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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一直是我最喜欢的事物之一。可悲的是，如今已不再有人把它当成好朋友了。

我在加来上了预订的卧铺车，这样免得再到多佛，也避免了乘船的疲惫。当我终于在梦想已久的火车上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时，才见识到了旅行中可能遇到的一种风险。和我同车厢的是一个中年夫人，她是个穿戴华丽、富有经验的旅行者，随身带了许多手提箱和帽盒。是的，当时我们出门远行时还要带上帽盒。她和我搭上了话，这很自然，因为我们俩合住一个包厢，这种二等包厢都有两个铺位。在某些方面，二等车比一等车还舒服得多，因为车厢空间更大，有活动余地。

这位同伴问我去哪儿，是去意大利吗？我告诉她不是，比那里更远。那去哪儿？我说我去巴格达，她立刻兴奋起来，她碰巧就住在巴格达，多巧啊。她断定我去那儿会住在朋友家，还说她多半也认识他们。我说我不住朋友家。

“那你住在哪儿呢？你在巴格达是不能住旅馆的。”

我问她为什么不行。不然要旅馆干什么用呢？后半句我在心里嘀咕着，可嘴上没说。

“哦！饭店可住不得，你可别那么干。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办，你得到我们家住！”

我有点吃惊。

“是的，就这样吧，你要是拒绝，我可不答应。你准备待多久？”

“哦，可能时间很短。”我说。

“那么，无论如何，你必须先到我们那儿住，然后我再把你转送到其他人家里。”

这实在是非常亲切、无比好客的邀请，可我马上产生了逆反心理。我开始明白豪中校告诫我不要被英国殖民地的社交生活俘虏的含义，我可以想见我被缠得手脚不能动弹的样子。我尝试着结结巴巴地告诉她我准备随便走走看看，可是这位C夫人——她告诉了我她的姓名，并说她丈夫就在巴格达，而她本人属于当地最早的那批居民——根本没有理会我的计划。

“哦，到了那个地方，你就会发现一切是如此不同。人们过得很美好。经常打网球，经常有社交活动。我想你一定会喜欢的。人们总说巴格达很糟糕，我可不同意。要知道，家家都有很可爱的花园呢。”

我很亲切地一一附和着，她说：“我想你要先去的里雅斯特（Trieste），再从那儿坐船去贝鲁特（Beirut）？”

我说不是的，我要坐东方快车走完全程。她听了我的话，轻轻地摇了摇头。“我觉得这不值得推荐，我认为你不会喜欢这段旅程的。哦，但我想现在也没办法了，无论如何我们会再见面的。我要给你我的名片，到了巴格达就联系我。如果你可以提前在贝鲁特发电报来，你离开的同时我丈夫就会出门，你一到巴格达他就会迎接你，把你直接带到我家里。”

我能说什么呢？只好一再感谢并补充说我的计划还没定下来。幸运的是，C夫人不和我一起坐完全程——这得感谢上帝，因为她的嘴老是说个不停。她准备在的里雅斯特下车，坐船去贝鲁特。我很谨慎地没有提我要在大马士革和伊斯坦布尔逗留的计划，这样她也许会认为我可能改变了去巴格达的主意。第二天在的里雅斯特，我们很友善地分手之后，我这才得以安静下来，享受独处。

旅行和我期待中的一样。过了的里雅斯特，列车穿行于南斯拉夫和巴尔干半岛。凭窗远眺，眼前是一个景色迥异的美丽世界。穿行于峡谷，望着牛车和别致的载货车，或者审视站台上的人群。在尼什（Nish）和贝尔格莱德（Belgrade），我偶尔会下车转转，看着原本的车头被一个涂着看不懂的字母和符号的新的庞然大物所取代。旅途中我又结识了几个人，令人高兴的是他们都不像第一位那样要替我包办一切。我先后遇到了一位美国女传教士、一位荷兰工程师和几个土耳其女人，一天的时光就这样愉快地度过了。我和最后几位几乎无法交谈，我们只是断断续续地用法语聊了几句。我发现由于我只有一个孩子，而且是个女孩，明显脸上无光。一位说起话来眉飞色舞的土耳其夫人夸耀自己十三次怀胎，五个夭折了，三四个流产了。尽管这个数字已经很让她骄傲了，但我觉得她还没有放弃继续更新辉煌的多产纪录。她不由分说地向我传授各种能让我多子多孙的办法，我被力劝采取的方法有：某种树叶煎熬的汤药、混合药草，还有似乎是某种特别的大蒜，最后她给了我一个在巴黎的医生的地址，说他“简直好极了”。

只有独自旅行才能认识到外面的人是多么关照和善待你——不过也未必都合你的意。那位女传教士极力劝我服用清理肠胃的药。她带了大量的泻盐。荷兰工程师就我在伊斯坦布尔的住处严厉地责备我，他警告我必须当心那个城市，很不安全。“你必须非常小心，你住在英国，是个有教养的女人，总有丈夫或亲属保护。出门在外不要相信陌生人说的话，除非你知道要去哪儿，否则千万不要去娱乐场所。”事实上，他把我当成一个十七岁的无知少女看待了。我向他表示感谢，并告诉他我会充分警觉的。

为了避免我遇到更大的危险，他在到站的当天晚上邀我去吃饭。“去托卡特里安饭店。”他说，“那家饭店不错，住在那里相当安全。我九点去接你，带你去一家非常不错的餐馆，很正派。是几个俄国女人开的，她们都是出身高贵的白俄人，烹调技术高超，在餐馆里你要非常注重礼仪。”我说他能这么安排真是太好了，结果他很守信用。

第二天，他办完自己的事后又来找我，带我去看了几处伊斯坦布尔的名胜，还给我找了个导游。“别从库克旅行社雇导游，他们要价太高。而且我向你保证，这个导游品行端正。”

俄国夫人们穿梭往来，她们露出温文尔雅的微笑，对我那位工程师朋友照顾有加，我又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之后他又带我看了几处风景，最后把我送回托卡特里安饭店。我们在门口停住了脚步。“我想是不是……”他以探询的目光盯着我，“我想现在是不是……”他估计到我可能做出的反应后，那种探询意味就更显而易见了。然后，他叹了口气说：“不问了，我想还是不问的好。”

“我想你这样做是明智的。”我说，“而且非常友好。”

他又叹了口气。“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况，也许会更愉快，可是我看得出来……是的，这是适当的办法。”他动情地握住我的手，送到嘴边吻了吻，便从我的生活中永远地消失了。他是个好人，非常亲切，在他热心的安排下，我欣赏了伊斯坦布尔的风光，我应该感谢他。

第二天，库克旅行社的代理人以最传统的方式来接我，带我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horus），在哈伊达帕查码头（Haidar Pasha）靠岸后，我再次登上了东方快车。我很高兴身边有个导游，因为哈伊达帕查车站会让人一下子联想到疯人院——人人都在呼喊、尖叫，砰砰地敲打着，要求海关官员办手续。我领教了库克旅行社导游的本事。“请给我一英镑。”他说。我给了他一英镑，他随即跳上海关的长凳，边喊边高高地挥动着钞票。“这里来，这里来。”他的喊声见效了，一位披着金色缎带的海关官员朝我们奔来，用粉笔在我的行李上涂上记号，对我说：“祝您旅途愉快。”随后去驱赶那些没有依此办理的人们。“好了，我把你带上车了。”库克旅行社的导游说。“然后呢？”我不大清楚要付多少小费，可当我掏出土耳其货币（其实都是零钱，是在火车上找给我的）时，他不容置疑地说：“你最好留着这些钱，会有用的。现在你再给我一英镑钞票好了。”虽然我有些迟疑，但想到之前的经历，就递给了他一英镑，他敬礼表示感谢，转身走了。

从欧洲进入亚洲后，存在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差别。时间变得不怎么重要了。列车沿马尔马拉海（the Sea of Marmara）从容不迫地向前行驶，穿山越岭，沿途景色迷人。车厢里的旅客也变得形形色色，不过难以描述他们各自的特征。我感觉与过去的一切都切断了，对我的所作所为和我将要去的地方愈发感兴趣。列车每停靠一站，我都会环顾站台，观看人们各式各样的服装。乡下人在站台上挤来挤去，把我不曾见过的熟食卖给车上的乘客。烤肉串，叶子包着的食物，涂得五颜六色的鸡蛋，以及各式各样的东西。列车越往东行，食物变得越难以入口，顿顿都油腻、无味、滚烫。

第二天晚上，列车停下，人们纷纷下车去观看西里西亚山口[西里西亚山口（Cilician Gates），土耳其南部陶鲁斯山脉（Taurus）的山口。]。这是个难以描绘的时刻，我终生难忘。后来，我曾多次来往于近东地区，不止一次路经此地，由于车次不同，曾在不同时刻下车停留。有时在凌晨，这时的景色的确壮观；有时，就像第一次这样，在傍晚六点；有时令人遗憾地在午夜。第一次我运气不错。我随其他人下了车，站在那里。夕阳渐渐西沉，那景致难以形容。我很高兴自己选择了东方快车，心里充满了喜悦和感激之情。我返回车厢后，汽笛长鸣，列车沿山谷盘旋而下，穿行于山涧，又从山下的河谷钻出。就这样，列车缓缓穿过土耳其，从阿勒颇（Aleppo）进入叙利亚。

到阿勒颇之前，有一段短短的时间里我的运气很坏。我以为被蚊子咬了，手臂上、脖子上，还有脚踝和膝盖上。我当时还没有游历各国的经验，根本没意识到咬我的并不是蚊子，而是臭虫。我的体质特别容易遭这种虫子咬，这辈子糟了不少罪。它们藏在老式的木制车厢里，贪婪地吮吸着车上旅客的鲜血。我的体温上升到华氏102°（38.9℃），手臂也肿了。最后，在一位出差途中的法国商人的好心帮助下，我撕开了上衣和外套的袖子——别无选择，我的手臂肿得厉害。我发着高烧、头痛欲裂，苦不堪言。我暗自对自己说：“这次出来旅行真是一大错误！”然而，那位法国朋友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下车买了些葡萄，那种当地产的又小又甜的葡萄。“你肯定什么都不想吃。”他说，“我看得出来你发烧了。吃点葡萄吧，会有好处的。”

尽管母亲和姨婆教育我，在国外吃东西时一定要先洗洗，此时我却把这些都抛到脑后。每过一刻钟，我就吃点葡萄，结果这减轻了不少发烧时的痛苦，而我确实对其他任何东西都没胃口。那位法国朋友在阿勒颇与我道别，第二天，肿痛有所减轻，我的感觉也好多了。

接下来的一天冗长而疲惫，列车行驶的速度不超过每小时五英里，还总停在不知名的小车站上，仅凭周围的环境你很难分辨出每个车站有什么不同。列车终于到达大马士革时，我走出车厢，陷入喧嚣之中。搬运工一把夺过我的行李，四周有人在大喊大叫，那些行李又接着被别的更强壮的搬运工抢了过去。出了车站，我看到一辆写着“东方宫殿饭店”字样、外观漂亮的汽车，一个身穿制服、模样神气的人把我和我的行李从人群中救了出来。我和其他几个手足无措的旅客一起上了车，汽车驶向饭店，我已经预订了那里的房间。这家饭店富丽堂皇，客厅宽敞，大理石地板光彩照人，只是电灯昏暗得无法看清周围。我被领着走上大理石台阶，引入一个巨大的房间。出于对洗澡的疑问，我打铃叫来了一个面相很亲切的女子，她好像懂一点法语。

“有人安排的。”她说，进一步阐述道，“一个男人……一个专门的……会安排好的。”她很肯定地点着头，便离开了。

我有点疑惑“一个专门的”是什么意思，到最后我才明白，是指一名浴室服务员。他的地位低到不能再低，裹着一堆条纹棉布，终于把穿着晨衣的我领到一个类似地下室的房间里。他在这里拧开了各种各样的水龙头和转轮，滚烫的热水落到石板地面上，蒸汽弥漫整个房间，什么都看不见了。他点点头，微笑着，做手势想让我明白一切正常，然后就走了。走之前他把所有东西都关上了，地面上的水都流进了水槽。我没有把握接下来该怎么做，我真的不敢尝试开启那滚烫的热水。墙上有八到十个转轮和旋钮，我觉得动任何一个都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例如滚烫的热水猛地淋到我的头上。最后我脱下了拖鞋和其他衣物，在蒸汽中走来走去以求洗净自己——这总比冒险用水要好。在一刹那间，我很想家，还要过多久我才能走进一个熟悉的、贴着闪亮壁纸的房间，里面有一个结实的白瓷浴盆，有两个标明冷热水的水龙头，任你随心所欲地开关？

就我的记忆所及，我在大马士革待了三天。这期间我按计划，由库克旅行社的导游领着四处游览。我和一位上了年纪的牧师，以及一位美国工程师（当时的中东地区似乎遍地都是工程师）结伴去看了一处十字军的城堡，我们八点三十分在汽车上首次相遇。那位慈眉善目的老牧师把我和那个美国工程师当成了夫妻，他这样称呼我们并跟我们说话。“希望你不会介意。”那位美国工程师说。“一点也不。”我答道，“我很遗憾，他认为你是我的丈夫。”这样的措辞听上去真是暧昧，我们都哈哈大笑。

老牧师滔滔不绝地谈论起婚姻生活的好处，索取与给予的必要性，并祝我们幸福。我们俩放弃了解释，甚至不再尝试——因为美国工程师对着老牧师的耳朵大声告诉他我们没有结婚，请他不必操心时，老牧师看上去很沮丧，于是我们只得放任他这么想。“你们应该结婚的。”他坚持自己的看法，摇了摇头说，“非法同居，你知道，这是不可以的，这绝对是不可以的。”

我去了可爱的巴勒贝克（Baalbek），逛了逛集市和一条叫斯特雷特的大街，在那里买了许多当地制造的令人爱不释手的铜餐盘。每一个都是手工制作的，每一家都有特殊的风格。有一种有鱼的图案，布满了银线和黄铜雕饰。光是想一想，每一家的风格都是代代相传的，别人不会去复制或批量生产，就很令人着迷。我估计现在在大马士革，这种老手艺人和代代相传的人家已经不多了，他们肯定已经被工厂取代了。其实当时镶花木箱和桌子的样式就千篇一律了，虽然也是手工制作的，但是图案和工艺都是老一套。

我还买了一个五斗橱——一件巨大的、镶嵌着珍珠母和银饰、会让人联想到仙境的家具。我的导游却把它贬得一文不值。

“那个东西做工很不好。”他说，“太老旧了，有五六十年了，或许更老。太老式了，明白吗？非常陈旧，不是新的。”

我说我看得出来它不是新的，这样的东西不多了，也许再也不会有人制作了。

“是啊，没人做这种东西了。你来看看这只箱子，看到没？非常不错。还有这儿，这只五斗橱，看到了吗？用了很多很多种木料，看得出来用了多少种不同的木料吗？有八十五种。”最后的结果是一件令人憎恶的东西。我就要我自己选的那件镶嵌着珍珠母和银饰的五斗橱。

我唯一担心的是怎么把它运回英格兰的家里，不过显然这没什么困难的。那个柜子经由库克旅行社转交给某人，再转到某饭店，再转由某家船运商，计划周密，安排妥当。九到十个月后，一个几乎被遗忘了的镶嵌着珍珠母和银饰的五斗橱出现在了南德文郡。

这件事还没讲完。尽管那个柜子外表光鲜，内部宽敞，却会在半夜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响声，就像巨大的牙齿在咬噬什么东西。有什么生物在偷吃我漂亮的五斗橱？我把抽屉抽出来检查，似乎没有任何牙印或蛀洞。然而夜复一夜，每当到了三更半夜的时候，我就会听到“喀哧、喀哧、喀哧”的声音。

最后，我把一个抽屉抽出来，带到伦敦一家据说是专门灭热带木蛀虫专家的商号。他们马上表示说一定有什么害虫在木头深处作祟，唯一的办法就是把里面的木头全部换新。这需要很大一笔费用——是五斗橱本身价钱的三倍，是运回英国的费用的两倍。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愿继续忍受那种可怕的咀嚼和虫噬声。

