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蜜月期间，我们游览了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从那儿又到了斯普利特（Split）。我永远忘不了斯普利特这个地方。黄昏时分，我们从饭店出来散步，走到一个广场的转弯处，看到圣格雷戈里主教（St. Gregory of Nin）的巨影赫然耸入云霄，这是雕塑家梅斯特罗维奇（Mestrovic）的杰作之一，它俯瞰着万物，像是一座永恒的纪念碑，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那里的菜单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乐趣。都是用南斯拉夫文写的，我们自然看不懂上面写的是什么。我们总是指指一道菜名，然后焦虑地等待着，看端来的是什么。有一次是一大盘鸡，另一次是荷包蛋，佐以味道很浓的白色酱汁，还有一次是绝好的蔬菜炖牛肉。每一份的量都非常足，而且没有一家餐馆要你付账，侍者会用结结巴巴的法语或英语或意大利语低声说：“今晚不用付，今晚不用付，你们可以明天再来付。”我不知道如果有人在这里吃了一个礼拜而没有付钱就上船走了怎么办。的确，最后一天上午去付钱时，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让我们最喜欢的餐馆接受了。“啊，你们可以以后来付。”他们说。“可是，”我们解释道，或者说尝试着解释，“我们不能以后来付，因为十二点我们就要坐船走了。”那个小侍者悲哀地叹了口气，想到要做计算就头疼。他退到一个小房间里，挠着头，换了好几支铅笔，呻吟着。然后过了大约五分钟，拿给我们一张账单，相比我们吃掉的总量惊人的食物而言，价格确实公道。然后他祝我们好运，我们就离开了。

旅行的下一程是顺达尔马提亚海岸（Dalmatian Coast）而下，沿希腊海岸去帕特雷（Patras）。马克斯说我们将搭乘一艘小货轮，我们站在码头等待它的到来，翘首以盼。突然看见了一艘非常小的船，小得像一个扇贝，很难相信我们等的就是它。它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名字，全都是辅音字母构成的：Srbn，至今我们仍不知道该怎么读，不过确实就是这条船。船上总共才四名乘客，我们俩住一间客舱，另外两人住另一间。他们到下一站就下船了，于是只剩下我们两个。

我从没在船上吃过这么好的饭菜：切成薄片的美味羊肉，非常鲜嫩；新鲜蔬菜、米饭，烤肉串上满是香喷喷的调料。我们和船长用生硬的意大利语交谈着，他问：“喜欢这饭菜吗？我很高兴为你们安排英式饭菜，这是地道的英式饭菜。”我很诚恳地希望他别到英国来，以免他看到真正的英国饭菜是什么样子。他说他要被升职去一艘更大的客船，可是他宁愿留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一个好厨子，而且他喜欢这儿的平静生活，在这里他不用担心有太多乘客打扰。“在有很多乘客的船上总会有麻烦。”他解释说，“所以我宁愿不要升职。”

我们在这条塞尔维亚小船上愉快地度过了几天，船不时在沿途港口停靠——圣安娜（Santa Anna）、圣莫拉（Santa Maura）、圣地夸兰塔（Santi Quaranta）。我们俩也不时上岸观光，船长说他会在开船前半小时鸣汽笛提醒我们。当我们俩徜徉在橄榄树下或坐在百花丛中时，会突然听到笛声，便急忙转身跑回船上。坐在橄榄丛中，四周一片静谧，沉浸在幸福中的感受多么美妙啊。这里简直是伊甸园，是人间天堂。

我们终于到了帕特雷，愉快地告别船长后，坐上滑稽的小火车去奥林匹亚（Olympia）。小火车不仅运载我们这些乘客，还携有大量的臭虫，这次它们扑到了我的长裤上。第二天我不得不把长裤剪开一个口子，因为我的腿已经肿胀不堪。

希腊就不必形容了，奥林匹亚正如想象中的一样美丽。第二天我们俩骑着骡子去安德里策纳（Andritsena），坦白说，那一段旅程差点儿使我们的婚姻出现危机。

我以前从未骑过骡子，十四小时的路程带来难以置信的痛苦，我竟到了分不清骑骡子与步行两者之间哪一个更痛苦的地步。到目的地后，我从骡子上滑了下来，因为全身僵硬，以至于寸步难行。我责怪马克斯说：“如果你都不知道这一路有多痛苦，那你确实不适合结婚。”

实际上马克斯也浑身僵硬，苦不堪言。他向我解释，根据他的计算，这段旅程不应该超过八个小时。但这种解释并不能让我息怒。七八年之后我才意识到，他对于旅程时间的估算总是大大低于实际，要在他的预计上至少加三分之一。

我们在安德里策纳休息了两天来恢复体力，我承认嫁给他我并不后悔，但他也可以学一学如何照顾妻子——至少等仔细地估计好路程之后再请妻子骑骡子旅行。去巴塞神庙我们又骑了近五小时的骡子，可这一次我一点也不觉得累了。

我们去了迈锡尼（Mycenae）和埃皮达鲁斯（Epidaurus）。在纳夫普利亚（Nauplia），我们住的似乎是皇家套房。房间里有红色天鹅绒的幔帐和巨大的四柱床，以及金色锦缎窗帘。我们在一个有点不安全但是装潢非常华丽的阳台上享用早餐，可以望见远处的一个海岛。后来我们跑了过去，非常忐忑地在水母间游泳。

埃皮达鲁斯美丽极了，但是在那儿我第一次领教了考古学家的性格。那天天气很好，我攀到剧场高处坐下，把马克斯一人撇在博物馆里看碑铭。过了很久，他还没来找我，我终于沉不住气了，下来走进了博物馆。马克斯仍直挺挺地俯卧在地上，饶有兴致地研究铭文。

“你还在看那个东西吗？”我问他。

“嗯，这个铭文很罕见。”他说，“你看这儿。我给你讲讲好吗？”

“我想不必了。”我语气坚定地说，“外面美极了，真是赏心悦目。”

“是的，我相信一定很美。”马克斯心不在焉地说。

“我想再出去一趟，”我问，“你不会介意吧？”

“不会。”马克斯略显惊讶地说，“没关系。我还以为你对这个铭文感兴趣呢。”

“我想这不会比外面更有趣。”我说，又回到剧场高处坐着，眺望远方。一个小时后，马克斯来和我会合，脸上带着微笑。他解读出了一个极为难解的希腊短语，这对他来说足以让这一天十分快活。

德尔斐（Delphi）真令人难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迷人的景色。我们甚至四处寻觅，想在那儿找一块地，将来有一天造一所房子。我记得我们选定了三处，那是个好梦。我们俩当时也没有把这个计划当真。一两年前，我故地重游，看到大巴车来来往往，咖啡店、纪念品店和游客们到处可见，心里真庆幸没在那儿造房子。

我们总在选址造房子，主要是我的缘故。房子一直是我所热衷的东西。我这一生中有一段时间——二战爆发前不久——非常骄傲地拥有八幢房子。我沉溺于在伦敦寻找破旧不堪、摇摇欲坠的房子，然后将其改造、装修、布置，我会在改造完成的房子里住上一年左右，再租出去。当二战来临，我不得不为所有这些房子买战争损害保险时，这就不那么好玩了，不过最后在卖掉它们的时候都赢利不少。这是一项令人愉悦的爱好，我喜欢从某一幢“我的”房子前经过，看看它们保养得如何，猜想现在里面住的是什么人。

最后一天，我们从德尔斐步行到下面的伊蒂亚（Itea）海边。有一个希腊人和我们一起去，给我们带路，马克斯同他聊了起来。马克斯生性好奇，总喜欢问身边的当地人很多问题，这次他询问我们的导游各种花的名字。我们这位迷人的希腊人非常乐于帮忙，马克斯指出一种花，他就说出它的名字，然后马克斯认真地写到他的笔记本上。大约写了二十五种花的名称后，马克斯注意到一些重复——导游现在报出的希腊语名称指的是一种蓝色带刺的花，而经过确认，它的名字和早先的一种花相同，那是一种黄色的大金盏花。这下明朗了，他太渴望迎合我们，尽管他并不知道那么多种花的名字。于是遇到不认识的，他就把知道的名字再说一遍。马克斯相当不开心，因为他发现他认认真真写下的野花名字对应表毫无用处。

这段旅程的终点是雅典，在还有四五天就要分手的时候，灾难突然降临到我们这两个伊甸园幸福居民的头上。我病倒了，最初以为是患了那种在中东常见的腹泻——有埃及腹泻，巴格达腹泻，德黑兰腹泻等。我把这一次称作雅典腹泻，但实际情况要糟糕得多。

过了几天我才爬起来，但在驾车出游时我又十分难受，不得不把车子开回来。我开始发烧，且所有的药物都丝毫不见效。这下，尽管我再三反对，我们还是请来了一位医生。当时能请到的只有希腊医生，他讲法语，我很快就认识到，尽管我的法语在社交场合够用，可我对医学术语一无所知。

这位医生把我的病归因于吃了红鳉鱼头的缘故，据他说，这种鱼对于不大会收拾鱼的初来乍到的人很危险。他给我讲了一个可怕的故事，说曾有一位内阁大臣也得了这种病，差一点送命，在最后关头才缓了过来。我确信自己危在旦夕！我仍发着华氏105°（40.6℃）的高烧，吃不进去东西。然而，这位医生到底救了我一命，突然间我又有了知觉。但一想到吃东西仍旧非常难受，我觉得我再也不想动弹了，可又深知我在好转。我告诉马克斯让他放心，第二天他就可以走了。

“我确实不放心，亲爱的，我怎么能撇下你呢？”他说。

我们的困难在于马克斯受人之托，要按时赶到乌尔，为考察队的砖房准备各种辅助设施，以便在伍利夫妇和考察队其他成员两星期后到达时所用。他要砌一间新餐室，并为凯瑟琳修一间新浴室。

“我相信他们会谅解我的。”马克斯说，但他的语气中流露出迟疑，我知道他们是不会谅解的。我气愤地对他说他们会把他的不负责任归罪于我，这事关乎我们俩的名誉，马克斯必须按时赶过去。我让他放心，我在这里一切都不会有问题的，静卧休息一星期后，我就会坐东方快车直接回家。

可怜的马克斯狼狈不堪，同时他又被那种该受诅咒的英国式责任感紧紧裹挟着，这是伦纳德·伍利长期对他施加的影响的结果——“我信任你，马克斯。你们会玩得很高兴。但是你答应过会在指定的时间到达那里，主持大局，这是件很严肃的事情。”

“你知道伦恩会怎么说。”我指出。

“可是你真的病得很重。”

“我知道，可是他们不会相信的。他们会认为是我在挽留你，我可不希望他们这样想。如果你继续争辩，我的体温就又会升高，会真的病得很重了。”

最后，我们俩几乎是怀着生离死别的悲壮心情告别的，马克斯终于离我而去，去履行他的职责了。

有一个不同意我们这样做的人，就是那位希腊医生，他向着天空高举双手，爆发出一串愤怒的法语。“啊，是啊，他们都是这个样子，英国人，我认识很多，哦，那么多……全都一个样。他们都专注于工作、职责，与一个人相比，工作算什么，职责算什么？妻子是人，是一个人，不是吗？妻子病了，而且她是孤身一人，这才是重要的，是唯一重要的。一个危难中的人。”

“你不了解。”我说，“那真的很重要，他已经承诺会赶到那里，他责任重大。”

“啊，什么责任？工作算什么？职责算什么？职责？与情感相比，职责一文不值。可是英国男人就是那样，啊，多么冷酷，多么呆板。嫁给一个英国男人真是荣耀啊！我不希望任何女人嫁给他们，真的不希望！”

我虚弱得无法再争辩，不过我向他保证我会没事的。

“你必须非常小心。”他警告我说，“我说再多其实也没用。我说过的那个内阁大臣，你知道他用了多久才康复？整整一个月。”

我无动于衷，我告诉他英国胃不会那样，让他确信英国胃会很快复原。医生又高举双手，喊出更多的法语，然后走了，多少有点再也不管我的意思。他说，如果我愿意，可以吃一盘不加调料的煮通心粉。但我什么也不想吃，尤其是没有味道的煮通心粉。我像根木头似的躺在糊着绿色墙纸的房间里，像一只病猫：腰疼、胃疼，非常虚弱，连手臂都不愿抬起。我叫人端来淡而无味的煮通心粉，吃了两口就推开了，看情形我似乎再也不会吃东西了。

我惦念着马克斯，此时他应该到贝鲁特了，第二天他将随奈恩车队穿过沙漠。可怜的马克斯，他会挂念我的病情的。

幸运的是，我不必再为自己担心了。事实上，我已经感受到自己想做点事、挪挪地方了。我又吃了些无味的煮通心粉，这次放了点碎乳酪，每天早晨在室内来回走三趟以恢复脚力，医生来看我时我说我觉得好多了。

“不错，嗯，看得出来你在恢复。”

“其实，”我说，“我后天就可以动身回家了。”

“哦，别讲这种傻话。告诉你，那位内阁大臣……”

那位内阁大臣怎样怎样的话我渐渐听厌了。我把饭店职员叫来，让他帮我在三天后的东方快车上订了一个座位。我直到离开的前夜才把此事告知医生，他再次高举双手，指责我的忘恩负义、不自量力，并且警告我可能会在途中被抬下火车，也许会死在月台上。我很清楚自己没有糟成那样，我又说了一遍，英国胃恢复得很快。

我按计划离开了那儿，饭店的搬运工搀着我步履蹒跚地爬上火车。我躺倒在我的铺位上，一路都没怎么动弹，偶尔叫人从餐车给我端碗热汤来。但是汤总是油腻腻的，搞得我毫无胃口。假如是若干年后，这种不喜油腻倒是对保持体形有好处，可当时我还算苗条。因此，等到旅程结束回到家时，我已瘦得皮包骨头了。回到家里，躺在自己的床上真是再舒适不过了。过了将近一个月，我才完全恢复了健康和精神。

马克斯平安抵达乌尔，他一直为我心烦意乱，一路发了数封电报，盼着我的回音，可总是杳无音讯。他用工作来冲淡内心的焦虑，所干的活儿比伍利夫妇要求的还要多得多。

“我要表现给他们看看。”他说。他按自己的想法造好了凯瑟琳的浴室，尽可能小而狭窄，并在浴室和餐室里加了些他认为相衬的装饰。

“可我们并没叫你做这么多啊。”抵达之后，凯瑟琳这样说道。

“既然我在这儿了，就要做。”马克斯冷冷地说，告诉他们他把濒死的我撇在了雅典。

“你应该留在那里陪着她的。”凯瑟琳说。

“我觉得我应该陪她，”马克斯说，“可是你们俩跟我强调说这项工作有多重要。”

凯瑟琳向伦恩抱怨，说她一点也不喜欢那个浴室，必须拆掉重建，结果只好如此，相当麻烦。后来她又为餐室的高明设计向马克斯道贺，说她的感觉大为改观了。

到了我现在的年纪，已经非常清楚该如何对付性格冲动的人——演员、制片人、建筑师、音乐家，还有像凯瑟琳·伍利这种天生喜怒无常的人。马克斯的母亲也属于我所说的天生就神经质的人，我自己的母亲也很接近这一类，她可以突然情绪极其激动，可是第二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你昨天看起来像是什么都不顾了！”我会这么对她说。“什么都不顾了？”我的母亲则会非常惊讶地说，“我说那话时听起来是那个样子的吗？”

我们的几位演员朋友就爱发脾气，在《不在犯罪现场》（Alibi ）[该电影改编自《罗杰疑案》，于一九三一年上映。]中扮演赫尔克里·波洛的查尔斯·劳顿（Charles Laughton），一次在排演休息时，一边吸着冰淇淋苏打一边向我说起他的办法。“装作喜怒无常很有好处，即使你不是这样的人。人们会说，当心别惹恼了他，要知道，他动不动就发脾气。这种做法有时也很累人。”他补充道，“尤其是你并没有发怒的欲望的时候。但这样做毕竟划得来，每次都不会吃亏。”

2

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活动在我的记忆里十分模糊，很不可思议。其实在当时，我仍然没把自己看作是一名真正的作家。我写过一些东西——写过书和小说，并能够付印出版，我开始习惯于把这作为一项固定收入。可每当填写表格中的职业这一栏时，除了由来已久的“已婚妇女”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写的。我是一个已婚妇女，这是我的身份，也是我的职业。我写书，把它当作副业，我从没把写作冠以“事业”这样堂皇的名字，我觉得这么做太荒唐了。

