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们在乡下找寻小屋时，从非洲传来了哥哥蒙蒂的坏消息。自从战前他打算在维多利亚湖上经营货船运输业之后，他就鲜少与家人联系了。在当地，有很多人对这个买卖非常热心，蒙蒂把他们的信都寄给了玛吉，说只要她肯注入一些投资……我姐姐相信蒙蒂能获得些成绩，因为他对船很在行。于是她将回英国的路费汇给了他，他们计划在埃塞克斯造一条小船。确实，那时这门行当方兴未艾，维多利亚湖上还没有小货船。然而，这个计划的缺点是蒙蒂要当船长。这么一来，谁都不知道这艘船会不会准点运营，或者服务会不会可靠。

“这是个很好的主意，可以挣大把的钱。可是想想看老米勒，如果他哪天就是不想起床了呢？如果他就是不喜欢看到哪个人的脸了呢？我是说，他是个为所欲为的人。”

可是我姐姐永远生性乐观，她同意投入大部分资金，建造这艘船。

“詹姆斯每月给我不少钱，我可以贴补阿什菲尔德家里的开销，所以我不会缺钱用。”

事实上我姐夫气得面无人色。他与蒙蒂互相厌恶，他认定玛吉会赔钱。

船已经着手在建造了，玛吉去了埃塞克斯几次，似乎一切顺利。

唯一让她担心的是蒙蒂总是往伦敦跑，住在杰明街的高档饭店里，买了不少豪华的丝绸睡衣和一些款式特别的船长制服，还送给她一个蓝宝石手镯、一个精致的刺绣晚宴手袋，以及其他美丽的昂贵礼物。“可是蒙蒂，那些钱是用来造船的，不是让你买礼物送给我的。”

“可是我想送你一件好礼物，你自己从来不买。”

“窗台上那是什么？”

“那个啊，是日本盆景。”

“那一定很贵，对不对？”

“七十五英镑吧，我早就想买一个了。看看它的样子，很美，不是吗？”

“哦，蒙蒂，但愿你不要再买这么贵的东西了。”

“你的问题在于老是跟着老詹姆斯一起生活，都忘了该怎么让自己高兴。”

玛吉下一次来看他时，那个盆景不见了。

“你把它还给店里了？”她满怀希望地问。

“还给店里？”蒙蒂惊讶地说，“当然没有，我把它送给服务员了。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孩子，特别喜欢它，而她一直在为她的母亲担心。”

玛吉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出去吃午饭吧。”蒙蒂说。

“好的，不过得去里昂餐厅。”

“好吧。”

他们走到街上，蒙蒂示意门童叫一辆出租车。车子叫来了，他们坐了进去，蒙蒂塞给门童半克朗，然后对司机说去伯克利饭店。玛吉忽然泪如雨下。

“实情是这样的。”后来蒙蒂对我说，“詹姆斯是个非常吝啬的家伙，而可怜的老玛吉的精神完全崩溃了，搞得只知道省钱。”

“你就不能节约一点？假如船还没造好钱就花光了呢？”

蒙蒂咧嘴笑笑。

“没关系，那样老詹姆斯就只好付钱了呀。”

蒙蒂在他们家住了五天，喝掉了大量的威士忌。玛吉还偷偷地跑出去多买了几瓶，放在他的房间里，这让蒙蒂觉得非常好笑。

蒙蒂迷上了楠·瓦茨。他带她去戏院看戏、去昂贵的饭店吃饭。

“那艘船永远开不到乌干达。”玛吉有时会失望地说。

这本来可以实现的，结果没有实现，都要怪蒙蒂。他对他命名的“巴坦加号”很有感情，希望它不仅仅是一艘货船。他订购了黑檀木和象牙家具，给自己的船长室里镶上柚木，还特意定做了印有巴坦加字样的褐色耐火瓷器。这一切都耽搁了开船的日期。

后来，战争爆发了，巴坦加号不可能运货去非洲了，结果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了政府。蒙蒂再次从军，被编入国王非洲步枪兵团。

巴坦加号的传奇就此结束。

我至今还保留着两个印有巴坦加字样的咖啡杯。

此刻，一位医生写来信说蒙蒂在战斗中手臂负了重伤，住院治疗期间伤口又感染了——粗心大意的战地包扎所致。感染久治不愈，甚至他退役后还一再复发。战后他以打猎维生，终究还是在生命垂危时被人送进了一家修女开办的法国医院，病情严重。

起初他不打算告诉任何亲戚，但现在他快死了——最多还能活六个月——他深切地希望能够死在家乡。另外，英国的气候有可能稍稍延续他的生命。

他从蒙巴萨岛（Mombassa）经海路回国的旅程很快被安排妥当，母亲在阿什菲尔德着手准备。她欢天喜地，想着要全心全意地照顾她最亲爱的儿子。她幻想着那种亲密的母子关系，而我则确信这根本不现实。母亲和蒙蒂一直处不好，他们在很多方面太相像了。两个人都固执己见，而蒙蒂又是这世上最难相处的人。

“但现在情形不同了。”母亲说，“别忘了这个可怜的孩子病得多重。”

我觉得蒙蒂病得再重也还是蒙蒂，还是一样难以相处，人的性情是不会变的。当然，我仍然往好处想。

母亲在说服两位老女佣，让蒙蒂的那个非洲仆人住在家里遭遇了一些困难。

“夫人，我实在难以想象和一个黑人住在一起，我和我妹妹是不会习惯的。”

母亲立刻采取行动，她不是一个轻易服输的女人。她劝她们留下来，最后使出一招，说她们有可能让这个非洲人放弃伊斯兰教，皈依基督教——两位老女佣都是虔诚的教徒。

“我们给他读《圣经》。”她们说，眼睛里闪耀着光辉。

同时，母亲腾出了三个设施齐全的房间和一间新浴室。

阿尔奇亲切地表示，船到蒂尔伯里港（Tilbury）时他会去接蒙蒂。他还在贝斯渥特（Bayswater）为他租了套小房子，以便蒙蒂和用人有个落脚之地。

阿尔奇去蒂尔伯里港时，我叮嘱他说：“别带蒙蒂去里茨饭店。”

“你说什么？”

“我说，如果他要求去里茨饭店别理他。我负责安顿好房子，让女房东做好准备，把要用的东西备齐。”

“哦，不会有问题的。”

“但愿如此，但他很可能想去里茨饭店。”

“别担心，我会在午饭前把他安顿下来。”

一晃过了一天，六点半时，阿尔奇才回到家，看起来疲惫不堪。

“很顺利，把他安顿好了。下船时费了些劲儿，他还没动手收拾行李，嘴里叨唠着时间充裕得很，着什么急？其他旅客都下船了，他还不慌不忙，好像无所谓的样子。那个叫舍巴尼的还挺机灵，帮了大忙，最后还是他把东西搬了下来。”

他停了停，清清喉咙。

“实际上我没带他去鲍威尔广场，看起来他打定主意要住杰明街的饭店，他说这样可以为别人减少些麻烦。”

“所以他住那里了？”

“啊，是的。”

我望着阿尔奇。

“不知为何，”阿尔奇说，“他似乎说得蛮有道理的。”

“这就是蒙蒂的本事。”我告诉他。

蒙蒂经人推荐，去见了一位治疗热带病的专家，这位专家详细地嘱咐我母亲该怎么做。还是有可能局部康复的：新鲜的空气，长时间的热水浴和静谧的生活。可能存在的困难是，由于过去为他诊治的人认为他活不了几天，让他服用了大量的镇痛药，以至于他这时已经成瘾。

过了一两天，我们把蒙蒂和舍巴尼安顿到鲍威尔广场的公寓，他们相当愉快地住了下来。尽管舍巴尼在去隔壁香烟店时引起了不小的骚动：他一把抓起一包五十支的香烟，说了一句“给我主人买的”，然后就扬长而去。肯尼亚的信用体系在贝斯渥特并不受赏识。

在伦敦的治疗结束以后，蒙蒂和舍巴尼搬到了阿什菲尔德——母亲想方设法要让儿子“在宁静中度过他的余生”，但这简直要了她的命。蒙蒂过惯了非洲生活，他对吃饭的概念就是饿了就吃，即使是凌晨四点——这是他最中意的饭点之一。他会按铃叫来仆人，说他要吃排骨和牛排。

“母亲，我不明白你说‘要体谅仆人’是什么意思，你花钱请她们来就是做饭的，对不对？”

“对……但不是在半夜里。”

“现在离日出只有一个小时，我总是这个时候起床，这是我的正常作息。”

多亏了舍巴尼，才没出乱子，两个老女佣很喜欢他。她们给他读《圣经》，他听得津津有味。他给她们讲故事，关于他们在乌干达的生活，以及他的主人射杀大象的壮举。

他温和地批评蒙蒂，说他不该那样对待他的母亲。

“她是您的母亲，主人，您对她说话时应该很尊敬。”

一年后，舍巴尼不得不返回非洲，与他的妻子、家人团聚。形势每况愈下，请来的男仆都很不称心，蒙蒂和母亲都不满意。玛吉和我只能试着轮流安抚他们。

蒙蒂的身体有所好转，结果就是他更不服管了。他烦躁不安，常拿着一支左轮枪朝窗外射击来解闷。小商贩和来探望母亲的人都抱怨不已，蒙蒂则一点不知悔改。“有些无聊的老处女扭着屁股在路上晃来晃去，叫人难以容忍。朝她们左右各打一两枪，哎呀，她们就跑了！”

有一天，他甚至朝走在车道上的玛吉开枪，她着实吓坏了。

“我真是搞不懂！”蒙蒂说，“我又不会伤到她，难道她以为我瞄不准？”

有人告了状，警察来了。蒙蒂给他们看了他的持枪执照，说他曾在肯尼亚当猎手，现在仍想保持精准的枪法。有的笨女人以为他在朝她射击，实际情况只是他瞧见了一只兔子。不愧是蒙蒂，他就是这么能说会道。他没受到追究，警察认为，对于过惯了像是“米勒船长的生活”的人来说，这样的解释合乎情理。

“说实话，孩子，我受不了被关在这里，像被驯化的动物一样待着。如果我能在达特穆尔有栋小房子，我就会很高兴。空间与空气，是呼吸的基础。”

“你是认真的吗？”

“当然喽，可怜的老母亲快要把我逼疯了。那么麻烦，一日三餐，定好时间，事事都要按部就班，我可没过过这种日子。”