大约三个星期后，有人打电话来，兴奋地说：“夫人，能不能劳驾您来店里看看，我真想让您看看我们发现了什么。”我当时在伦敦，于是匆忙赶了过去。他们骄傲地向我展示了一种介于蠕虫和鼻涕虫之间的令人厌恶的东西，它又大又白、令人生厌，显然已享用了不少木头美餐，把自己养得肥肥的。它几乎把两个抽屉周围的木头都吃光了。又过了几个星期，我的五斗橱送回来了，从此以后，晚上只有一片沉寂了。

行程紧张的游览让我下定决心将来要重游大马士革，好好地探究一番。随后，我踏上了穿越沙漠去巴格达的旅途。这次，旅行事务由奈恩运输公司承办，该公司拥有由六轮汽车组成的车队，负责人是格里·奈恩和诺尔曼·奈恩兄弟俩。他们原籍澳大利亚，非常友善，我是临行前一天晚上结识他们的，当时他们正笨手笨脚地准备纸盒装的午餐，请我帮助。

汽车黎明时分出发，两个身材魁梧的年轻司机正忙碌着。我跟在行李后面跑出来时，他们正忙着把几支来复枪塞进汽车，同时随便将几个毯子扔上去盖着。

“千万不要声张我们带了这个，穿越沙漠不带着它不行。”其中一个说。

“听说这次车上还有一个阿尔韦亚的公爵夫人。”另一个说。

“万能的上帝啊。”第一个说，“我想我们要有麻烦了，你觉得她这次想要怎么样。”

“会弄得天翻地覆呢。”另一个说。

这时，一队人来到饭店的台阶下。出乎我的意料，而且使我并不高兴的是，领头的不是别人，正是在的里雅斯特与我道别的那位C夫人。我还以为我在此逗留游览期间她已经到巴格达了呢。

“我就猜你会走这条路线。”她满面春风地向我打招呼，“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带你去阿尔韦亚。巴格达的旅馆你肯定是住不惯的。”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被套牢了。我从未到过巴格达，更没见过那儿的饭店，就我所知，会充斥着臭虫、跳蚤、虱子、蛇和那种我特别厌恶的灰蟑螂。于是我不得不结结巴巴地表示感谢。我们上了车，我这才意识到“阿尔韦亚的公爵夫人”不是别人，正是我的这位朋友，C夫人。她立刻拒绝坐在替她安排的座位上，那个座位靠近车尾，她说她坐在那儿会晕车。她要求坐在司机后面的位置上，而那个座位一星期前已被一位阿拉伯妇女预订了。“阿尔韦亚的公爵夫人”满不在乎地挥了挥手，毫不理会，显然任何人和她比起来都微不足道。她给人的印象就是涉足巴格达的第一位欧洲贵妇人，所有的人都应当俯首称臣。那位阿拉伯妇女上了车，坚决不让出座位，她的丈夫也在一旁帮腔。随后便是七嘴八舌的吵吵嚷嚷，一位法国妇女也要坐那儿，一个德国将军也找麻烦。我弄不清楚他们都有什么理由，反正按照全世界的惯例，四个弱者失去了好座位，被赶到车尾。德国将军、法国太太、戴着面纱的阿拉伯妇女和C夫人则以胜利者的姿态留了下来。我从不擅长吵嘴，也不可能有获胜的机会，况且我的座位本来就很理想。

不久后，我们的车子发动了。起先，在一片黄色的荒漠上奔驰，起伏的沙丘和岩石都让我着迷，但时间久了，一成不变的景色就让人昏昏欲睡。我随手翻开了一本书。我此生从未晕过车，但这种六轮汽车，若坐在靠近车尾的位置，颠簸程度就如同海上的轮船一样。就这样在颠簸中看书，我不知不觉地晕车了，而且晕得很厉害。我感到非常丢脸，可C夫人体贴地对我说，晕车常常是出人意料的，下次她会关照他们，给我找个靠前的位置。

这段历时四十八个小时穿越沙漠的旅行既令人着迷又十分凶险。人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不是被空旷包围，而是与世隔绝了。首先我意识到，正午时分你会辨不清东南西北，我听说这段时间里，巨大的六轮汽车常常迷失方向。后来有一次，我坐车穿越沙漠途中真的迷路了，那个司机，最富经验的司机，在驾驶了两三个小时之后，发现他正朝着大马士革的方向行驶，完全背离了巴格达。事情发生在车辙印分叉的地方，地面上遍布着迷宫般的车辙印。远处突然出现了一辆小车，并传来一声来复枪的枪声，我们的司机不得不绕了一个比平时更大的弯。之后他以为回到了正确的路线，可实际上他开到了相反的方向。

大马士革和巴格达之间，除了无垠的沙漠之外别无他物——没有路标，漫漫旅途中只有一处停靠点：鲁特巴（Rutbah）。大约是午夜时分，冥冥夜色中蓦地出现了闪烁的光亮，我们到了。城门打开，门边黑洞洞的枪口警惕地对着我们，那是骆驼兵团的士兵，提防伪装成旅客的土匪，他们深色的粗犷面庞令人胆战心惊。经过仔细的检查，才放我们进入城堡，大门在身后重重地关上。我们被带到摆放着床铺的屋子，五六个妇女挤在一间屋子里休息了三个小时后就又起程了。

清晨五六点钟，天刚刚亮，我们在沙漠里吃了早饭。在凌晨时分的沙漠里，用轻便油气炉煮罐装香肠，这顿早餐称得上美味。浓浓的红茶满足了我们所有的需要，使我们的体力恢复过来。沙漠四处点缀着各种色彩——浅粉色、杏黄色和蓝色，伴随着呼啸的风声，感觉奇妙无比。我醉心于此，这正是我想要的，能让人忘掉一切——清爽的晨间空气，一片宁静，甚至连鸟儿都没有，细沙从指缝中流下，远方旭日冉冉升起，还有香肠和茶。夫复何求？

汽车继续前行，终于来到了幼发拉底河畔的费卢杰（Felujah），车子从船只搭成的浮桥上过了河，经过哈巴尼亚（Habbaniyah）的飞机场，继续前行，直到能看见棕榈树丛和一条上坡的公路。左边远处，我们能望见卡济迈因清真寺（Kadhimain）那金色的圆顶。往前走又过了一座浮桥，渡过了底格里斯河，进入巴格达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两边全是摇摇欲坠的建筑物的街道，青绿色圆顶的漂亮的清真寺似乎就矗立在马路中间。

我甚至没机会去看看饭店的情况，C夫人和她丈夫埃里克就带我上了一辆舒适的小汽车，沿着巴格达的主要街道前行，经过莫德将军（General Maude）塑像，出了城。路两旁是巨大的棕榈树，一群群漂亮的黑色水牛在水塘中饮水。这样的景象我从未见过。

然后我们来到住宅区和繁花似锦的庭院中——还不像后来那么常见。我到了，一个我觉得堪称欧洲贵妇之境的地方。

2

在巴格达，他们夫妇俩待我很热情。每个人都很友好、令人愉悦，我为把自己关在笼子里独自受罪而感到惭愧。阿尔韦亚现在已成为市区的一部分，汽车和其他交通工具川流不息，可在当时，它离城市中心还有几英里远，要去那儿得有人开车送你，那段路的景致非常迷人。

一天，他们带我去水牛镇游览，这个镇子如今乘火车从北面进入巴格达时仍能看到。在陌生人眼中，它看上去似恐怖之地——破屋陋舍，巨大的围栏里满是水牛及粪便，奇臭难闻，汽油桶搭成的棚舍更让人相信这是贫困和落后的例证。但事实远非如此，水牛的主人们非常富有，尽管他们住得邋里邋遢，但是一头水牛价值一百英镑，或者更值钱。水牛的主人会自认为很幸运，女人们在烂泥中踽踽而行时，能看到她们脚踝上戴着的漂亮的银制脚镯和绿松石。

不久后我发现，在近东，你看到的可能和事实并不一致。那里的生活准则和行为方式、看到的和做的事都得颠倒过来看。看到一个男人粗鲁地冲你打手势叫你走开，你便很快走开了——但实际上他是在邀你过去。反过来，假如他向你招手，那就是让你走开。远远地面对面站着的两个人冲着对方大喊大叫，颇有立刻置对方于死地的架势。其实不然，这是兄弟俩正无聊地聊天，提高嗓门是因为谁都懒得向前迈那两步。后来我的丈夫马克斯告诉我，他初来乍到时，发现每个人都冲着阿拉伯人大喊大叫，他非常震惊，打定主意绝不冲他们大喊大叫。然而他在这里工作没多久后就发现，用正常的音量说什么话他们都听不到。倒不是他们耳聋，而是他们认为这么说话的人肯定是在自言自语。如果你真的要跟他们说话，就得喊得大声一点，让他们听到。

阿尔韦亚的人都待我极为友好。在这里我打网球、开车去看赛马，被带去观光、逛街，就像在英国一样。从地理上看，我在巴格达，而精神上我仍在英国。可我出游的目的就是离开英国去看看异国风光，于是我决定做一件事。

我打算去乌尔。我提出来了，高兴地发现他们并没打算阻挠我，而是鼓励我去。他们为我安排好了旅程，之后我发现他们还为我做了很多不必要的安排。“当然，你必须带上一个搬运工。”C夫人说，“我们会帮你预订火车座位，还会发一封电报到乌尔站，告诉伍利夫妇你要到访，想参观一下。你可以在那里的招待所住几晚，然后等你回来时，埃里克会去接你。”

我说他们这么费心帮我安排，真是太体贴了。同时我很有罪恶感，因为我没告诉他们我已经为自己安排好了回来的一切。

我如期出发，略怀戒心地盯着帮我背东西的家伙。他身材细高，带着一副陪伴夫人们走遍了近东，比她们本人还了解应该如何是好的神气。他穿着鲜艳的衣服，把我安顿在那空荡荡的、不太舒适的车厢中，对我行了个额手礼，就走了。临走时他向我解释说，到了指定的车站，他会来带我去设在站台上的餐厅用餐。

可以自作主张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非常不明智。我打开了紧闭的窗户，因为车厢里闷得我无法忍受，我渴望新鲜的空气。可是吹进来的并没有多少新鲜空气，而是更闷热、挟带着灰尘的空气，还有一群大黄蜂光临。我不禁吓坏了。那些大黄蜂颇具威胁性，嗡嗡地飞来飞去，我拿不定主意应该就让窗户这么开着，期待它们能飞出去，还是该关上窗户，把陪伴我的大黄蜂的数量限制在已经进来的二十六只。这实在是太不幸了，我局促地坐在一个角落里，直到大约一个半小时后，搬运工来解救了我，带我去了站台上的餐厅。

那一餐很油腻，不是很好吃，也没有太多的时间享用。打铃了，我忠诚的仆人带我返回我的车厢。窗户已经关上，大黄蜂被赶走了。经过这次事件以后，我更加小心了，不敢再瞎弄。只有我一个人，如今对独自一人我已习以为常。时间过得很慢，而因为车子摇晃得厉害，我不可能读书看报。窗外也没什么可看的，只有光秃秃的灌木丛和满是沙砾的沙漠。那是一段漫长而乏味的旅程，除了吃就是睡。

这么多年，我坐车抵达乌尔站的时间每次都不同，但无一例外总是不合适。这一次大概是早晨五点。我突然醒来，然后走进了火车站的客房，在一个干净的、看起来很肃穆的卧室里打发时间。直到八点钟，我想吃早餐了。很快来了一辆小汽车，说要带我去大约一英里半之外的发掘现场。尽管我对考古一无所知，但我深感荣幸。在发掘现场有过多年的体验以后，现在我知道那些来访者有多么可恨了，他们总是在最不恰当的时候到来，想要有人带他们参观、同他们说话。他们会浪费你宝贵的时间，通常扰乱了一切。当然，那时候这些我都不知道。在乌尔这种考古发掘颇为成功的地方，考古学家们每一分钟都不得空，每个人都使出浑身解数工作着，要是有不少兴致勃勃的妇女四处闲逛，那是最可气的事情了。伍利夫妇把接待工作安排得很巧妙。游客们结伴观光，由导游陪着去值得一看的地方，随后匆匆返回。我却被视为贵客，受到热情的款待，我当时对此所表达出的感激显然是不够的。

这种优待完全出于伦纳德·伍利的妻子凯瑟琳·伍利刚刚读过我写的《罗杰疑案》的缘故，她对此书津津乐道。她还询问同行的其他游客是否看过这本书，如果有谁还没看过，就会遭到她很严厉的谴责。

伦纳德·伍利以他惯有的亲切方式陪我参观。还有伯罗斯神父，一位耶稣会神父和碑铭研究专家，他也带我四处游玩。他是个见解独到，描述事物的方式与伍利先生形成有趣的对照。伦纳德·伍利用充满想象力的眼光看待一切。这地方在他看来就是公元前一千五百多年或更早几千年时的模样。我们每到一处，他都能把一切说得活灵活现。他讲解时，我会毫不怀疑地确信某个角落的某间房子就是亚伯拉罕的故居——他会重述历史，并且深信不疑，谁听到他的解说都会相信。伯罗斯神父的讲解方式则截然不同。他总是以一种带着歉意的口吻来描述院落、教堂或商业区，而在你刚开始感兴趣的时候他又会说：“当然，我们都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没有人能肯定。是啊，也许不是真的。”然后以同样的口吻说：“是的，是的，这些是商店。可是我想并非像我们想的那样建造而成。它们也许不是这样的。”他喜欢贬损任何东西。他是个有趣的人——聪明、友善，但又超凡脱俗，有一点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

一次午餐时，他没来由得对我谈起他觉得我可以写一篇很好的侦探故事，并极力主张我动笔。那时我对他爱看侦探小说还全然不知。他勾勒出的故事虽说还只有个轮廓，核心矛盾却很吸引人，我拿定主意有一天会动笔的。过了许多年，大概在二十五年后，突然有一天，这个情节完整的故事又重现在我的脑海里，于是我心血来潮，把它加以组合安排，写了出来。不是一本书，而是一篇篇幅很长的短篇小说。伯罗斯神父那时早已去世，希望他地下有知，我是怀着深深的谢意采用他的构思的。像任何作家那样，我把它融合在我的构思之中，他的痕迹很难看得出来，可他的灵感是这篇小说的源泉。

凯瑟琳·伍利后来成为我的挚友。她是个颇有争议的人，人们对她的态度总是存在分歧，有人对她恨之入骨，剩下的则为之倾倒——这或许是因为她的情绪飘忽不定，让人难以应付。有时候人们会抱怨说她完全无法相处，说再也不想和她打交道，说她待人的方式毫无逻辑。可是突然间，这些人又被她的魅力所倾倒。有一点我可以肯定，那就是如果你需要一位女士结伴去沙漠或者其他无人之地，那么她会比任何人都更能使你的行程情趣盎然。她谈论事情时绝不会用陈词滥调，她会督促你去构筑从来不曾有过的想法。她可以很不客气——实际上她不客气的时候真是过分，那是一种傲慢无礼的态度——但只要她想讨你的欢心，就一定办得到。

我爱上了乌尔这个地方。黄昏时分美丽的景色，宝塔式的建筑耸入云霄，夕阳半遮半映，浩瀚的沙海每时每刻都在变幻着颜色：杏黄、玫红、湛蓝、紫红。我喜爱那里的工人、工头、挎篮子的孩子和挖掘工，喜欢他们的技能和他们的生活。历史的魅力紧紧地抓住我的心，目睹从沙中慢慢发掘出一柄熠熠闪光的匕首，真是浪漫极了。望着人家从沙中小心翼翼地捧出陶罐和其他器皿，使我也心血来潮得想做个考古工作者。我想，我一直所过的那种毫无意义的生活是多么不幸啊。这时，我羞愧地回想起，在开罗，我还是个少女时，母亲曾极力劝我到卢克索和阿斯旺一览埃及的辉煌历史，我却沉迷于和小伙子们约会，跳舞跳到凌晨。我想人生的每个阶段会发生什么这几乎是上天注定的。

凯瑟琳·伍利和她丈夫力劝我再多待一天，看看更多的发掘地，我当然欣然从命。C夫人强加给我的那个仆人完全是多余的。凯瑟琳·伍利让他先返回巴格达，说我归期尚未确定。这样，我也可以躲过那位热情的女主人，悄无声息地返回巴格达，毫无顾忌地住进底格里斯王宫饭店（不记得当时是不是叫这个名字，因为那个地方的招牌换了又换，我不记得最初的名字了）。