我的婆婆对此很不理解。“你写得精彩极了，亲爱的阿加莎。既然你善于写作，你就应该写点……嗯，比较严肃的东西，对吧？”她指的是写一些“值得写的东西”。我觉得很难向她解释，事实上我也没想要解释，我的作品是供人消遣而写的。

我想做一个优秀的侦探小说作家，当时我确实是这么想的，也洋洋自得地认为自己是一名优秀的侦探小说作家，我的一些作品使我感到得意和满足。但我从未得意忘形过，因为我觉得完全让他人满意不是一个人可以达到的境界。最终写成的故事和我为第一章拟写线索发展时所构想的，或边踱步边喃喃自语时展现在眼前的，往往完全不同。

我想，可爱的婆婆大概是想让我写某位世界著名人物的传记，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不可能的了。然而，我总是不假思索、十分谦虚地回答说：“是的，不过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这样的说法通常都会遭到罗莎琳德的纠正。她会说：“可你就是个作家，妈妈，这一点毫无疑问。”

可怜的马克斯婚后被狠狠地治了一下。据我所知，他从不看小说。凯瑟琳·伍利曾硬逼着他看《罗杰疑案》，但他一个字都没看。还有人在他面前聊起过故事的结局，他说：“都知道小说的结局了，这书还有什么看头？”而就在此时，他成了我的丈夫，于是他毅然地捧起了书。

那时，我已写了至少十本书，他慢腾腾地从第一本看起，希望能赶得上我的进度。马克斯对于轻松读物的概念是那些深奥的考古学著作或经典名著，因此，看到他一脸严肃地看这种通俗小说时十分好笑。可我应该得意地说，他坚持下来了，后来他似乎已经能享受这项艰难的任务了。

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我对婚后撰写的书都印象淡薄，大概是我过于沉湎在日常生活的欢乐之中，而把写作当成时断时续的任务了。我没有一间固定的专用写作室，在以后的许多年里，这给我带来了一些麻烦，因为每当我不得不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拍摄一张我正在写作的照片。

“带我们看看你的写作室吧。”

“哦，什么地方都可以写。”

“可总有个专用房间吧？”

但真的没有，我的全部用品不过是一张结实的桌子和一台打字机。这时我已经开始用打字机直接写作了，尽管我仍习惯开始的几章用手写，后面的章节也会偶尔用手写，再用打字机打出来。卧室里一张放脸盆用的大理石桌成了写作的好地方。不开饭的时候，餐厅里的餐桌也挺合适。

家里人常常能注意到我又要开始创作了。他们会说：“看，太太又在琢磨呢。”卡洛和玛丽总是假装用小狗彼得的口吻叫我太太，罗莎琳德也一样，她叫我太太比叫我妈咪或妈妈更多。不管怎样，她们都看得出我陷入沉思默想时的表情，这时候她们就会满怀期待地望着我，催我躲进屋子里专心写作。

许多朋友对我说：“真不知道你都在什么时候写作，因为我们从来看不到你写作时的情景，甚至没见你去写过。”我的行踪大概和狗叼着骨头走开的情况差不多——偷偷摸摸地走开，半小时内见不到踪影，随后它会鼻子上沾满泥土、扭扭捏捏地出现在众人面前。我大概也是如此，要去写作时我总是有些不自然。可每逢我得以抽身，关上房门不让别人打搅，就可以振笔疾书，浑然忘我地工作下去。

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二年间，我的作品数量相当可观。除了一些完整的长篇小说之外，还出版了两本短篇小说集。有一本以奎因先生（Mr. Quin）为主角的小说集，是我的得意之作。我写得很慢，隔三四个月才写一篇，有时间隔的时间还会更长些。期刊似乎喜欢这类作品，我自己也很喜欢，但是我回绝了给期刊写系列小说的要求。我不想写一部关于奎因先生的系列小说，只在有创作冲动时才动笔。他是从我早年创作的哈利奎因和柯伦巴因系列诗作中移植过来的人物。

奎因先生只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一种催化剂，仅此而已。只要有他出现，就会对人有影响。有一些细节，一些看似毫不相关的描写，表明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一束五彩斑斓的光线透过一扇玻璃窗落到他的身上；他总是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他在故事里扮演着相似的身份：情侣们的朋友，同时与死亡相关。小个子的萨特思韦特先生（Mr. Satterthwaite），你可以说他是奎因先生的使者，他也是我最喜欢的人物。

我还出版了一本名为《犯罪团伙》（Partners in Crime ）的短篇小说集，每篇都是模仿当时某一特定的侦探模式写成的，现在有些已经记不清了。我记得有那个瞎子侦探索恩利·科尔顿（Thornley Colton），当然还有奥斯汀·弗里曼（Austin Freeman），弗里曼·威尔斯·克罗夫特（Freeman Wills Croft）和他那奇妙的时间表，也有绝对不可忽略的歇洛克·福尔摩斯。我挑选了十二位侦探小说作家，看看他们中哪一个至今仍为读者所熟悉，这从某一方面来说也是很有趣的事。有些人的名字变得家喻户晓，有些则默默地消失了。当时在我看来，他们写得都很出色，以不同的风格给人以享受。《犯罪团伙》是我的两位年轻侦探汤米（Tommy）和塔彭丝（Tuppence）的故事，他们俩是我的第二本书《暗藏杀机》中的主角。为了换换口味，再次以他们为主角创作倒颇为有趣。

《寓所谜案》（Murder at the Vicarage ）是在一九三〇年出版的，但我对写作的时间、地点，以及写作过程、起因，甚至连怎么会想到起用一个新角色——马普尔小姐（Miss Marple）——作为小说中的侦探都记不清了。当时我肯定没打算在以后的写作生涯中继续以她为主人公，我没想到她会成为赫尔克里·波洛的劲敌。

人们不断地写信给我，建议马普尔小姐和赫尔克里·波洛邂逅。可为什么要让他们见面呢？我敢肯定他们俩绝对不会对此感到高兴。赫尔克里·波洛是个自命不凡的人，他不会要一个老处女来指点他如何办案的。他是一名职业侦探，他在马普尔小姐的生活圈子里是不会自在的。他们俩都是明星，是自己那个圈子里的明星。我不会安排他们相遇，除非哪天心血来潮，觉得有必要这样做。

我想，大概是在《罗杰疑案》中刻画谢泼德医生的姐姐时所产生的乐趣，促使我创造出了马普尔小姐这个人物。我喜欢书中的这个角色，尖刻的老处女，好奇心十足，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听得到，是个地地道道的家庭侦探。当这本书被改编成剧本时，使我最难过的就是卡罗琳不见了，倒是让那个医生又多了一个妹妹——一个年轻得多的少女，美得能让波洛春心萌动。

我不知道首次听到要更改人物的糟糕意见时有多痛苦。我以前写过一个侦探剧剧本，记不得是什么时候了。休斯·梅西公司对此颇有异议，实际上，他们要我最好别对这个剧本抱什么希望，因此我也就没有硬要他们接受。这个剧本名叫《黑咖啡》（Black Coffee ），是一部传统风格的惊险剧。虽然情节有些老套，但我觉得整体并不算坏。后来时来运转，我在森尼代尔时的一位朋友，伯曼先生，与皇家剧院有关系，他向我提出这个剧本或许能上演。

我对饰演波洛的演员总是一个肥胖的家伙这件事感到奇怪。查尔斯·劳顿就胖得不得了；弗朗西斯·沙利文（Francis Sullivan）更是体态臃肿，身高六英尺二英寸[约一米八八。]，他在《黑咖啡》中饰演波洛。我记得首场演出是在汉普斯特德的大众剧场，露西娅的角色是由乔伊斯·布兰德（Joyce Bland）扮演的，我一直认为她是个出色的演员。

《黑咖啡》公演了四五个月后，终于挪到西区上演。二十多年后，这出剧经过了稍许修改，重新出现在舞台上，作为保留剧目，观众们反响很好。

惊险戏剧在情节上通常大同小异，唯一变化的是敌对方。有一个国际性的莫里亚蒂帮派，首先推出的是德国人，他们是一战时的“野蛮人”；然后是共产主义者，接着又被法西斯分子接替。如今我们有俄国人和中国人，又回到了国际帮派。觊觎世界霸权的大恶人总与我们同在。

《不在犯罪现场》是第一部根据我的作品改编的剧作——由迈克尔·莫顿改编自《罗杰疑案》。他是个剧本改编行家，但我不喜欢他最初的想法，他想让波洛年轻二十岁，改名为博·波洛，身边有许多姑娘献媚。这时我已与波洛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意识到在我的有生之年，他将永远是我笔下的人物，我极力反对完全改变他的性格特征。后来，在监制人杰拉尔德·杜·莫里哀的支持下，我们决定去掉医生的姐姐卡罗琳这个人物，用一个年轻美貌的姑娘来代替。我前面说过，我很不情愿去掉卡罗琳这个人物，我偏爱以乡村为背景的关于她的故事。我喜欢通过医生和他那个主宰一切的姐姐的生活所表现出来的乡村生活。

我想就在那时，虽然我还没有意识到，但事实上圣玛丽米德村的马普尔小姐已经诞生了，还有哈特内尔小姐、韦瑟比小姐，以及班特里上校夫妇。他们都排好队，在潜意识的边界线下面等待着，随时准备好活过来，登上舞台。

如今重温《寓所谜案》，我并不像当时那样满意。我觉得人物过多，枝节也太多，但是无论如何，主要情节还是经得起推敲的。我觉得那个村子非常真实，即使在今天，也仍有村庄与之相似。孤儿出身的侍女、训练有素且很会钻营的用人不见了，但取代她们的日间女佣又何其相似，尽管必须承认她们不如前辈们那么训练有素。

马普尔小姐在不知不觉间走进了我的生活，我竟然几乎不曾注意到她的大驾光临。我给一家期刊写了六篇系列短篇小说，选择了六个人物，每星期在一个小村庄里相聚，讲述疑难案例。我从简·马普尔小姐写起，这位老处女很像我姨婆在伊灵的某些至交，我小时候待在那儿时遇到过很多这种老妇人。马普尔小姐并不是我姨婆的写照。她比姨婆更会小题大做、更有老处女的味道。但是两人确有相似之处：虽然性格爽朗，却总喜欢把人和事往坏里想，而可怕的是，事实证明十有八九她们是对的。

“如果发生了怎样怎样的事，我是不会奇怪的。”姨婆总是这么说，并阴郁地点点头。尽管她并没有事实依据，怎样怎样的事却准确地发生了。“一个狡猾的家伙，我不信任他。”姨婆还会这么说，结果那个年轻的银行小职员被发现盗用了公款，她一点也不奇怪，只是点点头。

“是的。”她说，“像他这样的人，我以前认识一两个。”

没有人能骗得走我姨婆的积蓄，或者提出能让她全盘接受的建议。她总是以锐利的眼神盯着对方，事后会评价道：“我知道他这种人是什么样子，我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我想我要请一些朋友来喝茶，告诉他们有这样一个年轻人在附近晃悠。”

姨婆的预见性相当可怕。我的哥哥姐姐曾在家里养了一只温顺的小松鼠，一年之后的某一天，姨婆在花园里捧起这只伤了一只爪子的小生灵，煞有介事地说：“注意我所说的话！这只松鼠过不了几天就会顺着烟囱跑掉。”五天后，它果然由烟囱逃走了。

还有一件事，是关于一个放在客厅房门上面架子上的罐子的。“如果我是你，我就不把罐子放在那儿，克拉拉。”姨婆说，“哪一天有人砰地把门关上，或者风把门重重地碰上，罐子就会掉下来。”

“可是亲爱的姨妈，它放在那儿都十个月了。”

“也许吧。”姨婆不以为然。

几天以后暴风雨来袭，门猛地关上，罐子掉了下来。也许那是一种神奇的预见力，总之，我把姨婆的这种预言能力赋予了马普尔小姐。马普尔小姐对人并无恶意，只是不轻信任何人。尽管她持人性本恶的观点，但不管怎么样，她还是善待每一个人。

马普尔小姐在我的小说中诞生时就有六十五岁到七十岁了，和波洛一样，这并不是件好事，因为她要在我的创作生涯中长久地陪伴着我。假如我有预知未来的能力，我会让一个早熟的学生做我的第一个侦探，然后他会和我一起变老。

为了这六篇系列小说，我给马普尔小姐安排了五个搭档。第一个是她的外甥。他是一位当代小说家，他的作品讨论深奥的理论——乱伦、性，以及关于卧室和厕所设备的污秽描述——雷蒙德·韦斯特（Raymond West）看到的都是人生的黑暗面。他对自己那个亲爱的、可爱的、年迈的、迂腐的简姨妈一味迁就，就像对待一个涉世未深的人。第二个人是个身为现代派画家的年轻姑娘，她刚刚和雷蒙德·韦斯特有了点暧昧关系。接下来是佩蒂格鲁先生（Mr. Pettigrew），他是位地方律师，没有人情味，非常精明，上了年纪。还有一位本地的医生，他了解许多案例，晚间讨论问题时是个有用之人。最后一位是牧师。

我给马普尔小姐讲述的疑案起了一个有些可笑的名字——《圣彼得的拇指印》（The Thumb Mark of St. Peter ），暗指黑线鳕鱼[黑线鳕鱼（haddock）的特征之一是胸鳍附近有一块深色印记，常被描述为“拇指印”或“恶魔的拇指印”或“圣彼得的拇指印”。]。后来，我又续写了六篇以马普尔小姐为主人公的小说，这十二篇与另外一个短篇被合为一册，以《死亡草》（The Thirteen Problems ）为名在英国出版了，在美国的书名则叫《星期二俱乐部谋杀案》（The Tuesday Club Murders ）。

《悬崖山庄奇案》（Peril at End House ）是另一本我几乎没有印象，甚至不记得自己曾写过的书。我可能以前就想好了故事的情节，这是我的习惯，因此常常弄不清一本书是何时写成、何时出版的。故事情节常常不期而至地涌入我的脑海。沿着大街散步时，或满怀兴趣浏览某家帽店的帽子时，就突然有了绝妙的构想。我想：这回可天衣无缝了，没有谁能看得出破绽来。当然，所有的情节都有待于进一步推敲，里面的人物也只能慢慢地活起来，但我会当即在笔记本上记下这个绝妙的构想。

到目前为止，这样做一直很顺利，但我常常把笔记本弄丢。我手里总有半打笔记本，供我随时把想到的情节或某种毒药药品，或是在报纸上读到的狡诈的诈骗案记下来。当然，如果我把所有内容都清楚地分类归档，并做好标记，会省掉许多麻烦。不过有时从一摞旧笔记本中漫无目的地寻找，看到随手写下的几行字，诸如“可用的情节、自己动手、女孩不是亲妹妹、八月”，还有情节梗概什么的，倒也别有一番乐趣。具体的我早已不记得了，但通常这些笔记能刺激我，即便不是原样照搬，也至少能引发我写些东西。

有些情节会时常在我的脑海中萦绕，我乐于深入地思考，反复设计，因为我知道总有一天会写出来。《罗杰疑案》在我的脑海中排演了好久，才终于将所有细节都安排好。另一次，鲁斯·德雷珀（RuthDraper）的表演触发了我的创作灵感，我觉得她太聪明了，模仿得太逼真了，能完美地从一个爱唠叨的妻子变成跪在教堂里的农家姑娘。她给我以启迪，使我写出了《人性记录》（Lord Edgware Dies ）。

初写侦探小说时，我不愿意品评这类作品，也不会认真地考虑犯罪问题。侦探小说是追捕凶手的小说，也体现了某种道德观念，实际上它类似那种古老的道德寓言：恶的毁灭和善的胜利。一战时期，无恶不作的人决非英雄。在当时，英雄是善良的，敌人是邪恶的，道理是如此简单明了。当时我还没有开始研究心理学，我像其他写书和看书的人一样，憎恶罪犯，同情无辜的受害者。

