解他的真实面目——这也可以作为一条线索。再把他谋害年长的妻子的动机定为金钱而不是她本人的问题，这样一来，她的性格特征也就无关紧要了。接着我开始快速地增加人物。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侄子？必须有多名嫌疑犯，一家人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完成了。

我就让它自主发展，将注意力转向那个侦探。我想要一个怎样的侦探呢？我开始回想在书中看到的、让我佩服的侦探。有歇洛克·福尔摩斯——那个独一无二的侦探，是我永远也不能超越的。亚森·罗平（Arsene Lupin）——他是罪犯还是侦探？说不清楚，不过他不是我要写的那种侦探。《黄色房间的秘密》中有一位年轻的新闻记者鲁雷达比（Rouletabille），他倒是很像我要塑造的侦探，从没有过的侦探。我该创作一个什么样的侦探呢？学生？有点难。科学家？可我对科学家了解多少呢？这时我想起了比利时难民。在我们那个教区，侨居着一大批比利时人。他们初来的时候，本地居民很同情他们，对他们非常热情，纷纷将家里的仓库布置上家具让他们住，尽可能让他们生活得舒适。可是，比利时人对这些善行似乎并不十分感激，总是抱怨这埋怨那的。这些身居异乡的可怜人感到惶恐，他们中的大部分是疑心很重的农民，不喜欢去别人家喝茶或接待陌生人来访。他们希望不受干扰地单独生活，他们想存钱，开一块菜地，按照祖传的方式浇水施肥。

为什么不能让一个比利时人来做我的侦探呢？移民中各式人物都有，一个逃难的退休警官怎么样？天哪，我犯了一个多大的错误啊！这样一来，我作品中的这位侦探肯定得一百多岁了。

但我仍旧决定塑造一个比利时侦探，并打算让他的形象逐渐丰满起来。他曾是一名警官，懂得一些犯罪知识。我在清理卧室里的杂物时想，这名侦探一定得是一个一丝不苟、干净利落的人。干净利落的小个子。我已经能看到这个干净利落的小个子了，总是在整理东西，喜欢所有东西都成双成对、方方正正的。而且他必须聪明——脑袋里有小小的灰色脑细胞（little grey cells）——不错的说法，我得记下来。对，他有小小的灰色脑细胞。他得有一个相当华丽的名字，像歇洛克·福尔摩斯一家那样的。他哥哥叫什么来着？迈克洛夫特·福尔摩斯。

叫他赫拉克勒斯（Hercules）怎么样？他是个小个子男人——赫拉克勒斯，不错的名字。他的姓氏让我费了一番脑筋。我不知道是怎么想到波洛的，也许是这个词偶然跳进了我的脑海，要么就是在某张报纸上读到了，总之就是它了。最终我把他的名字定为赫尔克里，而不是赫拉克勒斯——赫尔克里·波洛（Hercule Poirot），听起来不错。确定了，感谢上帝。

现在我得给故事中的其他几个人物取名字，不过他们的名字就不那么重要了。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这个名字与黑色山羊胡挺相称。我又加进了几个人物：一对夫妇，都很有魅力，但有些隔阂。接下来是故事主线以外的分枝——迷惑人的线索。和许多初学写作的人一样，我在故事中加进了过多的枝节，设置的虚假线索太多，要一一解开实在不轻松，读起来也不太容易。

一有空闲，我就在思忖这本侦探小说里的零星情节。我设计好了开头，安排妥了结尾，中间那一大块空白却不那么容易填满。我努力让赫尔克里·波洛的出现显得自然、合乎情理。可是别的人物呢？怎样安排他们出场？仍是一堆理不顺的乱麻。

这让我在家里时也总是心不在焉，母亲不断地追问我为什么不回答她的话，或者为什么我答非所问。我不止一次地织错了姨婆的毛线活，总是忘记该做的事情，还有好几封信写错了收信人地址。不过，自信到可以动笔的日子终于来了，我将写作计划告诉了母亲，她像以往一样深信她的女儿无所不能。

“哦？”母亲说，“侦探小说？换换口味很好，对不对？开始写吧。”

要抽出很多时间不算容易，但我还是办到了。我仍保存着玛吉用过的那部打字机，每写完一章就用打字机打出来。当时我的手写字体还比较好，打字也不错。我完全陷入创作的亢奋之中，并从中获得了乐趣。但我确实很累，而且烦躁，我发现这是写作引起的。另外，书写到一半时陷入了困境，错综复杂的情节让我难以驾驭。就在这时，母亲向我提出一个很好的建议。

“你写了多少了？”她问我。

“哦，我想大概有一半了吧。”

“那么，如果你真想写完它的话，你该在休假的时候写。”

“呃，我是准备休假时写作的。”

“对，但我想你最好离开家去休假，这样就可以安安静静地写完后半部分了。”

我想了想，两个星期不受打搅，这再好不过了。

“你想去哪儿？”母亲问道，“达特穆尔怎么样？”

“好。”我兴奋极了，“达特穆尔！正是我想去的地方。”

就这样我去了达特穆尔，在干草岩（Hay Tor）的荒野饭店（Moorland Hotel）订了一个房间。这家饭店很大、很不错，有许多房间，但客人寥寥无几。我几乎没跟任何房客有来往——以免分散我的写作精力。每天上午我都埋头疾书，直到手臂酸痛。接着吃午餐，边吃饭边看书，然后去荒野散步，消磨几个钟头。我觉得我是从那时开始爱上荒野的，我喜欢突岩和石南，还有远离公路的各种野生植物。到那里去的每一个人——当然，在战时也没多少人——都会聚集到干草岩附近，可是我不会待在那儿，而是坚持自顾自地在乡野间穿行。散步的时候我口中不住地喃喃自语，排演接下来要写的那一章的情节。时而以约翰的口吻对玛丽说话，时而又扮演玛丽跟约翰交谈；时而又扮作伊芙琳，向主人汇报。我觉得越来越有趣了。之后我回到饭店，吃完晚饭就倒在床上足足睡了十二个小时。第二天醒来再满怀激情地写一上午。

这两周的假期我写完了后面几章——或者说差不多写完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就此定稿了，我又修改了大部分——尤其是过于复杂的中间部分。最后我终于完成了全书，自己感到比较满意，基本上达到了动笔前的设想。我知道还可以改得更好些，但不知道从何处下手。我将写得比较呆板的几章改写了一下：书中的玛丽和约翰因夫妻不和而离异，不过到了故事结尾，我决心让他们和好如初，这样做是为了给故事染上浪漫色彩。我个人不喜欢侦探小说中插入爱情故事，爱情，我觉得是属于言情小说的，在逻辑推理中加入爱情成分有些不协调。不过在当时，侦探小说中总要有些爱情插曲，我也只好照搬。我在约翰与玛丽的身上尽了力，不过他们实在是可怜的一对。当我觉得全书无处可改之后，请人用打字机打出一份清样，寄给了一家出版商——何德和斯图顿公司（Hodder and Stoughton）。不久后我就收到了退稿信，没有附加任何说明。退回的稿子整整齐齐，一点皱褶都没有，显然是没人阅读过。对此我并不感到意外——我没想过一举成名，但我还是把稿子重新包好，寄往另一家出版社。

4

阿尔奇第二次回来休假是在我上次见他两年之后。这一次我们相处得很愉快。假期为时一周，我们去了新森林（New Forest）。时值秋季，树叶的颜色变得非常可爱。阿尔奇的心情比上次好多了，对未来我们也不那么充满忐忑了。我们漫步在林中，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相依相伴的感觉。他说这里有一个他一直想去的地方，就是那个“无人之境”的路标所指之处。于是我们选择了通向无人之境的小路，我们沿路而行，来到一个结满苹果的果园。那里有一个女人，我们问她是否可以买一些苹果。

“不用买，亲爱的。”她说，“我很欢迎你们享用这些苹果，我看得出来，你先生是在空军服役。我儿子也是，他阵亡了。是的，你们随便享用那些苹果吧，能吃多少就吃多少，能带走多少就带走多少。”于是我们快乐地徜徉在园中，尽情地享用苹果。然后我们再次穿越森林，坐在一棵倒伏的树上。天空下着蒙蒙细雨，我们非常快乐。我尽量避免谈到医院或者我的工作，阿尔奇也很少提及法国的战事。他暗示说，大概要不了多久，我们俩就可以生活在一起了。

我告诉他我写了一部小说。他看完之后很喜欢，认为我写得不错。他说他在空军的一个朋友曾经在梅休因出版社（Methuen's）当过董事。阿尔奇建议，如果书稿再被退回来的话，他就让那位朋友写一封介绍信，我可以将他朋友的信随同手稿一起寄给梅休因出版社。

于是，这部名为《斯泰尔斯庄园奇案》（The Mysterious Affair at Styles ）的小说手稿又辗转寄到了梅休因出版社。稿子在那里存放的时间比在前两个出版商那儿长了些，大约有六个月。出于对前董事的尊重，他们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说小说情节有趣，有不少引人入胜的东西，但是这种书不适合他们的出版路线。我觉得实际上他们觉得我写的书糟透了。