但这个计划并没成功，因为C夫人可怜的丈夫每天都被派去车站等候从乌尔开来的火车。不过我还是毫不费力地摆脱了他，我向他再三道谢，说他的妻子真是太无微不至了，可是我真的觉得去饭店住会更好，而且我已经安排妥当了。于是他开车把我送到那里，我入住前再次向C先生表示感谢，并接受了三四天后一起打网球的邀请。我就这样逃脱了英国式社交的束缚。我不再是什么欧洲贵妇了，而是一个旅行者。

那家饭店并不差。首先你要走过一片昏暗地，那里是休息厅和餐厅，总是挂着窗帘。二楼的每间客房都有阳台，就我所知，当你躺在床上的时候，任何一个过路人都能望见你，可能还会进来和你一起打发时光。这家饭店的一侧毗邻底格里斯河，河上漂浮着各式各样的船，呈现出令人愉快、梦幻般的景色。就餐时间，你要下楼走进一个非常黑的地下室，只有很微弱的亮光。这里的一顿饭能顶好几顿，菜一道又一道，不断地端上来，奇怪的是都大同小异，有大块的煎肉饼和米饭，硬硬的小土豆，番茄炒蛋，非常坚韧、淡而无味的花椰菜等。

促成我这趟旅行的那对有趣的豪夫妇给我推荐过一两个人，我估摸他们都不是纯社交类的俗人。豪夫妇推荐的都是他们认为值得结交的人，这些人曾陪他们去看了城市里最有魅力的地方。虽然在阿尔韦亚的日子过得英国味十足，但巴格达毕竟是我所见过的第一座东方城市——它确实非常东方。从拉希德大街（Rashid Street）转进窄小的街巷，就会来到格调迥异的伊斯兰集市：铜器摊前铜匠们敲敲打打，香料摊前堆放着各种香料。

豪夫妇的一位朋友，英印混血的莫里斯·维克斯，据我了解他过着独居生活，也成了我的好朋友。他带我攀上高台，观看卡济迈因清真寺那金色的圆顶，领我去游人们不太去的集市，他还开车带我去陶器城区和其他地方。我们俩穿过棕榈树林和枣园到河边散步，也许我对他口中描述的比对亲眼看到的更感兴趣。从他那儿我第一次学会思考时间这一概念，这是我以前从未想过——从未客观地思考过的。但是对他来说，时间以及时间的关联性，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旦你考虑到时间及其无限性，个人的事情就不会再以以前的方式影响你了。烦恼、苦难，所有生命中有限的东西，都会以截然不同的面目出现。”

他问我是否读过J.W.邓恩[约翰·威廉·邓恩（John William Dunne，1875-1949），英国军人、航天航空工程师、哲学家。]的《时间试验》（An Experiment with Time ）。我没看过。他借了一本给我，从那时起，我发现自己有了某种变化，不是心情上的变化，也不是外表的变化，而是我看待事物更深入了。在一个充满内在联系的广袤世界里，我，不过是沧海一粟。人们可以不时地感受到自己的存在，从另一个角度上观察到自己的存在。开始时，这种认识是不成熟的、很浅薄的，但是从那一刻起，我的确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平和和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宁静。我感谢莫里斯·维克斯，引导我心胸开阔地面对生活。他藏书颇丰，涉及哲学及其他各个方面，实在是个了不起的年轻人。有时我会怀疑我们还能否再次见面，但我觉得不见面也知足了。我们俩就像黑夜里撩舷而过的两艘航船，他送给我一件礼物，我接受了。这礼物前所未有，因为它是智慧的化身——它来自头脑，而不仅仅来自心灵。

我没有太多时间在巴格达消磨，因为我急于赶回家准备圣诞节。我被告知应该去巴士拉（Basra），更要去摩苏尔——莫里斯·维克斯力荐后者，说如果他能抽出时间，会亲自带我去。在巴格达，或者说在伊拉克，最大的惊喜就是总会有人陪你去各种地方观光。除非是著名的旅行家，否则女人在这里很少单独行动。你一想要旅行，就马上会有人引荐一个朋友、一个表兄弟、丈夫或者叔父给你，抽时间陪你去。

在饭店里，我结识了国王非洲步枪兵团（King's African Rifles）的德怀尔上校。他到过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他有些年纪了，对于中东，几乎没有一处他不熟悉的。我们俩的话题是偶然落到肯尼亚和乌干达的，我向他提起我的哥哥曾在那儿住了许多年，他问及名字，我告诉他我哥哥叫米勒。他目不转睛地望着我，随之脸上浮现出一种我已见过的表情，一种不敢相信、充满疑问的表情。

“你说你是米勒的妹妹？你哥哥是烟鬼比利（Puffing Billy）米勒？”

我从没听说过“烟鬼比利”这个绰号。

“疯疯癫癫的？”他探询地补充说。

“是这样的。”我很同意他的看法，“他总是疯疯癫癫的。”

“你是他的妹妹！我的天哪，他一定时常让你受不了！”

我说这样的评价很公平。

“他是我见过的最有个性的人之一，你知道，你没法逼迫他，你没法让他改变主意，他倔得像头猪，可是你就是忍不住要尊敬他，他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家伙之一。”

我考虑了一下，然后说没错，我想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可是在战争中管理他真是活见鬼。”他说，“告诉你，我后来去指挥那个编队，一开始就把他给揪出来了。我经常碰到他那种人，我行我素地在这世界上四处游历。他们都很怪，又倔强，几乎是天才，却又不完全是，因此他们通常是失败者。他们是世上最健谈的人，不过只有在他们想说话的时候。而在他们不想搭理你的时候，就一语不发。”

他说的句句属实。

“你比他年纪小得多，是不是？”

“比他小十岁。”

“他到国外时你还是个孩子吧？”

“对，我根本不了解他，可他放假时会回家来。”

“他后来怎么样了？我听说他生病住进了医院，后来就没消息了。”

我介绍了我哥哥的情况，他如何被送回家等死，虽然医生说他活不了多久了，可他竟然又活了几年。

“自然。”他说，“要等到比利想死的时候他才会死。我记得有一次把他送上一辆专门去医院的火车，他的手臂吊在吊带里，伤得很重……但他一心想着不要去医院，每次他们从火车一侧把他送上车，他就从另一侧跑掉。他们为他伤透了脑筋，最后还是把他送到了医院，然而在第三天，他就趁人不备溜了出去。他觉得战斗在召唤他，这事儿你知道吗？”

我说我模模糊糊地知道一点。

“他曾经和他的指挥官闹得很僵，不过对他来说这再正常不过了。指挥官是个很传统的家伙，有点自命不凡，和比利根本不是一路人。比利当时掌管骡子，他对骡子真是有一手。不知怎的，他突然说这里就是迎战德国人的地方，他的骡子们就待在这儿了——这是最好的办法。指挥官说要以叛乱罪制裁他，除非他服从命令！比利只是坐下来，说他不会走的，他的骡子们也不会。那些骡子还真是如此——它们不走，除非米勒要它们走。无论如何，他就快被送上军事法庭了，然而就在那个节骨眼儿上，一大批德军来了。”

“他们就真的迎战了？”我问。

“确实如此，而且还赢了。这是那场战役中最具决定性的一场战斗。然后当然了，那个老上校，叫什么来着，拉什之类的，气得发疯到极点。他赢得了一场战斗，却完全要归功于一个他准备送去军事法庭的不服从命令的军官。现在倒好，打了胜仗，他就不能把米勒送去军事法庭了。可无论如何，就算能保住脸面，那场战斗也永远会被以‘米勒战役’记住。”

“你喜欢他吗？”他突然问道。

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有一段时间我很喜欢他。”我说，“我和他相处的时间不长，不足以使我对他产生那种你可以称之为亲情的感情。有时候我对他无比失望，有时候我会被他逼疯，有时候……嗯，我会为他着迷……他很迷人。”

“女人很容易对他着迷。”德怀尔上校说，“她们会跑过来，对他千依百顺，通常都想要嫁给他。你明白的，嫁给他、改造他、培养他，为他找一份稳定的好工作。我想他还活着吧？”

“没有，他几年前去世了。”

“真可惜，是不是？”

“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我说。

成功与失败究竟是如何界定的？从对外的一切表现来看，我哥哥蒙蒂的一生看似是一场灾难，他一事无成。可一切是否只应以财富来衡量呢？他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活得自得其乐，尽管在经济方面有些拮据，不是吗？

“我觉得，”有一次，他兴高采烈地对我说，“我活得很不道德，我满世界欠了很多钱，违反了很多条国家的法律，在非洲非法藏匿了一点上等象牙。他们也知道我藏了，可就是找不到！我让可怜的老母亲和玛吉忧心忡忡，更不用指望教区牧师赞同我了。可是，孩子，我得说，我自得其乐。我度过了异乎寻常的欢乐人生，世上的一切，永远只有最好的东西才能让我满意。”

自从老泰勒太太到来，蒙蒂就始终保持着好运气。总会有一个女人在他需要人照顾的时候挺身而出。泰勒太太和他平静地生活在达特穆尔，后来她患了严重的支气管炎，恢复得很慢，医生都摇头以对，认为她无法再在达特穆尔挨过一个冬天。她应该去暖和一点的地方——也许该去法国南部。

蒙蒂高兴极了，他索取了一切可以拿到的旅游宣传册。玛吉和我都认为让泰勒太太继续留在达特穆尔太过分了，尽管她向我们保证说她不介意，她说她很愿意留下来。

“我现在不能离开米勒上尉。”

为了以最妥当的办法来处理这件事，我们拒绝采纳蒙蒂的疯狂念头，转而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小型膳宿公寓里为泰勒太太和他各自安排了房间。我卖掉了那幢石头小别墅，把他们送上了蓝色特快列车。他们满面笑容，可是，哎，泰勒太太在路上着了凉，病情恶化为肺炎，几天后便病逝在医院里。

他们把蒙蒂也送进了马赛的医院。他由于泰勒太太的去世，身心都崩溃了。玛吉赶去了，她知道应该做出些安排，可是想不出该怎么办。照顾蒙蒂的那位护士富有同情心，乐于帮忙，她说会想想看有什么办法。

一个星期后，我们收到为蒙蒂处理财务问题的银行经理的电报，说已经找到了解决办法。玛吉去不了，于是我跑去见他。那位经理与我见面，并邀我共进午餐。他的友善和怜悯之心无人能比，然而却很奇怪地闪烁其词，我猜不出缘由。很快，他为难的原因就水落石出，因为他不知道蒙蒂的姐妹会如何看待这个提议。原来那位护士，夏洛特，提议带蒙蒂去她的公寓，并为他负责。银行经理一定怕我和玛吉爆发出假正经的强烈反对——他真是不了解啊！玛吉和我会感激地搂住夏洛特的脖子。玛吉后来和夏洛特关系很亲密，甚至很倚重她。夏洛特照顾着蒙蒂，蒙蒂非常喜欢她。钱完全由她来管，对于蒙蒂那番想到大游艇上生活之类的豪言壮语，她只是态度巧妙地倾听而已。

有一天，他突发脑溢血，死在了海滨的咖啡馆里。夏洛特和玛吉在葬礼上双双泣不成声。他被葬在马赛的军人公墓。

我觉得，蒙蒂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一直到死都自得其乐。

那次谈话以后，我和德怀尔上校结为好友。有时我去他那里吃饭，有时他来我的饭店一同进餐。我们的话题总是扯到肯尼亚、乞力马扎罗山、乌干达和维多利亚湖，以及蒙蒂的一些轶事上。

德怀尔上校以一种专横和军事化的方式给我安排了下次出国旅行的游玩日程。“我给你安排了三次旅行。”他说，“一旦你有空，我又脱得开身，我们就定下时间。我想就在埃及的什么地方碰头，我会在骆驼运输队搞到一辆牛拉车，穿越北非。大概历时两个月，你会玩得很痛快，令你永生难忘。我会带你去那些可笑的冒牌导游们没法带你去的地方，那个国家的每寸土地我都熟悉。然后我们再去非洲内陆。”接着他把更详细的旅行计划讲给我听，几乎全在牛拉车上。

我暗自怀疑，这样的日程安排我的身体吃得消吗？也许我们俩都知道，这些不过是想象而已。我想他是个孤僻的人，德怀尔上校军人出身，过着严格的军旅生活，而且渐渐地与不愿离开英国故土的妻子产生了隔阂。据他说，她所关心的就是在幽静的路边有一幢清静的小房子，过过日子。而他的孩子们也对他毫不关心，他们认为他去荒野地带旅行的想法荒唐且不现实。

“最后，我把她想要的钱和子女们的教育费全给她寄到了家里。可我的生活远在这里，围绕着这些地方，非洲、埃及、北非、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全是这些地方。这才是适合我的生活。”

我想，尽管他很孤独，但还是很满足的。他有种冷冷的幽默感，给我讲了一些与当时发生的阴谋有关的有趣的故事。同时，在很多方面他又非常传统，是一个虔诚、正直、严守纪律的军人，并且对是非有严格的观念。一个“老誓约派”[誓约派（Covenanter）是基督教新教派别，指十六十七世纪间，苏格兰长老会内为保卫加尔文宗原则、反对主教制而结成誓约者。]，这是对他恰如其分的形容。

这时已到了十一月，天气渐渐地变了。不再有阳光耀眼的日子，偶尔还会下一场雨。我订了回国的票，要怀着一丝遗憾之情告别巴格达了——不过也不算太遗憾，因为我已经制订了重返计划。伍利夫妇暗示我可以来年再来拜访他们，回国时或许也可以和他们一起。我还接到了别的一些邀请。

那一天最终还是到来了，我又一次坐上六轮汽车，这次小心地订了一个靠近车头的座位，以免再出丑。我们出发了，很快就见识到沙漠中的一些古怪现象。在这个国家，每天早晨八点半照例会下雨，几个小时之内地面就变得一片泥泞，你每走一步，鞋子都会带起一块巨大的饼状泥巴，简直有二十磅重。至于六轮汽车，它不停地打滑、转向，终于陷得动弹不得。司机们马上行动起来，挥起铲子、放下木板，塞到轮子下面，想尽办法把汽车挖出来。持续了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后，第一次尝试启动，汽车颤抖着向上爬升，但又陷了回去。雨下得越来越大，我们不得不返回巴格达。第二天就好多了，虽然有一两次我们还是不得不把汽车挖出来，不过总算过了拉马迪（Ramadi）。到达鲁特拜城时，就再次进入了晴朗的沙漠，脚下再也没有什么困难了。

3

旅行最愉快的部分之一就是又回到家里。罗莎琳德、卡洛、庞基和她的家人——我对他们的爱有增无减。

我们去柴郡与庞基共度圣诞节，然后回到了伦敦，因为罗莎琳德的一个朋友帕姆·德鲁斯要来我们家住——我们在加那利群岛的时候结识了她的父母。我们计划先去看哑剧，然后带着帕姆一起回德文郡度过假期的最后几天。

帕姆到来那天，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然而午夜过后不久，我被一个声音唤醒了。“您介意我睡到您的床上来吗，克里斯蒂太太？我觉得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啊，当然不介意，帕姆。”我说。我打开了灯，她爬上床，躺下来，叹了一口气。我有点吃惊，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帕姆向来不是个疑神疑鬼的孩子。对她来说，这无疑是最令她安心的做法，我们都一觉睡到天亮才醒来。

窗帘拉开，早茶送来之后，我打开了灯，望着帕姆。我从来没见过一张像这样密密麻麻遍布斑点的脸。她注意到我的表情有点奇怪，便说：“您在盯着我看！”

“哦。”我说，“是啊，没错，我在盯着你看。”

“嗯，我也觉得很奇怪。”帕姆说，“我怎么会跑到您的床上来的？”

“你半夜里跑过来的，说你做了噩梦。”

“是吗？我一点都不记得了，完全不知道我是怎么跑到您床上来的。”她停顿了一下，然后说，“还有别的事不对劲吗？”

“哦，是的。”我说，“我想恐怕是的，你知道，帕姆，我想你出麻疹了。”我拿给她一面小镜子，让她审视自己的脸。

“哦。”她说，“我看起来样子很怪，是不是？”我表示同意。

“那现在怎么办呢？”帕姆问，“我今晚还能去戏院看戏吗？”

“恐怕不能去了。”我说，“首先，我们最好给你母亲打个电话。”

我给贝达·德鲁斯打了电话，她立刻赶来了。她马上取消了出远门的计划，把帕姆带走了。我让罗莎琳德坐进车里，驾车返回德文郡，我们要在那里观望十天，看她是不是也会出麻疹。那一趟驾车之旅很不轻松，因为我在一周之前刚刚在腿上接种了牛痘，开车是有点痛苦的。

