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再次进入战争。这次不同于上一次，人们本以为还会像上一次一样。我觉得人们总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出人意料地突然爆发了，好像它是一件闻所未闻、毫无可能的事，在记忆中从未发生过这种事，大家就都认定为不可能发生。而这一次大战完全不同。

起初没有发生什么，人们对一切如常感到惊奇和不可思议。以为会在第一天晚上听到轰炸伦敦的声音，然而伦敦没有遭到轰炸。

我想当时每个人都尝试给别人打电话。佩吉·麦克劳德，我在摩苏尔时结识的医生朋友从东海岸打来电话，她和她的丈夫都在那里工作，她问我能不能收留她的孩子们。她说：“我们在这里被吓得不得了，他们说这里将是战争开始的地方。如果你能收留我的孩子们，我这就开车把他们送过去。”我说绝对没有问题，如果她乐意，还可以把保姆一块儿带来，我们就这样说定了。

第二天佩吉·麦克劳德到了。她开了一天一夜的车穿越英格兰，带来了我三岁的教女克莉丝朵，还有五岁的大卫。佩吉疲惫不堪。“要是没有安非他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说，“我还有很多，给你吧，累坏了的时候也许用得着。”我到现在还保留着那个装安非他命的扁盒子，原封未动，也许是准备把它当作极度疲惫时的精神支柱。

差不多安排妥当之后，大家便等待着看会发生什么事。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渐渐地，人们又投身去做自己的事情了，偶尔参加一些战时活动。

马克斯参加了英国地方军，当时那个组织简直像个戏剧社团。他们总共也没几支枪——我想大概是八个人共用一支。马克斯每天晚上都出去和他们聚会，有些男人非常享受，妻子们则怀疑她们的丈夫打着保家卫国的幌子做了些别的什么。月复一月，还是什么都没发生，聚会变成了喧闹欢快的派对。最后马克斯决定去伦敦，和其他人一样，他吵着要去国外，要承担一些工作。可是似乎每个人听到的都是这样的答复：“目前没什么事可做”“不需要任何人”。

我到托基的医院询问能否让我到药房工作，这样可以更新一下我的医药知识，以备日后所用。由于随时都有可能需要急救人员，那里的药剂师主任很欢迎我去。她们更新了我对如今的各种药品和处方的了解。总体而言，比我年轻时要简单多了，只不过有那么多种药丸、药片、药粉和其他装在瓶子里的药品。

战争开始了，不是在伦敦或者东海岸，而恰恰是在我们所在的这块地方。大卫·麦克劳德是个聪明的孩子，他疯狂地迷恋飞机，做了很多努力教我识别各种飞机机型。他给我看了梅塞施米特型战斗机（Messerschmitts）的图片，还有其他的，然后指着天上的飓风式战斗机（Hurricanes）和喷火式战斗机（Spitfires），急切地问：“现在，这一次，你能认清了吧？你看得出天上飞的是什么机型吗？”

飞机离地面太远了，只能看见一个小黑点，不过我满怀希望地说是飓风式。

“不对。”大卫厌烦地说，“你每次都弄错，这是喷火式。”

第二天，他抬头看着天空评论道：“那是一架梅塞施米特型的飞机，正飞过来。”

“不不，亲爱的，”我说，“那不是梅塞施米特型的，那是我们的飞机——是一架飓风式。”

“这不是飓风式。”

“呃，那么……就是喷火式。”

“这不是喷火式，这就是梅塞施米特型的，你怎么能把梅塞施米特型的说成飓风式或者喷火式呢？”

“可是那不可能是梅塞施米特型的。”我说。这时，两枚炸弹被扔到了山坡上。

大卫看上去快要哭了。“我早说了，这是梅塞施米特型的。”他说，语气中流露出痛惜的意味。

当天下午，孩子们跟保姆一起坐船的时候，一架飞机猛扑下来，对着河面用机关枪扫射，子弹就从保姆和孩子们身边飞过。回到家时保姆惊慌不已。“我觉得您最好打电话给麦克劳德太太。”她说。于是我给佩吉打了电话，我们实在不知所措。

“我们这儿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佩吉说，“我想战争随时都有可能开始，我认为他们不应该回来，你说呢？”

“也许他们不会再来轰炸这儿了。”我说。

大卫因为炸弹而兴奋，坚持要去看看它们掉下来的地方。有两枚落在了迪蒂斯汉姆河边，另一些在后面的山上。我们爬过长满荨麻的山坡和一两个树篱，最后找到了一个。三个农夫正围着田地里的炸弹坑看，还有一颗似乎掉下来时没有爆炸。

“该死的。”一个农夫说，狠狠地踢了一脚那颗没有爆炸的炸弹，“真是下流，要我说，丢下这种东西就是下流透顶！”

他又踢了一脚，我觉得他最好不要踢那东西，可他显然是想好好地表示一下对希特勒的轻蔑。

“还丢下不会爆炸的东西。”他轻蔑地说。

两枚都是非常小的炸弹，比起我们后来在战争中遭遇的要小得多。但这也意味着战事已经开始。第二天，从达特河上游的康恩沃斯（Cornworthy）传来消息，一架飞机俯冲下来对着一所学校的操场扫射，当时孩子们正在玩耍，一名女教师被击中了肩膀。

佩吉又给我打了电话，说她已经安排好孩子们去科尔温湾（Colwyn Bay），他们的祖母住在那里。无论如何，那里似乎太平些。

孩子们走了，他们走后我很落寞。过了不久，一位叫阿巴斯诺特的太太写信给我，希望我把房子借给她。大规模轰炸已经开始，孩子们纷纷疏散到英格兰的各个地方，她希望能租下格林威，作为育儿所来安置从圣潘克勒斯（St. Pancras）疏散过来的孩子们。

战场好像从我们这里转移到了别处，附近不再有轰炸了。不久后，阿巴斯诺特夫妇来了。他们留用了我的男管家和妻子，找来了两名医院的护士，还收留了十个不到五岁的孩子。我决定去伦敦与马克斯会合，他正在土耳其难民署工作。

我在新的一轮袭击之后到了伦敦，马克斯来帕丁顿车站接我，把我带到位于半月街的公寓。他很歉疚地说：“恐怕……这是个相当糟的地方，我们得继续找别的住处。”

我刚到那里就觉得有些厌恶，那栋公寓就像一颗牙齿一样孤零零地立在那里，两边的房子都没有了，显然都在十天前被炸掉了。这也是为什么能租到这套公寓，因为主人们早就匆匆撤离了。我在那栋房子里住得很不舒服，泥垢、油污和廉价香水的气味闻起来相当可怕。