我不记得之后又把稿子寄到哪儿了，反正结果还是被退了回来，我已经心灰意懒了。这时，出版商博得利·黑德和约翰·莱恩（The Bodley Head, John Lane）新近出版了两部侦探小说——对他们而言是个新的领域——我觉得不妨试试，便将书稿包好寄了过去，之后就把这件事忘到九霄云外了。

接着发生了一件十分出乎意料的事：阿尔奇回来了，他被调到了设在伦敦的空军部。战争已经拖了很久——持续四年——我已习惯了医院的工作和在家里的生活，突然要改变生活方式，我真有些不知所措。

我去了伦敦，与阿尔奇先在饭店里安顿下来，然后我开始四处寻找带家具的公寓。一开始，我们无知地抱着过高的期望，不过很快就锐气大减，那可是战时呀。

最终我们找到了两套合适的房子，一套在西汉普斯特德（West Hampstead），属于顿克斯小姐——这个姓氏牢记在我的脑子里。她极度怀疑我们会不会小心行事——她说年轻人总是粗枝大叶的——她对她的物品非常在意。这是套不错的公寓，三个半几尼一星期。另一套位于圣约翰森林区北韦克巷（St. John's Wood, Northwick Terrace），靠近梅达谷（Maida Vale）（现在已经拆除了），在三楼，只有两个房间——先前那套有三间。这里的家具陈旧，但很舒适，挂有褪色的印花布窗帘，外面有一个庭院。处于一幢宽敞的旧式公寓楼里，房间都很大，而且每周租金只要两个半几尼。我们决定选择这里，然后我回家收拾行李。姨婆哭了，母亲想哭但控制住了，她说：“你现在要到你丈夫那里了，亲爱的，你要开始你们的婚姻生活了。我希望你一切顺利。”

“如果你们的床是木制的话，别忘了看一下有没有臭虫。”姨婆说。

我回到伦敦，跟阿尔奇搬进了北韦克巷五号。我们的公寓里有一个小厨房和一间小浴室，于是我打算自己做饭。但起先还是交给了阿尔奇的勤务兵巴特利特，他是一个吉夫斯[吉夫斯（Jeeves）是美国作家P.G.伍德霍斯（P.G.Wodehouse，1881-1975）笔下的完美男仆。]式的完美仆人，曾经服侍过公爵。也只有战争才会让他来为阿尔奇服务，不过他对“上校”忠心耿耿，给我讲了很多故事，都是关于阿尔奇的英勇、他的不可或缺、他的才智，以及他的功勋。巴特利特做事情无可挑剔。这套房子有许多不足，最糟糕的是床，坑坑洼洼的，到处是巨大的金属凸起——我不明白一张床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但我们的生活很愉快，我计划去学习速记和会计之类的课程，以打发白天的闲暇。至此，我告别了阿什菲尔德，开始了新的生活：真正的婚姻生活。

住在北韦克巷五号，乐趣之一是伍兹太太。实际上我觉得我们选择北韦克巷的公寓而不是西汉普斯特德那套，有一部分原因就是伍兹太太。她住在地下室，是一个胖胖的、乐天友善的女人。她有一个聪慧的女儿，在一家不错的商店里工作，还有一个不见影踪的丈夫。她是公寓的总管理员，如果她高兴，就会为公寓里的住户“做事”。她愿意帮我们做事，她还是个大力士。从伍兹太太那里我学到了很多购物的技巧，那是我从未涉及过的领域。“鱼贩子又骗你了，亲爱的。”她会对我说，“那条鱼不新鲜，你没有照我告诉过你的戳戳看。你一定要戳戳看，看看它的眼睛，再戳戳它的眼睛！”我疑惑地看着那条鱼，总觉得戳它的眼睛是冒昧的行为。

“还要把鱼竖起来，尾巴向下，看看它的尾巴是否能动，还是硬邦邦地垂着。再来看看这些橙子，我知道你爱吃橙子，有时候就算贵也会想解解馋，可是这些是在开水里泡过的，看起来很新鲜，可你会发现橙子里没有汁水。”我发现确实没有。

我和伍兹太太最激动的一次，是阿尔奇把他的首批配给食品领回来的时候：一块巨大的牛肉，是战争爆发以来我所见过的最大的一块。看不出是哪一部分的肉，但似乎不是大腿肉、肋排或者里脊，显然空军的某位屠夫是按照既定重量切的。无论如何，这是这段时间以来我们见过的最棒的东西了。它就躺在桌子上，伍兹太太和我围着它转，欣赏地看着。毫无疑问，这块肉最终会被放进我的小烤箱。伍兹太太友善地答应帮我料理。“有那么多呢，”我说，“你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

“哦，你真是大方，我确信我们能享用一顿牛肉下餐。对了，要买食品杂货很容易，我的表兄鲍勃在杂货店里做事，白糖和黄油我们想买多少就买多少，还有人造黄油。这种东西都是家人优先的。”这条一生受用的生活潜规则我也是首次了解到：最要紧的是你认识谁。从东方公开的裙带关系，到西方民主社会略微隐蔽的裙带关系和“老友俱乐部”，一切都以此为中心。但要注意，这并不是成功的秘诀。弗雷迪·某某得到一份报酬优厚的工作，因为他的叔叔认识某家公司的总裁。于是弗雷迪进去了，可是如果弗雷迪表现不佳，而出于友谊或者亲情的诉求已经被满足过了，弗雷迪就会被客气地请走。也许会转给某个别的表亲或者朋友，可是最终，他会回归属于他自己的阶层。

就战时的肉类和一般奢侈品而言，有钱人会有一些优势。不过我觉得，总的来说，还是劳工阶层的优势要广泛得多，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表亲、一个朋友、一个女婿或者其他什么有用的人在奶品店、杂货店之类的地方。这一点不适用于屠夫，至少在我看来，但杂货店的确是以家族成员为重的。当时我所认识的人，没有一个是单靠那些配给品过活的。他们领取配给品，还会多要一磅黄油、一罐果酱，等等，没人觉得这么做有什么不对，这是一种家族特权。鲍勃自然会优先照顾他的家人，以及他家人的家人，所以伍兹太太总能给我们这样那样额外的好东西。

那一大块肉端上来的时候真是伟大的一刻。我想它并不算特别好或者特别细嫩，但那时我还年轻，牙齿坚固，而那是我长久以来吃到的最美味的东西。阿尔奇被我的贪婪吓到了。“不算多么好的肉啊。”他说。

“不算好？”我说，“这差不多是三年来我吃到的最好的东西了。”

能被称为“大餐”的饭菜都是伍兹太太做的，便餐和晚餐由我来准备。和大多数女孩子一样，我也上过烹饪班，不过当你真正下厨时，课上学到的并不是特别有用，日常的练习才有用。我烤过一些果酱派、面拖烤香肠，以及各种各样其他的东西，可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必需品。伦敦的很多地方都有国立厨房（National Kitchen），这个地方很有用，你可以去那里买包装好的熟菜，做得还算好。虽没有多少吸引人的食材，但至少能填补所缺。还有国立汤类广场（National Soup Squares），可以用他们的汤当头盘。这些汤被阿尔奇形容为“沙砾碎石汤”，让我想起斯蒂芬·里柯克（Stephen Leacock）对一篇俄国短篇小说的讽刺。“你拿起沙子和石头，碾碎了，做成蛋糕。”汤类广场就差不多是这样的。偶尔我会做一道拿手菜，比如一个精心制作的蛋奶酥。我没有意识到阿尔奇正忍受着紧张造成的严重消化不良，有好多天晚上他回到家，什么都吃不下。如果这天我准备了乳酪蛋奶酥，或者别的什么费尽心思做出来的东西，就会感到很灰心。

每个人在生病时都会有特别想吃的东西。在我的记忆中，阿尔奇的想法非常特别。他会躺在床上呻吟一段时间，然后突然说：“我觉得我想吃点糖蜜或者糖浆，你能给我做点这样的东西吗？”我会尽可能地满足他的要求。

我开始上会计课和速记课打发白天的时间。感谢周日报纸上那些冗长的文章，让大家知道新婚妻子往往会感到寂寞。男人们都有工作，整日在外，而女人一旦结了婚，就要换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不得不一切从头做起，与陌生人接触，结交新朋友，寻找新的消磨时间的方式。战争爆发前，我在伦敦也有几个朋友，不过现在已各奔东西了。楠·瓦茨（已改姓波洛克）住在伦敦，但我觉得找她不太方便。听上去很蠢，也确实很蠢，可是你不能假装说收入上的差异不会使人与人产生隔阂。这不是势利或者社会地位的问题，而是你能否负担得起追随你的朋友所需要的开销的问题。如果他们收入颇丰而你收入微薄，事情就会变得很尴尬。

我多少有些孤寂，怀念医院和那里的旧友，惦记那里的日常生活，也思念着我那可爱的家。但我也意识到这是在所难免的，相依相伴不是一个人每天必需的东西，它是一种会在你身上生长的东西，有时会像藤蔓一样缠绕你、毁灭你。学习速记和会计给我带来了乐趣。速记班上那些十四五岁的小姑娘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取得很大的进步，让我觉得很羞愧。但在会计方面我总能胜人一筹，而且乐在其中。