那十天接近尾声的时候，首先发生的是我突然头痛欲裂，伴随明显的发烧症状。

“也许要出麻疹的是你，而不是我。”罗莎琳德暗示道。

“胡说。”我说，“我十五岁时就出过严重的麻疹了。”不过我确实有些不安，有些人会出两次麻疹，要不然，我怎么会这么难受？

我打电话给我的姐姐。庞基总是时刻准备着过来援救，她发来电报说马上就来，不管是我病了还是罗莎琳德病了，还是我们俩都病了，或者任何别的事情，她都会来料理一切的。第二天，我感到更加难受了，罗莎琳德则抱怨说她感冒了——她眼泪汪汪的，还打喷嚏。

庞基如约而至，照例满腔热忱地应对灾难。很快，卡弗医生被请到了，他明确地宣告，罗莎琳德是即将出麻疹。

“你是怎么啦？”他说，“你看上去脸色也不好。”我说我感觉非常难受，应该是发烧了。他继续问诊。“种了牛痘，对吗？”他说，“而且你是开车回来的，牛痘是种在腿上的？为什么不种在手臂上？”

“因为手臂上要是有牛痘疤，穿晚礼服时会很难看。”

“哦，在腿上种牛痘并没有什么大碍，但种过之后再开两百英里的车，实在是愚蠢的事。让我们来看看。”他看了一眼。“你的腿肿得非常厉害。”他说，“这你知道吗？”

“哦，是的，可是我觉得只有接种的地方痛。”

“疼？可比那严重得多。让我量一下你的体温。”他量了，然后惊呼道，“天哪！你量过吗？”

“嗯，我昨天量过一次，是华氏102°（38.9℃），可是我觉得也许会降下来。只是浑身都不自在。”

“不自在！我知道你会觉得不自在。现在已经超过华氏103°（39.4℃）了。你就躺在床上等着，我去准备准备。”

他回来后说要马上送我去医院，并且会叫一辆救护车。我说叫救护车实在毫无道理，为什么不能坐小汽车或者出租车去？

“我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卡弗医生说，虽说不像平时那么坚定，“我要先同瓦茨太太谈谈。”

庞基进来了，她说：“罗莎琳德出麻疹期间我会照顾她的，卡弗医生好像觉得你的状况很糟。他们对你做什么了？牛痘中毒了？”

庞基把我的一些必需物品装到了箱子里，我就躺在床上等待救护车，希望能够集中精神。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仿佛自己置身于鱼贩店里的菜板上，身边全是鱼肉片和在冰上颤抖的鱼。可与此同时，我又觉得仿佛被包在一根圆木里，放在火上烤，冒着烟。这两种感觉结合在一起真是莫大的不幸。时不时地，我会做出巨大的努力，想要挣脱这讨厌的噩梦。我对自己说：“我就是躺在床上的阿加莎，没有什么鱼，没有鱼贩子的商店，我也不是在燃烧的圆木里。”然而不久后我又到了一张光滑的羊皮纸上，滑来滑去，身边全是鱼头。我记得有一个鱼头非常讨厌，好像是一条大比目鱼，鼓鼓的双眼、大大的嘴，非常凶恶地看着我。

然后房门打开了，一个穿着护士制服的女人走了进来，又好像是救护车的服务员，他们带来一个轻便轮椅。我再三地抗议，我不愿意坐轮椅去任何地方。我可以毫不费力地走下楼梯，走进救护车，绝对没问题。可我被那个护士制伏了，她不耐烦地说：“听医生的，现在亲爱的，就坐在这儿，让我们把你绑好。”

在我的记忆中，没有比要被人从很陡的楼梯上抬下大厅更吓人的事了。我体重不轻，超过了一百五十磅[约六十八公斤。]，而那个救护车服务员是个格外瘦弱的年轻人。他与护士一人一边把我抬进轮椅，然后开始抬我下楼。那轮椅咯吱作响，全然一副要散架的样子。那个救护车服务员不住地脚底打滑，不得不手抓扶栏。走到楼梯中间的那一刻，轮椅真的开始散架了。“天哪，天哪，护士小姐。”服务员气喘如牛地说，“我觉得它真的要散架了。”

“把我放下来。”我喊道，“我自己走下去。”

他们不得不让步，解开了拉扣。我抓住栏杆，勇敢地以标准的步伐走下楼梯，我感到安全多了，也畅快多了。我觉得他们实在是彻头彻尾的大笨蛋，不过我忍住了，没有说出口。

救护车开动了，把我送到了医院，一个漂亮的红头发的实习护士把我送上床。被单是冷的，但是还不够冷，鱼和冰的幻影又开始重现，还有燃烧的大锅炉。

“哦！”实习护士颇感兴趣地看着我的腿，“上次我们有一位病人的腿就像这样，第三天就烂掉了。”

很幸运，当时我已神志不清，她说的话我充耳不闻——当时就算砍掉我的双腿、双臂，甚至脑袋，我也不会在乎。可是就在那个实习护士帮我整理床铺，把我严严实实地盖好的时候，我忽然感到她没能准确地完成她的使命，她的护理在医院里一定很不受欢迎。

幸运的是，三天后我的腿并没有烂掉。在连续四五天的高烧和严重血液中毒造成的神志不清之后，我开始全面好转。我深信，而且至今仍相信，有些批次的牛痘疫苗会发挥双倍的效力。医生们则倾向于认为这完全是因为我小时候没有接种过牛痘，而且我从伦敦开车过来，腿部因过分用力而受到了损伤。

大约一个星期以后，我开始复原了，开始通过电话关切地询问罗莎琳德出麻疹的状况。她的疹子和帕姆的一样，出得很好。她很乐意有庞基阿姨照顾，几乎每天晚上都要用她清脆的声音喊道：“庞基阿姨！你像昨天晚上一样用海绵帮我擦擦好吗？我觉得好舒服啊。”

很快我就回家了，左大腿上仍然缠着厚厚的敷料，我们俩开开心心地一起康复。罗莎琳德直到开学后两个星期才重返学校。那时候她已完全康复，身体健壮，精神愉快。又过了一个星期，我的腿也痊愈了，踏上了旅程：先进入意大利境内，然后去罗马，我无法按原定计划在那儿待那么久，因为我必须赶上去贝鲁特的船。

4

这次我搭乘里雅斯蒂诺号去贝鲁特，在那儿住几天，再随奈恩运输公司的车队穿越沙漠。船离开亚历山大勒塔（Alexandretta）后沿海岸航行，海面波浪起伏，我感到有些不适。在船上，我注意到了另一名女子。后来，这位名叫西比尔·伯内特的女子告诉我，她在遇到风浪的时候也不舒服。她当时看着我，心想：这是我见过的最讨厌的女人。与此同时，我也是这么看她的，我对自己说：我不喜欢那个女人，不喜欢她戴的帽子，不喜欢她的米色长筒袜。

我们怀着对彼此的憎恶之情继续一起穿越沙漠，结果却很快地成了好朋友，友谊维系了许多年。西比尔，人们通常叫她鲍夫·伯内特，是当时的空军少将查尔斯·伯内特爵士的妻子，她此行的目的就是去和丈夫团聚。她是个很有见地的女人，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爱好旅行和观赏异国风光，她在阿尔及尔（Algiers）有一套漂亮的住宅。她有四个女儿，还有和前夫所生的两个儿子，她的生活中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乐趣。同行的人中还有一些英国圣公会高教的教徒，她们要去伊拉克瞻仰《圣经》中提到过的地方。领头的那位面目凶恶，叫威尔布里厄姆小姐，她有一双大脚，穿着休闲布鞋，戴着巨大的遮阳帽。西比尔·伯内特说她活像个大甲虫，我也有同感。她是个人人都想与之唱反调的女人，西比尔·伯内特有一次就顶撞了她。

“我带着四十个女人。”威尔布里厄姆小姐说，“真该为自己鼓掌，她们当中除了一个人之外，每一个都是欧洲贵妇。多么显要啊，你们觉得呢？”

“我不觉得。”西比尔·伯内特说，“全都是欧洲贵妇太单调了，应该多收点别的类型的女人。”

威尔布里厄姆小姐并没有理会——这正是她最大的特质，从来注意不到别人说的话。“是的。”她说，“我实在为自己庆幸。”

然后鲍夫和我聚在一起，看看能否找出那个没有通过考验的“害群之马”，在这个旅行团里唯一被贴上“非欧洲贵妇”标签的人。

同威尔布里厄姆小姐一起的，还有她的副领队兼好朋友艾米·弗格森小姐。艾米·弗格森小姐非常专注于英国圣公会高教的事业，甚至比她心目中的女超人威尔布里厄姆小姐有过之而无不及。唯一让她不安的是，她没有体力跟上威尔布里厄姆小姐的行动。“问题在于，”她倾诉道，“莫德极其健壮。当然我的身体也不错，可是我必须承认我有时候会感到累。然而我只有六十五岁，莫德已经快七十了。”

“她是个很好的人。”威尔布里厄姆小姐提到艾米时说，“很有能力，忠心耿耿，不幸的是她经常感到疲惫，这很让人气恼。我觉得她也很无奈，可怜的人，可是情形就是如此。”威尔布里厄姆小姐说，“而我从不感到疲惫。”我们对此深信不疑。

我们到了巴格达，我拜会了几位老朋友，在那里愉快地玩了四五天，随后就接到伍利夫妇的电报，去了乌尔。

那年六月，我曾在伦敦见过他们，当时他们回家探亲，我还把刚刚买下的克雷斯威尔（Cresswell Place）的一栋小马车房[马车房指由旧时马厩改建成的住宅。]借给他们住。那是一栋令人愉快的房子——或者说我这么认为——由马厩改建而成，像个老式乡村别墅，里面有四五间屋子。我买下它的时候底层仍有饲养棚，墙上还有饲厩和马槽，以及一个很大的马具室，一间小卧室就挤在饲养棚和马具室之间。一段像梯子一样的台阶通往楼上的两个房间：一间简易浴室和一个小房间。一位言听计从的建筑师帮我们改造了这里：楼下的饲养棚墙上的饲厩和木质结构全被夷平了。然后我选择了一种当时正流行的绒面壁纸，图案是绿色的植物，这样一来，走进这个房间就像走进了村舍里的小花园。马具室被改为车库，挤在中间的小房间改成女仆的房间。楼上的浴室也装饰得非常漂亮，墙上围了一圈欢快跃起的绿色海豚，瓷浴缸也是绿色的。大卧室被改为餐室，里面的长沙发拉开就是一张床。那个很小的房间变成厨房，另一个房间是次卧。

伍利夫妇住在这幢房子里时为我安排了一个可爱的计划：我要在发掘季结束前一星期左右到乌尔，待他们收拾好行李，就跟他们一起回来，穿过叙利亚，直奔希腊。我很高兴能与他们同行去希腊古城德尔斐（Delphi）。

我顶着沙尘暴到了乌尔，上次来时也遇到过沙尘暴，但这一次更猛烈，持续了四五天。我从没领教过四周到处弥漫着沙粒的情景，尽管窗户紧闭，还挂着防蚊帘，可到了晚上床上仍是一层沙子。虽然睡前会把沙子抖到地上，但次日早晨，脸上、脖子里，以及其他地方还是会有不少沙子。整整受了五天的罪，但我们聊得很投机，每个人都很友善，在那里的这段时间我过得很快乐。

伯罗斯神父又来了，还有建筑师威特伯恩，这次还有伦纳德·伍利的助手马克斯·马洛温，他当伍利的助手五年了，但前一年我来的时候没有看到他。他是个身材瘦削、皮肤黝黑的年轻人，沉默寡言，极少开口，但对自己的分内之事极为熟悉。

这次我注意到一些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事，在餐桌旁，所有人都奇怪地沉默不语，仿佛人人都害怕说话。一两天后，我开始察觉出原因。凯瑟琳·伍利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她可以随心所欲地让人感到自在或者让人很不安。我发现她被照顾得无微不至——总有人在她喝咖啡的时候递给她牛奶，在她吃吐司的时候递给她黄油或果酱等。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那么怕她呢？

有一天早上，她心情不好，我又有了一点新的发现。

“我想是没人打算把盐递给我了。”她说。顷刻之间，四只行动迅速的手穿越桌子，推挤着盐瓶，差点儿把瓶子推倒。然后是一阵沉寂。这时威特伯恩先生不安地倾身向前，递给她一片吐司。

“你没看见我嘴里已经塞满了吗，威特伯恩先生？”这是他得到的唯一回应。威特伯恩先生靠回到椅背上，满脸通红，非常不自在。接着每个人都焦躁不安地吃着吐司，最后威特伯恩先生又递给她一片，她又拒绝了。“我真的觉得，”她说，“我们应该留一片吐司给马克斯。”

我看着马克斯。最后一片吐司被递给了他，他很快地接了过去，没有拒绝，但实际上他已经吃过两片了。我很奇怪他为什么不说，不过同样的，事后我就明白了一切。

威特伯恩先生向我透露了其中的一些秘密。“你瞧，”他说，“她总有偏爱的人。”

“伍利太太？”

“是的，但不会一直是同一个人，明白吗？有时候她偏爱这个，有时候偏爱那个，我的意思是，你要么样样都是错的，要么样样都是对的。目前失宠的是我。”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现在马克斯·马洛温是那个做什么都对的人。这也许是因为上一个发掘季他不在，现在他比其他人都更具新鲜感。不过我个人觉得，这是因为他在这五年中学会了如何应付伍利夫妇——他知道什么时候该三缄其口，什么时候该说话。

我很快就意识到他是多么善于与人相处，他和工匠们关系融洽，更难得的是，他很善于应对凯瑟琳·伍利。“当然，”凯瑟琳对我说，“马克斯当然是个十全十美的助手。我不知道要是这些年没有他会怎么样，我想你会喜欢他的。我派他陪你去纳杰夫（Nejef）和卡尔巴拉（Kerbala），纳杰夫是穆斯林死者的圣城，卡尔巴拉那儿有座造型精美的清真寺。等我们收拾好了就去巴格达，他会一直陪你到那儿，沿途你可以看看尼普尔（Nippur）。”

“哦。”我说，“但是，他难道不想直接去巴格达吗？我是说，他也许在那里有朋友，要在回家前去那儿看看他们呢。”一想到要让这个年轻人陪着，我就很不安。他在乌尔操劳了三个月，或许想一个人去巴格达自由自在地玩一玩呢。

“哦，不会的。”凯瑟琳肯定地说，“马克斯会很高兴陪你去的。”

我认为马克斯不会喜欢的，尽管我相信他一定会掩饰他的不乐意。我感到非常不安。我将威特伯恩视为朋友，因为我去年见过他，于是我对他谈及此事。

“你觉不觉得这样太专横了？我不喜欢这样安排，你觉得我该不该对她说，我不想去纳杰夫和卡尔巴拉？”

“哦，我觉得你应该去参观那些地方。”威特伯恩说，“这没有什么关系，马克斯不会介意的。而且无论如何，我的意思是，如果凯瑟琳拿定主意了，那就定下来了，你明白的。”

我明白。羡慕之情在我的心中急剧膨胀：做这样的女人多了不起！她一旦决定一件事，视线里的每个人就会唯命是从，毫无怨言，都认为那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我记得好几个月之后，我对凯瑟琳说起我很羡慕她有那样一个丈夫。“真是了不起。”我说，“他那么无私，在船上的时候，他晚上会起来去为你调本吉尔食品或者准备热汤，像他那样的丈夫可不多。”

“真的吗？”凯瑟琳说，露出吃惊的样子，“哦，可伦恩[伦恩是伦纳德的简称。]认为那是他的荣耀。”他确实认为那是一种荣耀。事实上，任何人替凯瑟琳做了一件事后都会感到那是自己的荣耀，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你会有这种感觉。你会把从图书馆借来的两本自己很想读的书心甘情愿地借给她，只因为她唉声叹气地说没有东西可读。等回到家时你才意识到这件事，同时发现她是一个多么与众不同的女人。

只有真正杰出的人才不会任她摆布，我记得有一个是弗瑞雅·斯塔克。有一天凯瑟琳病了，不停地指使人给她拿东西、帮她做事。弗瑞雅当时也在那儿，她意志坚定、天性愉快，而且很友善。“我看得出你不大舒服，亲爱的，不过我对照顾病人完全不在行，所以我能为你做的就是出去一整天，这是最好的选择。”然后她真的出去了一整天。真够奇怪的，凯瑟琳并没有为此感到不快，她只觉得这件事证明弗瑞雅是个很有魄力的人。事实也的确如此。