那位受欢迎的英雄拉菲兹[拉菲兹（Raffles）是英国作家E.W.赫尔南（Ernest William Hornung，1866-1921）笔下的绅士大盗，详见小说《业余神偷拉菲兹》。E.W.赫尔南是福尔摩斯的创造者柯南·道尔的妹夫。]则是个例外，他是个惯偷，爱打板球，总是和兔子模样的伙计邦尼（Bunny）在一起。我一直有点讨厌拉菲兹，现在回想起来更觉得不舒服，这当然是传统教育的作用——拉菲兹是个罗宾汉式的人物，可他会让人感到轻松。当时的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日后会发展成看犯罪小说是由于喜好暴力，为了从残忍的行为中获得虐待的快感。当时的人们肯定会认为应该举全社会之力反对这样的事情，而当今，残酷的行为几乎像每日的黄油面包一样普遍。我很奇怪怎么会变成这样，因为我觉得我们认识的绝大多数人，那些男孩女孩，都和上了年纪的人一样，十分亲切且乐于助人。他们会帮助年长的人们，乐于并渴望为他们效劳。被我称为“仇视者”的只是极少数，但就像所有的少数派一样，这种人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大多数。

由于写作犯罪小说的缘故，我对犯罪学研究产生了兴趣。我尤其喜欢看那些接触过罪犯的人写的书，特别是那些试图教育罪犯或是想办法对罪犯进行所谓“改造”的人写的书，我想现在人们会用更冠冕堂皇的字眼来形容他们。现实中无疑有这样的人，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查三世那样，真的会说：“恶啊，成为我的善吧。”他们选择了罪恶，就像弥尔顿笔下的撒旦的所作所为：他渴望更伟大，渴望权势，渴望像上帝那样高贵；他的心中没有爱，也就不知谦卑。我通过观察生活而得出了结论，我常对自己说：没有谦卑之心的地方，那里的人民会灭亡。

写侦探小说的乐趣之一就在于有诸多体裁可供选择：轻松型的探险小说，这种写起来特别愉快；情节复杂的侦探小说，诡计设计需要颇费心思，但结果往往是值得的；还有一种我也只能说它饱含激情，一种帮助、拯救无辜者的激情。因为重要的是无辜的人，而不是罪犯。

我想暂时不要批判那些杀人犯，我认为他们是社会的蠹虫。他们只会疯狂掠夺，带来仇恨。我情愿相信他们生来如此，生来就是个病人，因为这样想或许就能对他们产生一些同情。但即便如此也不该宽恕他们，因为宽恕他们，无异于宽恕那些从中世纪瘟疫流行的村庄中逃出来，混进邻村无辜村民和活泼孩子中的人。无辜者必须受到保护，他们应该在平静和博爱中过完一生。

使我震惊的是，似乎没有人关心无辜者。当我们在报上读到一起谋杀案时，人们似乎都对悲惨情节无动于衷。譬如说经营一家小烟铺的虚弱老妇人，正转身为一个年轻匪徒拿烟时被打死了。似乎没人关心她所经历的恐惧、痛苦，以及悲惨的死亡。没人对杀人犯感到愤怒——人们只会对年轻的杀人犯心存同情，就因为他还年轻。

我们为何不处决他？在这个国家，我们捕杀豺狼，而不是试图让豺狼和羊群和睦相处——我很怀疑这么做是否能成功。我们进山捕杀野猪，以防它下山在溪边咬死孩子。它们是我们的敌人，就应该被捕杀。

对那些被残忍的仇恨霉菌所侵蚀、视他人生命为草芥的人又该怎么办呢？这些人常常有良好的家境、良好的境遇、受过良好的教育，可他们最终成了——说得直白点，就是恶魔。有什么药能治疗邪恶吗？怎么处置杀人犯？不能判终身监禁，这比古希腊递给死刑犯一杯致命的毒芹汁更为残酷。我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流放。找一个广阔的、空无一物的地方，居住者唯有原始人，让他们在那里回归本性。

让我们看一看这些人性的弱点，过去都曾是好的品质。如果不是心狠手辣，如果不是嗜杀成性，如果不是全无怜悯之心，也许人类早已不复存在，早就灭绝了。当今的恶人也许是昔日的强者。那时他们值得存在，但是今天，他们是危险之源。

在我看来，唯一的希望是强制这种人为整个社会的利益服务。例如，可以让这种人做出选择：是接受一杯毒芹汁，还是献身于试验性研究。在很多研究领域，尤其是药物和医疗领域，人体试验是极其重要的，是动物试验所不能替代的。如今，献身于研究的科学家会拿自己的生命冒险，但依我看，可以让某个愿意接受特定试验的人去做小白鼠，以此代替死刑。如果他们幸存下来，就可以获得救赎，还他自由身，从额头上去掉该隐的印记。

这也许不会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可能会说：“好啊，我运气不错，无论如何，我逃脱了惩罚。”不过全社会欠他们一份谢意也许会让他们变得有所不同。一个人绝不该有太多期望，但总可以保留一点希望：他们至少有机会做一件有价值的事情，以逃脱应得的惩罚——是否重新做人，取决于自己。也许他们会有所改变，重新做人？也许他们会为自己的作为感到一点自豪？

如果不会，那就只能说：上帝可怜他们。此生不行，也许他们在来世可以“向高处行”[引自美国人约翰逊·奥特曼（Johnson Oatman, Jr. 1856-1922）于一八九八年创作的赞美诗《向高处行》（On the up Way）。]。而最重要的仍然是无辜者，那些勤勤恳恳、毫无畏惧地活在这个时代，应该得到保护、免受伤害的人们，他们才是至关重要的人。

也许可以找到生理上的治疗方法——可以缝起我们的心脏，低温冷藏起来，等待有朝一日重新排列我们的遗传因子，修改我们的细胞。想想以前克汀病的发病人数吧，直到突然有一天，人们发现病因是甲状腺功能亢进或减退。

似乎从侦探小说扯远了，可这也许解释了我为什么对受害者比对罪犯更有兴趣。受害者越是活生生地呈现在面前，读者由此而产生的愤慨就愈加强烈，那么，当我把他从死亡的幽谷中拯救出来时，心里也就充满了愉快的胜利感。

从死亡的幽谷中归来——我决定不过多地整理这本书。因为我上了年纪，仔细回顾过往，尝试调整已经写下的内容，这非常累人。我总是自言自语，作家都有这样的倾向。走在街上，经过要去的商店而不入，或者错过应该要造访的事务所，一个劲儿地自言自语——我希望声音不是太大——意味深长地转着眼珠，然后突然发现街上的人都在看自己，还稍微避开，显然认为这个人疯了。

哦，没错，我想我四岁的时候就总是对着猫咪一家说个不停。事实上我现在仍旧和猫咪一家说话。

3

第二年三月，我照事先的安排去了乌尔，马克斯到车站接我。我曾想自己会不会害羞——毕竟我们俩刚结婚就分开了。出乎我意料的是，我们就好像昨天才分别一样。马克斯给我写了很多封长信，我觉得自己对当时考古发掘进展情况的了解程度简直和一个新手在现场没有什么区别。回家之前，我在考古队营地里住了几天，伦恩和凯瑟琳很热情地欢迎了我，马克斯还坚持地带我去发掘现场看了看。

在天气方面我们的运气不太好，突然刮起了沙尘暴。这时我才注意到马克斯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风沙。我踉踉跄跄地跟在他身后，风沙眯得眼睛看不见路，而马克斯双眼圆睁，给我指这儿说那儿的。我唯一的念头就是躲到房子里去，但我还是勇敢地坚持下来了，因为尽管很难受，我还是很感兴趣的，想看看马克斯在信中描述过的一切。

随着挖掘季的结束，我们俩决定经波斯（Persia）[现称伊朗。]回国。有一家小型航空公司——德国人办的——刚刚开辟了巴格达至波斯的航线，我们选择这家。那是一架单引擎飞机，只有一个驾驶员，我们俩都觉得实在太危险了。事实上也确实相当危险，我们似乎总要撞到山顶上。

第一站停在哈马丹（Hamadan），第二站停在德黑兰（Teheran）。

飞机从德黑兰飞抵设拉子（Shiraz），我还记得那个地方的风景绝美，就像嵌在灰褐色旷野上的一颗鲜绿色宝石。飞机越飞越近，绿宝石愈加光彩夺目，飞机降落后，我们终于发现这是一座由绿洲、棕榈树和花园组成的绿色城市。我不知道波斯境内究竟有多大面积的沙漠，但我明白了波斯人为什么那么珍视花园，因为拥有一座花园是非常奢侈的。

我记得我们去过一幢美丽的房子，多年以后第二次到访设拉子时，我努力尝试再次造访，却没能找到它。但第三次我们成功了，我认出了它，因为有一个房间里的天花板上和墙上画着各种各样的圆形图饰，其中之一是霍尔本高架桥。显然在维多利亚时代，一位伊朗国王在访问了伦敦以后，派了一个画家重返那里，让画家根据指示画出了他想要描绘的各种景物的圆形图饰。许多年后，这幅霍尔本高架桥仍在，只有一点擦伤和刮伤。那幢房子已经荒废了，尽管没有人住在里面，却依旧很美丽，可是在里面走动非常危险，我把它作为一篇短篇小说《设拉子的隐居者》（The House at Shiraz ）的素材。

我们从设拉子乘车去伊斯法罕（Isfahan），那是一段在崎岖路上的漫长车程，始终在沙漠中穿行，偶尔会经过一座荒凉的村庄。我们不得不在一个无比简陋的招待所过夜，从车里拿出一条地毯和几块板子，睡在上面。一个长相可疑、貌似强盗的人掌管这里，还有几个恶徒般的农民帮忙。

我们度过了异常痛苦的一晚，睡在硬木板上的苦处难以形容，你根本想不到睡几个小时就会让臀部、肘部和肩部瘀伤累累。记得有一次，我在巴格达的饭店里睡得很不舒服，我追寻原因，发现床垫下面放了一块沉重的木板，目的是为了防止老旧的弹簧陷下去。男服务员解释说，最近使用这个房间的一位伊拉克女士因为床垫太软而无法入睡，所以放进这块板子，为了让她晚上能够安寝。

我们再次乘车前行，相当疲惫地抵达了伊斯法罕。而伊斯法罕登上了我的“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列表：我从未见过如此瑰丽的色彩，玫瑰红、蓝、金……鲜花、小鸟、藤蔓花纹、可爱的神话中的建筑，以及处处可见的彩色瓦片——是的，这是一座仙境中的城市。但自我第一次到访那里后，有将近二十年没有再去。我害怕再去，因为我害怕看到它面目全非。幸运的是那里改变非常少。自然有了更多现代化的街道，多了几家时髦的商店，但高贵的伊斯兰建筑、庭院、瓦片和喷泉，全都维持原状。如今的人们不再那么死板了，我们可以到很多清真寺的内部参观，那些地方以前是不能进去的。

马克斯和我打算，如果护照、签证、旅费等不成问题的话，就取道苏联回家。为此我们去了伊朗银行询问。这座建筑如此宏伟，让人觉得它是一座宫殿，而不是金融机构——我们也的确好不容易才找到银行业务在哪里办理。穿过几条有喷水池点缀的走廊之后，我们终于来到了一个巨大的接待室，远远地有一个衣着光鲜的年轻人坐在柜台后面，穿着西服，正在记账。不过就我所见，在中东，银行从来不会让你在柜台前办理业务，你总会被转给一位经理、一位副经理，或者至少是一个看起来像经理的人。

一位银行职员会招手唤来一个银行信使，他就站在附近，姿态和服饰都很奇特，他会示意你在几个巨大的皮沙发里任选一个坐下，然后就不见了。不久之后他回来了，召唤你过去，领着你走上富丽堂皇的大理石台阶，把你带到一个看起来很神圣的房门前。你的向导轻轻地敲门，走进去，把你撇在外面站着，然后很快又出来，满面春风地望着你，为你成功地通过了考验而喜气洋洋。你走进那个房间，觉得自己的身份不亚于一个埃塞俄比亚王子。

一个迷人的、通常是胖胖的人会站起来，用熟练的英语或法语向你致意，挥手请你坐下，问你要茶还是咖啡，问你是什么时候到的，喜不喜欢德黑兰，你从何处来。最后，就仿佛是无意中问到，你来此有何贵干？你提及旅行支票之类的东西，他会按响桌子上的一个小铃，另一个信使走进来，告知：“请易卜拉辛先生。”咖啡端来了，谈话继续进行，关于旅程、政治局势、农作物的收成好坏一类的事。

很快易卜拉辛先生来了，他穿一件深褐色的西服，三十岁左右。银行经理会向他说明你的需求，然后你就可以谈及你想要他们给你哪种货币。这时易卜拉辛先生会给你六种或者更多种不同的表格，让你签字，然后就消失了，接着又是一大堆闲聊填补等待时间。

就在这个时候，马克斯开始谈到我们去苏联的可能性。银行经理叹了口气，举起了双手。

“你会面临不少困难。”他说。

“是的。”马克斯预料到会有困难，但肯定不至于难以成行吧？穿越边境不会有什么实际的障碍，是不是？

“我相信目前你们国家在那里没有外交使臣，没有领事馆。”

马克斯说是的，他知道我们在那里没有领事馆，不过他相信如果英国人想去苏联，是没有什么禁令的。

“是啊，完全没有禁令，当然，你们必须带些钱去。”

马克斯说他自然希望带些钱去。

“而你们在我们这里进行任何货币兑换都是不合法的。”银行经理沮丧地说。

这话使我有点震惊，马克斯对东方人的处事方式并不陌生，可是我很陌生。我觉得很奇怪，在一家银行兑换货币竟然是不合法的。

“你看，”银行经理解释说，“法律变来变去，一直在变。各条法律条款之间还常互相冲突。某条法律说不能把某种外币带出境，而另一条则说这是唯一允许出境的外币，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得看当天的具体情况而定。我告诉你们这些，”他补充道，“是为了让你们事先知道，尽管我可以帮你们安排兑换，可以派人去集市，帮你们弄到最合适的现金，可这些全都是不合法的。”

马克斯对此表示理解，银行经理马上高兴起来，他说我们会喜欢这段旅程的。“现在让我想想……你们想坐汽车去里海，对吗？那一段路很美。先到拉什特（Resht），从那儿乘船去巴库（Baku）。船是苏联人的，我对它一无所知，可人们都坐船去，没错。”

他的语气暗示坐那艘船去的人都不见了，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们不仅要带上现金。”他警告我们，“还必须带上食物，我不知道在苏联要怎么搞到食物。至少从巴库到巴统（Batum）的火车上你买不到食物的，样样东西你们都得带着。”

我们又探讨了酒店和其他的问题，似乎全都有难度。

很快，另一个穿着深褐色西装的人来了，他比易卜拉辛先生年轻，叫穆罕默德先生。穆罕默德先生带来了更多的表格，马克斯在上面签了字，并索要一些小额现金，用来买必不可少的邮票。一个信使被叫来，派去集市换钱。

然后易卜拉辛先生再次出现，他把我们需要的现金摆在桌上，全是一些大额钞票，而不是我们所要求的小额钞票。

“啊！但这十分困难。”他很难过地说，“真的非常困难。你知道，我们有时有很多这种面额的钞票，有时又有很多那种面额的。你能得到哪种完全取决于运气的好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摆明了只好接受坏运气了。

那位银行经理又叫人送咖啡来，想让我们高兴一些。他转过身来继续对我们说：“你们最好把要带到苏联的现金全部换成波斯金币。”他补充道，“波斯金币在波斯是不合法的，可那是我们这儿唯一能用的钱，因为在集市他们只接受波斯金币。”

他又派了一名信使去集市，把我们刚拿到的钱换成波斯金币，波斯金币原来就是玛丽亚·特蕾西亚银币[玛丽亚·特蕾西亚银币，以神圣罗马帝国女皇、奥地利大公、匈牙利女王、波希米亚女王玛丽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ia，1717-1780）命名，奥地利于一七八〇年发行的银币，此后成为欧亚大陆的硬通货币，屡次重铸，重铸数量超过八亿枚。]，纯银的，非常重。

“你们的护照没问题吧？”他问。

“没问题。”

“在苏联有效吗？”我们说有效，在欧洲各国都有效，包括苏联在内。

“那就行了。签证很简单，对吧？你们必须弄一辆车，饭店可以帮你们安排。你们还必须带够三四天的食物，从巴库到巴统的行程要好几天。”