一天，我正在商业学校里上课，老师忽然中断讲课，走出了教室。他回来时对我们说：“今天一切都结束了！战争结束了！”

这听起来难以置信，并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战事即将结束——人们都以为至少还要拖上一年半载。法国战场上的形势毫无起色，对战双方处于拉锯的状态。

我恍恍惚惚地走到街上，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情景使我感到惊恐，至今难以忘怀——街上挤满了妇女，她们兴高采烈地唱着跳着。英国妇女是不习惯在大街上跳舞的，这种事发生在法国巴黎更合适。而今天，她们大喊大笑，又唱又跳，简直是一场狂欢，有些吓人。使人不禁想到，此时附近要是有德国人的话，她们肯定会走上前去把他们肢解了。有些人我猜是喝醉了，不过所有人看上去都像是喝醉了。他们跌跌撞撞地走着，还大喊大叫。我回到家里，发现阿尔奇已经从空军部回来了。

“嗯，情况就是这样了。”他以一贯镇静冷淡的态度说道。

“你想过会这么快就结束吗？”我问。

“哦，是啊，早就有这样的传闻，但我们被告知不可以说出去。”他说，“现在我们要决定接下来怎么办。”

“你的意思是？接下来？”

“我觉得我最好离开空军。”

“你真的打算离开空军？”我愣住了。

“空军没什么前途了，可以想见的，不会再有任何前途了，几年内都不会提升了。”

“那你要做什么呢？”

“我想去伦敦金融城里，我一直想去那里的公司，现在有一两个进去的机会。”

我一直非常赞赏阿尔奇颇为实际的预见性。他可以波澜不惊地接受一切事情，平静地装进他聪明的脑子里，然后着手解决下一个问题。

无论停战与否，生活一切照常。阿尔奇每天都去空军部。哎，那个了不起的巴特利特很快就要求复员了，我想那些公爵、伯爵在暗中操纵召回他们的仆人。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叫作费罗的，相当糟糕的家伙。我想他已经尽了全力，可是他很无能，缺乏训练。我从没见过银器、盘子和刀叉上面有那么多的灰尘、油渍和污垢。当他也拿到了复员文件时，我真是感天谢地。

阿尔奇得到了几天假期，我们回了托基。在那里我病倒了，起先我以为是突发的胃病或普通病痛。然而，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那是我将要有一个宝宝的最初征兆。

我兴奋极了。我一直认为怀孕是自然而然的，但每次阿尔奇休假之后我都没有怀孕的迹象，这曾让我非常失望。而这一次，我完全没有期待。我找了一位医生咨询——我们家的老医生鲍威尔已经退休了，所以我必须另找一位。我不想选择那些曾与我在医院里共事过的医生，我对他们的方法过于了解了。我转而找到一位性格活泼、喜欢拿自己的姓氏开玩笑的医生，他叫斯塔布。[斯塔布原文为Stabb，去掉一个b则为stab，意为戳刺。]

他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妻子，我哥哥蒙蒂九岁时就深深地爱上了她。“我给我的兔子起名了，”他当时说，“叫作格特鲁德·亨特利，因为我觉得她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小姐。”格特鲁德·亨特利后来改姓了斯塔布，亲切地表示她非常感动，感谢他赋予她的荣耀。

斯塔布医生告诉我，我看起来很健康，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无须大惊小怪。我忍不住感到很高兴，在那个年代，没有那些每一两个月就折腾你一次的产前门诊。我个人感觉，没有经历过那些的我们，情形要好得多。斯塔布医生只是建议我在预产期前两个月去找他，或者去找伦敦的某个医生，看看是否一切正常。他说我可能会在早上感到恶心，但过三个月就好了。很遗憾，在这一点上他错了。晨吐一直没有好，而且不仅仅是早上才发作，我每天要恶心四五次，这使我在伦敦的生活变得非常难堪。一名年轻女士刚刚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就不得不跑下来，蹲在阴沟边拼命呕吐，这对年轻女人来说太屈辱了，可还是不得不忍受。幸好那时候没人给你沙利度胺[一种镇静剂。]之类的东西，大家都能平静面对：有些人怀孕时的反应就是要比其他人厉害。伍兹太太，照例对人从生到死各方各面无所不知的她说：“哦，亲爱的，我觉得你会生一个女儿。恶心意味着女儿，儿子的反应是头晕眼花。恶心要好一点。”

我当然不觉得恶心要好一点，我觉得晕过去会更有趣。阿尔奇向来不喜欢疾病，如果有人病了，他会说：“我想没有我的打扰你会好过一些。”然后赶紧躲开。而这一次完全出乎意料，他想尽办法让我高兴起来。我记得他买了一只龙虾，在当时这是非常昂贵的奢侈品，他把它放到了我的床上，想给我惊喜。我还记得我走进房间、看到那只龙虾的头和须子躺在我的枕头上，我笑得乐不可支。我们拿它美餐了一顿，虽然我很快就白吃了，可是至少我享受到了吃它的乐趣。阿尔奇还屈尊为我调制本吉尔食品[一种含有胰蛋白酶和胰淀粉酶的加工食品，常给婴儿和病人食用。]，是伍兹太太推荐的，说是比其他东西更容易“下去”。我还记得阿尔奇为我调好本吉尔，但因为我不能喝热的，只能放着等它变凉时他那受伤的表情。我喝掉了，说非常好喝。“今天晚上的没有结块，你调得非常棒。”半个小时之后，那出悲剧又重演了。

“哎，你看，”阿尔奇委屈地说，“我给你调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我是说，你不吃可能还会好些。”

出于无知，在我看来那么多次的呕吐会对我们即将出生的孩子产生不利的影响——她会饿着的。然而并非如此，尽管我一直犯恶心到分娩那一天，我还是有了一个体重八磅半、身强体健的女儿。而我自己，尽管看起来没能留下一丁点营养，体重还是不降反增。整个过程就像一次历时九个月的海上航行，而我一直没能适应。罗莎琳德降生后，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俯身靠过来，医生说：“哦，你有个健康的女儿了。”护士更激动地说：“哦，多可爱的小姑娘啊！”我的回应是一则重要的宣告：“我不会再犯恶心了，多棒啊！”

此前一个月，阿尔奇和我为了取名字一事争执不休，还有我们希望是男孩还是女孩。阿尔奇明确地说他必须要个女儿。

“我不打算要男孩子。”他说，“因为我知道我会嫉妒他，会忌妒你对他的关心。”

“可我对女儿也会一样去爱啊！”

“不，那不一样。”

我们为取名而争执。阿尔奇喜欢伊妮德，我喜欢玛莎；后来他改成伊莱恩，我试图要哈莉特。直到孩子出生后我们才达成一致，取名为罗莎琳德。

我知道所有母亲都会对自己的宝宝大加赞扬，可是我必须说，尽管我个人认为新生婴儿很难看，罗莎琳德却真的是一个很好看的婴儿。她的头发又浓又黑，看上去像一个红种印第安人。她没有一般婴儿所呈现出的那种粉红色、光秃秃的可怜样，似乎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她就是欢快而坚定的。

我请了一个非常好的护士，她能严格地抵制我们家的各种不当做法。当然，罗莎琳德是在阿什菲尔德出生的，当时的孕妇是不会去产科医院的。分娩加上看护总共花了十五英镑，回想起来，我认为这个价钱十分公道。我听从了母亲的建议，请护士多留了两个星期，这样我就能得到充分的指导，学会照顾罗莎琳德，还可以在伦敦寻找新的住处。

知道罗莎琳德即将诞生的那天晚上真不寻常，母亲和彭伯顿护士就像是要迎接基督降生，高兴而忙乱，感觉事关重大。她们拿着床单跑来跑去，忙着将各种东西准备好。我和阿尔奇走来走去，有些害怕且相当紧张，如同两个被大人遗忘的孩子。我们都吓坏了，心烦意乱。阿尔奇后来告诉我，他当时深信，假如我死了，他应该负全部责任；我也认为我可能会死，要真是那样的话我会非常伤心，因为我很享受目前的生活。未知真的非常令人恐惧，但也让人激动。第一次做一件事总是让人激动。

现在我们不得不为未来制订计划。我把罗莎琳德留在阿什菲尔德，由彭伯顿护士看管，然后去了伦敦。我有三项任务：首先，找一个住处；其次，为罗莎琳德找一个保姆；第三，不管我们将找到独栋别墅还是公寓，都需要一个做家务的女仆。最后一项不成问题，罗莎琳德出生前一个月，谁突然出现了？不是别人，正是亲爱的德文郡的露西。她刚刚离开空军妇女辅助队，就一刻不停、满腔热忱、全身心地回来了——她还和之前一样，健康强壮。“我听说这个消息了。”她说，“我听说你要生宝宝了，我已经准备好了，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就搬过去。”

在征询了母亲的意见之后，我决定必须付给露西一份前所未有的高薪。就我母亲和我的经验而言，从来没有一个厨子或者普通女佣得到过这么多——每年三十六英镑，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大的数目。可是露西完全配得上，我很高兴她能来。