现在继续谈谈马克斯。像他这样一个在艰苦的考古发掘地勤奋工作的年轻人，终于可以去休息、可以去散散心时，却要牺牲自己的时间，开车陪一位比自己年长、对考古一窍不通的陌生女人去游览名胜。而大家竟然都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看来马克斯也把这事看成理所应当的了。他是个神情严肃的年轻人，我在他面前会有些紧张，会暗自惴惴不安，担心是否应该向他表示歉意。我也确实结结巴巴地向他表达过这趟旅行不是我的主意，可马克斯很镇定，他说反正也没什么特别的事要做。这趟回家之旅他预计一程一程地走，先和伍利夫妇一道去德尔斐，由于他去过那里了，便在那里和他们分手，自己去看看巴塞神庙（Temple of Bassae）和其他希腊名胜。他也很愿意去尼普尔看看，那是个值得玩味的地方，去那儿他总是兴致勃勃。当然还有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全都值得一看。

我们俩如期起程，在尼普尔玩得很痛快，尽管累得精疲力竭。我们在崎岖的路上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走遍了方圆近乎几英亩的发掘现场。我得说要是没有人为我讲解的话，我是不会觉得那些地方有趣的，而此时我对发掘地的迷恋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

最后，晚上七点左右，我们到了迪瓦尼耶（Diwaniya），住在迪希伯恩斯家过夜。我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一心想要睡觉，可还是设法梳理掉头发里的沙子，洗洗脸，扑上一点粉，让面色恢复原状，然后费劲儿地穿上了一件晚礼服。

迪希伯恩斯太太喜欢招待客人，她很健谈，真的是说个不停，声音清脆，令人愉悦。我被引荐给她的丈夫，并被安排坐在他身边。他似乎是个安静的人，这也是我意料之中的。他坐在那里，长时间愁眉苦脸地沉默着，久久不语。我对我的旅行作了一些空洞的评论，他毫无反应。我的另一边坐着一个美国传教士，他也沉默不语。在旁边看着他时，我注意到他的手在桌子底下不住地扭动着，慢慢地把一块手绢撕成碎片。我发现后非常惊恐，很奇怪他这是在干什么。他的妻子坐在桌子对面，看起来也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这是很奇怪的一晚。迪希伯恩斯太太四处忙活，不但要和身旁的人交谈，还要照应我和马克斯。马克斯应对得彬彬有礼。传教士夫妇沉默不语，妻子死死地盯着丈夫，而他却把手绢撕扯成越来越小的碎片。

我打着瞌睡，迷迷糊糊中脑子里冒出一个地道的侦探故事里的情节：一位传教士因精神过度紧张而渐渐失去了理智。他为什么精神紧张？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每到一地，他都会撕扯手绢，将其撕成碎片，这成为一条线索。线索、手绢、碎片——于是，我感到房子中的一切都在旋转，我则几乎在睡梦中从椅子上跌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左耳边响起一个刺耳的声音。“所有的考古学家，”迪希伯恩斯先生不怀好意地说，“都是骗子。”

我睡意全无，琢磨着他这个人和他说的话。他这话是冲我来的，颇具挑衅性。我觉得我没有一点能力为考古学家的诚实行为辩护，就口气温和地说：“你为什么认为他们是骗子呢？他们说假话了吗？”

“句句谎言。”迪希伯恩斯先生说，“全都是假的。说什么他们知道文物的年代、挖掘出了什么东西啦，什么这东西有七千年的历史、那一件有三千年啦，什么这个国王当政、另外一个皇帝又取而代之啦。撒谎，他们每一个都在撒谎，无一例外。”

“你确定那些都是假的吗？”我说。

“不是吗？”迪希伯恩斯先生冷笑一声，不再说话了。

我和传教士说了几句话，可他没什么反应。此时迪希伯恩斯先生再次打破了沉默，将他愤愤不平的缘由透露了出来。“和往常一样，我还是只能把更衣室让出来，给那个搞考古的家伙住。”

“哦。”我不安地说，“对不起，我没有想到……”

“每次都是这样。”迪希伯恩斯先生说，“她总是这么做，我是说我的妻子，总是要叫来这些人或者那些人，让我们来忍受。不，我不是说你，你住的是一间常规客房，那样的屋子我们有三间。可是对埃尔希来说，那根本不够招待客人的。是啊，她总是要把房间都填满，连我的更衣室也是，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忍到现在的。”

我再次说我很抱歉，我从没感到如此不安，但这时我只能再次强打精神，尽量保持清醒。

餐后我恳求能否允许我去睡觉，迪希伯恩斯太太非常失望，因为她本来准备好好打一场盘式桥牌的。可是此刻我的眼睛都几乎睁不开了，只能跌跌撞撞地爬上楼梯，脱下衣服扔到一边，倒头便睡。

第二天清晨五点，我们上路了。在伊拉克境内的旅行让我体验到一种需要全力以赴的生活方式。我们造访了纳杰夫，那的确是个迷人的地方：真正的墓地，亡魂之都。我们常常可以看见戴着黑色面罩的穆斯林妇女来来往往，哭泣着。这是极端分子的温床，不是随便可以来参观的，需要事先通知警察，他们会戒备着，确保极端分子不会引发暴动。

之后我们离开纳杰夫，前住卡尔巴拉。那儿有漂亮的清真寺，拱顶金碧辉煌，这是我第一次走到近处观赏它。我们要在警局里过夜，我把凯瑟琳借给我的折叠床展开铺在一个小拘留室里，这就是我的床。马克斯在另一间拘留室里，他强调说半夜里若有事可以叫他。在我受的维多利亚式的教育里，大半夜去叫醒一个素昧平生的年轻人、请他陪我去厕所，那可是无法想象的。然而很快，我就当此事是理所当然的了。我叫醒了马克斯，他又叫来一位警察，警察提来一盏灯，我们三人走过长长的走廊，到了一个奇臭难闻的地方，地上有一个洞。马克斯和警察很有礼貌地等在门外，之后又提着灯陪我一起回到住处。

我们在警局外的一张桌子边共进晚餐，头上是一轮明月，耳畔是声声不绝的蛙鸣，单调却悦耳。现在，每当我听到蛙鸣，都会想起卡尔巴拉的那个夜晚。那个警察和我们坐在一起，时而谨慎地讲几句英语，不过主要还是用阿拉伯语同马克斯讲话，马克斯偶尔会把他对我说的一些话翻译给我听。与东方人交流的一种形式就是相对无言，以求内心感受的和谐。在又一次这样的安静之后，我们的同伴突然打破了沉默。“你好啊，欢乐的精灵！”他说，“你似乎不是飞禽。”我吃惊地望着他。他继续背完了这首诗。“我学过这首诗。”他点着头说，“非常不错，英语诗。”我说确实非常不错，对话似乎就这样结束了。我从未想到自己会在千里之外的伊拉克，于午夜时分在一个东方花园里，听一位伊拉克警察为我背诵雪莱（Shelley）的《致云雀》（Ode to a Skylark ）。

第二天早晨我们很早就吃了早饭，一位正在采摘玫瑰花的花匠拿着一束花走过来，我站在那儿等着，准备以和蔼的微笑接受。我丝毫也没料到，他竟看都不看我一眼就径直走到马克斯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把花递给他，这使我颇为尴尬。马克斯微微一笑，向我说明在东方，馈赠都要给男人而不是女士。

我们带上所有的物品、铺盖、一大堆新鲜面包，还有玫瑰花，上车出发。我们将在返回巴格达的途中绕道看看阿拉伯城市乌海迪尔（Arab city of Ukhaidir）。那地方在沙漠深处，沿途景色非常单调。为了打发时间，我们一起唱歌，把我们俩知道的曲目都用上了。从《约翰兄弟》[欧洲儿歌，最早为法语，后被译为多种文字在欧洲流传，民国时期传入我国后被改编为《两只老虎》。]开始，唱了很多首各式各样的民谣和小曲。终于，我们看到了乌海迪尔，它令人称奇地孤立在那里。离开那里约一两个小时后，我们突然看到一汪清澈的沙漠湖，蓝色的湖水波光粼粼。当时正热得难以忍受，我渴望去湖里游泳。“你真的想去？”马克斯说，“倒是没什么不可以的。”

“可以吗？”我若有所思地看着我的铺盖卷和小手提箱，“可是我没有游泳衣……”

“你没有任何……呃，用得上的东西吗？”马克斯措辞微妙地说。我想了想，最后穿上了一件粉红色丝制背心，套了两条内裤，整装待发。我们的司机是个彬彬有礼、一本正经的人——事实上阿拉伯人都这样——他走开了。马克斯穿上短裤和汗衫与我会合，我们一起在碧蓝的湖水中畅游。

那里简直是人间天堂，世界显得如此完美，至少在我们去发动汽车之前是这样的。车子停久了，陷入了沙地，动弹不得。我这才意识到在沙漠中开车的危险所在。马克斯和司机从车里取出钢板、铲子和各种各样的东西，拼尽全力想把车子拖出来，不过没有成功。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过去了，天气仍然酷热无比，我躺在车子边避暑，也就是车子一侧的阴影里，终于睡着了。

也不知是真是假，马克斯后来告诉我，就是在那一刻，他认定我将是他无与伦比的妻子。“一点也没大惊小怪！”他说，“你完全不抱怨，也没有说什么都是我不好，或者我们不该停在这儿之类的话。你似乎并不在乎我们是否能继续往前走。真的，就在那一刻，我开始觉得你很了不起。”

自从他对我说过这些话之后，我就很努力地不辜负自己的好名声。幸运的是，我善于对发生的事情处之泰然，不会大惊小怪，我还有随时随地睡着的本事。

我们走的不是商队往来的路线，可能好多天都不会有卡车或者别的什么车经过，也许长达一个星期都没有。和我们同行的还有一个警卫，他是骆驼兵团的成员，最后他说他会去寻求帮助，大概需要二十四个小时，但无论如何不会超过四十八小时。他把他的水都留给了我们。“我们沙漠骆驼兵团的人，”他骄傲地说，“在紧急情况下是不需要喝水的。”他迈着大步走了，我望着他的背影，心中充满了不祥的预感。这是一次历险，不过我希望会扭转为一次愉快的历险。水看起来没有多少，想到没水喝的情景，我就更加口干舌燥。然而，我们是幸运的。奇迹发生了。一个小时后，一辆坐了十四名乘客的福特T型小汽车从地平线上出现，坐在司机旁边的就是我们骆驼兵团的朋友，挥舞着一支漂亮的来复枪。

在回巴格达的路上，我们时不时地停下来，去墟丘上看看，去四周转转，捡拾陶瓷碎片。我对那些有釉的碎片尤其着迷，它们的色彩很鲜艳：有碧绿的、青绿的、湛蓝的，还有一片有金色图案的碎片——都是马克斯感兴趣的时代以后很久的东西，但他对我的爱好抱以宽容的态度，我们收集了一大口袋。

到巴格达后，我回到旅馆，打开橡胶防水布袋，把所有陶瓷碎片都浸在水中，再将闪闪发光、五彩缤纷的它们摆成图案。马克斯友好地顺从了我的好兴致，从他的橡胶防水布袋里拿出四块，补充到我的陈列中。我看着他望着我的样子，觉得那神情就像一名宽容的学者善意地看着一个傻乎乎的，但是还算讨人喜欢的孩子。我相信那就是他当时对我的态度。我一直热爱贝壳或彩色小石子之类的东西，全都是小孩子才会去捡拾的古怪的珍宝：一根色彩鲜艳的羽毛，一片色彩斑斓的树叶——有时候我觉得这些才是人生中真正的珍宝，喜欢它们胜过喜欢黄玉、翡翠，或者法贝热[彼得·卡尔·法贝热（Karl Gustavovich Faberge，1846-1920），俄国金匠和珠宝匠，曾为欧洲各国皇室制作精美的礼品，尤其以复活节彩蛋著名。]制作的那些昂贵的小盒子。

凯瑟琳和伦恩·伍利早已到达巴格达，对我们迟到了整整一天颇为不快，这是绕道乌海迪尔的结果。我的责任被开脱了，因为我就像马克斯随身携带的行李包，跟着走就是了，不晓得到什么地方去。

“马克斯应该知道我们会担心的。”凯瑟琳说，“我们可能会派出搜索队，或者做出别的什么傻事。”马克斯耐心、反复地说他很抱歉，他没有料到他们会这么担心。

过了几天，我们坐火车离开巴格达去基尔库克（Kirkuk）和摩苏尔，然后踏上回国的旅程。我的朋友德怀尔上校到巴格达北站为我们送行。“你要知道，你自己要有主意。”他推心置腹地对我说。

“要有主意？什么意思？”

“因为你和那位大小姐在一起啊。”他冲着凯瑟琳·伍利的方向点点头，她正在和一个朋友说话。

“但是她对我很好啊。”

“哦，是的，我看得出你被她迷惑了，所有人都会时不时地有这样的感觉。说实话，我到现在还有这种感觉，那个女人想让我去哪里，就可以叫我到哪里。可是正如我所说的，你要有主意。她会迷得鸟儿从树上掉下来，还让它们觉得那是理所应当的。”火车发出类似于爱尔兰传说中报丧的女妖发出的那种哀鸣，我很快就发现这是伊拉克火车的特征——一种刺耳的、怪诞的噪音，说这是一个女人在为她的魔鬼情人哀号再合适不过了。事实上并没有什么浪漫的故事，这不过是火车头急于向前开动的表示。我们爬上了车，凯瑟琳和我同住一个卧铺隔间，马克斯和伦恩住在另一间。我们启程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到达了基尔库克，在山庄里用过早餐，然后开车去摩苏尔。车开了六到八个小时，主要都是在车辙密布的道路上行驶。途中还要乘渡船越过扎卜河（the river Zab），渡船如此原始，让人觉得像是在《圣经》里出现过的。

在摩苏尔我们也住在山庄，里面有一个可爱的花园。摩苏尔在后来的很多年里是我生活的中心，不过当时并没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怎么浏览。

我在这里遇到了麦克劳德夫妇，他们经营一家医院，后来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他们俩都是医生，彼得·麦克劳德主管医院，他的妻子佩吉偶尔在一些特别的手术中协助他。由于不允许他看到或触摸病人，手术变得非常奇特，因为让一个男人为穆斯林女人动手术是不可能的，即使他是个医生。我猜想需要架起一面屏风，麦克劳德医生会站在屏风外面，他的妻子站在里面，他会指导她如何操作，而她会描述她探及的器官的状况，以及各种各样的细节。

在摩苏尔待了两三天后，我们开始了真正的旅行。我们在泰勒阿费尔（Tell Afar）的一家山庄住了一晚，那里距摩苏尔两小时车程。次日早上五点，我们坐上一辆牛车出发，在乡野间穿行，游览了幼发拉底河的几处遗址，然后向北行进，寻找伦恩的老朋友巴斯拉维，他是当地某部落的酋长。在穿越了很多干河床，忽而迷路忽而又找到了方向之后，我们终于在黄昏时分到达了。我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享用了丰盛的一餐，最后去休息了。在土砖建成的房子里有两个摇摇欲坠的房间指定给我们，每个房间有两张小铁床，各自靠在角落。这时就有点麻烦了。一个房间里的一张床上面的天花板状况良好，就是说不会有水滴到床上——因为当时已经开始下雨了，所以很容易发现。另一张床通风更好，只是有很多水滴到床上。我们看了一下另一个房间，这个房间的屋顶一样不可靠，而且房间更小、床要窄一些，通风和光线都不好。

“我想，凯瑟琳，”伦恩说，“你和阿加莎最好睡在床铺干燥的小房间，我们睡另一间。”

“我觉得，”凯瑟琳说，“我必须睡大房间里那个比较好的床，如果有水滴在我的脸上，我会睡不着。”她毅然决然地径直走向那个令人愉快的角落，把她的东西放在床上。

“我希望能把床拉出来一些，以免淋得厉害。”我说。

“我实在不明白，”凯瑟琳说，“阿加莎为什么非得睡这张漏水的坏床，马克斯或伦恩睡这张床，另一个可以去阿加莎那个房间。”这个建议被采纳了，凯瑟琳审视了一下马克斯和伦恩，想看看哪个对她更有用。最后她决定把特权授予伦恩，让马克斯去和我住小房间。看起来只有我们愉快的主人被这样的安排逗乐了，他用阿拉伯语对伦恩说了几句粗俗的玩笑话。“随意随意，”他说，“随意好了！随你们怎么住，反正男人是高兴的。”