我在达特穆尔给蒙蒂买了一栋花岗岩造的小屋，还奇迹般地找到了一个女管家照顾他。她六十五岁了，刚见面时我们觉得她并不合适。她染了一头金发，烫了卷，脂粉太重，身上穿着黑色的丝裙。她是一个医生的寡妇，丈夫生前有吗啡瘾。她在法国度过了大半生，生了十三个孩子。

而她就是那个应祷告而来的人，没有人能像她那样对蒙蒂应付自如。只要他开口，她就在半夜里给他煮排骨吃。然而过了一段时间，蒙蒂说：“我已经不那么干了，这实在有点难为泰勒太太。她很热心肠，可是她并不年轻了。”

没有人要求她，也没人叫她这样做，她是完全自觉自愿地在小小的庭院里翻土，种了豌豆、土豆和四季豆。蒙蒂说话的时候她会认真倾听，蒙蒂沉默的时候她一语不发。真是太棒了。

母亲恢复了健康，玛吉不再忧心忡忡。蒙蒂乐于家里人来看望他，而且每次都表现得规规矩矩的，还炫耀泰勒太太做的饭菜。

我和玛吉认为买下这栋达特穆尔的小屋花的那八百英镑非常值得。

2

我和阿尔奇在乡下看中了一套房子，不过不是一整栋的。正如我所担心的，住在森尼代尔的费用实在太高。那里全是现代化的豪华住宅，环绕着高尔夫球场，根本没有乡村别墅。但我们还是找到了一幢很大的维多利亚式别墅，名叫斯科茨伍德，带一个不小的花园，分成四套。楼下的两套都住了人，楼上的两套正在装修，我们去看了看。两套都是下层有三间、上层有两间，当然，都有一间厨房和一间浴室。其中一套更具吸引力，房型结构和外观要更好。但另一套多出一个小房间，而且租金更便宜，于是我们订下了便宜的那套。房客可以使用花园，还有热水持续供应。年租金比艾迪生大厦的公寓要贵，但也没有贵很多，我想大概是一百二十英镑。我们签订了租约，准备搬进去。

我们不断地过去看装修工和油漆工的进展——往往要比他们保证的慢得多，每次都发现有地方装得不对。壁纸是最容易的，只要不搞错图样，就问题不大。但是油漆的深浅就可能调错，而我们又没有守在现场盯着。不管怎样，终于还是按时弄好了。我们有一间很大的起居室，挂着我自己做的淡紫色的棉布窗帘。小餐室里用了贵得多的窗帘，因为我们太喜欢那个图案了：白色底上散落着郁金香。小餐室后面是罗莎琳德和赛特的大房间，挂着绘有金凤花和雏菊图案的窗帘。楼上，阿尔奇有一间更衣室和一个只在急需时启用的备用房间，窗帘的颜色极不协调——是深红色的罂粟花与蓝色的矢车菊。我们的卧室我选择了蓝铃花图案的窗帘，这实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这个房间是朝北的，阳光很少能照射进来。唯一漂亮的时候就是在上午，把窗帘从两侧拉起，躺在床上看着阳光照在身上。如果在晚上看，那种蓝色就黯淡了。实际上这就像真的蓝铃花，这种花，只要你把它们搬进屋内，它们就会“花容失色”，萎靡得抬不起头来。蓝铃花是一种绝对不可以囚禁在室内的花朵，只有在树林中它们才会快乐。我写了一首关于蓝铃花的歌谣，聊以自慰：

《褐衣男子》的销路实在好。博得利·黑德出版社敦促我和他们签一份新合同，我拒绝了。我又给他们送去了一本根据多年以前写的一部中篇小说改写的书，我自己颇喜欢这一本，书里涉及许多超自然现象。我加了一些细节，增添了几个人物，送到了出版社。但他们不准备出版，我料到会如此。合同中没有规定我必须写侦探小说或探险小说，仅仅提到“下一部小说”。这部书完全称得上小说了，出版与否全在他们。他们拒绝出版，我还得再给他们写一本。此后，我就自由了。从此以后我不但有了自由，还有休斯·梅西[按前后文看，此时休斯·梅西已经去世，此处应为他的继承人埃德蒙·科克。]一流的建议：他告诉我该做什么，还有更重要的——不该做什么。

接下来我写的那本书完全是一本轻松读物，风格类似于《暗藏杀机》。写这本书充满了乐趣，进度很快，书中体现了我当时万事顺意的轻松心情。随着罗莎琳德逐渐长大，森尼代尔的生活充满了喜悦和乐趣。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希望他们的孩子永远是婴儿，永远不希望他们长大，孩子一天天长大，反而感到遗憾。我正相反，有时都觉得急不可待，我渴望看到一年后的罗莎琳德会是什么样子，再过一年又会是什么样子。世界上没有比看着自己的亲骨肉不断变化更令人激动的了。你把她带到这个世界上，照顾她一段时间，随后她会离你而去，独自绽放出自由生命的绚丽花朵——在你的注视下，自由自在地生活。就像把一株奇异的植物带回来种在家里，你会迫不及待地想看看它会长成什么样子。

罗莎琳德在森尼代尔生活得很幸福，她兴高采烈地骑着那辆小巧的自行车满院子兜风，时而摔倒却从不在乎。赛特和我都曾告诉她不要骑出大门，但好像我们说这话时都没有绝对禁止的意味。一天清晨，我们都在房间里忙碌着，罗莎琳德终究还是出了大门。她急速地滑下坡冲向公路，很幸运，她还没到那儿就摔倒了。那一跤把她的两颗门牙撞凹进去了，还可能影响到了别的牙齿。我带她去看牙科医生，罗莎琳德对此虽无怨言，可她坐在治疗椅上，双唇紧闭、不肯露出牙齿给任何人看，谁劝也不肯张口。我、赛特和牙科医生费尽了口舌，她仍一言不发地绷紧双唇。我只好气急败坏地带她回去了，罗莎琳德默默地任我责骂。两天后，经我和赛特的一再劝说，她才同意去看牙科医生。

“这次你想好了吧，罗莎琳德？我们到了那里，你会不会又像上次一样？”

“不会了，这一次我会张开嘴的。”

“我想你大概是害怕了吧？”

“嗯，因为你不能确定，”罗莎琳德说，“谁知道人家要对你做什么。”

我承认这一点，不过我让她确信，在英国，她认识的所有人，还有我认识的所有人，都去看牙医。大家都会乖乖地张开嘴，让人摆弄他们的牙齿，结果都是对自己有好处。罗莎琳德去了，这次她表现得很勇敢。医生拔掉了松动的牙齿，说她以后可能要戴牙托，但也许用不着。

牙医，我不由得觉得他们已经不像我小时候那么冷冰冰的了。我们以前的牙医叫赫恩先生，是个充满活力的小个子，对病人有着天然的威慑力。我姐姐玛吉才三岁时就被带到他那里，刚被安置在诊所的椅子上她就马上哭了起来。

“现在听着。”赫恩先生说，“不许哭，我从来不允许我的病人哭。”

“你不允许？”玛吉马上停了下来，惊讶地说。

“是的。”赫恩先生说，“这是不好的，我不允许。”他再没遇到一点麻烦。

我们都为了搬到斯科茨伍德居住而欣喜若狂，重返乡村令人激动不已。阿尔奇满心欢喜，因为森尼代尔近在咫尺；赛特由于不必再走长路去公园而高兴；而罗莎琳德则为能在院子里骑自行车而开心。这样皆大欢喜，虽然我们和运家具的货车一同抵达的时候什么都没准备好。电工们还在过道里四处打洞，每搬一件家具进去都异常艰难。浴室、水龙头、电灯，问题一个接一个，效率低得令人发指。

《新闻晚报》开始连载《女冒险家安娜》，我们买了一辆莫里斯考利小汽车。这是一辆质量很好的车，比现如今的小汽车更耐用，做工更精致。接下来我就要学习驾驶了。

但几乎紧接着而来的就是大罢工。我跟阿尔奇学了大约三次，他就通知我说我必须开车送他去伦敦上班。

“但是我不行，我还不会开呢！”

“哦，当然可以，你会的。你已经学得相当不错了。”

阿尔奇是个好老师，而且在当时，驾车上路无须通过任何考试。那时候还没有“实习司机”的说法，从你开始控制方向盘那一刻起，一切就全由你自己负责了。

“我觉得我还不会倒车。”我毫无把握地说，“车子的移动向来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你不需要倒车。”阿尔奇言之凿凿地说，“你会操纵方向盘，这就足够了。只要保持速度适宜，就不会有事的。你知道怎么刹车吧？”

“你一开始就教过我了。”我说。

“是啊，当然，我觉得你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可是路上的行人和车辆很多呀。”我结结巴巴地说。

“哦，没事，一开始不会让你面对太多的车辆和行人的。”

他听说豪恩斯洛站（Hounslow Station）有电气火车，因此我的任务就是开车把阿尔奇带到豪恩斯洛站。他会在那里把车掉个头，朝着回去的方向，然后就撇下我独自面对这部机器，自己进城去了。

第一次尝试是我至今经受过的最严酷的考验。我害怕得浑身发抖，但尽管如此，我还是努力好好开。有一两次我刹车踩得太猛，熄火了，另外驾车经过任何东西时我都很小心翼翼，有时可能不太需要。不过当然，那时候路面上的车辆和行人与如今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不需要那么纯熟的技巧。只要你能够合理地把住方向，不要经常停车、转向、倒车，也就行了。最糟糕的时刻在我要开进斯科茨伍德狭窄的车库时到来了——我得停在邻居家的车旁。他们住在我家楼下，是一对姓罗恩克利夫的年轻夫妇。那个妻子后来向她的丈夫汇报说：“今天早上我看到二楼的人开车回来，我想她以前大概从来没开过车。她颤抖着把车开进车库，面色如土。我以为她要撞墙了，幸好没有！”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阿尔奇以外，没人能让我坚定信心。那些连我自己都很怀疑做不了的事情，他总认为我可以做到。“你当然可以做到。”他会说，“怎么会做不到呢？如果你老是觉得自己做不到，你就永远做不到。”

三四天后，我积累了一点自信，觉得可以再进一步开进伦敦城，也有胆量面对路上的危险了。哦，汽车带给了我多大的喜悦啊！我想现在已经没有人相信汽车能给人生带来变化了：你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去你的双腿难以企及的地方——它可以拓宽你的视野。我从汽车上得到的最大的乐趣就是开到阿什菲尔德，带着母亲出去兜风。和我一样，她高兴极了。我们去了很多地方——去达特穆尔，去那些因为交通不便而没能去拜访的朋友家。单单是驾车出门本身就够我们高兴的了。我觉得我亲爱的大鼻子莫里斯考利汽车给我带来的满足感和成就感是不可能被超越的。