当时停战已将近一年，寻找住处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数以百计的年轻夫妇都想在伦敦寻求一个价格合理、适宜居住的住处。而且租房子还要交保证金，总之整件事都很困难。我们决定先找一处有家具的公寓，然后再慢慢寻觅真正适合我们的地方。阿尔奇如愿以偿，他一得到复员令，就马上进入了伦敦金融城里的一家公司。我已经忘记那个老板的名字了，方便起见，就叫他戈尔茨坦先生吧。他是一个大个子，皮肤黄黄的。我向阿尔奇问及他的时候，阿尔奇说的第一句话是：“哦，他的皮肤很黄，也很胖。不过皮肤真的很黄。”

那时候，金融城里的公司会优先为年轻的复员军官提供职位。阿尔奇的年薪是五百英镑。根据我祖父的遗嘱，我仍然有每年一百英镑的收入。阿尔奇的退伍金和充足的积蓄为他带来每年一百英镑。但即使在当年，这样也算不上有钱，事实上我们离有钱远着呢，因为房租涨得非常高，食物的价格也一样。鸡蛋要八便士一个，这对年轻夫妇而言可不是开玩笑的。不过我们从来没期望变得富有，才总是无忧无虑。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当时打算雇一个保姆和一个女仆实在是一件不寻常的事。但是这两个人在当时的生活中是必需的，我们不会考虑不要她们。而比如买一辆像汽车那样的奢侈品，这样的念头就从来没有进过我们的脑子，只有有钱人家才有汽车。在我怀孕的末期，有时候我排队等公共汽车，往往会由于行动不便而被人挤到一边——那时候男人对女人可不那么殷勤。当汽车驶过我身边时，我常常想：将来有一天我要是有一辆汽车该有多好！

我记得阿尔奇有一个朋友曾闷闷不乐地说：“除非有非常重要的职业，否则谁也不该拥有小汽车。”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当我看到运气很好的人、有钱的人、珠光宝气的人时，总会非常激动。走在街上的孩子们不是总爱把他们的脸紧贴在高级餐厅的玻璃窗上，窥探里面的聚会，看那些戴着钻石头饰的人吗？总会有人赢得爱尔兰赛马赌金，如果奖金只有三十镑，就没那么令人兴奋了。加尔各答赛马、爱尔兰赛马，还有如今的足球赌博，这些事都带有浪漫色彩。这也就是为什么当电影明星在电影首映式上出现时，人行道上会挤那么多观看的人。对观众来说她们是女主角，穿着绝好的晚礼服，浑身上下都精心打扮，是魅力四射的人物。谁会喜欢一个没有富翁、没有显贵、没有佳人、没有才子的单调世界？以前，人们站几个小时只为一睹国王和王后的风采，如今人们见到流行歌星时惊喜万分，道理是一样的。

正如我所说的，我们准备雇一个保姆和一个女仆，这是必不可少的奢侈花费，但绝不会梦想拥有一辆小汽车。如果我们去看戏，就会坐在正厅后排。我会穿一件晚礼服，黑色的，以免在泥泞的晚上显出泥垢，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也总穿一双黑色的鞋子。我们从来不叫出租车。在消费方面也讲究风尚，这和其他领域的风尚一样。我不想评判我们当时的消费习惯是坏还是好，总之，当时我们不在衣食等方面追求奢侈，但在另一方面，那时你会有很多闲暇，可以思考、阅读、沉溺于自己的爱好和追求。我很高兴我是个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生活中有很大的自由，不那么忙碌和忧虑。

我们相当幸运，很快就找到了一处公寓，在艾迪生大厦的一楼。艾迪生大厦位于奥林匹亚（Olympia）后面，是一个占两个街区的建筑群。这套公寓很大，有四个卧室和两个起居室，带家具，我们以每周五个几尼的价格租了下来。房东是个四十五岁的女人，染着一头金发，胸部大得可怕。她非常友好，坚持拉着我聊她女儿的心理问题。那所公寓里摆满了式样丑陋的家具，还有一些我从未见过的感伤画作。我暗自决定，租下这里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它们整齐地堆起来。屋里还有大量瓷器和玻璃器皿之类的东西，包括把我吓了一跳的薄如蛋壳的茶具。我觉得它们如此易碎，必然会被打碎。在露西的帮助下，我们一到那儿就把它们放到了一个碗橱里。

我去了布歇太太的保姆介绍所，那是一处口碑很好的保姆求职地——我相信至今仍是。但布歇太太很快就让我备受打击，她对我打算出的工资嗤之以鼻。问清了我能够为雇员提供的条件和家里的其他成员后，她把我送进一个小房间，那里是面试应聘保姆的地方。首先进来的是一个块头很大的能干女人，仅仅是看到她就让我大吃一惊，然而她看到我却毫不惊慌。“夫人，请问您有几个孩子？”我说我只有一个宝宝。

“我希望是还没满月的。我从来不带一个月大以上的宝宝，我可以尽快让宝宝养成良好的习惯。”

我说我的孩子还没满月。

“家里还有其他用人吗，夫人？”

我满怀歉意地说我只有一个女仆，她又表现出不屑的样子。“夫人，这恐怕不适合我。你知道，通常我需要幼儿室里一直有奶妈伺候，而且设施装备一应俱全。”我说我家的职位确实不是她要找的，有点欣慰地把她打发走了。我又见了三个，可她们都瞧不起我。

不过第二天我又去了。这一次我运气很好，遇到了杰西·斯万奈尔，她三十五岁，刀子嘴、豆腐心，此前大部分时间都在尼日利亚的一户人家里做保姆。我把我们不利的雇佣条件一一道来：只有一个女仆，一个奶妈，还不是日夜都在家。奶妈很尽责，但大部分时间还是要她自己来打理幼儿室，最后是那根要命的稻草——工资。

“啊，好的。”她说，“听起来不算坏，我习惯辛苦的工作了，不在乎这些。是一个小女孩，是不是？我喜欢女孩。”

于是杰西·斯万奈尔和我说定了。她在我家待了两年，我非常喜欢她，尽管她也有她的缺点。她是那种对孩子的父母怀有自然而然的反感情绪的人。她把罗莎琳德照顾得无微不至，不惜为之赴汤蹈火，我觉得是这样。至于我，则被她视为干涉者，她会很勉强地照我说的做，即便她并不总是赞同。不过，一旦发生什么意外事件，她会很了不起：友善、乐于助人并能使人愉快。是的，我尊敬杰西·斯万奈尔，我希望她生活愉快，并且心想事成。

于是一切安排妥当，罗莎琳德、我、杰西·斯万奈尔、露西一起抵达了艾迪生大厦，开始了我们的家庭生活。我的寻找还没有结束，我现在要找一处没有家具的公寓，作为我们长久的住处，这当然不那么容易，实际上困难得可怕。我一听到有任何消息就冲过去、打电话、写信，然而事实上几乎没什么效果。有时房子很脏很破，摇摇欲坠，你甚至不能想象里面能住人；还有一次又一次被人捷足先登。我们转遍了伦敦：汉普斯特德、奇斯威克、皮姆利科、肯辛顿、圣约翰森林——我的一天就像一次漫长的公共汽车之旅。我们访遍了所有的房产代理商，不久后开始焦虑起来。如今这套带家具的公寓租约只有两个月，等我们染过头发的N太太和她已婚的女儿及孩子一起回来，我们就不能继续住在这儿了。必须找到房子才行。

最后证明我们似乎很幸运。定下了，或者说算是定下了贝特希公园（Battersea Park）附近的一套公寓。租金很合理，房东卢埃林小姐大约一个月以后搬出去，不过实际上她愿意早点搬。她要搬到伦敦的另一处公寓。似乎一切都说定了，但是我们的如意算盘打得太早了，随后就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就在搬迁日的两个星期前，卢埃林小姐说她没办法搬进她的新公寓了，因为住在那里的人没办法搬进他们的新公寓！这就引发了一串连锁反应。

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们每隔两三天就打电话给卢埃林小姐打听消息，情况越来越糟。似乎那些人搬进他们的新公寓困难极大，所以她也一样，不知道能不能离开自己的公寓。我们可能要再等三四个月才能得到那套公寓，不过日期还不确定。我们又一次疯狂地研究广告、打电话给房产代理商，等等。时间所剩无几，我们陷入了绝望。这时一位房产代理商打来电话，说有一处别墅，不是公寓，在斯卡斯代尔别墅区（Scarsdale Villas），而且是出售不是出租。阿尔奇和我过去看了，那是一幢非常迷人的小房子。但要买下它就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卖掉几乎所有的股票，这是可怕的冒险。然而我们觉得必须冒点风险，于是及时地答应了下来，在文件的虚线上签了字，然后回家，决定要卖掉哪些股票。

两天后的早上，我正一边吃早餐一边翻阅报纸。这阵子我已经养成习惯先看公寓出租这一栏了。我看到一则广告：公寓出租，不带家具，艾迪生大厦九十六号，每年九十英镑。我声嘶力竭地大喊一声，急忙放下咖啡杯，把广告读给阿尔奇听，我说：“一刻也不能耽搁！”