马克斯和我在一个星期后搬到圣詹姆斯街的公园广场（Park Place），那是一处相当昂贵的服务式公寓。我们住的时间不长，爆炸的声音不绝于耳。我尤其心疼那些服务生，他们要服侍客人用完晚餐，然后在空袭声中回家。

很快，谢菲尔德巷的房客问我们可否退租，于是我们搬了回去。

罗莎琳德申请了空军妇女辅助队，但她并不太热衷，她更想做地面服务。

她参加了空军妇女辅助队的面试，表现得不够机智。当被问到为什么想要加入时，她只是说：“因为我们必须做点事情，做这件事和做别的事一样。”尽管直率，但我觉得很不讨人喜欢。没过多久，在短暂地为学校递送食物之后，她又换到军事办公室之类的地方工作了。她觉得自己可以去陆军运输处，因为那里不像空军妇女辅助队那么专断，为此她填写了一系列表格。

这时，马克斯在我们的朋友斯蒂芬·格兰维尔的帮助下加入了空军，他很得意。这位朋友是一位埃及古物学教授，和马克斯一起在空军部共事，合住一个房间。两个人都是烟鬼，马克斯抽烟斗，抽个不停，屋里的空气总是浑浊不堪，他们的朋友都把他的房间叫“小炭窑”。

后来发生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记得谢菲尔德巷在一个周末被轰炸，当时我们不在伦敦。炸弹从天而降，正好落在街对面，把三幢房子夷为平地。对于谢菲尔德巷四十八号的影响在地下室，那里还被认为是最安全的地方呢。屋顶和顶楼也不同程度地受损，一楼和二楼则几乎毫发未损，只是我的斯坦威钢琴从此大不如前。

我和马克斯从来不去地下室，所以即使我们当时在屋里，也不会受到任何伤害。战争中我没去过任何避难所，我害怕被困在地下。无论在哪儿我都要睡在自己的床上。最后，对于伦敦的空袭我已经习以为常了，因为空袭多得都很难把我吵醒了，我会在半梦半醒中觉得自己听到了警报声，或者不远处有爆炸声。

“哦，天哪，他们又来了。”我会嘀咕一声，然后转个身，又睡着了。

谢菲尔德巷被炸造成的困难之一是，当时在伦敦很难找到一个存放家具的地方。而进出那栋房子已经不能走前门了，只能爬一段梯子。最后，我说服了一家搬家公司帮我搬，还灵机一动想出一个主意：把家具存放到沃灵福德，放在我们一两年前造的壁球场里。我让建筑工人准备好，如果有必要的话就拆下壁球场的房门和门框。他们最终不得不这么做，因为沙发和椅子无法通过狭窄的房门。

马克斯和我搬到了汉普斯特德公寓区的草坪路公寓，我开始在大学医院里做药剂师。

马克斯突然告诉我那个消息的时候，我想他已经知道一段时间了：他要去中东，可能是北非或埃及。我为他高兴，我知道他有多想去，也知道他这么做是对的，他对阿拉伯地区的了解会派上用场。这是我们结婚十年来第一次分离。

马克斯的离开让草坪路公寓显得更适合居住了。这里的人很友善，还有一家能让人放松、气氛欢快的小餐馆。透过三楼我卧室的窗户，可以看到种满树木和灌木的平地后面有一道堤坝，一棵又大又白的重瓣樱树正对着我的窗户，树梢呈金字塔状。那道堤坝的样子就像巴里（Barrie）的《亲爱的布鲁图斯》（Dear Brutus ）第二幕中，剧中人转向窗口，发现罗伯的树恰好伸到了窗格外。那棵樱树特别惹人喜爱，春天早上醒来时，它总是令我愉快的事物之一。

公寓的一头有个小院子，夏夜里可以在那里用餐，或者就那么坐在那儿。去汉普斯特德绿地步行也就十分钟，我经常带着卡洛的詹姆斯去散步。这只西里汉梗犬现在由我来管，因为卡洛在军工厂工作，没法把它带去。大学医院的人对我非常好，他们同意我把它带去药房。詹姆斯表现得乖极了，它把那白色的香肠似的身体置于放瓶子的架子下面，就待在那儿，偶尔接受女佣清扫时对它友善的关注。

空军妇女辅助队和其他一些战时服务单位都没有吸收罗莎琳德，就我所知，她也没想干点什么。她又打算进入陆军运输处，于是又填了一大沓表格，填写了日期、地址、姓名和许多政府要求的不必要信息。有一天，她突然对我说：“今天早晨，我把那些表格都撕了，我不想进陆军运输处了。”

“真是的，罗莎琳德！”我严肃地说，“你应该拿定主意，我不在乎你干什么，你可以干任何你想干的事，但不要总是三心二意的。”

“嗯，我想干点更有意义的事。”罗莎琳德说，然后露出她这一代的年轻人极不愿向父母吐露心事时的神气，扭扭捏捏地补充道，“我打算下星期二和休伯特·普里查德结婚。”

这并没什么奇怪的，只是下星期二这个日期有点奇怪。

休伯特·普里查德是一名正规军少校，威尔士人。罗莎琳德在我姐姐家结识了他，休伯特是我外甥杰克的朋友，常去他家。他也曾来过我们的格林威一次，很招人喜欢。他这人文静、皮肤黝黑，养了一大群狗。罗莎琳德已经和他好了一段时间了，但我没想到会谈婚论嫁。

“我想，”罗莎琳德说，“你会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吧，妈妈？”

“我当然会参加。”我说。

“我也是这样想的……可我又觉得那纯粹是没必要的折腾，我是说，你不觉得你不参加婚礼会更简单、更省事吗？我们得在登比（Denbigh）结婚，因为他无法请假。”

“没关系。”我竭力使她安心，“我会去登比的。”

“你肯定你真的想去？”罗莎琳德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说。

“是的。”我坚定地说，然后继续道，“相当奇怪，你竟然告诉我你打算结婚，而不是事后才宣布。”

罗莎琳德脸红了，我知道我一语道中了实情。

“我猜，”我说，“是休伯特让你告诉我的。”

“这个……这个……是的。”罗莎琳德说，“算是吧，他还说，我没有满二十一岁。”

“好了，你最好还是让我在场。”我说。

罗莎琳德的守口如瓶总能让人开怀大笑，我这次实在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和罗莎琳德一起坐火车去了登比，第二天早上，休伯特到饭店来接她。他和他的一个军官弟弟一起，我们去了登记处，仪式就在那里举行，一切都尽可能地简化了！整个过程中唯一的障碍在于，那个上了年纪的登记员拒绝相信罗莎琳德父亲的名字和头衔：阿奇博尔德·克里斯蒂上校，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勋章（CMG）、卓越服役勋章（DSO）获得者，前皇家陆军航空队（RFC）队员。