虽说如此，可到了第二天早上，没有人是高兴的。我大约六点钟醒来，雨水如注地浇在我的脸上。在另一个角落的马克斯也完全暴露在大雨中，他把我的床从最大的裂缝下拖开，又把自己的床从角落里推了出来。凯瑟琳并不比任何人好些，她头上的天花板也有一条裂缝。我们吃完饭后在巴斯拉维的陪同下出去转了一圈，参观了他的领地。随后我们再次上路，这时的天气非常糟糕，部分地方的干河床已开始塌陷，很难穿越。

终于到达阿勒颇时我们又湿又累，住进了可以说是相当豪华的巴伦饭店。房主的儿子科克·巴伦向我们致意，他的脑袋又大又圆，面色泛黄，有着忧郁的深色双眸。

我唯一想做的就是洗一个热水澡。这里的浴室是东西合璧的，我设法打开热水，照例喷出的是蒸汽云雾，把我吓得半死。我尝试关上它，可是关不住，只能大声叫马克斯过来帮忙。他从过道走下来，把水关小了，然后他让我回房间，等他帮我准备好洗澡水了会过来叫我去享用。我回到房间里等待着，等了很久，一点儿动静也没有。最后，我穿着睡袍、把海绵夹在胳膊底下起身前去。浴室门是锁着的，这时马克斯现身了。

“我的洗澡水呢？”我问道。

“哦，现在凯瑟琳·伍利在里面。”马克斯说。

“凯瑟琳？”我说，“你让她用了你为我准备的洗澡水？”

“哦，是的。”马克斯说，然后加以解释，“她想用。”

他目光坚定地直视着我，我明白了我所面对的是米堤亚人和波斯人不容更改的法律。我说：“好吧，我觉得这样非常不公平，那些洗澡水是替我准备的，是我的洗澡水。”

“是的。”马克斯说，“我知道，可是凯瑟琳要用。”

我回到房间里，回想起德怀尔上校的话。

次日，我再一次回想起这番话。凯瑟琳的床头灯不亮了，她正感到不舒服，躺在床上，忍受着头痛之苦。这次我主动配合，把我的床头灯拿来和她交换。我把灯拿到她的房间里装好，就离开了。似乎正赶上饭店电灯短缺，所以那天晚上我只能依靠天花板上微弱的灯光读书。翌日，我感到有点愤慨。凯瑟琳决定换房间，以求少一点车来车往的噪音，她的新房间里有一个好用的床头灯，而她却懒得把我给她的那个拿来还给我，无疑，这使那盏灯成了第三者的所有物。然而，凯瑟琳就是凯瑟琳，要不要这个朋友，全凭你。我下定决心，以后要略加注意，保护自己的利益。

第二天，凯瑟琳本来没发烧，却说自己更不舒服了。她心情不好，任谁走近她身边她都受不了。

“只要你们全走开就行了。”她哀号着，“统统走开，不要管我。我不能忍受整天有人进进出出我的卧室，问我是不是想要什么，不停地打扰我。只要我能安安静静的，没人来烦我，到晚上我就会觉得舒服了。”我完全明白她的感受，因为这和我生病时的感受很像。我想要人们都走开，不要管我。这也是一只狗爬到一个安静角落时的感受，它希望能安静地待在那里，不要人管，直到奇迹出现，它又会恢复常态。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伦恩手足无措地说，“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帮助她。”

“哦。”我安慰他，因为我很喜欢他，“我想她自己最明白怎么办最好，大概她现在不想要别人打搅。我晚上再来看看，那会儿她会好一些。”

于是行程就这样定了，马克斯和我去卡拉特锡曼（Kalaat Siman）探访一处十字军的城堡（Crusader's castle）。伦恩说他留在饭店，以防凯瑟琳需要什么，他好随时能在她身边照料。

马克斯和我兴高采烈地走了。天气晴朗多了，车开得挺顺当，我们开车越过灌木丛及红牡丹，看到成群的绵羊。后来随山路缓缓而上，绵羊变成黑山羊和小孩。我们俩终于到达卡拉特锡曼，随即开始野餐。席地而坐，欣赏周围景色，马克斯讲述了一点他的身世和他的生活。他在即将离开大学时交上了好运，在伦纳德·伍利手下找到了这份工作。我们俩又四处捡了些陶片，待夕阳西下时才起身回去。

我们一回到饭店就迎来了麻烦，凯瑟琳因为我们离她而去而怒不可遏。

“可是你自己说要单独待着的呀。”我说。

“一个人不舒服时才会这么说，想想你和马克斯就这么残忍地走了。哦，是啊，也许你还不那么坏，因为你没有那么了解我。可是马克斯，他非常了解我，他知道我可能会需要什么东西，他却就这样走掉了。”她闭上眼睛说，“你们最好现在就离开我。”

“需要我们帮你拿点什么吗，或者陪陪你？”

“不，不需要你们拿任何东西给我。真的，这一切让我感到很难过。至于伦恩，他的行为是绝对可耻的。”

“他做了什么？”我有点好奇地问。

“他把我撇下，不给我留一滴喝的，一滴水都没有，一滴柠檬汁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我就这样无助地躺着，喉咙冒烟。”

“可是，你不能按铃叫人送点水来吗？”我问。这话说坏了，凯瑟琳用毁灭性的眼神瞥了我一眼。

“我看得出，你对这种事一点也不了解，想想看，伦恩竟可以这样无情。当然，如果有一个女人在场，就会有所不同了，她会想到的。”

第二天早上我们也几乎不敢接近凯瑟琳，不过她表现出最常见的凯瑟琳风格。她显得很迷人，微笑着，看到我们时很愉悦，我们为她做任何事她都感激不尽。她仍然是那么和蔼可亲，表明她原谅我们了。于是，一切平安无事。

她真是个不寻常的女人。年复一年，我渐渐地了解了她，不过还是无法预知她的心情。我觉得她应该是某种类型的伟大艺术家，一位歌手或者一个演员，这样她的情绪就会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气质。事实上，她几乎就是一个艺术家，她雕刻过一尊苏巴德王后（Queen Shubad）的头像，还曾被配上著名的金项链和头巾展览过。

她做过一个哈穆迪（Hamoudi）头像、一个伦纳德·伍利的头像，还有一个漂亮的少年的头像。不过她对自己的能力缺乏自信，总是倾向于找人来帮忙，或者接受他人的意见。伦纳德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她，可是永远都不够好。我觉得她为此有一点轻视他，也许任何女人都这样，没有女人喜欢一个让人蔑视、乖乖受老婆虐待的男人。伦恩在发掘古迹时可能是派头十足的，可在她面前只是个光会奉承的人。

我们离开阿勒颇前的一个周日清晨，马克斯带我访问了各种宗教团体，这令人相当紧张。

我们参观了马龙派教堂（Maronites）、叙利亚天主教堂（Syrian Catholics）、希腊东正教堂（Greek Orthodox）、聂斯托里教堂（Nestorians）、雅各派教堂（Jacobite），以及许许多多我记不得名字的教派。其中一些人我叫他们“洋葱教士”（Onion Priests）——他们戴着像洋葱一样的圆圆的头巾。希腊东正教堂最令人不安，因为在那儿我和马克斯被不由分说地分开了，我和其他女人一起被挤到教堂一边，推进一个类似马厩的地方，套上一种装在墙上的绞首圈里，站在墙边。这是一个充满神秘气息的仪式，大部分在祭坛的帷幔后进行。从帷幔后传来圆润响亮的声音，随着缭绕的香火散布厅堂，大家遵照一定的时间间隔捣蒜式地鞠躬。没待多久马克斯就把我带了出去。

现在回顾我这一生的经历，对我来说最生动、在我的记忆中保留得最清晰的，似乎就是我去过的那些地方。我的心中会突然升起一阵充满喜悦的兴奋之情——一棵树、一座山、一幢隐匿在运河边的白色房子、远方一座小山的形状。有时候我得回想片刻，回忆那是在何时何地，然后那幅画面就清晰地呈现出来了，我就想起来了。

但对于人，我一向记不清楚。我的朋友们当然和我很亲密，可是那些仅有一面之缘、曾经让我喜欢的人，我几乎立刻就会忘记。我实在不能说“我从没忘记过谁的脸”，这样说可能更正确些：“我从没记清过谁的脸。”可是对于地方，我总是牢记在心里。有时时隔五六年后重返某地，我仍对路该怎么走记得一清二楚，即便之前只去过一次。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地方的记忆力会那么好，对人却如此模糊。也许是因为我有远视的缘故。我始终是远视眼，以至于看人只有一个粗略的影像，因为他们近在眼前。而我眼中的地方则是清晰的，因为它们都在远处。

我会因为对我来说那些小山的形状不对而不喜欢一个地方——小山的形状要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德文郡几乎所有的小山的形状都是对的；西西里（Sicily）的大多数小山形状都不对，所以我不喜欢西西里；科西嘉（Corsica）的小山绝对讨人喜欢；威尔士的小山也是；在瑞士，那些小山和山脉都离你太近了，雪山单调得乏味，除了阳光在山上产生的变化莫测的效果，没什么激动人心的。“风景”也可能是乏味的，你沿着小路爬上一座小山——就在那儿！一幅全景展现在你面前，然而这就是全部，再没有什么别的了，一切已尽收眼底。“很美。”你说。如此而已！全都在你脚下。可以说你已经把它征服了。

5

我们从阿勒颇乘船前往希腊，沿途船只时常靠岸。记得最清楚的是和马克斯一起在默辛（Mersin）上岸，在海滩上度过了快乐的一天，在非常温暖的海水里游泳。那一天他为我采了很多很多金盏花，我把它们串成一个花环，他帮我挂在了脖子上。中午我们在一大片金盏花的海洋里享用了一顿野餐。

我盼望着与伍利夫妇游览德尔斐，他们提到那儿的时候欣喜若狂，坚持要在那里好好款待我，让我觉得亲切无比。到雅典时我满怀期待，非常高兴。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我清楚地记得我站在饭店的接待台前接过一沓邮件，最上面是几封电报。我一看到电报，心头就笼罩上了不祥的阴影，因为七封电报就意味着有什么坏消息。最近至少两星期，我们和外界断了联系，坏消息现在才追上了我。我打开一封电报，但其实最上面的是最后收到的，我又把剩下的排好了次序。最早的电报上说罗莎琳德患了严重的肺炎，我姐姐一手将责任承担起来，开车把她从学校接到了柴郡。接下来几封说她的病情很严重，最后一封，就是我最先拆开的那封，说她的情况有所好转。

现在，当然啦，你可以在十二个小时之内回到家里，比雷埃夫斯（Piraeus）每天都有航班去英国。而在那个时候，在一九三〇年，还没有这么便捷。最快的办法是如果我能订到一个座位，就可以坐下一班东方快车在四天内抵达伦敦。

三位朋友因为这则坏消息对我非常关切：伦恩放下了手上的工作，跑到旅行社去订最近一班车的座位；凯瑟琳怀着深深的同情安慰我；马克斯没怎么说话，不过他也和伦恩一起去了旅行社。

遭到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我头昏眼花，艰难地挪动着脚步，结果踩进了雅典街道旁永远填不完的树坑里，脚踝严重扭伤，无法走路了。我坐在饭店里听着伦恩和凯瑟琳的宽心话，心里奇怪马克斯去哪儿了。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手里拿着两卷绉纱绷带和一条弹性绷带，他轻声地解释说他可以陪我回去，一路上照顾我和我的脚伤。

“可是你本来是要去巴塞神庙的啊。”我说，“你不是和人约好在那里见面的吗？”

“哦，我改变计划了。”他说，“我觉得该是回家的时候了，这样可以和你一道走。我可以扶你去餐车或给你弄点吃的，给你做个帮手。”

这真是求之不得，简直难以置信，我觉得，而且至今仍觉得，马克斯真是个好人。他沉默寡言，不喜欢用言语来安慰人，但他会干实事，能急人所需，使你得到莫大的慰藉。他没有为罗莎琳德的事安慰我，没有说什么她会好起来的、不用担心之类的话。他只是承认了我时运不济的事实。当时还没有磺胺类药物，肺炎实在是一大威胁。

我和马克斯次日晚上就启程了，一路上他给我讲了许多有关他家庭的事情，他的弟兄、他的母亲——一个爱好艺术、喜好绘画的法国女人，还有他的父亲，听上去有点像我哥哥蒙蒂，幸而他有更稳定的经济基础。

在米兰我们经历了惊险的一幕。火车晚点了，我们走下车——脚踝有弹性绷带支撑，我已经可以跛着脚走路了。我们问列车长会停车多久。“二十分钟。”他说。马克斯建议去买点橙子，于是我们走去一家水果店。我想这大约只用了五分钟，可回来后月台上已经没有火车了，我们被告知火车离站了。

“开走了？我以为要在这里停二十分钟呢。”我说。

“啊，是啊，夫人，可火车误点太多了，所以只停了很短的时间。”

我们惊慌地面面相觑。一位资深铁路员跑来帮我们想办法。他建议我们雇一辆跑得快的小汽车，与火车竞速。他认为我们最有可能在多莫多索拉（Domodosola）赶上火车。

于是，一段颇像电影里演的旅程开始了。起先，我们跑到了火车前面，然后火车又领先了，让我们颇为失望，不过过了一会儿我们又因占了优势而感到宽慰。我们在山路中盘桓，火车在隧道中钻进钻出，时而领先，时而落后。最终我们比火车晚了三分钟到达多莫多索拉，似乎所有的乘客都在倚窗向外张望——尤其是我们那节车厢的人——看我们到了没有。

“啊，夫人。”一个年长的法国人帮助我爬上了火车，“你们的神经肯定饱受折磨！”法国人总有一种很奇妙的表达方式。

雇了一辆昂贵的小汽车的结果是，我们几乎用光了身上所有的钱，因为当时没工夫讨价还价。马克斯的母亲会在巴黎接他，他满怀希望地建议我向她借钱。我后来经常回想，未来的婆婆在看到与她儿子在一起的女人从火车上跳下来，简短地寒暄了两句之后就把她身上的每一文钱都借走了，究竟做何感想。当时没有太多时间解释，因为我还要赶火车回英国，于是语焉不详地道歉了几句之后，我就带着从她那里要来的钱离开了。我觉得她不可能对我有良好的印象。

我对那次与马克斯同行的旅程记得不多了，只记得他的亲切、机智和同情心。他搜肠刮肚地说了很多他的所思所想，来转移我的注意力。他帮我在脚踝上缠绷带，搀扶我走到餐车，我觉得仅凭我自己是肯定做不到的，尤其是在东方快车那结合了速度与力量的震动之下。我还清楚地记得马克斯对我的评价：当时火车正沿着意大利里维埃拉海滩行进，我昏昏欲睡地坐在角落，靠在椅背上。马克斯也在我的隔间里，就坐在我对面，我发现他若有所思地端详着我。“我觉得，”他说，“你真的长了一张高贵的面孔。”这让我非常吃惊，并且清醒了一些。这是我从来没想过会听到的描述，的确也没有人这么说过。一张高贵的面孔，我有吗？似乎不大可能，然后我苦思冥想，说：“我想是因为我有一个罗马人的鼻子。”是的，我觉得我有一个罗马人的鼻子，让我的侧脸有一点点高贵的感觉。我不大确定我是否喜欢这种说法，好像谈不上喜欢。我有不少特质，脾气好、精力充沛、意志薄弱、健忘、怕羞、感情丰富、极度缺乏自信、适度的无私——可是高贵吗？不，我想不出自己哪儿高贵。接着我又昏昏欲睡了，这次把我的罗马式鼻子调整到了最好看的方向——正对着他，而不是侧面。

6

一到伦敦，我就提心吊胆地往家里打了通电话，我已经五天没听到家里的消息了。姐姐告诉我罗莎琳德好多了，已经脱离了危险，恢复得很快，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六个小时之内我就抵达了柴郡。