我从早餐桌边冲了出去，跑着穿过两个街区之间的草地，奔到对面街区的四楼，像个疯子。此时是早上八点一刻，我按响了九十六号的门铃，一个看上去一脸惊异之色的年轻女人穿着睡袍打开了房门。

“我是为了这套公寓来的。”我说，尽可能说得连贯些，因为我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

“为了这套公寓？这就来了？我昨天刚登的广告。我没想到会有人来得那么快。”

“我可以看看吗？”

“这个……这个，有点太早了。”

“我想它很适合我们。”我说，“我想我会租的。”

“哦，好的，我想你可以看看，不太整洁。”她退到后面。

我不顾她的踌躇，冲了进去，飞快地环顾整套公寓，我不能冒任何风险失去它。

“年租九十英镑？”我问。

“是的。可是我要提醒你，租约是每季度一续的。”

这个问题让我考虑了一下，不过不算太麻烦。我想找个住处，而且要快。

“什么时候能搬进来？”

“哦，随时——一两个星期内？我丈夫突然要出国，我们还要收取油毡地毯和家具的押金。”

我不是很喜欢包在四周的油毡地毯，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四个卧室，两个起居室，窗外是一片宜人的绿色——要爬四段楼梯上下，没错，不过屋里阳光充足，空气流通。还要装修一下，我们可以自己来做。哦，这房子好极了，天赐之物。

“我租了。”我说，“我确定。”

“哦，你确定？你还没有告诉我你的尊姓大名呢。”

我告诉了她，说我就住在对面公寓，然后就这么说定了。我就在她的公寓里打电话给房产代理商，之前太多次被人抢先，这次我很果断。从楼梯走下去的时候我遇到三对夫妇往上走，我一眼就看出他们是去九十六号的，这一次我赢了。回去后我得意洋洋地把这事告诉了阿尔奇。

“太好了。”他说。恰在此时，电话铃响起，是卢埃林小姐。“我想，”她说，“再等一个月你们就能得到这套公寓了。”

“哦。”我说，“好的，我知道了。”我放下了听筒。

“我的天。”阿尔奇说，“你知道我们现在有什么吗？我们租了两套公寓，买了一幢别墅！”

这似乎是个问题。我正准备打电话给卢埃林小姐，告诉她我们不要那套公寓了，却灵机一动想到一个更好的主意。“我们试试看先不要买斯卡斯代尔别墅区的房子。”我说，“不过我们还是租下贝特希的公寓，然后再租给别人。我们可以先收一笔押金，这样就能付这儿的押金了。”

阿尔奇非常赞成这个主意，我想那一刻我显现出了超高的理财天赋，因为一百英镑的押金对我们来说确实很难承受。然后我们跑去找斯卡斯代尔别墅区的代理商。他们真的非常亲切，说这幢房子很容易出手，实际上有好几个人正为得不到它而非常失望呢。于是，我们只付了一笔很少的代理费，就把房子脱手了。

我们有了一套公寓，两周后搬了进去。杰西·斯万奈尔心肠真好，她对于不得不上上下下地爬四段楼梯、来回地搬运东西毫无怨言，我相信她比布歇太太介绍所里的其他保姆都要好。

“哦，”她说，“我搬东西搬习惯了。而且我乐于和一两个黑人一起干。这是尼日利亚最好的一点，有许多黑人。”

我们很喜欢新公寓，欢天喜地地装饰起来。阿尔奇的一大部分退伍金都用在买家具上了：给罗莎琳德的幼儿室买了希尔公司出的不错的现代家具，给我们自己买了希尔公司里相当好的床。我们还从阿什菲尔德搬来了很多东西——反正阿什菲尔德的桌椅橱柜、餐盘和桌布都快泛滥成灾了。我们还在大减价时以非常便宜的价格买了造型古怪的五斗橱和老式衣柜。

在搬进新公寓之前我就选好了壁纸，决定了油漆的颜色。一部分工作我们自己做，一部分请了一个小油漆匠兼装修工来帮忙。那两个起居室——大的做客厅，另一间小一点的做餐室——都对着庭院，不过是朝北的。我喜欢长长的走廊尽头的那两个房间——不算很大，不过阳光充足、令人愉悦，于是我们决定把起居室和罗莎琳德的幼儿室设在那两个房间，对面就是浴室，还有一个女仆的小房间。至于那两个大房间，大的那间成了我们的卧室，小的那间做备餐室和紧急备用房间。浴室的装饰由阿尔奇选择：亮丽的红白色条纹壁纸。我们请来的装修工兼裱糊工对我非常友善，他向我展示如何正确地裁切并折叠壁纸，以备裱糊。“用不着害怕。”我们贴墙纸的时候，他说，“轻轻拍一拍，看见了吗？不会弄坏的。如果破了，就在上面再贴一张。事先要全部裁好，量好尺寸，把号码写在背面。对了，轻轻拍一拍。处理气泡时用发刷最好。”最后我竟相当在行了。不过天花板还是都留给他处理，我不觉得我能够胜任糊天花板。

罗莎琳德房间的墙上用了浅黄色的水性漆，我又从中学到了一些装修知识。有一点我们的导师没有提醒我：如果你不尽快把滴在地上的水性漆擦掉，它就会变硬，只能用个凿子把它铲掉。不过吃一堑长一智嘛。幼儿室的天花板准备贴从希尔公司买来的昂贵的起绒壁纸，上面有动物图案。起居室的墙壁我决定采用浅粉红色的发亮涂料，天花板则选用黑底、上面布满山楂图案的光滑壁纸。我觉得这样能让我们觉得身处乡村，房间看起来也会更低矮一些。我喜欢低矮的房间，让小房间更像村舍。天花板的壁纸当然要请专业人士来贴，但出乎意料的，他拒绝了。

“哎呀，你看看，太太，你错了，你知道的。天花板应该是浅粉红色的，而墙壁应该用黑色壁纸。”

“不，我不想这样。”我说，“我就要黑色的天花板和粉红色涂料粉刷的墙。”

“可这不是装修房间的正确方式，明白吗？你把深色放在浅色上面，这是错误的，应该把浅色放在深色上面。”

“如果你恰恰喜欢把深色放在浅色上面，就没有必要颠倒过来。”我争辩道。

“那么，我只能告诉你，夫人，这是错误的，没有人这么做。”

我说我就要这样做。

“这样会把天花板压低，不信你试试看。这样会把天花板朝地面压低，使房间看上去很低矮。”

“我就是要让它看起来很低矮。”

他只好放弃与我争辩，耸耸肩。完成之后，我问他喜欢不喜欢。

“嗯。”他说，“很古怪，不，我不能说我喜欢它，可是……嗯，古怪……不过如果你坐在椅子上往顶上看，就很漂亮。”

“我的用意就在于此。”我说。

“可如果我是你，就会用浅蓝色有星星的壁纸。”

“我不喜欢那种晚上还待在户外的感觉。”我说，“我喜欢假想自己在开满樱花的果园里，或者在一棵山楂树下。”

他沮丧地摇摇头。

我们定制了窗帘，但我决定自己做沙发套。我姐姐玛吉——现在被她的儿子改称为庞基——以她通常的自信态度向我保证说那很容易做。“只要反面朝上用别针别上，之后裁好，”她说，“然后缝起来，再把正面翻到外面。相当简单，任何人都会做。”

我试了一下，做得不是很专业，我都没敢尝试加任何装饰，不过它们看起来明快漂亮。我们所有的朋友都盛赞这套公寓，我们从来没像住在这里的时候那么幸福。露西认为它太不可思议了，她喜欢在这里的每一分钟。杰西·斯万奈尔虽然一直在抱怨，不过她的作用是惊人的。我还是认为她讨厌我们，或者不如说是讨厌我，她似乎没那么抵触阿尔奇。“无论如何，”有一天我对她说，“一个宝宝总是有父母的，否则你就没有宝宝可以照顾了。”

“啊，是的，你说的有点道理。”杰西勉强微笑了一下说。

阿尔奇开始了他在公司里的工作。他说他喜欢这份工作，看起来相当兴奋。他很高兴能离开空军部，一再重申那里绝对没有好前景。他下定决心要挣很多钱，眼下的窘困并没有使我们担心。阿尔奇和我偶尔会去哈默史密斯（Hammersmith）的舞厅，不过总的来说我们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因为花不起那么多钱。我们是一对平凡的年轻夫妇，不过很幸福，美好的未来似乎就在前方。我们没有钢琴，这是个遗憾。不过我每次回阿什菲尔德都会疯狂地弹，以此补偿。

我嫁给了一个我爱的男人，生了一个孩子，有了自己的住所。眼下我没有理由怀疑这样的幸福生活不会永远地持续下去。

一天，我收到了一封信。我随手将它拆开，心不在焉地读着。信是博得利·黑德出版公司的约翰·莱恩写来的，邀我去公司就我寄去的《斯泰尔斯庄园奇案》一稿进行磋商。

说实在的，我早把《斯泰尔斯庄园奇案》这部小说抛到脑后了，手稿已在博得利·黑德出版公司压了快两年。战争结束后我有了像样的家庭，过上了甜蜜的生活，写作兴趣和对那部手稿所抱的希望就都被我抛到九霄云外了。