“如果他是空军，就不可能是上校。”登记员说。

“可他就是上校呀。”罗莎琳德说，“这就是他正确的军阶和头衔。”

“他一定是个空军中校。”登记员说。

“不，不是空军中校。”罗莎琳德使尽浑身解数，解释说二十年前还没有现在的皇家空军（RAF）编制。那个登记员继续说他没听说过，于是我去为罗莎琳德作证，最后他才勉强写了下来。

2

光阴荏苒，如今一切习以为常并且一直如此，已不再像噩梦一样了。事实上，想到你可能被杀死、你最爱的人可能被杀死，或者你的朋友被杀死，都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破损的窗户，炸弹，地雷，时不时的空袭和火箭炮，这些都在持续发生，不算什么特别的事情，而是非常自然的。在整整三年的战争之后，这些事都变成日常生活了，你甚至无法想象没有战争的日子是什么样子的。

我有许多事要做。每周在医院工作两个整天和三个半天，隔周星期六上午还要去一次，其余时间我都用来写作。

我决定两本书同时动笔，因为同一题材会使人丧失新鲜感，这对写作很不利。遇到这种情况就要把它放到一边，干点别的事，可是我没其他事可干，我不想坐在椅子上冥思苦想。我相信，如果同时写两本书，不断变换口味，会让工作有新鲜感。这两本书一本是《藏书室女尸之谜》（The Body in the Library ），这本书我已经酝酿好长时间了；另一本是《桑苏西来客》（N or M? ），是本间谍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的第二本小说《暗藏杀机》的续篇，讲的是汤米和塔彭丝的故事。汤米和塔彭丝的儿女此时已长大成人，但因为战时无人聘用他们而无所事事。于是，这对已到中年的搭档满怀旧日的激情去追捕间谍了。

我觉得在战时写作毫无困难，有些人则不行。我认为这是由于我能让思维进入另一个境地。我可以进入书中人物的世界，可以喃喃自语地说着他们的对话，看着他们在我笔下的房间里踱步。

有一两次，我到演员弗朗西斯·沙利文夫妇家里小住。他们在黑索米尔（Haslemere）有一幢房子，四周都是西班牙栗树。

在战时与演员们待在一起我总觉得非常安闲自在，因为在他们心目中，表演和戏剧界是真实的世界，其余的事都被置身其外。战争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漫长的噩梦，使他们被拒于正常生活之外，他们的话题始终围绕着戏剧界的人和事、戏剧界的动态，例如谁要去娱乐报国团啦什么的——这些事令人耳目一新。

然后我又回到草坪路，用枕头蒙住脸睡觉，以防可能飞溅的碎玻璃。床边的椅子上放着我最宝贵的财物：我的毛皮外套和热水袋——那是一个橡胶热水袋，在当时这东西很难找到替代品。我准备好随时应对紧急情况。

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我收到了一封信，是来自海军部的通知，他们准备征用格林威，几乎是最后一刻才通知我。

我赶到海军总部去交涉，一个很有礼貌的海军上尉接待了我。他说他们几乎给不了我多少时间，对于阿巴斯诺特太太的困境，他们无动于衷。阿巴斯诺特太太起先想要违抗这道命令，后来改为恳求宽限一点时间，让她与卫生部协商将育儿所迁往别处。卫生部与海军部对抗根本没有优势。他们都搬出去了，撇下了我，有一屋子的家具要搬走！麻烦在于搬到哪里去呢？所有的搬家公司和仓储公司都没有地方了，每个仓库里的东西都堆到了天花板。最后我去和海军部交涉，他们同意我使用客厅，所有家具都可以存放在那里，还有顶层的一个小房间。

在家具搬运的过程中，园丁汉纳福德，一个忠实的老顽童，长久以来一直一心一意地对待他的服务对象，把我带到一边，说：“现在你来看看我都为你存下了些什么，我都没有给她。”我不知道“她”指的是谁，不过还是跟他一起来到了马厩上的钟塔边。在这里，我被引入一扇暗门，他洋洋自得地向我展示了地板上大量的洋葱，上面盖着稻草，另外还有一大堆苹果。

“她走之前来问过，她问有没有洋葱和苹果，她想带走，可是我才不会给她呢。别怕，我不会给的。我说收成很不好，只给了她一些，已经对她不错了。苹果都是本地产的，洋葱也是，不能让她带走，带到中部或者东海岸，或者不管她去的是哪儿。”

汉纳福德的领地意识使我极为感动，尽管这实在是无比尴尬。我巴不得阿巴斯诺特太太把这些苹果和洋葱带走，可它们现在交到了我的手里，汉纳福德就像一只小狗，从河里帮我捡回了我不需要的东西，还在我身边摇尾邀功。

我们装了很多箱苹果，我把它们送给有孩子的亲友或者喜欢苹果的人家。我无法带着两百头洋葱回草坪路公寓，我尝试送给各家医院，可这数量远远超过任何一家医院的需要。

虽然与我们协商的是英国海军部，但真正接管格林威的却是美国海军。建在我们家上面那座山上的大房子梅普尔里，被海军新兵占领了，而某个小舰队的军官们接管了我们的房子。

美国人的友善和对房子的照顾我无论怎么称赞都不为过，当然不可避免的是厨房变得有些乱糟糟的。要为四十个人准备食物，于是他们搬进来一些冒着可怕烟雾的炉子。不过他们对待我们的红木房门非常小心，实际上指挥官还下令，给所有的房门都夹上了夹板。他们也非常欣赏这个地方的美丽。这支小舰队的很多军官来自路易斯安那州，那些大玉兰树，尤其是那棵荷花玉兰，让他们有了回家的感觉。

战后至今，在格林威待过的军官或军人们的亲戚，还有人跑来看他们的儿子、表亲或其他什么人曾经驻扎过的地方。他们告诉我军人们是如何在信中描述这个地方的。我有时会陪他们到庭院里四处走走，把军官们在信中提到的特别钟爱的地方指给他们看。尽管后来这样做颇有难度，因为后来格林威又多了不少东西。

战争的第三年，我所有的房子里竟没有一处可供我居住了。格林威被海军部征用，沃灵福德挤满了疏散者，他们刚回伦敦，我们的一个朋友，一个上了年纪的残疾人和他的妻子又问我能不能租，因为他们的女儿带着孩子过来了。坎普登街四十八号卖了一个好价钱，是卡洛带人去看的房。“不能少于三千五百英镑。”我对她说。在当时，这个数目似乎很多了，不过卡洛跑回来的时候有点沾沾自喜的样子。“我让他们多付了五百英镑。”她说，“我觉得他们该这样。”