马克斯说途中他还想在第比利斯（Tiflis）下车停留。

“啊，那你们必须在办理签证时问问看，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

这件事让马克斯很难过，可他还是接受了。我们向这位经理道别并致谢，这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半钟头。

我们回到了饭店。那里的饮食有点单调。不管我们点什么菜，或者不管我们要求提供什么，侍者总是说：“今天有非常好的鱼子酱，非常好，非常新鲜。”我们曾经兴冲冲地点了鱼子酱，那东西便宜得令人惊讶，尽管我们吃掉的量非常惊人，价钱却似乎始终是五先令。虽然如此，有时我们会在用早餐时拒绝它——不知为何，人们就是不想在早餐时吃鱼子酱。

“早餐有什么东西？”我问。

“鱼子酱，非常新鲜。”

“不，我不想要鱼子酱，我想吃些别的。有鸡蛋吗？培根呢？”

“没有别的，只有面包。”

“别的什么也没有？鸡蛋呢？”

“鱼子酱，非常新鲜。”侍者坚定地说。

于是我们吃了一点鱼子酱和大量的面包。午餐时，除了鱼子酱，唯一能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果酱馅饼（La Tourte），很大、过于甜腻，不过很香。

我们咨询侍者，应该带些什么食物去苏联，基本上侍者还是推荐鱼子酱，我们同意带上两大罐，侍者还建议我们带上六只熟鸭子。此外我们还带了面包、一罐饼干、几罐果酱和一磅茶叶。“给火车头的。”侍者解释说。我们不是很明白火车头跟这个有什么关系，也许照惯例要给司机一点茶叶做礼物？不管怎样，我们带上了茶和速溶咖啡。

那天晚餐后，我们和一对法国年轻夫妇聊了起来。那位先生听说了我们的行程计划后情绪高涨，惊恐地摇头道：“这不行！对夫人来说是绝对不行的，这条船，这条从拉什特到巴库的船，这条苏联人的船，非常可憎！臭烘烘的，夫人！”法语真是奇妙的语言，他说的那句“臭烘烘的”听上去是多么污秽不堪，让人光是想想要坐那种船都受不了。

“你不可以带夫人到那里去。”法国人坚决地强调，可他不知道，夫人不会退缩。

“我觉得不会像他说的那么臭。”后来我对马克斯说，“无论如何，我们有很多驱虫粉之类的东西。”

就这样，我们如期踏上了旅程，带上了大量的波斯金币，怀揣着苏联领事开的签证。不过他们坚决不让我们在第比利斯下车。我们雇了一辆不错的小汽车，动身启程。

驾车去里海，一路景色绝美。我们爬上岩山裸露的山岗，越过山顶，下山时发现到了另一个世界——和风煦煦，飘着雨丝，拉什特（Resht）到了。

我们被带上了那艘“臭烘烘”的苏联船，神经相当紧张。一切都与波斯和伊拉克截然不同，首先，船出奇地干净，简直像医院一样干净——实际上看起来就像医院。窄小的客舱里摆着高高的铁床，铺着硬硬的草褥子、干净的粗布床单，还有一把马口铁水壶和一个脸盆。船上的工作人员都像机器人一样，看上去都有六英尺高，金黄色的头发配上毫无表情的面孔。他们待我们彬彬有礼，但是表现得好像我们根本不存在一样。马克斯和我觉得我们俩就像《驶向外海》（Outward Bound ）中那对自杀的夫妇——两个人在船上像幽灵一样四处游荡，谁也不和我们讲话，也不看我们一眼，完全无视。

不久后，我们看到大厅里有食物供应，便满怀希望地跑到门口张望。没有人对我们有任何表示，好像根本没有看到我们。最后，马克斯鼓起勇气，双手并用地问，我们是否可以得到一些吃的，但显然这个要求没人懂。马克斯尝试了法语、阿拉伯语、他所知的那几句波斯语，可都毫无效果。最后，他使出那个古老的、屡试不爽的手势，坚定地手指向下、指了指喉咙，结果那个人立刻拉开了桌边的两把椅子。我们坐了下来，食物被端了上来。相当不错的食物，尽管材料非常普通，而且价格高得离谱。

我们到了巴库，一位国际旅行社的代表来迎接。他人不错，通晓古今，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他问我们是否想去歌剧院看《浮士德》，我并不想去，我觉得到苏联来不是看《浮士德》演出的。于是他说会给我们安排其他娱乐项目，我们被带着参观各种建筑工地和未竣工的公寓。

下船流程很简单。六个机器人一样的搬运工按照长幼顺序走来。旅行社的人说费用是每件一卢布，他们走到我们身边，一人拿起一件。有一个很不幸地拿到了马克斯那个沉重的手提箱，里面装满了书。最幸运的一个只拿了一把伞——付给他们的钱都是一样的。

我们去的那家饭店也很古怪，我想它是奢华年代的遗留物之一：家具很豪华却式样老旧，统统漆成白色，雕刻着玫瑰花和小天使的图样。不知道什么缘故，家具全都放在房间中央，仿佛搬运工搬进衣橱、桌子、五斗橱后就把它们丢在这里走开了。连床都不靠墙，床的式样富丽堂皇，极其舒服，可铺的是粗布床单，而且太小了，都盖不住床垫。

第二天早上，马克斯要求送点热水来让他刮胡子，可是运气不佳。除了“请”和“谢谢”之外，他也就知道“热水”这一个俄语单词了，但那个女人拼命地摇摇头，拿给我们一大壶冷水。马克斯几次重复“热”这个单词，满怀希望地把剃刀放在下巴上解释他需要水的目的。可她仍摇摇头，显得震惊且很不赞同。

“我觉得，”我说，“在这里要热水刮脸就像个奢侈的贵族似的，还是算了吧。”

巴库处处都像是星期天的苏格兰：街上毫无乐趣，商店十之八九关着，有一两家开着的都排着长队，人们耐心地等着，去买一些毫不起眼的商品。

我们的旅行社朋友送我们上了火车，排队买车票的人非常多。“我要去查询一下预订的座位。”他说完就走开了，我们在队伍后面缓缓前进。

突然有人拍了拍我们的手臂，是队伍前面的一个女人，她满面笑容地望着我们。事实上，这里的人似乎随时准备好在任何一点值得微笑的事面前露出微笑。他们非常亲切。然后，在打了很多手势之后，那个女人力劝我们走到队伍的最前端。我们不喜欢这样，所以仍留在后面，可是整个队伍里的人都坚持如此：他们拍着我们的手臂和肩膀、点头、招手，最后，一个男人抓着我们的手臂，强行拉着我们往前走，前面的那个女人让到一边，向我们躬身微笑。就这样，我们在售票窗口买了票。

旅行社的人回来了。“啊，你们办好了。”他说。

“这些好心人把位置让给了我们。”马克斯相当疑惑地说，“我希望你能对他们说明，我们并不想这样。”

“啊，可他们总是这样。”他说，“实际上他们喜欢排在队伍后面，你知道，站在队伍里是一种很好的消遣。他们喜欢把队伍排得尽可能地长，他们对陌生人总是非常有礼貌。”

的确如此，我们离开这里去坐火车时，人们向我们点头挥手。月台上挤满了人，不过我们后来发现，除了我们俩，挤在那儿的人都不是坐火车的，他们只是过来看看热闹，打发下午的时光。我们终于进了车厢，旅行社的人向我们道别，向我们保证三天后到达巴统时会有人去接，一切都会很顺利。

“我看你们没有带茶壶，”他说，“不过毫无疑问，会有女人借你们一个的。”

火车在大约两小时之后第一次停车，这时我才明白话里的意思。当时，我们这个隔间里的一位老妇人猛拍我的肩膀，把她的茶壶拿给我看，并在一个会说德语、坐在角落里的男孩的帮助下向我解释，旅客通常放一撮茶叶到茶壶里，然后带着它去火车头，在那里，火车司机会给你热水。我们有茶杯，老妇人向我们保证说其余的事由她来办。很快，她拿着两杯热气腾腾的茶回来了，我们动用了食物储备，给了我们的新朋友们一些。这段旅程非常顺利。

食物保存得还算好，也就是说，我们幸运地在鸭子变坏之前就把它吃掉了，还吃掉了一些越来越不新鲜的面包。我们本希望能在路上买到面包，可是看来这并不可能。我们当然尽可能快地吃掉了鱼子酱。最后一天，肚子一直处于半饥饿状态，因为除了一只鸭翅膀和两罐菠萝果酱之外，其他什么也不剩了。直接吃一整罐菠萝果酱肯定相当难受，不过至少能缓解饥肠辘辘之苦。

我们在午夜抵达巴统，下着倾盆大雨。我们当然没有预订饭店房间，拿着行李走到火车站外的夜色中。没有旅行社的人来接，只有一辆敞篷四轮马车候着，那是一辆破旧的老式马车，有点像维多利亚时代的。车夫殷勤地扶着我们上了车，把行李堆叠在我们身上。我们说想找一家饭店，他鼓舞人心地点点头，抽了一记响鞭，车子便摇摇晃晃地穿过泥泞的街道。

不久后我们来到一家饭店，车夫打了个手势叫我们先进去。我们很快就明白为什么叫我们先进去了。我们刚一进去就被告知没有房间了，我们问还能去哪儿，可那个接待员只是茫然地摇摇头。我们跑出来，车夫又一次驾起马车带我们去找。大约找了七家饭店，家家客满。

在第八家饭店，马克斯对我说要采取强硬措施，因为我们必须找一个能睡觉的地方。我们一来到大厅，就扑通倒在了丝绒沙发上，在被告知没有房间时我们就装出傻傻的、听不懂的样子。最后，接待员和办事员绝望地高举双手，望着我们。我们继续显得茫然不解，时而用我们认为他们可能会明白的语言表示我们需要一个房间过夜，最后，他们不理我们了。车夫跑进来，把我们的行李放在我们身边，然后就愉快地挥手道别，走掉了。

“你不觉得我们自断了退路吗？”我悲哀地问。

“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马克斯说，“看到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可以把我们带走，而且我们的行李在这儿，我觉得他们会想想办法的。”

二十分钟过去了，突然，援救天使以六尺大汉的形象出现了。他有一撇绝妙的黑色小胡子，穿着马靴，看上去就像一出苏联芭蕾舞剧中的人物。我仰慕地盯着他。他面带笑容地望着我们，友好地拍了拍我们的肩膀，招手让我们跟着他走。他走上两层楼梯，来到顶层，然后向上推开屋顶上的一个活动板，把一个梯子架了上去。情况看起来有些反常，但也别无他法，马克斯上去后把我也拉了上去，我们到了屋顶之上。我们的主人仍然招手、微笑着，领着我们在屋顶上穿行，来到了另一幢房子的屋顶上，最后从另一扇活动盖板处爬了下去。我们被带进一个很大的阁楼房间，里面布置得非常美观，还有两张床。他拍了拍床，指了指我们，然后就消失了，此后不久我们的行李也送来了。很幸运，这次我们的行李不多，在巴库的时候都被拿走了，那个旅行社的人说它们会在巴统等着我们，我们希望第二天就能看到它们，而目前我们唯一需要的就是床铺和睡眠。

第二天上午，我们想知道去哪儿搭船，因为已经预订了当天出发的一艘去伊斯坦布尔的法国船运公司的船票。尽管我们努力向主人解释，可他却听不明白，这儿似乎没人能明白。我们跑到街上自己去找，我以前从未意识到，如果不是站在山上眺望，想找到大海竟是如此困难。我们朝一个方向走，然后换了一个方向，后来朝着第三个方向走，时不时地用我们所知道的各种语言询问“船”“港口”“码头”在哪里，这里没有人懂法语、德语或者英语。最后，我们设法找到了回饭店的路。

这次，马克斯在纸上画了一艘船。我们的主人立刻表示理解，他把我们带进了二楼的一个起居室，让我们坐在沙发上，比画着表示让我们在这里等。半小时后他再次出现，带来一位戴着蓝色鸭舌帽的非常老的男人，老人说起了法语。老人过去在饭店里做过行李搬运工，现在仍然为来宾服务。他表示马上就可以带我们去船上，也能把我们的行李带着。

首先我们要去领行李，应该已经从巴库送到这里了。这位老人直接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分明是监狱的地方。我们被引入一个严密封锁的隔间，我们的行李就端正地摆在屋子中间。老人把行李取出来，带我们去港口。一路上他都在发牢骚，这让我们非常不安。我们最不希望做的，就是在一个没有我国领事馆的国家批评这个国家的政府，要是惹上什么麻烦，没人能替我们解围。

我们尝试着让老人安静下来，不过没什么作用。“啊，这年头一切都不像往年了。”他说，“为什么，你们猜猜看？看见我穿的这件外套了吗？是一件不错的外套，是的，可是它属于我吗？不属于，它属于政府！以前我有不止一件外套，我有四件。也许都没有这件这么好，可至少是我自己的外套。四件外套，一件冬天穿，一件夏天穿，一件雨天穿，还有一件很漂亮的。我有四件外套。”

最后，他稍稍压低嗓门，说：“这里严格禁止收取服务小费，如果你们想给我什么东西的话，最好就在我们走在这条小路上的时候给。”如此直接的暗示是无法忽视的，既然他提供了如此宝贵的服务，我们便赶紧拿出一大笔现金给他。他表示了赞许，又发了几句对政府的牢骚，最后骄傲地指向船坞，那里有一艘漂亮的法国远洋航运公司的船等候在码头上。

黑海上一路风平浪静。我记得很清楚，在伊内博卢港（Inebolu）停泊时，有人把八只还是十只可爱的棕色小熊带上了船，据说是运往马赛动物园的。我为它们感到难过，都是那么可爱的小熊。不过它们也可能面对更悲惨的命运——也许会面临被枪杀、做成标本之类的惨剧。现在，它们至少能在黑海上享受一段愉快的旅程。现在回想起一个五大三粗的法国水手用喂小孩的奶瓶一本正经地挨个儿给小熊喂奶，我还会哈哈大笑。

4

在我们的生活中，接下来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是：我在周末被带去拜访坎贝尔·汤普森博士夫妇，我将在那里接受审查，看是否能与马克斯同往尼尼微。马克斯几乎已经定下，将在下一个秋季和冬季随他们进行发掘。伍利夫妇对他要离开乌尔感到很不快，但是他下定决心要换换环境。

人们通常以“C.T.”称呼坎贝尔·汤普森博士，他有一套特定的测试办法检验新人。其中之一就是带着那个人穿越荒野。每当有像我这样的人来小住，他都会尽可能在雨最大的日子把他们带到荒野，注意他们穿的是哪一种鞋，是否会疲惫不堪，是否乐于钻篱笆，并强迫他们穿越丛林。我很成功地通过了这项测试，我在达特穆尔进行过无数次漫步和探险，荒野对我来说没什么可怕的。我反倒很高兴不是在犁过的田地里走，那对我来说才实在累人。

接下来的一个考验是看我是否挑食。“C.T.”很快就发现我什么都吃，这再次使他高兴。他也很喜欢读我写的侦探小说，并开始对我另眼相待。他大概已经确信我很适合去尼尼微，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马克斯会在九月底前往，而我将在十月底过去与他会合。

我的计划是在罗得岛（Rhodes）待几个星期，一面写作，一面放松一下身心。然后坐船到亚历山大勒塔，我认识那里的英国领事。然后我会雇一辆小汽车前往阿勒颇，从阿勒颇坐火车去土耳其和伊拉克边境的尼西宾（Nisibin），再从那里坐八小时的汽车去摩苏尔。

这是个不错的计划，马克斯也很赞赏，约好在摩苏尔接我。可是在中东，计划很少能变成现实，地中海很可能会波涛汹涌。我们抵达默辛时，海浪掀得很高，我躺在铺位上不住地呻吟。那位意大利乘务员非常同情我，我什么东西都不想吃，这使他非常不安。他时不时会探头张望一下，并拿来当天菜单上的东西引诱我。“我拿来了很好吃的意大利细面条，非常不错，有非常浓的番茄汁，你会喜欢的。”“哦。”我呻吟道，只要一想到又烫又油的意大利细面条和番茄汁，我就恶心死了。没过多久他又回来了。“这次我带来了一点你喜欢的东西，橄榄油炸葡萄叶，里面包的是米饭。很好吃的。”我呻吟得更厉害了。有一次，他带来一碗汤，可是上面漂着一英寸厚的油脂，使我又一次脸色发绿。