我满怀希望应邀而去，他们一定是对我的手稿有些兴趣，不然不会请我去那里。我被领进约翰·莱恩的办公室，他站起身来跟我打招呼。他身材矮小，胡子已经白了，看起来像是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人物。他身边都是画——堆在椅子上、斜靠在桌子上，看上去都是年代久远的大师的作品。我后来想，如果他在脖子上围一圈白色飞边出现在画中，一定很好看。他举止温文尔雅，蓝色的双眼闪烁着狡黠的光，这本应引起我的警觉，看出他是一个很会讨价还价的精明人。他向我致意，有礼貌地请我坐下，我环顾四周，无处可坐。他忽然意识到这一点，笑了笑说：“哦，天哪，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他将一幅肮脏的肖像画从一把椅子上搬下来，让我坐下来。

接着他就谈起稿子来。一些读了这部手稿的人认为还可以，也许能卖得出去，只是有些地方需要修改。比如最后一章中涉及法庭的部分，与实际的法庭相差太远，这样写会很可笑。他问我是否可以用其他形式作为小说的收场，不然就得找一位通晓法律的人协助我修改，但这样做不是件易事。我立刻回答说我可以想想办法，思考一下能不能用一种不同的方式结尾。无论如何，我可以试一试。除了最后一章外，他还提出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

接着他谈起稿酬的问题，指出出版一个新人作家的作品公司要担多大的风险，以及出版这样一本书能赚到的钱多么可怜。最后，他从抽屉里取出一份合同要我签字。当时我完全没想到应该仔细研读一下合同条款，或者回家再想想。这几年来，我已经放弃了出书的愿望，偶尔发表一首短诗或一篇短篇小说就很满意了。此时我的脑子里只有我的书要出版了这一个念头，在任何东西上签字都心甘情愿。这份合同规定，只有售出两千本以上，之后公司才会给我一小笔稿酬，且电视剧及戏剧改编权均归出版商。这些对我来说都无所谓，唯一重要的就是，这本书要出版了。

我甚至没有注意到合同中还有一条，规定我之后的五部小说也只许寄到该出版公司，稿酬只比第一部略高一点。对我来说这已经是成功了。我大喜过望，欣然在合同上签了字，将手稿带回家，很快就改好了最后一章不合理的地方。

从此，我正式开始了漫长的写作生涯。我当时没有料到这会是漫长的。尽管还有关于接下来五部小说的条款，可对我来说，这只是一次独立的尝试。我接受了写侦探小说的挑战，真的写了一本侦探小说，它被出版商接受了，就要被印成铅字。我所关心的也就如此而已，这件事到此了结。当时我的确没有想过再写更多的书，如果当时有人问我的话，我会说我可能会偶尔再写写小说。我完全业余，没有任何当全职作家的打算，对我来说写作就是乐趣。

我欢天喜地地回到家里，把这事告诉了阿尔奇，那天晚上我们去了哈默史密斯的舞厅庆祝。

其实在此期间还有个第三者在场，尽管我看不到他。赫尔克里·波洛，我创造的比利时人，已经像海老人[阿拉伯名著《一千零一夜》之《航海家辛巴达的故事》中，辛巴达第五次航海时遭遇的魔怪人物，习惯用双腿紧紧夹住海上过往的人的脖子，让人无法摆脱。]一样挂在我的脖子上，牢牢地依附在那里。

5

《斯泰尔斯庄园奇案》最后一章改好后，我把它送还给约翰·莱恩，在那里我又回答了几个问题，并且同意在个别地方做一些小改动。一阵激动过后，生活又恢复了以往的宁静。像成千上万对普通夫妇一样，我们相亲相爱，生活得幸福愉快，虽然不富裕，但也不必为生计而担忧。周末我们常常坐火车去乡下，或者散步到什么地方，有时再散步回来。

唯一的打击是我失去了亲爱的露西。她看上去一直闷闷不乐的，最后有一天，她有些难过地来到我面前，对我说：“非常抱歉，我辜负您了，阿加莎小姐……我是说，夫人，我不知道罗太太会做何感想，可是……呃，是的，我要结婚了。”

“结婚，露西？和谁呀？”

“我在战前认识的一个人，我一直很喜欢他。”

我从母亲那里了解到了更多的情况，我一告诉她，她就惊呼：“不会又是那个杰克吧，是不是？”似乎我的母亲不大认可“那个杰克”，他是露西的追求者中不太令人满意的一个，当他们吵架分手的时候，她家里的人都认为这是一件好事。然而他们现在又破镜重圆了。露西对不得人心的杰克忠贞不渝，就这样，她要结婚了，我们得再找一个女仆。

在当时，这样的事情简直太难了。什么地方都找不到女仆。不过最后，我不记得是通过介绍所还是朋友了，总之，我们找到了一个叫罗丝的女人。罗丝非常令人满意，她带着出色的推荐信，粉红的圆脸，可爱的微笑，而且看起来她也非常喜欢我们。唯一的麻烦在于她非常不愿意去一个有孩子和保姆的地方，我必须说服她。她曾经在一名空军军官的家里服务，当她听说我的丈夫也在空军任过职时，心就软了。她说她希望我的丈夫认识她的老主顾G少校。我冲回家问阿尔奇：“你认不认识一个G少校？”

“不记得了。”阿尔奇说。

“哦，你必须记得。”我说，“你必须说你们见过，或者你们是好兄弟之类的——我们必须让罗丝来，她非常好，真的。如果你知道我见过的那些讨厌的家伙都是什么样子，你就明白了。”

于是很快罗丝就来拜访我们了，她被引荐给阿尔奇，阿尔奇说了一些称赞G少校的话，最后终于劝她同意接受我们提供的工作。

“可是我不喜欢和保姆相处。”她预先声明说，“对孩子们倒不是很介意，可是保姆，她们总是找麻烦。”

“哦，我相信，”我说，“斯万奈尔保姆不会找麻烦的。”其实我并不肯定，不过大体上我觉得会比较顺利。杰西·斯万奈尔唯一会找麻烦的只有我，而我现在已经可以忍受了。就这样，罗丝和杰西相处得很融洽。杰西向罗丝讲述在尼日利亚的生活，手下有无数黑人听命于她的乐趣；而罗丝倾诉了自己在不同的岗位上所受的苦难。“有时候我还要挨饿。”罗丝有一天对我说，“挨饿。你知道他们给我吃什么早餐吗？”

我说我不知道。

“腌鱼。”罗丝沮丧地说，“只有茶水和一块腌鱼，以及吐司、黄油和果酱。哦，结果我日渐消瘦。”

罗丝此刻毫无日渐消瘦的迹象——她胖嘟嘟的。然而，我们早餐吃腌鱼的时候，我总是确保给罗丝两块，甚至三块。至于鸡蛋和培根，更是充分供应了。我觉得她和我们在一起时非常高兴，而且她喜欢罗莎琳德。

姨婆在罗莎琳德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她身体一直很好，后来突然患上支气管炎，衰弱的心脏无力让她康复。她去世时九十二岁，仍然能享受生活，虽然近乎失明，但耳朵不聋。和母亲一样，自纽约的查夫林公司倒闭，她的收入也减少了，不过贝里先生的忠告使她不至于破产。她死后那笔收入转到了母亲名下，并不算多，因为在战争期间一些股票跌价了。姨婆每年有三四百英镑进款，加上由查夫林先生提供的津贴，让我们得以过活。尽管战后物价暴涨，她还是能维持阿什菲尔德的开销。我为自己不能像姐姐那样，从自己的微薄收入中抽出一小笔款子帮助母亲而感到惭愧。我们实在做不到这一点，手头上的每一便士都恨不得掰成两半花。

一天，我忧心忡忡地谈到保住阿什菲尔德的家有多困难，阿尔奇（振振有词地）说：“你母亲该把它卖掉，搬到别的地方住。”

“卖掉阿什菲尔德？”我震惊地说。

“我看不出它对你来说还有什么用，你又不能常到那里去。”

“我可不忍心卖掉它，我爱那座宅子……它是……我们的一切！”

“那你为什么不为它尽点力，做点什么呢？”阿尔奇说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可以再写一部小说嘛。”

我颇为惊奇地望着他。“我确实打算最近再写一部小说，可这对阿什菲尔德有什么帮助呢？”

“说不定可以挣一大笔钱。”阿尔奇说。

我看那是不大可能的。《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卖出去近两千本，一个默默无名的作家写的侦探小说能卖出去这么多本，在当时已经算不错了。它只为我挣了二十五镑——这二十五镑不是出版社付给我的稿酬，而是非常意外的，《泰晤士报》（Times ）花五十镑买下了这部小说的连载权，我从中得到一半版税。照约翰·莱恩的话说，对一个年轻的作家来说，作品能在《泰晤士报》上连载，是我的荣幸。这话可能有道理吧，不过写一本书总共才赚了二十五镑，这可没有激起我靠写作大赚一笔的信心。

“如果书写得不错，出版商又挣到了钱——我敢肯定他们挣到钱了，就肯定还会要你写的书。你应该要求提高稿酬。”我赞同阿尔奇的看法，对他的经济头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开始构思另一部小说——这一次该以什么为题材呢？