“该？你什么意思？”

“他们很无礼。”卡洛总是对她所谓无礼行为怀有一种苏格兰式的厌恶。

“他们在我面前说了许多关于那房子的坏话，那种话他们是不应该说的。他们说：‘多可怕的装修！这些鲜花壁纸，我们要尽快换掉’‘有些人多奇怪啊，异想天开地把隔墙打掉了’。所以我认为，”卡洛说，“最好给他们一个教训，就多加了五百英镑。”显然，他们毫不犹豫地付了钱。

在格林威里，我保留了战时的纪念品：藏书室曾经是军官们的餐室，一位画家在墙壁上方画了一圈壁画，描绘了那支舰队到过的所有地方。从基韦斯特（Key West）开始，到百慕大、拿骚（Nassau）、摩洛哥等，最后是有点美化了的格林威的树木和树丛中浮现的白色屋子。还画了一个美丽的少女，没有画完，是一幅裸体少女的张贴画，我总觉得这代表了战争结束时，会在旅程的终点邂逅美丽女郎的希望。后来指挥官来信问我要不要抹去这幅壁画、恢复墙壁的原貌。我连忙回信说这是历史的纪念，我很高兴能保留它。在壁炉架上方有寥寥数笔勾勒出的温斯顿·丘吉尔、斯大林和罗斯福总统的素描头像。但愿我能知道那位画家的名字。

离开格林威时我觉得它肯定会被炸毁，再也见不到了。但很幸运，我的预感完全错了，格林威完好如初。只不过我的食品储藏室被十四间厕所取代了，我不得不与海军部交涉，让他们拆除。

3

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我的外孙马修在柴郡我姐姐家附近的一家私人医院里出生。庞基像以前一样喜爱罗莎琳德，她很高兴能在小孩出世之前赶回来。我姐姐是我所知道的最不知疲倦的女人：一个活人发电机。自从她的公公去世，她和詹姆斯就住到了艾本尼。正如我提到过的，那是一幢很大的房子，有十四间卧室和很多间起居室，我小时候第一次住在那里时，身边有十六个室内仆人。但此时除了我姐姐和一个以前的厨房女佣外，已别无他人。厨房女佣结了婚，只是每天过来做饭。

我住在那里的时候，每天早上五点半就会听到姐姐四处走动的声音。她要清理整幢房子：掸灰、扫地、生火、清洗铜器、擦亮家具，然后召集大家喝茶。早餐过后她要清洗浴室，然后整理卧室。到十点半，没什么家务可做时，她就冲下楼，跑到菜园里。那里种满了土豆、一排排小豌豆、四季豆、蚕豆、芦笋、小胡萝卜和其他蔬菜。在庞基的菜园子里，没有一根杂草敢于露头，房子周围的玫瑰花坛也都不曾有过杂草。

她收养了一只中国松狮，因为它的军官主人无法照看它。那只狗总是睡在台球室里。一天早上，她下楼往台球室里张望时，看到那只狗安静地坐在它的篮子里，可是地板中央有一颗巨大的炸弹，也舒舒服服地躺在那儿。前一天夜里，很多燃烧弹落在屋顶上，所有人都上去灭火了。那时这枚炸弹飞进了台球室，而在一片嘈杂声中谁也没有听到，炸弹也没有爆炸。

我姐姐打电话给负责拆弹的人，他们急忙赶来。检查过后，他们宣布所有人必须在二十分钟之内离开。

“只要带上最重要的东西就好了。”

“拿了些什么？”我姐姐问我，“在那种慌乱的时刻，我真是蠢得厉害。”

“那么你拿了些什么？”我问。

“嗯，首先我拿了奈杰尔和罗尼的私人物品。”——他们是当时被分派住在她家里的两名军官——“因为我觉得如果他们的东西有什么损失就太糟糕了。然后，我当然拿了自己的牙刷和洗漱用品，可是再然后我就不知道要拿什么了。我在屋子里看了个遍，但脑子里空空的。于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拿了客厅里那一大束蜡制花。”

“我都不知道你喜欢那些花。”

“我不喜欢。”庞基说，“奇怪的就在这个地方。”

“你没想到拿走珠宝和毛皮大衣？”

“根本没想到。”她说。

那枚炸弹被运走了，也被适时地引爆了，幸运的是再也没有发生类似的意外。

不久后，我接到了庞基的电报，便马上赶过去。我看到罗莎琳德在看护室里，一脸得意之色，为她的宝宝的力气和个子骄傲。

“他是个大怪物。”她面露喜色地说，“大得可怕的宝宝，一个真正的大怪物。”

我看了看那个大怪物，他看起来健康又快乐，皱皱的脸，可能是为了呼吸而咧着嘴，看起来很可爱。

“看见了吗？”罗莎琳德说，“他们告诉过我他有多长，但我忘了。反正他就是个大怪物！”

就这样，大怪物降生了，人人都很高兴。休伯特和他忠实的勤务兵哈里一起来看这个宝宝，他欣喜不已，心满意足，与庞基和罗莎琳德一样。

他们已经安排好了，准备让罗莎琳德生完宝宝之后住到威尔士。休伯特的父亲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去世了，他的母亲搬到附近的一栋小一点的房子里居住。现在计划暂定为罗莎琳德产后在柴郡待三个星期，然后会由一位护士——照她说就是“围着宝宝转的人”——陪同她前往威尔士。护士会照顾他们母子，我也会过去帮忙。

当然，在战时，什么事都不容易。罗莎琳德和护士来到伦敦后，我把她们安顿在坎普登街四十七号。罗莎琳德还有点虚弱，我便经常从汉普斯特德赶去帮她们做晚饭。起先还要做早餐，因为那名护士斩钉截铁地说她是医院的护士，是绝对不会做家务的。看到没有人侵犯她的尊严后，她又声明愿意做早餐。尽管如此，轰炸还是很不幸地越来越猛烈了。夜复一夜，我们提心吊胆地坐在那儿，警报声一响，就把马修的童车推到坚固的混凝纸桌子下面，桌子上盖着一块厚玻璃。那里是我们能够找到的便于藏匿他的最稳妥的地方。这一切让年轻的母亲担心极了，我极其希望可以待在温特布鲁克或者格林威。