尽管罗莎琳德显然在迅速地康复，我见到她时仍吃了一惊。我当时对孩子在患病时变化之快毫无经验，我的护理经验中绝大多数对象是成年男子，孩子们可能在某一刻看上去病得半死，却又在下一刻健康如常人。这种惊人的变化对我来说可谓完全陌生的。罗莎琳德表面上看上去瘦了、高了，她无精打采地靠在扶手椅上，一点儿也不像我的孩子。

罗莎琳德的个性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她的活力，她是那种从没有片刻安静的孩子。一次长途跋涉的野餐后回到家，她会兴致勃勃地说：“晚餐以前至少还有半个小时，我们做什么呀？”如果这时你走到屋子里的某个角落，发现她正倒立着，也很正常。

“你干吗要这样，罗莎琳德？”

“哦，我也不知道，打发时间呗，总得干点什么呀。”

可是此时罗莎琳德就靠在那里，看上去非常虚弱，完全失去了活力。我姐姐只是说：“你该看看她上个星期的样子，简直像个死人。”

罗莎琳德恢复得十分迅猛，我回来不到一个星期，她就回到了德文郡的阿什菲尔德，似乎恢复了本来的样子，尽管我尽力约束她又想动个不停的愿望。

显然，罗莎琳德回学校时身体和精神的状况都已经很好了，直到流感在学校里蔓延，学生中有一半都被感染了。我想流感正是在她刚刚出过麻疹、处于抵抗力最弱的时候袭来的，从而引发了肺炎。每个人都为她担忧不已，而且有点怀疑我姐姐是否应该开车带她北上。但是庞基坚持这么做，她确信这是最好的办法，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没有人比罗莎琳德恢复得更好了，医生宣告她已经恢复如初，甚至比原来更强壮。“她似乎又生龙活虎了。”医生补充道。我告诉他坚韧一直是罗莎琳德的好品质之一，她从不承认自己病了。在加那利群岛时她患了扁桃体炎，但除了说“我觉得很不高兴”以外，没再多说过一句话。

经验告诉我，当罗莎琳德说她觉得很不高兴的时候，有两种可能性：要不她就是病了，要不就是字面意思——她很不高兴。因此，她认为事先把事实告诉我们会比较公平。

当然啦，做母亲的自然都宠爱自己的孩子，为什么不可以呢？可是我情不自禁地认为我的女儿比大多数孩子更惹人喜爱。她有一种本事，回答问题时经常出人意料：一般情况下，大人往往都能猜得到孩子的回答，而罗莎琳德的回答却常常使我大吃一惊，也许是因为她身上有爱尔兰血统。阿尔奇的母亲是爱尔兰人，大概是从她的爱尔兰祖母那儿继承了这种出其不意的本事。

“当然。”卡洛有一次以她喜欢的那种客观公正的口吻说道，“罗莎琳德有时候很暴躁，我被她气得要死，可是跟她相熟之后，我总觉得别的孩子都很无聊。她可能很暴躁，可是她绝不会让人觉得无聊。”我觉得这就是她的个性，一生都不会变。

人们在三岁、六岁、十岁或二十岁时，其实个性相差无几。在六七岁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还没到会做作的年龄。而到了二十岁，人们就会装腔作势或赶时髦了。如果时尚推崇的是理性，你就会变得文质彬彬；如果当时姑娘们流行浮夸，那么你就变得愚昧而轻浮。然而，随着生活不停地继续，你会腻烦扮演这种角色，于是又恢复了个性，日渐回到自我的本来面目。有时这样会使周围的人大惑不解，却能使本人得到解脱。

我不知道写作的情形是否也是如此。刚开始写作时，你通常会极端崇拜某位作家，不自觉地模仿其风格。但一般情况下这种风格并不适合你，因此你会写得不伦不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崇拜的影响力减弱了。你仍然佩服某些作家，甚至还希望写得像他们那样，但你也意识到自己不可能这么做，这时你大概就懂得了文学创作的谦卑感。如果我的作品能像伊丽莎白·鲍恩（Elizabeth Bowen）、穆里尔·斯帕克（Muriel Spark）或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著作一样，我会快乐得飘到天上去，但是我知道我无法写成那样，也从未想过尝试模仿他们。我深知我就是我，只能尽力而为，却不能干那些奢望之事。正如《圣经》所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引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原文为“Who by taking thought can add one cubit to his stature?”]

我的脑海里时常会浮现出一面悬挂在育儿室里的奖状，肯定是在赛舟会上的掷椰子比赛中获得的，上面有这样的字样：“当不上火车司机，就当个加油工。”用在生活中，没有比这句更好的座右铭了。我觉得自己遵循了这个座右铭：尽管我也做过一番努力，但我从不一味干那些不能胜任、永远做不好的事。鲁默·戈登（Rumer Godden）在她的一本著作中曾列举出她的好恶，我当时觉得这很有趣，就立刻写下了自己的好恶。我觉得现在还可以扩展一下，同时列出我不能做的事和能做的事。自然，前一个清单要长得多。

我不擅长运动；不是也不可能是个健谈的人；我极易受到外界影响，因此在想清楚该做什么之前我会选择独处；我不会素描，也不会画画，不会做模型，也完全不理解雕塑；事情不到火烧眉毛我绝不会着急；我不善于口头表达自己的思想——书面表达会更得心应手；我在原则问题上比较坚定不移，但对待其他事都会随风倒——尽管我知道明天是星期二，可如果有人告诉我明天是星期三，并且说过四次以上，我也会信以为真，然后就照他所说的做。

我擅长什么呢？嗯，擅长写作；可以当个过得去的音乐家，但做不了专业的，只能为歌手当很好的伴奏；遇到困难时我会先想个办法凑合。这个本事很有用，家里遇到麻烦事的时候，我巧妙地运用发卡或别针来解决问题的能力会让你大吃一惊。有一次我把面包搓成面团，粘在一个发卡上，再用火漆把发卡固定在一根窗帘杆的末端，然后设法把母亲掉在温室顶上的假牙捡了回来！我还成功地麻醉过一只缠在网球球网上的刺猬，将它解救了下来。我擅长应付房子里的各种问题，不胜枚举。下面再说说我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吧。

我不喜欢人多，不喜欢熙熙攘攘、大声喧哗、冗长的谈话。我不喜欢聚会，特别是鸡尾酒会。我不喜欢纸烟冒出来的烟，一般来说抽烟我都不喜欢。我不喜欢任何酒，除非用于烹饪。我不喜欢果酱、牡蛎、半生不熟的食物、灰蒙蒙的天空、鸟爪，实际上我压根儿不喜欢鸟。最后，也是我最讨厌的，就是热牛奶的气味和味道。

我喜欢阳光、苹果、几乎任何音乐、火车、数字游戏、任何与数学有关的东西。我喜欢航海、海水浴和游泳。我喜欢沉默、睡眠、做梦、吃东西，喜欢咖啡的味道、山谷中的百合花、狗，我也喜欢去看戏。

我可以把这个清单写得更好，听起来更郑重其事、更有意义，但那样就不是我了，我想还是顺从自己的秉性吧。

既然开始了新的生活，就得对朋友进行清点。我所经历的一切使我的评估有点苛刻。卡洛和我把他们分成两个授勋体系，一类是叛鼠勋章，一类是忠犬勋章。我们有时候会谈及某人，说：“哦，是的，我们要给他一枚忠犬勋章，第一等的。”或者“我们要给他一枚叛鼠勋章，第三等的。”叛鼠并不多，但有些是你开始没有看透的，误以为是知心朋友，一旦你的名声变得不大好听，他们就会立刻冷落你。这个发现当然让我更加敏感，更倾向于避开人群。另一方面，我发现许多朋友能够始终如一地待人，对我的爱护和关怀比以前更深。

在所有的品行中我最推崇忠诚，远胜于其他任何美德。忠诚和勇敢是人类两大最优秀的品德。任何形式的勇敢，无论是肉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都使我满怀敬意。这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品德，如果你要生活，就不能没有勇敢，这是必不可少的。

我发现在我的异性朋友中有许多值得授予忠犬勋章的忠诚伙伴。大多数女人的生活中都不乏这样的人，我也被这样的一个人打动了。他给我送来了许多鲜花，给我写信，最后请求我嫁给他。他是个鳏夫，比我年长，他告诉我说，初次见到我时他觉得我太年轻，可现在他可以给我幸福和一个温暖的家。我被他的话打动了，但并不想嫁给他，对他也从没产生过那种感情。他是个很好、很体贴的朋友，仅此而已。有人钟情于你，这总会让你激动。但是仅仅为了得到安慰或伏在男人的肩膀上哭泣就结婚，那也太愚蠢了。

不管怎样，我并不需要谁来安慰我。我害怕结婚，并且认识到大多数女人迟早都会意识到这一点：在生活中，唯一能让你伤心的人只有你的丈夫。因为再没有人比他更亲近了。与他每日相伴、依赖他、被他影响，而这就是婚姻。我决定，从此不再让自己受任何人摆布。

我在巴格达的一位空军朋友说过一些令人不安的话，他讲述了自己婚姻的坎坷，最后说：“你可能觉得生活已经安定下来，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下去了，但是最终不可避免的是，你要面临两种选择：找一个情人或者找几个情人，要在这二者之间做一个选择。”有时，我会心神不定地认为他的话是对的。但是无论选择哪一种，都比结婚强。有好几个情人不会伤你的心，而只有一个情人可能会令你伤心，但也不会像丈夫那样叫人心碎。对我来说，丈夫已成为过去，当时我的脑子里不考虑任何异性。但是，我的那位空军朋友坚定地说，这种状态不会长久。

令我惊讶不已的是，尽管我并没有明确地宣布已和丈夫分居或离婚，人们却会不厌其烦地做出一些无聊的暗示。一个小伙子认为我不可理喻，他对我说：“你已经和丈夫分居了，或许还将和他离婚，那么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开始时，我也弄不清自己对这种关注是高兴还是生气，我想基本上还是高兴的。人无论多大岁数都会在意他人的眼光。另一方面，我的暧昧身份有时也会把事情弄到复杂得令人生厌的地步——有一个意大利人就是这样，也怪我不懂得意大利人的习惯，自作自受。他问我船上夜里装煤的声音是否搅得我睡不着觉，我告诉他没这回事，因为我的卧舱在船的右舷，不临码头。“哦。”他说，“我想您是在三十三号卧舱吧。”“不是的。”我说，“我的是个偶数：六十八号。”在我看来，这话无可挑剔吧？可是我没想到，意大利人问你卧舱号的意思是征询能否去你的卧舱。随后他没说什么，可午夜过后，这位意大利人来了，滑稽场面也随之出现。我不懂意大利语，他不通英语，于是我们俩压低音量、用法语叽叽喳喳地争吵起来。我很生气，他也很愤怒。我们的谈话大致是这样的：

“您怎么敢到我的卧舱来？”

“是您邀请我来的呀。”

“没有的事。”

“您邀请了，您告诉我您的卧舱号是六十八号。”

“没错，可那是因为您问我的。”

“当然是我问的，我问您是因为想到您的卧舱来，而您告诉我可以来。”

“我没有那样说呀。”

我们俩吵了一会儿，声音时高时低，最后我让他别说了。我相信隔壁卧舱的大使馆医生和夫人会对我妄加猜测的。我气愤地撵他走，他坚持要留下来。最后他恼羞成怒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我，于是我向他道歉，说我的确不知道他当时的问话实际隐含着其他意思。最后我终于摆脱他了，尽管他仍愤愤不平，但弄清楚了我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种精于世故的女人。我还向他解释说，我是个生性冷淡的英国女人，这又让他平静了不少。他向我表示惋惜，就算是面子——他的面子——被挽回了。第二天早晨，那位大使馆医生的太太就对我露出一副冰冷的面孔。

很久以后我才发现，罗莎琳德从一开始就以很现实的态度品评我的每一个求婚者。“嗯，我想你肯定会再结婚的，我自然要关心那个人是谁。”她向我解释道。

马克斯此时从法国他母亲那儿回来了，他说他会在大英博物馆工作，并想知道我是否会来伦敦。这在当时似乎不太可能，因为我已经在阿什菲尔德安顿下来。不过后来，刚好我的出版商柯林斯准备在萨伏依饭店举行一次大型宴会，特别邀我去见见出版我作品的美国出版商及其他一些人。那天的会面排得满满的，我乘夜车去了伦敦，邀请马克斯到马厩改的那栋房子里共进早餐。

一想到要与他重逢我就感到兴奋，但奇怪的是，他的到来竟使我有些难为情。在那次结伴旅行中，我们已经建立了友谊，我难以想象此次相会为什么让我有种无所适从的感觉，他看起来也有些拘谨。可待我们俩吃完我亲手做的早餐，就又恢复到了老样子。我问他是否愿意来德文郡做客，然后我们商定了一个他可以来的周末。我没有和他失去联系，这真令人高兴。

继《罗杰疑案》之后，我开始写《七面钟之谜》（The Seven Dials Mystery ）。这是我以前那本《烟囱别墅之谜》（The Secret of Chimmeys ）的续集，属于被我称为“轻松探险小说”那类。这种书容易一挥而就，无需太费劲地构思与规划。

现在我对写作又恢复了信心，我觉得每年写一本书不成问题，还能写几篇短篇小说。那时我写作的直接动力就是能赚到钱：写一篇小说，就可以带来六十镑的收入，扣除所得税——当时每英镑扣四至五先令——这样，有足足四十五英镑完全归自己所有，这极大地刺激了我的创作欲望。我对自己说：“我想拆掉那个温室，建一个凉棚，可以坐在下面。那得要多少钱？”我有了一个估算，然后跑到打字机前坐下来，思索、谋划。一个星期内，故事在脑中成形，我很快就写了出来，然后我就拥有了自己的凉棚。

这和我近一二十年的生活多么不同，此时的我从不知道欠谁多少钱，从不知道我有多少钱，甚至不知道来年我会得到多少钱。帮我打理所得税事务的那些人总是在为几年前发生的问题争执不休，因为那些作品尚未与出版社“商定”。在这种情况下，你又能怎么办呢？

当时是个讲求实际的年代，我成了一个手头阔绰的人，我的作品在美国连载出版，其收入远比在英国的连载可观，而且还免征所得税。版税被认为是资金偿付，我不会即刻得到这笔稿费，但我能够感到财源不断。在我看来，要做的事就是不辞辛劳地赚钱。

我觉得关于这一点还是不要多写了，因为一动笔就有可能招致一堆麻烦。

马克斯到德文郡来了，我们俩在帕丁顿见了面，一起乘晚班车回家。事情总在我出门的时候发生：罗莎琳德以她惯常的生机勃勃的样子向我们问好，然后马上宣布了一个灾难。“彼得，”她说，“咬了弗雷迪·波特的脸。”

受重用的厨子兼女管家的宝贝儿子被你心爱的狗咬了脸，这是一个人回到家时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

罗莎琳德解释说那实在不是彼得的错。她告诉过弗雷迪·波特，不要把脸凑得离彼得那么近，嘴里还发出呜呜的声音。

“他凑得离彼得越来越近，发出呜呜的声音，所以彼得当然要咬他。”

“没错。”我说，“可是我觉得波特太太不会明白的。”

“嗯，她并不太难受，不过她不高兴也是自然的。”

“是啊，她不会高兴的。”

“不管怎样，”罗莎琳德说，“弗雷迪非常勇敢，他一直都很勇敢。”她补充道，忠心耿耿地为她喜欢的玩伴辩护。弗雷迪·波特是厨子的小儿子，大约比罗莎琳德小三岁。罗莎琳德非常喜欢颐指气使地差遣他做这做那。但她也很照顾他，并扮演慷慨的保护者的角色，只是在主持游戏时活脱脱一副暴君模样。“挺走运的是不是？”她说，“彼得没有把他的鼻子咬下来。如果咬下来了，我应该去照顾他。找到鼻子，想办法安上去——我不太知道怎么弄——我是说，我想应该要先消毒之类的，是不是？我不大知道鼻子该怎么消毒。你又不能放在水里煮它。”

那天的天气阴晴不定，看上去像是个晴天，但对德文郡的天气经验丰富的人知道肯定会下雨。罗莎琳德提议我们去荒地上野餐，我也很想去，马克斯也同意了，显得很高兴。

现在回想起来，我可以感受到我的朋友们总是要出于感情而必须忍受我的事情之一，就是我对天气的盲目乐观。我错误地相信荒野上会比托基晴朗，可实际上恰恰相反。我驾着我那辆忠诚的莫里斯考利，它是辆敞篷车，很旧了，车篷上已经有了好几条裂缝，以至于下雨时，坐在后排的人会有水从脖子后面淌下来。总的来说，跟克里斯蒂一家出去野餐是一项很特别的耐力考验。