一天，我在一家AB C茶室里喝茶时，这个问题解决了。我听到附近一张桌旁的两个人在谈论一个叫简·菲什（Jane Fish）的人。这个有趣的名字一下子吸引了我。走出去时简·菲什这个名字仍然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开端——在一家茶室里听到了一个奇特的名字，一个不寻常的名字，谁听了都会记住的。比如简·菲什——或者改成简·芬（Jane Finn），也许更好一些。我最后决定用简·芬，并立刻动笔写起来。一开始我给这部小说取名叫《愉快的冒险》，后来改为《年轻的冒险家》，最后才定为《暗藏杀机》（The Secret Adversary ）。

阿尔奇先找到一份工作，然后才从空军部辞职的做法太对了。当时的年轻人都很绝望。他们纷纷从军队退役，然而找不到工作。总有年轻人来按我们的门铃，推销长筒袜和一些家用器具。他们的样子真让人痛心。人们同情这些年轻人，为了让他们开心，常常会买下一双质量低劣的长筒袜。他们原本是海军或陆军里的中尉，如今却沦落到这个地步。有时候他们甚至写诗卖钱。

我所构思的小说里就有这样一对——姑娘曾在陆军运输处或者志愿辅助勤务队工作，小伙子也曾在军队服役。他们都非常绝望，四处找工作，后来两人相遇了，也许他们以前就见过？然后呢？然后，我觉得他们会卷入间谍行动。没错，这将是一本间谍小说，惊悚类的，不是侦探故事。我想换换口味——在创作了《斯泰尔斯庄园奇案》这部侦探小说之后。于是我开始动笔，以一种白描的风格来写。总的来说，写惊悚小说要比写侦探小说容易得多，也很有趣。

我没用多长时间就完成了全书，把它交给了约翰·莱恩先生。他对这部小说兴趣不大，和我的第一部小说不是同一题材，销路不会像前一部那么好。事实上，是否出版他们还犹豫不决。不过后来他们终于决定出版，而且我不必大幅修改。

我记得这本小说的销售情况极好，我得到了一小笔稿酬，还算不错。这次我又售出了连载权，给了《时代周刊》（The Weekly Times ），从约翰·莱恩那里分到了五十镑。我受到了鼓舞，但仍然不敢奢望成为职业作家。

我的第三本书是《高尔夫球场命案》（Murder on the Links ）。印象中写于法国那起轰动一时的诉讼案发生之后不久，现在我记不起任何涉案人员的名字了。情节大概是一伙蒙面人突然闯进一户人家，杀死了主人，将他的妻子五花大绑并堵住了嘴——她的母亲也死了，不过显然是因假牙卡住喉咙窒息而死。女主人的叙述受到怀疑，有人暗示是她杀死了丈夫，而她是被同谋假意捆绑起来的。我觉得这个情节不错，从这位妻子被宣告无罪之后的生活开篇，搭建我的故事。多年前的一宗谋杀案的女主角忽然在某处出现。这一次，我要以法国为背景。

赫尔克里·波洛这个人物在《斯泰尔斯庄园奇案》中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因此有人建议我继续让他出场。喜欢波洛的人中有一位是《随笔》（The Sketch ）杂志的编辑，布鲁斯·英格兰姆，他跟我取得联系，约我为《随笔》写一系列波洛的故事。我高兴万分，我终于获得了成功。能在《随笔》上发表作品，实在太棒了！他还为波洛画了一幅肖像画，不过和我心目中的不太一样，比我想象中的更精明、更有贵族气质。布鲁斯·英格兰姆要我写十二个故事，我很快就写出了八个，原以为八个就足够了，但后来还是决定写足十二个，后四个故事我写得有些仓促。

我当时还不曾意识到，我不但已与侦探小说结下了不解之缘，还与两个人拴在了一起：赫尔克里·波洛和他的华生——黑斯廷斯上尉。我很喜欢黑斯廷斯上尉，他是个老派人物，但他和波洛就是我理想中的侦探搭档。我仍然遵循福尔摩斯式的创作模式——性格古怪的侦探，笑料百出的助手，加上苏格兰场的警探雷斯垂德和警官贾普。只不过这次我又多加了一个“活人警犬”，一位法国警员，探员吉罗。吉罗瞧不起波洛，认为他年老且过时了。

这时我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一开始就把赫尔克里·波洛写得太老了——我应该在写完三四部小说之后放弃这个人物，起用一个年轻的角色。

《高尔夫球场命案》少了福尔摩斯式的传统，但我觉得它受到了《黄色房间的秘密》的影响，风格较为夸张猎奇。一个人初试写作时，多少都会受他最近拜读或欣赏的作家影响。

我认为《高尔夫球场命案》算是这类小说中较好的范本——尽管有点猎奇。这次我给黑斯廷斯安排了一次艳遇。如果我想在书里增加一些爱情成分，就会让黑斯廷斯结婚！说老实话，我已经有点厌倦他了。我也许会留着波洛，但是没有必要再用黑斯廷斯了。

《高尔夫球场命案》正合博得利·黑德的口味。但在封面设计上，我与他们发生了小小的口角。封面不仅颜色丑陋，图也很糟糕，在我看来就是一个穿睡衣的男人因癫痫发作倒在高尔夫球场上，奄奄一息。书中明明是受害者衣冠整洁，被人用匕首刺死。我提出反对。书的封面可以与书的内容无关，但若要反映，就不该反映错误的内容。在这件事上我们有点不愉快，但我实在生气，于是他们同意，以后的封面设计方案会先拿给我征得同意。我之前还和博得利·黑德有过一次小小的争端，是关于《斯泰尔斯庄园奇案》里“可可”这个单词的拼法。不知为何，他们出版社把可可（cocoa）——一杯可可——写成了椰树（coco）。对此欧几里得会说：“而这是荒谬的。”可我的意见遭到了豪斯小姐的严厉驳斥，她是把控整个博得利·黑德出版社书籍拼写的神龙君主。她说，在他们的出版物里，“cocoa”总是拼写成“coco”，这么写没什么错，而且是公司里的规矩。我拿来可可罐子甚至字典，但是她都不理会。她说“coco”也没错。直到多年以后，我在与约翰·莱恩的侄子、企鹅出版社的创办人艾伦·莱恩（Allen Lane）聊天时说：“你知道，我为了可可的拼法与豪斯小姐做了多么可怕的斗争。”

他咧嘴笑道：“我知道，她年纪大了以后我们可头痛了。她非常固执，和作家们争吵，从不让步。”

不知多少人写信给我说：“我不明白，阿加莎，为什么你在书里把可可写成coco？当然了，你的拼写一直不好。”这真不公平。我以前拼写是不好，现在也不好，可是无论如何我可以把可可拼对。我的问题在于个性太软弱，那是我的第一本书，我总觉得他们应该比我懂得多。

《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得到了不少好评，其中让我最开心的是刊登在《药学杂志》（The Pharmaceutical Fournal ）上的一篇评论，文中赞扬道：“与常见的说不清是什么物质的荒谬文章不同，这部侦探小说中关于毒药的部分十分合理。阿加莎·克里斯蒂小姐知道她在写什么。”

我本想用笔名发表小说的——马丁·韦斯特或者默斯林·格雷。但约翰·莱恩执意要我使用真名，阿加莎·克里斯蒂，尤其是我的教名。他说：“阿加莎这个名字不常见，能让人们记住。”我不得不放弃马丁·韦斯特，一直沿用阿加莎·克里斯蒂这个名字。我认为署上女人的名字会让一本书失去一些读者，尤其是侦探小说。马丁·韦斯特更男性化，更豪迈。虽说如此，正如我前面说过的，发表第一部作品时你甘愿对各种要求做出让步，不过在这件事上，我认为约翰·莱恩是对的。

这时我已经写了三本书，婚姻幸福，一心一意希望住到乡下。艾迪生大厦离公园有点远，推着童车过去再回来，对于杰西·斯万奈尔和我都不是开玩笑的。还有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大厦将要被拆除，物业主里昂斯公司有意在此建新屋。这就是为什么租约是每季度一续，因为随时可能收到拆除整个街区的通知。实际上，三十年后，我们住的那栋楼仍然屹立，不过现在已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凯拜大楼。

周末，阿尔奇和我有时会坐火车到东克里登（East Croydon）打高尔夫。我向来不是很热衷于高尔夫，阿尔奇也很少打，但他马上就喜欢上这项运动了。不久后，我们几乎每个周末都去东克里登。我并不特别介意，但我怀念探索不同的地方和长距离的散步。最终，我们在消遣上的不同选择造成了生活上的隔阂。

阿尔奇和帕特里克·斯宾塞——我们的一个朋友，也在戈尔茨坦先生的公司工作——都对他们的工作前景感到悲观：上司允诺或暗示的未来似乎都不会成真。他们都被派去做一些管理工作，但管理的都是有风险的公司——有时甚至是濒临破产的公司。斯宾塞有一次说：“我想这些人都是大骗子，却都是合法的，你知道。但我真的不喜欢，你呢？”