虽然在实际生活中阿尔奇帮助很大，但对于我的写作事业，他毫无用处。有时我会渴望给他讲讲某个新故事的想法，或者新书里的情节。可我结结巴巴地讲述时，自己听起来都觉得陈腐平庸、枯燥乏味——我还可以罗列出一堆这样的形容词，就不一一列举了。阿尔奇会态度和蔼地倾听着，露出他决定给予某人关注时的一贯神情。讲完后我胆怯地问：“怎么样？你觉得可以吗？”

“嗯，我觉得还行。”阿尔奇说，态度完全是敷衍的，“但听起来故事性不强，是不是？也不太激动人心，是不是？”

“那么你觉得不行吗？”

“我觉得还可以更好。”

于是这个情节便被弃置不用了，我觉得永远不会再启用。不过事实上，五六年后，我又会想起它，或是它自动在笔尖复活。这一次，它没有在没成形时就遭到批评反对，而是绽放出令人满意的花朵，成为我的一本得意之作。问题在于，选择合适的词语把你想表达的意思说出来，这非常难。你可以诉诸纸笔，或者坐在打字机前——字词会以组织好的形式自然而然地出来。但你很难口头描述想写的内容，至少我做不到。最终我学会了在一本书写完之前只字不提。成书之后得到的批评很有帮助。你可以辩解，也可以服输，但你至少知道这本书吸引了一个读者。而自己讲述自己打算写什么听起来就很乏味，如果这时有人说这个构思不怎么样，你立刻就会同意。

我收到过上千封请求我阅读某某人的手稿的信，我从不接受。因为首先，你一旦同意一次，接下来就要不停读某某某某的手稿，而没有精力干自己的事了！不过真正的原因是，我不认为一个作家适合做评论。你的评论无非是基于你会如何如何写，但这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人。大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

还有一个很可怕的可能，你可能会打击一个不该被打击的人。一位热心的朋友曾把我早期的一篇小说拿去给一位著名女作家看，她遗憾地说出消极的看法，并说这个人永远成不了作家。她的真实意思——尽管说出那番话时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其实是写这篇小说的人技法尚不成熟，还写不出可以出版的作品来。问题就在于她是一个作家，不是评论家。评论家或编辑会更敏锐，因为他们的职业就是发现未经雕琢的璞玉。因此我不喜欢评论别人，并且觉得这样很容易伤人。

我唯一想批评有些未来的作家的是，他们从不考虑作品的销路问题。写一本三万字的小说毫无益处，这种篇幅的书目前很难出版。“哦。”作者会说，“可这本书这么长正合适啊。”假如你是个天才，这么做或许没错，但你更应该当个推销员。你找到了自以为能够驾驭且感兴趣的事，就该希望创作出的作品能卖个好价钱。这么一来，你就必须让它的外观和形式也符合读者的需要。如果你是一个木匠，那做一把五英尺高[约一米五。]的椅子可毫无用处，谁也不会坐这种椅子，无论你说它多么多么好看都无济于事。你要写一本书，就得研究写书的规矩，然后按着规矩去写。如果你想为某杂志写一篇短篇小说，它的长短、形式都得合乎该杂志刊载的要求。倘若你没打算发表，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篇幅可以随你而定，形式也可以随心所欲，可是你也就只能满足于练笔的乐趣而已。一开始就认定某某是天才并没什么好处——确实有这样的人，但屈指可数。是的，你只是个推销员而已，一个童叟无欺的推销员。你得学会各种技巧，然后你才能在这个行当里发挥你创造性的想象力。但你必须遵照一定的体裁。

直到这时我才慢慢发觉，我也许可以做个专业作家，可是我还没打定主意，我仍然认为写作不过是绣沙发椅垫之后，自然产生的消遣方式。

从伦敦来乡村之前，我曾学过雕塑，我是这门艺术的狂热崇拜者——远超过绘画，我向往成为一名雕塑家。但这个希望很快就破灭了：我发现我没这个能力，因为我缺乏对视觉形态的洞察力。我不会画画，所以也不会雕塑。我曾经以为雕塑会有所不同，小时候玩泥巴的感觉和手法也许会对塑造什么东西有所帮助。但我意识到自己真的没有观察物品外观的能力，就好比学音乐听不出音阶。

为了满足虚荣心，我曾把我写的几首诗谱上曲，改为歌曲。回过头再看看我改编的华尔兹舞曲，我觉得没有比那更平庸的东西了。有几首歌还不错，为《狂欢节的最后一天》（Pierrot and Harlequin ）系列谱的一首曲让我很得意。我真希望学过声学，对作曲有所了解，可是看起来写作才是最适合我的职业和表达自我的方式。

我写了一个乱伦主题的、风格忧郁的剧本。收到的出版商都言辞激烈地拒绝了，说这是“一个令人厌恶的主题”。奇怪的是，当今这类剧本对出版商倒是颇富吸引力。

我还写了一部关于埃赫那吞[埃赫那吞（Akhenaten，前1379-前1362），古埃及十八王朝法老，以其宗教改革著称。]的历史剧，并且特别偏爱它。约翰·吉尔古德[约翰·吉尔古德（John Gielgud，1904-2000），英国演员，以擅长扮演莎士比亚戏剧闻名于世。]诚挚地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剧本不乏有趣之处，但是制作这样一出戏成本太高了，而且它缺少一点幽默感。我没有把幽默感与埃赫那吞联系起来，现在看来我错了。和其他地方一样，古埃及也不缺乏幽默感——生活同样，无关乎时间地点。即使是悲剧，也该有其幽默成分。

3

周游世界回来以后，我们尝尽了艰辛，终于迎来一段平静的日子，实在美妙。也许这时我本应感觉到一丝不安，因为一切太顺利了：阿尔奇有称心的工作，老板是他的朋友，与同事关系融洽。他一直渴望加入一流的高尔夫球俱乐部，如今也实现了，每逢周末他都要去玩个痛快。我的写作也进展顺利，并且已经开始考虑专门从事写作来赚取稿费了。

我是否意识到平静的生活中有什么不正常之处？我想没有吧。但是的确少了点什么。虽然我没有仔细地琢磨，但我怀念以前和阿尔奇相依相伴的日子，我怀念那些我们一起坐汽车、火车去各地游历、探险的周末。

这段时间的周末让我感到非常沉闷无聊。我总想邀请伦敦的朋友来家里玩，和老朋友们叙叙旧。但阿尔奇很不喜欢，他说这样会破坏了他的周末：家里来了客人，他就不得不在家多待些时间，这有可能会使他误了第二场球赛。我说他也可以打打网球，不要总是打高尔夫球，我们在伦敦的公共球场打网球时也结识了一些朋友。他吓了一跳，说打网球会影响打高尔夫球的眼力，他对打高尔夫球怀着宗教般的热忱。

“听着，你可以随便邀请你的哪个朋友来，但是别请夫妇俩一起来，因为那样我就得花时间应酬。”

这事不大好办，因为我们的大部分朋友都结了婚，只邀请妻子而不请丈夫总不大合适。在森尼代尔我也交了些朋友，可森尼代尔的社交圈子主要由两种人组成：一种是中年人，热衷于园艺，除此之外根本不谈别的事；另一种是性情豪爽、爱好运动的富裕人家，他们喜欢推杯换盏，举办各式鸡尾酒会。我不是那种类型的人，不过阿尔奇喜欢。

有一对夫妇可以来，并且确实来与我们共度周末了，那就是楠·瓦茨和她的第二任丈夫。她在战时嫁给了一个叫雨果·波洛克的人，生了一个女儿叫朱蒂。可是这段婚姻并不幸福，最终他们离婚了。她又与一个叫乔治·昆的男人结婚，昆也是一名狂热的高尔夫爱好者，于是，周末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乔治和阿尔奇去打高尔夫球，楠和我闲聊，同时也在女子球场随便打打高尔夫。然后我们会走到俱乐部与他们会合，喝点饮料。至少楠和我会喝半品脱用牛奶稀释的生奶油，就像从前在艾本尼时那样。

赛特的辞别让我们很难受，她在我家服务时一直尽心尽力，却总想着在国外找个工作。她指出，罗莎琳德明年就要上学了，需要她的时候会比较少。她听说英国驻布鲁塞尔大使馆有个好职位，非常想去。她说她不想离开我们，可是她很想以家庭教师的身份周游世界，见见世面。我赞同她的观点，只得恋恋不舍地同意她去比利时。

那时我想起小时候和玛丽在一起时是多么快乐，还能毫不费力地学习法语，或许我也可以给罗莎林德找个法国保姆兼家庭教师。庞基很热心，来信说她认识一个，虽说不是法国人，是瑞士人。她见过这个女孩，并且她的一个朋友认识女孩在瑞士的家人，算是知根知底。“她叫玛塞尔，是个很可爱的女孩子，很温柔。”她认为照顾罗莎琳德的人非玛塞尔莫属，她会非常怜惜她，因为罗莎琳德如此羞怯、怕生。我没有想到，庞基和我在对罗莎琳德性格的评价上意见完全相同！

玛塞尔·威格诺如约而至。一开始时我有点担心，庞基说她是个温柔可爱的女孩子，但她给我的印象有所不同。她虽然脾气很好，却似乎温吞慵懒，了无生趣。不是那种有能力管好孩子的人。罗莎琳德原本举止得体、很有礼貌，总的来说，在日常生活中非常令人满意，却几乎在一夜之间变得——我只能形容为“被魔鬼附身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时我才知道了保姆们都知道的事实：孩子就像一只小狗或任何其他小动物，懂得什么是威严。玛塞尔毫无威严可言。她偶尔会轻轻地摇摇头，说：“罗莎琳德！不，不，罗莎琳德！”可是毫无效果。

她们一起外出散步时的场景看起来真是值得同情。我很快就发现玛塞尔的脚上尽是鸡眼和囊肿，只能跛着脚以送葬队列的速度走路。我一发现，就马上送她去看手足科医生，可是即便如此，她那走路的步态还是没有多大改观。罗莎琳德是个精力充沛的孩子，昂首阔步地冲在前面，英国派头十足。玛塞尔被可怜地甩在后面，有气无力地嘟囔着：“等等我，等等我！”