快到亚历山大勒塔时，我勉强起身，穿好衣服，打点行装，然后踉踉跄跄地走到甲板上，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提提神。我站在寒风中，感觉舒服多了，这时船上的人对我说船长叫我去他的船舱。船长告诉了我一个突如其来的坏消息：船无法在亚历山大勒塔进港。“风浪太大。”他说，“你要知道，很不容易靠岸。”情况真是非常严重，看来我甚至无法与那位领事取得联系。

“那我该怎么办呢？”我问他。

船长耸了耸肩，说：“你只能去贝鲁特，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我很惊慌，贝鲁特在完全不同的方向，然而我也只能接受。

“我们不会多收你船费的。”船长鼓舞人心地说，“既然我们无法让你在这里登陆，就会把你带到下一个港口。”

当我们到达贝鲁特时，风浪似乎小了一些，不过仍然很汹涌。他们把我送到一列慢得出奇的火车上，前往阿勒颇。就我的记忆所及，路上花费了整整一个白天还多——至少有十六个小时。车上没有厕所，停站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这一站有没有厕所。我忍耐了整整十六个小时，不过幸好我在这方面很有天赋。

第二天，我搭上东方快车去泰勒科契克（Tel Kochek），这里在当时是柏林至巴格达铁路的终点。在泰勒科契克我的运气还是不好，天气非常糟糕，去摩苏尔的铁路被冲断成两截，河里都涨满了水。我不得不在招待所度过了两天——那是一个很原始的地方，什么事都不能做。我绕着一面铁丝网转了一圈，在沙漠里走了一小段路，又原路返回。食物每顿都一样：煎鸡蛋和坚硬的鸡肉。我把我带来的唯一一本书读完后，剩下的时间就只能沉思了。

最后我到达了摩苏尔，看来消息已经不可思议地传到了这里，因为马克斯站在台阶上迎接我。

“三天前我还没到的时候，你一定担心极了吧？”我问。

“啊，没有。”马克斯说，“这样的情形常常发生。”

我们开车去坎贝尔·汤普森夫妇租住的房子，靠近尼尼微的大土丘，离摩苏尔一英里半。那幢房子真是迷人，我总会满怀深情与热爱地想起它：它有着平平的屋顶，一侧有一间四四方方的瞭望室，还有一条漂亮的大理石门廊。马克斯和我占用了楼上的房间，房间里家具寥寥无几，主要都是橙木箱子，还有两张行军床。小房子的四周布满玫瑰花丛，我们抵达时它们已吐露出许多粉红色的花苞。我想，明天早上这些花苞就会绽放了吧，将会多么好看啊。可是并非如此，第二天早上它们还是花苞，我想自然界的现象我真是太不了解了，玫瑰当然不是夜间一现的昙花。不过，实际情况是，这些玫瑰是用来炼制玫瑰精油的，每天早上四点都会有人来把开放的玫瑰摘走，因此拂晓时分就只剩下新一批花苞了。

马克斯的新工作需要他经常骑马，我怀疑在此之前他是否经常骑马。不过他坚持说来之前他就会骑，还曾在伦敦参加过骑马训练。马克斯如果知道“C.T.”对于节约有多么热衷——尽管他在很多方面是个大方的人——可能会更紧张一些。他付给工人的工资都是尽可能低，他还有一种节约的方式就是从来不花大价钱买马，因此他买来的那些四足动物都很可能有某些令人不快的特点，这些特点在成交之前都被马主掩饰了，通常的问题有：用后腿站立、突然跃起、受惊猛退或者做些别的特技动作。马克斯的这匹也不例外，而它必须每天早上顺着一条湿滑泥泞的小路爬到土丘顶上，这实在是相当大的考验，尤其是马克斯骑马的时候还非常漫不经心。幸好一切顺利，他从来没摔下马来。如果掉下来了，那可真是莫大的耻辱。

“记住。”“C.T.”在离开英格兰之前对马克斯说，“如果从马上掉下来，那么就不再会有一个工人对你表现出哪怕一点点的尊敬。”

每日的工作从凌晨五点开始。“C.T.”会爬上屋顶，马克斯与他在那里会合。他们会进行磋商，然后用灯光向尼尼微土丘顶上的守夜人发出信号，传达的信息是关于当天的天气是否适于发掘。因为当时已经是秋天，时值雨季，这是一件令人担忧的事情。很多工人要从两三英里外赶来，他们会遥望土丘顶上的信号灯，从而知道那天是否需要从家里动身来工作。很快，马克斯和“C.T.”就会骑着马爬到土丘顶上了。

芭芭拉·坎贝尔·汤普森和我大约在上午八点步行爬上土丘，在那里共进早餐，享用煮得过老的鸡蛋、茶和本地的面包。十月间，那里的气候非常宜人，再过一个月就冷了，我们将不得不把自己裹严实了。周围的乡野非常可爱：远处山峦起伏，马克布尔山（Jebel Maqlub）和库尔德山脉（Kurdish Mountains）有时候会有白雪覆盖。从另一个方向可以看见底格里斯河、摩苏尔城，以及城内的尖塔。早餐之后，我们回到房子里，晚些时候我们会再次爬上土丘，在野外吃午餐。

我与“C.T.”有过一场争执，他出于礼貌对我让步了，不过我觉得我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因此有所下降。我只不过是想在集市上买一张桌子，然后我可以把衣服放在橙木箱子里，拿橙木箱子当凳子坐。我可以在床边放一个橙木箱子，但如果要写作，我就必须有一张结实的桌子，能让我打字，能让我把膝盖放在桌子下面。我从没想过让“C.T.”为这张桌子付钱——我打算自己买。而他为此轻视我，认为我把钱花在了一些完全不必要的东西上，不过我坚持自己的主张，我认为这是完全有必要的。

我指出写作是我的工作，为了工作，我必须有特定的工具：一部打字机，一支铅笔，一张桌子。于是“C.T.”让步了，可他为此感到悲哀。因为我坚持要一张结实的桌子，而不是一个有四条腿、桌面轻轻一碰就摇摇晃晃的东西。这张桌子花了我十英镑，一个闻所未闻的价格，我觉得他在整整两个星期后才宽恕了我奢侈浪费的行为。但我有了一张桌子，高兴无比。“C.T.”常常友善地询问我工作的进展情况，他问及的这本书就是《人性记录》，然后，从土丘上某个墓穴中重见天日的一具骨架就被命名为埃奇韦尔男爵了。

对马克斯来说，到尼尼微的意义就在于将那儿的土丘向下挖出一个深坑。“C.T.”对此并不十分热心，但他们事先已同意马克斯试一试。当时在考古方面，史前文化突然成了热门，当时几乎所有出土文物都属于有史时期，可是如今每个人都对史前文明充满热忱、兴趣浓厚，但又仍然所知无几。

他们到野外不为人所注意的小土丘上寻觅，每到一地都要捡些彩绘陶片，贴上标签，分门别类地装进袋子，之后再审视图案——这一切真是其乐无穷。尽管它们那么古老，但仍有新鲜感。

由于这些陶器制造的时候尚未发明文字，所以很难确定它们的年代，也很难说清楚某种类型的陶片的制造年代是在另一种之前还是之后。伍利在乌尔挖到了洪水层以下，令人兴奋的欧贝德遗址（Tell'Ubaid）的彩绘陶器引起了轰动。马克斯和所有人一样，都着迷于发掘，而我们在尼尼微挖出一个深坑的结果确实激动人心。因为不久后就证实了，那座九十英尺高的大土丘有四分之三属于史前时期，这以前从未引起过人们的注意，仅仅知道地面部分属于亚述时代（Assyrian）。

过了一段时间，那个深坑变得令人生畏了，因为他们不得不向下挖到九十英尺深的处女地层，直到挖掘季末才刚好完成。“C.T.”是个勇敢的人，他每天必须亲自和工人一起到下面去一趟。高度的变化差异令他十分头晕，这让他极为痛苦。高度对马克斯来说没有问题，他很乐于上上下下，不会头晕眼花，应对自如。那些工人和所有阿拉伯人一样，都不知眩晕为何物。上午时坑道内非常湿滑，他们在狭窄的螺旋形坑道里上下疾行，把篮子丢给彼此，将泥土运上来，在离边缘只有一英寸的地方互相嬉闹推搡。

“哦，我的天哪！”“C.T.”总是双手紧紧地抱头，苦哼一声，无法向下看他们，“不久就会有人摔死的。”

可是没有人被摔死，他们的脚步像骡子一样稳当。

在剩余的日子里，有一天我们决定租一辆小汽车去寻找尼姆鲁德（Nimrud）的大土丘，一百年前，那里曾由莱亚德（Layard）挖掘过。马克斯在路上遭遇了一些困难，因为路况非常糟糕，一路上大部分是在乡野间穿行，干涸的河床及灌溉沟渠难以越过。不过最终我们还是抵达了目的地，并在那里野餐。哦，当时那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地方，底格里斯河就在一英里之外，在卫城（Acropolis）的大山丘上，亚述人石像的巨大头部从土壤中探出头来，不远处有一个巨大的神怪翅膀。那是一片很壮观的乡野景象——宁静、浪漫、古趣盎然。

我记得马克斯说：“这就是我想要挖掘的地方，不过一定规模很大。必须筹措一大笔钱，如果我能筹到钱，这个山丘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选择。”他叹了口气，“哦，我想这个梦想是不会实现的。”

马克斯的著作现在就摆在我的眼前：《尼姆鲁德及其遗迹》（Nimrud and its Remains ），我多么为他能得偿夙愿而高兴啊。尼姆鲁德从百年沉睡中醒来了，莱亚德开始了这项挖掘工作，我的丈夫将它完成了。

他还发现了更深的秘密：城邦边界上的沙尔曼奈塞尔大城堡（Fort Shalmaneser）和位于土丘上的其他宫殿——有关亚述国军事首都卡拉（Calah）的传说由此而展开。如今，尼姆鲁德的历史已被还原，除此之外，那些由匠人——也可以说艺术家，我更喜欢这样称呼他们——手工制作的、也许是这世界上最精美的物品，被收藏在全世界的许多家博物馆中，雅致考究的象牙制品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我也清理了不少这样的物品，像所有专业人士那样，我也有最偏爱的工具：一根橙木签。本来可能是一根很好的毛衣针，这是某个发掘季一位牙医的工具，他借给了我，或者不如说是送给了我。还有一罐化妆用的面霜，我发现可以用它轻轻地把裂缝中的污垢粘出来，而丝毫不会损伤易碎的象牙，比任何工具都好用。实际上，在这方面我用掉了太多面霜，才过了几个星期就一点都没剩下给我那张可怜的老脸了。

多么令人兴奋。在工作中，耐心和谨慎都是必需的，触碰要极为轻柔。最兴奋的那一天——也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日子之一——工人们从他们正在清理的一口亚述古井中跑出来，冲进房子里喊道：“我们在井里发现了一个女人！有一个女人在井里！”他们把她放在一块麻布上带进来了，带着不少土块。

我很荣幸地在一个大洗脸盆里轻轻地把泥土清理掉，渐渐地，头部从大约两千五百年的淤泥中显现了出来。这是目前发现的最大的象牙头像：通体呈柔和的浅褐色，黑色头发，色彩暗淡的双唇带着谜一样的微笑，就像雅典卫城的少女。这尊井中贵妇——被伊拉克古物部部长坚持称为蒙娜丽莎——在巴格达新建的博物馆里占据了一席之地，是至今最令人兴奋的发现物之一。

还有很多别的象牙制品，有些比那个头像更美，只是没有那么壮观：瓷片上，母牛转过头看着正在吃奶的牛犊；象牙雕刻的妇女在窗口张望，就像邪恶的耶洗别 [8] ；两块令人惊叹的象牙饰板上描绘着一个黑人死于一头雄狮的攻击：他躺在那里，别着金色腰带，头发间点缀着金饰。他的头微微扬起，那头雄狮仿佛正准备发起致命一击。他们身后是草木繁茂的花园：用天青石、玛瑙和黄金描绘出花朵和草木。能发现这两块饰板是多么幸运啊。如今一块在大英博物馆，另一块在伊拉克。

看到人类用自己的双手制作出的妙不可言的精品，便会为自己也是人类的一员而引以为荣。人类是富于创造力的，他们肯定获得了造物主的某些灵感。造物主创造了世界及大自然，并因此满足。但他还留下了创造的余地，让人类的双手能够发挥创造力。他让人类自己去发挥，追随他的脚步，因为人类已被造就为他的化身。他又让人类看着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并因此获得满足。

因创造而产生的自豪感是非凡的，即使是那个为考古队的某个房间打造了一个十分难看的木制毛巾架的木匠，他也有创造精神。当被问及为什么要不顾需求、给架子装一个那么巨大的脚时，他带着责备的口气对我们说：“我不得不做成那个样子，因为这样多美啊！”嗯，对我们来说那是极其丑陋的，但对他而言这就是美的，他是怀着创造的精神制作它的，它是美的。

人类也有邪恶的一面——其邪恶程度比起野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们也可以在创造的亢奋感中飘飘然。英格兰的大教堂像丰碑一样屹立，纪念着人类对于上天的崇拜。我很喜欢那个都铎玫瑰（Tudor rose）标志——它好像是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教堂的一根柱子上——某个石匠违抗了命令，在玫瑰中间刻了一张圣母玛利亚的像，因为他认为都铎王朝的国王们被崇拜得过分了。而造物主，这个崇拜的殿堂为之而建的上帝，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敬意。

这是坎贝尔·汤普森博士的最后一个发掘季，当然，他主要是一个碑铭研究家。对他来说，书写的文字和历史记录比考古发掘本身要有趣得多。就像所有碑铭研究家一样，他一直希望发现一座碑铭宝库。

在尼尼微进行了那么多发掘工作，已经很难搞清所有的建筑到底是什么。对马克斯来说，宫殿不是最有趣的，真正让他感兴趣的是那些史前时期的深坑，因为世人对它们还所知甚少。

他已制订好了计划，我觉得那是非常令人兴奋的计划，就像在世上的某个地方由他主持大局，挖掘一个小土丘。那个土丘必须很小，因为筹集资金是很困难的，不过他觉得可以解决，而且必须解决，这极其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关注那个逐渐接近处女地层的深坑的挖掘进展。当时已经挖到了底，挖出一块很小的平面，只有几码宽。有一些碎片，不多——因为空间很小——与上层的发现物属于不同的时期。自此，尼尼微从下至上被重新命名：最接近处女地层的是尼尼微一号地层，然后是尼尼微二号、尼尼微三号、尼尼微四号以及尼尼微五号。在尼尼微五号这个时期，陶器是在转轮上制成的，陶罐样式精美，上面既有彩色图案，也有雕刻纹饰。像圣餐杯一样的陶器是那个时期的显著特征，上面的装饰和彩绘生动有力，非常可爱。然而陶器本身——它的质地——却比不上也许比它们早几千年的陶器。那些精致漂亮的杏黄色器皿摸上去就像希腊瓷器，上釉了的表面很光滑，图案主要是几何纹饰，圆点纹饰最常见。马克斯说它们很像叙利亚哈拉夫遗址（Tell Halaf）发现的陶器，不过那里的时代要晚得多，而且无论如何，我们这里的器皿质地更好。

他让住在半径一至八英里范围内的工人们从各自的村里捡来各种各样的陶器给他，在某些土丘上发现的陶器主要是尼尼微五号晚期的。除了各种不同的彩绘制品外，还有一种非常美丽的雕刻罐子，精工细作。还有较早时期的红色陶器和灰色陶器，两者都是单色无彩绘。

那里的乡野遍布小圆丘，直至山间，其中的一两个显然在开始使用旋盘制作陶器的时代以前就被荒废了，结果在这里发现了早期纯手工制作的精美陶器。尤其是其中一个非常小的、叫作阿尔帕契亚（Arpachiyah）的土丘——在尼尼微大土丘以东大约只有四英里的地方。在这个小圆丘上，几乎找不到比尼尼微二号时期的精美彩绘陶器碎片更晚的东西了，显然那就是它最后被人占领的时代。