阿尔奇说，他觉得有些事做得见不得光。“我很希望，”他若有所思地说，“能够改变一下。”他喜欢伦敦城里的生活，也有相应的才能，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却越来越不喜欢他的雇主。

然后，一件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阿尔奇有一个曾经在克利弗顿任校长的朋友，贝尔彻少校。贝尔彻少校是个大人物，具有可怕的虚张声势的能力。据他自己所说，战时他凭借一张嘴，拿到了操纵土豆市场的职位。贝尔彻的故事有多少是编造的、有多少是真实的，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无论如何，这次他讲得头头是道。战争爆发时他大约四五十岁，尽管他得到了一份不用上前线的陆军部工作，他却并不喜欢。不管怎样，在与某位重要人士共进晚餐时，话题落到了土豆上。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的战争期间，土豆确实是一个大问题。我记得当时土豆很快就都没有了。我在医院工作期间从来没吃到过土豆。我不知道这种短缺是不是完全出于贝尔彻的管控，反正他说是，对此我也并不感到奇怪。

“那个自大的老傻瓜对我说，”贝尔彻说，“他说土豆将会很重要，非常重要。我告诉他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搅局的人太多了。必须有人来总揽全局，一个人来掌控。他赞同我的意见。‘可是要注意，’我说，‘一定要付给他高薪，想用微薄的薪水雇来一个有点本事的人，这是不可能的——而你必须找一个一流的人。你至少要给他……’”他提了一个数目。“那非常高啊。”那位重要人士说。“你必须找个有本事的人。”贝尔彻说，“听着，如果你请我，这个价格我还嫌少呢。”

这句话效果显著。几天后贝尔彻就被恳求接受他自己的估价和土豆掌控者的职位。

“你对土豆了解多少？”我问。

“一点不懂。”贝尔彻说，“不过我可不会表现出来。我是说，办法多得是，只要找到一个懂一点的副手，再自己研究一下，不就行了！”他是一个非常善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他非常信任自己的组织能力，有时候人们要过很长时间才会发现他造成的巨大破坏，而事实上没有人比他更缺乏组织能力了。他的办法和很多政客一样，先彻底破坏整个行业或者整个什么体系，让它陷入混乱，再重新整合。正如欧玛尔·海亚姆所说的：“依着你的安排。” [8] 但问题在于，当要重新整合的时候，贝尔彻就不行了。但人们发现的时候往往为时已晚。

他事业生涯中有一个阶段去了新西兰。在那里，他的改革计划给当地一所学校的领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火速决定聘他为校长。大约一年后，校方给了他一大笔钱，让他放弃这个职位——不是因为什么不名誉的行为，仅仅是因为他制造的混乱、激起的仇恨，以及他洋洋自得的所谓“远见卓识、与时俱进、锐意改革”的校政。要我说呢，他是个人物。有时候你恨他，有时候你会非常喜欢他。

一天晚上，他来我们家吃晚饭。这时他已不再负责土豆了，他向我们讲述了他下一步的计划。“你们知道再过十八个月将要举办帝国博览会吧？这可要好好组织筹划一番。大英帝国的每个角落都应该打起精神，全力配合。我得到了一项任务——受命于大英帝国——要去世界各地，一月份出发。”他又详细说明了此项计划，然后说，“现在，我需要一个财政顾问与我同行。你怎么样，阿尔奇？你的头脑向来很好，在克利弗顿时曾是出类拔萃的高才生，又在伦敦商业界干过，正是合意人选。”

“我有工作，离不开呀。”阿尔奇说。

“怎么离不开？好好地跟你的老板说明，指出这将有助于扩展经验，等等，我想他会为你保留职位的。”

阿尔奇说他说不好戈尔茨坦先生会不会这么开通。

“反正考虑一下吧，小伙子。希望你能跟我去。当然，阿加莎也可以一起去。她喜欢旅游，对不对？”

“对。”我只轻描淡写地回了一个字。

“我可以告诉你整个行程。我们先去南非，有你和我，还有一个秘书。海姆一家也与我们同行，我不知道你是否听说过海姆这个人，他是东安格利亚的土豆大王，一个靠得住的家伙，我的老朋友。他会带着妻子和女儿，不过他们只到南非，不能走得太远，因为海姆在英国还有许多公务。然后我们去澳大利亚，再去新西兰，我要在新西兰休一段时间假——我在那儿有许多朋友，我喜欢那个国家。我们大概会有一个月的假期，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去夏威夷玩玩，火奴鲁鲁。”

“火奴鲁鲁。”我深深地吸了口气，这种事听起来像在做梦。

“最后一站是加拿大，然后回国，全程需要九到十个月的时间。你们看怎么样？”

我们终于意识到他是认真的。我和阿尔奇仔细地权衡了一下：阿尔奇的全部费用自然不必操心，除此之外他还可以得到一千镑的津贴。如果我陪同前往的话，旅费也不成问题，作为阿尔奇的太太，随行时乘坐国家轮船和火车都免费。

我们仔细地考量了经济问题，总体来说，基本上能够付得起。阿尔奇的那一千镑津贴可以用于我住旅店的费用和我们俩去火奴鲁鲁度假的开销。只能说勉强应付，但我们认为可行。

在此之前，我和阿尔奇有过两次短期海外度假的经历：一次是去法国南部的比利牛斯山区；另一次是去瑞士。我们都喜欢旅行——早在七岁那年我就体会到了旅行的乐趣。我渴望周游世界，但看起来似乎永远不会实现。现在我们决意过生意人的生活，而作为一个生意人，就我看来，每年不会有超过两个礼拜的假期。两个星期根本走不远。我向往中国、日本、印度、夏威夷，以及其他许多美妙的地方。但这仍是我的梦想，也许会永远是个梦，是痴心妄想。

“问题在于，老黄脸会不会对我们开恩。”阿尔奇说道。

我满怀希望地说老板非常器重他，但阿尔奇认为他会被同样精明的人顶替，毕竟成千上万的人都想要份工作。最终老黄脸还是没有开恩，他只说等阿尔奇回来，可能会再次雇用他，要看情况而定。但他绝不会给阿尔奇保留职位，阿尔奇的要求过高了。这样一来，阿尔奇就不得不冒职位被人顶替的风险。于是我们争辩起来。

“这是冒险。”我说道，“可怕的冒险。”

“确实，是冒险。我们很有可能回来时身无分文，只有每年一百来镑的收入，别的什么也没有了。工作肯定很难找——也许比现在还难。不过话又说回来，那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是不是？”

阿尔奇又说：“这主要看你了。怎么安排泰迪？”我们当时管罗莎琳德叫泰迪，大概是因为有一次我们曾开玩笑地叫她小蝌蚪（Tadpole）的缘故。

“庞基。”我们都这样称呼呼玛吉，她可以照看泰迪。或者妈妈，她们都会很乐意的，而且有保姆帮忙。是的，没错，这件事问题不大。“这是我们仅有的一次机会。”我满怀希望地说道。

我们想了又想，想了又想。

“当然，也可以你去。”我准备发扬无私精神，“我留在家里。”

我望着他。他望着我。

“我是不会把你留下的。”他说，“这样我玩得也不会尽兴。要么甘冒风险带你一起去，要么就不去了。这都取决于你，因为你冒的风险比我更大。”

于是我们又坐下来思考，最终我接受了阿尔奇的观点。

“我想你是对的。”我说，“这是我们的机会，如果我们不去就会抱憾终身。是的，就像你所说的，如果在机会来临时你不敢冒险去做你想做的事，生命就没有价值了。”

我们向来不是小心生活的人。不顾所有人的反对坚持结了婚，现在我们又要不管回来时将要面临的风险，下定决心去周游世界。

家里的事情安排起来很容易。艾迪生大厦的房子出租了，租金用来支付杰西的工资。母亲和姐姐高兴地把罗莎琳德和保姆接到了她们那里。唯一的不满来自即将出发之际，我们得知哥哥蒙蒂要从非洲回来休假。姐姐对我不打算留在家里等哥哥回来感到非常生气。

“你唯一的哥哥，在战争中负了伤，离家这么多年，现在要回家了，你却偏偏在这个时候出门去周游世界，我认为这么做很可耻。你应该把你的哥哥摆在首位。”

“哦，我不这样认为。”我说，“我应该把我丈夫摆在首位。他要去公干，我要陪他一起去，妻子应该待在丈夫身边。”

“蒙蒂是你唯一的兄弟，这是你多年来唯一见他的机会，也许以后又要等好多年才能再见。”

她搞得我十分沮丧，不过母亲坚定地站在我这一边。她说：“妻子的职责就是守候在丈夫身旁。丈夫是第一位的，甚至要放在孩子前面，兄弟就差得更远了。记住，如果你不待在丈夫身边，与他分开太久，你就会失去他。像阿尔奇这样的男人尤其如此。”

“我相信不是这样的。”我愤怒地说，“阿尔奇是这世上最忠诚可靠的人。”

“男人，你永远看不透。”母亲以维多利亚式的口吻说，“一个妻子应该守候她的丈夫——如果她没有这么做，他就会觉得自己有权利忘掉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