“我们是出来散步的，对不对？”罗莎琳德会回过头来说。

然后玛塞尔会以最愚蠢的方式，到森尼代尔去买块巧克力来收买罗莎琳德——这是最糟糕的做法。罗莎琳德会接受那些巧克力，相当客气地小声说一句：“谢谢你。”然后继续胡作非为。在家里她是个小魔王，会脱下鞋子扔向玛塞尔，冲她做鬼脸，拒绝吃晚餐。

“我该怎么办？”我问阿尔奇，“她真是可怕，我惩罚了她，可是她似乎不知悔改，她真的开始以折磨那个可怜的女孩为乐了。”

“我觉得那个女孩并不在意。”阿尔奇说，“我从没见过那么无动于衷的人。”

“也许情形会好转的。”我说。

可是情形并未好转，反而更糟了。我真的很担心，因为我可不想看到自己的孩子变成性情暴躁的魔鬼。毕竟，如果罗莎琳德曾经礼貌地对待过两个保姆和一个家庭女仆，这次却如此恶劣地对待这个女孩，那就必然是这个女孩自己有点问题。

“你难道不觉得这样很对不起玛塞尔吗？她从遥远的国家来到这里，周围连说她的母语的人都没有。”我问。

“是她自己要来的。”罗莎琳德说，“她要是不想来就不会来了。她的英语说得很好，但她实在是非常蠢。”当然，她说得再正确不过了。

罗莎琳德学了一点法语，不过不多。下雨天我会建议她们一起做游戏，可是罗莎琳德告诉我，她甚至无法教会玛塞尔玩“我的乞丐邻居”。“她就是记不住A要赔四张，K要赔三张。”她嘲讽道。

我告诉庞基事情不妙。

“哦，亲爱的，我以为她会喜欢玛塞尔的。”

“她不喜欢。”我说，“何止不喜欢，她几乎是在想尽办法折磨那个可怜的女孩，还朝她扔东西。”

“罗莎琳德朝她扔东西？”

“是的。”我说，“而且越来越恶劣了。”

最后我决定不能再忍耐，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要这样被糟蹋了呢？我找玛塞尔谈了，低声地说我觉得事情不太理想，也许她去别处工作会高兴得多。我可以为她做推荐，试试看帮她找个职位，除非她更想回瑞士。玛塞尔泰然自若地说她很高兴来英格兰见识了一下，不过她觉得她还是回伯尔尼比较好。她向我们道别，我硬是多塞给她一个月的工资，下定决心再找一个人。

这回我打算雇一个能兼任秘书和保姆的人。罗莎琳德五岁以后每天早上都要去附近的小学上学，这时我就需要一个秘书兼速记员，在几个小时内任我差遣。也许我应该口述作品，这似乎是个好主意。我在报上登了广告，征召一个能够照看马上要上学的五岁小孩，还能做秘书速记员的人——我补充了一句“苏格兰籍优先”。这时我已经见过不少孩子和他们的保育员，我发现苏格兰人特别会照顾孩子。法国人绝对不行，他们往往会被管教对象欺压；德国人不错且很有办法，不过我没想过让罗莎琳德学德语；爱尔兰人生性愉快，不过常在家里惹麻烦；英格兰人则各式各样的都有。我渴望能找到一个苏格兰人。

我把各式各样的应聘信整理出来，依序见面，最终在伦敦兰开斯特门附近的一家小小的私人旅馆里见到了夏洛蒂·费舍小姐。我一见到费舍小姐就喜欢上她了。她高高的个子，棕色的头发，二十三岁左右，在照顾小孩方面很有经验。她看上去精明能干，举止得体，一双秀目闪着光彩。她的父亲是爱丁堡的宫廷牧师之一，也是圣科伦巴的教区牧师。她会速记和打字，不过没有太多速记的经验。她喜欢在照顾小孩之余干点秘书的工作。

“另外还有一件事。”我颇为迟疑地说，“你是否……呃，你觉得自己能不能……我是说，你有办法同老妇人和睦相处吗？”

费舍小姐非常古怪地看了我一眼，我突然注意到我们所在的房间里有二十多位老妇人，有织毛衣的、钩东西的、读报的，在我问出这个问题后，她们纷纷把目光缓缓地投到我的身上。费舍小姐咬住嘴唇忍住了笑。我刚才光想着怎么组织问话，完全忽略了所处的环境。我母亲此时的确有些难以相处，人老了多半都这样。可是母亲一直十分独立，很容易对人产生厌倦和反感，因此比大多数老人更难相处。以前杰西·斯万奈尔就特别难以忍受这一点。

“我觉得可以吧。”夏洛蒂·费舍用实实在在的口气答道，“我从没觉得这有什么难的。”

我解释说我母亲年纪大了，性情有点古怪，总觉得她知道的最多，不容易相处。而既然夏洛蒂似乎毫不惊慌地接受了这一点，我们就说定了，她一离开现在工作的家庭就马上来我家，我想她那时正在公园巷的一户百万富翁的家里照看孩子。她有一个比她大很多的姐姐，住在伦敦，她说如果她姐姐能偶尔过来看看她，她会很高兴。我说这当然没问题。

就这样，夏洛蒂·费舍来给我当秘书了，她姐姐玛丽·费舍在需要时也会来帮帮忙。她们和我做了多年的朋友，给我当秘书、保姆和用人等。夏洛蒂至今和我仍是好朋友。

夏洛蒂的来临可以说像个奇迹。一个月后，罗莎琳德开始叫她卡洛。她一踏进斯科茨伍德的大门，罗莎琳德就不可思议地又变成赛特在时的乖孩子，简直像洒了圣水！鞋子穿在脚上，再也不用来扔人了，回答问题时彬彬有礼，她和卡洛在一起似乎非常开心，那个狂怒的魔鬼不见了。“说真的，”夏洛蒂后来对我说，“我刚来的时候她像一只疯狂的野兽，而且很久没人给她剪过刘海了，头发全都挡在眼睛前面，她要向外窥视着看东西。”

生活又恢复了平静。罗莎琳德一上学，我就着手准备口授一篇小说。对于这件事，我忐忑不安地一再推迟。终于，我们俩开始工作了。我和夏洛蒂面对面坐下，她手拿铅笔和速记本，我闷闷不乐地望着壁炉，犹豫着说出几句。听起来糟糕透顶。我时断时续地说着，每句话都很不自然，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小时。后来卡洛告诉我，一开始她也很犯愁，虽然她学过速记课程，但没有实际用过，她曾尝试记录布道词来练习速记。她很怕我会说得太快，可实际上我说的话谁都能毫无困难地记下来，甚至不用速记法写都行。

经历了灾难性的开端后，口述创作渐渐有了进步，但我还是觉得手写或打字更得心应手。很奇怪，听到自己的声音会让人有些难为情，因此很难表达自己的想法。直到距今五六年前，我右手腕骨折，不能写字，才开始使用录音机，然后渐渐习惯了自己的声音。然而，使用录音机的不利之处是，会促使你把文章写得过于冗长。

毫无疑问，打字或书写的费力感会帮助我紧扣主题。用词简洁在侦探小说中至关重要，谁也不想听同一个细节颠来倒去地重复三四遍。可是面对录音机，稍稍变换词语，重复同一情节也会变得很诱人。当然，事后可以删改，但那很烦人，而且会破坏原本连贯的思路。最理想的就是利用人天生的惰性——除非必要，否则绝不多写一个字。

不可否认，做任何事都有一个合适的度。我个人认为，一篇侦探小说的合适长度为五万字左右。我知道出版商会认为太短了，读者花钱买本仅仅五万字的小说也许会觉得受骗了——因此六七万字会好得多。而如果你的书超过这个字数，你就会发现字数少一些会更精彩。探险小说的合适篇幅在两万字左右，不幸的是，这种篇幅的小说越来越没市场，作者的稿酬也不那么优厚。作者会觉得不如将其扩充一下，于是就写成一本长篇小说了。我认为，短篇小说的创作技巧完全不适用于侦探小说。探险小说或许可以，但侦探小说不行。H.C.贝利（H.C.Hailey）的弗钦先生系列小说（The Mr. Fortune stories）就很合适，因为它们比一般杂志上的小说要长。

这时，埃德蒙·科克已经为我找到了新的出版商，威廉·柯林斯，我写这本书时仍在和他们合作。

我给他们写的第一本书，《罗杰疑案》（The Murder of Roger Ackroyd ），无疑是我当时最成功的一部作品。事实上，这本书的情节读者至今仍然记得很清楚，并且时常被提起。这个绝妙的点子部分要归功于我的姐夫詹姆斯，很多年前，他曾在看完一本侦探小说后有些不耐烦地对我说：“现在的侦探小说，到最后几乎人人都成了罪犯，甚至侦探。而我想看的是，像华生那样的人最终竟是罪犯。”这个想法很新颖，我思考了很久。随后，事有凑巧，路易斯·蒙巴顿伯爵[路易斯·蒙巴顿伯爵（L. Louis Mountbatten，1900-1979），英国海军元帅，维多利亚女王的曾外孙，东南亚盟军总司令。一九四七年任印度总督，提出“蒙巴顿方案”，使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英国近代最褒贬不一的人物。]也对我说了几乎同样的想法。他在给我的信中建议：让主人公以第一人称讲述故事，到头来，这个叙述人竟然是凶手。

我想这是个好主意，为此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当然很难，我有点踌躇，如何采用一种不算骗人的写作手法让黑斯廷斯谋杀什么人，无论如何这都很难。当然，很多人说《罗杰疑案》就是骗人的，可是如果他们仔细阅读，就会发现他们错了。时间上的微小间隔被巧妙地隐藏在暧昧的语句中，谢泼德医生写的时候非常得意于他写的都是实情，尽管不是全部。

这段时间，除了《罗杰疑案》之外，日子过得有条不紊。罗莎琳德上学了，结识了很多朋友，成天兴高采烈的。我们有了漂亮的房子和庭院，还有那辆大鼻子莫里斯小汽车。费舍是个好帮手，日子过得很和睦。阿尔奇心里想的、口里说的、夜里梦见的都是高尔夫球。他为高尔夫球而睡，为高尔夫球而活。他的胃口不错，神经性消化不良也好多了。真可谓万事如意，事遂人愿，正如幸福的邦葛罗斯博士[邦葛罗斯博士（Dr. Pangloss）是法国作家伏尔泰的小说《老实人》（Candide）中的人物，被公认为盲目乐观的典型。]所说的。

我们的生活中还缺一样东西：一只小狗。亲爱的乔伊在我们出国时死了。因此我们又买了一只硬毛小狗，取名为彼得。彼得当然成为家里的灵魂人物，它爬到卡洛的床上睡觉，咬坏了各种各样的拖鞋和专为小狗准备的那种所谓的不破球。