马克斯十分着迷，我鼓励他，因为我觉得那些陶器太精美了，能找到与之有关的东西会非常令人兴奋。马克斯说这是一场赌博游戏。那一定是个非常小的村庄，基本上不是一个重要的村庄，是否能够发掘出什么东西非常值得怀疑。但是，制作这些陶器的人一定生活在这里，他们的生活也许很原始，但这些陶器并不原始，它们的品质是最好的。他们不可能是为了不远处的大城市尼尼微制作的，就像英国本地的斯旺尼（Swansea）或韦奇伍德（Wedgwood），他们开始用黏土制模的时候，尼尼微这座城市还不存在，要大约几千年后才出现。那他们又是为谁而做的呢？难道单单是因为喜欢做一些漂亮的器物吗？

自然，“C.T.”认为马克斯对史前时期如此重视，以及对于陶器表现出的“现代人的大惊小怪态度”是错误的。他说史籍才是唯一重要的，那是人类讲述自己的故事，不是口头记述，而是记入了史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俩都是对的。“C.T.”是对的，因为史籍的确是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马克斯也是对的，因为要寻求人类历史中的新发现，确实必须利用那些本身能够向你倾诉的器物，在这个例子中，就是利用那些他们亲手制作的东西；而我也是对的，因为我已经注意到那些小村落里的陶器很精美。我觉得我是对的，因为我一直在不断地问自己“为什么”，对我这样的人而言，发问才能使生活过得有趣。

我十分留恋第一次在考古现场度过的日子，我很喜欢摩苏尔，对“C.T.”和芭芭拉夫妇也有深切的爱慕之情。我在这里写完了《人性记录》，成功地揭示了凶手之谜。拜访坎贝尔·汤普森夫妇时我给他们朗读了全部手稿，他们非常欣赏。我想，除了我的家人之外，他们俩大概是唯一听我读过手稿的人。

让我几乎不敢相信的是，第二年二月，马克斯和我又一次来到了摩苏尔，这次住在了招待所。关于挖掘阿尔帕契亚小圆丘的计划已进入议事日程，小小的阿尔帕契亚当时没人知道、无人关注，但它将会成为考古界一个众所周知的名字。约翰·罗斯以前在乌尔做过建筑师，是我们俩共同的朋友。马克斯说服了他来和我们一起工作。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绘图员，说起话来不慌不忙的，带有一种温和的幽默感，十分有趣。约翰起初非常犹豫是否要加入我们。他当然不想回乌尔，不过不太确定是应该继续做考古工作，还是该回到建筑行业。马克斯向他指出，这次考古不会耗时太久，最多两个月，而且工作不会太繁重。

“实际上，”他循循善诱地说，“你就把它当成一次度假吧，一年中的快乐时光，可爱的鲜花，天气也舒适，没有乌尔那样的沙尘暴，周围就是起伏的山峦。你会非常喜欢的，权当休息了。”约翰被说服了。

“这当然是一场赌博。”马克斯说。那段时间他很不安，因为他自己的事业刚刚起步，一切都取决于他的选择，这件事的结果将决定成败。

开始的时候一切都不顺利。首先是恶劣的天气，大雨如注，汽车几乎寸步难行。接着是找不到我们要挖掘的那块地的地主，没想到竟然如此困难。土地归属问题在中东历来复杂，如果是远离城市的土地，那就由酋长管辖，该找他进行财务和其他方面的磋商，同时还要得到政府的支持，让他们同意把权限借给你。另一种被界定为“丘墟”的——就是进行古物发掘的地方——都归政府所有，不属于地主私有。不过我很怀疑阿尔帕契亚那么小的一个圆丘会不会被冠以这种标签，所以我们必须先和地主取得联系。

这件事看起来很简单。一个满面春风的大块头跑来，让我们确信他是地主。可是第二天我们又听说他不是，他妻子的远房表亲才是真正的地主。第三天，我们听说那块地实际上也不是他妻子的远房表亲的财产，而是和好几个人都有牵连。在阴雨连绵的第三天，每个人的状况都极其糟糕，马克斯一头栽倒在床上，哼哼起来。“你觉得怎么样？”他说，“有十九个地主。”

“那么一小块地有十九个地主？”我满腹怀疑地说。

“似乎是这样的。”

最后，我们终于把这件麻烦事彻底解决了，找到了真正的地主。她是某人的姑夫的表亲的姨妈的远房表亲，但她处理事务的能力糟糕透顶，不得不由她的丈夫和其他几个亲戚代办。在摩苏尔省政府、巴格达古物部、英国领事和一些人的协助下，事情才算解决了。我们起草了一份极其严格的合约，如有一方不履行合约的规定，将承担巨额罚金。让地主的丈夫最得意的是，合约里加进了一项条款，规定说如果我们的挖掘工作受到任何形式的干扰或者合约未被履行，他就必须赔偿一千英镑。他立刻跑去向他的所有朋友炫耀。

“我真是至关重要。”他很自豪地说，“除非我全力协助，履行我替我妻子许下的承诺，否则我们将失去一千英镑。”

每个人听了都为之动容。

“一千英镑。”他们说，“他可能会失去一千英镑？你听到了吗？倘若有什么差池，他们会从他这里榨取一千英镑！”

其实，即便让这位好人做出经济方面的赔偿，他最多也只拿得出十个第纳尔。

我们租了一幢小房子，非常像之前与“C.T.”合租的那一幢。这幢房子离摩苏尔稍远些，离尼尼微稍近，但是同样有平平的屋顶和大理石走廊，略带宗教色彩的摩苏尔式窗户，还有大理石窗台，我们可以把陶器放在上面。我们清了一个厨子和一个男仆，还有一条很大很凶的狗，附近的狗或任何人走近时它都会对着他们狂吠，它还很快生了六只小狗崽。我们有一辆小货车和一个叫加拉格尔的爱尔兰司机，他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留在了这里，再也没有回国。

加拉格尔，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有时会给我们讲一些很精彩的故事。他有一个传奇故事，是关于他在里海的海滨发现了一条鲟鱼，他和他的朋友怎样设法把它带回去，拿冰块堆在它身上，穿越层峦叠嶂来到伊朗，卖了一个好价钱。听上去就像是《奥德赛》（Odyssey ）或《埃涅伊德》（Aenead ），一路上历尽艰险。

他给了我们一些很实用的信息，例如关于一条人命的具体价格。“伊拉克比伊朗要好些。”他说，“在伊朗弄死一个人要赔七英镑，在伊拉克只要三英镑。”

加拉格尔仍然会回忆他在战时服役的情形，总是以非常军事化的方式来训练那些狗。六只狗崽一听到喊它们的名字，就会依次来到厨房。“瑞士小姐”是马克斯最喜欢的，它总是第一个被叫到。所有的狗崽都非常难看，不过它们拥有全世界的狗崽都有的魅力。它们总在我们用过下午茶后来到走廊上，我们会非常细心地给它们捉虱子。第二天它们总是又全身长满了虱子，不过我们还是尽力帮它们捉。

加拉格尔是一个什么都读的人，我每星期都会收到姐姐寄来的一包书，看过后就很快转交给他。他读得很快，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偏好，也不在乎读的是什么：传记，小说，爱情故事，探险故事，科技作品，几乎来者不拒。就像一个饥饿的人觉得任何食物都一样——你不会在乎那是什么，只要是食物就好。他需要精神食粮。

有一次他谈到他的弗雷德叔叔。“在缅甸，他被一条鳄鱼吃掉了。”他悲伤地说，“我当时实在不知该如何是好。我们觉得最好把那条鳄鱼做成标本，于是就这么做了，把它寄给了他在老家的妻子。”

他的语气镇定而平淡，起先我觉得他是在编故事，不过最后我得出结论，认定他告诉我们的句句属实。他就是那种会遇到不平凡事件的人。

那是一段很焦虑的时期，因为到此为止还没有什么迹象表明马克斯下的赌注能有所回报。我们发现了一些破破烂烂的建筑，甚至不是泥砖砌成的，而是填泥墙，很难寻根溯源。到处都是令人着迷的陶器碎片，还有一些可爱的黑曜石小刀，有非常精细的锯齿刀刃，不过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发现物。

约翰和马克斯互相鼓励，喃喃地说现在断言还为时过早，在巴格达古物研究部的德国籍部长乔丹博士到来之前，我们至少能够把所有的地层精确地测量好，并且分门别类地贴上标签，这样就能显现出挖掘工作是以完全科学合理的方法进行的。

然后，突然间，那个伟大的日子来临了。马克斯冲回屋里，把我拉了出去，当时我正忙于修补一些陶器。

“惊人的发现。”他说，“我们发现了一处烧陶作坊，你一定要跟我来看看，这是你从没见过的奇妙景象。”

确实如此，真是无比幸运。那个陶器作坊完整地埋在土里，着火后就被废弃了，但那场火也使它得以保存了原貌。那里有美丽的碟子、瓶子、杯子和盘子，都是彩色的陶器，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鲜红色、黑色、橙色——绚烂夺目。

从那时起，我们便忙成一团，不知如何应付。陶器器皿接二连三地出土，虽然都被坍塌的房顶压碎了，但几乎都可以修复。有一些略微烧焦了，但是墙壁压了下来，反倒使它们得以保存。它们就这样被埋藏了约六千年，无人知晓。有一个巨大的非常亮的碟子，深红色，很可爱，中心有玫瑰花瓣的图饰，周围是美丽的几何图案，碎成了七十六片。每一片都还在，它被重新修复了，现在你能在博物馆里看到它，这真是一大奇迹。还有一只我深爱的碗，整体图案像是一面英国国旗，呈柔和的橙红色。

我满怀欣喜，马克斯也一样。约翰也很高兴，不过他依然很镇定。然而从那以后，直到发掘季结束，哦，我们的工作是多么繁重啊！

那年秋天我做了一些家庭作业，试着学习如何按比例绘图。我去了本地的一所中学，由一个可爱的小个子男人指导，他不相信我竟然知道得那么少。

“你似乎都不知道什么是直角。”他不满意地对我说。我承认确实如此，我没听说过。

“这样的话，向你说明一些东西就很困难了。”他说。

尽管如此，我还是学会了测量和计算。我能够以实物尺寸的三分之二比例绘图或绘制其他必需的图样。现在是我活学活用的时候了，除非我们各尽其职、通力合作，否则那么多事情，根本做不完。当然，我要用相当于别人两三倍的时间才能画成一张图。但是约翰现在急需帮助，我正好能帮助他。

在约翰绘图的时候，马克斯整天都要待在外面的挖掘现场，他会在晚上摇摇晃晃地回来吃晚餐，说：“我想我的眼睛要瞎了，很不舒服，我晕头转向的，几乎没法走路。我从早上八点起就在马不停蹄地工作，晚饭后还不得不继续工作。”

“是你对我说，是你说可以把这次挖掘作业当作度假的！”约翰兴师问罪道。

后来，为了庆祝这个发掘季结束，我们决定为工人们组织一场赛跑，这种竞赛从来没有举行过。我们准备了几件很好的奖品，所有的工人都可以参加。

大家对于这个活动议论纷纷。起先是一些严肃的、年纪较大的人怀疑他们参加这样的竞赛会不会有失尊严。尊严始终是最重要的。一起比赛的还有很多年轻人，都是些嘴上没毛的男孩子，一个有尊严、有家业的人是不应该这样做的，不过他们最后还是回心转意了。我们确定了细节，全程大约三英里，他们要越过尼尼微土丘另一侧的柯沙河（Khosr River）。规则制定得非常慎重，主要的规则就是：不许把人推倒、不许撞人、不许干扰阻碍别人或做出类似的行为。尽管我们并不指望他们遵守规则，但我们希望至少能避免最坏的结果。

奖品有：一等奖是一头母牛和一只牛犊；二等奖是一只绵羊；三等奖是一只山羊。还有一些小奖品：母鸡，袋装面粉，十只到一百只不等的鸡蛋，每一个完成全程的人都可以得到一把红枣，以及用双手能捧多少就捧多少的芝麻蜜饼。我得说，这些奖品只花了我们十英镑，毫无疑问，这次比赛很成功。

我们把它称为AAAA——阿尔帕契亚业余运动协会（Arpachiyah Amateur Athletic Association）。当时河水泛滥，没有人能跨过桥来观看，不过我们邀请了英国皇家空军在空中观看比赛。

比赛那一天来临了，场面值得纪念。首先就是发令枪一响，所有人都争先恐后地往前冲，大多数人面朝柯沙河摔得趴倒在地，另一些人则从密集的人群中挣脱出来，绝尘而去。犯规的情况不算太严重，实际上并没有人把别人推倒。大家为比赛打了不少赌，不过似乎赛前被看好的人没有一个得到了名次。获胜的是三个大家意料之外的人，鼓掌庆祝的场面相当热烈：第一名是一个强壮的运动家；第二名——他是大家最希望获胜的人——是一个非常穷困、永远看上去像是饿得半死的人；第三名是一个年轻的男孩。那天晚上办了一场盛大的庆祝晚会，工头和工人们翩翩起舞。获得二等奖的人马上把羊宰了，宴请他所有的亲朋好友。那是阿尔帕契亚业余运动协会最热闹的日子。

我们在一片祝福声中离开了。“真主保佑你们”“你们要再来啊”“真主是仁慈的”，等等。我们去了巴格达，所有发现物此时都已抵达了博物馆。马克斯和约翰·罗斯把包装拆开，开始分类。当时已是五月，在巴格达的背阴处都有华氏108°（42.2℃）了，这样炎热的天气约翰很不适应，每天都一脸病容。我很幸运，不用参与装箱，可以待在屋子里。

当时巴格达的政治局势正在逐渐恶化，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希望来年能够再来，或者另选一个土丘，或者继续在阿尔帕契亚进行更深入的发掘。虽说希望如此，但我们已经开始怀疑还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我们离开时，这些古物的运送出了些麻烦，要把箱子运出伊拉克非常困难，但最终还是圆满解决了，不过历时好几个月。出于这个原因，当局宣告，不欢迎我们来年继续到这里来挖掘。实际上，之后好几年都没人到伊拉克去挖掘，所有人都去了叙利亚。于是我们决定，来年我们也去叙利亚选一个合适的地方。

我还记得一件事，似乎是山雨欲来的征兆。我们曾经去乔丹博士在巴格达的家里喝下午茶。他钢琴弹得很好，那天他正坐在那里为我们演奏贝多芬的作品。我觉得他很有头脑，一面看着他，一面想他是一个如此优秀的人，似乎总是那么温文尔雅，对人非常体贴。这时，有人很随意地谈及了犹太人，他的脸色马上变了，我从没在别人的脸上见过那样的表情。

他说：“你们不明白，我们德国的犹太人也许和英国的犹太人不同。他们是危险分子，应该被消灭。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我难以置信地盯着他，他是认真的。对于后来发生在德国的事情，那是我第一次得到的一点暗示。我猜想当时去过德国的人已经意识到了，可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在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大家还完全无法预知。

就是在那天，我们坐在乔丹博士的客厅里，他为我们弹奏钢琴，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一个纳粹分子。后来我发现他的妻子是一个比他更狂热的纳粹分子。他们肩负着任务：他不仅仅是古物部部长，为他们的国家工作，还要暗中监视德国大使。一生之中有一些事情，我们必须让自己相信那的确是真实的，这种时候实在令人伤心。

5

我们怀着胜利的喜悦回到了英国，马克斯花了整整一个夏天忙于写这次考古情况的总结。我们在大英博物馆举办了一次文物展览。马克斯写的关于阿尔帕契亚的书在当年或者第二年出版了，他说不可耽搁，要尽快出版。他说考古工作者们的著作往往出版得太迟，而成果本应尽快公之于众。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在伦敦，写了一本讲述我们在叙利亚生活的书，定名为《情牵叙利亚》（Tell Me How You Live ）。每次重读这本书我都会觉得很快乐，它让我回忆起在叙利亚的日子。每一个发掘季都大同小异，无须赘述。那些年是幸福的时光，我们对生活非常满意，在发掘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八年那几年特别令人满足，因为我们没有受到阴云密布的外界的影响。工作堆积如山，尤其在取得了一些成绩之后更是如此，空闲时间越来越少。但那仍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年代，总有好多工作要做，没错，不过还不至于忙得一刻不得闲。我写侦探小说，马克斯写考古学著作、报告和论文，我们都很忙，但并不觉得特别有压力。