马克斯那时候在北非。一开始他在埃及，然后转阵黎波里（Tripoli），后来又去了费赞沙漠（Fezzan Desert）。信件传递得很慢，有时要隔一个多月才能收到他的信。我外甥杰克也去了伊朗。

斯蒂芬·格兰维尔仍在伦敦，有他在，我感到很庆幸。有时他会到医院找我，带我去高门（Highgate）他家吃饭。我们俩只要有人收到了食物包裹，通常都会庆祝一下。

“我收到一块从美国寄来的黄油，你可以带一罐汤来吗？”

“我收到两罐头龙虾，还有一打褐色鸡蛋。”

有一天，他宣布收到了从东海岸寄来的新鲜鲱鱼。我们来到厨房，斯蒂芬打开了包裹。哎呀，哎呀！本来是多么可爱的鲱鱼，眼下只能去一个地方了——沸腾的锅子里，多么悲惨的晚上啊。

在这段战争时期，总会有朋友和熟人消失不见。你无法再与认识的人随时保持联络，你甚至很少写信给朋友们。

我还能继续见到的两个亲密伙伴是西德尼·史密斯和玛丽·史密斯。西德尼是大英博物馆埃及与亚述文物部的负责人，一个容易激动的人，总有奇思妙想。他的观点总是与别人不同。如果我花半个小时和他聊天，离开时我总会因为他给我灌输的想法而激动，以至于感到飘飘然。他总会激起我强烈的反抗情绪，让我不得不在每个观点上与他争论。他不可能、也不想赞同他人，而一旦他不赞同某个人或者不喜欢某个人，就绝不会留情。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你一旦成为他真正的朋友，你就是他永久的朋友，再也不会更改了。他的妻子玛丽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画家，一个美丽的女人，有可爱的灰色头发和修长纤细的脖子。她也有着极好的判断力，她就像晚餐时一道绝妙的开胃菜。

史密斯夫妇待我极好，而且他们住得不远，总是欢迎我从医院下班后去他们那儿，和西德尼聊上一小时。他会借一些他认为我会感兴趣的书给我看，他总是坐在那里，像古时候的希腊哲学家。而我就坐在他的脚边，仿佛一个谦卑的门徒。

他喜欢看我写的侦探小说，尽管他的批评方式与众不同。对于我认为不好的地方，他总是说：“这是你这本书里最精彩的部分。”而对于任何我很得意的地方，他往往会说：“不，你没有发挥出最好的状态，在这里，你有失水准了。”

一天，斯蒂芬·格兰维尔突然对我说：“我给你想了个好主意。”

“哦，什么好主意？”

“我想让你写一本关于古埃及的侦探小说。”

“古埃及的？”

“对。”

“可是我办不到呀。”

“啊，可以，你可以的，根本没什么困难。一部侦探小说以古埃及为背景和以一九四三年的英国为背景，二者的难易程度是一样的。”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人无论生活在哪个世纪、世界的哪个角落，其实都是一样的。

“而且这样会很有趣。”他说，“你应该写一本这样的侦探小说，同时能满足喜欢看侦探小说和对那个时代有兴趣的读者。”

我仍说这样的事我办不到，我的知识储备不够。但是斯蒂芬是个十分善于说服别人的人，到傍晚时，他基本已经说服了我。

“你看过大量的埃及学著作。”他说，“你的兴趣不会仅仅局限在美索不达米亚的。”

没错，我过去最爱看的相关书籍是J.H.布雷斯特德（J.H.Breasted）的《道德的曙光》（The Dawn of Conscience ）。而且在写作《埃赫那吞》的剧本时，我曾阅读了大量有关埃及历史的书籍。

“你要做的不过是选定一个时代，或者说一个事件，一个特定的背景。”斯蒂芬说。

我诚惶诚恐地感到，这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但是你得给我提些意见。”我信心不足地说，“比方说时代和地点方面的。”

“唔。”斯蒂芬说，“这儿有一两起事件或许用得着。”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给我指出该读的章节。随后又给了我六本以上的书，并驾车送我回草坪路我的家，然后说：“明天是星期六。你可以逍遥地在家把这些书看上两天，看有没有能激发你想象力的东西。”

我终于挑出了三处可能用得上的有趣段落，都不是特别著名的事件或著名的人物，我认为过于出名常常给历史小说留下过多人工雕琢的痕迹。人们毕竟没见过珀披国王（King Pepi）或哈特舍普萨特皇后（Queen Hatshepsut）长什么样，而谎称知道是一件很傲慢的事。我完全可以想象一个人物，置于那个时代背景之上，只要对当时的风土人情和时代精神有足够的了解，就会获得成功。我选中的故事之一发生在埃及第四王朝（fourth dynasty），另一个则相当晚了，大概是在拉美西斯王朝晚期（the later Rameses）。最后决定采用的第三个情节是从最新出版的第十一王朝（11th Dynasty）的一个嘎教祭司（Ka priest）的信中选取的。

那些信件几乎把一个现存的家族面貌勾画了出来：父亲是个吹毛求疵、固执己见的人，他因为儿子们的不听话而生气；儿子们中，一个唯唯诺诺缺心眼，另一个脾气暴躁、浮华奢侈。父亲在写给两个儿子的信上表明他有义务抚养那个中年妇女，她明显是一个多年来寄人篱下的穷亲戚，家里的长辈们都待她很好，而孩子们成人以后就厌恶她，因为她常常搬弄是非。

老人家定下规矩，应该怎样处置油，怎样处置大麦，他们不能让某个家伙或者另一个人在粮食质量上做手脚。在我的脑海里，这一家人的情况越来越清晰——我又加入了一个女儿，并且从其他段落中摘取了一些细节。后来家里的老父亲娶回了一个新媳妇，他被她迷得神魂颠倒。另外我又增加了一个娇惯的男孩子和一个贪婪又精明的祖母。

我激动地开始动笔，那时手头没有其他作品在写。《无人生还》在圣詹姆斯剧场演出，场场成功，直到这个剧场被炸毁，而后该剧又到剑桥演了几个月。我刚开始构思一本新书，此时正好是适合着手创作古埃及侦探小说的时候。

毫无疑问，完全是斯蒂芬逼着我写这部小说的。另外一件事也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如果斯蒂芬下定了决心，要让我写一部以古埃及为背景的侦探小说，我就非写不可，他就是这种人。

就像我在之后的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里向他指出的，他肯定会后悔劝我写这种小说的。我接连不断地给他打电话，索要资料。他对我说，提出问题只需要三分钟，但是答案得花上好长时间、翻上八本大书才找得到。“斯蒂芬，他们都吃些什么？他们吃肉怎么吃？他们在特殊的宴会上有没有特别的食品？男人和女人是不是一起吃饭？他们的卧室是什么样的？”