度过一段经济拮据的日子后，不再为钱发愁真是再惬意不过了——可能我们有点高兴过头了吧。我们开始想买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东西。一天，阿尔奇突然告诉我，他想买一辆真正的跑车。我想是斯特罗恩家的宾利车让他如此兴奋。

“但我们已经有一辆汽车了。”我吃惊地说。

“哦，可我指的是一辆不同寻常的车子。”

“我们可以再生个孩子。”我提醒他，我已经兴奋地琢磨这件事很久了。

阿尔奇断然反对。“除了罗莎琳德我谁也不要。有罗莎琳德就足够了，完全够了。”

阿尔奇非常疼爱罗莎琳德，他喜欢和她一起玩，而罗莎琳德甚至帮他擦洗高尔夫球杆。我想他们彼此理解，应该更甚于我和罗莎琳德之间。他们有同样的幽默感，可以看出彼此的想法。阿尔奇喜欢她的坚韧和怀疑态度：她从来不认为什么事是理所应当的。在罗莎琳德降生之前他曾经担心以后不会有人关心他了。“所以我希望要个女儿。”他说，“如果是男孩就更糟了。我可以忍受一个女儿，但要是儿子就很难忍受。”

现在他说：“要是有个儿子，生活就会变得一团糟。”并补充道，“况且我们还有的是时间。”

我同意将来有的是时间这个观点，也勉强同意买那辆他早已看好并商量好价钱的二手迪拉契（Delage）。这辆车让我们俩都很开心，我很喜欢开，阿尔奇当然也喜欢，尽管他一心扑在高尔夫上，没有多少时间去开。

“森尼代尔是个宜居的好地方。”阿尔奇说，“我们想要的这里都有，离伦敦的距离也很适宜。最近温特沃斯还开辟了新的高尔夫球场，听说还要在那里开发新的地产，我想我们不妨买幢自己的房子。”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想法。虽然在斯科茨伍德住得还算舒服，可毕竟也有种种不便。物业管理不可靠；电线常出毛病；广告上说的随时供应热水，结果既没有随时，也不够热；日常检修更是难得有一次。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所，这主意很对我们的心思。

我们起先想买温特沃斯的一所新房子，那里刚由一家建筑商接手，要营建两个高尔夫球场——也许之后还要建一个，剩下大约六十英亩的地皮要建满大小不一、各种类型的房子。阿尔奇和我在多个愉快的夏夜走遍了温特沃斯，最后从三个地点中选了一个最喜欢的。我们与负责这块地皮的建筑商取得了联系，决定预约一英亩半的土地，首选有天然松树和树林的区域，这样就不需要太多的庭院护理费用。建筑商看起来非常和善，乐于助人。我们解释说我们只需要一幢相当小的房子——现在我忘了当时的预算了，大概是两千英镑吧。他提供了几个非常难看的小房子的设计图，全都是令人不快的现代化装潢，而报价是在我们看来高得离谱的五千三百英镑。我们非常沮丧，看起来不可能有更便宜的了——这就是最低价。我们非常难过地退出了，不过决定买下一百英镑温特沃斯地产公司的债券，作为寄予未来的投资，这也使我们拥有周六和周日去那里的高尔夫球场免费打球的权利。不管怎样，既然那里将要有两个高尔夫球场，能在其中之一打球，也就不至于显得太寒酸。

恰好在那个时候，我的高尔夫野心突然勃发，我竟然赢得了一场比赛，这样的成绩对我来说是空前绝后的。女子高尔夫联盟给我的让分是三十五分（最高限度），可即使这样，我似乎也永远不会赢。然而，我在决赛中遇到了伯贝里太太——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和善女子，她的让分也是三十五分，也和我一样紧张、一样靠不住。

我们的相遇非常愉快，都很为自己能得到这样的让分而高兴。我们在第一洞平分秋色，此后伯贝里太太开始为自己带来惊喜，给我带来沮丧。她成功地赢了一洞，又一洞，再一洞，就这样直到第九洞，她已经领先了八杆。我完全没有一点能打好的奢望了，而输到这个程度反倒让我高兴起来。我不用再心烦意乱了，反正也快结束了，伯贝里太太会赢。可是伯贝里太太此时开始崩溃，焦虑占了上风，她输了一洞又一洞。我仍旧毫不在意，赢了一洞又一洞。奇迹发生了，我赢了接下来的九洞，在最后一个果岭上赢了一杆。我想那个奖杯现在还放在家里的什么地方。

一两年后，我们在看过许多处房子后——我总是把看房子当作消遣——终于初步选定了两处。一处要走一段路，房子不太大，有个很好的庭院。另一处在火车站附近，像是某个百万富翁把宅邸搬到了乡下，不惜花费地装饰了一番。屋内有镶木墙壁，好几个浴室，卧室里有全套的盥洗设备。这幢房子近年内几经易手，据说是处凶宅，在这里住过的人到头来都会遭遇悲惨的事情：头一个房主倾家荡产，第二个死了老婆，第三个的结局不知如何，只知道夫妇俩分居了，大概就是分道扬镳了。但不管怎样，这处房子一直低价待售。它的庭院景色宜人——呈窄条形，草坪前蜿蜒着一条长满水草的小溪，再往前走是一大片长满各种杜鹃花的园子，还有一块菜地，再往前是一片茂密的灌木丛。但问题是我们买不买得起。虽然我们俩的收入还算丰厚——我的或许不大稳定，阿尔奇的没问题——但还是不够。最终我们以抵押的方式买下了这幢房子，挑了个日子就搬了进去。

我们又为新家添置了窗帘和地毯，尽管账面上仍然保持平衡，但无疑已经开始了一种我们的经济能力所无法承受的生活。家里有两辆汽车，迪拉契和大鼻子莫里斯，又雇了几个用人，一对夫妇和一个女佣。夫妇中的妻子可能曾是某位公爵家的厨房女佣，她自己从没明说。她的丈夫曾是那里的男管家，可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做个男管家，尽管他的妻子是个非常好的厨子。最后我们发现他以前是个行李搬运工。他是个懒得出奇的人，一天里的大部分时候都躺在床上，在餐桌旁拙劣地侍应几乎是他唯一能做的事情。除了躺在床上之外，他还会去酒吧喝酒。我们权衡了一下是否要赶走他们，但总的来说食物似乎更加重要，因此最终还是留用了。

我们继续过着豪华的生活，所能预料到的事情全都发生了。还不到一年，我们就开始担心了，因为银行存款似乎减少得特别快。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彼此安慰，说钱少了也没关系。

按照阿尔奇的建议，我们把新居取名为“斯泰尔斯”，因为我人生中的第一桶金来自《斯泰尔斯庄园奇案》。我们在墙上挂了幅这本书的封面海报，是博得利·黑德出版社赠送给我的。

然而，斯泰尔斯再次印证了过往的传说——这是块不祥之地。我第一次进入这里时就有所感觉。我把想象力抛开，认定是因为这里的装饰物过于浮华，与乡村很不协调。当我们把它完全改造成乡村样式，去除了所有的镶木、涂料和镀金后，我敢说感觉很不一样了。

4

第二年的生活不堪回首。一件事不顺利，样样事都不顺利，这是人生常有的。我去科西嘉[科西嘉岛（Corsica）位于法国本土的东南部。]度了几天假，回到家一个月左右，母亲就得了严重的支气管炎。当时她在阿什菲尔德，我去看望她，随后庞基接替了我。不久后庞基发电报告诉我，说已经把母亲接到艾本尼去了，在那里她可以更好地照料母亲。母亲的病情似乎有所好转，但身体已不如从前，她被困在了床榻上。我估计她的肺部感染了，那时她七十二岁。但我认为病情没有看起来的那么严重，庞基大概也觉得没那么严重。然而过了一两个星期，她发来电报催我过去，当时阿尔奇正在西班牙谈生意。

在去曼彻斯特的火车上，我突然有种感觉，母亲去世了。我感到浑身发冷，从头到脚都冰冷彻骨，我心里想着：母亲去世了。

果然如此。我俯身端详着床上的母亲，心里想起了那句老话：人走了之后，留下的只是具躯壳罢了。真的，母亲那急切、热情、冲动的个性全部不复存在了。最后几年她多次对我说：“有时候，我多想冲出躯体的束缚，它是那么衰老、陈腐、毫无用处。我渴望从这牢狱里解脱出来。”此时，我想她如愿以偿了。她终于挣脱了人生的桎梏，而留给我们的只有哀痛。

阿尔奇没能参加葬礼，他当时还在西班牙。一星期之后他回来了，我已经回到了斯泰尔斯。我了解他，他极端厌恶病痛、死亡这类麻烦事。人们都知道生老病死，但往往不了解，或并不真正放在心上，直到事情突然发生。我记得他走进房间，显得十分尴尬，只好刻意强颜欢笑，仿佛在说“嘿，好了，我们得振作起来呀”。失去了世界上三个最亲的人中的一个后，看到他这种态度真令人难以容忍。

他说：“我有个好主意。下星期我还得去西班牙，带你一起去怎么样？会很快乐的，我觉得能让你分分心。”

可我并不想分心。我想沉浸在悲痛之中并学会适应它。我感谢他的好意，告诉他我情愿待在家里。如今我认识到这样做错了，我和阿尔奇未来的生活更重要。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很快乐，一直相互信任，谁也不曾有过离异之念。但是他讨厌家中忧郁的气氛，这让他很容易被外界影响。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要清理阿什菲尔德。在过去的四五年里，各种废物堆积成山：姨婆的东西，还有我母亲无法处理而被锁起来的东西。没有钱修缮，房顶漏了，有些房间总是漏雨，母亲最后只能待在两个房间里。得有人去收拾这些，那个人就是我。姐姐被家事牵绊着，要到八月才能过来两三个礼拜。阿尔奇认为我们可以在夏天把斯泰尔斯租出去，这样可以挣一大笔租金，填补账面上的赤字。他可以待在伦敦的俱乐部里，我去托基清理阿什菲尔德。八月份时他过来，等庞基来了，我们就把罗莎琳德托付给她，然后出国。我们决定去意大利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叫作阿拉西奥（Alassio）。