由于马克斯很难随心所欲地回德文郡，我们便选择在罗莎琳德放假时回去，大部分时间还是待在伦敦，从一处房子搬到另一处，看看哪栋我们最喜欢。有一年我们在叙利亚，卡洛和玛丽便帮我们寻找合适的房子，列了一张单子给我。她们说我必须去看看谢菲尔德巷四十八号。我一看到它，就非常迫切地想要住进去，就像我以前迫切地想要住进别的房子一样。它无可挑剔，也许地下室除外。房间不多，但都很大、很合适，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走进去，右边是一个大餐室，左边是客厅，浴室和厕所在楼梯平台上。二楼右边，也就是餐室的正上方，是一个与餐室同样大小的房间，作为马克斯的书房——有足够的地方容纳几张大桌子，来放文件和少量陶器。二楼左边，客厅的正上方，是一间很大的双人卧房。三楼有两个更大的房间，之间还有个小房间，这个小房间将是罗莎琳德的。马克斯书房楼上的那个大房间在需要时可以作为双人客房，而左边的那个房间，我宣布要作为我的工作室和起居室。每个人都为此感到惊讶，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产生过这样的念头，不过他们都表示同意，可怜的老夫人是应该有一间属于她自己的房间了。

我需要一个不会被打扰的地方。这个房间里不会装电话，我打算买一架大钢琴、一张结实的大书桌、一张舒服的沙发或长沙发椅、一把打字时坐的直背椅，以及一把可以躺一躺的扶手椅，别的一概不要。我为自己买了一架豪华的斯坦威钢琴，我真的太喜欢“我的房间”了。我在家的时候，不允许任何人在这一层楼使用吸尘器。而除非房子着火了，否则谁也不许来打扰我。我活到这么大，终于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我享受了五六年，直到这幢房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炸毁。不知道为什么，此后我再也没有拥有过这样一个房间，我重新习惯了在餐室或是在盥洗台的角落写作。

谢菲尔德巷四十八号是一所令人愉快的房子，我走进它的那一刻就感觉到了。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是在宽敞的房子里长大的——比如我，是在阿什菲尔德长大的——就会很怀念宽敞的感觉。我曾经住过好几处可爱的小房子，例如坎普登街的那两栋楼，还有那个小马车房，可总觉得不太满意。华丽与否并不重要，你可以租一间非常漂亮的小公寓，也可以租一间很大的，但破烂不堪、看起来就像要塌了似的乡村牧师住宅，不过房租要少得多。关键是周围的空间给你的感觉如何，能不能随意布置。如果你要亲自打扫房间的话，清扫一个大房间肯定比清扫一个堆满家具的小房间的犄角旮旯要容易得多，在小房间里，你的臀部总会非常碍事。

马克斯提出要亲自监工，在他的书房里建一个新烟囱。他在中东经手了那么多用烧砖砌的壁炉和烟囱，且相当喜欢这项工作。施工人员则非常怀疑地看着他的设计图，说：“对于烟囱或烟道，你永远说不准。从原则上看应该没有问题，可往往事实不然。但我可以告诉你，你设计的这个肯定有问题。”

“就照我说的建。”马克斯说，“你会知道我是对的。”

结果威瑟斯先生非常难过地看到了结果。马克斯的烟囱从来没有冒过烟。他在壁炉架上面插入了一大块刻着楔形文字的亚述土砖，由此清楚地表明这是一个考古学家的私人房间。

搬进谢菲尔德巷的房子后，只有一件事令我不安，那就是我们的卧室里总弥漫着一种气味。马克斯闻不到，贝西则认为我是在胡思乱想，可我很坚定，我闻到了煤气味。可房子里都没有煤气，马克斯指出。确实没接煤气。

“没办法。”我说，“我就是闻了到煤气味。”

我请来了建筑工人和煤气工人，他们都趴在床底下闻，然后对我说那只是我的胡思乱想。

“当然，如果说有什么东西的话——尽管我没有闻出来，夫人，有可能会是……”煤气工人说，“一只死掉的小老鼠，或者可能是一只死掉的大老鼠。不过我觉得不是老鼠，是的话我肯定会闻到——但也有可能是一只非常小的老鼠。”

“我想可能吧。”我说，“如果是这样，无论如何，就一定是一只死了很久的小老鼠。”

“我们得把地板掀开。”

于是他们掀开了地板，根本没有什么死老鼠，不管大小。然而，不管是煤气还是死老鼠，那种气味依然如故。

我继续请来建筑工人、煤气工人、水管工人，以及每一个我能想到的人。他们最后都憎恶地望着我。每个人都烦透了我——马克斯、罗莎琳德、卡洛——他们都说那是“妈妈的胡思乱想”。可是妈妈知道那是煤气，因为她闻到了，她还要继续这么说。最后，当我把每个人都逼得快要发疯的时候，事实证明我说得没错：在我卧室的地板下面有一根废弃的煤气管，煤气持续地从那里泄漏。这算在了谁家的表上，谁也不知道，我们的房子里没有装煤气表，却有一根废弃的煤气管道静静地泄漏。在谁都受不了我了的时候事实证明我是对的，我非常得意——我对自己鼻子的威力比任何时候都更有自信了。

在买下谢菲尔德巷的房子之前，马克斯和我在乡下买了一幢房子。我们想要一栋小房子或者别墅，因为每到周末就往返于阿什菲尔德的做法很不经济。如果我们能够在离伦敦不远的地方买下一栋乡村别墅，那就很不一样了。

在英格兰，马克斯最喜欢的地方有两处，一是他孩提时代所居住的斯托克桥（Stockbridge）附近，还有一处是牛津。在牛津的时光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他对那儿周围的乡村了如指掌，而且他喜欢泰晤士河。于是我们就在泰晤士河边来来回回地寻找，在戈林（Goring）、沃灵福德（Wallingford）、潘伯恩（Pangbourne）寻觅。泰晤士河边的房子都不怎么样，要么是可怕的维多利亚晚期建筑，要么就破破烂烂的，冬天时整个都湿漉漉的。

最后，我在《泰晤士报》上看到了一则广告。那是在某年秋天，我们要出国去叙利亚之前一个星期。

“你看，马克斯，”我说，“沃灵福德有一栋房子，我们都很喜欢沃灵福德，对不对？还不知道是不是沿岸那些房子中的一栋，我们去看的时候连出租的都没有。”我们打电话给房地产经纪人，然后便赶去了。

那是一栋惹人喜爱的安妮女王时代的小房子，离马路很近，不过后面有个庭院和有围墙隔起的厨房部分——比我们所需要的大——再下面是马克斯一直喜欢的延伸到河边的草地。房子就建在河边，那是泰晤士河边一块漂亮的地方，离沃灵福德大约一英里。房子里有五个卧室、三个起居室和一个极其漂亮可爱的厨房。有一天，外面大雨倾盆，从客厅的窗户望出去，能看到一棵长得很漂亮的雪松，是一棵黎巴嫩雪松。它实际上是长在田地里的，不过那片田地一直延伸到离我们的房子很近的一道隐蔽的矮墙边。我暗自思忖，如果把草坪推移到矮墙外面，把田地推到更远处，那棵雪松就将位于草坪中央，我们就可以在炎热的夏天坐在树下喝茶了。

我们没有太多时间考虑，房子的价格非常便宜，包含买卖权。我们当场就作了决定，打电话给经纪人，签了合同，与律师和测量员谈了话，照例在“测量员认可”的条件下正式成交。

不幸的是，要过九个月才能再见到那幢房子。之后我们动身前往叙利亚，在那里度过了整整九个月，总在想我们是不是太蠢了。我们想买一栋小房子，现在却买下了一幢有着雅致的窗户、房型比例匀称的安妮女王时代的房子。不过沃灵福德是个好地方，那里的铁路运输情形很糟，因此不会有太多人去，无论从伦敦还是从牛津。“我觉得，”马克斯说，“我们住在那里会非常快乐的。”

事实的确如此，我们住在那里非常快乐，我想至今已有将近三十五年了。马克斯的藏书室扩大了一倍，他的目标是把书架一直延伸到泰晤士河边。沃灵福德的温特布鲁克宅邸是马克斯的房子，一直都是。阿什菲尔德则是我的，我觉得也是罗莎琳德的。

我们就这样悠然度日，马克斯以极大的热情从事考古工作，我忙着写作。这时写作已成为我的职业了，因此激情少了很多。

起初，写作是件激动人心的事，部分原因是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个作家，写的书得以出版每每都使我吃惊。现在，写作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成了我的专职工作。出版社不仅会出版我的书，还催促我继续写下去。但我渴望做一件不是正式工作的事，这种渴望让我非常不安；若不这样，生活就太单调了。

现在我想做的是，写点侦探小说以外的东西。因此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沉浸在一本名为《巨人的面包》（Giant's Bread ）的普通小说的写作之中。这是一本以音乐为主题的小说，书中随处可见我对这一题材的无知。读者对这本书的评价尚好，按照“第一本书”的标准，它的销路也不错。我用了玛丽·韦斯特马考特（Mary Westmacott）这个笔名，谁也不知道这本书的作者是我。我居然将这件事保密了十五年之久。

一两年后，我又用这个笔名写了另一本书，《未完成的肖像》（Unfinished Portrait ），只有一个人猜到是我：楠·瓦茨，现在她叫楠·昆。楠的记忆力很强，我用来形容孩子们的某个措辞，以及前一本书里的一首诗引起了她的注意，她立刻自言自语道：“阿加莎写的，我可以断定。”

一天，她用手肘轻戳我的腰，用一种故弄玄虚的语气说：“前两天，我看了一本爱不释手的书，让我想想看书名是什么来着？《矮人的血》（Dwarf's Blood ）——对，就是《矮人的血》。”然后她又淘气地冲我眨了眨眼。

等我到她家里后，我说：“好吧，你是怎么猜到《巨人的面包》的？”

“我当然知道是你写的啦，我熟悉你说话的风格。”楠说。

我有时还会写歌，多半是歌谣。但我并不认为可以凭运气闯入一个完全不同的创作领域，也不想在这个年纪去尝试有些艰难的冒险。

我觉得，促使我行动的是其他人总是用我不喜欢的方式把我的小说改编成剧本，为此我倍感懊恼。虽然我写了《黑咖啡》这个剧本，可从没认真地想去创作剧本。写《埃赫那吞》（Akhnaton ）时我很高兴，但是绝不相信它会上演。我突然想到，既然我不喜欢别人改编我的作品，那么何不尝试一下自己改编。在我看来，由我的作品改编的剧本常常失败主要因为他们太拘泥于原作了。侦探小说尤其与剧本不同，因此改编它也要比改编一部普通小说困难得多。它的情节是如此错综复杂，人物繁多，线索千头万绪，扑朔迷离，需要的是去繁就简。

我有一本书叫《无人生还》（And Then There Were None ），它太难写了，反而对我非常有吸引力。十个人要合情合理又不露痕迹地被干掉。我在经过漫长的构思之后动笔了，写完之后很满意。这本书清晰、简明，又令人迷惑，最终解释合情合理，事实上还需要一个尾声部分。这本书的评论和销路都不错，但最满意的还是我自己，因为我比任何评论家都更清楚，写这本书是多么不易。

现在我又进了一步。我在心中暗想，如果能把它改编成一个剧本，一定会更令人激动。乍看起来，这似乎不可能，因为如果改为剧本，就没有人来讲故事的结局了，于是我只好进行一定限度的改动。我认为只要在小说的基础上做一处改动，就能成为一个非常不错的剧本了。我必须让其中的两个人物变成无辜的受害者，让他们免于被杀，并在事后重逢。这样也不会与原来的童谣内涵相悖，因为《无人生还》还有一个版本是这样结尾的：“他成了家，一个都不留。”

我写完了剧本，但没有得到赞许。普通意见是“无法上演”。尽管查尔斯·科克伦很感兴趣，也为上演尽了全力，但不幸的是，他无法说服赞助人同意他的观点。那些人说的都是空泛之词，什么没法演啊，观众会笑，然后就会失去紧张感，等等。科克伦坚定地说他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还是没办法。

“希望将来运气会好一点，”他说，“因为我很想看到这部剧上演。”

后来机会来了。对它感兴趣的是伯蒂·迈耶，他曾和查尔斯·劳顿一起把《不在犯罪现场》搬上舞台。艾琳·亨舍尔是该剧的制作人，我认为她非常成功。我对她的制作方法颇感兴趣，与杰拉尔德·杜·莫里哀的手法截然不同。一开始，在我这个对舞台艺术一窍不通的人眼中她似乎很笨拙，仿佛心中没底，但当我看到技巧的发挥时，才意识到她运用这种手法有多纯熟。她先是在舞台上感受，用眼睛观察，而不是用耳朵——观察动作和灯光，以及总体效果如何。随后，她像是事后才想到要集中演员对台词。这种做法卓有成效，给人印象极深。她还很会营造紧张感，有一幕是演员们围着燃烧的蜡烛正襟危坐，三盏聚光灯渐渐转暗，效果极佳。

看着演员的杰出表演，你可以感受到紧张的气氛越来越强烈，恐惧和不信任在人物间蔓延。每次人物死亡都很自然，我看的时候没有丝毫哗众取宠之处。我不是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部改编，不过这本书确实是我的最爱，在某些地方它别具匠心。此外，使我在写小说的同时又踏上了戏剧创作之路的，也是《无人生还》。从那时开始，我拿定主意以后除我自己之外，不让任何人改编我的作品。我自己决定哪些小说可以改编——那些真正适合改编的。

我着手改编的第二部作品是《空幻之屋》（The Hollow ），不过那是在好几年之后了。一天，我突然冒出个想法，《空幻之屋》一定会成为一出好戏。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罗莎琳德，在生活中她总是扮演试图劝阻我又屡屡受挫的角色。

“把《空幻之屋》改为一出戏，妈妈？”罗莎琳德吓了一跳，这样说道，“这是部好小说，我也很爱看，可你无法把它改编成剧本啊。”

“可以，我可以做到。”我说，因为有了反对者而激动不已。

“哦，但愿你不会那样做。”罗莎琳德叹了口气说。

不管怎样，我兴致勃勃地记下了《空幻之屋》剧本的构思，这本书在某些方面更像是通俗小说而不是侦探故事。我一直认为《空幻之屋》这部作品由于增加了波洛这个人物而被我毁了。我已经习惯于作品中出现波洛，因此他也很自然地出现在了这部作品中。可是他一出现，就全都乱套了。他的确大显身手，可我总在想，如果没有他，这部作品会更好。于是，在着手写下这部剧本的草稿时，我割舍了波洛这个人物。

《空幻之屋》完成了，尽管除罗莎琳德外还有一些人持相反意见，但彼得·桑德斯很喜欢这个剧本。他曾把我的许多剧本搬上舞台，相信这出剧也会成功。

《空幻之屋》获得成功后，我开始自讨苦吃了。当然，我知道小说创作是我稳定的、有保障的职业，我可以继续这样编织情节、进行创作，一直到老。我从未怀疑自己能否再构思创作出一部新的作品。

当然，在一本书动笔之前，我总会经历极为难熬的三到四个星期，那种痛苦无法形容。我会独处一室，咬着铅笔，眼睛盯着打字机，或在屋里踱来踱去，或颓然地倒在沙发里，禁不住想大喊大叫。然后我走出房间，去打扰某个正在忙碌的人——通常我会打扰马克斯，因为他的脾气特别好——我会这样对他说：“真糟糕，马克斯，我不知道该怎么写了，我没法再写下去，再也写不出一本书了。”

“哦，怎么会呢？你肯定能行。”马克斯常这样安慰我，刚开始表现得很担心，之后目光又转回他的工作。

“可我知道不行了，我想不出什么故事了。我的脑子里曾有个故事的轮廓，可现在看来那根本不行。”

“你只需闯过这个阶段，类似的情况以前也发生过。你去年就这么说过，前年也说过。”

“这次情形不同。”我斩钉截铁地说。

这次当然也没什么不同，尽管我如此凄惨绝望，好像完全丧失了创造力。然而这种特殊的阶段是必需的，这就像把雪貂放在兔穴里，在洞口守着猎物一样。在洞穴内发生混战之前，你要在无聊中度过一段漫长的时间，度过这一切之后才会恢复正常。脑子里会一片空白，对想写的东西毫无头绪。你随手翻开一本书，不久后发现根本没看进去；换去解字谜游戏，心思也没放在解法上，而是被一种傻傻的绝望情绪所占据。