“啊，哎呀。”斯蒂芬往往会发出痛苦的哼声，随后只好去查找。他对我说，要学会从很少的描述中想象出许许多多的事情来。书中有吃烤芦雀串的场面，有吃面包、采摘葡萄的场面，等等。最后，我获得了足够的信息来描绘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而这时，我又提出了几个新问题。

“他们是在餐桌前吃饭，还是席地而坐？女人是否有单独的房间？他们把亚麻衣服放在箱子里还是搁在橱柜里？他们住什么样的房子？”

古埃及的住房比神殿和宫殿难考查得多。这是因为石头建的神殿和宫殿仍然存在，可是造房子的材料都是很容易腐烂的。

斯蒂芬为了结尾与我争执不休，我必须很遗憾地说最后我向他让步了。我一直恼怒于这次让步，但他有一种类似于催眠术的感染力，他如此坚定于自己的正确性，结果就是让你不禁怀疑自己。在此之前，尽管我在现实生活中总是让步于人，但基本上从未在写作上向任何人妥协。

假如我认为自己在书中的某些描写是对的——就是说某些描写应该如此——就绝不会轻易改动。但在这本书上，我没有坚持自己的正确判断，而是让步了。虽然问题并不严重，但今天重读这本书时，我仍然很想改写结尾部分。这说明人必须坚持自己最初的主见，否则就会不满意。但是我没有去改写，因为我一直对自己给斯蒂芬带来的那些麻烦，以及他促使我产生写这本书的想法而由衷地感谢他。无论如何，这本名为《死亡终局》（Death Comes as the End ）的书如期写完了。

完成这本书之后不久，我又写了一本让我非常满意的书。那是一本全新的、用笔名玛丽·韦斯特马科特发表的作品。这本书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我早就想把它写出来，现在终于线索清晰了。这本书刻画了一位有个性的女人，她认为很了解自己，其实不然。通过她的所作所为和对她思想感情的描写，读者会发现这一切。她好像不断地与自己重逢，但又没有意识到那是另一个自我，为此她变得越来越局促不安。有生以来，她第一次无人陪伴，在真正的孤单中度过了四五天之后，她才发现了这个事实。

现在，我有了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之前它尚未在我的脑海里成形。那是在横穿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途中，你困在他乡的旅店里，无法继续前行，周围没有一个会讲英语的人，当地人给你送饭时，无论你说什么他们都只会点点头。你无处可去，也见不到什么人，一直滞留到再次上路。随身带的两本书已经翻烂了，你只好坐在那儿自省。故事的开始——这个开场我早就想好了——女主人公从维多利亚火车站启程，要去探望嫁到海外的女儿。当列车徐徐驶出车站时，她回头望着站台上渐渐远去的丈夫，她看到丈夫就像一个终于摆脱了桎梏、可以去欢度假期的人一样昂首阔步地离去，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痛苦。这太出乎意料了，她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当然，这是她的错觉，她的丈夫罗德尼会很挂念她。然而这颗怀疑的种子留在了她的脑海中，使她非常担忧。随后，当她独自一人开始默想时，过去的生活便一幕幕地展现在眼前。以我所想要写的方式来写，技术上是很困难的。我需要的是轻松的、口语化的表达，但又要带有一种逐渐紧张起来、令人心神不宁的情绪，一种能引起共鸣的感觉。我想每个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都会经历这种感觉——我是个怎么样的人？我究竟做了些什么？我所热爱的人如何看待我？他们会像我待他们那样待我吗？

于是，全世界都变了样，你开始用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你不停地安慰自己，可是猜疑和焦虑总是反复泛起。

我用了整整三天写完了这部小说，第三天是星期一，我向医院请了假，因为我不敢中途停笔，必须一气呵成。这部小说并不长，不过五万字，但它已在我的脑海里构思很久了。

构思一部小说的过程真是一种奇怪的感受，在六七年之久的时间里，你心里始终明白，自己终有一天会把它写出来，并且感觉到它在不断地丰富起来，直到变为文字。是的，它早就完成了，只是必须拨开云雾，才能清晰地呈现在他人眼前。所有人物都在那里了，等候在舞台两侧，准备好看到提示后就上台表演，然后突然间，有人一声令下：就是现在！

“现在”就是你准备好的时候，“现在”你已经知道全部的故事。哦，一个人可以一气呵成地做好一件事，那真是一件幸事，那个苦苦等待的“现在”，终于到了。

我害怕思路的连贯性被打断，一旦我在亢奋中写出第一章，就要一直写完最后一章。因为我清楚自己的思路，有种必须付诸文字的感觉，这时就无需注意细枝末节。我总能一蹴而就。

我从未如此筋疲力尽过。放下笔后，看到写完的章节一个字都无需改动时，我倒头便睡。我记得那次我睡了二十四个小时才起来，饱饱地吃上一顿，第二天就回医院了。

我的样子一定很奇怪，人人都为我不安。“你一定是生病了。”他们说，“眼圈黑得可怕。”其实完全是疲劳过度的缘故。然而，只要写作顺利，疲劳过度也是值得的。确实非常顺利，除了体力上的消耗，没有任何阻碍。无论如何，这是一次非常值得的体验。

这本书被定名为《幸福假面》（Absent in the Spring ），取自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里的诗句：“春天，我离开了你。”（From you have I been absent in the spring.）我自己无法评估这本书质量如何，也许题材很乏味，可能写得很糟糕，毫无可取之处。但我是怀着真诚和真挚写这本书的，它忠实于我的初衷，这是一个作者最引以为傲的。

几年之后，我又以玛丽·韦斯特马科特为笔名发表了一部作品，书名是《玫瑰与紫杉》（The Rose and the Yew Tree ）。这本书我再读时总觉得很愉快，尽管它不像《幸福假面》那样令人爱不释手。同样的，关于这本书，我思考了很长时间，应该说从一九二九年就开始了，当时只不过是个轮廓，但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把它写出来。

人们总想知道那些想法来自何处——我是说那些必然会写出来的想法。有时候我觉得，人类会察觉到那就是自己与上帝最接近的一刻，因为你被允许感受到一点点纯粹的来自创造的乐趣。你能够创造出一些完全有别于你自己的东西，你感到这就像万能的上帝，你可以在第七天看看你所创造的东西有多好。