于是我把阿尔奇留在伦敦，到阿什菲尔德去了。

当时我以为是因为自己身心俱疲，并且有点生病了。但事实上是那幢房子，那些回忆，辛苦地干活，难眠的夜晚，使得我精神紧张，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每天有十到十一个小时都在干活，打开每一个房间，把东西搬来搬去。那情景真是可怕：被虫蛀坏的衣服，姨婆整箱的老式衣服，所有以前舍不得扔的东西现在都得扔掉。每周清洁工来时我都要付额外的酬劳，让他们把所有东西都拉走。有些物件很难处理，比如巨大的蜡制花冠，那是我祖父的纪念花圈，放在同样巨大的玻璃罩内。我可不想一辈子都带着如此巨大的纪念品过日子，可是这种东西又该如何处置呢？你又不能丢掉。最后我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母亲的厨子波特太太一直很喜欢它，于是我把它送给了她，她非常高兴。

阿什菲尔德是父亲和母亲婚后共同生活的第一幢房子，他们在玛吉六个月大的时候就搬到了这里，从此定居于此，不断地添置储物柜，慢慢地，屋子里的每个房间都成了储藏室。充满了我小时候美好回忆的教室现在变成一个巨大的箱子储藏室，所有姨婆没办法放在卧室里的箱子、纸盒全都堆在这里。

命运给我的另一个打击是亲爱的卡洛走了。她的父亲和继母在非洲旅行时，她突然收到来自肯尼亚的消息，说她父亲病重，医生说是患了癌症。他自己还蒙在鼓里，但卡洛的继母心里有数，他的寿命不会超过六个月。父亲一回国卡洛就得去爱丁堡，陪他度过最后的日子。我与她洒泪挥别。她不愿在我家一切都杂乱无章、气氛无比忧郁的时候离开我，可实在身不由己。不管怎样，再过六个星期，我就可以整理完这一切，到时就能开始正常的生活了。

我像个疯子一样拼命，急于处理完一切。所有箱子柜子都得仔细查看，因为你不能随便扔东西。在姨婆的遗物中总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她离开伊灵的时候坚持自己打包，觉得我们一定会丢掉她心爱的宝贝。我刚准备扔掉一捆旧书信，就在一个皱巴巴的旧信封里发现了一沓五英镑钞票！姨婆就像一只松鼠，把它的小坚果这儿藏一些、那儿藏一些，以求平安度过战争年代。我还发现了一枚钻石胸针，被包在破旧的长筒袜里。

我开始有点浑浑噩噩，并且从不觉得饿，胃口越来越小。有时候我会坐在那里，两手抱着头，努力回忆刚才我在做什么。如果卡洛在这儿，我就可以腾出某个周末去伦敦见阿尔奇，可现在我不能把罗莎琳德一个人留在屋里，因此我哪儿也不能去。

我建议阿尔奇周末偶尔来这儿一趟，情况或许会有所改善。他回信说这么干太蠢了。首先往返一趟要花不少钱，而且他星期六才走得开，星期天晚上就得赶回去，这样做不值得。我猜想他可能是舍不得星期日的高尔夫球赛，于是说这是不足取的想法并抛到了脑后。他还愉快地在信中加了一句：反正不久后就可以团聚了。

一种可怕的寂寞感向我袭来，我当时并没意识到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真的生病了。过去我一直身强体健，不知道苦恼、担忧和过度劳累会损害健康。有一天，我在签支票时记不起该签什么名字了，这让我无比沮丧，当时的心情就和《爱丽丝漫游仙境》里爱丽丝的手触到树梢那一刻一样。[在《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爱丽丝误吃了一种蘑菇，脖子变得很长，惊诧中伸手触碰到树梢，被鸽子误以为是偷蛋的蛇。]

“不过当然了。”我说，“我肯定知道自己的名字。可是……可是我到底叫什么呢？”我手中拿着笔坐在那里，感到非常沮丧。我名字的起始字母是什么呢？也许我叫布兰奇·艾默？这个名字似乎很耳熟。后来我想起这是我好几年前读过的一本书，《潘登尼斯》（Pendennis ）中一个不太重要的人物。

一两天后，身体又出现了新的警告信号。我想发动汽车——那时人们通常借助一个摇杆来发动，我并不知道用摇杆发动时，失败是常有的事。我一次次地转动摇杆，却没有动静。最后我哭了起来，冲回房间，躺在沙发上啜泣。这事使我很担心，仅仅是因为汽车发动不起来就哭，我必定是疯了。

许多年后，一个正身处不幸的人对我说：“你看，我都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不对劲，就是会无缘无故地落泪。那天送洗的衣服没送来我哭了，第二天汽车发动不起来，我……”这时，往事触动了我，我说：“你最好非常小心，这可能是精神崩溃的前兆，你得去看看医生。”

那时我还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我知道我劳累过度，母亲去世的悲痛仍埋在心底，尽管我尝试——也许操之过急了——摆脱它。要是阿尔奇，或者庞基，或者别的什么人此时在我身边，该有多好。

我有罗莎琳德，可我自然不能对她说任何让她心烦意乱的话，或者告诉她我不高兴、我很担忧或是我不舒服。她非常自得其乐，非常喜欢阿什菲尔德，她一直喜欢那里。她在家务事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她喜欢帮我把东西搬下楼，扔进垃圾桶里，偶尔还会给自己留下一两样。“我想这东西没人会要吧，应该挺好玩的。”

时光流逝，事情料理得差不多了，这件苦差事可算要结束了。八月来了——罗莎琳德的生日是八月五号，庞基提前两三天就来了，阿尔奇是三号到的。得知我和阿尔奇在意大利的那两周庞基阿姨将与她为伴，罗莎琳德非常高兴。

5

应该忘掉往事吗？假如人们愿意回首一生的经历，有权忽视那些不堪回首的经历吗？这样是否是一种懦弱的行为？

我觉得，人们可以简单地回顾一下，说：“是的，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但已成往事。这是我生活图画中的一笔，正因如此，我才必须正视，但没有必要反复琢磨。”

庞基到阿什菲尔德后，我非常高兴。随后阿尔奇也来了。

描述当时的心情并非易事，最接近的是我记忆中一个曾经的噩梦——我和最亲密的朋友面对面地坐在茶桌前，突然发现坐在对面的完全是个陌生人，我感到不寒而栗。这个噩梦也许极为恰当地反映了阿尔奇到来时的情形。

他照例寒暄了一番，可他显然已不是那个我所熟知的阿尔奇了，我想不出他出了什么事。庞基也注意到了这个变化，她说：“阿尔奇看上去似乎很奇怪，是病了还是怎么了？”我说有可能是病了。阿尔奇却说他身体很好。可他很少讲话，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我问起去阿拉西奥的车票的事，他说：“嗯，这个……这个……都办妥了，我以后再告诉你。”

他变成了一个陌生人，我绞尽脑汁，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时很担心会不会是他的公司出了什么事，阿尔奇不可能贪污公款吧？不会，我相信不会。也许他滥用权力做了一笔交易？他是在经济上周转不灵吗？有什么对我难于启齿的事吗？我终于不得不问他。

“阿尔奇，出了什么事？”

“哦，没什么特别的事。”

“肯定发生了什么事。”

“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我们……我……没买去阿拉西奥的车票。我不想去国外了。”

“我们不去国外玩了吗？”

“对，我说了，不想出国了。”

“哦，你想留在这里，对不对？和罗莎琳德一起玩，是不是？我想这样也不错。”

“你不了解。”他烦躁地说。

大约又过了一整天，他才直截了当地告诉了我。

“我对不起你。”他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你认识给贝尔彻当秘书的那个肤色黝黑的姑娘吧？一年前，我们曾请她和贝尔彻到家里过周末。我们在伦敦的时候又和她见过一两次面。”

我不记得她的姓名，可我知道他指的是谁。“知道呀。”我说。

“嗯，我一个人住在伦敦时又经常见到她，我们一起出去了几次。”

“嗯，”我说，“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哎，你还是没听懂。”他不耐烦地说，“我爱上了她，我希望你同意跟我离婚，并且尽快办理手续。”

听到这番话，我意识到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幸福、成功和充满自信的部分——就此完结了。但这个完结拖拉了一阵，因为我还无法相信，我认为过一段时间这件事就过去了。我们的生活中从未有过猜疑，婚后生活幸福、和谐，对别的女人他从不会多看一眼。也许是因为这几个月他太想念他那个天性愉快的伴侣了。

他说：“很久以前我就告诉过你，我讨厌人生病或者闷闷不乐，我的情绪会被完全破坏。”

我想，是的，我早该了解这一点。假如我更聪明一些，假如我更了解我的丈夫，不厌其烦地深入了解他，而不是满足于把他理想化、或多或少地把他想象得十全十美，也许就能避免这一意外。假如再给我一次机会，发生的事能够避免吗？假如我不撇下他独自一人去阿什菲尔德呢？他或许不会爱上这个姑娘，可还会有别的什么女人。因为我肯定在某方面满足不了阿尔奇的要求，他已经到了变心的阶段，这一点连他自己可能都不清楚。或者仅仅是因为那个姑娘？他那么快就爱上了她，难道这是命中注定？之前几次见面时，阿尔奇肯定没有爱上她。他甚至反对我邀请她来家里小住的建议，说那会妨碍他打高尔夫球。他对那个姑娘突如其来的爱情就像当年对我一样，看来这或许就是命中注定。

到了这种时候，亲朋好友也爱莫能助。他们的看法是：这真是荒谬极了，你们一直生活得很幸福啊。他会回心转意的，重归于好的事例屡见不鲜。

我也这样以为，我想他会回头的。可最终并没有，他离开了森尼代尔。卡洛这时又回来了，英国专家诊断说她父亲患的不是癌症，有她在身边我感到莫大的安慰。她比我看得清楚，她说阿尔奇不会回头的。当他终于收拾行李离去后，我心中竟有种解脱的感觉——他已决意如此了。

虽说如此，两个星期后他又回来了，说他大概做了件错事，这么做不合适。我说对罗莎琳德来说，他这样做绝对不明智。他很爱她，不是吗？他承认，他非常爱罗莎琳德。

“她也很爱你，爱你胜过爱我。嗯，她生病时会想我，可你是她爱戴并依赖的父亲，你和她有同样的幽默感，是她很好的玩伴，比我强。你必须设法克服目前的困难，我知道这种事时有发生。”

但他回来是个错误，因为这更使他深切地感受到他的感情有多么强烈。他一再对我说：“我忍受不了不能心如所愿，我忍受不了这种不幸福的生活。不可能让所有的人开心，总得有人伤心。”