我们驾车启程，很快就下雨了。而我仍百折不挠地开下去，我告诉马克斯那片荒野有多么美丽。可是，坐在雨雾中的他根本看不清。这对我这位从中东归来的新朋友是非常好的考验，他是确实喜欢我才会忍受这一切，还保持着很感兴趣的神情。

最后我们终于回到家，先把自己擦干，然后在洗热水澡时再次让自己浑身湿透。我们和罗莎琳德玩了很多游戏。第二天，尽管仍在下雨，我们还是穿上雨衣，欢快地在雨中漫步。我们带上了毫无悔意的彼得，不过它与弗雷迪·波特又是好朋友了。

我又和马克斯在一起了，为此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意识到我们之间是多么亲密，几乎不用开口就能明白对方的意思。第二天晚上，我和马克斯互道晚安后我就上床看书了。这时有人敲门，接着马克斯走了进来，这出乎我的意料。他手里拿着一本我借给他的书。

“谢谢你借给我这本书。”他说，“我很喜欢。”他把书放在床边，随后坐在床头，深情地望着我，然后说他想和我结婚。即使是维多利亚式的小姐的惊呼“哦，辛普金先生，这太突然了”也不能完全表达我当时的惊愕之情。大多数女性当然会很清楚将要发生什么——实际上她们往往能预见到将要来临的求婚。有两种应对方法，可以任选其一：要么她们会表现得非常令人不快、惹人讨厌，以至于让求婚者对他们的选择厌倦；要么她们会让感情逐渐升温、沸腾，然后超越沸点，完成他的心愿。可是现在我知道了，一个女人也会很实在地说：“哦，辛普金先生，这太突然了！”

我从未料到马克斯和我会有这样的发展，也从未想过将来会怎样。我们是朋友，我们迅速地成为亲密的朋友，在我看来他比我以往的任何朋友都要亲密。

我们进行了一段荒诞的对话，写在这里毫无意义。我马上说我不能和他结婚，他问我为什么不能？我说因为种种理由：首先我比他大太多，他承认了，说他一直想娶一个比他大的。我说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是很糟糕的想法。我指出他是个罗马天主教徒，而他说这个他也想过，他说实际上他已经想到了一切。我想我唯一没有说的，就是我不想嫁给他，如果有这样的感觉我自然会马上说出来。可是突然之间，我发觉这世上没有比嫁给他更让我高兴的事了——如果他年长几岁或者我再小几岁。

我想我们争论了大约两个小时，他渐渐地占了上风——与其说他单刀直入，不如说是步步为营。

第二天早上他乘车离开，我去送他时，他说：“你肯定会嫁给我的——当你有充分时间考虑的时候，你会答应的。”

这时天刚蒙蒙亮，我不能继续和他争辩了。望着他远去的身影，我感到茫然不知所措，闷闷不乐地回了家。

我问罗莎琳德是否喜欢马克斯。“当然喜欢。”她回答说，“我非常喜欢他，比R上校和B先生还要喜欢。”我相信罗莎琳德对什么都一清二楚，只不过出于礼貌而不挂在嘴边罢了。

之后的几个星期是多么难熬啊，我很痛苦，很犹豫，心也很乱。我曾决计不再结婚，我得保护自己不再受到任何伤害，没有比嫁给一个比自己年龄小得多的男人更蠢的事了。马克斯还年轻，他不了解自己在想些什么，这对他不公平，他应该娶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而我则刚刚尝到了独立生活的甜头。后来，我的想法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不错，他是比我年轻，但我们俩的共同点太多了：他不喜欢社交聚会，性格开朗，热爱跳舞，要跟这样一个年轻的男人在一起对我来说非常困难。但我可以陪他逛博物馆，也许比任何一个年轻姑娘都更有兴趣、更有悟性。我们可以遍访阿勒颇的所有教堂并乐在其中，我可以倾听马克斯的引经据典，我可以学希腊字母，看《艾涅德》（Aeneid ）的译本——实际上，我对马克斯的工作和他的理念要比对阿尔奇在伦敦城里的生意感兴趣得多。

“可是你不能再婚。”我对自己说，“你千万不可以这么蠢。”

这件事完全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假如初次见面时我就想到马克斯可能会成为我的丈夫的话，我就会倍加小心，绝不会轻而易举地与他建立这种良好的关系。我没料到竟会发生这种事，于是我们就走到了这一步，发现很容易聊到一起，而且聊得很投缘，就像一对已婚夫妇一样。

绝望的我向我的住家真神请教。“罗莎琳德，我要是再婚，你会介意吗？”

“嗯，我料到你迟早会的。”罗莎琳德明察秋毫地说道，“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对不对？”

“唔，也许对吧。”

“我不喜欢你跟R上校结婚。”罗莎琳德若有所思地说。这倒挺有趣，因为R上校过分地宠着罗莎琳德，为讨她欢心而和她玩游戏，而且玩得似乎很开心。

我提到了马克斯的名字。

“我觉得他是最合适的了。”罗莎琳德说，“事实上，我认为你和他结婚是非常好的事。”随后她又补充说，“我们可以自己弄条船，对不对？他还能在很多方面派上用场。他网球打得不错，对不对？我可以和他打网球。”她毫无顾忌地设想着，完全从个人实用主义的观点出发。“而且，彼得也喜欢他。”罗莎琳德最后深表赞同地说。

尽管如此，那个夏天仍是我一生中最难熬的日子。身边的人纷纷反对我和他结婚，但或许这反倒给我增添了勇气。我姐姐坚决反对，完全因为年龄的差距。甚至我姐夫詹姆斯也委婉地提出希望我谨慎行事。

“你有没有想过，”他说，“你也许有点……嗯……受你喜欢的那种生活的影响了？那种考古生活？你是喜欢和伍利夫妇待在乌尔吧，也许你是把想象中那些不怎么强烈的感觉给弄混了。”

可我知道，事实不是这样的。

“当然啦，这完全是你自己的事。”他温和地补充道。亲爱的庞基可不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事，她觉得把我从愚蠢的错误中解救出来是她的责任。卡洛，我多么亲爱的卡洛，还有她的姐姐，是我的靠山。她们支持我，尽管我觉得完全是出于忠诚，我相信她们也认为这是一件愚蠢的事，可是她们从未这么说过，因为她们对左右别人的计划并无兴趣。我确信她们认为我不想嫁给一位四十二岁的迷人上校是非常可惜的，我另作了决定，那么她们也会支持我。

我终于把消息透露给伍利夫妇，看上去他们都很高兴。伦恩当然不必说了，可凯瑟琳的感情比较微妙。

“不过，”她坚定地说，“你至少在两年内不可以和他结婚。”

“两年之内？”我沮丧地反问。

“对，这很重要。”

“哦，我觉得，”我说，“这样做很愚蠢，我已经比他大很多了，还要等到我更老的时候，这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倒不如趁我还年轻的时候与他结婚。”

“我认为这对他很不好。”凯瑟琳说，“对他这个年龄的人来说，如果让他觉得一切都能很轻易地心想事成，很不好。我认为最好让他等两年，让他经历一段长长的见习期。”

这个主意我不敢苟同，这似乎是个苛刻的、清教徒式的观点。

我对马克斯说，他要娶我是完全错误的想法，他必须非常审慎地考虑一下。

“你以为最近三个月我都在干什么？”他说，“我在法国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这件事。然后我想：好吧，见到她时我就会明白了，别再胡思乱想了。我没有想错，你就和我记忆中的完全一样，你正是我所希望的那个样子。”

“这是可怕的冒险。”

“对我来说这不是冒险，你觉得对你是冒险，可是冒险有什么要紧？一个人如果不冒险，会有所成就吗？”

对于这点，我表示赞同，我从来不曾为了安全而畏首畏尾。经过这次谈话之后，我高兴多了。“好吧，这是一次冒险，但我相信，为了找到一个能与你幸福相伴的人而冒险是值得的。如果他将来后悔了，我会感到很遗憾，可那毕竟也是他的冒险，他会非常理智地对待。”我建议我们等上六个月，马克斯说他不觉得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况且，”他补充道，“我还得再次出国，到乌尔去。我想我们应该在九月结婚。”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卡洛，然后开始制订我们的计划。

我的事曾弄得满城风雨，让我难堪，于是这次我想尽量不要声张。我们商定，卡洛、玛丽·费舍、罗莎琳德和我将一起去天空岛（Skye），在那里住三个星期。我们可以在那里办理结婚手续，然后去爱丁堡的圣哥伦巴教堂举行婚礼。

随后，我带马克斯去拜访庞基和詹姆斯。詹姆斯虽然没有说什么，但神色颇为郁郁，庞基仍竭力阻止我们的婚事。

在去他们家的路上，我几乎反悔了。马克斯聚精会神地听我讲述家里的情况，问道：“你说的是詹姆斯·瓦茨吗？我上大学时有个同学叫杰克·瓦茨，那是你姐姐的孩子吧？他可是个绝妙的喜剧演员，模仿秀表演得棒极了。”听到马克斯和我的外甥是同届同学，我简直要坚持不住了，我们俩的婚事似乎更加不可能了。“你年龄太小了。”我绝望地说，“太小了。”这次马克斯真的感到惊慌了。“一点也不小，我很早就上大学了，我的同学都很老成，我和瓦茨那帮人不同。”但我仍然心有余悸。

庞基竭尽全力说服马克斯，我真怕会引起马克斯的反感。但事实恰恰相反，他说她那么真诚、那么急切地渴望我过上幸福的生活。“而且她那么有趣。”他补充道。人们对我姐姐的评价总是如此。“亲爱的庞基，”我的外甥杰克曾对他的母亲说，“我真是爱你，你如此有趣，如此可爱。”这样形容她是很恰当的。

这次拜访结束之后，庞基泪如泉涌，一语不发。詹姆斯温和地和我告别。好在我的外甥杰克没在家，不然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当然，我一眼就看出你已经决心要嫁给他。”我姐夫说，“我知道你是不会轻易改变主意的。”

“哦，吉米，你不知道，我好像每天都在变来变去。”

“不会的，我希望你一切随心。这不是我希望你做出的选择，但你总是很有眼力，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年轻人。”

我多么喜欢亲爱的詹姆斯啊，他总是那么有耐心。“别理会庞基。”他说，“你知道她的为人，等生米煮成熟饭，她就会改变看法的。”

当时我们决定对婚事保密。

我问庞基能不能去爱丁堡参加我们的婚礼，她认为最好还是不去了。“我到时候只会哭，”她说，“会扫大家的兴的。”我为此由衷地感谢她。我有两个沉着冷静的苏格兰好朋友做坚强的后盾，我和她们，还有罗莎琳德一起去了天空岛。

我发现天空岛很可爱，有时我真希望不要每天都下雨，尽管只是几乎可以忽略的蒙蒙细雨。我们在荒野和灌木丛中走上几英里，那里有可爱的、淡淡的泥土气息，夹杂着浓烈的泥炭味。

在我们到达一两天以后，罗莎琳德的一句话引起了饭店餐厅里众人的瞩目。彼得也和我们一起去了，当然没有到公共场合来用餐。可罗莎琳德在午餐时很大声地冲卡洛喊道：“当然了，卡洛，彼得真的应该是你的丈夫，对不对？我是说，他在你的床上睡觉，对吗？”饭店里的客人们——主要是老妇人——齐刷刷地将目光投到卡洛身上。

罗莎琳德还给了我一些关于婚姻的忠告。她说：“你知道等你嫁给了马克斯，就必须和他睡在一张床上吗？”

“我知道。”我说。

“啊，对，我想你一定知道的，因为毕竟你嫁给过爸爸，可是我以为你没有想过这件事。”我向她保证我想过了与之相关的一切。

就这样过了几个星期，我在荒野上散步时偶尔会觉得一阵痛苦，觉得我做错了，会毁掉马克斯的人生。

与此同时，马克斯正投身于大英博物馆和别处大量额外的工作，完成了陶罐的绘图工作和考古研究。结婚前一周他还每晚绘图，熬到五点。我怀疑凯瑟琳·伍利让伦恩额外增加了他的工作量，她对我没有照她的意思推迟婚期非常生气。

在我们离开伦敦之前，伦恩来看过我，神情尴尬，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他说，“这可能让我们有点尴尬。我是说在乌尔和在巴格达，我是说不可能……你了解吗？从各方面来说都不可能让你加入考古队，我是说，那里只有给考古人员的房间，不能容纳其他人。”

“哦，是啊。”我说，“我很理解……我们探讨过这件事。我不具备任何这方面的有用的知识。马克斯和我都认为这样最好，他不希望在发掘季之初把你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因为你可能不太有时间找个人替代他。”

“我想……我知道……”伦恩停顿了一下，“我想也许……呃，我是说如果你不来乌尔，人们又会觉得很奇怪。”

“哦，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这么想，”我说，“毕竟我会在发掘季结束的时候去巴格达。”

“哦，是的，我希望你能来，到乌尔来住一段日子。”

“所以没有什么问题，对不对？”我充满信心地说。

“我觉得……我们觉得……我是说，凯瑟琳……我是说我们俩都觉得……”

“什么？”我催促道。

“也许你现在最好也不要去巴格达——我是说现在。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和他一起到了巴格达，然后他去了乌尔，而你回了家，你不觉得这看起来很奇怪吗？我是说，董事会不会认为这是个好主意的。”

这番话突然激起了我的愤怒。我同意不去乌尔，也不会主动提议去，因为那样的确不大合适，可是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让我去巴格达。

实际上我们已经决定不去巴格达了，因为那是一段毫无意义的旅程。我们要去希腊度蜜月，然后马克斯会从雅典去伊拉克，而我计划返回英国。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可是此刻我不打算说出来。

我颇有些严厉地答道：“我觉得，伦恩，如果我要去中东旅游的话，轮不到你来告诉我应该去哪里、不应该去哪里。如果我想去巴格达，我就会与我的丈夫一起去，这和发掘古物或者和你，都没有关系。”

“哦，哦！我希望你不要在意，这只是凯瑟琳的想法……”

我可以断定这是凯瑟琳的想法，而不是伦恩的。尽管我喜欢她，可是我不愿意让她来支配我的生活。因此，当我见到马克斯时，我说尽管我不打算去巴格达，但是我很小心地没有告诉伦恩。马克斯听了火冒三丈，我不得不想办法让他镇定下来。

“我现在简直想坚持让你去。”他说。

“这么做是愚蠢的，意味着很大的开销，而且在那里和你分别太痛苦了。”

就在这时，他告诉我，坎贝尔·汤普森博士和他接触过了，来年他可能会去伊拉克北部的尼尼微[尼尼微（Nineveh），美索布达米亚古城，亚述人的政治首都，被认为是传说中的“巴比伦空中花园”的所在地。]，我很可能陪他一起去。“一切都还没有说定。”他说，“都还有待安排，可我在这六个月的发掘季之后，就不打算再和你分开了，伦恩有充分的时间找个人接替我的工作。”

在天空岛，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结婚预告书准时在教堂里宣读，老妇人们围坐在那里，冲我报以微笑，表示出所有老妇人对诸如结婚这种浪漫事所怀有的善意的喜悦。

马克斯到爱丁堡了，罗莎琳德和我、卡洛、玛丽、彼得从天空岛赶过去，我们在圣哥伦巴教堂的小礼拜堂完婚。我们的婚礼非常成功，没有记者，消息一点也没有泄露。在圣哥伦巴教堂里举行过婚礼后我们又分别了，像古老的歌谣里唱的那样：我们在教堂前的草坪上分手了。马克斯先行回到伦敦，以便在三天内完成与乌尔相关的研究，而我则在第二天和罗莎琳德一起回到了克雷斯威尔巷，忠诚的贝西在那里迎接我，她已经悄悄地在那里做好了准备。马克斯两天后乘坐一辆出租汽车来到克雷斯威尔巷口，我们乘车去多佛，从那里渡过海峡，去我们蜜月的第一站：威尼斯。

马克斯自己一个人安排好了我们的整个蜜月旅行，那真是一个惊喜之旅。我相信谁也不会像我们那么沉浸在蜜月的幸福之中。唯一与蜜月不搭调的就是东方快车上的臭虫，甚至在到威尼斯之前，它们还不断从木板下钻出来，频频骚扰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