我还进行了一项不同于以往的文学创作。出于对亲人的思念，我写了一本书。因为那时我和马克斯分隔两地，并且很少得到他的消息。我时常强烈地回忆起我们在阿尔帕契亚和叙利亚度过的日子。我渴望回到那时的生活，渴望重温回忆中的乐趣，于是我写下了《情牵叙利亚》（Come, Tell Me How You Live ）。这是一本轻松的、描写日常琐事的书，然而它确实是我们生活的写照，有一些已被遗忘的小事情。人们对这本书推崇备至，但印数很少，因为当时纸张短缺。

当然啦，西德尼·史密斯对我说：“你不能出版那本书，阿加莎。”

“我打算出版。”我说。

“不行。”他说，“最好不要出版。”

“可我就是想出版。”

西德尼·史密斯不满地看着我，他不会喜欢自己这个样子的。我的固执己见与他加尔文式的样子正面冲突。

“马克斯也许不会喜欢的。”

我怀疑地想了想。

“我觉得他不会介意，他很有可能也喜欢回忆我们所做的事情。我绝不会写一本关于考古的严肃的书，我知道我会犯很多可笑的错误。可是这本不一样，它写的是个人生活，我打算出版。”我继续道，“我希望能拥有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在手上，去回忆，因为你不能过于信任你的记忆，记忆会消失的，这就是我要出版它的原因。”

“哦！算了。”西德尼说。他的声音里仍有怀疑的意味。虽然如此，西德尼能说出“哦！算了”，也算是让步。

“无稽之谈。”他的妻子玛丽说，“当然可以出版，为什么不行？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我明白你说要回忆往事、重温过去是什么意思。”

我的出版商也不喜欢这本书。他们对它持怀疑和不赞成的态度，唯恐我的作品会越来越不符合他们的需要。他们之前不喜欢我用玛丽·韦斯特马科特这个笔名创作，现在又打算扼杀《情牵叙利亚》，事实上他们只是不满意我创作其他类型的小说。然而，这本书成功了，他们又回过头来对纸张短缺抱怨不停。我是用阿加莎·克里斯蒂·马洛温（Agatha Christie Mallowan）这个笔名出版这本书的，这是为了与那些侦探小说有所区别。

4

有一些事情，你会不愿再回想起来。那是一些既然已经发生，就只好面对的事，但谁都不想再触及隐痛。

有一天，罗莎琳德打电话告诉我说，已经在法国待了一段日子的休伯特不知下落，据说牺牲了。

我觉得在战时，这是对年轻妻子最残酷的打击——丈夫下落不明。得知丈夫牺牲了也很凄惨，但妻子只能面对现实，因为你知道没有别的办法。最不幸的是抱着一线希望，残忍……没人能帮上忙。

我跑去陪她，在普里拉其（Pwllywrach）住了一段时间。我们怀着希望——当然人总会心怀希望——可我觉得罗莎琳德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她总是把事情往最坏的地方想。而我觉得休伯特身上一直有某种特质，不能称为忧郁，而是气质和样貌让你觉得他命中注定不会长寿。他是一个可爱的人，对我很好，我觉得他生来就具有一种类似诗意，但又不完全是的气息。但愿我能有更多的机会对他了解得更深入一些，而不仅仅是几次短暂的来访和相遇。

又过了好几个月，我们得到了更确切的消息。罗莎琳德告诉我前一天她就知道了，但她的一举一动还是像往常一样，她始终是个性格坚韧的孩子。她虽不愿意告诉我，可是又知道不得不这样做，于是她突然对我说了句：“您最好看看这个。”说完递给我一封电报，上面说休已确认阵亡。

人的一生之中，最伤心、最难熬的事莫过于明知你最疼爱的人在受苦受难，而你却无能为力。身体的残疾还能帮上忙，而心灵的创伤却让人束手无策。我认为，帮助罗莎琳德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少说这事，就好像从没发生过一样。也许这样做是错的，可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如果是我，就会有这样的感受，会不希望有人来跟我说那些话，或将事情放大。我希望这是对她最好的做法，可你永远无从确定他人的感受。也许她更想要一个刚强的母亲，让她大哭一场，尽情哭诉一番。直觉并不可靠，但人们都希望不要伤害自己所爱的人，不要做对不住他们的事。你觉得自己知道该怎么做，但不可能确定那是对的。

她和马修继续住在普里拉其空空的大房子里。马修很迷人，在我的记忆里，他总是一个快乐的小男孩，他对发现快乐很有诀窍，至今未变。我很欣慰休伯特看到了自己的儿子，知道自己有个儿子，尽管有时候想想他不能回来生活在他所热爱的家里，把他那么渴望拥有的儿子抚养成人，实在是件残酷的事。

有时候，我们一想起战争，心里便会掀起一阵怒涛。我们的国家在短时间内经历了太多场战争。第一场战争让人难以置信、无比惊讶，好像根本没有必要。可是战后人们便希望且相信这种事情已经结束了，对战争的渴望不会再从德国人的心中升起。结果不然，我们现在能从历史记录中知悉，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几年就开始计划发动战争了。

但是现在，战争给人们留下了可怕的感觉，而且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赢得一场战争和输掉一场战争同样是灾难！我觉得战争有它存在的时间和空间，为了让种族延续而不得不开战，否则就会灭绝。温顺、软弱、轻易让步，这样会招致灾难。在这种时候，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总有一方要灭亡。就像鸟兽一样，你必须为自己的领地而战。战争带来了奴隶、土地、食物和女人——这些延续生命所必需的东西。可是现在，我们要学会避免战争，这不是因为我们本性善良或者不想伤害他人，而是因为战争毫无益处：我们和我们的敌人一样，不会从战争中幸存，而会同时被战争毁灭。需要势如猛虎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我们所处的，无疑是流氓、骗子、小偷、强盗、扒手横行的时代，但这是向上发展的一个阶段。

我相信这至少是善意初现的曙光。听到地震的消息、听到人类将大难临头的消息时我们会关心，会想去帮忙。我觉得这是一种真正的成就，会把我们引领到一个境界。不会很快——没有什么事会很快地发生——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怀抱希望了。在信心、希望、爱心这三项美德[“信心、希望、爱心”是《圣经》中多次被提及的人类的三项美德。《圣经·新约·格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现今存在的，有信心、希望、爱心这三样，但其中最大的是爱心。”]中，我们不太重视第二项，并且很少提及。信心，我们已经有了，甚至可以说太多了——太多的信心会让你心怀怨恨、态度强硬、不愿宽恕他人。你可以把信心放低一点，但是爱心不可以放低。爱是内心的精华。可我们是否总是忘记了希望，或者很少想起希望？我们总是过早地绝望，总是说：“做这些事情又有什么用处呢？”在如今的岁月里，希望是最应该培养的。