我尽量忍住，没有说出口“为什么那个人是我而不是你”？说这些已无济于事。

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段时间里他一直对我态度恶劣，几乎不主动跟我说话，我跟他说话他也难得回应。如今，观察过其他夫妻，阅历也加深之后我才明白。他闷闷不乐是因为他在内心深处还爱着我，不愿意伤害我，因此他只能自欺欺人地想：这不是伤害我，这样最终是对我好，我应该生活得幸福，应该去游山玩水，不管怎样，我还可以靠写作来安慰自己。由于他的良心不安，才故意待我无情无义。母亲总说他是一个无情的人，而我却一直能清楚地看到他友好的举动和善良的性格。蒙蒂自肯尼亚回来时他是那么乐于提供帮助，平时他也总是为别人分忧解难。可是此时的阿尔奇太绝情了，因为他在为自己的幸福而奋斗。我过去曾佩服他遇事冷静的态度，而现在我领教了它的厉害。

就这样，疾病、忧愁、失望和令人断肠的事件接踵而至。没必要再多说了。我苦熬了一年，盼望他能回心转意，可是他没有。

于是，我的第一段婚姻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6

次年二月，卡洛、罗莎琳德和我一起去了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我很难走出那件事的阴影，但我知道重振精神的唯一希望就是离开摧毁我幸福生活的一切事物。此时，在经历了这一切痛苦之后，继续待在英国让我难以平静。罗莎琳德是我生活中的希望，有她和好朋友卡洛陪伴，我受伤的心会慢慢康复，我将能重新面对未来。可是英国的生活还是令我难以忍受。

我对于报界的厌恶、对于新闻记者和群众的厌恶，我想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毫无疑问，这样对人家并不公平，但在那种情况下我有那样的反应也很自然。我发觉自己就像一只被追捕的狐狸，巢穴被掘，吠叫的猎犬四处追赶着我。我一直不喜欢出名，但是现在却成了一个知名人物，以至于有时我觉得几乎受不了，活不下去了。

“其实你可以安安静静地住在阿什菲尔德。”我姐姐建议道。

“不。”我说，“我不能。假如我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待在那里，除了回忆，我什么也做不了。我会回忆我在这里度过的快乐时光，以及我做过的每一件开心的事。”

如果受到了伤害，最重要的就是别去回忆那些快乐的时光。你可以回忆伤心的时光，这不要紧，可是如果有什么事情让你联想到某个快乐的日子、某件快乐的事情，你就会肝肠寸断。

阿尔奇在斯泰尔斯又住了些日子，但他正设法卖掉它——当然，征得了我的同意，因为我拥有房子的一半产权。这时我手头拮据，特别需要钱。

自母亲去世后，我就没再写过一个字。那年应该有一本书要交稿，但买斯泰尔斯用掉了太多的钱，我两手空空，手头仅有的一点现款也都贴在了买房上。我没有任何收入，除非去挣钱或动用积蓄。至关重要的是，应该尽快再写一本书，得到一笔预付款。

我的小叔子，阿尔奇的兄弟坎贝尔·克里斯蒂，一直是我的好朋友。他和蔼可亲，此时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建议把在《随笔》上发表的十二篇短篇小说编辑成书出版，这不失为一种应急之策。他助了我一臂之力，这种事情我应付不来。最后这本叫《四魔头》（The Big Four ）的书终于出版了，而且十分受读者的欢迎。这时我打定主意，只要换个环境，静下心来，我或许就可以在卡洛的帮助下再写一本书。

还有一个人完全站在我这一边，并鼓励我所做的一切，这就是我的姐夫詹姆斯。

“阿加莎，你做得很对。”他语气镇定地说，“你很明智，如果我处在你的位置，也会这样做的。你一定要从这件事中解脱出来。阿尔奇也许会回心转意，但愿如此，可我并不这么看，他不是那种人。他一旦打定主意就不会更改了，所以，我是不会指望他回心转意的。”

我说我也不抱这种奢望，但我想，替罗莎琳德着想，至少该等待他一年，让他想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

当然，我也像同时代的所有人一样，害怕离婚。甚至直到今天，我仍然有种罪恶感，因为我答应了他执着的要求，同意跟他离婚。每当我望着女儿，都觉得当时应该坚持住，拒绝他的要求。如果一个人不是为了自己，做事时往往就会畏畏缩缩。我不想和阿尔奇离婚，实在不想。解除一桩婚姻是错误的，我笃信这一点。我看到过许多破裂的婚姻，也听说过太多的内情，明白如果没有孩子关系倒不大，可是如果有孩子，那就很要紧。

重返英国时我已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一个对世界抱着怀疑态度，但是更善于泰然处之的人。我带着罗莎琳德和卡洛在切尔西租了一套公寓。我的朋友艾琳·莫里斯陪着我看了不少女子小学，她哥哥当时是霍利斯·希尔小学的校长。我觉得罗莎琳德已经被从原来的家庭环境和朋友圈子里连根拔起，而在托基，没有几个与她同龄的孩子，所以最好让她进一所寄宿学校，她也愿意去。艾琳和我看了差不多十所学校，看完后我的脑子里一片混乱，尽管有几所让我们看了发笑。当然，没有人比我对小学更加陌生的了，之前我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一所。我对小学应该是什么样，毫无概念。我从来不觉得自己错过了什么，但我还是对自己说，你确实错过了什么，只是你不知道罢了，也许给你的女儿一个机会会比较好。

罗莎琳德非常有主见，我与她就这个问题商议了一下。她对此事非常热心，说她喜欢在伦敦就读过的日间学校，但是如果接下来这个秋天就去上小学，那也不错。她说，在此之后她要进一所规模非常大的学校，那边规模最大的学校。我们答应先给她找一所不错的小学，并暂时说定了以后去切尔滕纳姆（Cheltenham），那是我能想到的规模最大的学校。

我一开始看上的小学在贝克斯希尔（Bexhill），叫加勒多尼亚（Caledonia），是韦恩小姐与她的合伙人芭克小姐开办的。这所学校很传统，显然办得很好。我也很喜欢韦恩小姐，她是个有威严、有个性的人。学校的规章制度看起来很刻板，但是非常合理，艾琳还听朋友说这里的伙食特别好。我也喜欢这所学校里孩子们的面貌。

我喜欢的另一所学校则是完全相反的典型。女孩们只要愿意，就可以把自己的小马带去，或者饲养宠物，还或多或少可以选修喜欢的课程。在这里要学习的课程很多，但如果她们不想做什么事也不会被强迫，因为按女校长的话说，这样她们以后就能做自己喜欢的事了。这里还有一些艺术训练。同样的，我也喜欢这位女校长，她是个很有创意的人，同时亲切热心，而且办法很多。

我回到家，经过一番考虑，最后决定带着罗莎琳德再去分别拜访这两所学校。去过之后我让罗莎琳德考虑了几天，再问她：“现在告诉我，你想去哪一所？”

谢天谢地，罗莎琳德总是有她的想法。“哦，加勒多尼亚。”她说，“毫无疑问我不喜欢另一所，那儿看上去更像一个聚会。上学总不能像参加社交聚会一样，对不对？”

因此，我们决定让罗莎琳德进加勒多尼亚寄宿学校，结果非常成功。那里的教学极为出色，孩子们对所学的东西很有兴趣。学校办得极有条理，罗莎琳德正是一个喜欢被严格要求的孩子。放假时，她兴致勃勃地说：“我们在学校里，谁都不会有片刻的空闲时间。”要是我，可一点儿也不会喜欢这样。

有时候，我问她一些话，她的回答往往令我感到莫名其妙。

“罗莎琳德，你们早晨几点起床？”

“我不知道，每天听到钟声就起床。”

“你难道不想知道敲钟的时间吗？”

“有什么必要知道呢？”罗莎琳德说，“起床就是了。大约半小时后吃早饭。”

韦恩小姐一心让家长们置身事外。有一次我问她：“如果罗莎琳德星期天跟我们出去，能不能不穿她的星期天丝制校服，改穿她的日常便服？因为我们要出去野餐，得爬山。”

韦恩小姐答道：“我所有的学生星期天出去都要穿星期天校服。”就这么干脆，毫无通融的余地。然而，卡洛和我还是把罗莎琳德的粗布乡村服饰装在一个小箱子里，在附近隐蔽的树丛或者灌木丛里让她换下丝制校服、草帽和干净的鞋子，穿上适合野餐时穿的、摔跤也不会磨破的粗布衣服，结果，并无人发现。

韦恩小姐是一个具有非凡人格魅力的女人。我曾经问她，如果运动会日碰到下雨她会怎么办。“下雨？”韦恩小姐吃惊地说，“我不记得运动会日下过雨。”她对任何细节都了如指掌，也许正如罗莎琳德的一位朋友所说的那样——“我觉得，你知道的，上帝站在韦恩小姐那一边。”

我们住在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的时候，我写出了《蓝色列车之谜》（The Mystery of The Blue Train ）一书的核心部分。这可不是件易事。加上罗莎琳德的打搅，就更为不易。罗莎琳德和我完全不同，她是个缺乏想象力、不会自得其乐的孩子，她眼中的世界总是实实在在的。给她一辆自行车，她会骑上半小时；下雨天给她一个难解的字谜，她会反复地琢磨。而在特内里费岛（Tenerife）上的奥拉塔瓦（Oratava）的花园里，罗莎琳德没什么好玩的，只好在花圃前走来走去，偶尔滚滚铁环。铁环对罗莎琳德毫无意义，不像当年对她母亲我那么有吸引力，在她看来，铁环不过是个铁环罢了。

“听我说，罗莎琳德，”我说，“别打搅我们。我有工作要做，得再写一本书。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卡洛和我要忙着写这本书。你可不能捣乱。”

“嗯，好吧。”罗莎琳德闷闷不乐地转身走了。我望着卡洛，她手执铅笔端坐着。我想了又想，绞尽脑汁地构思。终于，犹豫不决地开始口述。过了几分钟，我注意到罗莎琳德刚好走过小径，站在那儿望着我们。

“怎么了，罗莎琳德？”我问，“你要干什么？”

“半小时到了吗？”她说。

“还没有，才刚刚过了九分钟，去玩吧。”

“嗯，好吧。”她离开了。

我又重新开始犹犹豫豫地口述。

不一会儿，罗莎琳德又回到了那儿。

“时间到了我叫你，现在还没到。”

“嗯，我留在这里好吗？我就站在这儿，不打搅你们。”