之后，由于某个未知的原因，一种内在的“动力”让你回到正轨。大脑开始运转，你知道迷雾在消散，“灵感”来了。你会突然有绝对的把握，知道A想对B说些什么。你会走出家门，沿路走着，不停地自言自语，不断重复某段对话，比如莫德和艾尔温谈了些什么。而且你确切地知道他们要去什么地方，知道会有一个人在树后的什么地方盯着他们俩，以及地上的一只死野鸭如何勾起了莫德的记忆，诸如此类的。于是你回到家时满心欢喜，虽然还只字未写，但你终于准备好了。

那时我迷上了写剧本，仅仅因为它不是我的本职工作，我不是被逼迫构思一个剧本——而是想好了才写。写剧本要比写小说容易，因为你可以用心灵的眼睛“看到”，而不必纠结于细节描写是否合适，从而影响了故事的连续性。舞台限制了故事的复杂程度，你不必随女主人公上楼下楼或来往于网球场，不用描写心理活动。只用写能看到的、能听到的和能做的事，观察、倾听和感受，做到这些足矣。

我计划一年完成一本书，并且坚持下来。剧本创作不过是一次探险，而且应该一直是探险，是偶得之物。你可以获得一次又一次的成功，但随后肯定是毫无道理的一连串失败。为什么？谁都无法解释。我发现许多剧作家都这样。我曾看过一个剧本，我认为和作者其他成功的剧本一样好，甚至更好。但演出失败了，因为它没有迎合观众的口味，要么是因为时间点不对，要么是因为演员阵容对演出有些影响。总之，剧本创作不是我能把握的事，每次都是一次有趣的赌博，我喜欢这种冒险。

写完《空幻之屋》后不久，我又想写一个剧本了。我暗想，如果可能，我要创作一个新剧本，而不是改编小说。我要写一个纯粹的剧本。

罗莎林德在加勒多尼亚学校的学习非常成功。我觉得在我所知的学校中，这是最出色的一所，那里所有的老师都是各自领域里最好的。他们的确让罗莎琳德把优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她成为全校第一，尽管她向我指出实情并非如此，因为有一个中国女孩比她聪明得多。“我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觉得全校第一就应该是一个英国女孩。”我估计她是对的。

从加勒多尼亚毕业后，罗莎琳德去了本尼登女校。打从一开始她就有点厌倦那里，我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大家都说那是一所非常好的学校。她对为了学习而学习毫无兴趣，她绝不是做学者的料。我感兴趣的学科她都毫无兴趣，比如历史。但她的数学很好。我在叙利亚的时候经常收到她的来信，催促我允许她离开本尼登。“我真的没办法再在这所学校忍受一年了。”她写道。然而，我觉得既然她已经在一所学校开始了学习生涯，就至少要以正当的方式终止。所以我写信给她说，如果她能通过考试，拿到毕业证书，她就可以离开本尼登女校，去别处接受教育。

校长谢尔登小姐写信给我，说尽管罗莎琳德非常迫切地想在下个学期拿到证书，但她觉得她不太可能通过考试，不过也没有理由不让她试试。然而，最终证明谢尔登小姐错了，因为罗莎琳德轻松地通过了考试，拿到了毕业证书。我不得不为我只有十五岁的女儿考虑下一步的打算。

我和马克斯都同意把她送出国。接着便开始着手调查各种各样的教育机构，我们发现这项任务非常麻烦：有一所在巴黎的家庭寄宿学校；埃维昂（Evian）有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洛桑（Lausanne）有至少三位被强烈推荐的教育家；还有格斯塔德（Gstaad）的一所学校，女孩子们可以在那里滑雪或者参加其他冬季运动。我很不善于与人约谈，一坐下来就会张口结舌。我想问的是：我要不要把女儿送到你们那里？我如何能知道你们的学校是什么样的？我要怎样才能知道她是否会喜欢到你们那里学习？总而言之，一切都是什么样的？可是最终，我只会结结巴巴地说：“呃……呃……”然后问出一些我自己听来都很傻的问题。

经过几次家庭协商后，我们决定选择去瑞士的格斯塔德，屈米小姐开办的膳宿学校。后来证明这是一次彻底的失败。每星期我都会收到至少两封罗莎琳德写来的信。“这个地方真糟糕，妈妈，太糟糕了！这里的女孩子们……你根本想象不到她们是什么样子的！她们戴束发带，这么说你就明白了吧！”

我并不明白。我不明白女孩子为什么不可以戴束发带，我甚至不知道束发带是什么东西。

“我们总是两人一排，两人一排……想想看！我们都多大了！我们甚至不能去村里，到商店去买点东西都不行，多可怕！这绝对是监禁！他们也没教我们什么东西。还有你说过的浴室，水像鸡尾酒一样浑！我们从来不用，没人用过！连热水都没有！至于滑雪，当然更是没谱的事情，二月份时也许还可以滑几次，但我相信到时候她们也不会带我们去的。”

我们把罗莎琳德从监禁里解救出来，先送她到奥斯堡（Chateaud'Oex）的一所寄宿学校，后来又送到巴黎的一户很和善的旧式家庭寄宿。我们从叙利亚返回的途中到巴黎接她，我说我希望她现在能说法语了。“多少能说一点。”罗莎琳德回答。她很谨慎地不让我们听到她说法语。我们坐出租车从里昂火车站去劳伦太太家的时候，司机绕路了。罗莎琳德拉下窗户，探出头去，用生动而精准的法语对司机说话，问他究竟为什么要走这么奇怪的路线，并告诉他该走什么路。那位司机马上认错。我则高兴地发现了可能很难确认的事实：罗莎琳德会说法语了。

劳伦太太同我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她向我保证罗莎琳德的举止非常得体，行为合乎礼仪。不过她说：“夫人，她对人很冷淡……过于冷淡了！这也许是英国人的特质。”

我连忙说我确信这就是英国人的特质。劳伦太太再次向我保证，她会像一个母亲一样对待罗莎琳德。“可是这种冷淡，英国人的冷淡！”

一想起她的满腔热情遭到了冷遇，劳伦太太就不禁叹了一口气。

罗莎琳德又在这里接受了六个月或者一年的教育，然后去了慕尼黑附近的一所家庭学校学习德语。接下来回到伦敦度过了一个社交季。

在这个社交季里，她无疑成功了。她被誉为当年初入社交界的年轻人里最漂亮的女孩子之一，获得了莫大的乐趣。我个人认为这对她很有好处，让她学到了自信和礼仪，也打消了她原先的疯狂愿望：要无限制地永久继续社交狂欢的生活。她说她很尽兴于这样的体验，不过并不打算再做这类愚蠢的事情了。

有一天，我向罗莎琳德和她的好友苏珊·诺斯提起了日后选择工作的问题。

“你一定要选择某件事情来做。”我很独断地对罗莎琳德说，“我不在乎是什么事，受训做一个按摩师怎么样？以后的生活中会有用的，或者我想，你可以去搞插花。”

“哦，人人都在搞插花。”苏珊说。

最后，两个女孩子跑来对我说，她们想从事摄影。我听了万分高兴，我自己就一直想学习摄影。我在挖掘现场就主要负责拍照片，我觉得如果能去摄影室上课学习一下，会很有帮助，因为我并不太懂。但我们大多是在室外拍摄，而不是在摄影室的条件下。而且有一些照片要保留在叙利亚，我们想尽可能照得好一点，这很重要。我热情洋溢地详述着这个话题，两个女孩子笑得快晕过去了。

“我们说的和你说的不一样。”她们说，“我们不是说去上摄影课，完全不同。”

“那你们说的是什么？”我莫名其妙地问。

“哦，穿着游泳衣或者别的什么衣服拍照，用在广告上。”

我把惊骇写在了脸上。

“你们绝对不可以穿着泳装去拍广告照片。”我说，“我不准你们做这种事情。”

“妈妈真是太落伍了。”罗莎琳德叹息道，“很多女孩都在拍广告照片，还为此互相嫉妒。”

“我们认识几个摄影师，”苏珊说，“我觉得我们可以说服某一个来帮我们拍肥皂广告的照片。”

我继续否决这个计划，最后罗莎琳德说她会考虑上摄影课。不过她也可以去上模特摄影课，不需要穿泳装。“穿着名副其实的衣服，如果你喜欢，我还可以把纽扣扣到脖子上！”

于是有一天，我去了莱茵哈德摄影学校，我对那里极感兴趣，回到家后我不得不承认我为自己，而不是她们，报名了摄影课。她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妈妈被诱惑了，不是我们！”罗莎琳德说。

“哦，真可怜，你会很辛苦的。”苏珊说。我真的很辛苦。第一天我就在石阶上跑上跑下，反复地冲洗、重拍指定的拍摄物，累坏了。

莱茵哈德摄影学校有很多不同的学部，包括商业摄影部，我有一门课就是在那里学的。当时的风尚热衷于把东西尽可能地拍得不像它本身：把六个大汤匙放在桌子上，爬上一架梯子，把汤匙挂在梯子顶，以求达到透视或者虚化的效果。还有一种流行趋势，就是拍摄一个盘子时不是从正面拍，而要从左边的角落拍，或者远离它拍，或者拍一张脸时只拍其一部分，这些都是最时兴的。我把一个山毛榉木雕刻的头像带到学校，试拍了很多张，用了各种各样的滤镜——红色的，绿色的，黄色的——看看用不同的相机和不同的滤镜拍摄会有怎样不同的效果。

可怜的马克斯无法分享我的这份热忱。他想要的照片和我现在在做的正好相反：他希望拍出来的东西完全是它们本来的样子，细节越真实越好，要精确的透视法，等等。

“你不觉得这么拍那个项链很单调吗？”我常常这样说。

“不，我想不会。”马克斯说，“用你的方法拍，它就完全扭曲模糊了。”

“可是看上去多动人啊！”

“我不需要看上去动人。”马克斯说，“我要让它看起来很真实，你都没放刻度杆。”

“如果你一定要放一根刻度杆，就会破坏照片的艺术形态，就不像样了。”

“可你必须显示出它的尺寸，”马克斯说，“这是最重要的。”

“你可以在下面加以说明，可以吗？”

“这不一样，我们要精确地看到刻度杆。”

我叹了一口气，我明白，是艺术雅兴出卖了我，让我背离了自己承诺过的写实。所以我要求老师给我额外指导，教我如何遵循严格的透视法。他相当厌烦这么做，对于结果也很不以为然，然而这对我很有用。

至少我学会了一件事：其他事并不像摄影这样，先拍了一张觉得不好，然后还可以再去重拍一张。在莱茵哈德学校，拍一件物品用掉十张底片都是少的，往往需要二十张，这真是累人。我经常疲惫地回到家里，觉得要是没去学就好了，不过第二天倦意又消失了。

有一年罗莎琳德来到叙利亚，我认为她在我们的发掘现场过得很愉快。马克斯让她帮忙做了一些绘图工作，实际上她非常擅长画画，这次绘图也画得很好，可是问题在于罗莎琳德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而不像她糊里糊涂的妈妈。除非她做到了她所希望的尽善尽美，完全符合她的心意，否则她就会立即撕掉。她绘制了一系列图样，然后对马克斯说：“真的画得不好……我要撕掉。”

“你不能撕掉。”马克斯说。

“我要撕掉。”罗莎琳德说。

于是他们大吵一架，罗莎琳德气得发抖，马克斯也怒不可遏。但那些彩绘陶罐的图样被抢了下来，出现在马克斯关于“布拉克墟丘”的书中。可是罗莎琳德从未对这些图样满意。

我们从酋长那里借来了马，于是罗莎琳德骑马出行，陪同她的是吉尔福德·贝尔，他是我的澳大利亚朋友艾琳·贝尔的侄子，是一名年轻的建筑师。他是个很可爱的男孩，曾经为我们在布拉克出土的护身符绘制过很可爱的铅笔图样，那些护身符都是可爱的小东西，有青蛙、狮子、公羊和公牛。他用铅笔勾勒出明暗效果，使图样惟妙惟肖。

那年夏天吉尔福德来到托基，在我们家小住。有一天，我们看到一幢房子正在出售，这幢房子我从小就知道：格林威（Greenway）。它就在达特河岸，我母亲一直说它是达特河两岸各种各样的房屋中最完美的一栋，我也这么想。

“我们去看看吧。”我说，“能再次见到它是一件很愉快的事，自从小时候母亲带我去过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它。”

于是我们掉头去了格林威。那是一栋非常美丽的带庭院的白色房子，乔治王时代的，建于一七八〇年至一七九〇年之间，树林一直延绵到下面的达特河边，有很多漂亮的灌木丛和树木。这是一幢理想中的房子，一幢梦幻中的房子。既然我们已经要求看房，我就问了价钱，尽管并不是真的感兴趣。至于答复，我想我是听错了。

“你是说，一万六千英镑？”

“六千英镑。”

“六千英镑？”我几乎不敢相信。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们都在谈论这件事。

“便宜得让人不敢相信。”我说，“那块地方有三十三英亩，看上去状况也不差，装修一下就行了。”

“你为什么不把它买下来呢？”马克斯问。

我感到震惊，这可是马克斯说的，我吓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你一直在为阿什菲尔德担忧。”

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我的家，阿什菲尔德，已经变了。四周曾经围绕着邻居的房子，都是同样类型的小别墅。可是现在，庭院被一所很大的中学遮挡住，它就矗立在我们的房子和大海之间，每天都传来孩子们的喊叫声。另一侧是一家精神病疗养院，有时候会传来可疑的声音，病人们还会突然出现在庭院里。确切地说他们并不是“病人”，我认为他们可以有行动的自由，可是我们遇到了几桩不愉快的事情。一位强壮的上校穿着睡衣、挥舞着一根高尔夫球杆，决心要把庭院里所有的鼹鼠赶尽杀绝；又有一天，他跑来攻击一只叫了几声的狗。护士来道歉，把他带了回去，说他没什么问题，只是有一点“神经失调”。然而这很令人担忧，有几次，他把住在我们家的小孩子吓坏了。

托基城外曾是乡野，山上有三栋别墅，道路逐渐在乡野间消失。以前我总会在春天到郁郁葱葱的田野里去看小羊羔，而现在，那里成了一大片小房子。我们认识的人已经没有一个住在这条路上了。阿什菲尔德的存在仿佛是对自己的嘲讽。

我一直知道马克斯其实并不喜欢阿什菲尔德，虽然他从来没对我说过，可是我知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嫉妒这幢房子，因为它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但我从没与他分享，它只属于我。而对于格林威，他是完全由衷地说：“你为什么不买下它来呢？”

于是我们过去仔细察看那栋房子的情形。吉尔福德也来帮忙，他很专业地看遍了整个房子，这样说道：“嗯，我把我的建议告诉你们吧，拆掉一半。”

“拆掉一半！”

“是的，你们知道的，后侧的裙房都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你可以保留一七九〇年的部分，把补建的全都拆掉——台球室、书房、大厅、卧室和楼上的那些新式浴室。这样房子会变得好看很多，也会更精巧。它原本是一栋很好的房子，确实如此。”

“如果把维多利亚的部分拆掉，我们就没有浴室了。”我指出这一点。

“哦，你可以在顶楼建一个，很容易。还有，这样能使税率大大降低。”

于是我们买下了格林威，把改建的事交给吉尔福德负责，他按照这幢房子最初的轮廓重新进行了设计。我们在楼上增加了浴室，在楼下增建了一个小盥洗室，不过其余部分就没有改动。我现在很希望我当时能有先见之明，再拆掉一大部分——那间巨大的食品贮藏室、腌猪肉用的大窖穴、木柴棚和餐具室。我会建一个可爱的小厨房，可以轻松地走到近在咫尺的餐室，用不着仆人帮忙。可是我当时从没想过会有一天不再有仆人帮忙，于是我们保留了厨房那部分。改造全部完成，室内装潢也全部换成白色后，我们搬进去住了。

欢欣鼓舞地迁入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了。这一次不像一九一四年那次那么突然，我们收到了警告——慕尼黑协定（Munich）——也听到了张伯伦（Chamberlain）的宽心话，听他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peace in our time）时，我们觉得这也许是真的。

然而，不会有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