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国家变成一个幸福安康的国家，让我们免于恐惧，得享安全，让我们拥有每日必需的食物，还略有盈余。然而，在我看来，在这个幸福安康的国家里，人们却对未来的前景日益悲观，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去做的事情了。为什么？是否因为我们不再需要为生存而战？是否甚至连活着都已经了无生趣？我们无法认识到生存的意义，也许我们需要试着体验在太空里的艰辛，去开辟新的世界、体会不同的困境与烦恼，感受疾病与痛苦，激发更疯狂的生存的渴望？

哦，就是这样，我是一个怀有希望的人，我想我永远不会放弃的美德之一就是希望。这也是我总能从马修身上发现的可贵之处，他总是有着无法扭转的乐观情绪。我记得他读小学时，有一次马克斯问他，觉得自己有没有机会进入板球队的十一人主力阵容。“哦。”马修笑容满面地说，“总有希望的吧！”

我觉得一个人应该把这样的态度作为自己人生的支柱。当我听说一对住在法国的中年夫妇在战争爆发时的作为后，我气得发疯。当他们觉得德军可能要行军穿越法国来到他们所在的地方时，他们认定唯一的对策就是自杀，于是就真的自杀了。多么无谓的牺牲！多么可惜！他们的自杀于任何人无益。他们本可以在艰难的境遇中坚持下来，生存下来，为什么在还没到死的时候就放弃了希望？

这让我想起我的美国教母多年以前给我讲的关于两只青蛙掉进一桶牛奶的故事。一只青蛙说：“哦，我要淹死了，我要淹死了！”另一只青蛙说：“我不会淹死。”“你怎么会不被淹死呢？”前一只青蛙问。“告诉你，我要转圈，转圈，发疯似的转圈。”那只青蛙说。第二天早上，前一只青蛙因为放弃了希望，淹死了，另一只青蛙挣扎了一整夜，坐在牛奶表面的一层奶油上。

战争临近结束前，我想每个人都有点焦虑。从D日开始，人们就觉得离战争结束为期不远了，很多说战争不会结束的人也不得不收回说过的话。

我也开始感到焦虑。大多数病人被转移出伦敦，不过还有门诊病人。但即使在这个地方，感受也和上一次战争时不同。上一次我们要为直接从战壕里送来的伤兵包扎，而现在，平日里的多数时间只是把大量药丸分发给癫痫病患者——这也是很重要的工作，只是缺乏人们所需要的对战争的参与感。母亲们都把孩子带到福利机构，我总觉得其实把孩子留在家里会更好。在这一点上，首席药剂师完全同意我的看法。

在这段时间里，我考虑过一两个工作计划。我的一个年轻的朋友在空军妇女辅助队，她安排我见了她的一个朋友，他们觉得我可以为情报部门做一些摄影工作。我获得了一张了不起的通行证，让我能够在一条几英里长的地下通道里畅行，最终来到陆军部。一名严肃的年轻中尉接待了我，他把我吓死了。尽管我有不少摄影经验，可我从未做过，而且完全不懂空中摄影。我发现自己基本上认不出给我看的那些照片拍的是哪儿，只有一张我相当肯定，是奥斯陆（Oslo）。可我之前已经说错了几个重要的地方，所以这次没敢说出来。那个年轻人叹了一口气，就像看着一个低能儿一样看着我，温和地说：“我觉得你还是回医院去服务比较好。”我只好灰心丧气地离开了那个地方。

战争爆发前夕，格雷厄姆·格林写信给我，问我要不要参加宣传工作。我觉得我是那种不善于做什么宣传工作的作家，因为我缺乏只看事情一面的专注品质，一个缺乏激情的宣传者是不会起到任何作用的。要我说“X像夜一样黑暗”，并且真心感觉如此，我觉得我永远也做不到。

可是每过一天，我就愈发坐立不安，我希望找一份至少与战争有点联系的工作。在温多弗（Wendover），我找到了一份替一位医生配药的工作。那里离我的一些朋友住的地方不远，这对我来说挺不错，而且我喜欢待在乡下。只是，如果马克斯从北非回来——已经过去三年了，他可能会回来——到时我会觉得太对不起我的医生。

还有一份来自戏剧界的邀请，我可以以特别舞台监督或其他什么身份随娱乐报国团去一趟北非，做巡回演出。这项计划太令人激动了，但是幸亏我没去。我计划离开英国的两周前收到了马克斯的来信，他说可能两三个星期后从北非回空军部。如果我随娱乐报国团到达北非的时候他恰好回到家，那将是多么不幸。

接下来的几周我痛苦极了。我非常紧张地等待着，还要再过两星期或者三星期，不，也许要更长的时间，他才能回来——我对自己说，这种事往往比预料的要久。

周末，我去威尔士探望罗莎琳德，星期天夜里乘晚班车赶回来。战时火车车厢里都很冷，而且到了帕丁顿火车站，往往也没有办法去任何地方。我乘坐了一列行程极为复杂的火车，终于抵达汉普斯特德的火车站，这儿离我住的草坪路公寓不远。我手拎箱子和几条腌鲑鱼，到家后又冷又乏，便点燃煤气，把手提箱和大衣放下，开始煎鱼。这时，我听到屋外传来一阵极其特别的金属撞击声，不知道那是什么动静。我走到阳台朝下看，只见顺着楼梯走上来一个背着一堆东西的人，身上的东西叮当作响，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漫画里的警察形象，也许用白衣骑士来形容他更为恰当。一个人居然能背那么多东西，简直不可思议。可是毫无疑问，那是我的丈夫！两分钟之后我才意识到我的所有担心——担心他会变样——全都毫无道理。他还是那个马克斯！似乎昨天才走，今天又回到了我身边。我们俩重逢了。这时，我闻到一股难闻的煎鱼味，我们俩慌忙跑进屋。

“你到底在做什么东西啊？”马克斯问道。

“腌鲑鱼。”我说，“你最好也吃一条。”随后我们彼此打量了一番。“马克斯，”我说，“你重了两磅吧？”

“大概吧，你也没瘦啊。”他说。

“完全是吃土豆的关系。”我说，“没肉吃的时候，土豆和面包就会吃得多。”

我们俩加在一起一共重了四磅。这似乎是不该有的现象，应该与此情形恰恰相反才对。

“住在费赞沙漠应该使人消瘦才对。”我说。马克斯说不是那么回事，因为在那里无所事事，只得坐着吃油腻的饭菜、喝啤酒。

多么醉人的夜晚！我们吃着煎煳的鲑鱼，沉浸在幸福之中。