“你就站在那儿吧。”我不情愿地说，又开始口述。

但是，罗莎琳德的眼睛盯着我，像是美杜莎（Medusa）的目光。我比以往愈加强烈地感到口述的一切都荒唐无比（通常也确实荒唐），我时而结巴，时而支吾，时而犹豫，时而重复。说实在的，那本糟透了的书是怎么写成的，连我自己都不清楚。我真的不知道！

首先，我是在硬着头皮写作，一点热情也没有。我构思了情节——司空见惯的情节，部分是从我的其他小说里的情节改编的。我知道结局如何，但又难以使想法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人物也活不起来，此时写书完全是受挣钱的愿望——更确切地说是需要——所驱使。

从这时起，我从一个业余作家变成了一个职业作家。我背上了职业作家的重负，不想写也得写，常常对自己写的东西很不满意，写作效果很不理想。我讨厌这本《蓝色列车之谜》，但还是写完了，交给了出版商。这本书和上本一样卖了个好价钱，对此我也心满意足了。不过我并不因此感到得意。

奥拉塔瓦是个很可爱的地方。高山直抵云霄，饭店的草坪上开满了艳丽的花朵。不过有两件事不太好：宜人的上午过后，雾气会在中午从山上降下来，白天余下的时间都是灰蒙蒙的。有时候甚至会下雨。至于游泳，对游泳爱好者来说甚至是可怕的。你要脸朝下趴在火山岩沙滩的斜坡上，把手指插进沙子里，让海浪扑上来浸没你。但你必须小心，不能浸得太深，很多人都这么溺死了。到海里游泳是不可能的，只有极少数游泳能力极强的好手才能做到，即使是那样的人，去年也有溺水的。因此一周后我们换了个地方，搬到了大加那利岛（Gran Canaria）的拉斯帕尔马斯（Las Palmas）。

拉斯帕尔马斯至今仍是我冬季度假的理想去处。我想现在那里已经是度假胜地了，可能失去了早年的迷人之处。当时那里静谧安宁，很少有人光顾，只有极少数人去住一两个月，觉得那里比马德拉岛更好。那儿有两处美丽的海滩，气温也很宜人，平均温度华氏70°（21.1℃）。在我的印象中，只有夏天才会那么暖和。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吹着和煦的微风，入夜后天气仍暖融融的，晚饭后还可以坐到外面乘凉。

我和卡洛就是在那些夜晚结交了两位亲密的朋友：卢卡斯医生和他的姐姐米克夫人——她比弟弟大很多，有三个儿子。卢卡斯医生是个肺结核病专家，在澳大利亚娶了一个澳洲太太，并在东海岸拥有一所疗养院。他年轻时就残疾了，是因为肺结核还是小儿麻痹症，我不太清楚。他有点驼背，体质虚弱，尽管如此，他仍是个天生的行医者，并在临床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一次他说：“你知道，我的搭档是一个比我更好的医生，资历更深，知道的东西也比我多，可是他医治病人时并不如我。我一走，病人就都萎靡不振了，我就是能让他们好起来。”

卢卡斯在家里被称作“父亲”，我和卡洛不久后也称他为父亲了。刚到那儿时我嗓子发炎，他来看了看，说：“你一定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怎么回事？丈夫出了什么事？”

我承认是的，对他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很会想办法使人快乐，并且很会鼓舞人。“你需要他，他就会回来。”他说，“要留给他充分的时间。他回来后，不要责怪他。”

我说我不认为他会回来，还说他不是那种人。“是啊。”他表示赞同，“有些人确实不会。”然后又微笑着说，“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大多数人是会回来的，我就曾经离开过我的妻子，后来回来了。无论怎样，要面对现实，继续生活。你有足够的力量和勇气，你会创造一种美好的新生活。”

可敬的父亲，我太感激他了。他对所有人的伤痛、挫折都抱以同情。过了五六年，他去世了，我失去了一位要好的朋友。

有一件让罗莎琳德感到害怕的事，那就是西班牙女服务员对她说话！

“可是她为什么不能和你说话？”我说，“你也可以跟她说话嘛。”

“我不可以，她是西班牙人。她用西班牙语叫我‘小姐’，还说了很多我听不懂的话。”

“你不可以这么傻，罗莎琳德。”

“哦，没事啦，你们去吃晚饭吧，我不介意一个人待在床上。等女服务员走进来的时候，我就闭上眼睛假装睡着了。”

孩子们喜欢或不喜欢的事情真是古怪。我们坐船返回时，风大浪急，一个可怕、丑陋的大个子西班牙水手抱着罗莎琳德从船上跳到踏板上，我以为她会大嚷大叫不让他抱，可是完全没有，她冲他报以最甜美的微笑。

“他也是个外国人，你却不在乎。”我说。

“哦，他又没说话。而且不管怎样，我喜欢他的脸，一张亲切的丑脸。”

我们从拉斯帕尔马斯返回英国的时候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我们到达克鲁斯港（de la Cruz），准备坐联合城堡公司的船，此时发现蓝泰迪被落下了，罗莎琳德的脸唰的一下变得惨白。“没有泰迪我不走。”她说。我们去找送我们来的公共汽车司机，提出给他丰厚的酬劳，可他似乎并不想要。“我当然会去帮小姐拿回蓝猴子，回来时我还会把车开得像风一样快。”他如此坚持。同时他确信水手不会把船开走，不找到一个孩子的宝贝玩具船是不会走的。我并不相信，我觉得船会开走，这是一艘英国船，从南非开来的。如果这是一艘西班牙船，有必要的话倒是会停几个小时。然而一切顺利，汽笛声响起、每个送行者都被告知要回岸上的时候，那辆公共汽车穿过一片飞扬的尘土疾驰而来。司机跳下来，蓝泰迪被交到踏板上的罗莎琳德手里，她把它紧紧地抱在胸口。那段日子以一个幸福的结局告终。

7

我对未来生活已经多少有了打算，但我必须决定最后一件事。

按照约定，我和阿尔奇见了面。他萎靡不振，一脸病容。我们谈着一些普通的事情和熟人的情况，接着我问他近况如何，是否打定主意不再回到我和罗莎琳德的身边。我又谈到他清楚罗莎琳德是多么爱他，他不在身边时她是多么惶惶不安。

有一次，她以那种孩子气的令人伤心的直率口气对我说：“我知道爸爸喜欢我，愿意和我在一起，他只是不喜欢你。”

“你明白，”我说，“她需要你。你难道无动于衷吗？”

他说：“不行，不行，恐怕我办不到。我只渴望一件事，我疯狂地想要幸福，而只有和南希结婚，我才能幸福。她刚花了十个月做了一次环球旅行，她家里的人希望这样能使她了断和我的关系，但是没成功。和她结婚是我唯一希望并且想做的事。”

这件事终于有了结局，我写信通知我的律师，并与他们见面。一切步入正轨，再没什么可顾虑的了，接下来就是我自己的打算了。罗莎琳德在上学，有卡洛和庞基常去看她。离圣诞节还有一段时间，我决定寻找一个阳光充足的地方，去西印度群岛和牙买加。我到库克旅行社订了票，一切都安排妥当。

命运女神又一次做出了安排。出发前两天，我随朋友到伦敦城里吃饭。他们并不是我很熟悉的朋友。饭桌上有一对年轻夫妇，被称作豪中校的海军军官和他的妻子。吃饭时我挨着中校坐，他和我谈起了巴格达（Baghdad）。他一直在波斯湾（Persian Gulf）驻防，前不久才从那儿回国。饭后，他妻子走过来，坐在我身边一起闲聊。她说，人们总说巴格达是个可怕的城市，但她和她丈夫却对那座城市着了迷。他们俩讲述了它的概况，使我对它愈发感兴趣。

我说：“去那儿得坐船吧？”

“可以坐火车。坐东方快车。”

“东方快车？”

活到现在我一直想坐坐东方快车。去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旅行时，经常看到东方快车停在加来（Calais）车站。我多想登上它，坐着辛普伦东方快车到米兰，到贝尔格莱德（Belgrade），到伊斯坦布尔（Istanbul）……

我动心了。豪中校给我写下了在巴格达该去的游览点。“不要过于流连于阿尔韦亚（Alwiyah）和那些欧洲贵妇之间，去摩苏尔（Mosul）看看，去巴士拉那个地方转转，还一定要去乌尔[乌尔（Ur），已知世界上最早的城市遗址，距今有约七千年历史。苏美尔时代乌尔第三王朝的首都，当时两河流域南部宗教和商业的中心。据《圣经·旧约·创世纪》第十一章记载，乌尔是犹太人始祖亚伯拉罕的诞生地。]参观。”

“乌尔？”我说。我才在《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上看到伦纳德·伍利[伦纳德·伍利（Leonard Woolley，1880-1960），英国考古学家，于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三四年间领导不列颠博物馆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联合考古队，对乌尔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系统发掘。]在乌尔有了奇迹般的发现。我虽然对考古一无所知，但考古学对我却有些许吸引力。

第二天一早，我赶到库克旅行社，退掉去西印度群岛的票，预订了辛普伦东方快车的座位，直达伊斯坦布尔。然后去大马士革（Damascus），从大马士革穿越沙漠到巴格达。我激动异常，办理签证和打点行装需要四五天时间，随后就可以出发了。

“你一个人去吗？”卡洛有些不安地说，“就你一个人去中东？关于那个地方，你什么都不知道呀。”

“哦，那没关系。”我说，“毕竟有时候必须一个人做点事，是不是？”我从来没这么做过，现在也不是那么想做，可是我想：要么现在做，要么就永远别做。要么墨守一切安全可靠的和已知的，要么就发挥一下自主能力，凭自己的力量做点什么。

于是五天后，我启程前往巴格达。

事实上，是这个地方的名字让我着迷。关于巴格达是什么样的，我想我心中并没有任何清晰的画面。我倒没期望它还是那个赫鲁纳·拉德[赫鲁纳·拉德（Harun al-Rashid，生卒年有争议），第五代阿巴斯哈里发（abbasid caliph）。]之城，它只是一个我从没想过会去的地方，所以对我而言，那里充满了未知的乐趣。

我曾和阿尔奇周游世界，曾与卡洛和罗莎琳德一起去加那利群岛，现在就我一个人。我应该弄清楚我是哪一种人——是否已成为我所担心的要完全依赖他人的人。我可以尽情地游览，游览我想游览的任何地方；我可以随时改变主意，就像我选择巴格达而放弃了西印度群岛。除了自己，我不需要考虑任何人，我会弄清楚我是否喜欢如此。我知道我染有许多狗的习性——除非尾随在什么人身后，否则狗不会出去散步。也许我会一直这样，但我希望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